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篇·第七
作者：仝晰纲
出自————《历代名将治军方略》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民本篇·第七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格外强调人的意义。齐鲁兵家从“重人”的角度出发,无不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实践,宜扬人的主体意识。
姜尚归周后,为灭商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心就是辅佐周文王修德勤政，“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将“修德”视作扩大周族威信、壮大周族势力的法宝。“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人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事,周人所耻,何往焉,只反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①齐、魯封国后,当周公问姜太公“何以治齐”时，姜太公答以“尊贤上功”②,即尊重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崇尚和奖励对国家有功的人。姜太公强调“修德”和“尊贤”,实际上是强调人自身在政治中的作用,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还表现在他反对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武王将要伐纣时，“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
①《史记· 周本纪》。
②《吕氏春秋·长见》。
野伐商纣,纣师败绩。”①王充在《论衡》中追述此事说:“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这一举动,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军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实在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在姜太公看来，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这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兼并战争的激烈,天命观逐渐没落,普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提高,民本观念较西周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民心向背与政治成败的关系已被人们广泛认同,这种民本思想对军事思想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②“师克在和不在众”③,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管子·霸言》日:“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对“人”的认识更加深刻。孙武论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④《谋攻》篇说:“上下同欲者胜。”《行军》篇说:“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都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司马穰苴所谓的“怀德”和“正则”,实际上也是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所谓“怀德就是要求将帅对士卒关心和爱护，施以恩德，“十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约,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
①《史记·齐太公世家》。
②《左传·成公十六年》。
③《左传·桓公十一年》。
④《孙子·用间》
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①。关心和爱护士卒的出发点就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所谓“正则”即以己正人，要求将帅具有较高的思想品德,勇于承担责任,功劳归十大家,自身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以自身修养来实现“人”的价值。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数量大大增加,精选将领和训练士卒成为形势的迫切要求,对人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吴起用兵,视文武兼备的良将为战争胜利的关键。他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②也就是说,一个将领，单凭独夫之勇是不够的,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素养,才能成为良将,才能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稍后的孙膑更进一步提出了“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训练出精兵强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孙膑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这种唯物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为了达到精兵强将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胜在于篡卒”③。即通过严格挑选,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孙膑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专门论述如何精选士兵,充分体现了重视人才、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
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关于民与国的关系,《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简洁明快地道出了民在国家中的基础根本地位。《孟子·尽心下》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历代兵家,也无不强调以民为本。姜太公认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确提出了民对国家、天下的重要性。管仲也对齐桓公强调:“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孙武论兵,强调“必取于人”。孙膑认为:“民苦其师,可败也。”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
①《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②《吴子·论将》。
③《孙膑兵法·篡卒》。
(一)姜尚的民本观
姜尚是齐国的第一代君主,也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在商周兴替的金戈铁马中和西周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卓有影响。《六韬》一书虽非姜尚亲自撰写,却源于周代史官对姜尚与周王对话的真实纪录,因此,《六韬》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研究姜尚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六韬》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
《六韬·文韬·文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确提出了“民”对于国家、天下的重要性。谁与民同利,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谁与民争利,谁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要取得人民的支持,就要惠民、爱民，“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①,使百姓最大限度地得到实惠。《六韬》还提出了爱民的六条措施:“文王问太公曰:‘愿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太公曰:‘爱民而已!’文王曰:‘爱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予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请释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
①《六韬·文韬·文师》。
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官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惠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是姜太公政治文化观的重要内容。
姜尚认为,爱民就要教民，因此对教民十分重视。姜太公认为,教化必须顺俗而教,即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实行不同的教化政策。《六韬·文启》日:“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日:‘大纪。’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日‘大定。”也就是说，各诸侯国由于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不同,民风民俗也有所差异,统治者要善于从实际出发,顺从民俗,因地制宜,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六韬》还以水为喻,强调因势利导,教化万民。“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②主张教化万民要潜移默化，顺其自然。
姜太公认为，教化民众的首要条件是富民。《六韬·文韬·守土》曰:“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也就是说，作为君主，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使百姓富裕起来，百姓不富，仁义就无从谈起，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为了达到富民的目的，姜太公到齐
①《六韬·文韬·国务》。
②《六韬·武韬·文启》。
后，根据齐国地薄而人少的自然条件，“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①姜太公还提出了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六韬·文韬·六守》云:“大农、大工，大商，是谓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社会稳定，百姓乐业，人民富足，才能为社会教化提供良好的环境。
以民为本还表现在对人才的尊重上,《淮南子·齐俗训》云:“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汉书·地理志》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尚有功。”姜太公认为治国首先要选贤举能，唯贤是用。他认为:举贤而不能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只有按名督实，选贤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才是举贤之道。从夏商到周初,血缘亲疏成为尊卑贵贱和用人的重要标准。姜太公明确提出以尊贤尚功治齐,对齐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激励人们去为国立功,更主要的是使齐国形成了一个尊重人才的良好政治风气。在齐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管仲、晏婴、田穰苴、邹忌、淳于髡、孙膑、宁戚、田单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寒微,出于乡闾。稷下学宫,更是人才济济,百家争鸣,仅宣王赐为上大夫者就达76位。这一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齐国重视人才的具体表现，追溯其始，则是姜太公的以人为本。
(二)管仲的民本思想
管仲,名夷吾,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
①《史记·货殖列传》。
仲初从齐公子纠,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的带钩。后小白立为国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不念旧仇,任管仲为上卿，尊称仲父。管仲在齐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齐国国力大振。在管仲治齐期间，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
《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形》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问管仲“何谓其本”?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木也。”齐桓公欲成就一番大事业,听取了管仲的意见，“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①。爱民就要惠民,将爱民之心与予民之利结合起来,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
以人为本首先要爱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顺民心,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尽其民力”，诚如《管子·权修》所说:“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爱民就要富民,如何才能富国富民呢?首先必须“定民之居”、“成民之业”。即按照人口的地域和职业结构,使十、农、工、商四民各居其所,各守其业。管子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②”即士农工商是国家的根本。四民分业定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③。齐桓公问管仲:“处士农工商若何?”管仲说:“昔圣王之处土也,使
①《管子·霸形》。
②《管子·小匡》。
③《国语·齐语》。
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①使各行其业,而且上下相教,长幼相成,子孙自通其业，“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上”,“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齐桓公问管仲:“定人之居若何?”管子曰:“制国为二十一乡。”即在国内设置二十一个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按照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编制,将国民有效地控制起来,从而为生产发展、国家富足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强调民富与国富的一致性,清醒地看到了“家与府争货”、“乡与朝争治”的危害性,他主张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②因此在征敛时必须坚持公平原则，根据负担能力征敛“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③同时应注意赋税量的伸缩性,“上年什取三,巾年什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④。
管子主张富民,又强调贫富有度,《管子·五辅》云:“贫富无度则失。”百姓太穷或太富都不利于统治者的控制和驱使,“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⑤。因此要通过政府行为对贫富进行调节,“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⑥。意即像绳墨矫正曲木一样调节百姓的贫富,以达到贫富有度。
①《国语·齐语》。
②《管子·权修》
③⑥《管子·山国轨》。
④《管子·大匡》。
⑤《管子·国蓄》。
国富的标志在于积蓄,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只有有充足的积蓄,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管子·参患》曰:“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因此,只有富国富民才能强兵,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以人为本还表现为对人的教化和管理。《管子·权修》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曰树百获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①教了基础。孙武在《孙子兵法·用间》中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孙膑也在《孙膑兵法·月战》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吴起强调建“父子之兵”,其实就是重视人事的表现。祸福非天,事在人为,是中国历代兵家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的结晶。
(一)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是孙膑在《孙膑兵法·月战》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论断。孙膑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表现为重视百姓、士卒、将帅三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反对无休止的战争，要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要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支持战争。《孙膑兵法·将失》中说:“民苦其师,可败也。”又《孙膑兵法·篡卒》:“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所谓“其强在于休民”与“民苦其师,可败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说军队的战斗力是否强盛,取决于其对百姓关心爱护的程度，“休民”则胜,“民苦其师”则败。
士卒是军队的基础,军队的优胜与否在于士卒是否经过挑选，所谓“兵之胜在于篡卒”①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篡贤取良”②就是严格选用士卒，保证质量。孙膑认为，治理军队,主要的是使士兵归附并顺从自己,这就要求有一个公正客观的选拔士卒的标准，不论地位和身份高低,都要一视同仁，只要坚持了这一原则，就能有“死者不毒,夺者不愠”的效果,即因战争而牺牲的人不怨恨将帅,因作战失利而丢掉官职的人心服口服。
①《孙膑兵法·篡卒》。
②《孙膑兵法·行篡》。
士卒挑选出来后，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千方百计提高士气,《孙膑兵法·延气》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士卒的斗志受到激励和鼓舞,自然就可以在气势上压倒敌人，从而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
将帅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孙膑认为将帅必须具备仁、义等品质,才能有效地统帅士卒,克敌立功,他说:“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义则不严,不严则不威,不威则卒弗死,故义者兵之首也。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故仁者兵之腹也。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传。军不传则无名,故信者兵之足也。将者不可以不智胜,不智胜…..则军无口, 故决者兵之尾也。”①义、仁、德、信、智是将帅必备的基本素质。
《孙膑兵法·篡卒》还从治军的角度对将帅提出了“信”、“忠”、“敢”的要求。他说:“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赏。安敢?敢去不善。不忠于王,不敢用其兵。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②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如果做到这三点,就会得到士卒的敬佩和拥护。
如果将帅任用不当,就会导致战争失败,孙膑在《将败》篇中列举了将帅品质上的种种缺点，他说:“将败:一曰不能而自能,二曰娇,三曰贪于位,四曰贪于财….六曰轻,七曰迟,八曰寡勇，九曰
①《孙膑兵法·将义》。
②《孙膑兵法·篡卒》。
勇而弱,十曰寡….十四曰寡决,十五曰缓,十六曰怠…十八曰贼,十九曰自私,廿曰自乱,多败者多失。”①《将失》篇还从32个方面分折了将帅失利的种种情况,其中土要论述的是将帅的素质问题。仅仅有了人民支持战争、士卒训练有素、将帅指挥有方还不够,还要三者协调一致, 也就是所谓的“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②孙膑认为人可以超越天时和地利,在军事理论上有着重大意义。
(二)吴起建置“父子之兵”
“父子之兵”语出《吴子·治兵》:“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吴起认为,兵贵精不在多,因此，建立一支素质高、战斗力强的部队至关重要。建立父子之兵,关键是重点培养训练军队中的精华。《吴子·料敌》曰:“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斩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吴起经营西河,是吴起在魏国的主要治绩。西河地处魏秦、韩的交界处,秦、韩两国虎视眈眈，西河却岿然不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吴起创建的父子之兵一“ 魏武卒”。《荀子·议兵》对魏武卒
①《孙膑兵法·将败》。
②《孙膑兵法·月战》。
作了详细的记载:“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士兵要经过认真严格的挑选，参选者要身穿铠甲,操12石的强弩，携带50只箭,肩扛长矛,腰佩利剑,带三天食用的粮食,一天能行走100里,才有资格入选。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选出的士兵自然个个身强力壮,再经过严格的训练,其战斗力非一般军队所能比。为了解除上兵的后顾之忧,还对士兵之家“复其户”,即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徭役。荀子认为魏武卒是“危国之兵”,理由是“地虽大,其税必寡”①。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复其户”臧少了国家的税收,但养一支少而精的军队，要比养一支庞大而平庸的车队节省不少的军费开支。因此说魏武卒为“危国之兵”说是站不住脚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魏武卒的精干,才使得西河地区有长达数十年的稳定和发展,秦虽欲夺之而不敢动。
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除对军中精华精心培养外,对一般土兵也要强化训练。《吴子·治兵》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又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①《荀子·议兵》。
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贏粮，与土卒分劳苦”①。在魏国攻伐中山时，有一位士卒因病生蛆，吴起亲自为他吮吸脓血。这位士兵的母亲知道后，痛哭不止。有人对她说，你儿子只是一位普通士兵，将军亲自为他吸蛆，你还哭什么?这位士兵的母亲说:“非然也。 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②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吴起与士卒的关系。正是吴起对士卒的关心爱护，才有士卒的“死不旋踵”，这也是吴起用兵连连得胜的原因所在。由于吴起用兵有方，又廉洁公正，得到了士兵的拥护和爱戴，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太守，以抗拒秦、韩的威胁。西河位于黄河以西、洛水以东，本属秦地。魏文侯改革后，国势逐渐强盛起来，并不断向秦进攻。公元前413年，魏军击败秦军，进军到郑( 今陕西华县)。次年魏太子击又占领秦国的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前409年，吴起连续攻取了秦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等城，河西地区全部被魏占领。魏国对西河地区十分重视，魏文侯任吴起为西河太守时，“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③，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吴起十分重视对士气的激励,他认为立功受赏是最好的激励办法。《吴子.励士》云:“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大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
①②《史记·吴起列传》。
③《吴子·图国》。
”魏武侯按照吴起的办法奖赏有功之士,三年后,秦国人兵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①。在重赏的同时,吴起还注重罚,对于违背军令者，严惩不贷。“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日:‘此材土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②这位材士虽然勇猛无比，斩获双首,由于未按军令行事,所以被斩。
吴起还十分重视对士兵的教育,“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就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③。魏国正是建立了这样一支“父子之兵”,才为魏国走向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攻战之本,系乎民心
中国历代兵家,都强调民心向背在战争中的作用。《孙子兵法·计篇》曰:“令民与上间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所谓“令民与上同意”,即统治者得民心。其后的《孙膑兵法·兵失》讲得更加明白:“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也。”《尉缭子·战威》也说:“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投笔肤谈》的作者则从反面说明了战争的胜负在于民心的向背。他说:“民劳而兴兵者疲,民贫而兴兵者匮,民玩而兴兵者散……上下离心而兴兵者亡。”这是因为粮需民产,财需民出,器需民造,输恃民运,城恃民筑,威恃民势,强恃民力,战恃民欲,胜恃民勇。因此,只有轻徭薄赋,关心百姓,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①《吴子·励士》。
②《尉缭子·武议》。
③《吴子·治兵》。
(一)刘邦除秦苛政定关中
秦朝末年,农民的负担特别重。田租、口赋达到秦以前的20倍。一个成年男子,每年还要为政府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在京师或边疆戍守曰年,沉重的赋役负担,压得百姓无从喘息,如果稍有不满或反抗,就会受到惩罚。秦法苛酷,每年被苛法虐害的百姓成千上万,以致出现了“赭衣塞路,囹圈成市”的悲惨情景。秦二世当政后,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更加残酷,賦敛愈重,戍徭无已。同时,政治迫害也变本加厉,刑罚越来越残酷,议论朝政者诛杀九族,甚至偶语者也要被杀掉。一些地方官吏“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①。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后,刘邦率兵进人关中,刘邦手下的萧何对咸阳城内的金银财宝连看也不看,径直到丞相御史府,将载有全国形势、户籍的档案资料、法令文书等保存下来,使刘邦很快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之疾苦”。刘邦还针对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召诸县父老豪杰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②这一法令,使关中的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无论是地土官吏还是贫苦百姓,都对刘邦的这一做法持欢迎态度。因此,刘邦宣布除秦苛法后,“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婉言谢绝,表示仓库里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粮饷,不要秦民再费心,这更使得大家高兴,都惟恐刘邦不为秦王。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等人的意见,封存秦朝的财宝府库,还军霸上。
①《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②《史记·高祖本纪》。
这时,项羽也在歼灭了秦军主力后来到函谷关外。他听说刘邦已攻破咸阳，收降了秦王子婴,便怒气冲冲地攻破函谷关,驻军鸿门,准备击破刘邦。可是项羽的伯父项伯与张良关系密切,劝张良逃走。张良劝项伯见刘邦，刘邦表示自己清理关中户口、府库,正是等待项王前来接受,决无独占的野心,请项伯将这个意思转告项羽。次日,刘邦又到鸿广门拜见项羽,取得了项羽的谅解。鸿门宴后,项羽进人咸阳,放火烧了阿房宫,杀死秦王子婴,大肆抢掠后东还彭城。项羽的野蛮行径,与刘邦的约法三章形成了鲜明对比,使秦民大失所望。
刘邦最早进人关中,依照当初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应当为关中王,不料项羽却将他封到巴蜀之地为汉王,刘邦虽然十分愤怒，却因势不及人而无可奈何。刘邦在项羽东还后,经过一番准备,留萧何收巴蜀粮食以给军饷。令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了关中地区。次年,定栎阳为国都。同时发布了一系列安抚百姓、稳定民心的政令，如开放故秦园囿池苑令民耕种,赐民爵。由于蜀地军役负担较重,免除二年租税,关中从军的士兵，免除其家一年的负担。大赦罪人，每乡举年50岁以上、在民众中有威望的一人为乡三老,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协助县令、丞、尉管教全县,并免除其徭役。
刘邦的这些措施,从根本上废除了秦朝的苛政,得到了关中地区老百姓的拥护,为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萧规曹随,轻徭薄赋
西汉初年，曹参继萧何为相,对萧何制定的法规政策遵循不改,保持了汉初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安定,这一佳话被称为“萧规曹随”。
西汉建立后,经济十分残破,到处发生饥荒,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好坐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恢复发展经济、减轻百姓负担成为当务之急。这时,有位叫陆贾的年轻人,向刘邦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被刘邦采纳。相国萧何是位十分有眼光的人,早在刘邦初人咸阳时,诸将都争抢金帛财货,他却将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图书保存起来,从而对“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一目了然,因此,萧何在无为而治精神下制定的政策和法令都比较适合汉初的实际情况。汉高祖五年(前202)五月,发布“复故爵田宅”令,诏令军队退伍归农,士卒根据爵位的不同都能得到一块旧产和不同程度的免役优待。号召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返回原籍,恢复原爵,归还田宅。又宣布因饥饿自卖为奴的人皆免为庶人。这些措施,为发展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汉高祖七年(前200),又规定生子可免除徭役二年,以鼓励生育。与此同时,政府还对局部地区和部分从军吏卒免除租税。司马迁在评价萧何为相时说:“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①所谓“顺流”，就是因其白然,无为而治。
刘邦死后,惠帝即位,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惠帝二年(前193),萧何患病,惠帝亲自探望,问萧何说:“君百岁以后,谁可代君为相?”
萧何说:“知臣莫如主。”
惠帝说:“曹参如何?”
萧何说:“帝选好了宰相,我死也瞑目了。’
萧何与曹参本都是沛地小吏出身,早年二人相善,及身为将
①《史记·萧相国世家》。
相,开始发生矛盾,萧何临死时却一再向惠帝推荐曹参。曹参继任相国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①。
曹参为相后,择吏用人不尚浮夸,务求实际,对于忠厚老实者,即任命为丞相史。对于华而不实者,一经发现，立即贬斥。曹参治事很少干预下属，日夜饮酒。有些官吏来拜见丞相,欲言政事,曹参假装不知，只顾招呼他们喝酒，当来人欲再次发问时，曹参再次招呼他们喝酒，直到大家醉成一团,宰相府成了饮酒的场所。相舍的后园与吏舍临近,吏舍内日饮歌呼,相舍的从吏十分厌恶,又无可奈何。于是,请曹参游园，故意让曹参听到吏舍饮酒的声音，希望曹参能出面制止。没想到曹参听到后,也取酒坐饮,与吏舍饮酒的人歌呼相与应和。曹参对于官吏的过失,也尽量掩盖，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府中就像无事-样。曹参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种不苛求细务,宽宏大度的政风，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汉惠帝对曹参为相不治事感到十分奇怪,以为曹参嫌他年少。曹参的儿子曹窜身居中大夫之职，经常接近汉惠帝,于是汉惠帝对曹密说:“你回家以后,试探着对你父亲说:“汉高祖刚刚去世，惠帝年轻有为,您身为丞相,却日饮夜欢，无所事事，怎么能治理天下呢?’”同时惠帝又嘱咐曹窑说:“不要说是我说的。”
到了法定的休假日,曹密照惯例回家探望父母,装作十分从容的样子,将汉惠帝的话说了一遍。曹参一听大怒,将曹窜痛打了200大板,并怒斥说“天下大事不是你能够说的。”
次日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你为什么笞打曹窜，是我让他问你的。
①《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摘下帽子，十分认真地对惠帝说:“陛下自己认为治国理民的能力赶得_上高祖皇帝吗?”
惠帝说:“我怎么敢与先帝相比呢?”
曹参又说:“陛下认为臣与萧何相比如何?”
惠帝说:“君好像不如萧何。”
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确，今陛下继承大业,曹参等对高帝、萧何制定的法令遵而无失,不也是很好吗?”
惠帝说:“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了。’
于是，曹参为相三年,完全遵照高祖、萧何时期轻徭薄赋、关爱百姓的法令行事,没有大的变动,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百姓歌之说:“萧何为法,颛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①
(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南宋建立后,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金妥协投降,以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为首的抗金军民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少负气节,沉厚寡言,好读孙武兵法。南宋初，他曾作为河北招讨使张说的下级军官，随王彦渡过黄河到河北抗金,引所部鏖战,屡败金兵。后又投奔到东京留守宗泽麾下,参加开封保卫战。他在与宗泽讨论阵法时,提出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见解,因此受到宗泽的赏识。宗泽死后,又随杜充从开封撤到建康,在金兵的强大压力下,杜充降金。岳飞率部孤军奋战,声誉日高,逐渐成为守卫长江中下游的主帅。当时， 国库空
①《史记·曹相国世家》。
虚,军粮缺乏，“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①。金兀术进犯杭州,岳飞在广德进行抵抗,六战六捷,驻军钟村,“军无见粮,将士忍饥,不敢扰民”。金军的汉人相互说:“此岳爷爷军。”争来降附。由于岳飞所部纪律严明，战功显赫,被人们称为“岳家军” ,并成为南宋抗金的中流砥柱。
岳飞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始终抱着出民水火、恢复失地的愿望。他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疾苦,他在《满江红一登黄鹤楼有感》一词中写道:“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河山如故, 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岳飞认为抗金战争的胜利，关键是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要保护民众的利益。因此，岳家军纪律严明，“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人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③。岳家军行经乡村，一般都露宿在民户门外，百姓开门门接纳,士兵得不到命令谁也不敢进屋。早晨起程时，民户堆放在外的曹芜共别结棄不少，依然如旧。有一次，岳家军途经吉州庐陵县，一些军士借宿于市民家中，天亮后，先为房主人洒扫门宇，洗涤盆碗，然后才整装出发。知州闻知岳家军要离去，准备为岳飞饯行，岳飞不愿给知州添麻烦，混在偏裨之中，悄悄离去④。岳飞在教导士卒爱护百姓的同时，他自己也处处关心爱护士卒，“卒有疾，躬为调药，诸将远成，遺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犒，均给军
①②③《宋史·岳飞传》。
④周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
吏，秋毫不私”①。
岳飞的民本思想处处体现在对百姓的体恤上。每当朝廷为军队调拨军粮,他就不无忧虑地说:“东南民力,耗敝极矣。”②基于这一认识,他率军平定荆湖地区后,“募民营田,又为屯田,岁省漕运之半”③，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建炎末至绍兴初,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的农民发动了反抗南宋统治的斗争。绍兴三年(1133),岳飞奉命出兵吉州、虔州进行镇压，俘虏了许多农民军,有人主张斩尽杀绝。由于建炎四年隆祐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民的惊吓,宋廷发密旨令岳飞“屠虔城”。岳飞却不同意屠城,他在离虔州城30里外的地方驻军，多次上奏申述自己的意见。最后,岳家军进城后仅杀死了几位顽强抵抗的首领,将多数被俘人员分别编入军中,对老弱病残则放归田里。自此以后,虔州没有再出现大的反抗活动。
由于岳家军心里装着百姓,也就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岳飞向中原进军时，一路受到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岳家军所至克捷,收复了许多州郡。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家军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大败金兵,歼灭了兀术的精锐骑兵“拐子马”。接着岳家军又在颍昌打败金兀术,并一直追击到距开封仅45里的朱仙镇。这时黄河南北许多坚持抗金斗争的义兵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响应岳飞北伐,其他各路宋军也转人局部反攻,抗金斗争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金兵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④。
四、止杀禁掠,安众惠民
中国兵家无不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强调以
①②③④《宋史.岳 飞传》。
爱民为本。姜太公在《六韬.国务》中认为，所谓“爱民”,就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要求将帅禁残止暴,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的利益,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唐朝大将李勉、宋朝大将曹彬止妄杀都受到了民众的称道。身为将帅仅仅不妄杀还不够，还要利用自己的地位，安民养众,为民请命。元代董文炳违诏减民赋就是将帅爱民的典范。
(一)李勉不妄杀
李勉字玄卿,是唐高祖李渊子郑惠王元懿的曾孙。自幼喜读经史,性格沉稳,因出身皇族被授开封府尉。开封是水陆交通要道,人员复杂,俗称难治。李勉到任后发奸適伏，安抚百姓,治绩显著。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李勉颇受肃宗赏识，被拜为监察御史。当时藩镇坐大,武臣恃势无法无天,大将管崇嗣背对朝阙而坐，大声纵笑,李勉劾其不恭。肃宗感叹说:“有李勉在，才知道朝廷的尊严。”旋迁司膳员外郎。
不久,在关东讨伐安禄山的将领送来100 多战俘,肃宗下令将其全部杀掉。临行刑,有一位战俘仰天叹息,李勉向他有何兔屈，战俘说:“我们只是被挟制加人叛军,并非敢反叛朝廷。”李勉听后,陷入沉思中,他认为百姓并无过错,旋面见肃宗说:“如今安史叛军占据了天下的一大半,安禄山等首恶还未遭到惩处,他盘踞地区的百姓都受其挟制,想洗心革面而没有途径,归顺朝廷的办法就是被俘。若尽杀之,是等于驱赶他们死心跟随安禄山啊。”肃宗听从了李勉的意见,立即派人驰令释放了那些战俘。此后,归附的人越来越多。
后李勉任凉州刺史，南郑县令王啐受到权幸诬陷,诏令处死。李勉对将吏们说:“皇帝要依靠地方官治国理民,怎么能听任权幸之谗而杀死良吏呢?”于是先将王啐拘捕,然后飞表上奏,讲明实情,使王啐免于一死。后来,王啐任龙门令,果有治名。
由于李勉治绩卓著,肃宗召为大理少卿,欲加重用。但李勉不肯与宦官李辅国同流合污,不久又出为汾州刺史,又徙江西观察史。当时,他的一位部下的父亲生病,按照迷信的方法,制作一木偶人,写上李勉的名字和官位,埋于土中,企图利用李勉的威名压服病魔。有人将此事告发,经推勘和挖掘物证,当事人服罪。李勉说:“这是为了他的父亲,此人是位孝子。”并将此人释放。
不久,李勉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当时,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领国子监，威崇无比。前任京兆尹黎千倾心谄事魚朝恩,每当鱼朝恩来国子监时,都送给他大批礼物。李勉任职不久,鱼朝恩又来到国子监,李勉的部下提醒他应准备礼品，李勉予以拒绝。鱼朝恩听说后,怀恨在心。不久，李勉受到鱼朝恩的排挤,出为广州刺史。
李勉在广州任职前,各国来广州的商船每年不过四五艘。李勉到任后,廉洁奉公,关心百姓,从不额外暴征,因此来此的商船多达40余艘。李勉在广州任职六年，所用器物车服仍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增加任何装饰。离任回京时,船至石门,将家人在广州蓄积的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物品全部投人江中,当地百姓认为李勉可与宋璟、卢奂、李朝隐(三人均曾任职广州,有美名)相媲美。滑亳节度使令孤漳临死前表荐李勉代为节度使,李勉为节度使8年，修德爱民,不威而治。建中四年(783),李希烈围襄城,诏李勉出兵相救,被李希烈断后不得归。
贞元元年(785),唐德宗任命卢杞为刺史,并对李勉说:“众人都说卢杞奸邪，朕怎么看不出来,这是为什么?”
李勉说:“天下人都知道卢杞奸邪,只有陛下不知,这正是卢杞的奸邪。”
由于德宗宠信卢杞,李勉日渐疏远,居朝二年后辞职，以太子太师罢,72岁时病死于家中。
(二)曹彬称病止妄杀
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灵寿)人,北宋名将。曹彬出生一周岁时，父母将百余种玩具摆列在席上，观其所取,曹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又取一印,别无他顾,人皆异之。及长，气质敦厚,雄壮威武，以清廉爱民著称。
北宋乾德二年十一月,派兵6万,分道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从凤州(陕西凤县东北)南下，攻打四川北部的剑门(四川剑阁北);另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湖北秭归)沿江西上,直入四川的西大门夔州(四川奉节县东)。后蜀守军一触即渍，米军直逼成都,后蜀皇帝孟昶不得不宣布投降。但是,宋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诸将咸欲屠城以逞其欲”①。只有曹彬的部下军纪严明,所至悦服。破蜀后,主将王全斌昼夜宴饮,不恤士卒。而士卒又四处抢掠,引起了蜀地群众和降兵的不满,爆发了上官进全师雄领导的反抗斗争，前后坚持了三年才被北宋军镇压下去。宋军返师后,诸将多女子玉帛,而曹彬的行装中只有图书和儿件衣服。朱太祖赵匡胤以曹彬清廉爱民,授宣徽南院使、义节军节度使。曹彬辞谢说:“征西将士俱得罪,臣独受赏,恐无以示劝。”曹彬功高不伐的态度受到了宋太祖的称赞。
南唐是南方割据政权中势力较大的一个。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宋延决定伐唐。宋太祖吸取了伐蜀时的教训,以爱民恤民:著称的曹彬为主将,统兵10万,自荆南沿江而下。南唐军队毫无准备,及发觉朱军意图时,池州(今安徽贵池)守将戈彦弃城逃走。
①《宋史·曹彬传》。
宋军沿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阻击。大军至金陵(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时,有位叫樊若水的人，因不受南唐重用,暗中测量了当地长江的深度、宽度及水流的缓急情况,呈送给朱军,并建议宋军在此建桥。南唐认为长江自古无桥，是天然屏障,当宋军建桥时,他们讥笑宋军无知,认为根本不可能在长江上建桥。由于樊若水提供了精确的情报,宋军顺利在长江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待南唐发现浮桥建成后,宋军已顺利过江包围了金陵。
到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宋军包围金陵已经一年，曹彬担心攻城杀伤太多,一直坚持缓师,围而不攻,希望南唐后主李煜能够投降。曹彬使人告渝李煜说:“事势如此,所惜者-城生 聚，若能归命,策之上也。”①但遭到了李煜的拒绝。李煜还调集了十几万军队驻守金陵城内外,企图作最后的挣扎。
朱军劝降不成,决定攻城。有人建议集中石炮猛轰城内,有人主张强攻后屠城。曹彬为了避免重蹈宋军灭蜀时抢劫杀降的覆辙,决定整饬军纪。他最担心的是诸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克城后对城内军民杀戮,不仅使许多无辜的人丢掉性命,还会造成城市建筑的破坏。为了强化对诸将的教育，曹彬演了一出装病止妄杀的好戏。
在即将攻城的前一天,曹彬突然称病不视事,诸将纷纷前来探视,曹彬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②诸将都被曹彬所感动,共同焚香起誓,表示决不妄杀一人。
两天后,宋军攻破金陵,李煜及其臣下百余人投降,曹彬待以宾礼,使李煜作书,令各地降宋。宋军入城,广出告示,安抚城内百
①②《宋史·曹彬传》。
姓。曹彬见金陵谷米不多,又奏请朝廷出米10万担救济民众,整个金陵秩序井然,安然如故。曹彬平唐后而不妄杀,对尽快稳定江南和北宋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当初,曹彬出征时，宋太祖曾对曹彬说:“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副使潘美急忙预先祝贺,而曹彬却说:“不然,此行若成功也是依仗皇上的威名,况且使相是宫中职位最高的。”潘美不解其意，曹彬说:“太原未平尔!”太原指北汉割据政权,曹彬之意是宋太祖还需要他去前线打仗,所以不会让他担任宰相。及曹彬平南唐归来,宋太祖果然说:“本想授卿相位,但现任刘继元尚未退休，你姑且待之。”曹彬、潘美相视而笑,太祖问其故,潘美以实对,太祖亦大笑,遂赐曹彬钱20万,曹彬笑着说:“人生何必使相,好宫亦不过多得钱尔。”曹彬不居功争位,又以喜得钱多给宋太祖的失言铺了一下台台阶。
曹彬处处以人为本,他在知徐州时,有一小吏犯罪,曹彬当时未对其行刑,一年后才对其实行杖刑。时人都不解其故,向曹彬询问，曹彬说:“我听说此人刚刚娶妇,若杖之,其公婆必然以为新妇.不吉利,会早晚笞骂她,使其不能自存,我所以缓其事，一年后再行刑,是因为不能不按法行事。”曹彬为三军之帅,对部下的婆媳关系都能设身处地地考虑,真可谓重视人事。
(三)董文炳违诏减赋敛
董文炳，字彦明,元朝著名将领。初为藁城(今属河北)令。藁城是个贫困县,加之连年旱灾,蝗虫蔽日,庄稼严重减产,而赋税较重,征敛日暴。董文炳以私人的数千石谷米交于县,由县出面救济贫民。前任县令因军费不足,加重赋敛,有些民户向大户贷粮完成赋税,而贷家的利息一年就翻一倍。董文炳说:“百姓太穷困了,我身为县令,不忍心观看，我将替他们偿贷。”乃以自家田地若干亩折算成粮还给贷家。又开辟闲田给贫民耕种,使他们维持生活,于是流离失所的人返回了家乡,数年后百姓开始富足。
有一年，朝廷下令统计人口,按户征税，敢隐瞒者诛。董文炳让百姓聚口而居,少为户数,众以为不可,文炳说:“为民获罪,吾所甘心。”由此赋敛大减,百姓富足。相邻县的百姓有冤情，都到藁城请董文炳解决。董文炳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有一次,董文炳到上级官府汇报工作,其他县的人聚而观之，纷纷说:“我早就听说董县令爱民如子,可看上去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他这么贤明呢?”按照当地的社会风气,上级官府向每一位汇报工作的县令都要索贿，县令回去后再向本县百姓搜刮。董文炳对上级索贿不理不睬,上级官府欲对其进行陷害,，董文炳说:“吾终不能剥民求利也。”说罢,弃官而去。
元世祖做太子时,受命征讨南诏，董文炳率义士46骑从行。由于沿途环境恶劣,人马多死在道上，及到吐番时，只活下来两个随从。又缺衣少食,董文炳身体十分虚弱,两个随从只好挟文炳行走。途中无粮只能吃死在道边的马尸，每天二三里都走不了,但董文炳依然保持着一定要 赶到军中的信念。赶到军中后,元世祖感叹其忠心，赐赏甚厚,由是日见宠信。
李壇反叛被平定后,以董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至元七年(1270)改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沂州与宋接界,军粮需内地郡县输送。不久,朝廷下诏军粮从本地解决,董文炳下令暂不征收，众人以为这是违诏,有杀头之罪。董文炳说:“但止之。”并遣使人奏说:“沂州与朱接境,若公开征粮,宋朝会知道我们的虚实,一不可。边境上的百姓要为军队服苦役,负担较重,二不可。征敛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使归附者畏惧不敢前来,三不可。”元世祖看后,恍然大悟,废除了在边地征敛军粮的诏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