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第二

作者：迈克·德龙　诺亚·卢克曼·美国

出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的历史责任非常明确：这就是对这些袭击予以还击，将邪恶从这个世界上根除……我们这个民族是崇尚和平安宁的，但是一旦被激怒，就将变得异常勇猛。这场冲突何时开始、在何种情形下开始，是别人的事情。而它将以我们选择的一种方式、在我们选择的一个时间结束。”

——乔治·W．布什总统

2001年9月14日

　　2001年9月11日上午7时，我们正在中央司令部的主会议室里聚精会神地召开每周一次的工作会议。各个部门主管——J1到J6部的将军们——和我一起坐在巨大的会议桌前，他们的助手在后面靠墙的地方站成一排。我们此时正在就前天晚上来自中东的情报进行分析。弗兰克斯出差在外，所以由我主持会议。我刚刚从阿曼回来，在那里我和阿曼的国防官员们进行了会谈，所以此次会议上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

　　上午8点54分，我的秘书走进会议室，很小心地将一张纸条递到我手中，以免打断我们的会议进程。纸条上写着：“一架飞机刚刚撞在了世贸中心一栋大楼上。”

　　我轻轻地站起身来，和我的高级助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在中央司令部里有一台连续(静音)播放的电视机，连接着CNN、福克斯新闻频道或MSNBC频道，于是我们打开音量，开始观看新闻。我对我的助于说：“一定是天气不好，飞机看不清。肯定是这种解释。”

　　但是，当我看到晴朗的蓝天上又出现了第二架飞机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恐怖袭击。在这架飞机还没有撞上世贸中心的时候，我接通了作战部主管基恩·雷诺特(Gene Renuart)少将的电话。

　　“立即召集紧急行动小组。”我说道。

　　紧急行动小组(CAT)只有在遇到最可怕的紧急情况下——通常是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可以召集，而且一旦召集就要求所有成员立即到场。该小组共有15名军官，来自所有6个部门——人事部、情报部、作战部、后勤部、战略策划部和通讯及信息技术部——并且在中央司令部内拥有单独的特设会议室，以供他们全力解决当前问题，并把有关情报传达给其余所有的人。

　　“你确定有必要召集他们吗？”雷诺特将军问道。召集紧急行动小组意味着各个部门要抽调大量人手，因此你必须十分肯定确实有这个必要。

　　“是的。”

　　“我们是不是该等等看？”

　　“不。”

　　我转身对我的助手说：

　　“马上联系弗兰克斯将军，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

　　既然世贸中心发生了有组织的连续袭击事件，那很可能马上或者眼下就要发生针对我们“责任区”驻军的恐怖袭击行动。

　　我向我们的地区司令部司令们致电，要求他们封锁基地。基地封锁之后，警卫力量增加一倍，大范围内的防卫装置全部启动，不允许任何人外出，严格限制人员进入基地，士兵必须穿上战斗服(包括防弹衣和头盔)，所有人严阵以待，为可能出现的袭击做好战斗准备。运输飞机往往不愿意飞入封锁地区。基地封锁的开支非常大，而且会给基地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你不能长时间封锁基地。

　　接着，我们听说五角大楼遭到了袭击，而且又有一架飞机正向白宫方向飞去。五角大楼内共有两万五千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我们的顶头上司国防部部长。我试图接通那边的电话，但是五角大楼完全没有信号，他们所有的电话都无法接通。

　　就在这时，我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

　　红色电话——只有弗兰克斯和我的办公室里才有——是一部直播的保密电话，可以直接接通总统、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地区司令部的司令们。我拿起了电话。

　　“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电话那边的人问道。

　　打来电话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迪克·迈尔斯(Dcik Myers)。他是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他终于找到了一部还能用的电话。他告诉我五角大楼受到了重创。我们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封锁基地一事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联系弗兰克斯，他说：“拉姆斯菲尔德待会儿也想和你通话。但我刚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通电话的，而且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可以用的电话号码给你。”

　　我结束了和迈尔斯的通话后，看到电视上出现了五角大楼正在燃烧的画面。拉姆斯菲尔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正在从大楼里往外搬运遇难人员的尸体。

　　迈尔斯的声音平日里总是镇定自若的，可这一次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掩盖的震惊、愤怒的情绪和立即采取报复性还击的强烈渴望。我那天一直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通话，他们的声音中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一种同样强烈的愤怒情绪。其中一名官员甚至问我：“你怎么听上去都不感到愤怒呢？”

　　“我是很愤怒，但是我有工作要做。我不能让愤怒的情绪左右我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

　　许多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当时都认为我们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袭击目标。我们将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内外的安全警备增加了十倍，启动了外围的防卫路障，并在房顶布置了大批射手。

　　我的助手接通了远在塞浦路斯的弗兰克斯将军的电话。

　　“我要立即回国。”他说。

　　“我不能肯定能否给你拿到飞行许可，”我说。“现在空中完全戒严了。”

　　“我要立即回国，”他重复说道。“你来想办法。”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

　　接着，迈尔斯又打来电话，这一次拉姆斯菲尔德也在线上。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我们为预防新的袭击行动所采取的或即将采取的措施。迈尔斯向我保证，弗兰克斯可以乘飞机返回国内。

　　不一会儿，坦帕市市长给我来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说到了几个月前的那次交谈。他说：“上帝啊，你当时是怎么想到会出这种事的呢？”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处理一些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我发现现任政府想要的并不是克林顿政府应对恐怖袭击时所一贯采取的、短暂的报复性打击，而是一场战争，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将目前正在休假的陆军士兵全部召回。我要确切了解恐怖分子的巢穴，以便在得到命令时能立即派遣特种部队。

　　那天，我们紧急行动小组的成员由最初的12人增加到了最后的35人。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通常保持在1,000人左右，但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的人数增加了三倍。我们此前正在加紧成立一个随时可以(向前方)行动的、设立在卡塔尔多哈的中央司令部总部——相关工作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几个月就已经展开了。

　　我们设定了初步的目标：基地组织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我们在那里没有部署军力，没有设立使馆，情报人员也很少。我立即向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部门征集我们所能征集到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信息。我知道弗兰克斯一定想要一份全面的情报汇总、一份颇具说服力的建议书以及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

　　战争即将打响，而阿富汗就是我们的下一站。

　　乔治·W．布什总统正在注视着我。弗兰克斯和我正在出席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与会的有总统布什、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特、国家安全顾问肯多莉莎·赖斯以及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人员。总统希望简要地了解一下是谁发动了恐怖袭击，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我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基地组织干的，”特纳特说，他特别提到了最近截获的基地组织成员谈话的通讯记录，这些谈话中有部分内容声称对这些袭击以及9月9日刺杀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事件负责。马苏德曾经是塔利班的敌人，是阿富汗英雄，阿富汗境内北方联盟的领袖，在战争中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

　　“中情局在阿富汗有一定的关系网，”特纳特接着说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调查那个地区。我们知道基地组织就在那里——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我们曾向他们发射过导弹。我们还一直与一些部落酋长保持合作，以有限的方式支持北方联盟。行动规模比较小。但是我们有适当的人员。我认为我们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

　　拉姆斯菲尔德突然插了一句：“这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是一次军事行动，就必须由军方来负责，而不是中情局。我甚至还不能断定选择从阿富汗开战是否正确。如果和伊拉克也有关系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鲍威尔说。“我们要对付的是基地组织。如果和伊拉克有关，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也参与了，但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们就也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作战对象。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这是基地组织干的——而他们在阿富汗。”

　　“让我们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总统说。“我们先解决我们所确认的问题。我们确认这是基地组织干的。我们就集中精力对付基地组织。”

　　拉姆斯菲尔德会后不久便给我们打来电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也同时在线。

　　“伊朗呢？”拉姆斯菲尔德问道。

　　“伊朗，”弗兰克斯答道：“我需要收集我们手头所有的、尽可能多的情报，不管是谁，只要我们认为它可能参与了此事——不管是阿富汗、伊拉克、伊朗还是其他什么国家，我都要查个清楚。认定了基地组织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和其他某个国家勾结起来。在我们查清事实之前，我不想排除任何可能性。”

　　“我需要你们制定一份阿富汗作战计划，”谢尔顿说。“一个初步计划就可以，但我想尽快看到此事运作起来。”

　　“明白。”弗兰克斯说。

　　“你准备按什么标准来选择目标呢？”拉姆斯菲尔德问道。

　　弗兰克斯停顿了片刻。“部长先生，如你想让我来指挥这场战争，就让我来指挥好了。”

　　“嘿，汤米，”拉姆斯菲尔德说：“你是我的人。”

　　“很好。那就请信任我，我们会很快向你递上关于阿富汗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随着我们的调查深入展开，弗兰克斯和我发现阿富汗不仅是资助恐怖分子——它根本就是掌握在恐怖分子的手中，是基地组织在为阿富汗政权提供全面的支持。虽然基地组织的巢穴遍布大约60个国家，但阿富汗是它的大本营，是它长期的军事行动基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控制了该国80％的地方，其他地方掌握在北方联盟手中。

　　我们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地域偏远的国家，地形极端、气候恶劣——既有冰封的山川，也有酷热的沙漠。它还是一个大陷阱，有将近1,100个矿山遍布全国各地。这个国家完全处于内陆的封闭环境中，南邻巴基斯坦，西邻伊朗，北邻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一小块地区和中国接壤，我们的军队要进入这个国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这些邻国没有一个是我们可靠的盟国，而我们需要在至少一个国家的境内建立军事基地，显然，要采取行动就必须首先开展一场外交和政治上的斗争。

　　我们对可能出现的军事目标做了一番研究，收集了有关阿富汗机场与跑道长度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通讯、供给线路的情报信息。

　　我们和一些对该国情况最为熟悉的人进行了沟通——学术界专家、历史学家、援助工作者、前中情局特工人员、探险家以及流亡在外的阿富汗人。我们还专门研究了阿富汗与蒙古人、匈奴人、英国人作战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内战史。我们研究了苏联在阿富汗作战的前后历程，在那场冲突中苏联共派遣了620,000人的地面部队。苏联人最终输掉了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士兵阵亡人数为15,000人，受伤人数为55,000人，并且损失了115架飞机和330架直升机。我们很快就排除了苏联式的作战计划。既然阿富汗人能打败苏联军队，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敌手。我们甚至还找来了俄国人，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说：“要是你们20年前就让我们占领了阿富汗，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了。”(对此我们未加理睬。)

　　我们再次与谢尔顿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取得联系时，为他们带来了三份可供选择的、初步的作战计划。

　　第一种选择是进行简单的巡航导弹打击。我们拥有军舰、潜艇和携带巡航导弹的战斗机，可以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进行导弹打击。该计划的优点是可以迅速还击，危险性小；这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比较青睐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在第一种选择的基础上再派遣有人驾驶的轰炸机(B－52和B－1)对基地组织的营地以及塔利班的军事基地进行空中打击，用10天时间将这些目标全部摧毁。

　　第三种选择，也是我们比较倾向的选择，就是让巡航导弹和轰炸机与“地面力量”协同作战，动用特种部队以及其他可能需要参战的陆军人员与海军陆战队人员共同参与地面行动。我们需要至少10天到12天的时间才能让我们的军队进入该国境内。如果政府想要的是一次迅速的反击战，那这条路显然就行不通。但如果他们想要的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战争的话，这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谢尔顿和拉姆斯菲尔德很快就给了我们答复。他们需要的是第三种选择。但是他们还提出了其他的要求：不能因这场战争疏远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要将战争的破坏性控制在最低限度，以便让这个国家在战后能够迅速重建，移交给一个强大而稳定的阿富汗政府。不论是在什么地方，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都是非常困难的，而对阿富汗人来说，这样的考虑更是闻所未闻。在这场战争打响之前，阿富汗人一直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不得不面对可怕的贫穷和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而我们眼下接受的任务是发动一场战争，然后在结束战争、离开这个国家时，要把它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

　　中央司令部每天都连续24小时工作。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沿海地区就遭遇飓风来袭，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从没间断。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了一点，要想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个是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保持与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关系；另一个是让阿富汗人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我们想让他们扮演英雄和解放者，而我们则甘当配角。我们认为，这对重建阿富汗政府、为其打下牢固的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要想让阿富汗人参与我们的战斗，我们就必须与反塔利班的主要组织合作，而这就是北方联盟。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信任他们吗？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吗？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吗？

　　我们知道特纳特在阿富汗安插了特工，而且他在中央司令部内也派驻了一名中情局特工。通过他，我们安排了弗兰克斯和北方联盟的几个部落首领在阿富汗境外的一个偏远地带举行了秘密的会晤。

        弗兰克斯乘坐的C—17战斗机于午夜时分在一个偏远地区的飞机跑道上降落下来，随行的还有他的安保人员以及几名中情局的特工。部落首领们正在等待他的到来。这些人背景混杂，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完全是由于形势所迫。他们当中有乌兹别克人阿卜杜尔·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Abdul Rashid Dostum)，哈扎拉族什叶派领导人卡里姆·哈利利将军(Karim Khalili)，(北方联盟首脑)伊斯梅尔·汗将军(Ismail Khan)和法希姆·汗将军(Fahim Khan)，他们两人都是塔吉克逊尼派穆斯林。这些人代表了所有的部落和宗教派别，这一点对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十分重要。

　　他们不仅背景不同，而且都是强硬派人士。比如杜斯塔姆将军就有“北方屠夫”之称。在过去的25年里，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在战斗中度过的。战斗和冷血的杀戮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冷酷的战斗者，每个人都曾经亲手杀50多人。这些人在理论上即将成为弗兰克斯将军地面部队的统帅。他们被带到了飞机上来。

　　弗兰克斯一上来便开门见山。

　　“这是作战计划，”他说。“你们提供军队。我来负责火力支援。美国会为你们的军队提供资金。我们会为你们以及你们的士兵提供武器和军饷，全部现金支付。”说完，弗兰克斯打了一个手势，中情局的特工随即掀开了一块布，布下面藏着一大堆现金，数量惊人。

　　阿富汗人看呆了。这的确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让哪怕一支美国军队来到地面作战所要付出的代价都要比这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太值了——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成千上万名美国士兵免受伤害。

　　“这是给你们的，”弗兰克斯说。“如果你们成功地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还可以再得到这么多钱。”

　　阿富汗的将领们简单地咨询了几句。

　　“这些钱给我们个人是足够了。”他们说，“但是你们准备给我们的部队发多少钱呢？”

　　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这些部落首领也都是讨价还价的高手。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弗兰克斯坚决不容许任何人和他讨价还价。

　　“放屁!”他说道。

　　说完，他站起身来，抓过一支雪茄，走到了飞机的尾部，来到飞机跑道上，点燃了雪茄，就站在那里抽了起来，背对着那些人。

　　5分钟过去了，接着又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阿富汗的领导人们还在为何去何从争执不下。弗兰克斯是全世界最强硬的混蛋之一。他根本就不接受谈判——他们只能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条件。

　　45分钟过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了出来，把一只手搭在了弗兰克斯的肩上。

　　“我想我们可以商量如何行动了。”他说。

　　弗兰克斯看着他，扔下手里的雪茄，转身回到了飞机里。

　　就这样，弗兰克斯完成了招兵买马的第一步。

　　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作战指挥的系统性及统一性更为重要。如果弗兰克斯一开始就让那些部落的首领来压榨他，或者让他们控制了局面，那这场战争就彻底完了。弗兰克斯没有这么做，相反，他的立场很明确：你们必须遵循我的游戏规则，否则干脆别参与进来。

　　仅仅赢得北方联盟的合作是不够的。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和塔利班作战，但却从未取胜。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近距离的、配合默契的空中支援——战斗机、巡航导弹和轰炸机——同时提供地面支援，派遣我们的特种部队，明确我们的火力攻击目标，提供战略指挥援助，搜集情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扮演扣动扳机的角色。

　　我们还需要中央情报局的帮助，而弗兰克斯及我本人与乔治·特纳特的关系很好。特纳特是一个真正的、出色的合作伙伴，他对阿富汗简直了如指掌。他也希望参与此次行动，而且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是多么需要他，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有多么大的利用价值。中央情报局还掌握了许多“掠夺者”(全部是从国防部借来的无人驾驶飞机)，可以发射“地狱火”导弹，而且中情局在地面上还有很多特工可以帮助我们做北方联盟的工作。

　　我们决定在每支北方联盟的军队中都同时插入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这样的配合方式前所未有，也是有史以来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而美国公众直到今天对此还不甚知情。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我们的许多地面部队将骑在马背上作战。阿富汗的山川地带缺少平整的道路，加之阿富汗是四面环山的内陆国家，很难将军备车辆输送进去，因此和“悍马”越野车(Humvee)相比，马匹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而且骑马作战可以让我们的人和北方联盟的士兵更能打成一片。有趣的是，在中央司令部我们还决定启用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来对这场战争进行监控：我们采用高科技的纯平等离子电视屏幕显示大部分主要军事装备传送的信息，同时接收价值数亿美元的无人驾驶飞机上安装的全球定位系统发出来的讯号。这场战争将是老式战争与新式战争、古战场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形式的战争。

　　2001年9月13日，我们又赢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胜利，北约同意为美国所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提供人力、设备和其他形式上的支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通往战争之路只剩下最后一站，而这是我们不很情愿，但又不得不经过的一站：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请示。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军全军的统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最主要的军事顾问，是军队中的高级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职责是平衡军队各方的力量：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军种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他们负责就作战计划提供客观公正的反馈意见，并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供建议，而主席则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直接的咨询意见。不过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个成员都是来为自己的军种争取利益的——为购买军需和武器以及为征兵和训练筹措资金。

　　弗兰克斯需要向他们做请示，因为中央司令部没有自己的部队：要想组织作战部队(除非是为完成某一次任务或战事进行小规模的人员轮换)，中央司令部必须从其他军部“借”人。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挑战。我们希望能够迅速而且秘密地推动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弗兰克斯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前往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请示，这很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通常他们的会议室里都会有很多人，这意味着事情很可能会走漏风声。

　　对弗兰克斯来说，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为了防止泄密，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已经得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总统的批准。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却并不认为这种请示只是走过场。他们把这看做是一次对我们的作战计划提出批评的机会。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太超乎常规；他们认为地面的作战部队太少了；认为我们过于信任北方联盟；认为我们计划提供的空中支援远远不够。此外，还有各个军种之间的摩擦与冲突。空军代表坚持认为应该由空军而不是海军来提供主要的轰炸支援。而海军坚持认为应该派遣更多的航空母舰。陆军则坚称我们需要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至少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配合的。)

　　其中有一个参谋长说：“启用地方叛军，仅仅配以特种部队、特工人员和火力支援，还从没有人打过这样的仗。你们提出的方案简直是前所未闻。”

　　“是我在打这场仗——不是你。”弗兰克斯说。

　　“我们认为这根本不可行。”

　　“胡说，”弗兰克斯站起身来答道。“这是我的计划。我为计划的实施负全责。”

　　说完，他扭头便走。

　　归根结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每个成员都希望为自己的军种争得最大的利益，同时他们也确实希望按照他们的理解来保障国家的利益。而弗兰克斯想要的就是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国家的利益，根本不顾及哪个军种能从中得到好处，哪个军种得不到好处。弗兰克斯是我所见到的最能从“大局出发”的司令官之一；他从来没对自己的陆军给于特殊的照顾。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之所以如此直言不讳，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他们的新上司拉姆斯菲尔德留下一个好印象，让他注意到都有谁出席了这次会议，或者是为了在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保全自己。不过，拉姆斯菲尔德喜欢弗兰克斯提出的这个很特别、很刻薄的作战计划。他信任弗兰克斯。布什信任弗兰克斯。我们的计划不成问题。

当我们坐下来仔细查看地图的时候，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其他国家提供大量的帮助。我们需要借用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空；我们的海军航空母舰需要借用巴基斯坦的领海；我们需要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北方战线的地面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设立南方战线的军事基地；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这些周边国家驻扎空军及营救部队。而且我们还要封锁阿富汗边境，以防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出逃。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我们攻打阿富汗或者我们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会导致哪些国家的不满。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这一周边地区。中国和印度在周边国家中也有很大的军事影响力。我们必须让这几个国家的领导层确信，我们对他们的领土没有任何企图。

　　我们列出了一个需要与之沟通的大国名单，同时也列出了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大使的名单。接着我们与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密切合作，决定由谁来和谁沟通，具体该如何措辞。我们按照对方的级别决定哪些电话联络需要布什负责，哪些由切尼负责，哪些由鲍威尔负责，哪些由拉姆斯菲尔德负责，哪些由弗兰克斯负责，还有哪些由我来负责。

　　我的工作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内容就是负责在外交战线上赢得这些国家的合作。在这一点上，我需要和驻各国的大使以及使馆副馆长打交道。总的来说，我发觉美国的驻外大使都非常机智，略带自由主义倾向，而且都比较倾向于选择外交武器来解决问题。他们本质上就是做政治和外交工作的，因此在处理问题上武力解决永远不是他们的首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处理方式，有自己的职业规则。你要首先与他们电话联系，然后他们会与外国政府取得恰当的联系，安排恰当的时机让你与对方进行电话联络。恰当永远是关键。必须通过恰当的渠道，必须尊重外国政府的风俗习惯。而且他们总是要事先告诉你该如何与某些人打交道，告诉你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

　　9．11之后，美国上下都急于报复；许多人都觉得我们进攻阿富汗的步伐太慢了。我们在策划战争时的确是非常谨慎，但是面对进程缓慢、政治气息浓厚的外交事宜，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我们要立即提出请求，不能通过上百万正常的外交渠道，坐等对方的答复。我们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和我们要找的人直接沟通，立即得到对方的答复。对我们的大部分大使来说，这样的做事风格非常另类，让人吃惊。我会向他们致电，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和某一个外国部长、总统、酋长或恰当的首脑通话。我会让他们直接去找那个首脑，告诉对方两个小时之内他将与副总统切尼或者国务卿鲍威尔通话，并准备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如使用飞机跑道、飞越领空、出入港口和借用公路、在机场加油、在机场和海港进行安全护卫以及协助空中防御等具体事务。

　　我们与需要进行通话的人通了话，得到了我们需要得到的答复，并完成了任务。我们的请求都得到了外国首脑的许可，尽管他们也都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们用金钱买到了我们在那些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有时候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此前一直没有的武器设备，而且往往要削减他们的部分债务。从金钱上看，这笔交易对他们非常有利，尽管有的国家因此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比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支持阿富汗战争的过程中就一直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我们还开始意识到，除了我们“责任区”内的国际合作之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此次在战争中面对的敌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敌人都有所不同；我们的敌人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小规模的秘密巢穴遍布世界各地。要很好地打击基地组织，我们就必须在世界各地同时向他们开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国际上的合作，帮助我们冻结其银行账户、没收其财产、封锁边境、共享情报，并与世界各地的警力展开合作。事实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一场战争，我们需要共同作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盟。

　　我们的许多盟友几乎同时纷纷向国务院致电，要为我们提供支援。最终，国务院的人把球踢给了我们：“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该如何应付啊？”

　　对此，弗兰克斯毫不犹豫地说：“让他们直接来找中央司令部。把所有复杂的中间环节都免了。我们来接待他们。”

　　说完，弗兰克斯转身对我说，“你来处理吧。”

　　联盟就这样诞生了。

　　不出几个时辰，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几位两星级及三星级将军就带着他们的随从人员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居住的房车，没过多久，中央司令部的停车场上就停了20辆房车。我们尽可能多地将手中的情报解密，这样他们就可以每天早上参加我们的汇报会了。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的盟国希望扮演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他们想让自己的军队参加地面战斗。这会为他们在国内赢得很好的支持；每个大国的政治家都想让自己的士兵参与一场民心所向的战争，以此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但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地面上布满了联军的部队。可他们却再三坚持。法国人尤其直言不讳，一再声称他们希望自己的军队能够较早地参与一场阿富汗地面战役。

　　“希拉克需要这些军队现在就出现在那里。”法国的军事联络官说。

　　“我们不想让任何不需要出现在那里的人出现在那里，”我回答道。“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成为遭受攻击的目标。”

　　“我们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会满足你们的，但是要遵循我们的时间安排。我可以再看看，看看我们能不能在政治上助你们一臂之力，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俄罗斯很早就表示愿意支援我们；他们表示可以提供空中的军事侦察并派遣营救小组，还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设立医院。我们对此很感激，但也很犹豫。我们知道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可能会引起阿富汗人对我们的反感，而且我们自己有高水平的侦察和营救行动小组，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工作。

　　每个人都想来帮忙，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为了安抚他们，我们向他们保证，在战争后期，在我们实现了某些目标之后，一定让他们参与地面行动。有的国家已经把航空母舰派遣到巴基斯坦海岸，严阵以待。有意大利人的航空母舰加里波的号；法国人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还有英国人的航空母舰。巴基斯坦沿海海域成了一个专门停放航空母舰的大海港。而这一切给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增添了额外的压力，他不得不竭力压制本国国内同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

　　在我们急需帮助的时候，我们也都得到了帮助。阿富汗经历了23年的战争，先是与俄罗斯人作战，而后又是接连不断的内战，因此不管你走在阿富汗的什么地方，都不得不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被地雷炸飞。我们有排雷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大部分都安装在我们的坦克前沿上，由于我们无法将坦克运入阿富汗境内，所以不得不另想办法。波兰、挪威、英国和意大利立即给我们送来了排雷设施，还派来了步兵团。而且当我们要求盟国帮助我们封锁基地组织的财政来源时，他们也都照做了。

　　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盟国的表现都证明了，它们对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太关键了。盟国时刻准备着为我们提供帮助，在许多关键的时候，他们都挺身而出，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帮助我们跨越了种种障碍。每天早上，我们都要召开会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都需要什么，而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们的需要总是能马上得到满足。反过来，我也必须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我提出每天至少拿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给他们。每个国家在中央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日，用来庆祝并颂扬该国的传统。有时候，他们会在自己的国家日里拿来一种特别的啤酒；有时候会拿来本国的糖果。我们会就这个国家的简史以及它所做出的贡献发表一次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一大半的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会按照传统庆祝自己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中赢得了独立。我转过身对英国的代表说：“要不是有你们，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值得庆祝的日子了!”

       在推动联军合作的同时，我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来组织另一个联合行动：明星演习(Bright Star)。代号“明星”的军事演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地演习，从20世纪80年代起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来自35个国家的65,000名士兵参加演习。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训练演习，它是盟国对外展示军事力量和凝聚精神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行动。来自欧洲、中东和中亚的外交官以及士兵都要参加该项演习。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在备战阿富汗期间，若是漏掉了明星演习，后果将非常严重。拉姆斯菲尔德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恢复开展具有实战意味的军事演习行动——而明星演习正是实战的典范。

　　放下拉姆斯菲尔德的电话，弗兰克斯对我说：“我希望你来主管这件事情。”

　　我既感到荣幸，又感到失望。指挥明星演习意味着我要在10月7日前往埃及——而这正是我们在阿富汗正式开战的日子。这意味着我要在战争开始的前三个星期一直呆在埃及，而此时，我更愿意留在中央司令部处理大量的战事行动，或者最好能亲自前往阿富汗。

　　但是我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从不违抗命令。

　　“迈克，明星演习和阿富汗一样重要，”弗兰克斯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这你是明白的。”

　　我确实明白。指挥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演习在一开始是很困难的——在“封闭”状态中完成演习——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而要放弃演习就等于证实了他们的猜想。在演习的前几天，每个参加演习的国家首脑都曾来电话询问我们是否真的准备进行明星演习。我们真的能应付得过来吗？

　　明星演习之所以如此重要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原因，这一秘密至今还从未公开过：我们其实是利用此次演习做掩护，把部队和补给运往中东地区。

　　要在几个星期之内开始明星演习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将数千人的军队带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埃及非常担心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频繁地与埃及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Mohamed Hussein Tantawi)进行电话联系。他向我保证埃及会提供额外的兵力确保演习的安全，包括提供空中防御和港口防御。埃及特别希望演习能如期举行。这不仅能给他们带来一大笔收入，而且能承办这次演习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荣誉，所以他们提供的兵力在参与演习的全部兵力中几乎占了一半。

        与此同时，阿富汗的战争准备一刻也没有停歇。我们向海湾地区派遣了一名中央司令部的三星级空军将军以及随行的50名工作人员，由他们负责在该地区成立一个24小时的指挥与控制中心，负责指挥空中作战。他们将负责选择目标和委派任务，建设飞机加油跑道，安排我们所需要的空中运输，寻找飞行基地，并处理我们自己的部队与联军部队之间的空中管制问题，确保我们的喷气机、直升机和轰炸机不会发生相互碰撞的事故。

　　随着战争的临近，我们也开始考虑战争将会导致的间接破坏。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你首先必须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规定可接受的间接破坏的水平：高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低水平。这一决定取决于众多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平民数量、宗教设施数量(例如清真寺)、医院数量、邻近地区的妇女儿童数量、红十字会机构数量以及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你究竟选择高等的、中等的还是低等的间接破坏水平，对你整个的战争计划、策略和具体作战方式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我们针对阿富汗所做出的决定是，这场战争必须保证低水平的间接破坏。这意味着每当我们想要打击一个会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时，就必须征得国防部长的亲自批准。这是极其耗费时间的。

　　这迫使我们要对所有的目标进行“减痛”处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目标清单浏览一遍，考虑如何把一个可能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转化成一个只能造成低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化，我们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时间里打击该目标，选择目标内人数较少的时候实施打击；用不同的武器或者选择不同的角度来打击目标，这样就会迫使爆炸方向发生改变，将损失以及民居受到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再或者可以采用更加精确的武器。设法对每个目标进行“减痛”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随着日期不断逼近，我们争分夺秒地在克服这些困难。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击的目标清单。对大多数目标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拥有明显的打击目标：重要的政府建筑及军事建筑物、能源与公共设施厂房、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水坝、隧道、飞机跑道。可是阿富汗比较特殊。那里没有主要的政府或军事建筑物，没有主要的交通体系——甚至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比较集中的敌人。那里的桥梁、水坝、隧道或者铁路都非常少；没有港口或船只；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或能源中心；没有平整的公路，没有主要的高速公路；也没有油库，因为阿富汗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骑马的。那里90％的建筑物都是土制的。基地组织的成员非常分散，居住在山洞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本·拉登身在何处。

　　列出打击目标的清单着实让我们挠头。我们惟一可以设定的打击目标就是塔利班的装甲部队(尽管都是些老式坦克，而且为数不多)：几个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几栋领导层所在的建筑物，几架战术飞机和一些高射枪炮以及地对空导弹。就只有这些了。我们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轰炸宣布开战，但是那里却没有足够的目标。这让我们大为恼火。

　　拉姆斯菲尔德也不例外。“你们需要更多的目标。”他说。

　　“可我们没有目标。”

　　“那就去找。”

　　我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随机目标”上，在敌人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战争早期，当他们逃离空袭时，对他们实施打击。拉姆斯菲尔德还是不满意，可我们也只能如此了。最后，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份战斗计划——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主力该集中在什么地方，最初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该朝哪个方向推进。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在开始的三到五天里在该国的主要地区(但大多是在北方)进行空中打击。然后，北方联盟的军队就可以开始攻打主要城市、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控制的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他们可以从那里开始向南方推进；然后我们可以将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空运到南方，帮助他们拿下塔利班的另一个重镇坎大哈。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的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彻底摧毁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推翻该国的塔利班政权，帮助阿富汗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办医院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当开战之日日益临近之时，我们在抓紧时间完成最后一秒钟的部署。我们将我们的战斗海空救援队派往乌兹别克斯坦；在阿曼，我们从那里的大型特种部队当中挑选了几支行动部队，把他们运送到巴基斯坦沿海的航空母舰上；在巴基斯坦，我们把“掠夺者”无人驾驶飞机部署完毕，并敦促巴基斯坦军队封锁他们与阿富汗之间的边境；我们还把自己的战斗飞机提前部署在海湾地区。最后，我们还考虑到了美国本土的安全。副总统切尼曾多次特别提到，美国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袭击做好准备。在华盛顿首府、迪斯尼乐园、纽约和其他主要的大城市地区我们都派遣了战斗机进行巡逻，还有大量的战斗机随时待命，可以在5到30分钟内起飞。2001年10月6日，布什总统给塔利班首领穆拉·奥玛尔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交出奥萨玛·本·拉登，否则后果自负。我们都知道他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他果然没有理睬。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