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进攻时刻·第四

作者：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美国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出自————《战争通史》

　　“一个星期后得出来的作战计划无论如何精妙，也难以和眼下就实施大举进攻的计划相媲美。”

——小乔治·S．巴顿将军

《我所认识的战争》，1947

　　“我被召到农场去了，”弗兰克斯从阿富汗回来后不久对我说，“我们需要把以前制定的伊拉克作战计划拿出来看看。”

　　政府高层提及伊拉克，我们丝毫不觉得惊讶。自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央司令部就一直在严密监视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举一动，并制定了一套书面作战计划，确定了如果他在科威特附近集结军队，如果他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或者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这是一个防御计划，知情人非常少。其实，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他的《进攻计划》(Plan of Attack)一书中，错误地推断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书面作战计划。伍德沃德在书中说，弗兰克斯否认布什曾经在12月份让他制定一份伊拉克战争计划，指责弗兰克斯说的全是谎言。其实弗兰克斯没有说谎。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让所有的地区司令部司令对自己原有的应急作战计划进行更新——让一个地区司令部司令更新一份作战计划并不等于命令他为攻打某个国家做好准备。我们的计划需要不断更新。其实弗兰克斯在被召到克劳福德之前就曾经和拉姆斯菲尔德讨论过关于伊拉克的作战计划。

　　当弗兰克斯再次抵达克劳德福的时候，布什让他坐下，很快他就发现了这次会谈意义非凡。

　　“请让我们看看，你们针对今天的伊拉克都制定过怎样的作战计划，”拉姆斯菲尔德通过新墨西哥家中的电视电话会议装置对弗兰克斯说道。

　　弗兰克斯拿出了此前准备的作战计划——该计划需要派遣30到50万人的地面作战部队。

　　他们把计划浏览了一遍。最后，拉姆斯菲尔德说道：“这些想法太落伍了。”

　　“我同意，”弗兰克斯说。

　　“我们需要更灵活些的计划。更少的地面部队。我们必须能够迅速发起进攻。”

　　“灵活性和较少的地面部队，这些都没问题。迅速进攻不可能。战前筹备需要花费一段时间。”

　　“把这些计划更新一下，”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希望一旦形势需要，能够立即准备就绪。”

　　虽然我们对开战的时间有所保留，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政坛的正确性。作为职业军人，弗兰克斯和我都坚信萨达姆必须下台。我们的理由是：

　　●有迹象显示伊拉克正在积极备战。它在公然进行L－29无人驾驶战斗机的测试，该战斗机可以装载化学喷雾器，伊拉克人很多年都没有进行过类似的武器试验了。他们还在公开测试一种新型的飞毛腿导弹，其攻击范围在所有的飞毛腿导弹中是最大的，已经超出了联合国的限制，能够抵达以色列、约旦、土耳其和科威特。这些飞毛腿导弹上都配置了生化剂。

　　●伊拉克正在利用光导纤维电缆建筑一个空中防御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等上一两年再和伊拉克交战的话，战争的难度将更大。有国家与伊拉克正在合作建设一个地下电缆系统，并将其和所有的空中防御系统连接起来。一旦这项工程结束，伊拉克人就能通过地下线路通话(而不是通过空中电波)，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再也无法截获他们的通讯信息了。

　　●萨达姆有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前科，包括1995年用化学武器杀死了数千名库尔德人。(他在北方仍然驻守着两支军队，随时准备攻击库尔德人。)

　　●伊拉克越来越具挑衅性，他们几乎每天都向我们在伊拉克南部及北部的禁飞区内巡逻的战机开火。

　　●伊拉克军队仍然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当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军队。虽然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2004年7月发现的情况与此有出入，但伊拉克的军队并不是在“土崩瓦解”，而只是比从前的力量有所削弱(正是我们削弱了它)，但即便如此，伊拉克的陆军和空军依然非常善战。

　　●我们从多方来源获得了大量可靠的情报，称萨达姆政权中的高级官员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保持了长达10年的往来。

　　●另据可靠情报，伊拉克境内有一个基地组织的营地，就在伊朗边境附近，而且伊拉克很可能在为基地组织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证据表明，萨达姆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恐怖组织。一个人尽皆知的例证就是，每当巴勒斯坦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以色列发动了爆炸袭击，萨达姆就会给“牺牲者”的家属送去25,000美元。)

　　●有情报称在伊拉克境内接近伊朗边境的地方有一个生化武器的封闭实验基地。这是他们与基地组织的合作项目，同时也用来藏匿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我们百分之百地确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消息以及在技术上获取的情报都称伊拉克仍然拥有化学武器，而且有报告称，伊拉克将一部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组件提前藏匿到了叙利亚或者黎巴嫩境内。另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又在开展核武器的开发计划，包括购买尺寸相当的铝管，用它们充当制造核武器时所必须的离心管。我们很清楚，只要萨达姆愿意，他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拥有一枚核炸弹，而有证据表明，他的确有这个野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上，伊拉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同在于，伊拉克正在积极地测试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射系统：导弹、喷雾器与炸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回事；公然测试这些武器的发射系统(企图像对付库尔德人那样使用这些武器)则是另一回事。

　　●我们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军基地，都有可能遭到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盟友使用这些武器来袭击我们，或者把这些武器交到恐怖分子手中，让他们用这些武器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弗兰克斯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情报虽然不是十分精确，但其指向却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情报不精确的时候远远多于精确的时候……[我们的情报分析对象包括]上一次海湾战争中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的女婿[已经叛离了萨达姆]在[证词中]为我们提供的情报，[以及]我们截获下来的、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鉴于所有这些信息以及中央情报局基于这些信息所做出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如果布什总统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未免也太玩忽职守了。

　　弗兰克斯与布什面谈后，我们就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要准备一份恰当的作战计划，我们必须核算出届时所需的兵力以及将士兵派遣到前线所必需的后勤支援：核实我们必需的设备、战机、战舰和武器；计算出落实上述所有任务所必需的人力；罗列出我们这个计划所基于的全部情报；查实敌方使用的通讯设备，确定我们需要的通讯设备；描述整个行动的概况；制定后期计划；预备撤离计划——即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将自己的部队撤出那个国家；并确定我们在何时需要建议总统征用预备队。此外，我们还必须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并且对这些方针进行战争游戏演练。该演练主要设在中央司令部或华盛顿，大部分都是由电脑来完成的。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作战计划交给律师过目，以确保它没有违反国际武装冲突法案。最后，计划还要经过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过目，由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或给予批准。在中央司令部，我们共有15个人夜以继日地在对伊拉克作战计划进行更新。即使动用如此多的人员，要更新一份作战计划一般也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我们必须对原有的作战计划进行调整，使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动用更少的地面部队，并且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部署。我们还必须将这份作战计划从根本的防御性计划更改为一份采取主动进攻的作战计划。问题是，我们并不清楚什么时候要攻打伊拉克(也不知道究竟是否要攻打)，在什么情况下攻打，以及打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桌面上摆出大量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使得整个工作又耗费了更多的时间。

　　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让我们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我们可以单纯地袭炸主要目标，比如可疑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在地、飞机跑道、政府部门、政府建筑物，使用战斧式导弹或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或双管齐下。这样的战斗几乎不需要多少地面部队。或者我们可以只攻打油田，这个方案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队。再或者，我们可以只占领伊拉克的西部地区。

　　我们还必须考虑投入兵力过少有可能导致哪些缺陷。比如，一旦萨达姆决定摧毁他的油田基础设施，或者摧毁河道的船闸与水坝，淹没整个伊拉克的南部，那么规模如此之小的地面部队该如何应对呢？小规模的兵力能处理这样的大变故吗？

　　我们也可以推翻萨达姆及其政府，而这需要投入大量的地面部队，6万多的兵力远远不够。伊拉克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口为2,600万。仅凭6万多人的兵力是无法攻占伊拉克的。此外，这样的战争还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第一次海湾战争动用了50万人地面部队，部队集结耗时六个月。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是不可能集结起50万人的地面部队的。当然我们可以在战争初期派遣不到8万人的地面部队，然后一边作战一边增兵，但那样的话，我们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队伍很可能一开始就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很可能遭到围攻。

　　我们不断地与布什以及拉姆斯菲尔德联系，告诉他们，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所需地面兵力的确切的数字，除非我们知道他们究竟想让我们实现怎样的目标。在制定该作战计划的早期阶段，我们所能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弹性较大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足以应对几种不同的紧急情况，而且所需的兵力要从6万到30万人不等。关键就在于灵活性。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要求我们做到能迅速地对伊拉克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打击，很显然，不管我们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都必须提前将部队部署完毕。我们必须开始集结部队，尽管战争还没有最终打响。

　　由于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都坚持认为，不能过早地公开部署兵力，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隐秘的途径将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军事设备、武器和补给派遣到伊拉克附近，并驻守在那里。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该地区进行陆地军事演习，派去的部队就总是要超出实际所需，利用演习做掩护，为他们前往该地区制造理由。演习结束后，我们会把一部分兵力留在那里，如果有人追问，我们就实话实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军事介入，以牵制萨达姆·侯赛因日益膨胀的军事野心。

　　这一切都意味着资金的投入。当时，中央司令部得到的拨款并不多，而我们使用的基础设施也还都是20世纪90年代安装的老设施。比如，中央司令部司令的专机就是一架1961年产的EC－135。这架飞机开起来震动很大，噪声非常响，吵得你心神不宁。它的质量也很差，起飞时需要携带六个维护人员，把本来就不多的座椅占了一大半。如果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希望我们严肃对待伊拉克问题，那我们就必须建设中央司令部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扩建我们在“责任区”内的机场；需要帮助我们的盟国在该地区修建更深的港口；需要在卡塔尔修建更多的仓库，来存放更多的装甲车与坦克。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往来磋商，进行了非常细致专业的讨论。

　　就在这个时候，我担任中央司令部副司令一职已经接近两年，即将任满。在中央司令部，一旦你的任期结束，就得离开。在中央司令部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副司令的任职时间超过两年。

　　弗兰克斯前来找我。

　　“你有什么想法？”他问道。

　　“我想退役，”我说。“不过不是现在。如果我们面前又有一场战争的话，我很愿意与你一同把这场战争打完。”

　　“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到善始善终，”弗兰克斯说。

　　“我同意，”我说。

　　弗兰克斯和迈尔斯以及拉姆斯菲尔德沟通了一下，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副司令一职正式延长一年。

　　在此期间，反恐战争从未松懈过。我们必须备战伊拉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在阿富汗或者在其他国家展开的反恐战争，而只是说我们必须同时开展两三项工作。何况恐怖分子一刻也不让我们休息。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向拉姆斯菲尔德提供一份报告，汇报已经抓捕的、击毙的以及在逃的基地组织的人员数目。

　　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踪加艾德·萨利姆·锡南·哈里西(又称“阿布·阿里”)，他是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负责人，是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最坚决的拥护者之一。阿里是科尔号爆炸案、9．11恐怖袭击以及其他许多暴力事件的幕后指使者。在全世界的基地组织成员当中，他是首要通缉犯之一。

　　最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他。他当时正在也门北部的马里布省，在距离也门首都萨那以东大约100英里远处的一座建筑中。我们的特种部队已经将该建筑纳入了监控范围——一架掠夺者侦察机正在空中监视他们——并严阵以待，准备在阿里及其五名随从一出来的时候就发起突袭。他们一行坐上了越野车开始出发了。而我们的掠夺者也随即展开了高速追踪。

　　我打开了我们的大屏幕，开始观看掠夺者发送过来的图像。两辆越野车正快速穿越沙漠，在夜幕笼罩的沙漠里，它们看上去就好像两个发光的球体。

　　就在这时，特纳特打来了电话。

　　“弗兰克斯在什么地方？”

　　“他在卡塔尔。”

　　“你正在和我们同时收看现场情况吗？”

　　“就摆在我眼前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情报非常准确。你觉得呢？”

　　“我们的情报说这就是他。我们对他们六个人当中的五个人的身份都非常确定。其中一个是美国人——那个体态肥胖的家伙。但是他是基地组织成员。惟一不明确的是车上第六个人的身份。”

　　“我们把他们干掉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弗兰克斯对你的来电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我要通知一下萨利赫。然后我们就行动，”特纳特说。

　　萨利赫就是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ch)。萨利赫的政权还很不稳定。也门当时是(现在仍旧是)恐怖分子往来之处，同时也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心。如果萨利赫总统对恐怖分子采取明显的打击措施——尤其是与美国合作——那他的地位很可能不保。

　　特纳特告诉他我们即将采取怎样的行动。萨利赫只是要求我们秘密行事。特纳特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也不想把整个事件弄得尽人皆知。一旦出现问题，也门官方会解释说，一辆搭载着平民的越野车在沙漠里撞上地雷后发生了爆炸。其中不会提及恐怖分子，也不会提到发射的导弹。

　　我注视着掠夺者正在调整机身位置。在发射地狱火导弹之前，它攀爬到一定高度，机身前端冲下，开始瞄准。这些掠夺者是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他们有一部分操作人员驻扎在巴基斯坦，还有一部分在海湾地区，另有一部分在中央情报局位于弗吉尼亚的兰利总部内。

　　就在这时，两辆越野车开始分头行驶，很可能他们已经听到了掠夺者发出的轰鸣声，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他们正在逃离现场。

　　此时，一道闪亮的光芒在荧屏上划过。导弹从空中飞向地面。直接命中目标。我们的目标越野车被炸飞了天，成了夜幕下沙漠里的一个火球。

　　我注视着屏幕，看到一个人摔了出来，伤势严重。他开始在沙漠中爬行，在我们的屏幕上形成了一道闪亮的发热源。他爬了大约25码远，便一动不动了。我看到，那团象征其体热的光亮渐渐地暗淡消失了。以这样的方式看着一个人死去给人的感觉很特别。

　　事后不久，《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了一篇报道。不知为何，事情泄露了。该报道称中央司令部袭击了也门境内的一辆越野车，杀死了无辜的平民，其中还有一名美国公民。报道还说中央司令部越权，单方面发动了此次袭击。另外还含沙射影地谴责中央司令部总是为满足自身的目的动用手中的武器，不论何时何地，想袭击谁就袭击谁。报道还声称要追究我们是如何得到许可向一辆没有武器装备的车辆开火的。

　　萨利赫总统给弗兰克斯打来电话。他非常恼火。

　　“这件事情不应该泄露出去，”他说。“这会给我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

　　弗兰克斯说：“有人把事情泄露出去了——也门的人或者是华盛顿的人。”

　　在媒体肆意攻击我们之际，拉姆斯菲尔德赶来为我们救急，并让沃尔福威茨出来证实这次袭击确实是美军合法的行动。沃尔福威茨在接受CNN采访时称，这次行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战术行动”。他向公众证实了是中央情报局发射了导弹，而且车上的乘客全部是恐怖分子，包括那名美国人在内。也门总统也公开承认遭到袭击的目标是恐怖分子，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从未说过此事得到了他的许可。最终，这次轩然大波得到了平息。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但重要的是弗兰克斯、特纳特、特纳特的副手约翰·麦克劳林、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以及我本人非常团结。我们六个人从来不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事妨碍我们的工作关系。中央情报局与军方的关系前所未有地融洽，我们六个人是一个强有力的团队。特纳特这个人非常出色——他在两任政府手下成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一点十分难得。特纳特与麦克劳林是绝对的互补：特纳特总是叼着一支雪茄，头发蓬乱，一副通宵达旦、工作不息的样子。而麦克劳林总是衣冠楚楚、皮鞋锃亮。特纳特是个工作狂，麦克劳林则是名外交家。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人比这两个人更加投入。

　　反恐战争有许多参与者。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对阿布·阿里采取打击行动，完全要归功于中央司令部位于非洲之角的联合特遣部队，归功于其统帅——两星级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萨特勒(John Sattier)、一星级陆军上将及特种部队指挥官加里·哈勒尔(Gary Harrell)以及其他将领出色的工作。

　　非洲之角特遣部队(Task Force Horn of Africa)的基地位于吉布提的莱蒙涅尔营(Camp Lemonier)，共有900人的地面部队，负责在该地区开展反恐战争。他们与也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肯尼亚、苏丹(与该国的合作尚属首次)以及索马里的一些部落共同打击恐怖分子。他们协助当地警察，为打击基地恐怖分子提供军事上的支持以及特工情报上的支持，并为协助我们的当地警察及军队提供训练及军事设备。我们动用盟国的船只在这些国家的海岸线上巡逻，帮助他们抓获了许多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在索马里海岸，基地组织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还(在无意当中)阻止了大量的毒品走私活动。在我们的帮助下，这些国家更加安全了，而我们也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成了反恐联盟中最为坚定的成员国。

　　两架美国直升机遭到袭击。它们搭载着特种部队的士兵，半夜里正在阿富汗山区执行秘密行动的时候，被基地组织的叛乱分子发现，并发射了大量的火箭推动榴弹，同时用一些小型武器向我们开火。我们的直升机找不到降落地点，也无法安全地将机上的特种部队士兵空投到地面。对方的火力太猛烈了。

　　一枚火箭推动榴弹划过夜空，击中了其中的一架直升机，它猛烈地震颤着，在千钧一发之际掉转了方向。

　　但就在它掉头之前，一个士兵被抛下了飞机。

　　海军海豹特种部队中士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在准备信号插入时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在直升机遭到火箭推动榴弹袭击那一刻，他被甩出了机身。罗伯茨从大约十英尺高的空中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受伤后躺在原地，等待战友下来救他。

　　但当时四周一片漆黑，而且在黑暗、嘈杂、混乱的情况下，没有人看到他从飞机上掉下来。敌人逐渐向他逼近，而此时他的战友已经飞走了。

　　他做出了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都会做出的决定：他单膝跪起，给自己的枪支装上弹药，准备与敌人战斗到底。他不愿一枪不发、坐以待毙。

　　2002年3月，“蟒蛇行动”(Operation Anaconda)开始。此时，阿富汗境内的主要冲突已经过去了五个月，但是有情报称，基地组织又在集结兵力，肆意行动，准备发动反攻。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军事行动，进入位于阿富汗东部、喀布尔以南的不毛之地——沙伊科特山谷(Shah－i－Kot valley)，将他们彻底铲除。我们将此次军事行动命名为“蟒蛇行动”。

　　在整个战争期间，盟国的地面部队一直处于阿富汗后方；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但仍然希望让阿富汗人走在前面，摘取战果。但如今，北方联盟已经正式解散，阿富汗国民军仍然处于建设中。他们每隔七个星期才能组成一支有600名士兵的新军队——他们还没有准备就绪。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于是，看上去很奇怪，蟒蛇行动将成为阿富汗战争中第一个由美国发起的主要军事行动。

　　我们从陆军第十山地师、101空降师、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中征调出一支作战部队。我们还召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丹麦、法国和挪威的特种部队士兵，因为他们非常擅长打这种战役。我们从海军那里征调了F－18和F－14战斗机；从陆军那里调来105口径的榴弹炮和攻击直升机；从海军陆战队调来F－16和F－18战斗机、鹞式战斗机以及攻击直升机；从空军那里调来F－16和A－10战斗机。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联合军事行动，由陆军第十山地师的少将弗兰克·“巴斯特”·哈根贝克担任指挥。

　　我们准备从北部的巴格兰和南部的坎大哈同时发起进攻，并在上述两地部署了AC－130和A－10战斗机、鹞式战斗机以及阿帕奇直升机。我们的战斗机当中有一部分必须从中东地区起飞来这里执行任务，还有一部分轰炸机必须从太平洋上起飞。虽然我们在阿富汗拥有飞机跑道，但是坎大哈和巴格兰的飞机跑道非常难保养；它们都是俄罗斯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建设的，破旧不堪，总是需要维修。我们不希望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他们曾经在阿富汗驻扎了数十万人的地面部队，结果成了极易攻击的目标)，所以我们坚持将地面部队控制在小规模以内——大约9,000到10,000人。这意味着我们要完成蟒蛇行动，就必须调遣三分之一的驻阿富汗军队。

　　我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将该地区隔离，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该地区是方圆70英里的崎岖山地。纬度高达12,000英尺，夜间温度只有华氏15度。我们在山峰上、山谷中以及其他逃离该地的必经之路上都部署了兵力进行封锁。我的计划是将一支作战部队空降到西北方向的一个高地上，然后派一支特种部队行动小组来到海拔12,000英尺的北部山脊，迫使敌人沿山脊向下撤退，进入我们的主力包围圈中。

　　这支特种部队行动小组乘坐的正是上文提及的、遭到袭击的那两架直升机。我们原计划秘密空降；原本有情报告诉我们，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位于山脊上，我们计划空降的地点应该比他们所处的海拔位置高出很多。被击中的直升机损坏严重，它刚一进入安全地区，机组人员就发现尼尔·罗伯茨中士不见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掉在了什么地方。

　　与此同时，哈根贝克将军在他的掠夺者监控器上发现了情况。他看到山腰处距离我军驻扎地数英里以外的地方有人在交火。这实在不可思议；他怀疑是不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之间发生了内讧。接着，他得知刚才有一名海豹特种部队士兵在某个地点从直升机上掉了下来。突然间，事情一目了然。特种部队立即派遣了一架新的直升机前去营救这个士兵。

　　哈根贝克将军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我们的士兵四下开火，歼灭了许多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他中弹了，但仍坚持战斗，可是恐怖分子不断上前，距离他越来越近。接着，他倒下了。哈根贝克将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却无能为力。从热像仪显示的模糊身形中可以看出，恐怖分子来到他跟前，抓起他的身体，将他拖走了。

　　前往救援的直升机一来到山脊处的一片可降落地带就遭到猛烈的攻击，结果也被击落了。基地组织成员包围上来，对我们的20名特种部队士兵发起了进攻，我们的士兵随即进行还击，可是他们陷入了包围。我们必须进行增援，但是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带，我们的攻击型直升机难以起飞，而且事发地点是陡峭崎岖的山地，再加上敌人火力猛烈，坠毁的直升机碎片还使惟一安全的降落点也无法使用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搭救出去。而且我们也无法派兵从山下前去营救他们——他们在海拔12,000英尺高的地方，要赶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必须爬上几个小时的山。我们也不能投放大型炸弹，因为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距离我们自己人太近，只有50码远。

　　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用飞机上的机枪进行扫射。我们派出了A－10和AC－130战斗机，在我们士兵的四周猛烈扫射。这种保护措施施行的难度非常大，因为敌人距离太近了，双方之间只有几码的空地。但是他们持续扫射了一夜，而我们地面上的士兵也奋战了一夜。

　　白天一到，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人所处的位置，可以增派更多的火力支援了。此时，地面上只有三名特种部队士兵还没有受伤：已经阵亡了六个人，另有十一人受伤。而基地组织的人几乎没剩下几个。

　　显然，我们需要召集更多的人来施行蟒蛇行动。我们派出了更多的部队，要将基地组织沿着山脊向下赶，进入我们封锁部队的火力范围，此时参与封锁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5,000人。我们有情报显示，本·拉登或者穆拉·奥玛尔可能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想疏忽大意。基地组织分子负隅顽抗，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逼向了山谷。在这些基地组织分子当中有一部分乌兹别克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是在这片山区里生活战斗了一辈子的人。而对我们来说，这是迄今为止遭遇的最艰难、最残酷的战斗，第一个星期就有八名美国士兵和三名联军士兵阵亡。但是，同样在这一周，我们也歼灭了数百名敌人。那些没有被歼灭的人消失在村子里，或者找到了其他的逃跑路线。到3月8日，蟒蛇行动经历了六天的时间后宣告结束。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本·拉登。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悬赏2,500万美元给任何提供重要信息、有助于我们抓捕本·拉登的人。2,500万美元几乎可以把整个阿富汗买下来。但是没有任何人前来领赏。

　　联军的地面部队曾经问阿富汗人：“你们知道2,500万美元到底是多少钱吗？”

　　阿富汗人说自己知道。他们说，用2,500万美元“可以买20个气球”送给孩子做生日礼物，“还可以买来很多吃的，足够一家人吃一年的”。

　　“副部长要去密歇根州的迪尔本(Dearborn)，”沃尔福威茨的助手说，“去会见一群流亡国外的伊拉克人。您愿意一同前往吗？”

　　这个邀请有点奇怪。我给弗兰克斯打了个电话。

　　“你觉得要去吗？”

　　“总之没有什么坏处。”

　　我挺喜欢沃尔福威茨的，因为他待人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他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注视着你的眼睛——而且他是我所认识的、干起工作来最不分昼夜的人。他很有教授学者的气质，他喜欢与人长谈，而且在谈话期间提出的问题会多得让人难以想像。弗兰克斯和我出于礼貌都叫他“部长先生”。他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

　　我们乘坐一架C－9飞机，共同来到了迪尔本。一路上，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把这500名左右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召集到一起的，他认为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拉克以及伊拉克政府的情况。他们从前在伊拉克都是专业人才——包括医生、律师、银行家和离任的将军。他们在迪尔本的一家老福特剧院内的“金色巷道俱乐部”内等待迎接我们。

　　我们一走进房间不禁吃了一惊，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伊拉克。在密歇根州迪尔本的市中心，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500名身着民族服装的伊拉克人。

　　沃尔福威茨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后，迅速走上了前台。

　　“如果萨达姆不做出任何让步的话，”他对这些人说，“我们就不得不对他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所有不同的部落和所有不同的宗教派别会不会和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他们异口同声说会的。

　　“我请来了中央司令部的德龙将军，”他接着说道，“你们要是有人认为自己对战后的伊拉克有所了解，自愿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帮助，就请和他好好谈谈。”

　　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来到我面前，向我通报了他们的姓名和头衔。他们说如果要发动战争，他们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战争爆发后，我们也确实和这些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们为我们做翻译。可是大多数人表示拒绝；他们想要的只是在新的伊拉克政府中掌权或担当要职。今天伊拉克新政府的总统、总理、副总理都曾经流亡国外。

　　我想沃尔福威茨一定是太相信伊拉克流亡人员所做的承诺了，尤其是艾哈迈德·沙拉比(Ahmad Chalabi)。很少有人知道沙拉比曾经是沃尔福威茨在就读研究生院时的同窗。不幸的是，沃尔福威茨很信任他，而我们发现沙拉比提供给我们的大部分情报非常可疑，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也从来没有看好他。另外，沙拉比还怂恿沃尔福威茨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而事实最终证明，该建议纯粹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与精力：这就是让伊拉克“自由战士”参与作战。

　　我们中央司令部很清楚，伊拉克人不会像阿富汗人那样与我们并肩作战，因为在伊拉克不存在像北方联盟这样我们比较了解的组织，而且这场战争的规模更大、更接近常规战争。不过，对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来自于当地人的援助，我们还是表示欢迎。沙拉比声称自己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流亡在外的伊拉克战士愿意参与我们的行动；有的流亡在欧洲，另有一大部分人在伊拉克。他促使国防部同意将这些人纳入我们的战斗编队中。

　　于是我们在东欧开展了一次演练，参加演练的都是所谓的伊拉克“自由战士”。在大概五千多人当中，只有500人能通过最初的安全检查。他们被派到一个海军新兵训练营，然后被分派到各个分队做翻译，或者做顾问，告诉我们该如何帮助伊拉克人民。

　　另一个媒体没有披露的事情是，这些“自由战士”并不像他们自己承诺的那样无所不能。他们当中有的人确实在一些小规模战役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接到了许多投诉报告，称他们在巴格达有抢劫和偷盗的行为。该城陷落之后，他们就混到当地的平民当中去了。据说沙拉比把其中一部分人留做了自己的个人保镖。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战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而我们也在马不停蹄地加紧备战。我们继续以军事演习为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地面部队运送到该地区去，我们成功地将8,000人的地面部队驻扎在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却丝毫不被人察觉。我们还将炸弹、子弹、食品和其他补给存放在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大规模库房中。我们不断地对伊拉克作战计划进行更新、提炼和修改，将每一种“万一”都考虑在内，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偏差都思考了一遍。这份作战计划我们调整了不下60次。

　　在制定伊拉克战争的作战计划时，我们还要完成一个棘手的任务：走进性情乖戾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内心深处，分析他即将采取的行动，保持先发制人。我们问自己：如果换了是我们的话，我们会采取哪些行动？向以色列和约旦发射带有生化武器的飞毛腿导弹？点燃所有的油田？攻打并屠杀北方的库尔德人？用大水淹没平原地带？让美军近前，然后向他们喷洒生化武器？将共和国卫队驻扎在巴格达内外，迫使美军打一场持久的、短兵相接的市区巷战？答案是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而且此外还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萨达姆孤注一掷，他就能进行极其严重的破坏，而一旦战争引起了如此重大的灾难，那他就能挑起全世界的反美呼声，甚至还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军。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切呢？

　　答案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抢在他前面，在他有机会采取行动之前就发动进攻。因此，我们的计划一旦施行，那它与现代历来的战争相比，就将在更大的程度上要求我们在开战之前先发制人。我们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特种部队所进行的秘密行动，依赖情报部门(“打心理战的特别部队”)预先完成关键任务，离间伊拉克官员及将军与萨达姆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计划要求在五条战线上同时向萨达姆发起进攻。这五条战线分别是：

　　1、北方战线。伊拉克北部是战略重点。首先，我们需要保护库尔德人，他们居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我们不愿意看到他们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开战时那样遭到萨达姆的大规模屠杀。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我们还希望能完全控制这片战场。我们需要他们置身事外，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对库尔德武装高度敏感，异常警惕。伊拉克北部这片辽阔的库尔德人居住区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南部。而库尔德人希望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库尔德斯坦——对此，土耳其人强烈反对。首先，我们要说服土耳其允许我们在他们的境内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此外我们还有一份备用的计划方案——当土耳其连续数月摇摆不定的时候——我们决定在意大利驻扎一个空降师，让第四步兵师在土耳其海岸外、地中海东部的舰艇上待命，同时在北方空降了20到50名特种部队“A级战斗队”，让他们与库尔德人会师。如果土耳其拒绝为我们颁发许可，我们就试图蒙蔽伊拉克政府，让他们相信土耳其的拒绝不过是使诈，让他们认定我们虽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还是要利用土耳其作为我们的进攻阵地。我们将利用萨达姆的偏执。如果这个策略有效的话，我们就能将11个伊拉克陆军师和两个共和国卫队师拴在北方，动弹不得。

　　2、西部战线。我们考虑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不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确保以色列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另外我们与约旦(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的关系并不好)、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科威特以及土耳其的关系都比较融洽，我们必须保证萨达姆不对他们发动袭击。这样一来，在伊拉克西端拦截飞毛腿导弹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萨达姆可能转眼之间就把他所有的飞毛腿导弹都发射出来，引发前所未有的一场灾难。另外，西部地区本身也很重要，该地区占伊拉克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在西部蒙蔽伊拉克的耳目；我们希望在必要的时候能不知不觉地逼近他们。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空降20到50人的特种部队，与来自其他三个国家的特种部队一道在战争开始之前进入西部。我们可以将他们部署在飞毛腿导弹发射地周围以及边境的瞭望塔附近。这样，我们一下达命令，他们就可以抢占飞毛腿导弹的发射点，同时让伊拉克人无法发现我军已经逼近。

　　在本书的创作期间，负责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指挥特种部队作战的陆军准将加里·哈勒尔在特种部队司令部的总部内接受了我们两个小时的拜访，向我们介绍了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部分情况。以下是他在采访中所说的话：

　　伊拉克西部非常辽阔：方圆100万平方英里。你也许觉得在这种地方藏身应该会比较容易。但是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真正空无一人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到一片不毛之地，那是在西奈半岛的某个地方。我走到这片荒地的正中部位时，不禁停下脚来，说道：“知道吗，这个地方真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影也别想看到。”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奇怪的音乐声。我转过身来，一个阿拉伯人正骑着骆驼走过来，手里还夹着一台内置扬声器!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我们认为自己的部队是与世隔绝的。可第二天，一个放羊的小孩就赶着羊群出来了，而且他发现地上的土颜色有些不对劲。要想骗过居住在附近的当地人是很困难的。在带领特种部队执行任务的时候，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会遇到大麻烦。在一个强权统治的国家里，如果这个放羊的孩子知情不报，那他和他的家人就要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特种部队需要对当地的地形做出分析，选择最好的藏身之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并进行大量的策划部署。你必须设想附近永远都有人出没。比如，如果你乘吉普车外出，留下了车辙，你该怎样掩盖这些痕迹？你怎么才能一连几天或者几个星期驻扎在那里而不被发现，尤其是你接受的任务要求你埋伏在一个战略地点的附近(而且该地点还有重兵把守，日夜巡逻)？

　　一旦你提前跨越边境并被人发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你是名常规军队的普通士兵，犯了这样的错误往往后果还不会太严重。但是就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出错，就要牵涉到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事件。一旦我们的人在布什给萨达姆公开下达最后通牒之前就被伊拉克抓住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特种部队肩负着巨大的政治包袱。这对士兵来说是相当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为何选择一些年龄偏大的、更有经验的人参加特种部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去做的事情)将直接牵涉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最高层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一旦他们被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该怎么办？许多当地人认为我们会杀了他们，以免破坏整个行动。这完全是臆测。事实并非如此。你不能杀死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如果你杀死了一个没有武装的平民，你就触犯了法律。我们不会明知故犯地违背地面战争法。

　　如果我们的人被发现了，他们就要立即开放。放羊的孩子会跑回去把情况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又会跑去通知地方治安官，治安官则会带着一群当地的暴民或者一支小规模的游击队来找你。这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几支小分队遭到了威胁，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撤出来。有一次，我们的一支队伍被发现，一大批武装人员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战斗了三四天才甩掉了对方。当然，如果你遭到了火力攻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你就在军事行动准则允许开枪还击的范围内了。放羊的孩于是一回事，端着机械化步枪的连队是另一回事，必须另当别论。

　　在伊拉克西部，我们不能出任何差错，因为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及其危险。

　　3、空中战线。我们计划动用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与战斧式导弹发动一场空中打击。该计划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既能允许我们在战争开始之际就进行空中打击，又可以让我们将空中打击安排在紧随地面战争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想消灭一个目标要动用3,000架飞机发动空中打击。在海湾战争中，仅需要动用十架飞机。在伊拉克战争中，一架飞机就能消灭十个目标。此次战争将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以及雷达制导炸弹，将是有史以来轰炸最精确、平民伤亡最小的一次空中战争。

　　4、从科威特发起地面战。我们计划将几乎全部的地面兵力——数十万人的地面部队——都驻扎在科威特境内，并从那里沿不同路线向巴格达进发。进军速度是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希望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尽可能避免长时间的战斗，不断向目标逼近。我们计划要在60天内迅速取得胜利：而且我们认为一旦巴格达被攻占，这场战争就胜券在握了。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可以从土耳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发动地面进攻。但是我们最终不得不接受土耳其不允许我们的部队进驻其领土这一现实，而且我们也不能将地面部队派到沙特阿拉伯或者约旦，因为尽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对我们持友好态度，但是他们的国民顶多也就是对这场战争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们可以把特种部队驻扎在约旦，但是我们不能继续加强在该国的军事介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剩下科威特这一个前沿阵地了。这对我们快速向巴格达推进造成了更大的补给上的压力。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动用大量的攻击作战运输车，而且还要动用大量的油罐车。我们需要数百辆油罐车随军前行，跑前跑后地为战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为队伍的不断推进提供保障。我们不是向巴格达行军——而是要飞速冲往巴格达。弗兰克斯的指令很清楚：小伙子们，走快点，因为兵贵神速。

　　媒体反复提到一条“看不见的红色警戒线”：如果我们跨越了这条线，萨达姆就很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但是我们早已准备就绪。我们已经预备了大量的防化服，而且还确保地面部队至少有两套防核辐射及生化武器的制服。当然，我们对此仍很担心。我们有情报称，萨达姆已经在他的L－29无人驾驶飞行器上装载了化学喷雾器，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些喷雾器的喷洒范围达到了500公里。另一个威胁是，他有可能放水淹没南部的平原。对此我们也有所准备。我们的水文研究表明，这种洪水能够减缓我们的进攻但是却无法彻底阻止我们。不过，这些危险因素以及其他潜在的威胁致使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中极力强调作战的机动性与作战的速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萨达姆使用这些手段之前，绕过这些障碍或躲过这些袭击。

　　5、情报战线。中央司令部有专门负责情报战与心理战的小组。我们决定努力劝降萨达姆政权中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主要的将领，甚至普通的士兵。我们要想办法与他们取得联系，然后运用心理战术让他们对美国强大的军力和他们注定面临的战败感到深深的畏惧。我们要制作2,500万份传单，将它们统统空投给伊拉克的人民和士兵。

　　我们要试图让伊拉克人相信我们会使用土耳其的领土；让他们认为我们驻扎在科威特的部队只是用于防御目的；让他们认为我们会首先进行空中打击。我们会放话说，一旦我们不能从土耳其发动进攻，就干脆不会进攻，或者仅仅是扔几枚炸弹。我们将打一场电子战。我们将切断伊拉克政权的通信线路(但并不彻底摧毁，因为我们战后还要重建这些设施)。我们将摧毁他们的光纤节点和转送站站台，迫使他们使用高频收音机和卫星电话，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截获他们的通话信息。我们还将尽快控制收音与空中电波。我们将在伊拉克电台里告诉那里的人们与我们的陆军部队保持距离，不要外出，我们将把他们从萨达姆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向伊拉克的部队进行了广播宣传，告诉他们，我们与伊拉克军队没有过节，他们不应该为邪恶的萨达姆政权去送死。我们还敦促他们和平缴械投降。萨达姆和他的政府官员对这些广播宣传愤怒不已。他们试图禁止这些广播，但无能为力。

　　除了上述五条战线，我们还坚持把重点放在两个主要目标上。

　　1、油田。伊拉克北部有1,000座油田，南部有1,500多座油田。我们必须要在萨达姆纵火点燃这些油田之前到达那里。如果他先到，这些油田就将毁于一旦，将导致一场环境灾难以及战争灾难，因为油田着火后冒出的浓烟会限制我们继续进攻的能力。此外，这还会给解放后的伊拉克造成上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些损失最终都要落在美国纳税者的头上。为了彻底挫败萨达姆，我们计划派特种部队的士兵前往北部，派第一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前往南部，针对这种局面，我们对这些士兵进行了特别训练。特种部队在战争开始前便已经被空运到伊拉克境内，他们将与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当地友军协同作战。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则必须对伊拉克人发起突袭，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占领油井。

　　2、巴格达。巴格达是一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一旦我们在这里陷入了城市巷战，那战争就要打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会导致伊拉克平民的大量伤亡。更糟糕的是，我们将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这样一来我们的高级武器就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我们就失去了武器上的优势。我们认为萨达姆会将运输货车停放在巴格达或者提克里特城市周围。我们决定再次派遣特种部队提前进入巴格达，秘密寻找什叶派亲美人士(我们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让他们加入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动用空中力量将共和国卫队拦腰切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前往巴格达的急行军途中将他们彻底击败。

　　总之，这是一份出色的、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大量动用了特种部队，着重制造错误认知、蒙蔽敌人，突出强调心理战与速度战。这与此前出现的任何一种作战计划都不尽相同。

　　作为最后的精彩一笔，我们又在作战计划中添加了一个令人称奇之处：我们的弹性很大，可以先发动地面进攻，或者先发动空中打击，再或者双管齐下。(每个军事行动日程都有自己的代码：A—日是空中打击日，S—日是特种部队进攻日，C—日是地面作战日。)这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在美国以往的军事行动中，我们总是要首先掌握制空权。这种选择很有道理：没有制空权就要面临巨大的风险。但是弗兰克斯知道，在我们的伊拉克战争中，没有什么比出奇制胜更为重要。他对突袭的强调展示了他的战略才能。他总是使用非常规的作战方式，而且从来不墨守成规。

　　这份作战计划太出色了，不禁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很可能我们最终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一旦没能取得成功该如何是好，而是如果我们太成功了该怎么办。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是：一旦伊拉克不出30分钟就宣告战败了怎么办？这其实是我们最害怕出现的情况。如果还没等我们的地面部队赶到，伊拉克人就投降了，那他们根本就看不到该向谁缴械。你总不能向一个卫星缴械投降。另一种可能是，他们能够缴械投降，可一旦他们发现我们的地面部队太少，就会对我们发动突袭，决定继续战斗。另外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萨达姆会投降，但是共和国卫队却要继续战斗。在空中和海上部署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你最终必须要派遣地面部队，去接受大规模的投降。如果伊拉克人投降得太快了，众多的投降者势必会让我们难以招架。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对该作战计划进行完善，弗兰克斯多次往返于白宫和戴维营之间，与总统以及其他人进行座谈，其中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里查德·迈尔斯将军(他接替了休·谢尔顿担任该职务)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特——仔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一些细节问题。这是一次联合行动。正如弗兰克斯所说：“这不是汤米·弗兰克斯的计划。不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计划。当然，弗兰克斯与拉姆斯菲尔德之间就该计划没有任何摩擦。这是一份国家计划。它牵涉到所有现任的主席；牵涉到所有现任的部长；牵涉到总统本人；牵涉到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牵涉到我本人；牵涉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我认为，我们在制定该计划的过程中牵涉的人员范围非常广，这给我们提供了备战的机会，我们从中获益匪浅。”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几经完善，所有人对此都感到越来越满意。

　　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除外。他们再次对作战计划表示不满。他们不同意首先从地面发起进攻，甚至认为让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同时发动进攻也不行。这种作战计划前所未有。陆军以前总是要等空军实施了数天的轰炸之后才投入战斗，参谋长联席会议很担心，认为我们让地面部队冒了太大的风险。而空军出于荣誉感更是迫切希望能让他们来首先打响战斗。

　　对此，弗兰克斯的答复是：“纯粹是瞎扯。”

　　弗兰克斯曾经在阿富汗证明了他们是错的，而且拉姆斯菲尔德也在背后支持他，所以他们也只好勉强同意了他的伊拉克作战计划。

　　此次计划中的另一个重大决定就是让新闻记者随军前行。这个想法最初是在一次集体讨论中提出来的，当时参加讨论的有我本人以及弗兰克斯、拉姆斯菲尔德和五角大楼的女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我们仔细论证了这个想法。我们希望大家能重新回到恩尼·派尔(Emie Pyle) [ 译者注：二战期间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1943年获得普立兹奖，1945年于冲绳战役中殉职。 ] 那个年代，而且我们发现如果把记者纳入参战人员当中，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但是自从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军方就不再允许记者随军，所以我们的决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军队中的资深将军都担心这样做会带来麻烦。尽管遭到强烈的反对，我们还是决定甘冒风险，按我们的想法让记者随军前行。只有特种部队除外。他们的任务太敏感，让记者随同他们作战，风险实在太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萨达姆是在戏弄联合国。他要求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开始核查前一周提前发出通知。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转移他所拥有的一切化学或生物武器。在此期间，据我们的情报所悉，他就将部分武器转移到了叙利亚或者黎巴嫩。2002年11月，联合国支持我们通过了1441号决议。该决议重申并确认了伊拉克在许多方而违反了自身的责任，没有积极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决议还重申了联合国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坚持要求”伊拉克予以合作。但是，时间证明，联合国安理会显然永远也不会公开授权美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我迄今还没有看到任何新闻记者曾就联合国安理会的部分成员国在伊拉克的既定利益进行过深度报道。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和法国。其中几个国家以及德国在伊拉克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这势必决定了他们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

　　●中国在伊拉克拥有数亿美元的建设合同，包括一些主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比如电话和地下电力系统的建设。从1981年到2001年，中国是伊拉克主要武器供应商之一。中国石油公司通过谈判获得了伊拉克南部阿赫代布油田(al－ahdab)未来22年的开采合同。 [ 译者注：这个油田项目的协议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CNPC)1997年6月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的，预计日产量9万桶，储备为2亿桶，预计投资5亿美元，是1996年底至今伊拉克被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签署的两个油田项目之一，也应是中国在伊拉克及周边地区最直接、最大的石油利益。伊拉克先后与10多个国家60多个公司商谈并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中国的这一合同和俄罗斯的一个合同是仅有的两个得到联合国批准的合同。 ]

　　●原苏联是伊拉克首要的武器进口国。从1981年到2001年，俄罗斯出口伊拉克的武器占其武器进口的50％，在原苏联时期，伊拉克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因购买武器而累积的债务就达到了7至8亿美元。2002年，俄罗斯和伊拉克签署了一项40亿美元的经济合同，允许俄罗斯在伊拉克西部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开采。1997年，俄罗斯的鲁科伊(Lukoil)石油公司争取到了伊拉克南部西古尔纳油田(West Qurna)23年恢复开采15亿桶石油的合同。另有三个俄罗斯公司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条约向伊拉克贩卖电子干扰设备、反坦克导弹以及数千副夜视镜。

　　●法国出口伊拉克的商品占伊拉克进口商品的20％。自1996年以来，法国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协议下与伊拉克建立的贸易总额达到了3.1亿美元，到2001年，它已经成了伊拉克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法国最大的石油公司道达尔菲纳埃尔夫(Total Fina Elf)争取到了大额的石油合同，负责开发伊拉克南部的马吉鲁恩油田(Majnoon)与纳尔乌玛油田(Nahr Umar)。按2002年非战争期间每桶石油25美元计算，这些油田潜在的投资回报将在650亿美元左右。伊拉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向法国购买了大量的武器，估计欠下了6亿美元的外债。另外，许多法国公司还先后与伊拉克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涉嫌与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有关。根据联合国档案提供的明细清单，在法国公司向伊拉克提供的部分商品当中包括冷藏车，这种车可以用来存储设备，还可以用做制造生物武器的流动实验室。从1981年到2001年，法国出售给伊拉克的武器占伊拉克武器进口的13％多。

　　●德国政府也反对我们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它曾经帮助伊拉克建造了大量的地下隧道，这些隧道是伊拉克政府基础防御设施的一部分。伊拉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累积欠下德国数亿美元的外债。德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年直接贸易额达3.5亿美元，有报道称其间接贸易额达1亿美元。

　　鉴于上述国家在伊拉克的既定利益，它们显然会动用自己在联合国的否决权来否决授权发动战争。而在我们看来，与其坐等联合国最终不可避免地否决决议，还不如更明智地采取行动。

　　媒体多次提到我们进攻伊拉克伤害了与盟国的关系。我曾经亲手将盟国组织起来，并主导联军的行动，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的盟国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家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感到不快——大多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我们断然建立了第二个联盟，仅仅团结那些愿意与我们并肩同伊拉克作战的国家。我们征用了中央司令部的另一个停车场，在那里停满了房车——并装备电缆，以保证保密电话的使用以及电视电话会议的召开——让伊拉克战争联盟驻扎在那里。但是第一个联盟——即反恐联盟——一直保持着原有的团结。它根本没有受到破坏。在反恐联盟当时的55个盟国中，只有一个国家——也门——宣布退出，而且即便是也门，后来也于2003年春天重新加入了我们的联盟。今天，反恐联盟已经拥有了64个成员国，而且其成员数目仍在不断增加。

　　在坦帕，一排排的小型房车和大型房车都成了盟国的办公地点，而在这些车子的最上面，升起了越来越多的旗帜，迎风飘扬。在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睡眠严重不足的时候，就会透过中央司令部的窗户，注视着这一排排在佛罗里达的微风中徐徐飘扬的旗帜，从中吸取力量。我对联盟非常重视，从不会说出任何危及联盟利益的话。我曾参加过无数次有政府及中央司令部官员参加的电视会议，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说：“在我看来，我们的联盟比这次军事行动本身还要重要。”我的话音一落，与会的人们不禁一愣；大家都不知道该对这样一句话做何评论。最终，许多当时满脸困惑的人都逐渐明白了我的意思。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在反恐战争中，世界各国的团结要比这场战争本身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在此期间，布什总统前来造访中央司令部。当时弗兰克斯将军不在总部，所以那天由我来接待总统。有上万人希望见到他，而我要把他介绍给众人。

　　他做完演讲之后，便开始向车内走去，我转身对他说：“总统先生，我这里有55个盟国代表，在我看来，他们认为你不喜欢也不信任联合国。我知道你的日程安排中没有这一项内容，但是如果你能向他们发表一次简短的讲话，再回答他们几个问题，那将大大地鼓舞他们的士气。”

　　他看着我，脸上逐渐浮出一丝笑容。

　　“我是总统，”他说。“我是个职业的政治家。你等着瞧吧。我这就过去，给他们打一剂强心针，要是我没做到这一点，你出来的时候就用胳膊肘朝我的胸前来一下子。”

　　我说，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能用胳膊肘给他来上一下子(尤其是他的保镖还在他身边形影不离)，但如果他能和这些人谈谈，我将不胜感激。

　　他确实与他们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非常喜欢他——甚至全体起立为他的话鼓掌。

　　他走出来的时候，来到我跟前，微笑着，用胳膊肘朝我胸前来了一下子。

　　他说：“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说：“非常出色。”

　　他的确是非常出色。

　　战争迫在眉睫，我们则忙于确认是否一切事务都已准备到位。一年半的战争计划就要走到最后时刻了。我们已经秘密地将10万人的军队连同设备、武器和补给都通过船只运送到了该地区。我们还对我们认为有可能会用到的机场、港口和基地进行了改进。在最后战争日益临近的30天期间，我们开始公开将部队和航空母舰派遣到该地区。兵力集结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不断升级。

　　2003年1月，我们的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终于也准备就绪了。我们从2000年秋天就开始对此运筹帷幄，从2002年1月起就在不断建设前方的总部。弗兰克斯希望在适当的地方开展一些工作，就在我们的“责任区”里，成立一个机动的前方指挥总部，可以随时根据事件的发展，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要建立一个能在战争时期容纳1,500名中央司令部士兵及工作人员并为其提供生活与工作场所的大库房。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坦帕指挥伊拉克战争，但是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与前线部队处于同一个时区，更加接近行动地点非常关键，这会让部队在心理上感觉你也是此次行动的部分参与者。

　　2003年2月，验收的时间到了。我携带一小批工作人员前往卡塔尔，去进行首次实地演练。当时，最终要容纳1,500名中央司令部工作人员的这个前方总部里已经来了150个人，总部里面已经装备了大量的纯平监视器、电脑以及作战及情报中心。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检验了所有的设备，通过与坦帕接通的演练以及模拟战斗检验了指挥台的性能。我们确认了一切运作正常，把所有的环节都疏通了一遍。我们不希望届时出现任何意外情况。凑巧的是，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翰·阿比扎伊德如今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卡塔尔基地度过的。

　　我于2月底回到坦帕，当时弗兰克斯正准备前往卡塔尔。如果我能自由选择的话，我宁愿在战争期间驻守在卡塔尔。弗兰克斯明白我的心思。但是，他也很清楚伊拉克战争联盟需要我。这个联盟是我一手建立的，是我将这些国家组织在了一起。我们可以将联盟的作战人员带到卡塔尔，但是大部分人仍将留守在坦帕。如果我去了卡塔尔，将对联盟不利，而我们绝不能冒这样的风险。在弗兰克斯和阿比扎伊德都不在的时候，需要有人来负责管理留守坦帕的两千多人的工作，我们需要有一个人每天下午向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国防部汇报。坦帕需要我，我很清楚这一点。于是，我再一次履行了一名优秀士兵应该履行的责任。

　　弗兰克斯离开之前，将我拉到一边。

　　“我很遗憾你不能和我一同去那边，”他说，“因为我们一起为此准备了两年的时间。”

　　“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遭到袭击，我们保留向伊拉克宣战的权利。”这是以色列官方对我们说的原话。

　　以色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曾经遭到飞毛腿导弹的袭击，当时在美国的坚持下，他们没有进行还击。这一次，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伊拉克向他们开火，他们就要还以痛击。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以色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英勇善战的人之一，但是一旦他们卷入进来，这场战争看上去就成了一场美国与以色列联合起来攻打伊拉克的战争。这会孤立我们所有的阿拉伯盟国，让我们失去该地区全部的基地。并将严重破坏我们此前付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们派一名欧洲司令部的三星级将军前往以色列，专门向他们强调了我们的这一立场。但是，会谈当天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是要保留攻打他们的权利。”这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担心，也是我们必须尽早消灭部署在伊拉克西部的飞毛腿导弹的又一个原因。

　　为此，我们派遣了特种部队行动小组穿过了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之间无明显防御带的、漫长的、可渗透的边境线。他们一行共300人左右，全部装扮成伊拉克当地人。我们将他们又分成了更小的小分队，然后让他们分散到整个地区，这样就不可能有人识破他们是一支统一的地面攻击力量。我们知道飞毛腿导弹的大概位置，而且已经有一半的特种部队小分队进入了战斗位置，可以在时机到来时摧毁这些导弹。一枚飞毛腿导弹一旦接到命令，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所以我们的部队届时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

　　另一半特种部队的小分队部署在伊拉克边境的岗哨附近。这里有一百多个哨所塔台，是萨达姆在西部的耳目。时间一到，特种部队就会将它们统统炸掉。

　　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考虑应付所有的“万一”情况。我们确认了万一需要拦截飞毛腿导弹，那适当的空中防御系统是否全部准备就绪。我们还确认了自己是否在正确的基地上配备了足够的、适当的武器装置，以便和我们即将使用的飞机配套。另外还确认了所有的战斧式导弹发射器是否都部署在正确的位置上，是否可以按预期进行导弹发射。

　　我们还对目标清单进行了更新。和阿富汗不同，伊拉克存在大量的攻击目标。在清单的最上面有潜在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藏匿地点。我们不想对这些地点进行轰炸，因为这样容易导致毒气泄露，所以要按计划派遣地面部队来占领这些地点。我们还将目标瞄准了一切能够为武力系统提供能源的地方，比如向空中防御系统提供电力的发电厂。我们也不能将这些地方炸掉——我们必须用特殊的武器将它们击垮，确保它们只是暂时无法运转。我们的目标还包括情报和军事部门的总部、共和国卫队领导层所在地以及其他战略地点。“外科手术”是此次战役的关键词——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枚炸弹都能投到一栋特定建筑的一个特定的窗口里，丝毫不伤及该建筑的其余部分。

　　2003年2月27日，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宣布“伊拉克仍然没有致力于裁减军备”。此时，我们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伊拉克，而且我们也已经在该地区集结了大规模的部队——这样大规模的部队集结总是要授人以柄。每等待一天都是冒险。

　　2003年3月17日，布什向萨达姆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48小时内和他的儿子离开伊拉克，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有一个情况并不为世人所知，布什在发布了最后期限大约18个小时后，就召集了他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的司令官以及弗兰克斯和我本人，召开了最后一次电视电话会议。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总统对我们每个人都逐个提出了同一个问题：

　　“你同意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吗？”

　　每个人的回答都是，“同意。”

　　总统在询问弗兰克斯之前，先问了我。“我同意，”我说。“我最感欣慰的是我们并没有丢掉阿富汗这个重心，也没有忘记反恐战争。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进入伊拉克了，但是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进入阿富汗。要是有人问起，我们可以说自己没有做任何有悖于阿富汗反恐战争的事情。”

　　这些都是事实，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媒体一直在谴责我们，称备战伊拉克等于是将本该用于反恐战争的资源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并不属实。阿富汗战争和反恐联盟丝毫没有受到妨碍。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我们攻打伊拉克的当天，我们还在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时间上的安排纯属巧合。)

　　在电视电话会议即将结束时，布什总统神情非常抑郁。在那一刻，他作为总统表现得恰如其分，你可以看得出他在做出开战的决定时也并不轻松。我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一向如此。但是我必须说，在我与布什总统打交道期间，他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果敢、坚强的人；有人声称他完全依赖于强大的内阁及顾问团，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我眼中所看到的他是一个处理事情庄重、果断的人，他能让每个人都产生亲和感，同时又能让所有人都明确一点：他是真正的统帅。一个对与会人员一无所知的人只要看一眼当时的情形就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给你指出“那个人就是总统”。

　　他在会议最后总结道：“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军队目前要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你们获得了执行权。可以在指定时刻开战。”

　　可最终，开战时刻比我们预料的来得还要快。

　　48小时的最后通牒过去了40个小时，这时我接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将军从白宫局势研究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打来的紧急电话。同时在线的还有拉姆斯菲尔德、特纳特和弗兰克斯(他当时已经在卡塔尔的前方基地了)。特纳特那边有情报掌握了萨达姆及其儿子眼下就寝的地点。特纳特、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向总统简要地汇报了情况，告诉总统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不行，”布什说。“我给了萨达姆48小时，我是个遵守诺言的人。我说给他48小时，他就有48小时的时间。”

　　其他人听了他的话都很震惊。难道布什要看着萨达姆及其儿子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放弃一次避免全面开战的大好机会，仅仅因为他要坚持言出必行的原则吗？这是一个人格面临考验的时刻。

　　特纳特、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想知道，我们在48小时的界限过后是否仍然能对躲藏在那个掩体中的萨达姆及其儿子发起攻击。

　　“不能在白天发动打击，”弗兰克斯说。“风险太大了。我们也不能使用战斧式导弹——它们已经预先对准了其他目标。在最后时刻改变它们的瞄准位置会搅乱我们的防御计划。我们可以发动打击，但是需要使用F－117隐形轰炸机。只有这种飞机才能携带穿透力如此巨大的钻地炸弹。”

　　“这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计划吗？”拉姆斯菲尔德问。

　　“不会，”弗兰克斯说。“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另外征用了一些飞机，以满足诸如此类的紧急需要。这些飞机专门针对‘随机目标’进行轰炸。完全不会影响作战计划。”

　　“那么我们可以行动吗？”

　　“在48小时期满和凌晨破晓之间有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很紧张，但是可以行动，它们可以完成任务。可今晚是满月，它们会被发现，而且我们还没有摧毁伊拉克的防空体系——不过我们可以在它们出发时为他们扫清障碍。我们可以做得到。”

　　“那就这么决定吧。”拉姆斯菲尔德说。

　　弗兰克斯下达命令，两架隐形轰炸机开始起飞。它们赶在所有人前面，提前几个小时就开始奔赴伊拉克，这两架飞机在一轮圆月下飞行，飞入了一个防空体系密集的敌对国家。一旦成功，它们此次行动就将让战争在开始之前即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