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印度支那(1945年-1975年)·第四
作者:约翰·W·梅森 ·英国
出自————《冷战1945-1991》
出自————《战争通史》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尽管战争的激烈程度和作战的重点各不相同,这场战争从1954年持续到1975年,美国为此花费了1500亿美元,投入了270万兵力,在越南投下了1000万吨炸弹——其总数超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掷炸弹的总和。北越敌军共损失90余万人,而美军阵亡人数为58000名。但是,美国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要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落后的小国承担如此巨大的义务呢?一位名叫乔治·保尔的美军高级军官此后把作出卷入越南的这一决定称为“也许是美国在历史上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20多年来,美国一直把将南越从共产主义阴影下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美国并没有“盲目地”卷入战争,每深入一步之前都作过大量的思考和权衡。就是这样,美国仍然输掉了这场战争,并不得不在1975年声名狼藉地撤离越南。
研究越战的后果与研究它的起因同样重要。战后,西方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比苏联对世界安全更具威胁。反战论点引起了一场大辩论:美国卷入越南,说得好听点,是犯了一个大错,说得不好听,那简直是犯罪。
在以下的几节中我们试图来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卷入越南?为什么美国要呆在越南?为什么美国要撤出越南?
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根源(1945年-1961年)
1945年10月,法国重返并控制了印度支那,随即遇到了曾经历过抗日,现正争取越南独立的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反抗运动的抵抗。法国所能控制的只是越南的南部 [ 投笔从戎注:法国未能在战后初期控制北方,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对北越反法势力的保护:根据波茨坦会议上的决定,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接管了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领土,中国军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拒绝法军进入越南北方,而是支持共产党控制的越盟联合若干非共产党的越南民族主义党派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使越盟在法军抵达之前确立了其在北部的优势地位。 ] ,正因为这样,法国不得不从1946年起到1954年与越盟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数周后,美国开始支持法国,这场战争现在被视为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政府把胡志明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并声称:“丢失”印度支那将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就产生了多米诺理论——这一理论后来遭到越战反对派的冷嘲热讽。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既不想派遣地面部队,也不想动用核武器去援助在越法军。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被越盟部队团团包围,被迫投降,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越南以17度线为界被分隔成南北两部分并决定于1956年进行全国选举。1955年至1959年的这些年在越战史上往往被忽略不计,因为无论是北越还是南越(以及它的盟国美国)都没有参与敌对行动。但是完全有理由把这段时间作为弄懂美国在越南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的一个真正的起点,而不仅仅着眼于1950年杜鲁门为什么决定帮助法国。
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为这一地区设定了两个目标:其一,在东南亚创建一个类似于北约的条约组织,为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提供一种集体防御机制;其二,在南越成立一个能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以抵御来自北方的共产党的威胁。1954年美国把7个国家召集起来组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第一个目标完成了。同一年,美国把流亡在美国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吴庭艳扶上台,当了南越政府的头,第二个目标也完成了。吴庭艳接管的是一个被战争毁坏了的国家,政治上一片混乱。几乎有一百万人逃离共产主义的北方而居住在南方,同时,差不多有十万越盟部队和它们的支持者到了北方。1956年吴庭艳拒不进行选举,因为他担心可能会输给共产党人,他除了镇压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去解决国家的政治问题。华盛顿甚至考虑不再支持吴庭艳政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可以从J·F·肯尼迪参议员(日后成为总统)1956年发表的题为《美国在越南的赌注》演说的节选中看出一些端倪:
“越南好比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一块柱石,拱门上的一块冠石,堤坝上的一块手指状小石料。一旦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涌入越南,那么缅甸、泰国、印度、日本、菲律宾,显然还有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从1955年至1961年间,美国向越南投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10多亿美元。这一援助虽然防止了吴庭艳政权的垮台,但是对90%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几乎不起作用。美国训练南越军队如何打常规战而不是打乡村暴动战。但越南不是朝鲜。在越南,共产党游击队就在南方,它们不断得到北方的支持,它们正是用乡村暴动来反对吴庭艳政权的。
要搞懂越南战争,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分清共产党反对吴庭艳政权与在南方暴动中北方(包括它的盟友,中国和苏联)所起作用之间的界线。1959年,北越首先向南方的起义者提供有效的援助,这些起义者在1960 年组成了以推翻吴庭艳政府为目标的民族解放阵线(NLF)。“越共”这个词是美国人用来特指民族解放阵线的,意思是越南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以共产党人为主,当时都来自南方,但是此后不断得到来自北方的支援。
1960年,老挝问题较之越南问题看起来更为危险。那儿的亲美政府在1960年被一个所谓的中立团体所推翻。与此同时,在越南南方,吴庭艳使南越陷于绝望,他的消极镇压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一场革命。杜勒斯“国家建设”的试验也不起什么作用。1961年1月,当冷战处于最危险的紧张时刻,肯尼迪上台执政。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总统任内的战争升级策略(1961年-1968年)
肯尼迪总统把一批年轻有为、富有朝气的积极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用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话就是一批“精英分子”——哈伯斯塔姆相信,1938年慕尼黑绥靖政策的教训同样适用于越南战争。他们争辩说,正如中国是朝鲜的后台一样,中国现在也在支持越南北方,而中国的后台是苏联。因此,在越南发生的这场战争可以被看作是极端主义侵略模式的变异,而在慕尼黑,西方未曾抵御住极端主义的侵略。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猛烈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依赖核武器的做法和“大规模报复”战略。他们选择“灵活反应”(即使用常规部队)去对付正在越南实验的更狡猾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新样式。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是美国受了一些军人的蒙骗而不经意地陷入了战争。其实不然。无论是肯尼迪还是约翰逊,都是有意识地实施着灵活反应战略,他们都想在核年代中把战争纳入控制论和模式化的轨道,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战争中的另一方并不按同样的规则行事,这一战略终于破产。
对肯尼迪卷入越南的问题,必须把它放入当时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前后关联中去加以理解。1961年,肯尼迪新政府在古巴和老挝遭受挫折;8月,民主德国又筑起了柏林墙。此时,总统开始派出军事顾问训练南越军队以便向所谓的“战略村”计划内的越共发动攻击,这一计划的目的就是把越共一点一点地消耗掉,用尼尔·希恩的话说就是:“用巴顿将军在欧洲剁碎韦克马克特部队的相同办法去碾碎越共。”尸体数目变成检验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试金石。然而,到1963年这一战略显然也不起作用,主要原因是吴庭艳政权因其大肆镇压而失去民心,1963年11月1日,吴庭艳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并处死。3周后,肯尼迪本人也遭暗杀身亡。当他死的时候,美国的1.6万名“军事顾问”还留在南越。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接替肯尼迪并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声称“我们不想再扩大在越南的战争”。然而,在1964年8月,美国多艘驱逐舰在东京湾遭到北越鱼雷艇的袭击,约翰逊下令对北越鱼雷艇基地和储油库进行空袭,作为报复。更重要的是,他利用东京湾事件使国会以48票对2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回击任何武装袭击。东京湾决议的意义在于总统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使其能随心所欲地指挥战争而无需征询国会的意见。1965年约翰逊开始对北越实施空袭行动以回应北越对驻守在波来古的美国军营进行的攻击,与此同时(1965年3月)首批美军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以保护那里的空军基地。约翰逊在没有公开宣布他的战争政策的情况下使战争升了级。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如果在国会内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的话,很可能使战争更为扩大。
约翰逊的越南政策是建立在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上,即以为一旦华盛顿决定动用它的强大军力时,敌人将会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一定程度上)正因为如此,约翰逊从来没有针对这一类的战争制定过合适的战略。美国于1965年直接参战就是为了防止南越政权的垮台;但是,这也未能使军事力量转化为政治优势,从而在西贡建立起一个有自立能力的政府。约翰逊想以有限战争去阻止苏联和中国的介入,同时,他希望以速胜去平定国内的不安。然而这些目标自相矛盾,互不协调。一旦战争在1965年至1968年间开始变得对美国不利,那么,这一战略的失败命运就日益显现出来。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是空军,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空军也显示出它的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人们普遍相信,轰炸可以摧毁敌方的军事生产能力,迫使敌方讲和。到1967年,北方所有的主要目标(供应点、工厂等)都被炸毁,但轰炸对摧毁北方的作战能力几乎不起作用。所以轰炸被说成是“想用推土机给花园除草”。
与此同时,地面战争的升级在1965年至1967年之间也很明显。1967年后期,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动用54万多的兵力执行“搜索和消灭”任务。但是,在一场没有前线或者明确的领土目的的战争中,要想预先推测军事上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所谓的“尸体计数”就仅仅成了衡量进度的一个标准而已。虽然10:1的杀伤比例对河内不利,但它却能自主地掌握战争的进度,选择何时何地与敌交战。
1968年12月,当越共向所有南越主要地区发动新春攻势的时候,越南战争到了一个转折点上。新春攻势在军事上是不成功的,但是它取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因为从那时开始华盛顿试图撤出这场战争。1968年3月,约翰逊发表了令人注目的演说,宣布轰炸的限度,向河内提供一个讨论和谈的机会,他还宣布了不再竞选总统的决定。
尼克松:战争越南化和撤军(1969年-1975年)
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对外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于1969年1月走马上任。在竞选中,尼克松曾经对他的选民承诺:“我们将结束战争赢得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担心仓促撤出越南可能使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袖的信誉大受损害。尽管有很大困难,他们也都坚信只要投入足够的兵力,北越会同意接受政治解决方案的。
只要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即让南越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战争的责任,尼克松就可以着手开始将美国作战部队分阶段地撤出越南。但是,当和谈没能取得突破之时,尼克松在1970年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后勤供给线发动了有争议的狂轰滥炸。1973年1月,华盛顿与河内终于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尼克松宣称取得了“体面的和平”,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起约翰逊政府来,尼克松执政时期投在印度支那的炸弹要多得多。
越南战争不是因为1973年1月签署了巴黎协定才结束的,而是因为北越部队于1975年4月先后夺取了顺化、岘港和西贡。战争越南化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南越政权腐败,它已经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当美国浮出战争泥潭时,其形象在国际上大受玷污,在国内,其分裂的程度比冷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
美国在越南的不幸遭遇:一种解释
甚至在1975年4月30日南越政权垮台之前,美国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已告结束。至少在美国卷入战争的过去5年中,只听到为美国进一步参战而辩护的一种声音,但反战的声音赢得了这场争论的胜利。越南成了一项错误的对外政策的象征,这项错误政策的例子一直被称为“强国的傲慢”。更为极端的批评家把美国卷入越南说成能与纳粹德国所犯罪恶相提并论的一项罪行。美国记者弗朗塞斯·菲茨杰拉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写道,美国轰炸所造成的结果“无异于”种族灭绝。反战批评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道义上都赢得了这场争论。
事实上,要想知道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并不是一件难事。美国以为,40年代后期遏制政策在欧洲能取得成功,那么,这一政策同样也能在50年代的东南亚奏效。朝鲜是这两者之间的链结,1950年,美国防守韩国以反对它所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阴谋。有一种观点很能蛊惑人心,即共产主义坚如磐石,受此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认识不到越南是一个独立的共产党国家这一现实。许多越南共产党人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是民族主义者,无论什么时候他们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国的代理人。因此,所谓在南越“阻止共产主义”这一美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只不过是一个空喊的口号而已。既然越南共产党人不受苏联或中国的摆布,那么,南越的命运与遏制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国防部长并参与把美国引入越南的计划。事实上,越战经常被人称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30年后,他在题为《回顾:越南的悲剧与教训》一书中把当年驱使美国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中去的种种错误判断的内部思考一一写出。麦克纳马拉引用了在肯尼迪任内曾左右政策的两个想法,它们互为矛盾却又未经仔细考虑。一个想法是,南越如落入共产党的手中,美国的安全将受威胁;第二个想法是,只有南越人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美国应该将对南越的支持限制在提供军训和经援的范围内。
麦克纳马拉承认,他们认为越南的共产党人与50年代在缅甸、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暴乱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不是把这些冲突看作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把它们看作共产党为谋求在亚洲的霸权团结一致开展斗争的一部分。40年代在欧洲,美国承认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国家;在60年代,美国不是把胡志明看作东南亚的铁托,而是在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轨道内行动的另一个人。
正是按照上述想象行事,所以美国就认不清在越南发生的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当吴庭艳于1963年被推翻后,华盛顿更深地陷在越南南方,全然不接受肯尼迪的观点,也就是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保卫他们的家园。约翰逊轰炸北越并向南方派遣作战部队,使战争升级。然而,轰炸北方即使是有效的也无法赢得这场战争,其理由就在于这场战争的根子在越南南方。美国试图以反暴的手段与南方的越共游击队作战,但是它们面对的游击队是难以从其他人群中辨认出来的,因此,不从肉体上把所有人都消灭是不可能消灭游击队的。而且,越共游击队都是一些为社会革命和民族生存而战的宁死不屈的狂热分子。
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声称,要不是有地理上的限制,生怕与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他们早就赢得这场战争了。在狭义的军事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战争必须赢在越南南方,而且,最终必须由南越人自己去赢。如果遏制中国和苏联是华盛顿的首要利益的话,那么,不顾一切地倾尽全力去遏制越南的共产党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直到70年代初期,华盛顿某些决策者们才清楚地认识到,一味地要在东南亚一个落后的小半岛上赢得战争正是曲解了对外政策目标的初衷——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国进行全球性遏制。越战期间,中国取代苏联而成为华盛顿眼中的头号共产主义敌人。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将看到的,在越战自然向前推进之前,中国和美国将进入历史上的友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