第十三章·制度的影响
作者：罗尔纲
出自————《湘军兵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十三章·制度的影响
一改革清代的兵制
这是本书最后一章。在这一章中，要对湘军制度的影响加以探讨，湘军制度的影响,可分为三方面,其第一方面的影响，便是改革了清代的兵制，代替了绿营的地位。第二章说过,清代在咸丰前，国家的常备军为绿营。湘军之所以得代替绿营地位。不是因为只靠曾建立了功勋，也不是只因为绿营经制经过太平天国扫荡到处残破,而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绿营制度已经到了衰老的地步，而湘军制度正是针对着这个衰老的制度加以改革，所以湘军制度便得代替绿营制度的地位。
在营制上说,绿营不讲编制,所立营汛,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及遇有事,抽调成军,每营编制，也没有定制可遵。故太平天国起义,时人对绿营有“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①的评论。湘军则仿戚继光“束伍”成法,分营立哨，其营哨所辖都有定数,一营如此,千营都同，营以上则辖以分统,分统隶于统领，统领隶于大帅，系统分明,极重编制。所以湘军之制,临阵指挥,用众如寡,易收臂使指应之效。绿营则无异人自为战，难于指挥、又绿营营制,不立长夫之制，与棚帐之制,故行军则索民夫,住民房,不免于骚扰。湘军营制中,则特立长夫之制，与棚帐之制,使行军有长夫供运输,驻营有棚帐供住宿,以免骚扰，且湘军长夫之制,除了行军不致扰民外,其每营长大额定为一百八十名,凡营中杂役,都归长大操作,使
①王闿运湘军志营制篇第十五论绿营的话。
士兵得以全副精神用在练习战守的功夫上面，又使营官不得以水火大役等人占冒正兵名额，杜绝了从前绿营将弁偕端冒占名额的流弊、故募一兵便得一兵的实用。定一名额即有一名额的实数与绿营不同。
在饷章上说,绿营十兵月饷太薄,不能养赡身家，使他们不得不另营它业以谋生计。湘军士兵则自田间来，和绿营世兵不同,他们的负担既较绿营为轻，而月饷却较绿营上兵多出三倍。所以湘军上兵在营无家室牵挂,他们便得专心操练,一洗绿营士兵挂名兵籍,实等市佣的积弊。又绿营平时养兵军费虽少于湘军,而战时军费则用兵千名。每月约需银七千两,湘军则平时战时一律不过五千七百余两,以战时论,用兵千人，每月军费湘军尚少于绿营约一千二百两，故湘军饷章,平时则足供上兵生活,战时则节省国帑，较之绿营饷章,平时薄饷,徒以弱军士,战时縻费,徒耗国帑，远胜得多了。此外，绿营将领每有借过往应酬及营中杂费等事摊派士兵的事①湘军饷章则于统领营官俸饷之外,另定有公费银两，凡营中办公杂费,都取给于此,以防将领有所借口以剥削士兵
在营规上说,绿营法令太繁,士兵编籍入伍，伺应差使,专讲仪节、湘军则法令简单,营规只有数条,士兵惟事征战，不应差使,故湘军帕首短衣,朴诚耐苦,有军人勇敢之风,而无衙门差役的习气，与绿营溃染官气的情况不同，他如湘军扎营之法,拔营之制:都经曾国藩博稽占法,酌古订今,定为制度，义与绿营用兵无成法可遵者不同，两两相比,可见湘军制度，无论在营制上,饷章上，营规上,以至扎营、拔营的成法上,都是针对着绿营制度,或救其弊，或补其缺,加以改革的、所以湘军虽然解散了,而湘军的制度却起了改革当代兵制的作用,代替了绿营的地位,支配全国的军队制度前后至四十年。
①据雍正十一年二月庚申谕内阁,见王先谦雍正东华录卷二十二。
考湘军制度给当时军队的影响,在咸、同之间，便已经起来了,那时候,绿营残破,各省疆吏都募兵作战守,而苦不知营制。到处争求湘军营制营规。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湘军初定营制、营规，曾国藩即刊刻于衡州,旋督师江西刊刻一次,十年(一八六零年)在祁门又刻一次。至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李鸿章统军往援上海，因应各处的索求,再行翻刻一次,但仍供不应求，他写信对曾国藩说:“停刻不能,停散则可，然有求者不得不应①。乃广为刊刻，于是湘军营制营规,东南各省处处传遍,即北京也有流传,凡招募勇营的都爷为法式，共时疆更将帅奏销军需也多有照曾国藩湘军刊本章程发饷的话。其影响的广远，可以想见。而尤以对淮军为至币至大。上章第一节湘军的解散原因里说过,湘、淮军的代兴,是曾国藩预定的计划,淮军的创立,原是曾国藩借李鸿章的手来另建的新武力，有意的使它继承湘军制度的支新军。淮军成立在同治元年(一八六零年)二月。先是曾国藩见两淮风气强悍，早有用湘军制度以创立淮军的计划。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李鸿章在湘军幕府，曾国藩就叫他招募淮南勇五百人,操练马队,先作试验，十年(一八六零年)曾国藩被任两江总督,他的筹划江北大计,就主张训练准军，以为两淮风气刚劲,不患无可招的勇丁，但患无训练的人材,倘能用湘军的制度,练两淮的勇丁,严其纪律，宽其期限,得一二名将出于其间，则两淮的劲旅，不减湘军的声威②、因推荐李鸿章兴办淮扬水师,以为编练潍军的张本。这时候,两淮都在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内，李鸿章无法前往，事不果行。及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冬,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来安庆乞师，曾国藩无兵可分，乃命李鸿章招募舒、庐一带淮勇，以应请求，李鸿章在这年冬末开始招蒙,到次年耶同治元年的仲春二月,淮军便在安庆
①李文忠公全集明僚函稿卷一上曾相。
②见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复奏统第余局折。
成立。时淮军全数为六千五百人,内淮勇三千五百人,曾国藩命一律遵照湘军营制、营规编练。此外三千人都从湘军调拨。这三千人里面,有千人是曾国藩的亲兵营,有一千人是曾国荃部，都是湘军巾最精锐的军队,曾国藩特拨归推军,改换番号，以为淮军倡率。故淮军的营制、营规,尽法湘军,淮军之于湘军。好似儿子之与母亲,湘军的制度便是由淮军来继承的。其后曾国藩解散湘军,主用淮军,李鸿章益加扩充,淮军遂代湘军而兴,成为同、光间“防军”中最主要的军队。而其营制、营规、饷章仍始终恪守湘军旧制不改的。
湘军、淮军当时称为勇营，以别于国家经制军队的绿营。咸、同军兴时,勇营不仪湘、准两军，其他各省因绿营不可用,都各自募勇营以资战守,而其制则都仿自湘军。及军事既定,除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及其他一部分的勇营遣撤外，其直隶、江、淮南北通都大邑,与各省险要的区域,都仍以勇营屯驻，称为“防军”。在防军里面,淮军是不待说了，就是其他各省勇营的营制、营规、饷章也都是遵照湘军的制度的。
防军之外,便是“练军”。练军是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出来编练的军队,始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直隶总督刘长佑。刘长佑湘军将,故所定练军章程多仿湘军制度。四年(一八六五年)兵部、户部会议选练直隶六军,遂定“练军”的名称。八年(一八六九年)曾国藩调督直隶,对刘长佑旧章其牵于绿营旧制尚未更改的，复加厘正,悉以湘军制度为准①。这时候,战争已过去，清廷议令各省恢复绿营经制,但绿营积弊深重,旧制虽复，终不可用。于是各省都仿直隶练军的办法来编练绿营，自后各省都有练军。凡挑选练军，例将本营(绿营底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绿营底菅即减一
①曾文正 奏稿卷二十八,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
兵，无论底饷、练饷①均归练军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练军募补，底营不得千预，故练军虽在绿营内挑选出来，却与绿营割断了关系，与招募无异。至其营制，营规、饷章复悉准湘军制度，与防军同，其屯聚改散为整,重在防守要地,其用也与防军同,而与绿营分布列郡汛地的防守制度大异。故练军即防军，也是接受湘军制度的影响里面的一个支流。
据上所述,在同治以后,至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主要军队为防军与练军两种。防军是招募来的军队,练军是从绿营挑选出来编练的军队，这两种军队,都用湘军的营制营规、饷章，至于绿营,虽复旧制,其比较精壮的已挑选为练军,不再募补,其老弱留底营的,复逐渐被淘汰，于是绿菅之制，实仅存虚名,国家卫戍之责,遂专属于防军和练军。所以这个时代的兵制,可说是在湘军制度支配之下。直到甲午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提督聂士成、温处道袁世凯等创立新式陆军,习洋操，学西法,中国军队制度,始另转一新方向。但聂士成所练的北洋武毅军还采用淮军旧制。淮军的制度,便是湘军的制度,聂士成本淮军将，故即用旧制以改编新军。张之洞的护军营又酌仿武毅军。就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其营制、饷章中,如队伍的编制，长夫的名额,士兵的月饷与将领的公费等项，也仍有参酌湘军制度的地方。其时虽创立了新式陆军,但实力还小，国家军队的数目,仍以防军、练军占主要。据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兵部、户部的统计,全国防军、练军总数还有三十六万人②。其后防军、练军改为巡防队,巡防队又改编为陆军，至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巡防队还未裁尽。湘军制度对晚清兵制的影响，其余波直到了清
①底饷是绿营底营的饷，练饷是练军增加的饷。因绿营饷薄，故练军于底的之外，再加练饷,遂有底饷、练饷的名目。
②据清史稿兵志三。
末才止。所以有清代的军制,咸丰前是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以至光绪印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武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其枢纽。
二 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
湘军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代替了兵权掌于兵部的世兵制度,于是因为兵制起了根本的改革,兵将间的关系与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都跟着改变了。故湘军制度对晚清兵制的改革，不仅是兵制本身局部转变的事件,其结果还要广大的影响到政治上去，而牵动了一代的国家政局。
从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七年的历史看来，这是一件很分明的事实。在咸丰前,无论八旗、绿营,其兵权都是直属于中央的,而不是将帅所得而私有。(除了清初三藩是例外,故到了全国底定，康熙帝即力持撤藩之议,不惜用全力讨伐,以收兵权归于中央。)现在先说平时的情况:在八旗方面,清初已全收归天子掌握，八旗初本为旗主所私有。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不相下的体制，造太祖制定国体，曾明示后人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的大训。太宗本为旗主之一，嗣位后,深感此制不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及顺治帝入关后，乘摄政王多尔衮之丧,一举而扫除强藩,大权恐收归国家。于是天子自将三旗，叫做上三旗,从此成为定的制度。共余分属诸王、贝勒的五旗，叫做下五旗。自后旗上的武力也灭削无余,各旗自有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 ,为天子任命的旗主，而不是宗潘世及的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乃养尊处优的地位,旗的行政，则为天子之史所掌握、所谓八旗,都归朝延所运用,天子特于兵部之外,自为一积世的禁军,而亲贤都不得参与其分故顺治帝亲政以后，八旗已不再同未入关以前的旧制，其武力已尽握于天子一人的手中①，在绿营方而，其制兵则掌于兵部,凡兵家有籍,叫做“兵籍”，与民籍、商籍、灶籍同著于籍,其籍掌于兵部。凡额兵的考拔,都取自有兵籍的兵家，兵有定额,凡在伍的兵，都注于册,以报于兵部。将则归兵部铨选,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列名具疏请补,参将以下,接月升选,武臣调补任免的权也操于兵部。至于直省虽用提督,总兵武职大员以统兵,但军令则寄于督、抚、提、镇都受督抚节制，而为督、抚的人都是文臣,文臣不知兵,以文制武，盖所以防武官的跋扈。此制规模定于顺治初年,当时论者还以为未尽防范的能事。至顺治十二年(一六五六年)，给家中严沆复上疏论各省驻防镇将,历年久则地熟弊生，主张明定限年更调的制度②。及三藩既平，康熙帝惩前毖后,遂厉行三年俸满加衔更调的制度，使武臣不得久任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四月，又定提、镇限年陛见的制度,康熙帝特指出当时边陲将士的一件事情诏示大学士等，教他们知道兵权不可久擅的原因说道:
边疆提。镇久据兵权,殊非美事。兵权久握，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是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亦以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等事关系甚大，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曩者朕会降敕于广西将军马承荫。马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日:“我将军亦跪人耶！”即此观之,兵权不可令久擅也③。
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十二月,四川提督何傅上疏奏请武官应照文职丁忧,虚熙帝又谕大学士等说道:
①关于八旗制度的演变，请看孟森八旗制度考,见一九三六年七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分。
②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壬子记事,见王先谦顺治东华录卷二十七。
③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上谕大学士等,见王先谦康熙东华录卷三十一。
孝占，治天下之本，理过丁忧。且武官久任非善事,在昔唐朝藩镇矫蹇跋扈,皆由久典兵权之故耳。丁优之例既定,自不致久任矣①。
因下诏命九卿议定:嗣后提,镇以下,如奉特旨留任者,应令在任守制，共副将、参将以下等官,如系紧要地方缺，该督、抚、提、镇题留者,准其在任守制,余俱令解任守制②。又借孝治天下的大题来限制武官的久任。跟着,复定武臣不得在任所置产入籍的条例,遇丁忧及因寡解任的均令国籍。若身故之后，参将以下，子孙无力迁移,想在祖父任所人籍的,地方官申报督,抚,咨部准其人籍。副将以上,不在此例③，以防武官及共子孙寄居任所,与旧部熟习,致起弊端。绿营之例,在顺治初定规模的时候,已经算是严密，再经过康熙帝定立了这种种防范制度之后，武臣更无从窃弄兵权。那些庸劣的将领,只知扣克、摊派来剥削部下的，士兵自然不会跟他发生感情。遇到有为的将领,也不过在任内整顿三几年,到了传满又迁调他处去了，兵将间的关系也不会维持得久。即遇到有野心的将领,有限年陛见之仪,调他人京,有丁忱守制之例,叫他解任，有俸满更调之制.使他不得久于北任,有不许在任所置产之条，使他不得寄居任所,故即欲收买兵心，以为非常的举动也不可得。康熙帝对武臣的防范，可谓极尽防微杜渐的苦心，而其法定制的严密.也较前代为尤甚，后来光绪间,刘坤一、张之洞奏请裁汰绿营，论“绿营官皆选补,兵皆上著,兵非介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求,以传舍之官,驭逃业之兵，亦如州、县之于吏役,欲其整饬变化,服教从风，此必无之事”④，指此种制度为绿营
①王先谦康熙东华录卷三十六。
②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丙戌记事，见王先谦康熙东华录卷三十七。
③据乾隆大清会典卷六十兵部。
④清史稿兵志二。
的弊政，殊不知道这正是清初雄图大略的帝王立法定制的深意所在。所以在绿营制度下,兵守世业,将由调补,兵不是弁所自招,弁不是将的亲信，国家之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之于将弁,铨选调补,既操于兵部，复制以督、抚,且多方防范,处处钤束,使不得稍有擅窃兵权的余地。故全国绿营的兵权。一点不费力地全握在兵部的手中。这是平时八旗,绿营的情况。至于遇大征伐的时候，朝廷则特简经略大臣、參赞大臣亲寄以军令，以专征伐。但经略。参赞命于天子,所指挥者乃国家的军队，特假天潢的权威以临国军之上而已，到了功成凯旋,兵权便解除了。即在用兵当中,其经略、参赞有因事被召的,都一朝闻命,即束身受代，不敢据兵以抗朗命。最显著的例,如康熙帝晚年,诸子争立,各不相下,到了雍正帝以阴谋得了帝位,其弟允襁乃雍正帝争位的大敌,时方统大军出征西宁,而闻诏不敢不归京师。雍正时，年羹尧平定青海,功震当时，方手握重兵,驻军西陲,雍正帝要收他的兵权,他竟不敢不奉旨受代。此无他,兵权归于国家，不为将帅所私有，将帅不过借天子的权威出典兵戎，故国家得以一纸朝命来撤销其兵权。咸丰前，清代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如此。明白了这种情况，便可知咸丰以前,在这样的一种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兵权自不致为将帅所得而私擅,而共调遣指挥之权，遂全归于中央，这种局面,直到威丰初元太平天国初兴时，还是如此共时清廷征调人桂的绿营,共有川、粤、镇、黔、楚、皖等省军营，不下八九万人，各省疆吏,都朝奉廷旨,夕拨军营,星驰赴桂,以应朝命,而不闻有此疆彼界之分,尔军我军之别。当时绿营战斗力的薄弱是另一个问题，而其军权都操于国家，不为疆吏将帅所私有，则为昭彰的事实，至其时督师大臣如赛尚阿、徐广缙等都以失职被逮治罪,也与后采曾国藩、李鸿章等倚湘、淮军以自重，使清廷始终不敢易置他们的情况绝不相同。(关于绿营制度下兵将的关系请参看第八章附记。)
清代兵为将有的起来,实始于湘军。湘军所以造成兵为将有，则出于其制度使然。湘军之制，渊源自明戚家军的私兵制度，其士兵来源,出自招募、共招募制度，兵必自招,将必亲选;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好似一株大树一样,大帅如根，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都一气所贯通。故其兵弁但知有营、哨官,营、哨宵但知有统领，统领但知有大帅,于足各有宗派,非其所统，即个能相沿袭。王闿运论湘军说.“湘军之可负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①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②王闿运的话,很透切地说出湘军制度的精髓。这种制度,刚好和绿营的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制度相反。所以便把在绿营制度下的兵归国有的局面一变而造成为兵为将有的局面上去。这方面的因果关系,在第八章招募与遣撤的制度里面,已经一一的详细分析出来，并举例说明,在这里,不用再赘了，现在,要补充说的是湘军筹饷制度对其军队所发生的影响。
湘军的筹饷制度在第七章里已经详细说过，因为当时中央财政困竭,其饷需是由大帅“就地筹饷”得来,而不同绿营那样饷由户部拨给的。湘军的饷既由大帅自筹得来，故做大帅的便有权来支配共饷项。大帅把粮饷分发于各军统领,统领分发于各营营宵,就湘军的制度,做统领、营官的也有支配其所辖罕营粮饷的全权。这种情况,就和绿营请饷的时候,由标营册送布政使司,申督、抚，咨户部拨给,经过层层咨请的手续,到发饷的时候，又须由同城文官监放,出具印结,粮饷虽经将领的手，而其权不由将领所操的情况不同。所以绿营饷由中央拨发,将领无权支配其饷项,便教士兵知
①湘绮缕日记。
②湘军志营制篇。
道他们当兵吃粮，是吃皇上的粮饷，而不是出自将帅私人的豢养，湘军士兵则不同,他们眼见他们的粮饷是由将帅苦心筹措来的,乞求来的，甚至与人争夺来的。他们的饥寒，只有自己的将帅知道。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下,虽在绿营制度,嘉庆年间白莲教之役，亦有四川绿营兵依恋旧提督七十五的事件发生，(请参看第八章附记)何况湘军是将帅自招的军队，他们怎能不对自己的将帅发生私恩私惠之感:他们怎能不成为将帅私人的势力王闿运讥湘军兵将间“以利为义”①)，这个批评,正说明了湘军这种筹饷制度对其军队所发生的因果关系。
湘军的招募与遣撤的制度,是造成兵为将有的根本原因,湘军的筹饷制度是助成兵为将有的副因。所以在湘军的招募与遣撤的制度下,在湘军的筹饷制度下,便造成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局面。兵既为将所有,于是将便各私其军。那时候,湘军将帅对于他们自己招练的军队,都认为是自己的武力，他人不得调援，即国家也不能随便征调。胡林翼曾有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以为“营头归人,犹女子许嫁”，曾国藩论为精确之至②。因为遣女出嫁，共家自有翁姑。做父母的便不能再作主。同样，自己的军队拨调给他人，归人管辖,他将帅也便视为共私军,于是自己便不能再操指挥之权，甚垒调回也不可得③，所以做将帅的相戒不以已军拨调给他人，都紧紧的掌握着自己的部下不放、但是，倘使请求的对方是跟自己有特别的关系的人，却不在此例。关于这种情况，可举胡林翼做例子。咸丰十年(一八六零)年)，曾国藩初奉总督两江的任命,要增兵进图江南,因向胡林翼借鲍超霆营六千人及礼营二千人,胡林翼欣然应允,他问曾国藩信说:
①见湘军志营制篇。
②见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希庵。
③如曾国藩向刘长佑调回萧启江军一事,便是个好例,请参看下文。
手教拜大咨霆营六千人，礼营二千人均万不敢有吝啬之情，应遵示拨调。皮匠小店邦力量能不误主顾，实以昔年本钱出于老板,强撑门面，爱惜招牌也①。
胡林翼是曾国藩保举起来的人,他曾隶曾国藩部下,他当初从九江川援武汉的军队足曾国藩拨给他的，其根本出自曾国藩,所以这时候他便愿以自己训练的军队拨调给曾国藩。这正好似老店与分号一样，分号的本钱出于老板,所以分号才肯答应老板的要求。如果跟他没有这种关系，他便可以不理。故同时荆州将军都兴阿八次奉严旨催促统马步军往江北布防,都兴阿无步兵,向胡林翼请调昌营三千人②。胡林翼不与,都兴阿坐索不去，胡林翼仍坚不与，都兴阿无法，叫他负责回奏遣廷。胡林翼生气的对湖广总督宣文说:“要弟作炎,弟亦未尝无词可措！”到了胡林翼把霆营、礼营拨给曾国藩后,都兴阿更向他催索昌营。胡林翼向僚属大怒说道:“霆、礼既拨,何厚于涤(案曾国藩号涤生)昌字不拨,何薄于都!”后来都兴阿赴江北，昌营竞留鄂不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奉旨人四川督师，又向胡林翼索兵三营(一千五百人)。胡林翼对人大骂骆秉章专讨便宜，享现成福，还因为胡林翼所部湘军招募遺撤都处处和湖南发生关系,骆秉章为湖南巡抚,湖南大权握在他的手，(案此时骆秉章尚未迁川督)不得不敷衍他,因此才拨了一营给他。从这几件事看起来,曾国藩的进图江南，固然是朝廷的命令,而都兴阿的布防江北.骆秉章的入蜀督师,又何尝不是朝廷的命令，曾国藩的进图江南,军机固然紧迫、而都兴阿的布防江北，骆秉章的人蜀督师,又何尝不紧迫?所以无论从朝命来说，从军机来说,三处都应无分轩轾。胡林翼有兵可分，则三处都应该分拨，无兵可分，则三处都不必拨,可以据实人奏,因为三处所办都是国家的公事,而不是
①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二，致曾涤帅。
②昌营是胡林翼亲手招练的军队,为副将余际昌所统。
个人的私事。乃胡林翼并不以兵力的有无为断，曾国藩向他索求八千人,他因有本钱出于老板的关系,就毫不吝啬地一口应允。都兴阿跟他没有这种关系,他就断然拒绝。他对骆乘章还有所求,才不得不敷衍一些。胡林翼这种把持兵权的事件，很大显地描画出当时将帅各私其军的情况，胡林翼是一个著名的把持包揽的人物，他的把持兵权，人们或许以为这不过是他个人特别的霸道行径,未必他人也都如此。现在，不妨再举别人。例如刘长佑这人，在湘军将帅里面，是属于温和一流的人物，但他对于他的军队,仍是一样的把持。如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曾国藩奉命援皖,奏请拨调刘长佑部将萧启江军，逛启江初本罗泽南部将隶曾国藩部、后独将一军,往援江西，归刘长佑节制。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刘长佑病归,复率所部从曾国藩。旋太业军石达开攻湘,曾国藩命回援湖南。时刘长佑在里方督军救宝庆,萧启江至,再隶刘长佑部下，刘长佑援桂，因率萧启江军同往。至是,曾国藩要调回其军，两次请旨严饬刘长佑遵照,刘长佑就两次奏留,终不遵旨拔调。到咸丰十年(一八六零年),左宗棠初出帮办曾国藩军务时,又拟奏调刘长佑部将莲益濮军为助，曾国藩因为上次得了教训,他写信教左宗棠说:
芗泉(案蒋益澧号芗泉)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案长佑号印渠，曾氏书札中有时写作荫渠，殆由“荫”“印”音近故也。时长佑为广西巡抚，故称中承。)之坚留与否。阁下与随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盆，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院,可为鉴也。
曾国藩与刘长佑原有私谊可讲的。刘长佑虽不是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但他出自江忠源的部下，汇忠源是曾国藩的门生,彼此总有
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复左季高。
渊源。而且,当曾国藩初在湖南治军时，刘长佑并曾受节制，萧启江又本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不向刘长佑讲交情,却向刘长佑打起官话来,请旨奏调,所以刘长佑生气便不理他。曾国藩把这个教训告知左宗棠,教他不要再蹈覆辙、后来左宗棠从曾国藩教,先与刘长伍讲交情,以所谓“道义金石之交”的私谊来感动刘长佑，刘长佑果然愿拨蒋益澧军给左宗棠。从刘长佑这两次事件看，曾国藩调萧启江军,不曾先跟他讲私谊，就请旨奏调,结果,无法调得动。左宗棠调蒋益澧军,因得了曾国藩的指示，就跟他专讲私谊,刘长佑却愿意拨给左宗棠。可见将帅视所部竞若私有,讲交情,或可割以相让,无私谊,虽请旨严饬,也终归无用。刘长佑的故事，也同样很明显地描画出当时将帅各私儿军的情况，上面不过是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说,倘使细翻当日湘军将帅诸人的书牍,将要随处可以看见他们各私共军的事件。这种情况,到了李鸿章的手里,更变本加厉，他的淮军，只知道李鸿章个人马首是膽,虽曾国藩还不能指挥①，李鸿章握淮军兵权至三十余年,李鸿章既死,袁世凯遂以准军余裔创立北洋军,终用其兵力以移遣祚。而推原起始,晚遣兵为将有的局面的起来则实以湘军为起源。
①曾国藩抗拒捻军之役，与李鸿章信说:“日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一切付之不管，凡向药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山敞处核个、则弓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遺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敞处径自主持，如有不要，请阁下密的见告。…. 進室如刘(铭传)、潘(鼎新)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监胜蓝者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复查宫保)又说:“捻匪非淮勇不能火，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同上，复李宫保)谁至将领都在李鸿章脚下盘旋,淮窒非李鸿章兄弟不能弩率，虽曾国藩指挥还感困难，则淮军为李鸿童私人的武力可见了。
三 督抚专政的形成
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始于湘军,已如上述，但是，这种兵为将有的局面,所以会直接的影响到政治上去而牵动了一代的政局。却是山于湘军将帅得有总督、巡抚的地位，因为他们既擅兵柄，义握有地方上的财政、民政等权柄，于是他们便上分中央的权力，下专一方的大政,便造成了咸、同以后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
要详细说明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先知道遣代总督、巡抚的职权、总督与巡抚为行省的最高长官,遣代以行省划分地方行政区，省有总督、巡抚, (或仅有巡抚无总督、亦有仅有总督无巡抚)督、抚设置于造初，至乾隆后屡经裁并，计总督共八人,直求一人、江苏安徽、江西一人，福建、浙江一人,湖南、湖北一人,陕西、甘肃一人，广东、广西一人、四川一人,云南、贵州一人。巡抚共十五人,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陕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直隶、四川、廿肃由总督兼管。)总督的职权很大、总括来说,是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分别来说,其要有八:一奏折咨请之权(即关系地方重要事务，当奏请裁叮，或咨请各部院商酌而行之权)二制定省例之权，(即官民均当遵守之例章。)三升调黜免文武官员之权,(文官道,府以下，武员副将以下，都由总督奏请升调黜免。)四监督文武官员之权,(监督有定期举行的，有不定期举行的,定期监督,文官每三年一次,叫做“大计”。武官每五年一次,叫做“军政”。)五节制绿菅军队之权，(总督有军队总司令官的职权，若管下有事,立即移牒巡抚.提督,命其出兵，或躬亲督战。)六上奏会计及监督藩库之权,(布政使每行前年会计决算, 须申报总督复核。或督、抚上任时，必亲行检查、然后上奏。)七第四审的裁判权，(凡流罪以上的案件,
假以县署为第一审,即督、抚审级当居第四。)八外国交涉之权。(关于外国交涉,重要事件,督、抚当折冲的责任，遇事体重大的,当上奏及咨报外部，一般的就独断专行。)至于巡抚职务，与总督略同，除前述八项外,更有为巡抚特具的，约有三项:一监理关税,(清代税关监督,或特派京官,或为八旗驻防该地将军,或为巡抚兼理,没有一定。)二监临乡试,(每三岁行乡试于各省,巡抚即为监临官,有保持试场秩序的职责,)三管理漕政。(漕政各省以娘储道担任，各府以管粮同知、通判分治,征收兑运由州、县官,而总成于巡抚,)其职务大略与总督相等，而权力则略小，但与总督都为地方最高长官。从上所述,可知地方上举凡民政、兵政、财政、司法诸大政都归于督、抚，故督、抚的职权很重。原来行省之制,起于元代。元制以行中书省为省的政府,中书省者,政府之谓行中书省者,分政府之谓,在体制上,行中书省与中央部臣平行不相统摄。明因元制，以行省为地方最高级的行政区，初设布政、按察两司以掌一省的行政继干两司之上复置督、抚，督、抚初时,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宜德正统以至嘉靖间,督、抚次第成为定制。清因明制，以督、抚为行省常设的长官,以与京师六部平等出入,同直隶于君主，故督、抚权重,乃由于共体制所定。但是,督,抚之权虽重,而在行省政府的机构中,却具有牵掣督、抚事权的作用，因为在督、抚之下,有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两司都是明代旧制,其初本是分掌一省行政的长官,及置督、抚,始降居其下,但其职掌仍如故。承宣布政使司的职掌,是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的职掌,是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①。承宣布政使司隶属于吏部与户部，提
①案承宜布政司掌财赋、考核官吏,提刑按察使司掌刑名按劾。直省的政权，统锵综理于总督、巡抚，而其权实分寄于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布政使可从一品，按察使司正三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直、贵州各一人。遺初以山西、陕西、甘肃为天下劲兵去处，虎视京师，故该三省布政、按察两司与山陕督、抚同定为满洲缺,不用汉人,共职重的重大可知。
刑按察使司隶属于刑部,都不是督、抚的属官,他们惟听命于部医，故布政、按察两司,共印为方，其衔门“使”:于例可专折奏事，以朝廷使者之惊,分掌一省的行政,府、州、县、厅都为所牌追,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行而干预，惟部臣始有管辖之权,督.抚对于他们,不过居于督率的地位而已。所以督、抚要想专行省的政权,除非先把两司降为属宫不可,而典制所定，当承平之世,中央权威具在，固不是疆臣所敢而安为更置的。清代督、抚,两司的制度，以两司掌一省的大政,而以督、抚督半两司,两司不是督、抚属官,而直隶于部。故中央便得收行省的人权而不为督、抚所把持。另一方面,在铨政里规定“总督以左都御史、侍郎、巡抚开列，巡抚以学士、左副都御史.府尹、布政使开列”② 左都御史等官,都是文人。督、抚以文人铃任,不用武人。盖以武人知兵，不能轻予以事权，文人不习兵事,不妨假以重任。这个定制，果然收效，当时督、抚以科第出身,循资积阶而至。他们不习兵事,而且瞧不起兵事③。国家虽寄以军权,而却不屑去操持。所以督、抚职权虽重，六部却可以一纸文书下行直省以揉制他们,而收兵政,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于中央。至于有事的时候,开疆拓士,拨剧整乱的任务,国家也不责之于督、抚，遇兴大兵役,朝延都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令，吏部助之用人,户部协以巨饷,以奏肤功，督、抚仪品虽与相埒,但
②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吏部铨政。
③关于咸丰前督、抚不屑操持军事，道光时人常大淳有总督不知以营伍为己专责，惟于地方官员仆调等事专作宅张，为含其田而么人的弹劾，(见皇朝经济文编卷七十四常大淳请饬各省整顿营伍疏)胡林翼也有“国家设立官制，武辖于文,而文尝轻武”的感叹。(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十三,上皖抚王清苑师)
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对于督、抚，平时则制以两司,使他们不得稍擅其权，而为督、抚者都出自文士，书生积习,轻视武事，国家寄以军权,收了以文人控制武人的功效，而没有专擅的弊病，有事的时候,国家则特简经略。参赞出专征伐，复不倚他们以收功集事。所以那时候，做督、抚的人，虽居疆寄的重任、分治一方的事权,而常畏惧凜凛,奉行法令,不敢稍违。故乾隆时人汪辉祖从湖南为知县罢官归，有“我韧纲纪肃清，上官无能作恶”①的感中，道光时人管同有清代君主集权过共，致使督、抚潜行文书不能有为的评论②、而符同友人梅曾亮在上方尚书③信中论当代政治的话,尤为详明,他说道:
窃念国家炽昌熙洽,无鸡呜狗吠之警,一百七十年于今。东西南北方制十余万里，手足动靜视中国头目，大小省督。抚开府持节之吏，畏惧凛俱，殿陛若咫尺，其符檄下所腾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刷若子孙;非从中复者，员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事权之一，纲纪之肃,推校往古,无有伦比。
读梅曾亮的话，更可以想见清代咸丰前中央集权的严厉，与当时督、抚畏惧朝廷,奉守文书的情况出来,
但是,这种局面，到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便完全不同了。因为督、抚权重，乃体制所明定。而中国自秦、汉以来郡县制度成点盾，地方与中央的势力常有互为消长的趋势，汉未的州刺史，唐未的藩镇,便足当中央威权堕落的时候,乘势起来的地方势力。清代以地方寄于督、抚,在成丰前,固由于国家定制严密,以牵制督、抚,使不得专擅其权,而另一方面,也囚为那时候中央威权方在隆盛,兵权则归于兵部，户部则库藏充裕，中央权力可以统摄四
①见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六年记事。
②管回风俗书。
③柏现山房文集卷二。
方,所以督、抚才无法抬起头来。及道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起义于广酉,次年(咸丰元年)清廷特简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出视师,钦差大臣者，便是从前的经略，其时运饷调兵还一避旧例，川粤、滇、黔、楚、皖诸省军队应征云集广西，而户部协饷,两年之间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兵权、饷权都握于中央。乃师久无功，而绿营已残破不可用，部库复陷于困竭无可筹拨，于是昔日握兵符的经略，用中央的兵力财力,假天潢的权威,驱督、抚以承号令,备策应,今日握兵符的钦差,反不得不仰鼻总于当地的督、抚。督、抚之权，至此大著,而尤以操纵饷权为甚。(请参看第七章第三节就地筹饷的影响)故其时江南大营向荣和春相继为钦差大臣,围困人京，其军饷都仰赖于江苏、江西、浙江三省督、抚,三处有忽,督、抚一纸文书,江南人营必须立即分兵赴援。后来江南大营的覆败,便是因为分兵救杭州，大营空虚的缘故。因为既求饷于督、抚，就不能不听共意旨，虽以钦差之尊，也不得不降志以从。遇其有急,更不能不先去救援,虽根本空虚也顾不得,否则饷源断绝,兵士哗溃立见了。向荣.和春如此。就以曾国藩米说，他手创湘军，收复武、汉,威名震朔野,而当他统湘军转战江西的时候，为了军饷,也饱受江西巡抚陈启迈的气。其时曾国藩所用军饷郜出自捐输,为自筹的款项，惟奏准漕折银数万两是支自江西藩厍，乃陈启迈借此挟制,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使曾国藩用兵转饷不能自行其志。时曾国藩又奏请于上海抽厘者一次,请拨上海关税银齐二次,都为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所阻不得行。其后，曾国藩督师江南,奏请在广东抽厘金以济军饷,也为两广总督芷造光所持,清廷竟为此事罢兔劳崇光职而另任曾国藩一系的人物为督、抚，始得顺利进行， 当日督、抚专政的情况可以概见。关于督、抚专饷的详情,已备述于第七帝中。在这用,应该对上面 所说的话有点补充。人们要问:当日户部库堂空虚.清延以筹饷职务交给骁更和将帅就地筹谋，筹饷之权，屋兵符的钦差如血荣、和春、袁甲。胜保济人郴与有分,何以有兵权的钦差不能掌握饷权,而却归于不习兵事的疆克督、抚?明白这点,才可以知道督、抚事权的重人。要知道其中原因，可读曾国藩以“客寄”的地位,督师江西,历受了崎岖困厄，奔父丧归里后,在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 上奏清廷的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①里的话,他说道: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末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客主既已岐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如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江挠,或臣营已捐之戶，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齟龉。钱漕一事，小民平日本以浮收为苦，近年又处积因之余，自甲寅冬间,两路悍贼窜入江西,所在劫掠,民不聊生,今欲于未经克复之州。县征收钱漕，劝渝捐输，则必有劲旅屯驻以庇民之室家,而又或择艮吏以怕民隐,或广学额,以振士气，或永减向日之浮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课。使民感悬于前,侍泽于后，庶几屡捐而不怨，竭启膏本公上而不以为苦。然此数者,皆巡抚之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于劝捐扰民之事，则职分所得为,于吏治、学额。减漕、落免诸务，则不敢越俎代课。纵欲出一恺恻讲明之告示以做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此办事难艰之一坊也。….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迅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九。
读曾国藩此折,知道要法行事办,必须先有权可以察治州县官吏，然后州、县官吏才畏威奉令，欲征漕，劝捐,必须先行增学额、减漕、豁免诸务,使地主感恩于前,偉泽于后,然后才踽跃输将。但吏治、学额、减漕、豁免诸事,都为巡抚的职权，而不是握兵符的钦差所得越俎而代谋。巡抚如此,总督更可知。因此，饷权遂为督、抚所专擅。故曾国藩以客寄虚悬地位,任江西督师数年，师久无功,及膺两江总督之命，自握饷权,始克大有为,不过五年间,卒攻陷天京试检曾国藩所奏的湘军报销五案,其第一、第二、第三，三案，自咸丰三年九月起,至十年四月底止(一八五三一–一八六零年),即曾国藩未任两江总督之前,共七年间,仅收银四百五十余万。其第四、第五两案，是咸丰十年五月起，至同治四年五月止(一八六零–一八六五),即曾国藩总督两江时代，五年间计共收银至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两，(请参看第七章第二节饷源)曾国藩在总督两江的时期，时间还较短于在江、皖督师的时期,而其攻人反较多出五倍以上,有了军饷,才能有所作为。所以胡林翼闻曾国藩膺两江总督之命，就预卜他必定成功①。而胡林翼当丁母忧归的时候,以礼不应服官,而时事艰难,又不容终制,拟奏恳开湖北巡抚缺,专以军务自效、他写信向曾国藩商量。曾国藩回信劝他说:
讨贼则可，服官则不可，义正辞严，何能更赞一语。惟今日受讨贼之任者，不若地方官之确有凭藉,晋、宋以后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军事者,必求领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讨使，统军使、团练使、防御使、处置应援等使,远不如节度使的得势，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叨在道义知交之末，万不敢以夺情服官奉浼强起。然离土地、人民而以奉使自
①见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复军机蒋叔起。
效,则碍而离山,介而失水,亦恐不足发抒伟抱，尚望熟思而审计之①:
胡林翼从曾国藩的劝告,果不再请。从曾国藩个人的事迹与曾、胡两人的言论看来,可见当时握兵符的而无督、抚之任，便不得与吏书、民政。财政渚火政,便好似碭而离山,介而失水,决不能有为。必握兵符而兼督、抚之任，得有治土地、人民的大权，然后才可以有为:这一个重要的大势，清廷是看得十分明白的。所以在咸丰十年(一八六零年)江南大营被打垮前,清廷因为顾忌曾国藩,无论曾国藩自陈，或疆臣代请，清廷始终不以督、抚的重任交给他,惟责以督师自效,清廷说不出的隐衷，便是由于此故，(请参看第十二章第一节论湘军解散的原因)不过，清廷虽坚不欲以督、抚重任交给曾国藩,但事势推移，使清廷不得不专用湘军,即不能不给曾国藩以督、抚的重任,月不能不以付给湘军的重要人物，使各得有所依据以尽其用，于是已经抬起头来的督.抚专政的局面，到了湘军人物的手中,便成为确定。
要知道督、抚专政的局面,所以终成干湘军人物之手的缘故，应该把湘军人物做督、抚者所为与其他督、抚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米。这方面的比较,胡林翼已经给我们作过,他在论曾国藩得总督两江之任与其他督、抚不同的话说道:
天步很难,非有大力者负之以趋,东倾西跌,如扶醉汉一般。封疆将帅皆循俗吏而得之，因缘显擢，貌似有为,临患难而先自遁走者比比然矣。南丰此去，(案宋耸巩号南丰先生。此处借指曾国藩)得土地以养人,较之七年沾沾仰鼻息于人者情形不同。庆、光之问，部库有余,则握兵符者可以有为。至今日，则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涤帅
①曾文正公札卷六致胡宫保。
现握督符。兼管地方,必可成功也。宽以期其进步,坦然而委任而贵其成功,自可掀搴风云，清夷东海,挈而还之朝廷!①。
此论极重要、其他督、抚平时擅据财源，专政自为,其把持包揽的行为，虽然好似振作有为的样子,但是,遇到了患难便首先逃走了，如湖北巡抚崇纶、西江总督何桂清那流人物便是，而曾国藩一得督抚的地位,便可以发展他的抵搴风云，清夷大难的手段。不但曾国藩是如此，其才智差足与曾国藩相埒的胡林翼、左宗棠也部如此,即曾、胡，左以下，如刘长佑、李续宜、曾国荃、刘坤等这班湘军人物，也无不如此。再举胡林翼与左宗棠论刘长佑与其他督、抚的比较的话,他说:
近年督、托以不带兵为自便之计，亦且以不知兵为自脫之谋，此所谓甘为人下两不辞也。凡事以谦为美德,惟兵事不可谅，谋则为败德。且手中腹中无兵无将,即一步不行。公谓张公气魄资望大胜于刘，不知身在干戈之际，气魄、资望一钱不值也?②。
案张,指云贵总督张亮基。这人不是湘军一系人物，时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攻蜀,渣延忧惧。胡林翼疏荐张亮基、刘长佑两人请清廷择一人入蜀督办军务。左宗棠写信给胡林翼论张、刘两人优劣,以为张亮基历任督、抚，而刘长佐这时不过刚擺广西巡抚,资望远低于张亮基,其人魄力也不如张亮基。胡林翼以为不对,他说刘长佑久在兵间,手中腹中有兵有将,张充基虽望重资深,而无兵无将，实不值一钱，湘军将帅做督、抚的人物,因为有兵有将,故能大有作为，其他督、抚无兵无将,就一步也不能行,督.抚专政的局面所以终成于湘军的缘因,便尽在胡林翼这一句话甩面。至于其他督、抚所以
①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四,抗鄂书牍咸丰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复军机将叔起
②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致左季高京卿
无兵无将的缘故,则其原风有二:第一,是他们不知兵事,他们又不屑习兵事。故胡林翼批评他们以不带兵为自便之计，亦且以不知，兵为自脱之谋、第二，是他们即欲治军，也没有门路可以招募军队，胡林翼说:“近年天下督,抚多半不能兵事，亦且无处募勇。”①又说:“横览七十二州督、抚、藩、臬,竞少带兵之人，亦无门路可以募勇”②其他督、抚不知兵，他们也无门路可以招募军队，惟湘军人物作督、抚的，都起自兵间,久历兵事,而湖南习战,已成风气,又是当日出产兵将的地方,湘军招募,往往一呼万人立就③。国家危急的去处,竟不得不赖他们去担当，国家既要倚靠他们，便不得不久任他们。他们都各有兵权,朝廷对于他们也与其他督、抚不同,轻，易的不敢罢免他们。在这种情势之下,他们就得利用他们的兵权，把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火权都把持包揽起来，昔日直隶于中央的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巾央用以掌管一省宜化承流振杨风纪的大政的使者,即籍以牵制督、抚的权力的机构,今日已被他们任意政置，降为属员,两司的事权祁揽于他们的手中④。
①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六,致左季高京卿。
②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六,致李香雪都传。
③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三,致官揆帅说:“湖南将士转战六七年,敢战之风，始于江与塔与罗与李,已成风气,其猛将壮士:之倦前思归者，一呼即出,二、三万人,不难召募。”同卷复荆宜施道严渭春说:“湖南之猛将勇士倦翮思归者,毅击肩摩，相望于道者，不下十万人,故一呼云集而响应已四万人。
④关于当时督、抚专政剥夺两司事权的情况，例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不依定制以财政归布政使司经管,而另设立湖北总粮台以经理全省财政(详见第七章第三节)。又向例委署州、县由布政使司饬知，而湖南巡抚骆秉章委署粗乡知县黄淳熙不经布政司。时逝南布政使司为文格;见骆秉意所为大惊愠,然无可奈何(据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又如湖南按察使司仓景恬以不堪巡抚恽世临的压迫，不能行们职权:迫得饮泣吞庐引病归里(据自著静叟自述北京图书宝藏本刊稿本)。同样的例，是曾国荃的部将陈湜为山西按察使词也因不能行使职权,愤欲辞职。曾国藩特为书劝他说:“出处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无权，处易爻三四之地,纵不多凶,亦颇多惧,本难时措成宜。惟迷行引疾求去，恐柳惠有难枉之道，陈文无可适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时,反求以自责,即不甚获乎上,但能见信于僚屈，亦足展布一二。”(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与陈舫仙)读曾国藩此信,可见共时做两司者的困难了。到光绪年问而愈甚,康有为曾记其事道:“昔香山黄槐森(植庭)为广西布政使，而张联桂为巡抚,尝问发臼:‘曾致军机书平?’黄植庭震慑避嫌，不敢一致军机书。张联桂往祭其乡违某祠、黄植庭与按察使张人骏(安甫)晨往伺候。张联桂谓曰:‘两司乃督监我耶?’资植庭、张安甫语我日:‘“不伺候，则责我等傲;侗候，则责否等监。’夫以两词为使者之尊,位冠全省百僚，府、州、县、厅为所牌遣,而抑屈不得少行意志如此,况其下骑者乎?”(康有为裁行省议，见康南海文集。)凡上所引,都可见督、抚专政,与两司事权为所剥夺的悄况。
于是中央设官定制的用意全失,而督、抚专政的局面以成、当时人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专政情况说道:“湘军月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专，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⑤骆秉章不过以湖南巡抚的地位,得借湘军的余光而已,还敢易置两司,自专兵饷,则湘军将帅之自为督、抚的人,更不待说了。
这种局面,咸、同后, 日益加甚,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共财，准知自尚疆圉，而不知有国家，故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⑥，宣统初元,清廷曾有中央集权的企
⑤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⑥康有为裁行省这 说:“苷徐寿卿为兵部尚书,吾向其举国兵数，徐尚书答日:‘我兵部惟知绿营兵数,若其勇营、练军、各督、抚自为之，香兵部安得知? ‘夫以兵部尚书而无由知全国兵数,况于调遣训练乎？ 甲午东事之起,征师各省,经年累月，旨檄频下,各督、抚勉强应征,则募乞丐以充，而各自供其饷,饷不一律，兵不相统，枪尤不一，此岂待敌强且哉:向见广西有乱，诮兵于粗,请械于粤,财湘、學酢之，苦请固求，卑辞类乞，频请严旨严迫，乃勉强以存军旧械吃之。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阴廷皆挑手而待之督、抚、督、抚又皆以你疆圉为辞,言之有故，特之成理。”在宜制议里又说:“夫立国之道，兵食为先。而财政、兵政皆散:在各省。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一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改告子之祸，征兵勒王，而观望不前，多东不一。微论当八同之强敌,而此十八小国之援师,素无统驭，勇怯不一,枪械异式，何以为战乎?”这都是康有为描写当时督，抚专政的话。诙康有为所论，对尖附督、抚专政的情况可见了。
图,计划要收回各省的政权，而积重难返，终无成效。武昌起义，袁世凯遂得因势乘便以遂其私、民国初，袁世凯盗国,再起革命，到袁世凯既死,北洋军阀遂演分崩割据的局面。同治时,有先见的人,所谓恐中原复有五化割据的预言⑦,四十年后,竟在中国重演,推源这几十年来的祸乱,实以湘军制度使兵为将有以种其基,其将帅得据督、抚的地位,以行其权势而促其成。故祸乱虽不见于湘军盛时，而其祸源则实由于其制度所造成，固昭昭具在，斑斑可考的。
⑦王闿运语, 见所著湘绮楼口记同治九年(一八七零年)正月十六日记，他说:“校五代史二卷。观共将官兵横,与今时无异，恐中原复存五垂之势,为之跪机。余去年过湘乡城，如行芒刺中,知乱不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