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缓和的兴盛和消退·第六

作者：约翰·W·梅森 ·英国

出自————《冷战1945-1991》

出自————《战争通史》

　　 苏美建立友好关系(1967年-1972年)

　　 到60年代后期，苏联的内外政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而迫使苏联不得不设法密切与美国的关系。首先，苏联的经济停滞不前。50年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6%以上，但到了60年代末，却回落到4%以下。在不改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从西方进口技术并扩大与西方的贸易。第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这是使莫斯科谋求与西方缓和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第五章我们已经看到，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到1969年差一点酿成一场战争。对莫斯科来说，最关键的是要阻止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西方自谋缓和。

　　 促使苏联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三个因素是出于避免一场核对抗的需要。在这里，走向缓和的动力不是因为出现了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取得了成就——到60年代后期，在战略核均势方面，苏联已经与美国基本上旗鼓相当。举例来说，到1971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为1300枚，已超过美国1054枚的总数。美国虽然在许多其他武器方面仍然独占鳌头，但是昔日核优势的绝对地位已风光不再了。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事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第一次有可能坐下来就真正的军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以往在军备控制上所作的多次努力终归失败是因为美国总想把苏联的军力永远冻结在一个对苏不利的水平上。

　　 到60年代后期，美国也同样准备实施缓和政策。尼克松在1969年1月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的年代。”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作为一个强硬的反共人士，尼克松毕竟在国内已经奠定了他的政治生涯，何故在对外政策上却把缓和放在了一个令人注目的位置上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国际体系的一系列变化中去寻找它的来龙去脉。

　　 当时尼克松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结束越战而又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在国内再也听不到对遏制政策的一片赞扬声的情况下继续与苏联竞争？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呼吁“从哲学上深化美国的对外政策”，他的意思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秩序进行政策调整。基辛格说，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过于关注在一个相当孤立的地区——越南——取得胜利，却牺牲了全球力量均衡的利益。当今的世界正在从华盛顿与莫斯科两极均势格局转为五大经济和战略中心即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与中国共享的多极均势格局。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观点意味着在对外政策上将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承认军事实力在世界事务中不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就像40年代的乔治·凯南那样，基辛格谋求对苏联施加影响。对美国人来说，缓和不表示遏制政策的结束，相反，用J·I·加迪斯的话来说，“这是让遏制政策现代化以重新焕发活力的一种手段。”如果认为莫斯科与华盛顿都是用同一种思路去理解缓和的，那就错了。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美国是把缓和看作是惩戒苏联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而苏联是把缓和看作扩展力量的一个绝妙良机。

　　 缓和如火如荼(1972年-1974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欧洲的缓和

　　 在1972年至1974年间莫斯科和华盛顿一共举行过四次首脑会谈，从而把缓和推向了顶峰。军控问题是缓和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尼克松与基辛格坚持认为核武器够用就行了，不必追求优势，因而，华盛顿的核武器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60年代中，苏联已经发展了它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美苏双方现在既担心军备竞赛将付出高昂代价，又担心谁都无法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占据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开始于1969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为了控制军备而不是为了裁军。在两个超级大国都可以用自己的核武器完全彻底地摧毁对方的年代里，双方所使用的战略就是威慑战略，军备控制是保持威慑的稳定性，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方法，这种威慑的稳定性是伴随着武器的发展而产生的。

　　 计算机化的制导系统一旦与带有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联系起来，就可以摧毁敌方的陆基洲际导弹。反弹道导弹是一种保卫城市免遭攻击的防御性武器，因而，它打破了50、60年代作为威慑基础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旧教义。最后，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发展使得战略平衡岌岌可危。带有一个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弹头的导弹可以同时向多个不同的目标分别发射十多枚核武器。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72年结束，此次谈判没能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一个全面协议，但是却签署了两项临时协定。第一项是关于在5年内不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发射架的协定(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限制在1054枚，苏联限制在1618枚；美国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限制在656枚，苏联限制在740枚；远程炸弹的数量美国为455枚，苏联为140枚)。第二项协定规定双方可部署两个反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每个系统所配备的导弹发射器不得多于100个。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没有对美苏提出足够严厉的限制措施而广受批评。比如，反弹道导弹系统只限制双方各拥有两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每个系统不得带有100个以上的导弹发射器而已。其中的一个系统用来保卫各自的首都(莫斯科或华盛顿)，另一个系统用来保卫主要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但事实证明，哪一方都没打算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允许的范围外再建造一个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此外，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被说成是“严重的失败”，因为它没有把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发展问题包括在内，所以美国和苏联都先后继续部署此种武器。不过，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一项武器协定的本身毕竟是谈判的一个成就，第一阶段谈判也开始了使军控制度化的进程，确定了苏美两国的核平等地位，从而使这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

　　 欧洲的缓和

　　 欧洲的缓和与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虽然紧密相关，但起源不同——欧洲的缓和主要源自于联邦德国而不是美国。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首次赢得联邦议会的多数席位，威利·勃兰特成为新总理，这标志着联邦德国政策向左转，也标志着联邦德国政策即将与下台的基督教民主党严厉的反共政策分道扬镳。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寻求消除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的屏障，进而总体上促进东西欧之间更合乎人情的接触和经济联系。勃兰特相信，哈尔斯坦主义——声称凡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联邦德国一概不予承认——所起到的效果不是孤立民主德国，恰恰孤立了联邦德国本身。对苏联来说，欧洲缓和的主要目的是赢得西方对德国分裂和对东欧领土现状的承认。

　　 1970年8月，苏联与联邦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这个条约几乎就是一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未曾签订过正式的和平条约以结束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战争状态。按照这个条约，联邦德国确认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两个国家的现状，正式接受战前德国东部土地已划归波兰和苏联的现实。这一条约是勃列日涅夫的胜利，因为苏联在德国的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承认，从而开创了一个欧洲缓和的时代。

　　 柏林问题在四国签署的《柏林条约》(1972年)中已经解决，莫斯科承认联邦共和国可以与西柏林保持并发展一种特殊的纽带关系，这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胜利。苏联承认柏林的现状，从此再也不会要求西柏林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或者威胁联邦德国把通往民主德国的所有通道交给民主德国。1972年12月，在联邦德国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民主德国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签署了《基础条约》，接受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德国国家的现实。

　　 威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对缓和欧洲心脏地带的紧张局势影响颇大。但是，苏联却急于解决德国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寻求西方承认东欧各国的合法地位并接受该地区的现状。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产生的不是一纸和平条约，而是一份意向宣言，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赫尔辛基协议》。《赫尔辛基协议》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部分就是呼吁签字国尊重人权的所谓“三个篮子”。

　　 由于1968年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赫尔辛基会议的批评者感到很难同意《赫尔辛基协议》的许多条款，勃列日涅夫主义却竭力为侵捷事件以及东欧集团国家不光彩的人权记录辩解。看来，西方除了从苏联那里得到保证行为良好的含糊不清的承诺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当东欧集团政府在处理人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步的时候，西方立即出现了一股不信任缓和的情绪，这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

　　 缓和趋于消亡

　　 缓和本身充满着很多矛盾，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不想承认这一点。莫斯科只想得到西方在军控、贸易和中亚问题上的合作，而不打算接受其他地区的现状。苏联意图把它的影响扩展到第三世界去，在那里，缓和遇到了挑战。

　　 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来自1973年10月赎罪日期间叙利亚和埃及袭击以色列而引发的中东战争。正巧苏联在此之前把它的军事人员撤出埃及，人们于是怀疑苏联早就得知此事。而仅在数月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刚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必须把可能发生危及世界和平的任何冲突通报对方。诚然，那场危机没有演变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缓和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造成缓和趋于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70年代苏联在非洲奉行积极进取的政策。1975年，葡萄牙一个最大也是最富裕的殖民地安哥拉在争取独立的浪潮中因内战而分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之所以稳操胜券，正是因为它得到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坦克、飞机和火箭发射器的形式)和1.2万多名古巴作战部队的支援。共产党如此大规模地对非洲进行军事干涉，这是第一次，这在美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1974年8月在尼克松之后继任的福特总统禁止在他的政治词汇中出现“缓和”这个词。苏联和古巴在1977年再次干涉非洲事务，这次它们支持埃塞俄比亚把索马里赶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卷入的规模之大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再加上苏联在其他地区的作为，更使人感到好像莫斯科正忙于在一条辽阔的战线上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攻势。举例来说，1975年苏联军队曾帮助北越战胜了南越；1979年，北也门也是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战胜了南也门。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把苏联的地缘政治攻势称为“危机的弧光”，但是人们不太清楚莫斯科究竟是出于一种宏大的设想才这样做，还是仅仅对互不相关的地区争端作出机会主义的反应而已。然而，无论如何，美国在越战后对到国外冒险所表现的厌恶情绪被苏联充分地利用了。

　　 苏联和古巴卷入非洲之角事务的行动激起了美国国内舆论对卡特总统对外政策的批评，指责他没有与苏联展开更为激烈的竞赛。在越战和水门事件后形成的一片反战反政府的声浪中，南方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于1977年上台执政。但是卡特的自由主义主张在美国政策较长时期向右转的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空白期。赞成恢复传统的冷战政策的冲力已在70年代后期蕴酿成型，缓和是这一趋势的受害者。

　　 缓和趋于消亡的另一个因素来自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1979年，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双方的导弹发射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重型轰炸机的总额不得超过2400枚(架)的水平，同时也对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配套的导弹发射器数量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尽管各方都没能从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得到有决定意义的好处，然而，美国却越来越担心苏联正主要在洲际弹道导弹的重量和数量上谋求战略优势。1979年，当一个苏联作战旅在古巴被发现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这就为军控与缓和划上了句号。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给缓和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卡特总统以略带夸张的口吻将苏联的入侵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一次威胁”。苏联的行为是出于企图把它的影响明目张胆地扩张到波斯湾地区的战略计划呢，还是仅仅对一个地区局势作出的反应，尚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这场入侵所带来的后果。

　　 苏联对于阻止一个反共的伊斯兰共和国出现在它的边界上是有极大兴趣的。正因为如此，苏联向阿富汗派出了一支8万人的部队以武力去维持刚被它建立起来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府。入侵规模之大使美国大为吃惊，它促使卡特政府重新实施传统的遏制战略。但是，回到冷战的理论和政策的不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的共和党政府，而是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年的卡特政府。

　　 缓和——是一个失败？

　　 华盛顿和莫斯科对缓和的期望各不相同。尼克松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成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对美国来说，缓和意味着苏美之间的竞赛必须有个规范，两大国在发展军备和第三世界的问题上应提倡合作。基辛格对缓和的看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再也不存在无可争辩的军事优势的世界上，美国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苏联希望通过缓和去控制军备竞赛，增强与西方的贸易联系，让西方承认它作为一个同等超级大国的现状。苏联在品尝了几十年军事劣势的苦头后，终于获得了核平等地位，现在它想行使一下反映这一新地位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意味着它要在第三世界中扩大它的影响，而正是这个过程使缓和之路走到了尽头。

　　 当罗纳德·里根1981年1月当选总统的时候，缓和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而被一笔勾销，莫斯科也因它的消亡而备受指责。然而，这是一个失败吗？与美国的政治家相比，那时某些历史学家却用一种较为同情的目光看待缓和，比如，J·L·加迪斯就认为，对缓和的指责首先是建立在对什么是缓和的一种误解之上的。他认为，缓和既不是企图结束军备竞赛，也不是消弥苏美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缓和更不是为苏联的改革提供一种有用的手段，尽管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议论。缓和的目的倒是与苏联共同努力防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分歧不断演变为险象丛生的危机。

　　 平心而论，缓和确实取得过一些成果。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限制了某些战略武器的发展；柏林这个冷战中的痼疾被欧洲的缓和所消除；在中东，苏联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苏联在经济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离不开西方。也许，一个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华盛顿结束了把目光只盯着被基辛格称为“大洲上的一个小半岛”的越南的不能自拔的困境，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举足轻重的全球性问题上来。

　　 当然，以华盛顿的观点，缓和在三个主要方面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即联动、军事均衡和人权。联动的目的是试图用一系列正负强化的手段去改变苏联的行为。之所以失败，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并不清楚究竟要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造成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总统与国会的权力分离：经常被反对党控制的国会否决总统签署的协定。比如，杰克逊参议员要求苏联在取得贷款和最惠国地位之前增加苏联犹太移民，结果招致1972年的苏美贸易协定付之东流。而此前尼克松政府已向苏联递话，使其相信签署贸易协定是报答苏联在柏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和越南问题上的合作。

　　 缓和没有达到真正军事均衡的目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目标是决不让苏联人在某些战略武器方面占优势。恰恰相反，尼克松政府希望在不受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定限制的领域(如B-1轰炸机、三叉戟潜艇和MX 巡航导弹)寻求军事集结，但是越战的噩梦使国会大砍所有军费，因此，在某些战略武器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为此，有人怪罪于缓和，事实上，正是国会内的反战情绪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第三方面的失败在人权。最常听到的对缓和的指责之一是缓和忽视了对外政策中的道德性。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被指责为把稳定和秩序置于正义和道德之上。诚然，他们两人确实喜欢悄悄行动，比如，与中国的谈判和关于军备控制的会谈就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能说服国会和公众了解他们这种战略的妙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大谈缓和，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75年关于人权问题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一协议使西方以为苏联集团在人权领域的作为已有了改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