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选拔

作者：罗尔纲

出自————《湘军兵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十章·选拔

        特别人才的选拔

        湘军的选拔，可分为两途:一、特别人才的选拔,二、军功的选拔。前者为幕府人物的选拔,经过曾国藩亲自教导后,就往往以不次的超保出来的。后者则为军前将士的选拔,就每次军功保案,循阶按级的保举的。

        特别人才的选拔，是湘军的一种特别的选拔方法。曾国藩所谓“破格超保”①便是。但破格超保，不过是这种选拔方法的最后一个步骤,而在其前,却须先要经过广收,慎用、培养三个步骤，等到把人才造就成器后，最后才出以破格超保的一途。所以湘军这种特殊人才的选拔方法，实分为四个步骤:就是第一广收、第二慎用、第三培养、第四破格超保。

        所谓广收、其方法约有三点:第一是衡才不拘一格,当日有人问曾国藩湘军选将的方法,他说:

        承询选将一节,猥以湖湘俊彦朋兴，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瞀瞀,奚足以言衡鉴?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于鄙钝初无与也。抑又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朱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互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恩蒙而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四、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中语。

        可勉①,

        第二、是不限资地、他教李元度说:

        胡应元果能战者，则宜直授以营官,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②?

        第三、是互相汲引,不得不休、他教李桓说: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 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③

        衡才不拘一格,复不限以资地,则取才的范围自广。再加以互相汲引,不得不休,则人才自至了、不过,我们须要知道,曾国藩取才的范围虽广,但其标准却有一定的原则,而不是泛取滥收的。曾国藩对人才的看法，分为“官气”与“乡气”两种。以为官气重的则心窃太多,圆滑取巧,遇事不能身到、心到、门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件上休察.番，乡气多的，则有朴实廉介的本质,遇事能劳苦忍辱④。所以湘军选拔，凡遇宫气重、心窃多.浮滑取巧的人,都屏斥不用,他给李元度信说:

        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窃多者,在所必斥⑤。

        他复姚秋浦信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搖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⑥。

        ①曾文正公书札卷八，复庄卫生。

        ②曾文正公书札卷五,与李次青。

        ③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甫堂。

        ④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甫堂。

        ⑤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次青。

        ⑥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复姚秋浦。

        惟取朴实廉介之人。他敫李元度说: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的人，则风气易于纯正①、

        复方洲元信说:

        观人之道，以朴实康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价;无其顷,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②。

        故曾国藩拔塔齐布于末弁之中，只取他一个“拙”字。他论沈葆桢的前途不可量,其过人处也只在个“拙”字。拙, 便是朴实，便是不会圆滑取巧、便是遇事能劳苦忍辱,能身到、心到、手到、眼到,能负责到底、这是曾国藩选拔入才的大原则，和他所定的招募士卒弃浮滑取士气的标准是一致的。这个原则，对他的广收的方法并不矛盾。因为所谓有乡气的人，大抵是那些未受官场的和绿营的恶;习治染的人，他们或久困场垒,或沉屈微员,他们都有一副用世的心肠而苦无从孜用。这种人到处都有，只等待一个领袖人物把他们拔擢出来。曾国藩在翰林院时,写有篇原才论， 便以转移风俗陶铸一世人才为己任③，到这时候,他组织湘军，得到了机会米实行，于是他选拔人才就首以广收为务，.才干不拘一格，出身不限资地，只要不和他的用乡气、斥官气、取朴实、弃浮滑的大原则和背，他都一样的招致,一样的渴求，不得不休。这样，就给他网罗得许多党羽出来。

        人才网罗出来了，便要有个储才的地方。湘军储才的地方，即在于幕府，幕府的主要任务，虽然为参机要、治军书两端，但幕府的人物工作，除了在幕府做这两件任务外,在人营内的有营务处、粮台，在大营外的有转运局、支应局、厘金筹饷局,以及军械制造局

        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次青。

        ②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方子白。

        ③曾文正公文集卷三。

        等机关，都足他们工作的地方，曾国藩把人才网罗入幕府盾,他便首先施行他的选拔第二个步骤，那就是慎用。所谓慎用,便是场才器使。他使李瀚章办厘金,教李瀚章用人说:

        目下总以求才为第一义,仆已缄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① ,

        这种徐徐的考察人才而后把他位置的方法,便是曾国藩所谓“用之欲慎”的方法。所以曾国藩使用那些招致人幕的人物，长于治军的,便把他们安置到营务处去,使他们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用。精于综核的,便把他们安置到粮台、或者转运局、支运局、厘金筹饷局等机关去，使他们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等工作。善于制造的，便把他们安置到制造局去,使他们做造船制炮等工作。大才则大用,小才则小用，都位置得当,务使人入能尽其用，用尽共才。曾国藩是被人论为知人善任的。他常以“取之欲广，用之欲慎”②的话教人取才。因为广收，方才可以在众多的入物里面徐徐的考察人才出来，因为慎用,然后入才方得各尽其用，用尽其才。可见曾国藩知人善任的本领，只是从广收与慎用的工夫上著手。但是,曾国藩并不只是做到知人善任的工夫就算了。他还要把他们个个都陶熔造就成个有用的人才。他曾说过“树人之道有二，一日知人善任，一日陶熔造就”的话，以为知人善任，只是作育人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须加以陶熔造就，然后才算尽了作育入才的能事，所以曾国藩选拔人才的第二个步骤便是培养，其培养人才的方法有三:第一 、是转移,第二足勤教,第三是严绳。所谓转移，便是要以自己的趋向，来转移习俗而陶熔人才。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论此点说道:

        侍昨寄希庵信说,“方今天下大乱,人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

        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筱荃。

        ②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李筱荃。

        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弁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云云。此后侍与老前辈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①。又说:

        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报国者也②。

        这便是他在原才论里所说的“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的办法，也就足他在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年)应诏陈言疏里,教咸丰帝以身作则，來转移风气,作育人才的办法③。所以曾国藩生平最恨官气，他自己便首先屏除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的虚文④。他教人早起，他自己就首先放醒炮即起⑤。他自己兢兢自持，以身作则,教人跟着他的样子做,把习俗改了,造成一种勤朴的风气出来。这便是他的转移习俗的方法所谓勤教,就是不惮烦的教训,曾国藩教训僚属,小而个人治心治身,大而治军饷,他都不憚烦的把白己的信条,自己的经验殷殷的教训他们,在他的批牍里和书札里,大半都是这些教训僚属的话。至于所谓严绳,就是用严师管束弟子的方法来管束他们,曾国藩一生标榜诚敬两字,诚是不欺己不欺人，敬足勤慎有恒。他管束幕客也就以不晏起不撒谎两事来严绳他们。因为不晏起，足敬字的工夫,不撒谎是诚字的工夫。能够做到不晏起，不撤谎，便是做到诚敬的工夫。能诚敬，方能负巨艰，当大难; 否则一切便无从说起。曾国藩对这两件事极是重视，以为事虽找近，而实为修身任事的基本⑥。严绳幕客要人人都

        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二，复胡官保。希庵,李续宜字。

        ②曾文正公书札岩十二，复胡宫保。

        ③曾文正公交稿卷一

        ④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复彭雪琴, 及同卷复杨厚庵。

        ⑤曾文正公家书卷四，禀父亲。

        ⑥据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六，批杨芋庵禀。

        做得到。一个人给曾国藩这样的选拔出来，既经得到了适当的任务，使他从工作里磨练出阅历，增长了见识，同时曾国藩复时加勤教,再用严绳的手段来管束他。这么一来,日积月累，自然会给曾国藩造就成一个人才出来。于是曾国藩最后乃出以破格超保一途，使成材的人都次第的得以大用,后起的人,有所劝勉。

        曾国藩对特殊人才这样的选拔，这样的作育，他用的力量极大,他的方法也算完密,所以湘军幕府人物称盛，于是军中治兵治饷的人才得以兴起不穷。曾国藩幕客薛福成曾做有一篇叙曾文正公慕府宾僚①来记叙湘军幕府人物。薛福成把他们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凡从曾国藩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的:“闳伟”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明练”则有郭昆焘、何应祺、邓辅纶、程恒生、甘晋、陈鼐、许振被、钱应溥、蒋嘉械、凌焕;“渊雅”则有方翊元、李鸿裔、柯钺、程鸿诏、方骏谟、向师棣、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凡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人旋出,散往四方的:“雄略”则有左宗棠、彭玉廛、李云麟、周开锡、罗营、吴地修、李鹤章。“硕德”则有李宗羲、李瀚章、梅启照、唐训方、陈兰彬、陈士杰、王家璧。“清才”则有孙衣言、周学溶、何械、高心夔。“俊辩”则有周腾虎、李榕、倪文蔚、王定安等。第三类是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的:“古文”则有吴敏树、吴嘉宾、张裕钊。“闳览”则有俞樾、罗汝怀、陈学受、夏登、基友芝、王闿运、杨象济、曹耀相、刘翰清、赵烈文。“朴学则有钱泰吉、万宗诚、李善兰。汪士铎陈艾、张文虎、戴望、刘毓崧、刘焘暨、唐仁寿、成蓉镜、华蘅芳、徐焘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的:“千济”则有冯焕光.程国熙.陈方地.任伊.孙文川。“勤朴”则

        ①庸庵文编卷四。案薛燕福成的品评当然是站在反动立场的，故本书于“闳伟”、“明练”等等品评,均加引号,以见为薛福成的原文。

        有洪汝奎、刘世墀、李兴锐、王香倬、“敏赡”则有何源、李士菜屠楷、萧世本等,共八十三人。薛福成这篇题名录，大体是完备的,但是仍有遺漏,湘军幕府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如给湘军水师创立舢板船制以及在湖南造炮筹饷主持东征局事的黄冕，在湖北办厘金办捐输的胡大任，在湘军采编所编纂贼情汇纂的张德坚,参机要的沈葆桢,审讯忠王李秀成的庞际云,撰水窗憃呓记曾国藩市的欧阳兆熊,招致西洋工人制造新式军械的容闳等人,他都不曾收入。据有资料可考，曾经供职于湘军幕府或往来其中而有名于当时的,连薛福成本人算在内,当不下于百人。这班人物，除了少数所谓招致书局不责以公事的人外，他们都是湘军治兵、治饷,参机要的干部人物，他们对湘军的关系是不待说的,就是同治间，国家比较重要的大事，还是由这班人肩任的。所以湘军的幕府简直可以说是晚清人才的渊数，而却都由曾国藩一手选拔，一手作育出来。

        二、军功的选拔

        上面说的是特殊人才的选拔，即幕府人物的选拔。现在要说到军功的选拔,即军前将士的选拔。特殊人才的选拔,不是出自定制,而是由于曾国藩个人的鉴衡和教育。军功的选拔，则为有一定的例案可遵,将土人人都可以从识别结巢。正因这 样,所以到了军营增添多了，征战年代久了，则将士从积功累保选钹出来的人数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多起来。 湘军制度，在当时虽然已经风行于各路军营，而清廷却始终不曾承认它为经制的制度。其制度中所谓统领、分统、营官、哨官、哨长、队长等阶级，在国家武职官制里面，并没有这种官阶。所以湘军将小的选拔，还是要照绿营的官阶叙保的。但绿营官阶的员数有限，而军营保举的人数太多,绿营官阶只能够容纳-极小部分,那大多数的将士，却只得虚衔而无实缺，补缺的日子，遥遥无期。这方面的选拔，到后来便流为弊政，直到湘军解散以后,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初湘军定例，每次战功保案，百人中准保三人。故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曾国藩攻陷武、汉,其时全军将士万余人，仅保三百余人。至六年(一八五六年)胡林翼再陷武汉其军约万五千人，保至三千余人，计百人中保二十人。此例一开,遂成常套。到了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曾国藩想力挽其弊，乃批定极多不准过十四人,但其时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已十二万人,连年征战，自不断的续有保案,其将士以劳绩累保的众多可知。湘军如此,他路军营也如此。所以在同治年间，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将士不下数万人。三品以下的更多。其中以湘军占最多数。考绿营武职的官阶、晶级，员数如下表:

        从上表看朱,绿营武职三品以下的官阶为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其员数共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员。当时军营保至

        三品以下的人数今虽不可考,但军营的保举，是从低而高的,品愈低则人数愈多,这是一定的事。故清史稿说，“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益累累然”①。那时候，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已数万人，则其保至三品以下的人数必远多于数万人。以不止数万的人而候补一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员的出缺，其困难可知。至于三品以上的官阶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其员数共仅六百四十六人，以数万的人数而候补六百四十六员的出缺，其困难更不待说。所以当咸丰六七年间,曾国藩带湘军转战江西的时候,军中得保举的将士，不特参、游、都、守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也终不能得缺,将士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的仍领哨长额饷,充队长的仍领队长额饷，徒有保举的名,永无履任的实②。其时曾国藩以客军居江西，而武职叙补的权操于督、抚,自免不了愈加困难。但是,后来他做了两江总督,自己有了权柄,而当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春,其弟国荃军所都将士三万人，其得补实缺的也只有萧孚泗一人③,当时武职补缺的困难，可以想见。

        因为一方保举的人数太多,一、方武职员数有限，在这种不相称的情况下，武职补皈困难，自是必然的。由于得保举的将士补缺困难，当时便发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官职悬殊问题,一个是解散后的安置问题。官职悬殊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军营里面,有保至提督、总兵而仍当哨官、什长的，保至副将、参将游击而仍充亲兵，散勇的。又有时文职的中书(正七品)知县(正七品)之类，或者刚补千总、把总的武职,便做了统将、营官，而保至一、二品的提督、总兵、副将武职大员反为所属的。前者是军营里面普遍的事,后者则为间

        ①职宜志四。

        ②据曾文正公奏稿卷九,沥陈办事艰难仍悬终制折。

        ③据曾忠襄公书札卷七，禀曾中堂李中丞。

        有的事。这种现象,就军营的体制来说，统领辖营官,营官辖哨弁，自是一定的制度,但就国家的官制来说.一方则是官职悬殊，一方又是尊卑倒置，实失体制。清史稿所谓“往往记名提、镇，降尤末弁,候补千、把,骤膺统将,官职悬殊,至斯已极”①,便是指这个问题说的。关于这个问题,要想将士官职相称是不可能的，除非得保举的人都有实缺可补,有任可展,但在当时却决不会有人人得缺的事。因此,在湘军制度里，便特定出一条叫做专论事寄轻重，不论官阶尊卑的体制,不管你的官阶多高,你若做营宵的就必须受统领的管辖,你若做哨弁的，就必须受营官的管辖,曾国藩说:

        湘军陆师章程,专论差使,不论官阶②

        左宗棠说:

        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止则止,统领以之钤束营官，营官以之铃束哨官、什长,哨官、什长以之钤束兵勇,违者得以军法治之。所谓军法者，明其与寻常法律不同耳。自统领以至营、哨，节节相制，然后驱之出入生死之地而不搖。军兴以来,制兵不足用:各省皆募勇丁杀贼,….军营体制,只论事寄轻重,不在品秩算卑,有保至提、镇而仍当哨官、什长,保至副、参、游而仍充亲兵、散勇者,有在他军充当统领，而在此军充当营官，在他军充当营官，而在此军充当统领者,时地既殊，势分即异,当统领者必节制营、哨、当营、哨必受节制于统领,固无他说也③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体制。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如此,军营的纪律方才维持得住，否则人人都持北官阶为护符不服从节制了,这个体制,是不管你官阶的尊卑，只论你目前在军营职任的重轻，

        ①职宜志。

        ②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七，湘军第五案报销折。

        ③左文襄公秦稿卷三十九,吴士迈擅杀游击朱德树案由折。

        如果你是做统将，你就得管营官,你是做营官，就得受辖于统将，故罗泽南以附生举孝廉方正而为陆军统领,林源恩、朱孙诒都以知县为营官而受辖于罗泽南,彭玉鏖以附生而为水师统领,吴矗宾以翰林院编修为营官而受辖于彭玉鏖。可见湘军将士职位悬殊,在初起时便已经如此。故其后虽因保举日众,而情况日益加甚,但将士过惯了这种体制.也无人敢倡异议。只有到了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之役，其部下曾发生过一次控案。这案件是这样的:有一个以中书做统领的吴士迈，把部下一个保至记名总兵实授浙江处州镇游击叫做朱德树的营官，因违军令杀掉了。案中书是文职证七品,是文职中一个小京官,总兵是武职正二品,为武职大员，以中书而杀总兵,在国家体制看来，是说不通的,故朱氏家属便以此点上控,清廷乃下谕左宗棠查办。左宗棠得谕,抗疏上辩,他将当时湘军保举的实际情况及只论事寄轻重,不在品秩尊卑的定制陈述了一番,说，明非如此则军法不能施,号令不能行,最后他说“吴士迈官虽中书分实统领,愤朱德树之违令杀之，是统领以违令杀营官，非小书杀总兵也。①清廷竟无话可说，

        至于解散后安置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湘军在军营的时候，得保举的将士,就是仍做哨官、什长的，下至做亲兵、散勇的，也都各存原来的饷项可领,他们虽无实缺可补,而生活究不致发生问题。及解散后，他们既无实缺可补，国家经制的武职员数无法安置他们了，另一方面,他们却自视俨然职官,荣归乡里,不愿再做劳苫的田工了。他们当初都是从田间来的，现在解散归去,却不愿再做田工，他们的生活将如何去维持呢?于是便发生了所谓安置问题，关于这个安置问题,在湘军解散的时候,是当时清廷与疆吏间最感到焦急的问题。然而却无人筹谋得一个救济的办法，就中惟江阡巡抚沈葆桢尽请安置这班人员，主张自提、镇至都、守均照实缺的例给

        ①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九,吴士迈擅杀游出朱德树突由折。

        与俸银米石，以为禄养。清廷颇以为然,饬令曾国藩等核议一这个办法,在当时是无法实行的。因为清廷部库空虚,中央既无此巨款以供支发，惟责各省筹措,而各省疆吏各专其财,各有兴办的事，谁愿为这班投闲的人员年年筹措这笔巨大的给养?印使勉强行于一时,也决难以为继,所以曾国藩不同意这个办法,以縻费太巨复奏,来经议谁①，后来曾国藩到了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始想得一个叫做“大衔借补小缺”的办法出来。这就是以提、镇的官阶,借补副、参、游,副、参、游偕补都、守、都、守借补千、把。这个办法产生的原时,是因为都守以下小缺的员数有一万二千余员,参、游以上大衔的员数六百余员，一万二千余员的出缺，自较六百余员的出缺为多，故保至都守以下小缺的将上,他们补缺虽然困难,但总较有希望,而保至参、游以上的大员,却难有补缺之期。这样，则“功绩最找者;转得各占实缺,劳苦最久者，反致长抱虚荣”②,所以曾国藩便定出这个办法以为补救。后来经兵部议准，核定章程三条:第一、提、镇准借至副、参、副将准借至游击,以次递借,不得借至三级以下。第二、其已经借补实缺的人员，即以本衔在任候补,不得照借缺品级再行升借他缺。第三.借补一缺，每项不准接续借补,年终开单奏明,借补成数统讣至多不准过五成,如逾此数，仍于次年将序补人员补还。这个章程,总算在没有办法里面,想得了一个办法出来。但是,这个办法,究竟也安置不了多少人、曾国藩复江西巡抚刘坤一说:

        袁州副将一缺，敝处于初六日会列台衔奏补朱镇云章。敝处随从者众，而副、参。游中或半年数月不出一缺，遇有缺出，诸将望泽老环观,喁喁待命，念其久著劳绩，勉允所请，

        ①据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六陆营借补小缺请饬部核议片。

        ②曾国藩论其时武职外缺情形话，见同小上析。

        是以不及先行函商阁下,务乞鉴亮①

        复湖广总督郭柏荫又说:

        做部记名总兵喻吉三相从十余年，和平明惯，为小宋及雨亭申夫诸君所推许。渠曾任汉阳守备，敬求阁下于副、参、游中题补一缺，渠既得所依归,公事亦有裨补，至以为恳②

        曾国藩在他两江本辖境内的武职缺出，(案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则恐江西巡抚刘坤一欲得此缺以补其部将,乃不向刘坤一商量,争先以己部将朱云章奏补此缺，事后始向刘坤一道歉。其在非本辖的省分,则函恳当地的总督代谋,可见当时虽然行了这个办法，将士的补缺仍然是困难的，论其结果，最多只做到了曾国藩所谓“路安望缺者之心”的一句话而已。这个问题，还足始终不曾解决的。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叙述置得官以三十元买得毛长胜的花翎副将衔尽先候补游击奖札饬知事说:“所有前头打长毛(案指太平天国)得过保举的人，一齐歇了下来，谋生无路,很有些提、镇、副、参,个个弄到穷极不堪,便拿了饬知奖札,沿门兜卖:这时候，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钱,便可得个一、二品的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钱了。”③这确是当日的实情。所以湘军将士解散回故乡后，他们从前在军营里打生打死得来的保举,至今却补缺无期,因为谋生无路，为生存而斗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湖南哥老会的盛大，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①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复刘舰庄中丞。

        ②曾文正公书卷三十二,复郭远堂制军。

        ③见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