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1949年-1980年)·第五

作者：约翰·W·梅森 ·英国

出自————《冷战1945-1991》

出自————《战争通史》

　　 “半个超级大国”的中国

　　 1949年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国家在上一世纪遭遇的影响。毛泽东希望1949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他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是建立在20和30年代形成的两个理论观念之上的。

　　 第一个是“半殖民地”的理论。中国作为列强关注的目标在世界上确实处于一个较有利的地位，如果它只是某一个大国的殖民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中国在60年代的国际环境中处境孤立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醒他的同事们说，现在有两条狗(美国和苏联)正在为争夺中国这根肉骨头而打得不可开交，正因为两家都在争，所以哪一家也得不到。

　　 第二个是“中间地带”的理论。毛泽东坚持认为，真正的冷战争斗不是发生在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而是在亚、非、拉广阔的“中间地带”，那是一场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在50、60年代，中国应该在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毛泽东否认苏美斗争重要性的主要思路。

　　 毛泽东的上述两个观念来源于中国长期依赖外国列强的历史教训。1949年后，中国外交继续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或者说只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与美苏两国相比，中国自然是弱小的。但约翰·吉廷斯始终令人信服地把中国描绘成“半个超级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弱小，然而在1949年后的国际事务中，它有能力保持行动的自主权。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只有它才可能去影响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50年代，它是苏联的亲密盟友，70 年代，它却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在60年代中，它通过支援第三世界革命运动而向国际秩序进行挑战。尽管中国只是一个影响有限的地区性大国，然而，它是惟一一个成功抵挡住了两个超级大国入侵的国家。

　　 50和60年代的中美对抗

　　 中美对抗的核心所在是台湾问题。1949年美国承认并支持在台湾地区公开叫喊反攻大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此外，美国还支持诸如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这样一些处于环太平洋圈上的反共政权，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朝鲜战争是一帖催化剂，它促使美国把台湾地区变成一个主要的军事基地，还把遏制政策扩大到环太平洋圈。1951年，华盛顿与台湾地区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当台湾受到可能的攻击时”，美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物资以保卫台湾”。尽管规定援助只能用于防御目的，但是美国允许国民党军队对一些外海岛屿获得有效控制。

　　 为回应华盛顿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和1958年对一些外海岛屿实施猛烈的炮击。虽然中美从未为了台湾地区而兵戎相见，但是北京仍把“解放”这个海岛作为自己的目标。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和华盛顿继续支持台湾蒋政权的事实，北京当局相信，美国千方百计地想孤立和颠覆人民共和国。而美国把中国视为东南亚和第三世界颠覆活动的主要怂恿者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领袖，是一个“国际不法之徒”。中国还坚决反对苏美之间一切规范核军备竞赛的企图，由此，中国得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声。

　　 不管怎样，中国还是极为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在越战中，中国给予越南北方道义和物资援助，但声明除非美国进攻中国或侵入越南北方，否则中国不会卷入战争。不论中国用了多少革命的辞藻，它的行动是慎重的。实际上，因为中国感到自己正受到昔日盟友苏联日益严重的威胁，到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向美国靠近。

　　 中苏同盟及分裂(1950年-1969年)

　　 1949年除了“一边倒”向苏联以外，毛泽东几乎没有别的选择，那时，苏联毕竟是世界上另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包含了一个为期30年的针对日本或任何一个日本盟国的军事同盟以及一项3亿美元的对华低息贷款。然而，到1960年底，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的技术和经济顾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互相公开谴责对方，这一同盟就名存实亡了。1960年的中苏交恶给冷战中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对50年代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表示不满，但更重要的是，1958年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核能力。莫斯科也许愿意在中国建造核武器，但条件是，这些核武器必须由苏联控制。1958年的台湾危机使关于核武器的冲突更为突出，当时，苏联明确要求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这场危机发展到迫使莫斯科动用核威慑力量的地步。于是，中国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当时苏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公认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却是一个军事能力有限、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有着直接的冲突，在第三世界中还有一些革命的任务要承担。当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会晤时，中国认为苏联正与共产主义的大敌美国进行调停。

　　 中国不再对苏联存有幻想一事，只能放在50年代后期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分歧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去理解，关键一年是1956年，因为那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发起了世人共知的谴责，后来又倡议与美国“和平共处”。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未经与他们磋商的情况下对共产主义正统观念作出大转变极为恼怒。赫鲁晓夫宣称，在核时代，有必要修正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并与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魔鬼谋求和平共处。中国作为仍信守以革命求改变这一规则的愤愤不平的大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对外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

　　 1958年中国着手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大跃进，其目标是通过建立起巨大的人民公社激发人民的活力，从而减少对苏联的依赖。那时，中国自以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它的意识形态是最正确的。1960年苏联以突然从中国撤走一切经济援助作为回应，中苏论战变成了公开的决裂。在60年代三次互不相干的危机的影响下，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破裂点。这三次危机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中印战争(1962年)和中苏边界冲突(始于1964年)。由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向美国屈膝“投降”，中国更加确信莫斯科再也不会甘冒与对手对抗的风险了。1963年华盛顿与莫斯科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规定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中国拒绝签字，不但如此，1964年10月，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中国还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另一个中苏冲突的原因出现在1962年，中国与印度边境战争期间。莫斯科虽然在中印冲突中持中立立场，却履行了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承诺。

　　 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敌对态度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它们之间的边界争端。这一边界之争发端于1964年，到1969年，这一争端差一点就演变成一场战争。苏联占领了沙皇俄国19世纪从中国掠夺来的100多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中国坚持两国的边界必须重新划定。在中国西北省份的新疆，这一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边界冲突频频发生。

　　 中国发现自己的处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苏联人有能力在中国力所不及的边界地区集结大量的部队(包括核武器)。在文革期间——1966年至1969年中国国内发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动乱的年代——中国非常敌视苏联。当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对苏联的恐惧到了极点。莫斯科用勃列日涅夫的教义为它的行为辩解，勃列日涅夫教义宣称，苏联有权对任何被认为是偏离正统路线的共产党国家进行干涉。到这个时候，在西北的中苏边界双方的卫兵之间经常发生摩擦。1969年3月，一队中国士兵和在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中国称之为珍宝岛)上的苏联巡逻兵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引发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摩擦——他们曾在最近距离内倾全力打了一仗——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的，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促使中国在70年代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了一种超然的立场而积极支援“中间地带”或者说第三世界的解放战争。中国在1955年于印尼万隆举行的首次亚非会议上就已开始取悦第三世界。实际上，中国对世界革命事业给予的支援大部分是口头上的，它对“人民战争”作出贡献的一个地方是越南。

　　 1965年当美国开始将地面部队投入越南的时候，中国立即作出反应，它派出了以工兵为主的约5万人的部队开赴越南。但意味深长的是，相比于1950年在朝鲜出现的类似情况，中国对美军在越南的存在，作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时中国与苏联结盟。而在60年代后期，中国拒绝理睬苏联。诚然，中国继续蔑视两个超级大国，即使在越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非但没有与莫斯科修复关系，反而更加靠近美国，尽管美军那时还驻扎在越南。

　　 三角外交：70年代的中国、苏联和美国

　　 60年代后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仅用苏联的威胁是不足以解释清楚的。迈克尔·亚胡达曾把1968年称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因为那一年美国从越南战争中撤出，这一行动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知道的，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1月新春攻势后就拒绝把战争升级并宣布他本人不再连任。这两个事件——美国不在越南搞战争升级以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毛泽东看来，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处于守势，而苏联帝国主义正处于攻势阶段。因此，对中国来说，主要危险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苏联。

　　 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1969年至1972年间，世界上有32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并取得了安理会常任国的席位。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尼克松政府急于从越南撤军，但还不想破坏亚洲的力量均衡。美国与中国及苏联建立三角关系，目的在于想从两个共产党大国的争吵中获得外交上的有利地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政府相信，中美建立友好关系将会迫使莫斯科对诸如裁军、军控和欧洲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应。

　　 中美两国前后花费了3年时间(1969年-1971年)才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个过程相当错综复杂，有人曾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政治版本的“求婚仪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的劝诱工作需要秘密地去做。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也许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转变。两国同意保持密切的外交接触，但这还不是正式的外交关系；华盛顿与北京均放弃在东亚谋求霸权的野心。但台湾地区仍然是美中恢复正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是，华盛顿同意分阶段地从台湾地区撤走所有美国驻军和军用设施，中国也没有给何时解决台湾问题设定时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大国的崛起打乱了美苏之间的两极关系，从而在冷战中引进了一个“大国三角”。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实力不强，但从60年代后期以来，它成了苏联攫取政治和战略利益的主要障碍。苏联现在面对的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敌对阵线。中国把华盛顿和莫斯科拉入这三角关系中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苏美之间的勾结，而使自己摆出一副准备与美国共谋的样子去遏制住苏联的扩张主义。中苏分裂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打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如磐石的神话。

　　 说来也怪，中苏冲突所产生的震荡力比苏美冲突更为强烈。这是因为，美苏之间没有共同的边界，而中苏之间却横贯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苏美冲突仅仅只有三十几年的历史，相反，俄中之间对抗起始于19世纪中叶沙俄向远东和中亚的扩张。更重要的也许是，中苏争吵包含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因而更显得特别激烈。

　　 中苏冲突可以比作是两个敌对教会间的对抗，各方均声称自己代表真理而对方是异教。毛泽东的中国指责苏联的“修正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信仰；苏联则指责中国在核时代执行了一条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对抗的、危险的，甚至是失去理性的政策。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谁都不愿放弃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充当领袖的最高权力。在70和80年代中，不是北京“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就是华盛顿“打中国牌”去对付苏联，这就是那个年代中三角政策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