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在欧洲的起因(1945年-1949年)·第一

作者：约翰·W·梅森 ·英国

出自————《冷战1945-1991》

出自————《战争通史》

　　 1917年：苏美外交政策的历史根源

　　 在20世纪中，1917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两个欧洲以外的大国——苏联和美国——踏进历史的主流，宣告两个对立世界的意识形态。威尔逊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为了恢复大国间的力量均衡，而是旨在结束整个欧洲的国家体系，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下“让世界安全地走向民主”；而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在经历了十月革命之后，退出了战争，并号召人们开展一场“世界”革命。就意识形态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冷战从1917年就已开始，然而，只是在1945年以后，人们才感觉到这两个事件的全部影响，那时，政治势力从欧洲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和华盛顿。

　　 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来自1917年以前沙皇俄国的历史经验。17世纪以来，俄国一直遭受到特别是来自西方的进攻和侵犯，因而总是存在着不安全感。第二，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在1918年至1920年就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入侵。丘吉尔关于“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掐死在摇篮里”的讲话使苏联领袖们更加坚信，西方的目的就是要对苏联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包围圈。第三，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的预言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但正如列宁所说，在消亡之前，“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各国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

　　 如果说苏联一直感到弱小而缺乏安全感，那么相反，美国却很有安全感，并意识到自身的强大，因而美国的历史经验就是奉行孤立主义。然而，当日本于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从而把美国拉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罗斯福总统才重使伍德罗·威尔逊的博爱论调得以流行。他从抽象的民主原则和经济自由的角度(后来这些都融入了1942年的《大西洋宪章》和1945年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解。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高谈阔论使苏联感到恼怒，但是这恰好反映了美国长远的经济利益。罗斯福提倡的是一种“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即自由贸易和对原料的平等占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重蹈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

　　 1945年后，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需要安全保障，但是，它们对此的解释各不相同。1945年后，苏联仍是一个地区性强国，“安全”对其而言意味着它的边界上都是一些“友好的”邻国。而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安全”对其而言则意味着一个金钱、货物和人才都能自由交换的开放的世界。

　　 1945年同盟国分裂：雅尔塔和波茨坦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以270个师进攻苏联，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陆战。此时，美国公众仍持一派孤立主义论调。然而，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的珍珠港海军基地以及3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此后美国才与英国和苏联结成同盟。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几乎立即在盟国中成为首要话题。

　　 1944年6月，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但是直到那时苏联在抗击德国的战争中一直首当其冲，其损失是惨重的，估计苏联和美国士兵的阵亡比例为50:1。不论第二战场迟迟未能开辟的理由是什么，但它的开辟对战后的政治格局毕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竭力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西方的主要目标是打败希特勒，但也担心苏联的力量向东欧渗透。在此，波兰是关键。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波兰全境爆发；同样，1945年以后，波兰也是冷战起因的中心。1944年10月，纳粹占领军粉碎了亲西方的华沙起义，此事得到苏联的默认。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苏联所谓建立东欧“友好”政府的想法根本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尽管各自的分歧明显，但为了达成一些协议，三大国(美、苏、英)于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了一个星期的会。在雅尔塔，三大国一致同意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德国投降3个月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但会议的最重要议题是波兰。斯大林只承认在卢布林建立的波兰共产党政府；同时，他还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上签字，这一宣言呼吁东欧各国政府“广泛代表所有的民主分子……并自由选举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罗斯福是否真的相信苏联会信守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进行自由选举的诺言？如果他不相信，那么他将这个想法秘而不宣并引导美国人民相信苏美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本的分歧，这就大错特错了。斯大林善于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苏联红军占领波兰后，光凭一纸宣言是赶不走它们的。1945年4月斯大林当着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的面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谁占领了地盘，谁就能把他的那套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能到达的地方去。此外，别无他途。”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继任总统。某些历史学家曾把从罗斯福向杜鲁门转移视为冷战开始的时刻。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杜鲁门企图改变罗斯福的对苏政策。既没有找到什么解决波兰问题的方案，也没有就联合国的未来达成什么协议。然而，1945年5月，杜鲁门断然中止了对苏联的租借援助。

　　 1945年7月，三大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德国问题：虽然三大国在共同占领德国和解除德国武装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赔偿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三大国达成了一项复杂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将从苏占区内获得赔偿，还将从西占区获得25%的机械设备和工厂。作为回报，苏联将向西占区提供相当于它从西区得到的总值的60%的粮食、煤和原材料。

　　 “原子外交”——广岛及其以后

　　 波茨坦会议一周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关于这颗原子弹对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以及对冷战的起因产生什么影响，在历史学家中间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在他的《原子外交(修订本)》一书中断言，美国拥有原子弹的直接后果便是杜鲁门对苏采取了强硬态度。

　　 阿尔佩罗维茨争辩说，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主要是为了向苏联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日后就可以以此作为向在东欧部分的苏联敲诈的一种外交手段。诚然，1945年秋，杜鲁门开始推行一条对苏强硬路线，但主要原因还是国会中共和党人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开始裁军，一年之内，把1200万兵员削减到300万，这就减弱了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国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亲苏政权。但没有证据可以证实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因美国拥有原子弹而受到影响。亚当·乌兰认为，美国稍早拥有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使其产生了一种马其诺心理，这实际上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乌兰写道：“就像一个吝啬的守财奴，美国紧抱着这短暂的原子弹垄断不放，却不懂得如何去开发利用，或以此换取有用的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国对战后在欧洲和远东构筑何种政治格局意见各异，这为冷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各方均按各自的历史信条行事：当德国在1945年5月崩溃时，三大国对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框架就各执一词，矛盾突现。所以冷战决不是哪一个事件或哪一项决定的产物，而是苏联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根本性冲突造成的结果。

　　 东欧：冷战竞技场(1945年)

　　 冷战的一个直接起因是苏联与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冲突。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声称，对英国来说，波兰的命运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斯大林回击说，对苏联来说：

　　 “这不仅是一个荣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安全的问题……不仅是因为我们与波兰为邻，而且因为整个历史上波兰一直是进攻俄国的走廊……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德国敌人曾两次穿过这条走廊……对苏维埃国家来说，这不仅是个荣誉的问题，而且是个生死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斯大林关于波兰的上述讲话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坚持这些东欧的政府对苏联应该是“友好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不能容忍什么自由选举。

　　 相反，美国在东欧的利益就显得抽象而理想化。美国与这一地区相距万里，也几乎不存在传统上的贸易关系。必须提醒的是，大多数东欧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都是根据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旧的君主帝国中诞生的。在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形式及生活地的原则的基础上，1945年罗斯福决定在该地区推行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格局。这一点对于理解他对东欧采取的战时外交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所有关于改变疆域的决定将统统搁置到战后再说，这一行动步骤实质上等于对东欧采取一项“没有政策的政策”。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红军的推进和斯大林加紧培训接管政权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袖们，东欧的未来就被预先确定了。

　　 在苏联红军占领了波兰战前的全部领土后，1945年1月，作为波兰的临时政府，亲苏的卢布林委员会宣告成立，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自由选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年内，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遍及了欧洲11个国家，所辖人口超过1亿，这些国家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均被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德国东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苏联成功地将其政治和社会制度推广到东欧的时候，西方惶惶不安，人们普遍担心，在1946年和1947年，也许希腊、意大利乃至法国都将会先后沦陷。

　　 1946年：“铁幕”降落欧洲

　　 在冷战的历史长河中，1946年是被忽视的一年。因为它处于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和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这两个令人瞩目的年份之间。然而在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把1946年算作冷战开始的大事。

　　 1945年以后，伊朗成了苏联与西方最直接的对抗地。起初，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担心战后苏联是否会结束它对伊朗北部的占领。当苏联拒绝在战后6个月内撤走军队时(这是1943年《英-俄-伊朗协定》确定的)，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于1946年2月敦促伊朗首相抵御向该地区继续推进的苏军。这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根本性转变。用弗雷泽·哈伯特的话来说，就是此事表明了“地缘政治深刻转变的开始，美国第一次被迅速地推向了东地中海和近东的英苏对抗的中心”。此后，美国便在该地区担当起阻止苏联影响过度膨胀的责任。

　　 也是在同一个月，1946年2月，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他那著名的“铁幕”演说。他试图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扩张主义国家，试图彻底改变雅尔塔对苏联的包容态度和政策。他论证，苏联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扩张，而且来自内部颠覆。丘吉尔呼吁建立英美同盟以迎击苏联挑战，虽然这样做的时机不够成熟，但是他的演说标志着雅尔塔精神的一个重大转向。

　　 在1946年中，莫斯科和华盛顿也未能就原子弹的管制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巴鲁克计划倡议建立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国际原子能发展机构”来掌管所有的储铀库，使其只用于和平目的，但却让美国拥有继续生产原子弹的权利。苏联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个使美国享有核垄断永久地位的巴鲁克计划。就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同一个月，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给华盛顿的杜鲁门政府发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这份著名的长电报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五角大楼传阅着这份电报的复印件，它简直成了“美国决策者的圣经”。凯南在电报中声称，苏联不相信在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凯南认为，在克里姆林宫对国际事务的神经质观点的深处是“一种带有马克思主义教条且本能的俄罗斯不安全感，这使得苏联扩张主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狡诈”。

　　 凯南分析报告的含义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苏联的对外政策不是对外部世界所发生事件作出的回应，而仅仅是苏联内部各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消除苏联对西方的敌视。凯南所建议的政策可以归纳为一个词，这就是“遏制”。本质上，遏制是一项处于孤立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争之间的中间政策。1947年杜鲁门政府把“遏制”政策作为了一项官方政策。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

　　 1947年初美国的对外政策处于混乱状态。众所周知，1946年美国开始对苏联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然而，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却打算削减军费，而且无人知道如何凭借核垄断地位赢得外交优势。美国公众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将信将疑。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也感到束手无策，但是1947年希腊危机为他提供了一个机遇。

　　 1947年2月，英国政府两次照会美国国务院，称英国政府计划在3月31日后中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政府将采取何种对策呢？时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在他的题为《创造战后新世界亲历记》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与国会领袖们在白宫会面的情况：

　　 “这帮国会议员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全然不知，我的任务就是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说，在过去的18个月内，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伊朗、在希腊北部施加的压力已经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了稍有裂缝就可能使三大洲都将面对苏联渗透的一个地方。就像一筐苹果，一个烂了就使整筐烂掉一样，希腊一垮，就会影响伊朗及其以东地区。这种影响还会遍及到非洲，通过小亚细亚影响埃及，通过意大利和法国影响欧洲，而这两个国家已经受到了西欧最强大的两个国内共产党的威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被称为“多米诺理论”的一种最初表述，“多米诺理论”主导并困扰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达整整一代人，在越南战争中，这一理论还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为了争取共和党人对他援助希、土计划的支持，杜鲁门不得不从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向美国人民阐述他的要求。结果，他于1947年3月12日在国会的演讲中所宣称的那些内容以后成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主要内容。杜鲁门声称每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他说美国的政策就是“援助各国为争取自由而反抗企图通过外部压力或少数派武装实施奴役的人民”。杜鲁门的这一番话实质上等于开出了一张空白的外交政策支票，将来任何国家只要有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迹象就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去兑现。到处可以听到那些援助“自由人民”的十字军以一种普渡众生的言辞传播杜鲁门主义：这为美国未来20年的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

　　 在杜鲁门主义盛行的年代，西欧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为此制定了一项向欧洲大量提供援助的计划。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正式名称)向欧洲16国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和实物。

　　 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到1952年，欧洲工业生产水平比战前上升了35%。把德国与这项欧洲范围内的复兴计划联系起来的做法，为复兴德国经济而又防止德国称王称霸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对那些主张人道的人们来说，马歇尔计划为经济状况极度糟糕的欧洲送去了长期援助；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担心出口萎缩而引起经济萧条的人们来说，这项计划提供了一条振兴世界贸易的途径；对于那些担心共产党人在西欧进行颠覆活动的人们来说，这项计划为创造良好的民族经济环境，以便把西欧各国工人阶级吸引到自由资本主义政权一边去提供了一种手段。

　　 马歇尔计划的巨大成功引发了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危机。苏联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这项计划，其随后对计划的谴责和讨伐决定了欧洲政治、经济的分化。到1948年春，欧洲分化成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一个依附美国，一个依附苏联。1947年9月，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作出了回应，这就是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是一个以宣传鼓动为主要工作的临时性机构——确保欧洲的共产党俯首听命于莫斯科，同时鼓吹苏联的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正途。

　　 加紧巩固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这个新成立的情报局的另一项工作。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政变使这一进程达到了顶点。到1948年底，波、匈、罗、保、南、阿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都受到政治清洗、非法审讯和恐怖活动的迫害，其势力已不复存在。与东欧其他各国情况不同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它才可能把西方式的民主与苏联要求的“友好”协调一致起来。

　　 但是，1947年后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共产党人内政部长把可信的同志们安插到关键的警官职位上，并准备审讯政治反对派。当非共产党人的政府阁员以辞职表示抗议的时候，贝纳斯总统于1948年2月组成了一个全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内阁。捷克政变“在文明世界掀起了震荡波”。布拉格事件有助于赢得人们对杜鲁门遏制政策的支持。举例来说，2个月后，马歇尔计划就得到了美国国会内绝大多数的支持而获得通过。

　　 德国问题、柏林封锁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8年-1949年)

　　 1948年6月发生的柏林封锁事件标志着斯大林拒绝马歇尔计划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了更好地理解柏林问题，有必要了解德国在1945年后苏美关系恶化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四个获胜的同盟国(美、苏、英、法)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 [ 投笔从戎注：波茨坦会议及会议期间关于管制德国问题的讨论并未邀请法国参加，引起了法国的愤怒，并使法国政府声称不受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盟国达成的管制德国及奥地利相关协议的约束，这是盟国对德军事管制早期无法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的原因之一。 ] ，处置被占领的德国必须遵循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废除中央集权、民主化和铲除纳粹主义等五原则。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但仍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由总部设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管制职能。在苏占区内110英里处的柏林也被划分为四个区，同样地，由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统一管理，并直接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报告工作。

　　 德国在欧洲中心的这一地缘政治位置，还有它具有的工业潜力，使得德国成了一个在欧洲乃至全球均势中的关键国家。“谁拥有德国，谁就拥有欧洲”，列宁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但德国在1945年彻底崩溃后，每一个占领国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自己的占领区，其结果就是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遭受分割。

　　 当苏占区与西占区在复杂的赔偿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双方于1946年出现了第一次破裂。1947年1月，西方即以把英、美两个占领区进行合并予以回敬。西方强烈要求复兴德国经济并把西方三个占领区纳入欧洲复兴计划。这正是苏联所担心的。占有德国总人口的3/4，且占有历史悠久的工业心脏地带(鲁尔和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的这样一个国家很可能成为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关注的焦点。更让苏联人担忧的是一个与美国紧密结盟的联邦德国有朝一日可能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从而对苏联本土产生威胁。

　　 1948年6月24日，就在西方大国在西占区内流通新货币的第二天，苏联当局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水陆交通和货运，开始对柏林实行封锁。苏联认为，柏林是一个显示实力的理想之地。柏林深陷在苏占区内，240万西柏林居民只能听任苏联占领军的摆布。法律上，西方没能达成一项确认其有权从陆地进入柏林其他区域的书面保证。面对苏联的这一挑衅，美国人和英国人遂派出大量飞机向柏林被困居民空运粮食、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几乎达一年之久。向柏林昼夜不停的空运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和猜测，苏联由于被描绘成试图饿死妇女儿童，形象大受损害。

　　 1949年5月，斯大林意识到柏林封锁并不成功，只得收兵。在两大冷战对手之间的公开冲突中，柏林首当其冲。但这并没引起它们间的热战，美国没有凭借手中独有的核武器去打破封锁；而苏联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常规军事优势把西方赶出柏林。苏联之所以如此克制，也许与美国在危机中向英国基地转运了60架能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不无关系。

　　 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虽然是对西占区实施币制改革的一个回应，但真正的原因是企图把西方盟国撵出柏林，阻止它成立一个亲西方的国家。柏林冲突远不是一场外交磨擦，它具有战争的一切特征，然而美国拥有原子弹使这场冲突变得与众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经典的军事战略首次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它缩小了双方的选择余地。任何一方都无法利用各自的军事力量的特长。柏林是在核时代的第一次冲突，双方都显示出冻结地理现状的明显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以柏林封锁而告终，西欧领导人从中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美国才能确保欧洲的均势。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认为，因德国的崩溃和装备精良的苏联的出现而变得四分五裂的欧洲需要美国。1949年4月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回答了这个问题。

　　 北约的成立事实上是出于心理上的目的。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战略思想再简单不过了，这就是美国有能力提供原子弹。只有让属于他们的那一半欧洲大陆披上核斗篷，西欧人就有了一块为经济的复兴和抵御共产主义的颠覆而工作的安全基地。1949年在“铁幕”两边的陆军师的比例大致为125:14，这一比例大大有利于苏联人，但谁也没有想过要去调整这种不平衡状态。这是北约心头上的窘境，因为在政治上北约不可能组建一支能与苏联红军相匹敌的西欧地面部队，北约不得不依赖原子弹去阻止苏联的进攻。美国的核保证就是这一同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