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典篇·第九
作者：仝晰纲
出自————《历代名将治军方略》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兵典指专门的兵学典籍,是中国历代兵家研究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的结晶。据陆达节1933 年在《历代兵书目录》中的统计,中国历代兵书达1304部，现存288部。刘申宁先生在《中国兵书总目》中收录的兵书多达4221部①,也许这些统计并不十分准确,却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兵书的状况。
兵典中蕴含着丰富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因此,学习兵书成为历代军事家的必修课,如:“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楚将项梁“教籍(项籍)兵法,籍大喜”,张良则对《太公兵法》“常习诵读之”，曹操“抄集诸家兵法”。汉魏时期,诸将出征,由尚书“授节、钺、古兵书”成为惯例，“授古兵书”不仅仅是个仪式,更重要的是让将领们去领会和学习。
北宋名将狄青年轻时十分勇武，受到范仲淹的器重,范仲淹认为狄青虽有勇气,却读书太少,不足成大器,遂授之以《左氏春秋》，并诫之口:“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折节读书,悉通古今兵法，后来升任为枢密使。岳飞年轻时家贫力学,尤好孙、吴兵法。明代军事家戚继光把兵书比作武库和药店,熟读后就可信手拈来。可以说，每一位卓有成就的兵家,无一例外地读过前人的兵书。但是,读兵书不能死读,要根据实际情猊灵活运用，战国时期赵括自幼熟读兵书,却不善用兵，被称为“纸上谈兵”。三国时期蜀国名将马谡,死搬兵书,导致街亭失守,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①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一、先秦兵典
已知中国最早的兵书是《军志》、《军政》、《令典》等西周时期形成的兵学著作,遗憾的是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其他典籍的转引中看到只言片语。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军志》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昭公二十曰年》引《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杜牧在《孙子兵法·军争》注中也引《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孙子兵法·军争》篇则引用了《军政》中的一句话:“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左传·宣公十二年》还提到《令典》。凡此种种,都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兵学著作。
西周以前,很少有以私人著述形式出现的著作,但有史臣记录的典籍。《尚书·多士》:“惟股先人,有册有典”的“册”、“典”,就是史官记事、记言的辑录。商周时期君主大臣的谈话和重大事件可能都被大量地记录下来了,当然一些军事制度、军事活动也被记录了下来。对于一些重要谈话，还“著之金版”。《庄子·徐无鬼》所言的“金版六弢”,就是以金版形式记录下来的《六韬》。弢,是装弓箭的袋子;韬,是装剑的袋子。强、韬音同义同，可以通假,都喻指兵事。现存的《六韬》实际上是周代“金版六弢”不断整理的结果。姜太公封齐后,将周朝的兵学理论和军事制度带到齐地。姜太公死后,其后人对姜太公兵学代代相传,齐桓公时“复修太公法”,实际上就是整理《六韬》，同时也将一些具有春秋时期特征的内容糅进其中,并用当时通用的语言进行翻译和整理,所以今本《六韬》没有周代档案中估屈聱牙的文风。齐威王时期,齐大夫们再曰次对《六韬》进行了修订,从而又杂糅进了一些战国时代的特色。虽然今本《六韬》的最后成书是在战因时期,但其主旨思想都是姜太公学说的增益和发展。因此,可以把《六韬》视作周代姜太公的著作。
今本《司马兵法》是在周代兵书基础上形成的。司马是西周负责军事的宫员,早在殷商时期,由于以马为动力的战车是武装水平的标志,因此人们就以马称呼战车，并以此表示武装,而率领武装的职官就以马为名，司马一职即源于此。在西周,由于司马负责军事,因此军事典籍被笼统地称为《司马》或《司马兵法》。齐威王时期,将司马穰苴兵法与古代的《司马兵法》杂糅附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的兵书,称为《司马穰苴兵法》,习惯上人们仍称之为《司马兵法》。经过长期的流传,人们已经难以辨清哪些是古《司马兵法》,哪些是穰苴兵法了。但今本《司马穰苴兵法》中有许多周代《司马兵法》的内容是可以肯定的。
春秋时期,齐孙武以兵法13篇见于吴王,《孙子兵法》产生,此后各种兵书不断出现，除在周代文献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六韬》、《司马兵法》外,还产生了《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西汉时期,对古代兵法进行了三次整理。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整理兵书。汉武帝时,义命令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杨仆这次整理的《兵录》是我国最早的兵书目录，可惜已经失传。到汉成帝时,认为《兵录》还不全面，又令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校理兵书,任宏将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大
①《汉书艺文志》。
类,这是已知的对古代兵书的第一次分类。任宏整理分类的结果,被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共56种,如今大多失传,保存下来的只有《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司马兵法》5种。
(一)《六韬》
《六韬》,《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姜望撰”。全书以姜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间的形式写成,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共60篇。
自宋以来,学者们多认为《六韬》非姜太公所作,而是后人的伪托之作。宋人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认为《六韬》是战国时期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的托古之作,明人胡应麟《四部正伪》认为《六韬》是魏晋以后的兵家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作,清人崔述《考信录》则认为《六韬》是秦汉间人士托古面作。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基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中有《六韬》残简,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该墓墓葬年代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出土的竹简中并不避讳汉高祖刘邦的“邦”,汉文帝刘恒的“恒”,汉武帝刘彻的“彻”字。因此，出土竹简至少应在西汉以前。1973 年河北定县也出土了《太公》竹简,其中许多内容与今本《六韬》相同或相近,其墓葬年代约在汉五凤三年(前55年)。这足以说明《六韬》一书在汉以前就已经广泛流传,汉、魏晋伪撰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六韬》成书于汉代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成书于汉代以前的什么时期仍有分歧。先秦古籍中明确提出《六韬》的是《庄子》一书。《庄子·徐无鬼》曰:“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一些学者据此断定《六韬》出自战国时期,加之《六韬》中有些兵学言论与《尉缭子》、《关子》十分相近,使《六韬》出自战国时期说更有市场。但从《六韬》的成书过程看,《六韬》应是周代史臣对周代君臣重要谈话的记录。《庄子》中所言的《金版六弢》,就是以金版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六韬》。韬、搜通用。齐桓公时根据周室档案“复修太公法”。到齐威土时期,齐大夫们再一次对《六韬》进行了修订，从而杂糅进了一些战国时代的特色。
《六韬》从周室的金版档案整理成在社会上流传的兵学著作有一个过程。姜太公死后,其后人对太公有关兵学的著录代代相传，在齐桓公时曾进行过整理,并在齐桓公争霸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李卫公问对》卷上云:“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齐桓公“复修太公法”的目的,是为其称霸诸侯服务,因此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具有春秋时期特征的内容糅进其中,并把它用当时通行的语育进行翻译整理,这正是《六韬》中没有周代档案中佶屈聱牙文风的原因所在。到齐威王时期，齐国一度企图复霸诸侯,又一次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治国治兵之术进行追论和总结。《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段史料说明齐威王时期齐国大夫们曾追论过古代的《司马兵法》。这里所谓古代的《司马兵法》,实际上是周代司马掌管的国家兵学档案,它和姜太公有着密切的关系，诚如《李卫公问对》所云:“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①也就是说周代的《司马法》,其根源是姜太公的兵法。由此我们推论,齐威王时期齐大夫们在整理《司马兵法》的同时,对《金版六弢》或《周史六弢》进行整理也是有可能的。这也许正是《六韬》中有一些具有战国时代特征的内容的缘故吧。
由于《六韬》主要是记录姜太公答周王问,主要是姜太公的言论,所以在流传过程中也有人称《太公六韬》。《后汉书·何进传》:“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又《后汉书·徐缪传》注引谢承书曰:“淑字伯进,善诵《太公六韬》。”
①《李卫公问对》卷上。
又因为《太公六韬》主要是论述兵学理论的，因此又有人称为《太公兵法》。《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 ‘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日:‘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日:‘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刘邦起兵后，“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汉书艺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王先谦《汉书补注》曰:“《谋》《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析言之,《太公》其总名也。”
1973年河北定县40号墓出土的《太公》,其中有些内容与今本《六韬》比较接近,因此说《太公》或《太公兵法》可能是《六韬》流传过程中的另一种称呼。今本《六韬》是宋代册定武经七书时的删定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几经整埋,有散失亡佚,也有改纂增补,与原始的《金版六弢》、《周史六弢》在语言表述上已多有不同。但并不能据此断定《六韬》为伪书。因此说《金版六强》、《周史六弢》《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太公》今本《六韬》都是同一本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其主要内容是周代史宫著录在金版上的姜太公与周王有关军事的对话,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文字表述有所变异,但其主体内容没有多少变化。《六韬》虽非姜太公亲自所写，却源于周代史官对姜太公与周王对话的真实记录,因此,《六韬》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研究姜太公的最重要的一部书。
现存《六韬》共分六篇,《文韬》讲文治,《武韬》讲武备,《龙韬》论将帅,《虎韬》和《豹韬》分别讲述宽阔阵地和复杂地形下的战术，《犬韬》讲士兵训练及各兵种配合。无论《六韬》由何人何时整理成书,其学说主旨都是姜太公学说的增益和发展,其关于军事问题的言论,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
其一,民本观。《六韬·文韬·文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确提出了民对国家、天下的重要性。谁与民同利,谁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谁与民争利,谁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要取得人民的支持,就要惠民、爱民,使百姓最大限度地得到实惠。《六韬》中还提到了爱民的六条措施,即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由此可以看出,惠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是姜太公政治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其二,将帅观。《六韬·龙韬·论将》中把将帅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存亡之道,命在于将”,足见其对将帅的重视。对于将帅选用的标准,《六韬》提出了“勇、智、仁、信、忠”五材,五者一体,德才兼备,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将帅的使用上,《六韬》则强调任人不疑，”军中之事,不问君命,皆由将出”,从而使将帅不受外界干扰和制约,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三,赏罚观。《六韬·文韬·赏罚》认为:“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主张以赏罚立威立信。赏罚要有明确而严格的标准,不能意气用事。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同时,在赏罚过程中,要做到公正无私，贵贱平等。只有赏罚分明,才能使赏罚起到存功示惩的作用。
其四,教化观。《六韬》十分重视对百姓的教化,将赏罚与教化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主张根据不同的风俗习惯实行不同的教化政策。《六韬》还以水为喻,强调因势利导,教化万民。“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滞,启之则行,静之则清。”主张教化万民要潜移默化，顺其自然。强调富民是教民的首要条件,只有社会稳定，百姓乐业，人民富足,才能为社会教化提供良好的环境。
其五,人才观。《六韬》中多次提到尊贤,认为能否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关键在于君主的态度,如果君主以举贤沽名钓誉,而无任贤之实,就会危害国家。如果对有才能的人不予重任,就难以取得成功。
其六,军事观。《六韬》以修德施仁、民心为上作为军事思想的主体,强调只有修德行善、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六韬》的军事理论中,“文伐”思想是其主要内容,主张用各种非军事手段瓦解敌国,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以奇制胜”是《六韬》的用兵特色，《六韬·豹韬》中的《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等篇,都具体论述了不同作战环境下的不同作战方案。其中多以奇用兵,以智取胜。这一军事观是《六韬》的思想核心。
(二)《司马兵法》
《司马兵法》义称《司马穰苴兵法》,是齐威王时期在周代《司马法》的基础上杂糅附和进司马穰苴兵法而形成的一部兵学著作。由于该书成书过程复杂和流传过程中佚失较为严重,以至人们对其真伪问题争论不休，因此，要断定该书的真伪，必须从《司马兵法》的成书和流传人手。《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月《司马穰苴兵法》。”这段史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在词马穰苴之前有一部《司马兵法》,齐威王时齐大夫曾追论此兵法。在司马穰苴之前,各国都有专讲军事理论和军事制度的典籍,出于军事由问马负责,所以军事典籍被笼统地称为《司马》或《司马兵法》。《周礼》中的大司马“掌建邦之九法”,小司马“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县师“则守法于司马”,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可见《司马法》或《司马兵法》是公认的军事法则,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土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
其二,齐威王时将司马穰苴兵法与古代《司马法》杂糅附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兵书， 称为《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齐威王曾多次向当时的军事家孙膑请教军事理论,《孙膑兵法·威王问》对此多有记述。如:“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我出敌出,未知多少,用之奈何?”不胜枚举。齐威王与间马穰苴同出于田氏,对其先人的军事理论进行追论总结和利用,是合乎情理的。当时,齐国“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①,成为列国中的军事强国。这一局面的出现，与齐威王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不无关系。从《史记》的记述看,齐威王时齐大大们在对古《司马法》追论的同时,将司马穰苴兵法糅和在其中,并形成一部新的兵法，即《司马穰苴兵法》。明代人刘宣在《司马法直解》中说:“《司马法》者,周大司马之法也，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乃六卿之夏官，人则佐天子以治国，出则戎兵以治乱,乃王者仁义之兵也。武王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后子仍为齐侯,故此法传于齐,桓公之世,管仲用之,变而为节制之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变而为权诈之兵,遂能却燕晋之师。景公以穰苴有功,封为司马之官,后世子孙号为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方成,此书又远述穰苜所学,遂有《司马穰苴》数十篇。”此论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基本讲明了《司马穰苴兵法》的形成过程。
①《史记· 苏秦列传》。
《司马穰苴兵法》出世后,人们习惯上仍称之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因此,在齐威王之后，三种不同名称的兵法,指的都是包括穰苴兵法在内的军事著作,经过长期的流传,人们再也难以辨清哪些是占《司马法》,哪些是穰苴兵法了。
《司马法》的最早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礼类,称为《军礼司马法》155篇。班固所以将一部兵书列为礼书,是因为《司马法》中有许多讲军礼的内容,如犬子、诸侯朝聘之礼,战争中的殒命之礼，军中仪礼等,有些内容甚至与《周礼》也有相合之处。孔子后人孔鲋的《孔从子》-书中有《问军礼篇》,其中涉及到军队祭礼、造庙、献俘的礼仪,其内容也并未超出《司马法》。可见以礼治军是《司马法》的一个特色。同时,《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一个以“礼”治天下的时代,对礼治相当崇拜,他在《汉书兵书略》序中说:“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在班固看来,《司马法》作为一部兵书,与其他讲述奇计权,谋及变诈的兵书不同,是以礼治军的典范之作。
后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都予以认可。宋人陈傅良认为:“仪礼缺军礼,盖《司马法》即古军礼也。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权谋变诈能为也。”①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是《司马法》,实古军礼之遗文，故足与礼经相征。”②清人秦惠田著《五礼通考》,辑《司马法》逸文以补五礼之军礼,其中有关军礼的内容,大多出自《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司马法》被列入子部兵家类,称“齐将司马穰苴撰”,所载为三卷，实际上是五篇。此后的《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记为三卷。从汉代《军礼司马法》155篇到隋以后的《司马法》三卷五篇，可能是兵书在流传过程中因兵乱、虫蠹、水灾等原因亡佚严重,也“可能和古书由简策递变为雕印书籍所引起的名称不同有关③”。无论如何，《隋书·经籍志》所载三卷的《司马法》与汉代的《军礼司马法》相比，内容上有所删减和文字上有所出入都是不可避免的。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有《司马法》一卷,这可能是《司马法》由三卷并为一卷的开始,清代以来世间通行的《司马法》多为一卷,也有分为三卷者,都包括《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共计约3500字,这就是所谓的今本《司马法》。《司马兵法》成书后,在齐地及周围地区广为流传,到汉代时仍被兵家视为经典,常常引用,班固以《军礼司马法》155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多有佚失，至《隋书经籍志》时仅记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均载为三卷。宋神宗元丰三年,北宋政府“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田”。这七部书被称为《武经七书》，流传至今的今本《司马法》就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
①秦惠田:《五礼通考引》。
②孙谕让:《周礼止义》卷20
③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
宋代颁行《司马法》时,并没有做辑佚工作,佚文辑录是在清代才开始的。张澍所辑佚文收于《二西堂丛书》，钱熙祚所辑佚文收于《指海》黄以周所辑佚文为《军礼司马法考证》及该书所附《司马法佚文》。他们三人共从古书引文及其注疏中辑出大约60条佚文,共1600余字。此外,王仁俊也辑有少数佚文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由于《司马法》佚失严重,所辑仅是佚文的一小部分。但仅从这一小部分辑文中,仍能看出辑本和今本《司马法》的关系。辑本中《晋书.刑法志》引文:“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系，变礼刑则放。”今本《司马法·仁本篇》则有“兴甲兵以讨不义”,二者内容基本相同。辑本中《国语·晋语》韦昭注所引文为:“其有殒命,行礼如会,所争义不争利。”今本《司马法·仁本篇》也有“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的文字。辑本中《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文日:“纵遁不过三舍。”今本《司马法·仁本篇》有“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二者基本相同。辑本中《汉书李广传》引文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则有“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句，文虽不同而意相通。辑本中《通典》卷160引文曰:“围其三面,开其一面,以示生路。”今本《司马法·用众篇》有“运裹而阙之”,二者大意基本一致。
由以上对比可知,辑本中的部分内容可从今本中寻找到,或语句相同，或文不同而意相通。同一内容用不同的文字表述，可能是，引用者只取其大意,并不完全拘于原文造成的。今本、辑本的内容原为一本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辑本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今本中寻找不到，是因为今本佚失太严重的缘故,并不能以此来否定二者的一致性。
《司马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却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其中关于军礼的内容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出军赋”的记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军赋变化的基本情况,这是其他典籍中所没有的。
《司马兵法》反映的军事思想,要者有三。
其一,以仁为本的战争观。《间马兵法》认为,战争要以仁为原则,“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①”。交战时,也要遵守以仁为本的原则，“逐奔不过而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争义不争利”。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军事,比一般军事战术理论更高出一筹。
其二，以文附众的治军原则。人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帅指挥作战时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广大士卒心悦诚服,同仇敌忾,取得战争的胜利。“以文附众”主要表现在怀德、正则两个方面。怀德就是通过与广大士卒同甘共苦,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正则即以己正人，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自身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德去教化士卒,使之为国效命。其三，视敌而举的原则。《司马兵法》中多次提到“视敌而举”一词,其旨意是针对敌情变化，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运用不同的战术,最终战胜敌人。视敌而举的前提是观察敌情,并对观察所得到的情况进行理性的总结分析,然后根据敌我双方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最终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综观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传统而又对传统有所突破。司马穰苴生活在春秋末期,传统的宗法政治体系趋于崩溃,传统的道德信条也逐渐失去其约束能力,人们为了土地、人口、财富的争斗不断升级、扩大，这种社会的变化，使许多人对旧道德、旧秩序和旧的政治体制十分留恋,甚至沉浸其中而不能白拔,这一时期的孔子是如此，闭马穰苴也是如此.他的军事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军事礼法的肯定和颂扬,所以他强调“仁”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倡以文附兵,以德治军，没有像孙子兵法中那样的诈变和权谋,这是司马迁所说的“闳廓深远”。但是,无情的社会现实，义使司马穰苴意识到仅仪靠“仁”、德”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所以他又对传统兵法进行了改造和突破,提出了许多科学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丰富了中国兵学的内容。
①《司马兵法·仁本》。
(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春秋战国时期齐人孙武撰写的一部兵学著作。
《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学者多认为在春秋时期，具体说应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之前。其根据是《史记·孙子列传》中的记载，其中说:“(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间,阖间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宋人梅尧臣认为《孙子兵法》的一些语言表达方式和内容乃“战国相倾之说”①。更有学者因孙武不见于《左传》记载而否定孙武的存在。如陈振孙提出孙武“不知果何时人也”②。叶适也对孙武的事情表示怀疑。直到清代,人们对《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仍在争执不休。在《孙子兵法》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的孙星衍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时期③。章学诚、姚鼎等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
①欢附修:《孙子后序》。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③孙星街:《孙子略解序》。
春秋时期用兵规模不大,即使是大国也不过数百乘,而《孙子兵法》中则有兴师10万的记述，显然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二是《孙子兵法》中称国君为“主”。这是战国时期的称谓习惯,而“主”在春秋时期是士大夫之称①。
那么，《孙子兵法》一书究竟成书于何时呢?从史料记载看,应成书于春秋末期。司马迁关于孙子以13篇见吴王的记述是可信的,银雀山出土的简书中有“十三扁(篇)”,正好印证了这一问题。至于《孙子兵法》一书中有许多战国时期的语言痕迹，这不足为奇。历代使用兵书者都可能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加工和改进，即使是简书《孙子》也不例外,残简《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远在孙武之后,这显然是后人臆增的文字。《孙子兵法》的篇数,《史记·孙子列传》记为13篇。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中的《见吴王》也两次提到“十三扁(篇)”可见《史记》的记载并非虚妄之说。西汉时,刘向的《七录》不说孙子13篇，而称《孙子兵法》3卷。先贤时哲多认为这可能是从简策到帛书变化的缘故。《汉书艺文志》却记载为《孙子兵法》82篇,图9卷。清代学者毕以瑜在解释《孙子兵法》篇帙骤增情况时认为:除原13篇外,其余69篇都是孙武的佚文。毕以瑜还亲自从《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了13篇以外的佚文,并考校其真伪,收入他的《孙子叙录》一书中。他说:这些佚文“其一为《问答》若干篇,即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佚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玄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
①《惜抱轩文集》卷5,《孙武子》。
又有《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①。章学诚也认为孙子一些论形势、阴阳、技巧的篇章失传了。他们的判断随着银雀山汉慕《孙子兵法》残简的出士而被证明是正确的,《孙子兵法》残简下篇中的《吴问》、《四变》《皇帝伐赤帝》、《地形二》都是13篇以外的佚文②。
《孙子兵法》问世后，研究《孙子兵法》也就成了一门学术。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韩非子·五蠹》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时期著名兵家尉缭对孙武十分敬佩，他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③《尉缭子》中的许多兵学理论沿袭于《孙子兵法》。如《孙子兵法·行军》曰:“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尉缭子·兵令》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这两段话的主旨,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再如《孙子兵法·虚实》“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尉缭子·战威》则有:“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二者是何其的相似。至于尉缭子是否读过《孙子兵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军事思想中继承了孙武的思想应是肯定的。孙武的后人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其中沿袭《孙子兵法》的痕迹更为明显。即使是一些商人,在经营活动巾也运用孙武的思想,大商人白圭曾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④出此可知,孙武在战国时代的影响，已超出了军事领域。
《隋书·经籍志》所录汉代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有《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吴孙子牝八变阵图》二卷,遗憾的是作者不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曾三次编订古代兵学著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佚,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这三次兵学著作的整理,理所当然应包括对《孙子》的整理。
①毕以珣:《孙子叙录》，
②吴如崇:《孙子兵法浅说》第5页,战士出版杜1983年版。
③《尉缭子·制谈》。
④《史记·货殖列传》。
从汉代一些军事将领的传记看,他们对《孙子》都相当熟悉,常常引用《孙子》作为治兵的依据。如汉元帝时,冯奉世在议论平定陇西羌时说:“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①此语当引自《孙子兵法·作战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赵充国在上书中说:“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②这些都引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军形》曰:“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孙子兵法·虚实》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由此我们说，冯奉世、赵充国,都曾读过《孙子兵法》,都以《孙子兵法》为治兵之本。东汉末年,曹操对《孙子兵法》进行注释,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作为一个车事家,在其军旅生涯中，不乏对《孙子兵法》的运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开,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曹操著兵书多部，仅见于《补三国艺文志》的就有:《魏武帝太公阴谋解》三卷.《兵法节要》十卷、《兵法节要》三卷《续孙子兵法》三卷。《兵法》一卷、《孙子注》一卷、《司马法注》一卷等,遗憾的是大多失传,仅有《孙子注》保留在《十一家注孙子》中。
①《汉书·冯奉世传》。
②《汉书·赵充国传》。
曹操所以要注释《孙子兵法》,是因为世人对《孙子兵法》“末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心。这句话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其前就有人注释《孙子兵法》,二是前人的注解“失其旨要”。由于我们见不到曹操以前的《孙子兵法》注本,不敢安断其高下，从今不见流传和史志中缺乏记载来看，曹操所言“失其旨要”应是合乎实际的。
其后,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层出不穷,就整体上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侧重于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上。宋朝时,由于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军事冲突不断,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兵学的兴趣,宋仁宗时修《武经总要》,设立武学,士大夫几乎人人言兵。神宗时,武学博士何去非校订《孙子》等七部兵学著作颁行全国,号称《武经七书》,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由单纯的整理注校演变为军事理论的应用。但是,由于宋代的既定国策是“重文轻武” ,文人研究《孙子兵法》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迂腐的一面,加之宋代火器已经发明并在战场上应用，《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与现实发生了一定的脱节，于是孙子研究也就走向了误区,即过多的注重文献研究，而缺乏对孙子兵学理论的阐发。在对《孙子兵法》阐述中也往往重伦理而轻战术,重“人”轻“诈”，这也从一个侧面注解了宋朝兵多粮广何以屡败于辽、夏、金的原因。
明清时期,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著作达100余部，除极少数立足现实,积极探索抵御外侮内患的军事理论外,多数是为适用武举需要而对名篇篇旨、节旨及重要文句的阐述和注解,从而使《孙广兵法》的研究又走向了另一个误区。
《孙子兵法》共13篇。《始计》篇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因素,即道、天、地、将、法。《作战》篇论述作战的指导思想,强调战争应速战速决。《谋攻》篇讲述运用谋略胜敌。《军形》篇论述如何根据敌我双方的强弱形势采取适宜的攻守策略。《兵势》篇论述将帅如何在现有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虚实》篇论述将帅如何避实就虚、因敌而胜。《军争》篇论述创造制胜条件的原则和方法。《九变》篇论述战争中如何灵活运用战术。《行军》篇论述战争中军队的配置、敌情判断和整饬内部等问题。《地形》篇论述不同地形在战术，上的利用原则及地形优劣对战争胜败的意义。《火攻》篇论述了火攻的种类、目的、条件和实施的方法。《用间》篇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以及间谍的种类和使用方法。
①《魏武帝注孙子序》。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系统、完整、自成体系的军事著作，在中国乃至世界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独特而新颖的思想体系,几乎涉及了军事学中理论科学的各个门类。
其一，战争观。《孙子兵法·始计》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国家安全和民族存亡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战争。孙武主张慎战，但在春秋争霸时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对战备十分重视，对于战争的目的，《孙子兵法》认为在于“安国全军”，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用最小的牺牲，取得最大的利益。
其二，军事经济思想。战争需要经济支持，因此，《孙子兵法》十分关注经济的得失，其“贵速”论和反对“久暴师”，关键在于孙子认识到了“久暴师”会消耗大量的财力，会造成国用不足。因此，《孙子兵法》中提出了“因粮于敌”的战术原则。孙武还认为后勤供应要恰到好处地掌握“量”和“度”， 无论行军路线和驻扎地点都要考虑后勤供应问题。
其三，伐谋思想。《孙子兵法》的伐谋思想可归纳为两点:一是战术性伐谋。即在具体战斗中以智谋胜敌，如“兵不厌诈”、“避实就虚”、 “料敌制胜”、“穷寇勿追”等。二是战略性伐谋。即在战争总局的筹划中，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智谋，最终取得全局的胜利。
其四，军事伦理思想。孙武在前人军事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将社会伦理与兵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如将养兵作战与国民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军事行动的最高伦理原则，从伦理道德上认定将帅的道德修养和将帅与士卒的关系，要求将帅对士卒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的同时，还要自律，以树立人格威严。智、信、仁、勇、严构成了孙武的将帅伦理观。
其五，“任势”思想。势即形势、态势，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性力量。《孙子兵法》中十分讲究利用“势”， 即所谓“任势”。“势”是不断变化的，水形因地势而变化，兵势因敌情而变化，这就是兵法中说的奇正之变。如何才能利用“势”呢?首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各种手段使士卒亲附而听命,同时还要了解敌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最终使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自己。
其六，军事哲学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有许多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在认识论上，孙武注重对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注重从现象探索事物的本质，认为战前的调查研究在战争胜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处理车事情况时，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是《孙子兵法》的一大特色。其中提出了许多矛盾对立面，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众寡、得失、安危、治乱、敌吾、彼己、贵贱、赏罚、勇怯、生死、存亡、动静、饥饱、迂直、阴阳、攻守、进退、行止、予取、巧拙、速久、专分、轻重、内外、险易、广狭、长短、迎背、开阖、屈伸等等，这些矛盾方面，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通过矛盾转化，使自己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胜利。
(四)《吴子》
《吴子》，战国前期著名军事家吴起著。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年轻时就具有政治抱负，不惜家财结交权贵,以求闻达。结果，散尽家财并未引起卫国权贵的重视，反而招致了乡人的讪笑。吴起怒杀讪笑者30余人，此后被迫离开卫国。在这期问，吴起曾投奔在曾子的门下求学，在求学期间其母去世，吴起未回家居长，以孝著称的曾子十分生气，遂断绝了与吴起的师生关系。吴起离开曾子后，转而学习兵法，并以兵法事鲁君。齐宣公时派兵进攻鲁国，鲁君拜吴起为将，吴起将齐军击退，一举跻身于名将之列。吴起的军功，招致了鲁国权贵的嫉妒，他们在鲁君面前攻击吴起为人刻薄，不可重用。鲁君遂对吴起生疑，吴起意识到在鲁国难以发展，便离开鲁国，投奔到以尚贤著称的魏国。
吴起来到魏国后，魏文侯向李克询问吴起的情况。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①魏文侯对“贪而好色”并不介意，对“用兵司马穰肯不能过也”很感兴趣。魏文侯欲图谋大业，正需要懂兵法的人，遂任炅起为将。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一举令魏人刮目相看。吴起得到魏文侯的信任，被任为西河守，并为魏国创建了“魏武卒”，使西河地区数十年稳.定发展，秦国茧欲夺之而不敢。吴起客居魏国，功高威众，自然引起魏因君臣的猪疑和嫉妒，吴起惧罪，离魏奔楚。
①《史记·吴起列传》
吴起到楚国后，被楚悼王任命为“宛守”，以御魏、韩。一年后、又被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整饬吏制，训练军队:正在变法初见成效之际，支持变法的楚悼王死去，楚国形势骤变，宗室大臣作乱攻击是起，吴起被射杀。
吴起的《吴子》一书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于世，据《汉书艺文志》说“《吴起》四十八篇”，《隋书·艺文志》仅存有贾诩著《吴起兵法》一卷。宋代晁公武所撰的《郡斋读书志》中录有《吴子》三卷，并说:“《吴子》三卷，魏吴起撰，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图国》)、《料敌》、《治兵》、轮将》、《变化》、《励士》凡六篇云。”宋代学者王应麟也说:“(《吴子》)今本三卷六篇，图因至励士，所阙亡多矣:”这说明到宋代《吴子》已出现佚失，只流传下三卷六篇。今天所见到的《吴子》六篇，共5000多字，就是宋代的版本。从现传《吴子》六篇看，并没有明显的割裂、缺佚，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是《汉书艺文志》所记48篇有误，还是由48篇佚失至现在的6篇,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并不能简单地确定，仍需要进一步考证。
对于《吴子》六篇，清以前基本上无人怀疑是吴起的著作。宋代学者晁公武、王应麟、陈振孙、施子美等都认为《吴子》为吴起所撰。明代的宋濂、王阳明也都认为是吴起所著。胡应麟虽对《吴子》是吴起所撰有所怀疑，也只是揣测为战国时期人根据吴起的军事言论编辑而成，并不认为是后世伪作。
清代学者姚鼐、姚际恒认为《吴子》是后人伪托。姚鼐说:“魏晋以来，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①姚际恒认为:“《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
①张心微:《伪书通考》
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①清末章炳麟则认为《吴子》书中所说的“器物”，都是当时所不可能有的。因此，该书是“六朝人伪托”。梁启超也认为《吴子》是伪托。郭沫若认为《吴子》中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语句是抄袭汉人记述的《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不是吴起时代所能使用的，因此是西汉中叶时人伪托。
实际上，《关子》是吴起所著是可信的。
首先，《汉书艺文志》有《吴子》48篇，现存仅6篇，不能说明《吴子》是伪书。一部著作在流传过程中或因天灾人祸,或因水火兵燹，有所佚失都是很正常的，不能因为篇数差异而断其为伪书。
欺，《吴子》中有些语句是抄自《孙子兵法》等，也不能成为《吴子》为伪书的依据。吴起作为兵家，自然要读《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其著作中引用是很正常的事。以《吴子》中有些战国以后的词语、器物名称也不能证明《吴子》是伪书。许多先秦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整理，因此《吴子》中有些西汉人整理的痕迹实属正常。
再次，说《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或“六朝人”伪托并没有充分的根据。早在战国末期《吴子》一书就在社会上广泛流”
传，《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此处的“吴”即吴起。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也说:“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这都说明《吴子》在西汉中叶以前就像《孙子兵法》一样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①张心徵: 《伪书通考》。
今本《吴子》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共六篇、《图国》篇列为全书之首，论述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只有把国家治理强盛，个能谈得，上用兵取胜，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对吴起的战争观及治军思想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料敌》 篇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判断敌情，知彼知己，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治兵》篇主要论述军队建设的理论，突出军队不在众寡，而在精锐，要建立“父子之兵”，强调对上兵进行教育、训练的重要性。《论将》篇讲述为将的标准和将领的职责，以及指挥军队作战的基本要求。《应变》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临敌应变的战术思想和战法运用。《励士》篇强调的是用奖赏激励士兵，提高士气，在奖励有功将士的同时激励尤功将上，从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吴子》一书，丰富了春秋以来的军事理论，总结了战国前期的战争经验，是吴起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
其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谓“文德”即《吴子·图国》中所讲的道、义、礼、仁四德。所谓“武备”即加强战备。文德和武备的关系，也就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者桕互联系，不可偏废。当魏武侯问吴起“阵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时，吴起回答说:“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①政治清明、经济稳定、思想统一是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其二，建置“父子之兵”。“父子之兵”语出《吴子·治兵》。当魏武侯问“ 兵何以为胜”时，吴起以“以治为胜”对答。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吴起回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吴起认为，兵贵精不在多，因此建立一支素质高、战斗力强的部队至关重要。对军队要强化训练，对士气要进行激励，对士兵要进行教育，从而建立一支父子之兵。魏国正是建立了一支“父子之兵”，才为魏国走向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吴子·图国》。
其三，“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吴起认为将领是军队的核心，因此他对将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认为将领应文武兼备。一般人评价将领常以勇为标准，其实“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①。他说:“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②同时，将领还应具备“四机”的基本素质，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气机是激励士气，地机是利用有利地形，事机即创造有利于作战的机会和条件，力机即时刻重视战斗力的充实。另外，将领还必须具有“威、德、仁、勇”的品质，才能率下安众，取信于士卒，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四，随机应变。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只有随机应变才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吴子·应变》以魏武侯与吴起问答的形式论述了在各种情况下的应变作战方法。这些应变战术，都是在前人军事理论的基础_上和自己长期的作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倍受后人的重视。人们将《吴子》与《孙子兵法》并称，宋人还将《吴子》编人《武经七书》，成为历代兵家的必读之书。《吴子》的兵学思想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②《吴子·论将》。
(五)《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编撰整理的一部兵学著作。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明确指出孙膑写有一部兵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颜师古称此处的齐孙子即孙膑。但东汉以后，此书失传了，自《隋书·经籍志》就不见著录了。因此自宋以后许多学者对此提出种种怀疑，甚至认为孙膑即孙武，《孙膑兵法》即《孙子十三篇》①。有人虽承认孙武、孙膑为两人，却认为只有孙武的一部《孙子兵法》，孙膑只是对其进行了某些整理润色而已，否定孙膑撰有兵书。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这一千年悬案得以昭示天下。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由于年代久远，损坏严重。经文物工作者整理出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15篇，计1.1万余字。失传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终于重见天日，为我们研究孙膑提供了宝贵资料。
为了便于分析，兹将《孙膑兵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①参阅梁启超着 《中国历史研究法》,金德建著《论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编次
篇名
主要内容
擒庞滑
桂陵之战
见威王
孙膑的战争观
威王问
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及治军地形.阵法问题
陈忌问垒
战术运用.
篡卒
军队建设原则和战争胜负的因素
月战
战争与天时的关系
上
八阵
选将标准和八阵的运用原则
地葆
军事地理
编
势备
阵势变权四项作战指挥原则
兵情
将、卒、主之关系
行纂
选拔任用人才
杀士
军纪和赏罚
延气
鼓舞士气的原则和方法
官一
军队组织、作战指挥和后勤保障
强兵
富国强兵
十阵
十种阵法的特点和运用
十问
敌我力量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击敌方法
略甲
简文残缺,难以看出主要内容
客主人分
取胜的保证
善者
如何使自己处于主动，使敌人处于被动
五名五恭
对付敌人的不同方法
兵失
作战失利因素的分析
下
将义
将帅必备的品质
编
将德
将帅品德
将败
将帅品质上的缺点与战争失败的关系
将失
将帅作战失利的各种情况
雄牝城
雄城、牝城的地理特点
五度九夺
避免不利条件,争取有利条件
积疏
积疏、盈虑、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矛盾的相互关系
奇正
奇正的相互关系
关于《孙膑兵法》下编是否应属于《孙膑兵法》,学术界存有争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1975年整理出版的《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各15篇,共30篇。到1985年再次出版时将下编15篇全部删除,又增加了《五教法》一篇,全书由30篇变成了16 篇，并在《编辑说明》中称原编为《孙膑兵法》下编的某些篇不是孙膑书。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欠妥的。从上、下编的内容看,各篇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所论述的军事理论思想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贯性。如上编《八阵》篇和下编《十阵》篇中有许多阵法相通,如“锥行”、“雁行”、“方阵”、“圆阵”等,下编《十问》篇中也有论述攻击“圆阵”、“锐阵”等阵的具体方法。再如上编《八阵》篇、《篡卒》篇、《延气》篇、《威王问》篇等都提出将帅才德在战争中的作用，下编则有《将.义》、《将德》、《将败》专门论述这些问题。正如杨善群先生所言:“《孙膑兵法》的上编和下编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上编是孙膑的行事和理论的主体部分，下编则是孙膑理论的充分阐解和进步的发挥。”①
关于《孙膑兵法》,从现存的篇目看,大部分为孙膑所著。如《地葆》、《势备》、《兵情》《行篡》、《延气》、《官一》等,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具体论述了孙膑的军事理论。虽然这些篇目后人可能加工过,但原本当为孙膑所著。另有一部分篇目,记述孙膑的事迹,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其中有些语句的语气对孙膑进行褒崇,这些篇目应是后人根据孙膑的事迹和理论编纂而成的。其中孙膑的对话虽不能肯定是原话,至少其主旨反映了孙膑的思想。还有一些篇目应是孙膑语录的汇编，如《篡卒》、《月战》、《八阵》等,可能是其弟子整理而成的。因此我们说《孙膑兵法》是由孙膑及其弟子整理编纂的一部兵学著作,虽经后人整理,仍不失其主旨,是研究孙膑军事思想的最可靠的资料。
①杨善群:《<孙膑兵法>结构体例探讨》,载《管子学刊>1996年第4期。
从《孙膑兵法》的编写体例看，形式不统一,有战例，如《擒庞涓》,实际上是叙述了齐魏桂陵之战的经过。有对话问答,如《威王问》《地葆》、《陈忌问垒》等。有语录汇编，如《篡卒》是六段语录,《月战》是两段语录。从内容上看,各篇单独成篇,各篇的排列顺序也缺乏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说《孙膑兵法》不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军事著作,是经过多次整理的孙膑军事理论的资料汇编。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分别整理的军事理论汇编
关于《孙膑兵法》成书的时代，学术界存有争议,我们倾向于战国中期说。
首先,《孙兵膑法》中所涉及的主要事实均属战国中期。《陈忌问垒》篇提到“擒太子申”,这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魏世家》所云“虏魏太子申”正好相应，对虏太子申的时间虽然有所争议,但几种说法都未超出战国中期的范围。《强兵篇》残简中有“大败赵”、“大败燕”等,在战国中期都能寻找到对应的文献资料。《史记·赵世家》:“(赵肃侯二十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战国策·燕策一》:“(子之三年)孟轲谓齐宣王日:‘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孙膑兵法》中出现的齐威王、田忌、魏惠王、太子申、庞滑等历史人物也都生活在战国中期。《强兵篇》残简中有“擒唐沫”，《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沫,取我重丘而去。”这一事件也发生在战因中期。
其次,《孙膑兵法》的主要思想,反映出齐国在战国中期的时代特征。战国时期“诸侯力攻,争相并”,“战”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特点。各诸侯国都想通过战争来兼并土地,提高本国的政治地位。齐国在“战”中的地位和形势在战国初中、后期是不同的。战国初期,齐国内部纷争不已，各诸侯国都在觊觎齐国领土,内忧外患严重威胁着田齐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对诸侯国采取和好政策。史载:“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齐国国内局势安定后,曾试图进行兼并战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结果却是连连失利。齐宣公五十一年(前405),田会以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叛齐归赵,齐派田布攻打廪丘，赵出兵相救,大败齐军。《吕氏春秋·不广》记述这次战争说:“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次年三晋又联合伐齐,一直攻到齐长城,齐国在对外战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战国后期,齐国势力日益削弱,公元前284年,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合攻齐,并取得胜利,不久,乐毅乘机统帅燕国军队深人齐国,连下70余城。齐国“大乱失度”,国都临淄被燕军攻破,齐闵王仓皇逃跑。齐国由此削弱,齐、秦对峙局面结束。
只有战国中期,齐威王改革,国势骤增,才得以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中连连取胜。孙膑在见齐威王时提出“尧舜非弗欲也,.可得,故举兵绳之”①和“战胜而强立”的主张,是基于齐国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如果在战国前期和战国后期,齐国在军事上处处被动,是不可能提出如此充满霸气的主张的。孙膑还提出了“富国”、“强兵”②的思想，这正与战国中期齐威王改革的思想相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孙膑兵法》形成于战国中期。
①《孙膑兵法·见威王》。
②《孙膑兵法·强兵》。
再次,《孙膑兵法》在战国后期郎流传于世,这也说明它成书于战国中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叙述马陵之战后说:“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这都说明孙膑擒庞涓后，孙膑其人和他的兵法一同闻名于当世。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显然,《吕氏春秋》的作者已将孙膑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墨、道并提。由此推论,孙膑应当像孔子、墨子–样也有他的著作。今本《孙膑兵法》虽是残简辑本,文多阙失，但它所反映出的军事思想原则仍然丰富而繁博,堪称我国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
其一，“战胜而强立”。战国时期，除兵车外,步兵、骑兵等兵种逐渐发展成为作战的主力军。同时,兵器军械也较春秋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都使大规模军事作战成为可能,战争在解决争端问题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孙膑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意即只有用武力战胜了敌人才能使自已强大巩固起来。
孙膑强调战争的重大作用,但并不主张盲目战争。他说“穷兵者亡”,谁一味追求私利而发动战争,谁就会遭受失败的挫折和耻辱,因此对战争应慎之又慎,要充分做好准备。孙膑认为“事备而后动”“用兵无备者伤”。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孙膑所谓“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是指正义的战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因此说,孙膑虽然主张用战争手段“服天下”,但他反对穷兵黩武，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孙膑“战胜而强立”的战争思想，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与孙膑同时代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道家主张“清静尤为”，儒家主张以“仁”治天下,他们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这种美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诸侯纷争的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孙膑主张用武力来制止大下的纷争，用战争手段实现天下统一,正是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二,以人为贵。孙膑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①的论断。以人为贵的治军思想表现为重视百姓、士卒、将帅三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在战争中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要反对无休止的战争，要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要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支持战争。《孙膑兵法·将失》:“民苦其师,可败也。”就是说军队的战斗力是否强盛,取决于其对白姓关心爱护的程度,“休民”则胜，“民苦其师”则败。
士卒是军队的基础,军队的优胜与否在于士卒是否经过挑选，士卒经过挑选后,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千方百计提高士气，《孙膑兵法·延气》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士卒的斗志受到激励和鼓舞,自然就可以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将帅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孙膑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仁、义等品质,才能有效地统帅士卒,克敌立功,如果将帅任用不当,就会导致战争失败。仅仅有了人民支持战争、士卒训练有素、将帅指挥有方还不够,还要三者协调一致,也就是所谓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四孙膑认为人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在军事理论_上有着重大意义。
其三，以“道”制胜。在《孙膑兵法》中数十次出现“道”这一概念。除少数“道”可作为介词使用外，多数“道”可作为规律、方法来讲。孙膑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在《客主人分》中说:“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年。富者胜呼?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而所)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道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可以利用“道”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①②《孙膑兵法·月战》。
总之,孙膑战争理论的精髓在于“道”。“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①未达于道,会导致战争的失败,但道并非高深莫测,而是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去认知和掌握,它反映出了孙膑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积极的辩证法思想。
其四,因时造势。《吕氏春秋·不二》曰:“孙膑贵势”,就是说孙膑用兵讲究因地制宜、因时造势,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孙膑兵法·威王问》中就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法。齐威王问:“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孙膑回答说:“以轻卒尝之,贱而勇者将之,期于北,毋期于得。为之微阵以触其侧。”当齐威王问“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时,孙膑又回答说:“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齐威王义问:“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用之奈何?”孙膑回答说:“命曰让威,必藏其尾,令之能归。”所谓“让威”,即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孙膑兵法·地葆》则指出了各种地形条件与作战的关系,如“绝水、迎陵、逆流、居杀地、迎众树”等。在《孙膑兵法·月战》中,则提出了“抚时而战”,即遵循和利用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都反映了孙膑兵法中的唯物主义思想。
孙膑还注意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以争取更大的主动。孙膑认为战争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如敌我、主客、攻守、进退、众
①《孙膑兵法·兵情》。
寡、强弱奇正、积疏、盈虚、徐疾、动静、险易、治乱、生死、胜败等。同时,这些矛盾又并非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转化的。他认为“势”是可以创造和转化的,如“避矿骄之,引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①。再如“告之不敢,示之不能,坐拙而待之,以骄其意,以惰其志”②。这些都是利用各种方法麻痹、迷惑敌人，以使形势向有利于我方转化。《孙膑兵法.客主人分》说:“敌人众,能使之分离而不相救也。”然后并卒而击之。即设法将敌人的优势兵力分散,使之相互隔离,转优势为劣势, 我方则集中兵力将其各个击破。
(六)《尉缭子》
《尉缭子》一书,今存24篇,是战国末期魏国人尉缭子写的一部兵书。由于《汉书·艺文志》中列有两种《尉缭子》,一是“杂家”《尉缭子》29篇,一是兵家《尉缭子》31篇。因此,《尉缭子》究竟是两书还是一书,引起了人们的疑义。到《隋书.经籍志》就只有一种《尉缭子》列人杂家,宋代《崇文书目》也只有一种《尉缭子》列人兵家。北宋编《武经七书》时,收入《尉缭子》一书,现存《尉缭子》24篇,就是《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
对于《汉书·艺文志》中的两部《尉缭子》,可以看作是刘向、任宏对《尉缭子》一书的分别校理。当时刘向负责整理诸子,任宏负责整理兵书,他们二人分别整理了《尉缭子》,所以才会有杂家之《尉缭子》和兵家之《尉缭子》。也有人怀疑《尉缭子》为后人伪托，但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竹简,竹简的写制年代大约在秦、汉之际至文景时期。竹简中有六篇文字与今本《尉缭子》相合,因此,《尉缭子》当为先秦古籍,并非后人伪托撰写。
①《孙膑兵法·威王问》。
②《孙膑兵法·十向》。
关于《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时期的人,由于《史记》没有其传,其他史籍的记载也十分零碎歧义，因此未有定论。今存《尉缭子.天官》记载说:“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梁惠王是战国中期魏国国君,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69 –前319。若依此论之,尉缭当大致与孙膑、庞涓、孟轲同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僚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之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秦始皇十年为公元前237年，距梁惠王终年82年。若以尉缭子见梁惠王时为20岁,此时已102岁了。由此有，人怀疑二者并非一人,而是有两个尉缭。但除年龄可疑之外,没有什么证据。程应锣先生认为《尉缭子》中出现的“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是古人著书常见的一种假托手法,可能是尉缭后学将尉缭的言论整理成书时有意为之①。这实际上是否定尉缭是梁惠王时期的人，而承认尉缭子是秦王政时期的人物。但历史上百岁以上的老人并不罕见，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大梁人尉缭来”与《尉缭子》中的“梁惠王问”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从梁惠王时期的情况看,梁惠王并未重用尉缭子,当时庞涓用事,嫉贤妒能,连其同学孙膑也受其迫害,尉缭子可能一见惠王即去,所以至秦时自称“布衣”。依此来推断梁惠王时的尉缭与秦王政时期的尉缭是同一人并无不妥。
①程应谬:《关于尉缭和<尉缭子>》。载福建人民出版社《古籍论丛》。
《尉缭子》一书的基本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从《天官第一》到《战权第十二》主要议论战争、兵法理论,从《重刑令第十三》到《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论述律令法规,其军事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人本论。《尉缭子·天官第一》曰:“大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尉缭子·战威第四》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充分说明了尉缭子的人本观。在尉缭子看来，战争的胜负主要在于人事,《尉缭子·兵谈第二二》说:“夫土广而任则因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这种强调人在战争中作用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在兵家思想中的反映。
其二,以法治军。《尉缭子》十分注重法治在治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它说:“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阵,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①自《尉缭子》第十三篇《重刑令》以下，其十二篇中就有十篇以“令”字名篇,实际上就是法规律令。法制既定，贵在执行,因此要严格赏罚以确保号令的贯彻执行。只有如此，才能培养出一支“王霸之兵”,才能以少诛众,以弱诛强,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三，以道义取胜。民心向背,在战争胜负中起着重要作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如果在道义上立不住脚,最终只能内外交困，
①《尉缭子·制谈第三》。
众叛亲离。《尉缭子·武议第八》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
二、秦汉魏晋隋唐兵典
秦汉时期的兵典保留下来的并不多,主要有假托黄石公著的《黄石公三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学著作主要集中在对《孙子》的注解阐释上,主要有《魏武帝注孙子》。与此同时,孙吴的沈友和曹魏的贾诩也各有《孙子兵法》注本。此外还有曹操、王陵集注的《孙子兵法》,南朝梁时期的《孟氏解孙子》。晋无名氏注《孙子》,晋杜预也曾注解过《孙子兵法》。这一时期的注家多是军事家，他们以自己的军事见解最大限度地阐解《孙子》的军事理论,以期在军事实践中灵活运用。
隋唐时期,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也是集中在注解上。《通志·艺文志》录有隋萧吉撰《孙子注》一卷。《隋书经籍志》录有《孙子八阵图》一卷,题孙武撰,可能是隋人伪托。《新唐书艺文志》录有李筌撰《孙子注》二卷、贾林撰《孙子注》一卷,另有《兵书节要》七卷,题孙武撰。此外,还有纪燮撰《孙子集注》三卷，杜牧注《孙子十三篇》一卷,陈嗥撰《注孙子》三卷等。唐代的兵学著作,除对《孙子兵法》的注解外,还有李靖的《李卫公问对》,李筌的《太白阴经》与《阃外春秋》等。
(一)《黄石公三略》
《黄石公三略》或称《三略》，假托为张良在下邳桥上遇到的那位自称“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的人所撰。《汉书·艺文志》中无录此书,到《隋书·经籍志》才称“《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同时托名黄石公的著作还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内记敌法》一卷,《黄石公三奇法》卷,《黄石公五垒图》一卷,《黄石公阴谋行军秘法》一卷,《黄石公兵书》三卷等。除《三略》外，今都已不存。到宋代,《三略》被列入《武经七书》。但自明代以来,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这部《三略》是伪书,王守仁在手批《武经七书》中指出;“《黄石公三略》旧题黄石公撰,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文义不古,非秦汉以前书,疑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该书文义不古，当为后人所依托。
《史记》中叙述的张良从黄石公得到的是《太公兵法》,显然不是黄石公自己撰写的兵书,充其量只能说是黄石公对《太公兵法》有研究。文献中最早出现黄石公兵书的是《后汉书·臧宫传》,其中引光武帝诏书中有“《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这段引文与今本《黄石公三略》只有个别文字出入，其余完全-样。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卷271引“《黄石公记》曰:将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所以全胜者,军正也。士所以轻战者,用兵也。故战如风发,勇如河决,众可望而不可挡，可下而不可胜。”也与今本《黄石公三略》的内容大致相同。因此,《黄石公记》是《黄石公三略》的另一种名称。《三略》之名,从已知文献看,最早见于汉末陈琳的《武军赋》。
汉献帝建安三年(198),袁绍击灭公孙瓒,陈琳将战争中所使用的战略书之于赋,并称“不在孙，吴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凡数十事,秘莫得闻也”①。曹魏明帝时人李康在《运命论》中说:“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②《魏书·刘晒传》及《北史·刘晒传》均言:“注《周易》《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由此看来,在唐朝以前就有-部《黄石公三略》，其成书至迟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假托黄石公的真实作者是何人,则无可考证。
《黄石公三略》问世后，就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后汉书·臧宫传》载:“光武审《黄石》,存包桑。”这里的《黄石》应是《黄石公记》的简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黄石公三略》。自《隋书经籍志》著录后,历代书目均有著录。唐魏征奉敕撰《群书治要》,节录了《黄石公三略》的23段文字,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都选录了《黄石公三略》。宋神宗时朱服、何去非等校定《武经七书》时又收录了此书,使之得以广泛流传。南北朝时期魏刘晒曾注《黄石公三略》，隋朝时还有成氏注《黄石公三略》,宋以后为《黄石公三略》作注的则多达60余家。其中以宋施子美的《七书讲义三略讲义》、明李挚的《七书参同·三略参同》、明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三略直解》等最有影响。
《黄石公三略》分上、中、下三略,略就是谋略、策略、方略。“上略”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主要讲政治战略。政治战略的核心是以道收揽人心,任贤胜敌。“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治国要顺民心,为将要察众心,治军要使将士心服口服。只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可以柔制刚,以弱制强。“上略”还叙述了民众、将帅、士卒在治国、统军和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施恩养民、轻徭薄赋、礼贤下士、赏罚分明、进善退恶等收聚民心的具体方略，同时也对将帅制胜的物质条件进行了叙述。
①《全后汉文》卷92.
②《全三国文》卷43。
“中略”主要讲君主驭将统兵的谋略。如“将在自专”,即将帅统兵作战，可以自己专断行事,作为国君既授权于将帅,就不再干预将帅的行动。再如“夺其威,废其权”,即战争结束后,将帅卸任, 通过封爵削弱将帅的实力,通过分封夺取将帅的兵权,把将帅与军队分离开,使兵权收归君主。再如“因人致用””,根据各人不同的秉性,使用不同的方法,使各逞其能,各得其所。
“下略”主要讲招揽人才。人才毕至，国家就会强盛;人才离去,国家就会衰弱。但招致人才要凭“德”和“道”,无德无道,不可能吸引人才。发除一个好人,就会有许多好人引退。奖赏一个坏人，就会有许多坏人蜂拥而至。志节高尚的人不可用重刑相威胁，清洁高雅之士不能用金钱去收买。因此，只有修德讲道,才能招聘到真正的人才。
(二)《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以问答体写成的兵书,是唐太宗与李靖讨论兵法的言论辑录,被收人宋代元丰年间编成的《武经七书》。
宋以前不见《李卫公问对》的著录，因此，它颁行不久就被斥为伪书。最早提出《李卫公问对》为伪书的是北宋学者陈师道,他在《后山集》中说:“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苏洵),而子瞻(苏轼)言之。”陈师道只是听苏轼说《李卫公问对》是阮逸伪托,并没有什么证据。此后,陈师道的弟子何還又在《春渚纪闻》中说:“先君为武学博士…..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待,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为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何遣是听其父何去非之言,何去非则听陈无己之言,陈无己则听苏东坡之言,说来说去,还是传闻,实不足信。
《李卫公问对》之所以在唐代没有发现，可能与其中涉及到一些军事和政治机密有关，如:当李靖提出“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时,太宗说:“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这显然是军事机密。其中还涉及到对一些当时人物的评价,如:李靖说大将“(薛)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李靖建议“莫若黜勋(李勋)，令太子复用之”。李靖说长孙无忌“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时,唐太宗告诫说:“勿外泄也,朕徐思其处置。”这些内容显然不宜公开。因此，《李卫公问对》只能深藏宫中。据吴如嵩先生考证,可能是在.唐末或五代动乱中,《李卫公问对》流散到民间,宋神宗时刊于《武经七书》,至南宋初郑樵《通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录》才开始单独著录。
《李卫公问对》分上、中、下三卷，是唐太宗、李靖君臣间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由于该书是问答体,内容上有些错落散漫,但上下所序、纵横所列又相当完整,是一部有重要影响的兵书。其主要内容可大致归纳为三点:
其一，攻防原则。在攻与防的关系上，《李卫公问对》曰:“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即进攻是更好的防御,防御是进攻的手段,二者都是争取胜利的方式,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关于攻守,《李卫公问对》还提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无论进攻和防守,都要争取主动,牢牢地把握主动权,才能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其二,奇正之术。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认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而且奇正没有现成的模式,它可以相互转化。《李卫公问对》还把奇正同虚实、示形、分合结合起来,使孙子的奇正学说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三,对兵学典籍的准确理解和对历代战史的独到见解。《李卫公问对》几乎涉及了其前主要的兵学典籍,如《握机文》《司马法》《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如唐太宗问:“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李靖回答说:“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此外,对古兵书中的“八阵”、“四兽之阵”、“五行阵”等都有准确的解说。同时,《李卫公问对》对历代战争经验十分熟悉,古今纵横,无所不及。从黄帝、三代至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乃至唐太宗、李靖亲身经历的战争，都有独到的见解。
(三)《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简称《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写的一部兵书。李筌《进太白阴经表》曰:“《太白阴经》者,记行师用兵之”事也。臣间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故用兵而法焉。’
李筌,正史无传,其生平事迹难以详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他的5种著作,即《阃外春秋》10卷.《中台志》10卷《孙千注》10卷、《骊山母传阴符玄义》1卷《太白阴经》10卷、《六壬大玉帐歌》10卷。在《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下注曰:“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曰:‘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另外,《集注阴符经》收入81家注,李筌在《黄帝阴符经疏序》中自称“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他自号少室山达观子,少室山在河南登封境内,由此我们推断,李筌是河南登封少室山的道家。
敦煌石室遗书中有唐朝《阃外春秋》残本两种,其中有李筌进书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如果此上表不是伪托之作,可证明李筌生活在唐玄宗天宝时期。当时,唐朝由盛而衰,李筌致力于兵学是合乎情理的。从其《阃外春秋》的内容看,多是历代“明君贤将战争攻取”之事,其《中台志》则辑历代“辅相邪正之迹”,这也说明李筌关心政治。至于李筌是否作过官,史无明文,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南阳录》称“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宫”。又记“筌后为邓州刺史”,但无他书可证,不知是否属实。
《太白阴经》内容相当丰富,全书共10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篇,共100篇。《人谋上》、《人谋下》,主要讲重视人谋、以人为本。《杂仪》讲当时军制、军礼的具体形式。《战具》讲器械构造,如攻城具、守城具、火攻具、水攻具、军装等。《预备》讲战前准备,如筑城、凿壕、建弩台、烽火台、找井泉、寻向导、准备军资等。《阵图》讲各类阵法。《祭文捷书药方》讲祭文和药方。《杂占》、《遁甲》《杂式》讲星相择日、龟卜等。
《太白阴经》成书后，流传并不广，直到清初,尚无刻本行世。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到一个抄本,少9、10两卷,仅存前8卷,即据此眷录。后《墨海金壶丛书》才收人首尾完具的宋抄本。
三、宋元兵典
北宋建立后,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既定国策,没有谁去关注兵学武事。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纂辑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中的《兵部》仅有90卷,显然与这一大型类书不相协调。但是,随着辽夏的兴起和北宋对外战争的连连失利，北宋朝野才开始注意到武学，甚至士大夫几乎人人言兵。神宗元丰年间，国子监奉诏编定《武经七书》,即《孙子》<魏武帝注)3卷、《吴子》2卷、《司马法》3卷、《唐太宗李卫公问对》3卷、《尉缭子》5卷《黄石公三略》3卷、《六韬》6卷。其后,施子美又撰《武经七书讲义》,《朱史》无施子美传,估计《武经七书讲义》是其在武学教授的讲稿。
宋代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主要在注解上，著名的有王皙、梅尧臣、张预、吉天保郑友贤等,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所收注家依次为曹操、李筌、杜牧、陈嗥、贾林、孟氏、杜佑、梅尧臣、王智、何氏(何延锡)、张预,其中梅尧臣、王皙、张预为宋人。宋人著述的兵学著作,主要有许洞的《虎钤经》,曾公亮、丁度的《武经总要》，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苏洵的《权书》,张预的《百将传》等。《百战奇法》也应成书于宋代。元代则是中国武学的沉寂时期,几无兵学可言。
(一)《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是北宋仁宗时期奉旨官修的一部兵书。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为了加强军队将领军事知识的学习,不致“昧古今之学”,令曾公亮、丁度“采古今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并收集大量战例,编写大型兵书,用了五年时间，终于编成,由宋仁宗亲自作序，名为《武经总要》。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举进士,知会稽县，后为国子监直讲，授集贤校理、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攉天章阁待制。当时,曾公亮深受宋仁宗信任,故以之领衔主持《武经总要》。丁度字公雅,祖籍恩州清河(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处),后徙居祥符(今河南开封)。仁宗庆历年间,迁端明殿学士,除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虽是一名学者,但任职期间曾多次上书言兵，上《备边要览》《庆历兵录》、《赡边录》等,又以文字音韵见称，故被仁宗委以编纂《武经总要》。丁度是《武经总要》的实际主持人。
《武经总要》成书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由宋仁宗为之序。全书共40卷,《前集》20卷,《后集》20卷。其内容包罗万象,正如宋仁宗在序言中所说:“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大都包括其中。对于“营阵法制、器槭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并形图绘，悉以训释”,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兵书。具体讲全书由制度15卷,边防5卷,故事15卷,占候5卷,共计细目约300余条组成。
《前集》的前15卷叙说宋以前的军事制度,从《选将》、《讲武》到《水攻》、《火攻》《攻城》《守城》、《间谍》、《向导》等,对当时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进行了归类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处理办法,既有对前人兵学理论的发挥和继承,又有对当时军事实践的总结。
《前集》的后5卷叙述的是边防事宜和各种边防地理状况。包括地名、地形、关隘、砦堡、山川、河流等,除注明所处地理位置具体形势外,还附议其军事价值,为边防将士提供了详细的地理材料。
《后集》前15卷,以分类编排的方式述录历史军事故事，如: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师、用间、纵生口、明赏罚、军政不一必败军无政令必败、将贪必败、将骄必败.出奇、伏兵、避锐、疑兵、先声后实、攻其必救、善用人、解仇用人、使过、示弱示强、示缓、新集可击、半济可击、奔走可击、粮尽可击、穷寇勿逼、佯北勿从、绝水泉、断敌粮道等等,共180个小标题,实际上是宋以前军事战例的资料汇编。通过对历史故事的叙述,总结历史经验,为后人提供借鉴。
《后集》的后5卷,为天地星象、风云杂占。由宋仁宗令司天监杨惟德专门编写而成。对于这些内容,不能简单地指斥为封建迷信,古代许多兵家都曾有利用阴阳占候的言论。
《武经总要》虽成书于北宋仁宗时期,却未见到当时的刻本。到南宋绍定四年(1231)方有赵休国写跋的刻本。至明代,有弘治十七年(1504)李赞的刻本、嘉靖刻本、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其后均附有《行军须知》《百战奇法》各2卷。清人将《百战奇法》更名为《百战奇略》,托名明代刘基撰。《百战奇法》所收资料止于五代，其作者应是宋代人，托名为刘基撰,实是无稽之谈。
《武经总要》的主持者并不是统兵作战的将领,加之广采博收,因此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甚精到，甚至有错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说:“仁宗为守成令主,然武事非其所长,公亮等亦但襄赞太平,末娴将略,所言阵法战具,其制弥详,其牵拘弥甚,大抵所谓检谱角抵也。至于诸蕃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考之,亦多刺谬。”这个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武经总要》作为一部大型兵书,资料丰富,分类合理,图文并茂,它虽不像《孙子》等兵书具有相当高深的兵学理论,却讲述了许多战例和具有军事指导性的内容,加之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因此在中国兵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又由于《武经总要》资料广博,有许多兵器制作工艺被收入其中，反映了宋代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如:关于火药利用方面的早期资料就见于此书。其中有用13种成分制成的“毒药烟球法”,用10种成分制成的“蒺藜火球法”,用14种成分制成的“火炮火药法”等,特别是关于火炮火药的配方,对于研究古代科技史具有重要意义。
(二)《虎钤经》
《虎钤经》是宋代许洞写的一部兵学著作。许洞,字洞天，一日字渊夫,北宋初期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是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舅父。许洞性情宽舒高雅,自幼喜好弓矢击刺，及长折节励学,又精《左氏传》。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曾作过下级军官,后以“狂狷不逊”，又“辄用公钱”①被除名。许洞罢宫后,在家乡闲赋数年,终日以酣饮为事。后又“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主)簿,坐事变姓名，隐中条山”②。这期间,他在深入研究了历代军事著作后，认为《孙子》兵法博大精深,使学者难以通晓明了。而诸家兵法又肤浅,不切实用。于是发愤著述，撰写了一部既易懂又实用的兵学著作。许洞在《虎钤经》序中写道:“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日《虎钤经》。然则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至于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之相得,有补于军中者,莫不具载,自为一家之言。”
《虎钤经》创意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成文于真宗景德元年( 1004),用了四年的时间将此书写成。全书分为20卷,共210篇,其内容“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虽纷拿错综,终始备具,枝分派别，凡在师中吉者.必贯穿条举”。前10卷,大致论天、地、人的关系,古今用兵之术，各种条件下的军事对策以及军中旗鼓、营寨、阵法、疮伤治疗等,称得上是实用之学。后10卷主要讲述孤虚、遁甲、占候、风云、鸟情等,有许多属阴阳学的内容,最后录有各种“誓文”、“祭文”。
①《宋史·许洞传》。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99。
关于《虎钤经》的价值,近人多认为是书生论兵,缺乏实战经验，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子部·兵书》中竟批评《虎钤经》“诡诞不经”。其实,《虎钤经》中有许多精到之处,如《虎钤经·地利》曰:“地之形,险易殊也;地之气,寒热异也;用形与气,在知逆顺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则不然,险而易之,易而险之也。夫居险用险必内溃,居易用易必内蹶。当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谓险而易之?日:简以夷其政，要以节其动,用以缓其约,不以疏慢为失也。何谓易而险之?曰:进止戒严,内外无息,用其谨惧,不以暴急为务也。如是者,乃险易之用也。”许洞重视地形在作战中的作用,但并不是完全依赖地形,而是“险而易之”、“易而险之”,这种充满辩证思想的地形观可谓深遼。
(三)《何博士备论》
《何博士备论》是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写的一部兵 书。何去非，子正通,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于元丰五年( 1082)以“长于论兵”被擢为武学教授，后迁博士。大约在此期间,何去非深研中国历代政权的兴衰及著名将帅的成败得失,撰《备论》28篇。在哲宗元柘四、五年( 1089、1090)经著名文学家苏轼两次荐举,奏进于朝而流传至今。
《宋史·艺文志》著录《何博士备论》14卷,苏轼奏状称28篇,今存26篇。依次是《六国论》、《秦论》、《楚汉论》《晁错论》、《汉武帝论》《李广论》、《李陵论》、《霍去病论》、《刘伯升论》、《汉光武论》、《魏论》上、《魏论》下、《司马仲达论》、《邓艾论》、《吴论》、《蜀论》《陆机论》、《晋论》上、《晋论》下、《苻坚论》上、《苻坚论》下、《宋武帝论》、《杨素论》、《唐论》、《郭崇韬论》、《五代论》。全书气势恢宏,纵论从战国至五代近1400年间的军事历史经验与得失,对历代名将事迹,信手拈来,恣意评说。
《何博土备论》所论到的人物事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有经验也有教训。如《李广论》曰:“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由于其治军不用纪律,竞至“无寸尺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李陵论》曰:“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又曰:“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地。将以其身于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尤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就事论事,十分深刻。
《何博士备论》中的许多论述都能揭示出事物的本质。翻开《何博士备论》,高论迭见，如《楚汉论》中评论项羽之失时说:“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呈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再如《宋武帝论》中指出刘裕轻弃关中仅取江东一隅的原因是“未暇为王业万世虑也”。苏轼在荐举何去非时说:“尝见其所著述,材力有余,识度高远。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清人纪昀在撰《四库全书总目》时说:“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这些评价,并不为过。
(四)《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是一部分条论述作战原则和战法的兵书,现有明刻本存世,分前后两集,共10卷。每集5卷,每卷10战,合为百战,故名《百战奇法》。
关于《百战奇法》的作者,清以前一直不知何人,清咸丰三年(1853) ,满人麟桂刊印《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时,将《百战奇法》更名为《百战奇略》,署名刘伯温作。据张文才《《百战奇法)浅说》①考证,《百战奇法》应是宋人的著作。
现在已知最早者录《百战奇法》的是明正统六年(1441)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该书卷14《兵法》记有“百战奇法”，其后嘉靖进士、国子监司业晁僳《宝文堂书目》卷下《兵法》载有《百战奇法》,御史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记载当时扬州府刊有《百战奇法》,这说明《百战奇法》在明代已经广泛刊刻流传,但都没有载明其成书时代和作者，从而为这一问题制造了迷案。
关于《百战奇法》的成书时代，明人茅元仪在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的《武备志》中明确提出:“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续百将传》、《史略战宗》。”茅元仪本人长期生活于军旅之中,谙于军事方略,其祖父茅坤不仅雅好谈兵,而且藏书甚富,因此茅元仪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古代兵书,其说当有所本。目前所知《百战奇法》的最早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西安马思进刊本,再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金陵唐富春刊本。这两种版本都是作为《武经总要》附刻本行于世,称为《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向《武经总要》是宋仁宗时编撰而成的,明人将《百战奇法》作为《武经总要》的附刻本，显然是把《百战奇法》看作是宋代的作品。明崇祯九年( 1636)刊行的《韬略世法》全文收录了《百战奇法》,卷端题为:宋谢枋得编辑,明汪淇参订。谢枋得是南宋人，既然谢枋得编辑,那么该书就应成书在南宋以前。从《百战奇法》的内容看,书中所引战例都在宋以前，朱代和宋代以前的战例未有收入。如果《百战奇法》的作者是明代的刘基,不可能不引用宋代战例。因此说,断《百战奇法》成书于宋代当无不妥,称之为明代刘基所纂辑,实是清人伪托。《百战奇法》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
①张文才:《(百战奇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其一，战争观。《百战奇法》认为战争有曲直之分,即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对正义的战争要坚信能取得胜利,对于非正义的战争,则要反对。
其二,治军思想。《百战奇法》十分注重对士卒的教育训练。“凡欲兴师,必先教战”,只有让士卒熟悉各种战法、进退之令和旌旗徽章,才能令行禁止,战无不胜。训练士卒,既要练习武艺阵法,又要做好思想工作,激励士卒,鼓舞士气。将帅对士卒既要关心爱护，又要从严治军。恩威并重,赏罚并行。同时,《百战奇法》还强调将帅自身的表率作用,将帅以身作则,是治军的关键。将帅“甘苦共众”,不“舍众而自全” ,不“临难而苟免” ,才能真正换得士卒的拥戴,上下同心,最终胜敌。
其三，军事原则。《百战奇法》在总结历代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一系列的作战原则，如攻防原则,主张在有把握取胜时,就采取进攻作战的方式。如敌国出现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放逐贤人、诛杀无辜、旱蝗冰雹等情况,要不失时机，发动进攻。进攻时又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随时改变战术,对敌方“无故退归”、“不战而遁”都要进行调查，查明情况后再决定进退。在缺少胜利把握时,应采取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的策略,深沟高垒,以待其敝,也叮以退为守,争取主动。再如,粮草供应原则,《百战奇法》认为“有粮必胜”。怎样解决粮草呢?若在本国对人侵之敌作战,要依靠自己“聚谷”,并对粮道严加保护,以防被敌人包抄。如果深人敌国作战,则应采取“因粮于敌”的原则，解决粮草。再如兵力聚散原则,《百战奇法》认为在遭到敌人进攻时,应“合军以击之”,不集中优势兵力,就会被敌人击败。在敌众我寡时,则可以分兵出击,各个击破。
其四,具体战术。《百战奇法》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具体实用的战术。如示形惑敌、声东击西、攻其必救、诱敌人伏、卑而骄之、亲而离之等。同时,还对在不同地形、 气候条件下采用不同战术等进行了论述。如步战必依丘陵、险阻、林木,骑战须得平易之地,车战要选择平原旷野,火战要选择干旱气候等。
四、明清兵典
明朝建立后,立武学,用科举,为武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出现了许多兵学著作。据刘申宁撰《中国兵书总目》统计，历代兵书多达4221部,其中明代就占1165部,占总数的27.6% ,其著述之丰可见一斑。对《武经七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寅撰《武经七书直解》,李清《武经七书集注》，王圻《武经经传句解》,王阳明《新镌武经七书》，郑廷鸽《武学经传》,黄榜《武经七书考注》,沈际飞《武经七书合笺》,黄皑伯《新镌武经七书类注》,陈玖学《新镌增补标题武经七书》,赵光裕《新镌武经标题正义》,谢弘仪《新镌增补标题七书》,沈应明《新镌注解武经》,何守法《武经七书音注》,黄献臣《武经开宗》,张居正、汪桓《武经直解开宗合参》,沈际飞《武经七书会通》,李贽《孙子参同》等,多是直接为武举服务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武经七书中》,以《孙子》最为重要,因此也出现了独立研究《孙子》的著作,如: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薛应旅《方山先生孙子说》,郑二阳《孙子明解》，朱升《孙子旁注》，陈珂、陈天策《孙子断注》等,上述《孙子》研究的作者多系文人，因此多重字句之解,有鲜明的儒学倾向,在解说兵书时往往征引儒家的经典。
明代军事家的兵学著作，主要有唐顺之的《武编》、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茅元仪的《武备志》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胡宗宪的《海防图论》、王鸣鹤的《登坛必究》等，这些著作多是记录古代的兵学资料或作者练兵实战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大的实用性,也是明代兵书中的精华。
清初的兵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武举求进行的,以阐解、汴释《武经七书》为多,质量较高的有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黎观五等《武经汇解》、洪章《武经七书全解》、王瞰《武经三子集注》。乾嘉时代，以训诂、考据、校勘、辨伪、辑佚为基本治学方式的“乾嘉学派”也影响到兵学研究中,因此在兵学文献整理上做出了一些贡献。以孙星衍校理的《孙子十家注》和毕以瑜的《孙子叙录》最具代表性。晚清时期,西学渐人,虽然对传统的兵学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 一些学者仍乞求从古代经典中汲取抵御外侮的方略。于是出现了顾福棠的《孙子集解》、黄巩的《孙子集注》。同时一些激进的思想家也探求“以夷制夷”的新思路,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其代表作。《海国图志》提出了新的筹海御敌战略,介绍了海外诸国的情况和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明代抗倭将领戚继光撰写的一部兵书。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诸,山东登州（今蓬莱市)人,出身于将门之家,17岁时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曾针对蒙古俺答的进犯,写了《备俺答策》,并在戍卫蓟镇期间参加了乡试,考中了武举人。嘉靖二十九年( 1550)到北京参加会试,正逢俺答南下，一直打到北京东直门下，朝廷令会试举人参加御敌,戚继光参加了这次战斗。这件事,加深了戚继光对北方边患的思虑。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沿海防御倭寇。由于戚继光练兵得法,山东沿海海防日趋巩固。嘉靖三十四年( 1555)戚继光又提升为浙江都司佥事,当时,倭寇经常在浙江沿海骚扰和掠夺,戚继光又参加了浙江的御倭斗争,并在浙江的抗倭实践中,意识到练兵的重要性。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月，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新兵,当地民众纷纷报名,戚继光精选了3000人，经过严格的训练,成为一支使倭寇闻风丧胆的队伍，被誉为戚家军。
戚继光在浙江练兵期间,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写成了《纪效新书》。因此说，《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浙江练兵、作战的心得总结。
戚继光在《纪效新书》的序言中说,所以叫作“纪效”,是表明所言并非足口耳空谈,所以叫作“新书”,是因为所记虽出于兵法又不拘泥于兵法,足传统兵法与现实情况的结合。
《纪效新书》计总叙1卷,正文18卷。总叙包括《公移》和《纪效或问》2篇,前者用论辩的形式反复阐明在抗倭战争中练兵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后者以问答的形式来解决练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正文18卷依次是《束武篇第一》,主要讲述选兵、编队和分发武器的原则和程序。“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分数者,治兵之纲也。束伍者，分数之目也。故以束伍为第一,由此而十万一法,百陈一化，咸基于此。”也就是说,选兵编队是练兵的前提和基础。《操令篇第二》,主要讲队伍的训练。通过训练,使每一位士兵熟悉军队的各种号令和条令,没有严明的号令，就不能形成有效的指挥,有了统一的号令,才能在将帅的统一指挥下万众一心，克敌制胜。
《阵令篇第三》主要讲训练士兵熟悉和执行作战条令。
《渝兵篇第四》主要讲训练士兵熟悉禁令，严格赏罚。“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或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
《法禁篇第五》,主要讲训练士兵熟悉内务条令,对于以乡野老实人为主体的士兵来讲,条令要少而明确,不能繁琐,“繁以号令而无所尊,不如无令而气壮。”
《比较篇第六》主要讲比较武艺。在训练时经过比较纠正不准确的动作,练就一击就能致敌于死命的武艺。
《行营篇第七》,主要讲训练士兵熟悉行军、野营的条令,以防敌军偷袭等。
《操练篇第八》是全书的重点,主要讲述戚继光在抗倭作战时使用的各种阵法和战法。在作战时,尤论如何厮杀，也不能乱了鸳鸯阵，随离随合,务要牢记。同时,阵法和战法要因兵情而转化。
《出征篇第九》主要讲述训练士兵在敌前运动时应遵守的规则。
《长兵篇第十》、《牌筅篇第十一》《短兵篇第十二》主要讲述使用各种兵器进行对阵训练。
《射法篇第十三》讲述使用弓箭训练。敌人在离阵前50步之外时,各射手要听从命令向敌人放箭弩或火箭。
《拳经捷要篇第十四》讲拳术训练。
《布城诸器图说篇第十五》,主要讲营地戒备器械和各种火器的使用。
《旌旗金鼓图说篇第十六》,主要讲述训练部队熟悉旌旗、金鼓指挥作战的法则。如果旗鼓混乱，就难以履行指挥职能。强调旗鼓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擂鼓该进,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前往;鸣金收兵，前面有金山银山也要退兵。
《守哨篇第十七》,主要讲岗哨、侦察及报警的训练。在营地周围设有哨探,还派出武艺高强的士兵在夜间巡逻,流动侦巡，只要敌人接近警戒线，立即就能发现。
《治水兵篇第十八》,主要讲述水兵的训练。戚继光在浙江沿海御倭,需要水兵作配合,训练一支在海上作战的水兵十分必要。当时,戚继光领导建造的战船有福船、海沧,艟矫和开浪、网船等。陆军和水军协同作战，取得了许多战果。
《纪效新书》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明朝时人编《筹海图编》时就曾大量引用过《纪效新书》的论述,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明史·戚继光传》称:“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谈兵者遵用焉!”《纪效新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记录了戚继光在抗倭斗争中从事练兵的全部内容。
戚继光还运用《纪效新书》的各项规定和章程训练出一支勇敢善战的“戚家军”,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在对北部边防的边备、边兵训练等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编写的一部兵书。
隆庆元年(1567),兵部右给事中吴时来建议调戚继光等人到河北长城一线练兵驻守。次年2月,戚继光被任命为京师神机营副将。5月,又任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辽宁、保定四镇练兵,职权与总督相同。隆庆皇帝的诏书说:“朝廷以尔素有威名,今特命尔总理蓟、昌、辽、保军务,自总兵一下俱听尔节制,其余文武大小官员俱不许阻挠干预①
①戚祚国编:《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戚继光从抗倭前线调到北方蓟州长城沿线防务后,面对强悍的蒙古骑兵,深感明代边防军队不能担负起卫国戍边的责任,决心认真训练边兵,他建议授予他练兵全权,让他训练精兵10万,与蒙古决一死战,使蒙古归顺朝廷,不再骚扰边境。如果此策行不通,可让他训练精兵5万,以保卫京师。若此策再行不通,可让他练兵3万,在蒙古军来袭击时进行抵抗。在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下,戚继光在蓟州训练了16万大军。
戚继光在练兵期间,重修了蓟州境内的长城,并分蓟区为12路,设东西协守分统其路,建制车营以马、步进行综合训练。车、骑、步三个兵种协同作战训练,是戚继光战术思想的一大发展。戚继光还在密云、遵化等地建立了辎重营,这也是他的一项创举。还在蓟州创办了武学馆,以开办学校的方式对将领进行严格训练。由于戚继光的努力,“继光在镇十六年,边防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①。
戚继光对在蓟州的练兵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从而编成了《练兵实纪》。全书共9卷,附杂集6卷。正集9卷依次是:练武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各1卷,练营阵4卷,练将1卷。练伍法,计43条,主要讲骑兵、步兵、车兵、辎兵的队列训练。练胆气,计43条,主要讲训练十兵勇敢杀敌。兵无胆气,虽精勇而无所用。
练耳目,计16条,主要讲训练士卒辨别金鼓旗帜,熟悉各种号令，“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声教其耳”。
练手足,计20条。讲述厮杀、进退技巧，“以进退之节教其足，以长短之利教其手,以赏罚之信教其心”。使士卒在战时身手更加灵活敏捷,耐力强于敌人,最终取得胜利。
①《明史·戚继光传》。
练营阵,共4卷,分别叙述场操行营、野营、战约等内容。练将,计26条,前15条讲述军官品德修养,后10条讲军官的职业修养,最后-条讲品德修养与职业修养的关系。
杂集6卷,分别是储练通论2卷,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军器制解、车步骑营阵解各1卷。前4卷主要讲训练的理论和方法，是该书中价值较高的部分。军器制解主要讲军器的研制改进和使用维护,车步骑营阵主要讲车、骑、步、炮、辎协同作战。
《练兵实纪》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兵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继光初到(蓟)镇,疏有云:‘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此书标曰‘实纪’ ,征实用也。”如果说《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御倭斗争经验的总结,《练兵实纪》就是戚继光在北方抵御蒙古斗争的经验总结。清人钱熙祚在评述《练兵实纪》时说:“观其教练诸条,深切著明,有如面语,百世而下,犹想见当日军容之盛。故宜威镇蓟门数十年而边境无事也。”
(四)《筹海图编》
《筹海图编》是明代出现的一部旨在抵御倭寇、筹划海防的兵书。自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倭寇频频入侵,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明朝建立后,逐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海防防御体系。嘉靖中期以后,由于承平日久,海防废弛,致使倭寇十分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居民同倭寇展开了顽强的抵抗斗争,同时,筹划海防的理论也就随之出现，《筹海图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筹海图编》共13卷,图(包括地图舰船、武器图等)172幅，文约30余万字。主要叙述了沿海的地理形势、倭寇状况和明代海防。
《筹海图编》的作者十分注意沿海的地埋形势,他在《凡例》中指出:“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方略。”第一卷《沿海山河图》以图文并举的形式,比较详细地列出了沿海的重要岛屿、港湾、要塞以及长江下游两岸的军事要地,从而为海防提供了详细的地理资料。
《筹海图编》在对沿海地理形势记述后,接着记述了日本的国情,倭寇的状况，倭寇犯边的事实,以及倭寇的船舰、兵器、战术等，所有这些都为御倭方略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明代的海防是《筹海图编》的主要内容,首先对明初的海防设置、嘉靖年间的海防状况、明代海防的某些特点进行了记述和分析;其次,对一些文臣武将的海防方略进行了综合归纳，如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这是明代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后米的海防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还针对倭患提出了如何选兵、择将,加强军队训练,组织民兵、兵民配合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最后,《筹海图编》对火器、舰船、海战战法、武器装备与海战的关系进行了叙述。
《筹海图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海防“必宜防之于海”的多层次的海防原则。如果不在自己的海域设防,只靠沿海一线防御,这样的海防是十分脆弱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哨贼于远洋”，即作好战争准备,确切掌握敌人的动向,以防止远洋的敌人突然袭击。《筹海图编》还提出固守海岸的海防原则,不使敌人登陆，击敌于将登或登岸后无备之际，以保障内地不受劫掠。一旦敌人上岸,则采取“严城守”的御敌方略。城市是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社会财富集中的地方。当御海洋、固海岸不见成效的情况下,在沿海城市防守作战,攻守结合,各城协同作战,相互配合,使敌人处处腹背受敌,最终败走。如此一来,建立了以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三个层次的、完整而严密的防御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筹海图编》还注意民众的作用，主张寓兵于民,人自为战。渔民平日在海，上生产作业,遇有敌情随时向宫兵报告,水兵出海作战,渔民随同歼敌。沿岸居民，则在驻军首领的指挥下,登城戍守,坚壁清野,甚至主动出击，使倭寇–进入中国的海域或地域,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筹海图编》的版本较多,明朝有嘉靖本、隆庆本、天启本和胡、灯重校本。清朝有康熙本、《四库全书》本以及翻刻的天启本。上述版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署名郑若曾辑,如嘉靖、隆庆、康熙三个版本;一类署名胡宗宪辑,胡灯重校本开其端,天启本总其成,《四库全书》本继其后。那么,《筹海图编》的作者究竟是郑若曾,还是胡宗宪?清以来的一些书目都认为是明朝人胡宗宪撰写的,如《千顷堂书目》卷8《史部》:“胡宗宪《筹海图编》八卷。”《明史·艺文志》:“胡宗宪《筹海图编》十三卷。”《四库全书总月提要》:“《筹海图编》,明胡宗宪撰。”等等。后来的《辞源》、《辞海》都因袭了这种说法。据范中义先生考证，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筹海图编》确实出自郑若曾之手,原题“昆山郑若曾辑”是符合实际的①。
《筹海图编》的编著者郑若曾,字伯鲁,号开阳,明江苏昆山人。自幼秉承家学,年长后游学于著名学者王守仁、湛若水。嘉靖十五年(1536)作为贡生进人京师北京,次年参加考试,虽得第一，但由于对策直陈时弊而被列入副榜。四年后再试,依然第一，又因与主考官争执再次被列入副榜。从此不再走科举之路,从事教学,被称为开阳先生。他注重实用之学,对天文、地理、赋税、兵机、政治得失都有所研究。嘉靖三十一年(1552) ,倭寇大规模侵扰,而明军却屡战屡败,海防几成废墟,郑若曾的朋友唐顺之认为应该有所著述,以免后人怨恨。郑若曾遂绘集大幅沿海地图12幅,并以自己对地理、军机的素养进行论述,这些地图刊刻后被送到总督胡宗宪手中，胡十分赞赏郑的才学，聘其为幕僚。郑若曾到胡宗宪总督府后,继续收集海防资料,终于辑成了《筹海图编》,并为胡宗宪出谋划策,使其诱杀了与倭寇勾结的大海盗王直。
①范中义 :《<筹海图編>浅说》第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郑若曾一生著述颇丰,除《筹海图编》外,还有《江南经略》8卷以及收入《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2卷《日本图纂》1卷、《朝鲜图说》1卷《安南图说》1卷、《琉球图说》1卷《海防图论》1卷、《江防图考》1卷、《海运图说》1卷、《黄河图议》1卷、《苏松浮粮议》1卷。这些多与军事相关,其中《江南经略》实际上是关于苏、松、常、镇四府防御倭寇人侵的兵书。隆庆四年( 1570),郑若曾与世长辞,终年68岁
(五)《武备志》
《武备志》是明末茅元仪编辑的一部兵学著作,全书240卷，186个门类,共200余万字,是作者用15年的时间从2000余种古籍中抄录整理而成的,作者只以按语的形式发表很少的见解。因此，该书可视作是一部大型的兵书资料汇编。
茅元仪,字止生,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著名散文家茅坤之孙。茅坤曾任职广西,以军功著称。元仪受家学影响,自幼喜读兵书,好谈兵事,崇祯初年，被荐为翰林院待诏,后随孙承宗佐理军务,战斗在辽东抗清前线，曾担任过戍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南的菊花岛)的副总兵。因受权臣所忌,被解职,遣戍漳浦。复请兵勤王被阻,郁郁而死,年仅36岁。
关于《武备志》的撰写,江宁顾起元在《武备志·序》中说:“鹿门先生(茅坤)当嘉靖中,感倭变,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君自少得而私习之。比长,而志在四方，蒿目时事，所至访其奇材剑客,与之讨论而肆习。故于兵家者言,得以批其肯綮,而探其潭奥。”茅元仪在祖父茅坤的熏陶下，自幼饱读兵书,成人后,面对明朝军事危机的现状,“乃概然出其箧中书,以生平之所擘画者,门分户列，手自排缵,且与友人傅君远度辈杨榷而论次之。自《兵诀》至《占度》,凡为部者五，为目者一百八十有四，为卷者二百有四十，为言者二百余万”。这就是《武备志》的成书过程。
《武备志》分为五部分。
其一,《兵诀评》18卷,分别辑录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9部兵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在编者认为精妙处的旁边标以圈、点、线各类标记,并以简注,眉批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兵学观点。
其二,《战略考》33卷,辑录起自春秋,迄于元末的历代著名战例,可以说是历代战略大成,茅元仪自己说:“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为今之资。….吾汇辑诸家,本之正、稗二史,以为《战略考》。夫曰‘略’,则非略弗录也,略弗奇弗录也。每举-事而足益人意志,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变而不穷。”由此可知,所辑录皆历代战争谋路的具体应用。《战略考》又有单独印行本,名曰《二十一史战略考》。
其三,《阵练略》41卷,辑录历代阵图，前16卷讲“阵”,后25卷讲“练”。阵法是指挥军队、调整队形、布置兵力的方法,是古代战争中常见而又十分重要的内容。阵法在战场上的应用,以平时的操练为基础，因此阵法的操练也十分重要。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认为阵而不练或练而不阵，都不足以应敌，将“阵”与“练”结合起来,是重要的制胜手段。
其四,《军资乘》55卷,辑录各种有关营制、器械、车马、粮饷、医药等后勤方面的资料,凡与行军作战相关的尽收其中。其五,《占度载》93卷,辑录与军事有关的阴阳占卜方面的资料。在古代战争中有许多求神、占卜、星占、梦占的内容。既有迷信的一面,也有对地形、气象变化运用的一面,不能一概指斥为封建迷信。《占度载》还有一部分关于地理、边防、海防及邻国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中绘有大量的插图,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如《郑和航海图》见于《武备志》卷240,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航海图。书中的阵图对了解古代阵法也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