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仝晰纲
出自————《历代名将治军方略》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前言
《治国方略》是四年前山东人民出版社组织策划的《经世大典》丛书之一。《经世大典》原是元代的一部大型政书体史书,又称《元经世大典》或《皇朝经世大典》。经者治也,典谓典籍,意即治世或治国之大书。该书在明中叶以后即已散佚。我们编写的这一套丛书,只是借用了这个书名,其实无论是体例、内容还是编写方法,均与前者完全不同。这一套丛书共包括《治国方略》《家政要览》、《凡人规矩》、《百姓天下》四套书,《治国方略》即最先推出的一种。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治乱兴亡的历史,一再反复地提醒当政者,欲“建久安之策，成长治之业”,就不得不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治国方略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在中国历代典籍中,关于治国方略的著作最多,治国思想和治国方法也最为丰富。例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历代通鉴、各类政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论文集等,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问题。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仁者无敌”，所以都主张实行仁政德治。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一民之轨,莫良于法”,故主张“法令为治之本”。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主张无为而治。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实际上则是推行外儒内法、德主刑辅、王霸杂用的治国方略。至于具体治国措施,也是因时因势因人而异。如子路问孔子日:“治国何如?”孔子日:“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即治国要任用德才兼备的贤者。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即治国要变法图强。韩非子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他把治理好官吏看作是治国的关键问题。曹操出于乱世,则主张富国强兵,所谓“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清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国,所以康熙注意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对于“满洲、蒙古、汉军、汉人毫无异视”。上述这些治国思想和方法,虽然在实践中各有侧重,各有利弊得失,但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先人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笔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以为今天治国的借鉴。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是中国历代治国方略的一个突出特点。
西周初年，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一再叮嘱成王“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意思是说周朝要以夏朝、商朝的兴亡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由于周朝的统治者重视以史为鉴,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措施，于是西周出现了奴隶制时代的盛世成康之治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儒生陆贾常在刘邦面前称道《诗》、《书》,刘邦骂之日:“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于是刘邦乃令陆贾著书,论述秦之所以失天下,汉之所以得天下,及历来国家兴亡成败的原因。先后写成12篇奏上，刘邦大为称赞,名其书为《新语》。汉初君臣就是在《新语》治国思想指导下,力反秦之弊,实行无为而治,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
唐太宗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敕命魏征等大臣集中力量修史。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修成了八史,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北史》《南史》,占了“二十四史”的1/3。唐初君臣大多经历了隋朝灭亡的过程,因此特别重视以隋亡为鉴,他们经常在一起论政,诸如立国方针、君道政体、刑罚贡赋、官吏选任、君臣作风、君民关系、道德规范、文化教育、治军安边等等,议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后人辑为《贞观政要》一书。由于唐初君臣重视以史为鉴,唐朝出现了封建时代的盛世“贞观之治”。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将历代君臣治国事迹编为一书，“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神宗以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亲自为其作序,并赐名曰《资治通鉴》。元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对此书极为推崇,认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范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对《通鉴》借古鉴今的资治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虽出身贫贱,但他一旦取得帝位后,也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的治国经验以为借鉴。洪武二年，诏修元史,谕廷臣曰:“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洪武七年，谕吏部曰:“古称任官唯贤才,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如颖川之黄霸、中牟之鲁恭,何忧不治。”黄霸是西汉宣帝时颍川太守,鲁恭是东汉章帝时中牟县令,二人皆以循吏著名。朱元璋以史为鉴，注意选任地方官中的第一把手,对明初地方吏治起了良好的作用。
康熙也是一位英明的封建帝王，为了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也认识到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作用。康熙二十四年，下令“文武各官皆须读书,于古今得失加意研究”。同年,康熙在朝廷官员中举行了一次考试，结果交白卷者800人。康熙下令:“此等毫无学问,何以居官?俱着解任,令其读书,待学习之后,考试补用。”一时在官中造成读书学史的风气,对清朝“康乾之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史为鉴,立国治国,更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优良传统。60多年前,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还批评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通过学习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史,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和性质,制订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决策,从而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同志也积极倡导学习历史。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有一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领导全党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科技、文化、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为了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多种场合号召全党:“认真地.读一点历史。”强调“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的党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1999 年年初,他在省市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说:“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给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的贺信中再一次强调:“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着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于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同一封信中，江泽民还明确要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于部尤其是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江泽民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讲话，可以说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历代治国者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也正是我们编写《治国方略》丛书的宗旨。
《治国方略》丛书由《历代名君治国方略》、《历代名相施政方略》《历代名吏安民方略》、《历代名家用人方略》、《历代名将治军方略》五部书组成,论述了先秦至明清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历代名君、名相、名吏、名家、名将在治国、施政、安民、用人、治军等方面的思想言论和实践活动及经验教训。
《历代名君治国方略》共分为《理政》《用人》《纳言》、《务实》《廉政》《赏罚》《自律》《改革》《富国》《教化》《军事》《民族》《外交》等13篇,论述了历代名君在治理政事,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循名责实,反腐倡廉,赏罚分明,变法革新,富国利民，重视教育,统兵御敌，民族团结,对外开放,严于律己方面的主要言论和事迹。
《历代名相施政方略》共分为《谋略》、《为政》《谏君》《伴君》《用人》《守道》《气度》《廉律》《改革》等9篇,论述了历代名相的深谋远略，为政之道,谏风谏术,君臣关系,礼贤下士,守法守节,一心为国,荣辱不惊,宽厚谦逊,家国分明,廉洁自律以及无私无畏、勇于改革等方面的言论和事迹。
《历代名吏安民方略》共分为《民本》、《勤政》、《执法》《救灾》、《赋役》《教化》《廉政》、《用人》、《务实》等9篇,论述了历代名吏以民为本，勤政爱民,理讼解纷,平反冤狱,赈灾备荒,安抚流民，轻徭薄赋,兴利除弊,兴办学校,移风易俗,清正廉明,严于律己,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不慕虚名.务求实效等方面的言论和事迹。
《历代名家用人方略》共分为《人才》《识辨》《选举》、《任用》《育才》《管理》《考绩》、《奖惩》《防弊》、《自律》等10篇,论述了历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人才思想和识辨人才,选举人才,任用人才,培育人才,管理人才,对官吏考核、奖惩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在用人问题上的防弊措施和自身修养等等。
《历代名将治军方略》共分为《赏罚》《权变》、《用间》、《攻守》《将帅》、《奇正》《民本》《文伐》、《兵典》9篇,论述了历代名将在赏罚立信,随机应变,用间反间,谋攻防守,将帅风范,奇正变化,安众惠民,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方面的言论和事迹以及主要兵学著作
该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力图在体例上有所创新。每一部书都是以治国方略为中心内容的,并根据不同历史人物的不同身份和职位,分为若干篇。每一篇首，都有一个带有导读性的小序,简明扼要地说明本篇的主要内容及意义。各篇在比较全面地介绍各类人物治国方略的同时,又突出了这些人物各自的特点,以便读者可以有选择地参阅和思考。
2.力求资料翔实可靠。每本书的作者大约参考了100余种各类史籍,其中包括正史、野史、笔记、文集、地方志、各种人物传记以及各类史鉴等书,对所选用的资料都认真地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凡是属于传说和演绎的故事概不引录。对于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言行和历史事件,也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3.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书中内容虽然讲的都是久远的历史,但均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广泛适用性。各级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借鉴治国安邦的思想和方法。一般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知识,受到为人处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总之,力求适合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读者阅读。
4.注意内容和文字的可读性。该丛书在史料的选择运用方面,不仅强调其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而且也注意其可读性。每一篇大都有典型的历史故事情节、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感人的嘉言懿行。比较难懂的古文,尽量译成白话文,深入浅出,文字流畅,使之通俗易懂,并有较强的感染力。
《治国方略》是一套丛书,各书篇目容或有雷同之处,但内容不同;即使内容相同,但写的角度也不一样,各有侧重。总的目的,都是总结先人治国的经验教训,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由于作者众多,各自学术水平和写作风格不尽一致,因而对于先贤博大精深的治国思想和言论领会不一定都很深刻,选择和运用史料不一定十分恰当,文字表达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上面提到的几项目标,也不一定都能实现。所有这些,都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以便将来进一步修改和提高。对于书中参考和引用的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于文中注明出处外,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安作璋
2002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