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伊拉克·第六

作者：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美国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出自————《战争通史》

　　“哦，我希望能够再来一次。一切都从头来过。而且比这更让我向往的是——比任何事情都更让我向往的是——我希望能再一次看到每一个曾经与我并肩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员的面庞。”

——刘易斯·普勒将军，1960年6月26日

当有人问他退役后想做什么时，他便如此回答道

　　我正在参加一个电话会议，与会的还有弗兰克斯、拉姆斯菲尔德、迈尔斯、沃尔福威茨、海军陆战队的彼德·佩斯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以及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的几个副部长。我们讨论的主题便是伊拉克社会复兴党。伊拉克境内的主要战斗刚刚结束，他们希望我们就如何处理这个一度控制着伊拉克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政党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美国大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沙拉比、伊拉克国民委员会以及沃尔福威茨都主张废除该党。

　　弗兰克斯和我想就此讨论一下。我们从手中的情报中得知，萨达姆的社会复兴党与有的政党很相似：它掌握着国家的一切事务，从水坝到电厂，从地方电力到水利网络，从警察到垃圾工——每个工人都是该党的党员。如果你想在伊拉克的政府部门谋求一份工作，就必须加入该党，不管你是否信奉该党的章程。如果我们宣布其为非法组织，那我们就不仅仅是把敢死队和萨达姆的内阁成员划归为非法分子——我们等于将全国一半人归属为非法分子。我们认为，若是想要实现伊拉克政权的平稳过渡，就离不开社会复兴党的部分参与。

　　我们建议，把“枪口”只指向该党的高级成员、政客和其他萨达姆的支持者们，而对级别较低的党员，尤其是“蓝领”的电力工人必须给予有选择的赦免，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我们有情报称，大部分级别较低的党员其实根本就不相信该党的章程，所以我们的建议只是从实际考虑。我们需要技术工人保证伊拉克有电有水。于是相关的计划就这样制定了。

　　但是该计划在伊拉克内部的实施情况却不怎么样。结果，社会复兴党的成员不是主动辞职了，就是被解雇了。

　　2003年5月12日，我们宣布解散伊拉克的社会复兴党。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不出我们所料，这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连锁反应。一切都停顿了。伊拉克的工人离开了油井、发电厂和加油站。我们立即派军方人员前往那里阻止他们，但是没有用。现在他们已经害怕了，我们一宣布解散社会复兴党，警察就不愿意再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我们必须从零做起，建立一套全新的伊拉克民用基础设施及体系——而且必须迅速建成。在局势动荡混乱的时期，这使我们在伊拉克的工作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我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寻找并雇用伊拉克人来从事这些工作，而且想招聘他们也并不容易，因为他们都担心会遭到社会复兴党的报复。

　　弗兰克斯(在主要战斗结束之前)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准备建设新的伊拉克，该政府应该由一名资深的美国外交家来担任。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三方同时接受的人选，应该在以往有类似的工作经验。要管理一个过渡时期的伊拉克需要一个能安抚各方、让他们消除畏惧心理的人，需要一个受全世界尊重的人，而这个人同时在政治上应该是个果断勇敢的人，能够完成艰巨的谈判并做出果敢的决策。

　　政府选择了杰伊·加纳(Jay Garner)。杰伊·加纳是一名退役的陆军三星将军，一个非常出色、非常机智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当然也不是伊拉克当时所需要的果敢的人。5月7日，保罗·布雷默取代了杰伊·加纳。布雷默曾经出任大使，深受国务院和政府的尊敬，在中东地区也颇具声望。布雷默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

　　在军事上，我们仍然在竭力铲除残余的武装分子，追捕萨达姆政权中最重要的成员，他们藏匿在全国各地。我们有一个50人的名单，他们是通缉的要犯，是萨达姆支持者当中的高级官员，我们必须立刻把他们找出来。弗兰克斯和我在一次电话会议中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一道就此进行了讨论，会上有人建议我们把这个名单做成一副扑克牌。在萨达姆的雕像被推倒的两天后，扑克牌便出台了。

　　我们没有为此花费太多的心思，但是从舆论的角度上看，这是我们最出色的决定之一。而在战略上，它非常有效，有助于我们的士兵在战场上发现我们想要逮捕的这些家伙，并弄清楚他们的优先次序。当这些坏家伙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抓获后，他们的名字也从一张张扑克牌上被删除了，这给我们的士兵带来了一种成就感。(凑巧的是，中央司令部还批准推出了一副“好人”扑克牌，但很少有人知道。布什总统是黑桃A，弗兰克斯是方块A，我是梅花Q。)

　　我们一边推出扑克牌，一边继续追捕。2003年7月22日我们获悉军方已经确定了两张大牌的落脚点：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塞。我们的士兵冲入市郊的一座小屋里，但是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披迫撤了出去。我们让他们再发动进攻，用坦克和反坦克子弹给他们打掩护，确保这次我们的人不会遭遇危险。于是他们再次冲进屋子里，完成了任务，击败了敌人。

　　当有消息告诉我们，地面的士兵认为他们刚刚击毙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时，我们非常谨慎(因为有本·拉登和萨达姆事件的前车之鉴)，但又很乐观。我们感觉自己在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时间使用了恰当的武器。后来有消息证实，该情况千真万确：乌代和库塞这两个世界上最令人作呕的人已经死亡。经过了数月的艰苦奋战，发现这两个人是我们联军的重大胜利。在对尸体进行了身份认证之后，我们决定将他们尸首的照片公布于众。事后我们为此受到了谴责，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伊拉克人民确信，这两个魔鬼确实死了——而这些照片确实起到了这个必要的作用，为他们的死亡提供了证据。

　　阿比扎伊德将军和我曾经开玩笑，他叫我库塞，我叫他乌代。我们两个当时都是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阿比扎伊德将军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职位和他们相当，所以就这么开玩笑。当我得知真的库塞和乌代很可能已经死了的时候，便打电话给阿比扎伊德将军。

　　“乌代，”我说：“好像我们两个都死掉了。”

　　“库塞，”他说：“我还真求之不得啊。”

　　主要战斗一结束，弗兰克斯就从位于卡塔尔的前沿基地回到了位于坦帕的中央司令部。他离开这里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在那段时间早，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

　　在此期间，我们每天都要通话，有时候一说就要说上几个小时，而且每天也都能在电视电话会议上看到对方。不过，还是很高兴他能回到美国本土来。为迎接他的到来，我们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军事欢迎仪式。

　　当弗兰克斯走下飞机的时候，他来到我而前，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真是漫长的三个月。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也就是2003年7月1日，弗兰克斯在中央司令部的任期就要满了。政府邀请他再留任一年，同时还请他就任陆军的参谋长。他两个都没有选择，而是选择退役。在中央司令部任职的这三年里，我们两个人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强度辛苦地工作着。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未间断。可喜可贺的是，他一直做得非常成功，赢得了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两场战争的胜利。他出色地指挥了我们的军队。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弗兰克斯对我说。“现在我应该做点其他事情了。”

　　“我很理解，”我说：“这也正是我内心的感受。”

　　弗兰克斯于2003年7月1日正式退役，那一天也是我们共事的最后一天。司令部举办的庆典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参与者多达一万多人，欢送他离任，同时庆祝阿比扎伊德将军的上任。出席仪式的人当中有许多大人物，其中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各个军种的统帅。仪式由我来主持。

　　拉姆斯菲尔德、弗兰克斯和阿比扎伊德分别发表了讲话。虽然这天的庆典是专门为他举办的，他还是说：“此外，我要向我的朋友、军队司令、人称‘来复枪’的迈克尔·德龙将军表示深深的感谢，迈克，我不仅仅要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而且还要感谢你今天能站在这里为我们举办如此辉煌的仪式。你的确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阿比扎伊德说：“迈克尔·德龙，感谢你领导了这样伟大的一支队伍，感谢你在战争时期对我的鼎力协助。我找不出任何一个比你更优秀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全军当中，我都找不出一名比你更出色的军人。”我对这样的评价深感荣幸，能和这两个人共事，能为我的国家服务，更是让我感到荣幸。

　　我与弗兰克斯共事的最后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道别。我们在过去的三年里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我们一起经历了科尔号军舰爆炸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如果这还不能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也太说不过去了。弗兰克斯还是那样强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彼此欣赏，我会很怀念那段和他共事的时光。

　　在中央司令部，副司令一般都要在司令退役后继续工作几个月的时间，以确保领导层的平稳过渡。所以，弗兰克斯在7月1日退役，而我的退役时间就要安排到9月1日。也就是说，我在中央司令部工作的这最后两个月当中，要担任阿比扎伊德将军的副司令。能和他共事，我同样感到高兴。阿比扎伊德与我共事多年，因此这次过渡非常顺利。后来，他请求我再留任一年，继续做他的副司令。但是我已经不能连任了。按规定，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一次任期为两年。我已经是中央司令部有史以来第一个连任了三年的副司令了。我认为连任四年就太不合规矩了。

　　如果我可以继续留任的话，据说就可以升为四星级，但是我在军中服役已经36年了，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在军旅生涯中曾经三次中弹，背部、膝盖和肩膀都曾经动过无数次手术，而且脚踝也骨折过六次。我曾向妻子承诺，要在适当的时候退役。如今正是适当的时候。

　　在即将离任的日子里，我从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那里收到了许多贺信。建立联盟是我曾经拥有的一大荣誉，以后不能再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感到难过。2003年9月1日，我最后一次走出中央司令部的大门。我在中央司令部的职责以及我在军队中的职责，就此结束。

　　在我退役前几天的时间里，突然接到了肖氏集团(Shaw Group Inc.)一名职员的电话，该集团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顿鲁治(Baton Rouge)。他说这是一个大型的制造、工程、建筑以及环保工程公司，该公司非常希望为完成伊拉克重建工作助一臂之力。他说他们希望聘请我担任一份工作，问我是否有兴趣了解一下。我说可以。

　　这个年轻人叫唐·夏皮罗(Dan Shapiro)，他协同该公司的CEO吉姆·伯恩哈德(Jim Bernhard)从巴顿鲁治乘飞机赶来。我感觉这个工作很适合自己。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销售人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出色的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慈善家之心，我从和他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他真诚地希望能够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伊拉克，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帮助。他提出要我加盟。我说自己要考虑考虑。一个星期以后，他接我和我的妻子乘飞机来到巴顿鲁治，与萧氏集团所有高层领导人会面。萧氏集团有16,000名员工，每年的总收入达3.4亿美元。这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团队，一个让人钦佩的公司。我决定接受这个聘请。

　　于是，在休息了三天之后，我又重新投入到全天候的工作当中。我接到了连续四次当选为坦帕市市长的迪克·格莱格打来的祝贺电话。“为萧氏集团工作，最让你感到满意的一点是什么？”他问道。

　　“一旦我犯了错误，没有人会因此而送命。”我回答说。

　　当我离开军队时，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我亲历战争创伤的旅程已经结束，我终于可以把伊拉克抛在身后了。可事实与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在萧氏集团的工作要求我经常前往伊拉克。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人们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伊拉克之所以需要重建都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给该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大部分人都不明白，我们在战争期间很少破坏伊拉克的设施；其实，这场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典型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其轰炸和地面战役的打击目标都非常精确。我们在对共和国卫队、社会复兴党目标进行军事轰炸时，对周边的石油厂家、饮用水厂家和发电厂造成的破坏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我们可以在几个星期以内就将它们全部修复。其实在当前的伊拉克重建工作中，只有20％是针对如何修复我们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的。

　　伊拉克之所以需要大规模的重建，最主要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对自己的国家曾经进行过大肆破坏。伊拉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走下坡路，电力、石油以及水利网络都严重失修。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以及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四处可见。

　　另外，我们重建的部分项目是在修复伊拉克人在抢劫中造成的破坏。从油井入口处的机械装备到通信用的铜制电缆，伊拉克人什么都偷。市场上可以看到大量偷来的铜在公开出售。

　　这样的偷窃行为更加突出了伊拉克对新警察、新军队的迫切需求，这是当初解散社会复兴党留下的两个大窟窿。弗兰克斯和我曾指望原有的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警察能洗去社会复兴党留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伊拉克新的军事力量的主要基础。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面对许多强大的敌人，如伊朗和具有敌对情绪的叙利亚，以及和所有国家一样，要面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伊拉克需要一支强大的正规军队和警察队伍，来保证和平与安全，保护他们的商业命脉：石油工业。

　　伊拉克重建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如何让那里的油井全面恢复产油能力，这是伊拉克经济迅速复苏的关键。萨达姆留下的油井都多年失修，其产油量远远低于它们真正的产油能力。2004年6月，伊拉克每天的产油量少得可怜，只有300万桶。而它具备日产石油700万桶的潜力，原本可以和沙特阿拉伯并称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伊拉克的水坝和船闸也需要翻修，这样就可以恢复伊拉克的农业灌溉，并为伊拉克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在电力方面，所有的通信电缆和地下电缆(也就是伊拉克人抢夺的电缆)都需要重新安装。伊拉克还需要建立新的电子通讯系统。在过去的12年里，他们曾经试图安装更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但是每次他们向我们的飞机开火后，我们都会摧毁他们的部分设备——通常都是电子通讯系统。我们曾经有意让伊拉克停留在电子通讯的冰纪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监听他们的电话了。但是如今萨达姆已经被推翻，是时候重建这些系统、让他们拥有最新的设备了。

　　伊拉克除了新军队之外还需要一支新的警察队伍。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这些队伍同样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需要伊拉克有足够强大的国力，来保卫自己不受邻国的侵犯，尤其是不受伊朗和叙利亚的侵犯。没有军队，伊拉克将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

　　萧氏集团所参与的项目正好与此有关。由于在萧氏集团工作的原因，我视察了伊拉克第一座全新的军事基地。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基地，有183栋建筑，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附近。我们提供了所有的电力系统，负责基地内外的布线，同时还提供饮用水和垃圾处理设备。全部竣工后，该基地还将拥有一个就餐处，一个测试处，一个来复枪和手枪的靶场，而且四周还将设有大范围的围栏。该基地能够容纳一个师的兵力(大约有7,000名士兵)。他们可以在这个基地生活并训练。

　　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认为美国靠重建合同大赚了一笔，而且认为这是我们攻打伊拉克的最终目标。这个全新的军事基地——以及萧氏集团所承担的所有工程——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是错误的。在我们从这个工程得到的全部利润中，将有80％多要返还给伊拉克，仅这一项工程，我们就雇用了大约5,000名伊拉克工人。萧氏集团坚持以雇用伊拉克工人为主，所以，在伊拉克从事建筑工程的公司中，我们所遭遇的危险事件最少。

　　萧氏集团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果我们的工程会给工人带来一定的风险，那我们的CEO吉姆·伯恩哈德就不会接受这个工程。而我负责的就是这方而的工作。我成功地帮助公司召集了一支出色的安全部队，同时建立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情报系统。2004年6月，我的情报人员在最后时刻劝阻我入住他们所选的一家宾馆。第二天早上，这家宾馆的窗户就披炸飞了。

　　和萧氏集团合作使我有机会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做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国家四处走走，坐下来和一些伊拉克的部落酋长们进行交谈。和没有参与联军临时政府的美国人相比，我与伊拉克领导人见面的时间最多。和阿富汗类似，伊拉克也是由无数个地方及民族的部落组成的，每个部落都是由至高无上的酋长统治。如果你是部落的成员，那任何试图杀害你或你家人的人就将被你的部落杀死。有些部落的人口多达数百万。沙马尔部落(Shammer Tribe)很可能是伊拉克最有势力的部落，它的成员有将近1,100万人。他们很喜欢我，把我聘为他们部落的非正式成员。这让我深感荣幸——对我在伊拉克的人身安全也有很大的好处。2003年，我有机会在约旦的阿曼与他们的酋长杜里·马什·法萨尔·贾巴(Dari Mash’an al－Faisal al－Jarba)在一次晚宴上坐在一起进行了一番交谈。

　　贾巴和我就伊拉克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告诉我，只有不到1％的伊拉克人支持当时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而且在伊拉克没有人把沙拉比当一回事。(这和我的印象完全相符。)

　　他还说：“我认为我可以帮助联军士兵，让他们更多地得到伊拉克人的认可。”

　　“说说看，”我说。

　　“当你们的士兵无意中杀死了某个人——平民或士兵——他们都要公开向这个人的家人道歉，”他说。“如果你们不承认这是误杀，不表示出一些自责之情，不对误杀给予一定的赔偿费，那我们就要按照我们部落的法律来追捕你们，并把你们杀死。那个部落成员的家人必须发誓杀死那些杀害他的人。”

　　“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说。“我们在这里要遇到大量的人。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弄清楚我们杀死的、抓获的或打伤的人是谁。”

　　“那你们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来负责查找工作，”他说。“这会让美国以及联军的日子好过得多。”

　　我曾多次见过保罗·布雷默大使手下的工作人员，见过副大使迪克·琼斯(Dick Jones)、伊拉克的电力部长、石油部长，当然还有阿比扎伊德将军和里卡多·桑切斯(Rieardo Sanchez)将军。我在伊拉克有着丰富的个人经历，我与许多负责伊拉克重建的领导人都进行过交谈，因此我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具有很多的了解和认识。在此，我愿意将我所认识到的一切拿出来和读者分享。

　　首先，所有声称我们必须将部队撤回家的人根本就不明白当前的局势。伊拉克迫切需要安全保护。如今，美国军队和联军军队是伊拉克境内惟一有能力提供安全保护的军事力量。我们在那里驻扎了130,000人的军队。他们需要留守在那里，直到伊拉克人拥有自己的安全部队，而这需要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

　　据我自己测算，伊拉克人的态度是这样的，有70％到80％的伊拉克人支持我们在那里驻军。伊拉克人和我一样，也能看到，在这个国家里每发生一次恐怖主义暴行，就有50件令人欣慰的好事情同时发生，而这些好事情的出现是与联军提供的安全保护分不开的。此外，伊拉克人是喜欢美国人的。他们不喜欢的是被占领的感觉。他们是一个很骄傲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能够将越来越多的权利移交给伊拉克人——包括最终撤出我们的部队——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将变得更加巩固。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背后主要有六太原因：

　　1、萨达姆·侯赛因把三万到四万名重罪犯从国家监狱中释放了出来。其中许多人还没有被抓获，仍在四处从事犯罪活动。

　　2、想制止这些犯罪行为必须成立一支强有力的伊拉克警察队伍，而当前恰恰缺少这样一支队伍。

　　3、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从其他阿拉伯国家纷纷涌入伊拉克；基地组织把伊拉克视为其开展全球战争的一个主要前线，并为自杀性爆炸袭击者以及其他杀害美国人的恐怖分子的家人提供10,000美元的资助。

　　4、激进的宗教领袖在怂恿他们的支持者。幸运的是这些激进分子(比如萨德尔)只占少数。地位更加重要也更受尊敬的宗教领袖，比如什叶派资深领袖希斯塔尼，虽然不是亲美人士，但也都公开批评了萨德尔的做法。

　　5、社会复兴党的高层残余分子仍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6、伊拉克有许多失业的男性，他们很容易就在别人的唆使下参与地方暴乱。

　　公众的不满情绪需要找到一个目标来发泄。不幸的是，美国人和联军士兵常常成了这样的目标。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是普通的伊拉克人挑起的，而且当前的问题大部分都集中在个别地区，如费卢杰、纳杰夫和摩苏尔。巴格达大部如今相当稳定。宗教领导人知道我们需要留守在那里。像萨德尔这样的激进分子属于少数，而一些像希斯塔尼这样的主要领导人都站在我们这边反对他们。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想制造混乱，破坏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试图让世界舆论来反对我们，迫使我们放弃伊拉克。他们想把伊拉克变成一个由恐怖分子控制的国家(就像他们让塔利班来控制阿富汗一样)。但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我们不能向这些少数分子屈服，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令人振奋的是，事实上好消息要比媒体上报道的多得多。形势正在好转。每天都有空缺的职位得到人员补充；医院现在也能全面运转了；学校重新开放；清真寺得到免费重建；农民得到了免费的农作物种子。我们修好了许多石油管线。数十亿美元的重建资金涌入该国。从长远的角度上看，伊拉克的发展不成问题——其实会发展得相当好。伊拉克有潜力发展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

　　我们追捕萨达姆支持者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效，面且将继续取得胜利。抓获萨达姆本人是一次巨大的成就。我们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基地组织的成员进行通缉，并且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我坚信我们最终会抓到本·拉登。我们会像抓到萨达姆一样抓到他——只要调动人力与技术情报力量，同时让当地人明白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最后，一定会有人告诉我们他的行踪。他不可能一直继续这样的逃亡生涯。

　　至于另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就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最终一定会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在战前所掌握的情报实在太确切了，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判断。伊拉克这个国家面积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在这里藏匿这种武器非常容易，只需要用一辆运输车就可以将化学武器藏匿起来；生物武器则可以藏在一个手提箱里；而且伊拉克人与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玩了十年多的猫鼠游戏，都已经成了藏匿武器的专家。导致这些武器迟迟未被发现还有一部分原因，这就是，我们所抓获的萨达姆政权的内部高官个个都是说谎专家——他们要想在萨达姆的政权中生存就必须擅长说谎。这些得以在他身边任职的人要么就是那种不具备威胁的、惟命是从的人(至今还害怕萨达姆，不敢站出来说话)，要么就是擅长隐瞒消息的人。他们知道，可他们就是不说。

　　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的未来前景充满了希望。媒体没有提及的是，我们在许多阿拉伯国家都争取到了民心，而且仍在继续赢得他们的好感。我们与埃及、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富汗、阿曼、科威特、约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都非常融洽，还与沙特阿拉伯、也门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建立了积极的关系。这些国家都清楚反恐战争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我们正在并肩战斗。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理由关注伊朗和叙利亚，以及被伊朗和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我们知道，伊朗和叙利亚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紧制造生化武器，而且今天仍在继续。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藏匿地点。我们知道叙利亚为萨达姆的同情者提供庇护，叙利亚和伊朗都窝藏了基地组织成员和其他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还知道他们都在向恐怖分子提供资助，并派遣自杀性爆炸袭击者跨过边境进入伊拉克。最严重的问题是伊朗正在迅速谋求发展核武器。叙利亚和伊朗的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回顾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问自己这两场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们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它们取得了哪些成就？

　　在政治方面，这两场战争当中有许多幕后的英雄，包括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正如弗兰克斯所说：“穆沙拉夫所做的一切就好像是一个人不带降落伞就从悬崖上往下跳，希望在自己落地之前能有人递过来一个降落伞。”而对国内强烈的政治反对，他依然选择支持美国。他之所以在政治上走钢丝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远见，他清楚地认识到，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站在一起不利于巴基斯坦的长远利益。阿卜杜拉国王也是如此，他也认识到自己国家长远的安全利益与基地组织、激进的伊斯兰组织或者萨达姆·侯赛因的社会复兴党的利益是相悖的。他是在决定自己国家今后50年的安全状况。这并非易事，因为你身边总是有人只关心眼前利益，只看着眼下自己的桌子上是否能有面包。选择支持美国对阿卜杜拉来说更加不易，因为在他的国家里，60％的人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和穆沙拉夫总统理应得到赞赏。

　　在军事方面，这两次战争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启用北方联盟是一个大胆而机智的行为。向巴格达推进的行军速度经过了准确的、专业的计算。而且我毫不怀疑，今天的美国比我们赢得这些战争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安全。

　　除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取得的胜利之外，我们还取得了一个胜利，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胜利，这个胜利将对我们的军队带来长期的影响，这就是我们采取了真正的联合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技术、迫不得已的处境以及纪律要求不同的军种协同作战，彼此信任。“同步性”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术语。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弗兰克斯所打造出的氛围。他放眼于军队的未来，并且为拥有这样的未来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这次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营救杰西卡·林奇——便是“联合行动”的一次精彩典范：海军陆战队、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部队的士兵在接到命令后不到24小时内就通过精彩的协同作战，完成了一个复杂的军事任务——而且奇迹般赢得了胜利。是“联合行动”成就了这一切。

　　我们在战争中尤其强调要多采用特别的作战行动，正是这种策略培养了军队这种新的态度。中央司令部特别行动司令、现任上将加里·哈勒尔是联合行动的支持者之一。我让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他的想法，他说：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联合军事行动发挥得最淋漓尽致，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典范。我们打破了军种之间的狭隘观念。比如，如果我需要调用飞机，我完全不必担心——只要给[中央司令部空军统帅]巴兹·莫斯里(Buzz Mosley)打个电话就行了。他们会立即赶到。

　　从前，我们一直无法让特种部队与常规军开展如此亲密的合作。对此，我能做出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过去，我们有的只是配合。而这次，不同的军种要并肩作战，互相支援。这中间存在巨大的区别。

　　在这两场战争之前，如果我在电视电话会议上说错了话，那肯定会有某个军种的人向我扑过来，兴师问罪。而在自由伊拉克行动当中，如果我出了错，其他的司令不会来谴责我，而是会想方设法地帮助我，递一根棍子给我，把我拉出泥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兰克斯在军中培养出的情绪和心态。这是一件好事情。如果说我们在这两场战争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我们必须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要努力将这个成绩保持到未来。

　　当然，人们若是听到这些话很可能会说，哦，那何不把所有的军种整编成一个军种呢？其实，现今就有一些政客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并真的试图去那么做。这是很糟糕的。一个参加陆军的人不会愿意加入海军陆战队。设立不同的军种能在总体上吸引更多人入伍，因为每个军种都会吸引不同类型的人。每个军种都有它自己的精神与骄傲，这有利于招募新兵。有的人选择了某个军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曾经在这个军队中服役，或者是因为他们喜欢在海上，甚至是因为他们喜欢那种军装的颜色。

　　当然在现实当中，新兵将会明白，这些军种比他当初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陆军以地面力量著称，但是陆军拥有的飞机比空军还要多，拥有的船只比海军还要多。空军也有自己的船只。海军陆战队如今还有部分队伍被派往特种部队。各个军种之间有很多交叉之处。有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认为这一点有很重要的意义。错综复杂的设置是好的。你愿意在没有后备支援的情况下驾驶飞机吗？

　　不同的军种设置是好的。重要的是他们要不断地进行密切的合作。

　　2003年，在我退役前最后一次出差时，我来到了伊拉克并视察了一座伊拉克监狱。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监狱——这座监狱是用来关押伊拉克战争中最臭名昭著的犯人的。我想看看这些特殊罪犯的待遇怎样，同时确保我们的人不对他们加以虐待。我发现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好的待遇。到2003年9月我退役时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伊拉克监狱虐俘情况的报告。我们所接到的极少数的几份报告都是关于阿富汗的。我们在那里有两个犯人在可疑的处境下死亡。这两起事件都得到了迅速的汇报，并且很快就展开了调查。弗兰克斯和我都严格遵守这样一个不成文的准则：坏消息不会因为拖得久而有所好转。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有问题出现，我们从不试图隐瞒——相反，我们会首先告诉负责公关事务的人，以确保我们能迅速地将自己所发生的问题告之公众。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或者任何一个有三十多万人参与的行动中——总会有人做出一些愚蠢的、令人遗憾的事情。你无法杜绝这种现象。你所能做的就是发现并阻止它，并对它展开调查，找出原因，对当事人进行惩处，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因此，我的伊拉克监狱之行是例行公事，是常规视察。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发现什么出人意料的情况。

　　我也确实没有发现任何情况。监狱情况非常好。犯人们看上去很健康，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们吃着高档次的伊拉克食品，他们的牢房也非常整洁。其中许多人曾经是高级官员，我们可以一眼认出他们来。奇怪的是，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他们大部分人的头发都已灰白，而在电视上他们都是一头黑发的。当然了，他们在监狱里是找不到染发剂的。

　　我在军服外面披上了一件普通的夹克衫，这样就没有犯人能看到我的姓名和军衔了。我从一个牢房走到另一个牢房，(通过翻译)询问了每个犯人的待遇情况，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我谈谈。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和我谈。一个女囚犯也被关在那里，她就是臭名昭著的“细菌夫人”，这个人尤其难沟通。

　　这群人当中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一排囚室里的最后一个犯人化学阿里。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立即就开口说话了。我刚刚来到他的牢房门前，他就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你是谁？”他问，脸上堆满了笑容。“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看着他。

　　“我只是一个对你所得到的待遇表示关心的人。”我说。

　　他看着我身边的随从人员。

　　“你是个大人物吗？”他问道。“为什么你的穿着和其他这些人不一样？你身担要职吗？”

　　我没有回答他。

　　他继续不停地说着监狱的官员对他如何地好，看守如何热心，他的情况如何地好。

　　“我愿意尽可能与你们合作。”他说。

　　“那么，化学武器到底在哪里？”我问道。

　　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不知道。”他说。

　　“如果你想帮助我们，就告诉我们它们究竟在什么地方。”

　　他只是耸了耸肩。

　　我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我曾经亲历战场。我曾经领导着数千名优秀的美国士兵，并做出了许多改变命运的决策。此刻在这个监狱里，当我在考察囚犯的条件和待遇时，同样面临着一个传奇时刻。这就是化学阿里，一个掌握着萨达姆所有生化武器的人。关在我面前的这个牢房里的人是一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人，他曾经用芥子毒气和其他化学武器屠杀了数千名库尔德人。他杀过的人非常多，你我平生再也不会见到第二个这样的人。而直视着他的眼睛——直视着这张邪恶的面孔——是一个让人震撼的时刻。关在狱中的他，再也不能继续他的残暴行径了，可还是在耍弄诡计。与其他人相比，这个人可能是萨达姆邪恶统治的最鲜明的代表。他就坐在我的面前，一如既往地试图欺骗人们，他让我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辛苦工作的正义所在。

　　此刻，我正盯着我们发动战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