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与挑战·第二
作者：理查德·休利特·美国
弗朗西施·邓肯·美国
出自————《核海军1946-1962年》
出自————《战争通史》
虽然，如海军上将尼米兹提出的，1945年世界似乎跨进了原子时代的门槛，但是美国海军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机会为这样一种未来做准备。海军由于被罗斯福总统排斥在战时原子能工程之外，所以只能派少数军官和文职工程师去曼哈顿区实验室工作。在整个海军上层人物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军官对核反应堆是什么东西有点概念，他们当中谁也不能指导反应堆的设计。陆军已经花费了二十五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了一整套核子实验室、生产工厂和反应堆，这时海军才被容许搞一点用于生产原子弹核燃料的第二道工序的初步发展工作。
用核能推动海军舰艇的想法，事实上一直是很早就设想过的一种用途。因核链式反应需要的燃料量极少，并且燃烧时不需要氧气，所以它至少在理论上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即海军舰队可以有空前未有的航程以及潜艇可以具有水下活动不受限制的无可比拟的优点。但是新的想法不能简单地因为它容易理解而趋于实现。科学原理转变成实际的工程设计，通常是困难的。为潜在的应用花费的代价似乎过高，或者起码不值得摆在其它一些同等有用或者可能是更直接的有希望的想法前面。问题的根本在于这种想法是否实际或者需要。尽管它的实用是可以望见的，并且迫切需要，但是那些探索它的人们可能缺乏实现这种想法所要求的想象力、技术知识、管理技能和资源。如果必要性非常之大，那么这种想法向那些追求它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说实在，挑战可能与想法本身一样重要。
自从1939年发现核裂变以后已有九年了，海军面临着这种挑战。核动力的挑战如何展开，以及海军如何回答，是本章的主题。
开端
1939年1月，核裂变第一次公诸于世界，这个时候在美国政府所有部门中，海军是第一个理解核动力的可能应用的部门。1月末，丹麦大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研究核反应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年青意大利人恩里科·费米出席了在华盛顿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华盛顿理论物理会议。玻尔和费米对柏林凯泽·威廉学院的两位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成功地分裂了铀原子核这个惊人的报告所作的讨论，使与会者神魂颠倒。最振奋人心的实验结果是，裂变过程已经释放出了原子核中的巨大能量。人们当时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接近获得原子能。
哈恩－斯特拉斯曼实验的消息给海军研究实验室物理学家罗斯·冈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冈恩曾学过电气工程，192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海军实验室工作了十二年，已经成为机电处处长，最近又提升为实验室主任的技术顾问。冈恩听了华盛顿会议的报告之后，立即拜访他的朋友、华盛顿卡内基学会的默尔·图夫，该学会同华盛顿大学组织了这次会议。象美国东部几所大学的物理学家一样，图夫和他的同事已经肯定这份柏林的报告。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这些成果虽然使人兴奋，但是，只要能量的释放还局限在象原子核这样小的微观等级内，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冈恩尚可能不知道费米和其他人的一种猜想，即铀核裂变后会释放一个或几个高能中子，这些中子可以引起新的裂变，而产生链式反应。1939年3月17日，受人尊敬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乔治·佩格勒姆在华盛顿的海军部组织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费米提及了这种可能性。他以通常的谨慎态度不愿对缺乏较多数据的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作肯定的预言，不过，冈恩知其大概而对此有所谅解。那时，与会的大多数海军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核武器上，而冈恩正在转而考虑利用核动力推动世界上第一艘理想的潜艇上面。
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兴趣
冈恩没有虚度光阴。由于实验室的预算不能保证有足够的经费，他向海军少将鲍恩请求援助，鲍恩当时是工程局局长，实验室这时是工程局领导的。鲍恩能尽的力量是提供一千五百美元。冈恩后来把它拨给了在卡内基学会研究裂变过程的图夫及其同事。看来唯一的希望是可以产生裂变的铀的稀有同位素铀－235，冈恩还找了弗吉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杰西·比姆斯作了研究，比姆斯具有研究离心原理的专长，可能有办法在实践中把铀－235从普通的铀－238同位素中分离出来。
冈恩依靠私人研究机关和大学这种情况，是三十年代为基础研究寻求财政支持的科学家所处的困境的典型。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政府支付给甚至用于军事工程项目的科研经费很少。实际上，1939年唯一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政府机构是国家标准局，该局的经费很少，即使对自己承担的重要任务，也不得不卡得很紧。
海军研究实验室自身是一个小机构，大部分从事应用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不管鲍恩海军少将等人怎样努力，实验室的经费仍然很少，依鲍恩的看法，这是一个反映海军对科学研究缺乏兴趣的实例。因此，政府部门没有为探索由发现裂变而提出的新工艺这类必须做的工作提供资金。只是由于哈恩－斯特拉斯曼实验特别具有前途，才使冈恩有可能在1939年夏获得到那么多的支持。但是，即使有了经费，冈恩感到诸如限制签订政府合同之类的行政障碍，会妨碍他组织大规模调研。
其他科学家也得出结论，认为单靠传统的支持办法是不够的。列奥·西拉德和欧根·维格纳是两位从纳粹欧洲逃难出来的物理学家，他们对自己亲手从事过的德国核武器发展前景怀有高度的警觉，他们说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签发了一封信，呼吁罗斯福总统注意原子能的潜在危险。总统读了爱因斯坦的信后，仍稳坐钓鱼台不作反应。大概是为了安全起见，罗斯福决定把考虑核研究的方针加以限制，放在一个小的政府委员会中进行。国家标准局局长莱曼·布里格斯 [ cdhyy注：原书为“莱曼、布里格斯” ] 担任了铀谘询委员会 [ 注：Advisory Committee on Uranium，铀谘询委员会。 ] 主席。该委员会中海军的代表不是从负责新推进系统的工程局派出的，而是军械局的吉尔伯特·胡佛中校。至少当时原子能在军事方面应用的兴趣好象集中在武器上，而不是推进装置。
因为权力太小，这个布里格斯委员会只能做起草报告这样微不足道的工作。1939年11月1日，该委员会写信给罗斯福说，链式反应是可能的，但尚未证实。“如果它能实现并被控制，那么它可以为潜艇提供动力。如果链式反应导致爆炸，那么它将可能提供一种炸弹的来源，这种炸弹具有的破坏力比现在已知的任何东西都大得多。”提到潜艇，也许出于向曾经当过海军副部长的总统报告这一考虑，但是白宫没有任何回音，使人感到很失望，这样一直到1940年春天。布里格斯委员会因不明白总统的意向而小心翼翼地工作着。
关于纳粹在铀研究方面积极活动的传说，以及美国各个物理实验室的报告，比任何其它事情都更能说明需要政府的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说明，在大量的铀－235中，借助于低能或慢中子的作用很可能实现链式反应。以这样一种过程作为能源，看来是可行的，但是它要求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同位素分离方法来获取铀－235和选出一种轻元素作为减缓中子速度的慢化剂。5月，费米和西拉德宣称，石墨由于不大吸收中子而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慢化剂。
上述发展在罗斯·冈恩看来，需要在政府和大学的科学家们之间开展广泛而有效的合作。1940年春，冈恩幸运地得到了比一年前更好的海军支持的前景。那时，舰船局成立了，鲍恩当上了海军研究实验室主任，能够直接向海军部长报告。鲍恩认为任命他作海军部长的技术助理，只不过是一种保全面子的作法，但这对冈恩却很有用。
当时，由于不存在责职分工的矛盾，鲍恩能够帮助冈恩进行一些研究。首先，鲍恩请求同位素分离的世界权威哈罗德·尤里组织一批科学家给总统的铀委员会提建议。同冈恩联系的一个虽不那么直接但却较为有效的渠道是卡内基学会的图夫。图夫告诉他的上司万尼瓦尔·布什说，潜艇推进装置此时似乎比原子弹更实际。但是，他赞成政府对同位素分离研究的支持，该研究是通向核武器的第一步。
冈恩通过图夫与布什的接近，对实现他对核动力的希望是极其重要的。布什，原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不仅是卡内基学会会长，而且还是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全国一名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布什正与詹姆斯·科南特紧密合作。科南特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校长，也是政府调集全国科学人才为国防服务的动员工作的支持者。1940年6月，布什和科南特等其他一些人劝罗斯福总统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科学家可以不再依附陆军或海军要求的新工程项目，而开展他们认为重要的工作。在铀研究发展计划中，这意味着包括象图夫和冈恩这样的科学家的新的铀委员会，代替了那些象征性的代表军方的军械官。
1940年6月底之前，冈恩对新铀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有显著影响。陆军部和海军部应这批人的请求批准了对同位素分离进行彻底的研究，并拨款十万美元作为海军研究实验室在新委员会帮助下组织这项工作的经费。委员们力劝布什取消研究基本物理常数的十四万美元追加拨款，而将此款用于探索中子增殖问题，该实验可在一个小装置中进行，产生链式反应需要铀的总量只要一般的五分之一。虽然按后来的标准衡量，拨款数量不大，但它是走向得到政府对研究与发展支持的一个重大步骤。
孤独的海军
1941年这一年，冈恩一直注视着海军合同支持的研究发展计划，特别是比姆斯发展生产铀－235的离心分离法所作的努力。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们利用冈恩从国防研究委员会获得的经费，为同一目标研究气体扩散法。
在华盛顿的卡内基学会，菲利普·艾贝尔森正在研究用热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艾贝尔森原来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内斯特·劳伦斯的学生，哈恩－斯特拉斯曼实验的消息1939年传到美国的时候，他也已经快要发现裂变了。艾贝尔森在伯克利与其它几个人一道发现了第一个人工元素镎。1940年，他是美国最有希望的年青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工作给冈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夏，冈恩设法把艾贝尔森和他的热扩散实验带到海军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备有更高压力的蒸汽和优良的加工车间。这样，海军不仅支持了该研究合同，而且还在自己的实验室开展了小型同位素分离实验。
然而，冈恩的努力并不能保证海军在政府的铀研究发展计划方面具有很大发言权。布什发现他的新研究委员会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它与政府的其它实验室是平行的关系，因而很难控制越来越多的各类课题的研究。布什的解决办法是成立科学研究和发展局，该局于1941年6月28日经罗斯福总统批准建立。在这一新机构下，布里格斯的铀委员会改为S－1处。正如布什在给冈恩的一封信中巧妙解释的那样，陆军和海军人员将不再是各处的成员了。在技术上，冈恩将继续充当联络官和同位素分离技术的顾问，但事实上在改组以后他几乎与S－1处没有接触。
1941年秋，美国转入战争状态，虽然海军越来越孤立于原子能发展之外，艾贝尔森仍继续在海军研究实验室进行他的热扩散法的研究。对他不幸的是，直到1942年2月他的研究才得到第一批成果，而那时罗斯福总统已经决定依靠陆军建立必要的工厂以生产核燃料和原子弹。
布什大概希望避免争吵，未把总统的决定通知海军。海军对S－1计划的发言权渐渐消失了，而陆军很快地承担了把实验室的实验研究转变为大型生产工厂的任务。到1942年12月，陆军已经建立了由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牢牢控制之下的曼哈顿工程。在这种情况下，冈恩和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其他人产生了把海军孤立状态的增长与陆军控制的增长联系起来的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冈恩为了搞到核反应的全部数据而奋斗着，但他这时发觉，海军研究实验室几乎完全同曼哈顿工程隔绝。大概迫于海军压力，格罗夫斯将军命令对艾贝尔森作两次调查，一次在1943年2月，另一次在1943年12月。因当时热扩散法看来似乎不能按时生产出大量的铀－235而供战时武器使用，所以格罗夫斯决定不鼓励海军的工程。
即使在上述困难情况下，艾贝尔森仍坚持他的热扩散法研究。正当准备试验大型设备的时候，艾贝尔森获得批准在费城海军船厂的海军锅炉与透平实验室建造一个新的装置。1944年春，这种装置正在建造之中，这时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实验室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了解到，艾贝尔森的装置将在7月份前生产少量略浓缩的铀。费城工地的蒸汽容量比艾贝尔森正在建造的那种装置的需要量大两倍。
奥本海默意识到，曼哈顿区在发展供正在建设的橡树岭的大型装置使用的其它同位素分离法已经遇到困难，他向格罗夫斯提出，艾贝尔森装置可能是迅速生产铀－235的最好方法。格罗夫斯立即重新与海军建立联系。时间是如此紧迫，以致使他孤注一掷，未进行下一步试验就决定在橡树岭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热扩散装置。1944年6月26日，海军上将金命令把艾贝尔森装置的设计蓝图送到曼哈顿区。不到三个月，橡树岭装置的第一批热扩散塔就投产了。在1945年春那些关键性的日子里，橡树岭一直在为广岛武器生产铀－235，该热扩散装置大约提前一个星期把首批核燃料送到洛斯－阿拉莫斯。海军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对原子弹的发展做出了虽然不大但有一定份量的贡献。
战后的考虑
比在热扩散装置中生产出制造原子弹的少量核燃料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该装置赋予海军以战后参与发展原子能的权利。此装置不仅显示了海军研究实验室的能力，而且也表示出海军追求核动力这个目标的决心。这一切固然是好的，但战时的经验使某些海军人员产生了对陆军和顽固分子格罗夫斯的不信任感。鲍恩和冈恩两人很可能把他们看到的格罗夫斯把海军排斥在曼哈顿工程之外的决定夸大为敌意。事实上，格罗夫斯正准备在适当条件下给海军提供情报。1944年秋，他邀请海军派两名军官到研究战后原子能发展方针的委员会担任委员。格罗夫斯充分了解这个委员会的重要性，他从自己的参谋中挑选了物理学家理查德·托尔曼担任主席。
理所当然，在此情况下，应该从舰船局选用两名军官，因为舰船局很可能负责海军核推进系统的发展工作。战争时期的舰船局局长海军少将科克伦，再好不过地选派了自己的副手米尔斯海军少将作为其中委任的一员。米尔斯具有舰队和华盛顿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将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估计核能对海军的潜力。科克伦选择海军上校索瓦尔德·索尔贝格为第二名人选。象米尔斯一样，索尔贝格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索尔贝格除了在舰上当过轮机长以外，已经成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工程试验站和费城海军锅炉和透平实验室研究锅炉水质处理的专家。早在战争时期，他就以充当与伦敦的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联系的联络官而闻名。1944年2月，他回到华盛顿舰船局以后，在造船处担任研究和标准科科长，这时他了解到艾贝尔森在费城研究热扩散法的某些情况。在当时所有的舰船局军官中，索尔贝格大概是唯一的接触到曼哈顿工程全部细节的一个人。
1944年11月初，米尔斯和索尔贝格参加了托尔曼委员会，与来自曼哈顿工程各个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多次会见。11月8日，该委员会在海军研究实验室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冈恩和艾贝尔森有了表达他们对核推进感兴趣的机会。这件事当时好象并无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委员会在给格罗夫斯将军的总结报告中却真的对海军战后核动力的发展提出了建议。1945年春，大概为了强调海军的兴趣，米尔斯给托尔曼送去了一份研究核推进优越性的附件。按米尔斯的看法，其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大大提高海军舰艇在各种速度下的航程，以及避免在战斗条件下或在海上突然遇到风暴时重加燃料带来的危险。这份由托尔曼转呈格罗夫斯的附件，总的来说给将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鉴于报告本身的性质，战争结束之前不能指望付诸实施。
广岛事件后的海军
广岛事件发生，原子能突然出现在人类面前，这是一个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现实。史密斯的报告向世界宣布，铀裂变能在反应堆中加以控制，并且裂变过程释放着巨大的能量。这种巨大的能量可由设在华盛顿州汉福德的生产性反应堆附属的巨大的冷却水设备予以证实。这种新形式能量的最明显而有希望的用途之一是船舶推进，这是海军当时可以宣布的事实。1945年12月13日，冈恩在参议院原子能专门委员会的一次公开听证会上作证时宣称，原子能的主要作用是“转动世界的车轮和推进世界上的船舶”。战争的结束使公众舆论能够为海军的核工程呼吁，但这时也是利用原子能的新军事建议得以生长的困难时刻。成功指导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的格罗夫斯将军受到了曼哈顿工程的许多科学家的攻击，他们担心战后研究的军事应用要受到限制。公众对珍珠港的灾难传说纷纭达数周之久，胜利的陆军和海军的光彩形象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一幅高级指挥将领们的愚蠢和无能的活生生的图画。
大概再没有比席卷全国的复员热更能说明公众对战争做出的迅速反应。海军不仅面临着把潮水般涌来的老兵从欧洲和亚洲运送回国的任务，而且还要大量裁减自己的人员。1945年10月1日至1946年5月1日，海军动用了战列舰、航空母舰和运兵船将两百余万人运送回国。海军的现役军人在战争结束前一个月是三百多万人，到1946年6月，已经减到不到一百万人。1945年9月2日的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舰船局几个月内便取消了9800多艘战斗舰艇和小型船只的建造计划，经费的缩减额达十多亿美元之多。此外，有两千多艘舰艇被撤编而配给第16和19预备役舰队，近七千艘舰艇被宣布为超过战后海军的需要。
公众舆论的突然改变及复员进行得如此仓促，使那些负责海军前途的人们士气大减。德国和日本的舰队已经消灭，很难证明需要在国防预算中考虑一支大型舰队。前途未卜则更使人惧怕。具有可怕威力的原子弹，似乎使全部传统军事原则付之东流。海军感到自己特别不能抵御这类指责，就是原子弹和空军已经使舰艇和海军成为废物。人们怀疑由航空母舰、战列舰以及一大批小型舰艇所组成的曾一度耀武扬威的舰队，现在是否仍然必要。海军开始了一种几乎绝望的行动，而计划试验原子弹对海军舰船的破坏效应。
再则，海军对核动力的需要是否合乎情理，还必须予以证实。归根结底，核动力发展的进程取决于铀矿的多少。1946年，铀矿开采量少得可怜，大概只能勉强满足核武器的需要量的下限，核推进装置就无从谈起了。海军对核武器和核动力都有兴趣。1945年11月，海军上将金在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成立了一个反映对两者都感兴趣的特种兵器处，这个新处在海军中将威廉·布兰迪的领导下，负责开展导弹、原子动力以及核武器的研究和发展的工作。
特种兵器处通过海军少将索尔伯格和海军准将威廉·帕森斯两人同格罗夫斯将军及曼哈顿区保持密切联系，索尔伯格在大战期间是舰船局与曼哈顿区之间的联络官，而帕森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在新成立的处里，索尔伯格负责原子动力科，帕森斯负责导弹和原子武器科。这两位军官都十分了解曼哈顿工程，感觉到海军试图把核科学与核工艺从战时实验室转嫁到海军里来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1945年下半年，把原子能看作只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那样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才能掌握的东西，仍很普遍。没有几个起码曾在战时原子能工程中工作的人员，而仅仅靠转送几分技术报告就能使海军建立起有效的原子能实验室，这看来似乎不可能。虽然索尔伯格和帕森斯看到了核推进最终对海军能起的作用，但是他们认识到海军要娴熟掌握这门新的工艺还需要时间。
在舰船局，科克伦和米尔斯把核动力看作是改进战后舰队舰艇性能的许多种可能办法的唯一一种办法。舰船局按照均衡舰队的概念，正在设计各型新舰艇，其中包括潜艇、厚装甲航空母舰、猎潜舰和驱逐舰。在所有这些舰艇中，潜艇提出的问题最棘手。海军需要新的推进装置和在大深度高速航行的新的船体设计。1946年春，舰船局对如何合理使用它的有限的经费尚不清楚。闭路循环系统看来几年内可以达到实用。虽然核动力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它的发展进程可能漫长而且艰难。
只有鲍恩将军的办公室和海军研究实验室里还存在着立即发展核动力的炽热的希望。与曼哈顿工程隔绝的那一段时间并未使鲍恩和冈恩本来的热情有所减退，他们两人都善于使自己的观点被人理解。看来冈恩在海军研究实验室比从前更具有影响，而鲍恩似乎正在竭力实现自己的愿望：把海军所有的研究和发展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战争时期他充分利用了1939年允许给他的与海军部长的直接联系。他在战争初期，是海军副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的助手，福雷斯特尔提升为部长对他是很有利的。鲍恩一直未能给海军研究实验室争得一个独立局的地位，但在1944年10月，他说服了福雷斯特尔而创立了研究和发明办公室。在鲍恩指导下，该办公室接收了舰船局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和航空局的几个特种装备处。鲍恩还掌握了制定海军专利和研究合同方针的权力。鲍恩有了这个权力之后，就希望这个新的办公室能够把海军的全部核研究和发展集中起来。
幻想独立搞研究
鲍恩估计，只有控制住与海军利用原子能有关的一切活动，海军才能有把握保证核推进被极力推崇。对鲍恩来说，这意味着海军不仅必须在核推进方面，而且在基础核科学方面发展自己的能力。1945年下半年，海军研究实验室提出一份建议，请求从艾贝尔森的费城工程调一部份人到华盛顿实验室。艾贝尔森小组在那里正在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如同位素分离法、核物理(它应用于反应堆设计的各个方面)以及核化学等，还包括反应堆材料的加工和反应堆使用的金属材料和陶瓷材料的发展。这个海军部门最终需要一个有几座大楼，占地几平方英里，能容纳几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设在僻远地方的新实验室。
鲍恩意识到，海军一家独立搞研究，就必需广泛地接触曼哈顿工程积累的几乎全部是保密的技术资料。他决定请求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支持并准许他办公室的12个人接触曼哈顿的全部资料。此请求是1945年12月底他与特种兵器处代表海军上校帕森斯和舰船局代表索尔伯格讨论的主要题目。帕森斯立即提出保密的问题。曼哈顿是一贯禁止技术资料扩散到各地的，并且看来格罗夫斯将军也不会认为海军要求普遍接触曼哈顿工程是有充分理由的。索尔伯格同样持保留态度，并怀疑海军搞独立研究是否很有必要。他认为，在大的方针争论未解决之前，还是明智一些在曼哈顿工程范围内工作。鲍恩不仅未得到海军内较强有力的机关的支持，而且引起了回到1939年的一些往事的猜疑。索尔伯格后来给米尔斯写信说，他认为鲍恩的作法不知天高地厚，他显然是想让海军包揽全部原子能工作。
1946年初，在许多悬而未决的方针争论中，索尔伯格考虑得最多的大概是联邦政府在原子能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问题。原子能的特别巨大的影响，尤其它在广岛和长崎显示威力以后，使得它无可置疑地应该完全归政府控制，起码在某种国际管制法拟定之前应是这样。但是关于原子能法历时三个月的公开辩论，对政府如何实行控制这个问题与其说搞清楚了，不如说搞糊涂了。战争时期从事曼哈顿工程的原子科学家向陆军起草的法律首先发起攻击。1945年12月底参议员布里恩·麦克马洪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这时，争论便变成了原子能是归“文官”管制，还是归“军事当局”管制这样一个问题。麦克马洪的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听证会一直拖延到1946年，所以在该届国会期间成立一个新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其间，格罗夫斯试图靠他脆弱的战时获得的权力的基础把美国的原子能计划集中掌握起来。
鲍恩虽然有理由抱怨，海军战争结束以来六个月在促进核动力的使用上几乎一事无成，但是他12月份对曼哈顿区的正面攻击以及1月份对麦克马洪法案的正面攻击却似乎是唐·吉珂德式的。如同帕森斯曾预言的那样，格罗夫斯对拒绝海军接触曼哈顿工程一事倒毫无后悔之意，而鲍恩攻击麦克马洪法案，说该法案对核海军造成威胁，这种急不可待的作法似乎倒使麦克马洪势力占了上风。参议院专门委员会通过了范登堡的修正案，此修正案保证武装部队通过军事联络委员会取得在新的原子能委员会中的发言权。修正案通过之后，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格罗夫斯决定承认麦克马洪法案，这个法案在当时情况下是陆军希望的最好的一个结果。帕森斯、米尔斯和索尔伯格都同意了，但是他们对鲍恩说服福雷斯特尔把他攻击法案的声明当作海军的官方立场并不满意。
米尔斯和索尔伯格对核动力的兴趣并不亚于鲍恩，但他们是识时务的。格罗夫斯和曼哈顿区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原子能的全部技术资料。不管麦克马洪法案是否通过了，与格罗夫斯及其参谋人员疏远是没有好处的。他们认为，不如等它几个月，一直等到国会决定了法案的命运，这种作法才是精明的，但是，鲍恩和海军研究实验室却一意孤行。
1946年3月，海军研究实验室散发了一份艾贝尔森和两个助手起草的报告，建议制造一艘能在两年之内投入使用的核动力潜艇。因这样一艘潜艇将在水下高速航行，所以艾贝尔森建议海军采用德国人曾为闭式循环系统提出的最先进的船体。1944年5月，德国人曾签订过制造一百艘命名为“ⅩⅩⅥ型”的潜艇的合同，但一艘也没有造出来。“ⅩⅩⅥ型”潜艇的设计同其它德国潜艇一样，采用两层同心艇体结构，内层为耐压壳，外层为非耐压壳，两层之间是燃油舱和压载水舱。在“ⅩⅩⅥ型”潜艇上，闭式循环系统使用的过氧化氢是装在几个大塑料袋里的，塑料袋随着燃料的消耗而受海水挤压。艾贝尔森声称，参照这种设计建造的核动力潜艇其船体只需稍作修改，而大部分机械装置可以保持原封不动。反应堆和主要传热系统可以安装在耐压船体下面原来用作燃油舱的空间里。
此建议的许多方面都是有疑问的，或者是含糊不清的。比如，反应堆可否安装在耐压船体下部？而那里当潜艇在海上航行时人是绝对到不了的？再则，此计划根本未谈及反应堆。艾贝尔森提到的唯一有特色的内容是反应堆将使用钠钾合金作为反应堆与推进透平之间的传热材料，但是艾贝尔森本人也承认，此合金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应用。艾贝尔森和他的同事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虑反应堆上面，而放在对常规潜艇设备的技术要求作某些近似的修改。此建议仅仅是把反应堆装在潜艇艇体内的一次尝试而已。此报告还提出，使用核动力的下一步工作只需要改装一下现有的潜艇推进装置，而不需要一套全新的工艺。简言之，此建议没有推动海军的独立研究工程。
1939年以后的几年中，鲍恩将军为核海军进行了艰苦和英勇的斗争。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具有一种出成果所必需的实际态度，但是他极其自信和执拗而显得固执，这种固执态度是有损于他的。海军独立搞研究工程的想法是一种幻想。海军研究实验室从事这项工作既无人力，又无物力。艾贝尔森已经在考虑回到华盛顿卡内基学会他战前所在的岗位上，舰船局也已朝着与曼哈顿合作迈出了步子。鲍恩具有开展核工程所需的魄力与智慧，但是由于缺乏核工艺的坚实基础，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白费了。
舰船局指挥
到1946年3月末，事情已经很清楚，海军在核动力方面可采取的各种行动都必须经过舰船局。舰船局通过米尔斯和索尔伯格，同曼哈顿区建立了良好的联系，通过帕森斯同海军作战部长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然而，舰船局缺乏象鲍恩将军那样的核动力的坚定的拥护者。米尔斯、索尔伯格和帕森斯认为，海军无论如何都得依靠曼哈顿区。他们准备采纳格罗夫斯的建议，即让海军指派少数几名工程技术军官到橡树岭全日学习核工艺基础。
3月26日，孟山都化学公司的查尔斯·托马斯向舰船局建议：海军应参加一项政府－工业联合工程，即在克林顿实验室建造一座实验动力反应堆，此反应堆系该公司在橡树岭为陆军搞的。这一想法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此计划是要建造一座小型动力反应堆，这座反应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担任芝加哥冶金实验室主任的化学家法林顿·丹尼尔斯提出的。丹尼尔斯的想法并不是要建一个既实用又经济的动力反应堆，而是想挑选一个只需对现有工艺作最小而又可能的修改的设计方案，以期迅速地把实验堆建立起来。丹尼尔斯主张使这项工程成为曼哈顿工程实验室、美国工业界和武装部队合作的成果，藉此，各部门都能很快掌握将来具体应用时需要的基本工艺。1946年4月11日，索尔伯格代表海军和丹尼尔斯在纽约开会，这时他注意到该反应堆不能直接适应海军的需要，但他告诉丹尼尔斯和工业界的代表，海军乐于合作。
对科克伦和米尔斯来说，丹尼尔斯的建议提得是时候。1946年春，大概由于鲍恩某些活动的促进，海军的上层人物已开始更认真地考虑核动力。应福雷斯特尔的要求，总体委员会承担了研究几种先进推进系统应用于海军的可能性。3月，科克伦接到了总体委员会让他们研究此课题的要求，但在舰船局作出回答之前，总体委员会已于4月4日向福雷斯特尔建议：“应立即开始积极和广泛地研究和发展用于海军舰艇推进装置的原子动力”。
在给总体委员会起草的回函中，科克伦当时提到了舰船局派一个军官组到橡树岭参加丹尼尔斯工程的决定。科克伦写道：“舰船局的观点是，曼哈顿区正在为发展实验动力反应堆采取行动，这是解决此问题最可行的办法，并将产生最快的效果”。公众舆论认为核动力很快就会实现，与这个看法相反，科克伦和他的参谋认为“作为推进动力的原子能至少要经过4～5年才能装备海军舰艇”。
在舰船局对核推进感兴趣的军官当中，有一位名叫艾伯特·穆马的机械设计处处长。他1926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很早就在工程方面闻名，并曾是几十年来被送到欧洲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第一名海军军官。穆马在巴黎造船学院学习两年之后，怀着对法国海军工程的一种新的崇敬，以及抱定严格的技术训练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美国海军实力的关键的强烈信念，于1936年回到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穆马专门从事机械设计，并是艾尔索斯使团的成员，此使团于1945年随盟军占领部队的先遣队进驻德国去截获德国的原子能研究情报。穆马镇静而有理智，并具有海军工程军官少有的那种多方面求知欲望，到1946年他已成为舰船局中最有前途的军官之一，并成为米尔斯将军的亲密顾问。
穆马在艾尔索斯使团工作这一段经历，使他有机会获得某些核工艺知识，他确信核动力将为舰艇，特别是潜艇推进提供一种无可比拟的优等能源。他赞成海军应着手发展核工艺的某些能力，并支持局里派几名人员去橡树岭训练的建议。虽然穆马相信要几年后海军才能开始建造核推进系统，但他要求大规模地着手进行可能最终对核推进系统有用的那些技术的发展。一个有希望的想法是采用液态金属作为蒸汽发生系统中的传热介质。这些材料的高导热性在蒸汽动力装置中具有一定的理论上的优点。穆马大概已知道了艾贝尔森的研究：考虑在核推进装置中使用液态钠－钾合金。他认为，不管核推进装置的前景如何，看来液态金属值得作一研究。
1946年6月底，穆马签订了可以用掉该财政年度中未花完的研究经费的两个合同。一个合同是与矿山安全设备公司签订的，进行钠－钾合金的化学与物理性能研究。另一个合同是与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公司签订的，承担使用钠－钾合金作为气体透平传热剂的可能性研究。两个合同均未提及核推进装置，但穆马在批准这两项研究时，在他思想中就是考虑核推进装置的应用。他的下一步安排将是与通用电气公司签订设计一种使用液态金属冷却剂的核推进装置的合同。
穆马还积极参加推荐核训练人材的工作。他以本身的丰富学历，正确估计了挑选军官和文职人员的重要性，这些人要能够掌握核物理的复杂原理，并能进而找出这些原理应用于海军工程的途径。依穆马的看法，在舰船局建立一支技术能力强的基干力量，要比训练具体的短期工程需要的人材更重要。
在考虑工程技术军官中派谁去橡树岭时，穆马第一个想到韵是海军少校路易斯·罗迪斯。罗迪斯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医，从小在海军中长大。他于1939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工科研究生学业。罗迪斯在28岁就获得了海军最有前途的年青工程技术军官的名气。这时他在索尔伯格将军的参谋部任职，此参谋部正在组织海军参加即将在比基尼进行的核武器试验。罗迪斯如果被选上的话，那么在比基尼的夏季实验完成之后，他就得去橡树岭报到。
海军少校詹姆斯·邓福德是穆马推荐的第二个人。他是罗迪斯在安纳波利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也是研究生，仅成绩稍差。邓福德作为一名工程师，在他的才干中有着强烈的个人抱负和不可动摇的信心，使他能胜任舰船局分派给他的各种特殊的或不寻常的任务。1946年春，他刚到珍珠港海军船厂不久就又被调到橡树岭，这对他个人来说虽然带来不便，但这次调动又似乎是邓福德正在寻求的一个极好机会。
象罗迪斯和邓福德一样，迈尔斯·利比是穆马推荐的第三个人，他也是海军少校，海军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一个追求新概念的军官。利比正在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及其用于测定材料的磨损特性。这方面的兴趣使他成为去橡树岭的当然候选人。
穆马推荐的第四名军官雷蒙德·迪克资历有所不同，他对自己不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很敏感。爱好争斗、意志倔强而智慧敏锐的迪克憎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来的那些军官具有的优越感。他决心要比海军学院出来的干得更出色，这种决心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突出的战功，并当即被晋升为海军上尉。迪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已修完冶金学研究生课程，局里具有此长处的工程军官还不多。他的知识和经验在橡树岭可望特别有用。
在为米尔斯将军考虑入选名单时，穆马没有漏过在舰船局工作的许多有才干的文职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虽然当时舰船局带有决策性的最高职务是留给职业军官的，但这些军官对专门技术知识和经验还是主要依靠文职专业人员。穆马在自己所在的机械设计部门推荐了艾尔弗雷德·艾默罗西，他是一直研究潜艇先进推进系统的工程师。穆马又从自己部门里推荐了乔治·埃默森，他一直在为海军舰艇设计蒸汽动力装置。在穆马的去橡树岭人员名单中的第三名文职人员是物理学家埃弗里特·布利泽德，此人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在为海军搞消磁系统的研究。
穆马认为重要的问题是选一位对舰船设计和发展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军官来领导该项工程。他建议由海军上校哈里·伯里斯担任这个职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加速生产护卫舰的蒸汽推进装置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穆马在经过舰船局其它高级军官的同意之后，把名单呈报米尔斯。
米尔斯毫不迟疑地批准了穆马推荐的名单，只有伯里斯一人例外。米尔斯并不低估伯里斯的才能，但他觉得领导这个橡树岭小组更合适的人选是海军上校海曼·里科弗。里科弗年满46岁，具有优秀的技术资历。他1922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电气工程硕士学位，是一位合格的潜艇艇长。他有若干任职，如“新墨西哥”号战列舰轮机长和亚洲基地“芬奇”号扫雷舰舰长。在这若干任命之后，里科弗便成为“工程职业军官”。具有这种职称的人还是现役军官，但只具体从事电气工程和推进装置等专业。“工程职业军官”是获得成就的标志，不过被选上的军官就不让出海指挥舰艇了。里科弗曾以“工程职业军官”在菲律宾甲米地海军船厂担任计划助理。1939年秋，他被派往华盛顿舰船局迅速发展起来的电气科。
里科弗与他的同事相比真正突出的地方是他当电气科科长所具有的才能。在生产电气设备热的驱使下，里科弗坚持电气科要具有全部工程设计能力，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科与舰船局的多数技术部门相比，就已经别具一格。在大战期间，处在建造几千艘舰艇的重压之下，舰船局的多数科室都把设计任务转让给施工现场的军官去做，而领导机关的工作只限于安排签订合同、检查施工和拟订交货日期等。但是，里科弗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得多的做法。他把科里最优秀的军官和文职工程师组织起来。他亲自查阅战例报告，亲临凡是他能到的每一艘遭战争破坏的舰艇视察，调查电气设备在作战时的情况。他同参谋一起工作，决定设备需作修改之处。然后，他对承包商实行严格的监督，保证设备按时，或者更重要的按技术要求生产。
里科弗严格的实践态度，不知疲倦的精力以及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均在战争期间收到良好效益。他亲自到舰队视察，发现了那些使用不可靠和设计过时的电气设备，例如军舰开炮时断路开关要突然跳闸，电缆漏水，水透过舱壁漏到了配电盘上，新生产的电机都是按二十年代过时的技术要求制造的，接线箱在发生火灾时会在潜艇中散发有害气体等。电气科除了解决这么许多问题之外，在里科弗的领导下，还提出了诸如抗冲击这样一些课题的基本技术数据，并在新设备的设计和改进方面作出了名列前茅的成绩，如电动机、发电机、照明系统、配电系统、断路开关、继电器、电缆和红外探测器等设备。
虽然这些工作全都是电气科组织、指导和鉴定的，但具体技术工作是私人工业搞的。里科弗亲自挑选承包商，并与每个公司的具体主管人一道工作。他和他的参谋还直接与承包商一同设计设备。一旦计划和技术要求制定下来了，他坚持制造商要严格执行规定。在工作过程中，里科弗与电气设备的主要承包商，如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获得了思想固执，要求严格，不过是有信用的顾客这样的声誉。只要里科弗海军中校有话，承包商就愿意从事新的项目，即便这个项目原来已经有原则合同。1945年，里科弗离开舰船局去冲绳建设舰船修理基地，这时他已把电气科搞成了舰船局最有创造性、最有成效、技术能力最强的一个科。
仅这一项成绩就足以使米尔斯相信，里科弗是橡树岭小组合适的领队，但是米尔斯了解局里有许多军官反对这项任命。里科弗的个性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他决不阿谀奉承。他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海军装备存在的缺点，那怕这些缺点不属他的职责范围。他讲话之直率有时令人难堪，他从不把个人感情放在工作之上，也不想掩饰自己对上司的巡视或者身着礼服举行阅兵之类军内传统的轻蔑。
这种个性往往使与他共事的军官产生反感，但是舰船局里还有反对里科弗的更根本的原因。凡属他领导的一切工作，他都要亲自从技术上严格过问，在别人看来，里科弗时常对他担负的责任持一种狭隘的、独占的、几乎是固执的看法。大战期间，象穆马和伯里斯这样的军官都亲眼看见舰船局对一大批船厂和承包商进行普遍的监督控制的管理制度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舰船局任务如此繁重和技术如此复杂，象里科弗亲自注意技术细节的那种作法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些军官反而提倡一种被里科弗称之为“论级办事”的办法，按这种办法，舰船局配备的领导人主要不是技术专家，而是处理舰船局各种事务的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军官。从穆马这样的军官的眼光看来，把发展核推进交给里科弗将是个错误。他认为，米尔斯的行动将把发展舰船局最先进而最有希望的革命性的技术的发展交给了这样一位军官，这位军官不承认舰船局的制度，并将不顾局里的其它任务而单单只想为核动力而奋斗。
米尔斯理解这些议论，但是他也看到迅速研究核工艺的必要。米尔斯即使接受这些反对任命里科弗的一切议论，他仍把这次任命看作是保证在工程技术上能够实现核推进的最好办法。在指派里科弗去橡树岭这个问题上，米尔斯对他的同事们的唯一让步，是不让里科弗负责领导海军小组。这个小组的军人将向担任曼哈顿区工程师的陆军上校报到，文职人员则向指导橡树岭丹尼尔斯反应堆工程的科学家报到。
去橡树岭的任务
里科弗对他的任务怀着一种复杂的心理于1946年6月底到达橡树岭。他在海军里已经工作了二十七年，感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接近尾声，尽管他显示着才能，但是他相信自己在平凡的事业进程中永远不会晋升到海军将军级军衔。但是，里科弗雄心勃勃和对历史富有察觉。他确信，核动力将使海军发生革命，他从这项新技术中看见了造成晋升机会的种子。象欠债人一样，他痛苦地感到自己对核科学一无所知，他到橡树岭没用多少天就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对他有任何帮助的东西。情况太令人失望，以致使他产生米尔斯派他来橡树岭是为了把他赶出华盛顿的虚幻印象。
海军军官们很快发现，新到橡树岭的人还不只是他们。美国许多公司和陆军航空队都派遣了若干最有前途的年青工程师参加丹尼尔斯工程，共同组成了一支互助合作的技术力量，建造大家期望着的世界第一座动力反应堆。在橡树岭的临时工棚和实验室里，里科弗同那几个后来在核潜艇工程中作出贡献的人讨论了反应堆技术，他们是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约翰·辛普森、菲利普·罗斯，通用电气公司的哈里·史蒂文斯，艾利斯－查默斯公司的哈罗德·埃思林顿。
克林顿实验室的许多工作显然缺乏明确的目的，这使里科弗感到烦恼。科学家们都想继续搞大战期间开始搞的研究项目，但在孟山都公司这样的承包商指导下，他们对实验室的前途毫无信心。科学家们灰心丧气，坐立不安，对建造动力反应堆的丹尼尔斯工程流露出一种淡淡的蔑视。丹尼尔斯工程组正在拟订技术上怀着奢望的反应堆建造计划，但几乎没有系统地努力确定待解决的工程问题的迹象。由于缺乏总的安排和明确的分工，海军、陆军航空队和工业界的代表都估计着去寻找发挥自己作用的场所，并且自发地搜集所能得到的情报。
橡树岭这种做事松松垮垮的情况倒合里科弗的心意，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也想松垮一点，而是因为他可以充分利用不受任务或者日常工作限制之便，而集中自己的工作精力。根据组织安排，里科弗是陆军上校沃尔特·威廉斯的助手，威廉斯是曼哈顿工程的业务总管。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大战期间组织过一种同位素分离装置的研究工作，他在橡树岭及其它单位负责协调生产业务。对威廉斯来说，任命里科弗当他的副手只不过意味着这位海军军官将要与他合用一个办公室。实际上，里科弗很快在实验室为自己找到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可以躲开行政杂务，使自己致力于钻研技术报告。
邓福德、利比和海军的三名文职工程师均在附近的大办公室里找到了摆办公桌的地方，他们经常同里科弗讨论工作。艾默罗斯、埃默森和布利泽德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搞丹尼尔斯工程，但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具体的安排。他们都有时间研究文件和参加非正式核物理讲座。这年秋季开办了一个较正式的课程，原打算只让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进修，但是这几个军官希望通过整个夏季的努力能够达到那些科学家的水平。
海军小组
1946年9月，迪克和罗迪斯也到了橡树岭。里科弗开始凭其军衔对海军小组的军官们实行某种领导。在那里，他已经使自己成了一名辛勤的工作者、优秀的工程师和对核动力入了迷的人。虽然里科弗不具备年青军官们所欣赏的学过高等数学和高等物理学的长处，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里科弗的勤奋足以弥补他所受的正规训练的任何不足。此外，没有办法抑制住里科弗想把海军小组变成一支有效的具有战斗力的“特混舰队”的强烈愿望，就连年轻人也希望这样做。橡树岭的其它小组工作效率很低，这使里科弗更加确信，必须有象大战期间他在电气科实施的那种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使海军获得应有的情报。里科弗巧妙地对付了舰船局对他的权力所做的限制，他从橡树岭的陆军上司那里获得允许，让他为每个军官准备定期的“任职情况”报告，这种报告将决定他们的晋级机会。这种权力使他以前通过自己人格的力量建立的领导完全合法化了。
经验，尤其是大战期间舰船局的经验，使里科弗对采用的方法有某种明确的概念。制造一种部件，无论它是一个简单的电气元件，还是象反应堆那样复杂的东西，均要求技术精湛。他不相信，在技术上掌握象原子能那样复杂的东西，只要通过“渗吸”，即偶尔光临一些工程实践就能做到。他用了几个星期集中精力钻研，这使他能听懂橡树岭科学家使用的深奥术语。他的方法是直接阅读技术报告，吸取设计动力反应堆需要的资料。
这种方法很快成了海军小组工作的楷模。里科弗首先以身作则，他要求每个军官都要掌握新技术。他知道，从物理学和化学专业中吸取工程师需要的难懂的数据之精华是可能的。海军小组中有几个人签约参加克林顿实验室举办的各种课程，他们每次课都听，每一个研究项目都调查。仅这些活动就占去了大部分工作时间，整个教学的剩下的环节，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均被降格安排在工余，晚上和周末进行。
这些学习的成果均总结为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不是作者个人使用的草率笔记，而是考虑整个小组，或者大一点的范围，海军要用的可以信赖的技术文件。里科弗坚持报告要用漂亮的英文写得清楚、简练，技术资料正确，并要可能切合海军小组的中心任务。没有哪项工作大得不能用报告来表达，比如，某个技术讨论会资料是十几篇论文，这一切全有义务加以总结，也没有哪项技术资料小得不值得一写记之。这些报告的起草准备常常需要再学习，再学习又再获得新的知识。海军小组就是这样慢慢地扎扎实实地积累了一部清楚介绍核技术现状的报告形式的资料。
总的说来，这个海军小组看不到核推进反应堆迅速发展的任何希望。里科弗在1946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船用系统要求的时间问题，比科克伦将军4月份表现出来的情绪还要悲观。里科弗估计，利用现有资源建造这样一个装置要5～8年时间，并告诫说，这项工作要遇到一些工程上的难题。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是需要设计效果好的屏蔽，以使工作人员免受反应堆产生的大量核照射。这需要从头开始研究，因为在大战期间建造的生产性反应堆都设计得留有使人放心的安全余量。当时屏蔽的最小体积和重量是不作考虑的。
里科弗估计，同样极为困难的是需要新材料。能耐高温的金属是有的，但这些金属要达到反应堆的技术要求，还必须吸收中子量小，并能经受中子长时间的剧烈轰击。里科弗预见到的其它问题，是选择把热量从反应堆传送到推进装置中的冷却剂和无漏泄可靠的热交换器、泵和阀门的设计问题。里科弗认为，如果必要的经费和人才都即使具备，建造第一座核推进反应堆，至少得三年。
工业界的作用
通过参加丹尼尔斯工程，舰船局认识到工业界在发展核动力方面有潜在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海军，可以提供经费，但是，任何舰用推进装置的实际设计和建造都得由私人工业承担。大型设备的制造者，如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公司和艾利斯－查尔默斯公司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海军提供装备。海军的合同已成为他们的生意的重要部分。对生产电气设备的公司来说，核动力装置更具有吸引力。象某些工程师断定的那样，如果铀很快成为产生动力的重要燃料的话，那么象通用电气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那样的公司若不参加进去就不能很快掌握新技术的基本知识。这些公司参加丹尼尔斯工程的热情，表明他们了解核动力的潜力。
通用电气公司大概比绝大多数美国大公司都更敏锐地注意到未来。它的研究实验室——美国工业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立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型科研机构之一——表明该公司致力于革新。已成为海军动力设备主要供给者的通用电气公司，看到了核推进装置的迷人远景。公司负责工程技术的副董事长哈里·温，早在1946年担任艾奇逊－利连撒尔委员会的委员时，就已觉察到原子能的前景。哈里·温永远不会忘记罗伯特·奥本海默对工业发展的新世界所作的极为动人的描述。公司其他人也同样为核动力的前景所鼓舞。使用液态金属作为传热介质的想法引起了克拉默·拉皮埃尔和公司的通用工程与谘询实验室其他人的注意。1946年5月，由拉皮埃尔发起，该公司向海军提出了对核动力驱逐舰进行初步研究的建议。
8月，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法令后几个星期，格罗夫斯将军批准了与通用电气公司签订的合同——用于驱逐舰的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装置的理论研究，同时米尔斯将军指派了舰船局两名军官与拉皮埃尔及其小组一道在斯克内克塔迪 [ 注：Schenectady，斯克内克塔迪(地名)。 ] 工作。这次行动的时机说明，海军急于同有经验的合同承包商建立工作联系，而曼哈顿区仍在等待新的原子能委员会来组织。在围绕杜鲁门总统签署的法令的立法斗争中，由于反对文官控制，海军所指望的从原子能委员会得到的同情可能比从陆军得到的要少。
从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海军的担心是有根据的。通用电气公司在签订海军合同前几个月，接受了格罗夫斯将军的请求，即让它来管理在华盛顿汉福德的钚生产装置，作为交换条件，政府答应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给该公司提供一个核研究实验室。这项决定将在以后从两方面威胁海军工程。新原子能委员会1947年1月接过原子能发展计划后，深切关心的是原子武器用的钚生产，而对可能转移通用电气公司在汉福德所面临的庞大任务注意力的其它活动缺乏热情。同时，通用电气公司承担了汉福德工程，就有充分权利要求政府给新的核研究实施提供经费，该设施被叫作诺尔斯原子动力实验室 [ 注：Knolls Atomic Power Laboratory，诺尔斯原子动力实验室。 ] 。实验室的名称本身就说明该公司的主要兴趣是把原子能作为民用动力源来发展。
正如原子能委员会担心新实验室会分散该公司在汉福德担负的主要任务的精力一样，海军也认为该实验室要转移建造核潜艇这个在海军看来是更重要、更直接的目标。通用电气公司无论从汉福德工程节省出多少人力和资源，都将投入到发展诺尔斯动力反应堆，而不投入到海军工程。
拉皮埃尔小组正在根据海军合同研究液态金属动力系统，这是事实，但这项工作处在穆马海军上校和舰船局的严密控制之下。里科弗看不大出把这项合同作为独立发展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前景。
尽管有上述复杂情况，通用电气公司看来仍是尽早发展核潜艇的唯一可靠希望。海军和原子能委员会无论什么时候讲明该公司有优先权，它都热情参加。1946年秋，通用电气公司准备找米尔斯、穆马、里科弗或对核工程已有成熟想法的任何其他人对话。
要搞核潜艇，在工程技术力量上就不能不考虑匹兹堡的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象通用电气公司一样，威斯汀豪斯公司也是经营电气设备生意的大公司，并一直是海军推进装置的主要供给者。两家公司都作为曼哈顿工程的电气设备供给者间接地参加了战时原子能发展工作。通用电气公司战后在确立原子能的地位上获得了较大成功，其原因是通用电气公司比威斯汀豪斯公司大，再则它有大力致力于朝前看的科学研究的名声。1946年，通用电气公司就有了研究实验室，那是比一切都重要的宝贵财富，当时原子能仍被认为是科学家的独占领地。但是威斯汀豪斯公司在科研方面也获得了好名声，并因具有雄厚的工程技术能力而受到尊重。在海军看来，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它的新任董事长格威林·普赖斯。作为律师和银行家，普赖斯加入威斯汀豪斯公司是为了帮助它谈判解决战时合同。他的这方面的才干显示出有能力领导该公司完成从军用生产转到民用生产的困难过渡。1946年5月，普赖斯对公司和平时期的产品仍了解不多，对原子能了解更少。但在里科弗即将动身去橡树岭之前，普赖斯与他谈过一次话，在这以后，普赖斯已充分相信核动力是该公司战后年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真正的潜艇
到橡树岭半年后，海军小组对核动力应用于海军推进装置，有了真正的广泛了解。虽然里科弗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视潜艇装上这样一个推进系统后具有的特殊优越性，但他们并未把自己的注意力仅仅局限在水下潜艇上。核动力应用于水面舰艇也会具有优越性，而且把这种动力反应堆安装在水面舰艇上似乎可能比安装在潜艇上更容易。
然而，1946年秋，海军内的发展情况加强了橡树岭小组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潜艇的倾向。从1946年9月起的一系列会上，潜艇军官一直在讨论反潜技术和新潜艇的设计。这些人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指望水面探测技术和近水面探测技术会长时间地停留在目前发展水平。一旦装有通气管装置的潜艇已变得容易被发现时，人们将承认深水航行的真正潜艇是必不可少的。”这将标志着潜艇的吸气式发动机时代结束，而核动力具有“最大的诱惑力”。
1947年1月9日，潜艇军官建议作多方面努力以改进美国的潜艇实力，其中包括用一种有较大水下航速和续航力的新型柴油机逐渐取代现有的潜艇柴油机。为了提高水下航速，他们拟定优先发展闭式循环系统，用以取代柴油发动机，以取得较大的水下航速，并优先设计和发展“核动力装置，以便最后装备潜艇，使它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具有无限的续航力”。这种潜艇将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潜艇。次日，尼米兹将军批准了这些建议。
舰船局究竟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还不大清楚。这时，米尔斯已经接替了科克伦当了舰船局局长。他刚刚在自己本部设立了协调官和副协调官的职务来处理核事务。米尔斯赋予他们全权处理这些事务，“不管核能是用于爆炸物还是作为动力源”。换句话说，这个新机构将负责修改舰艇设计，以安装核武器以及核推进装置。鉴于这一广泛权力，米尔斯认为把这一职责交给舰船局的舰艇设计主任(此职务不久由海军上校阿曼德·摩根担任)及其副手(海军上校穆马)是有意义的。
尽管这项任命对舰船局大多数军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里科弗却感到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态。在他看来，这项任命意味着舰船局试图把核推进装置并入负责舰艇设计和建造事务的普通机构。这样一来，核动力将要与闭式循环装置一样看待，变成仅作为造出更好潜艇的另一途径，而不具有享受特别优先权和注意力的一个独立工程的单独地位。按里科弗个人直观的看法，他不能相信这样一种安排能在最近的将来造出核潜艇。
米尔斯面临的另一复杂情况是新的原子能委员会的作用，原子能委员会已于1947年1月把整个曼哈顿工程从陆军手中接管过来。在原子能委员会走上正轨和定出方针之前，要想制订潜艇反应堆和其它原子能方案的任何计划都是困难的。原子能法清楚地指出，原子能委员会握有核研究和核发展的全部大权。对潜艇反应堆的任何建议当时都必须呈送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审批，谁也不知道原子能委员会对海军的各种建议何时回答和如何回答。
通用电气公司
海军在最近的将来要想在核动力方面取得任何成就的话，都将主要依靠通用电气公司。该公司已在汉福德大力执行原子能计划，并为政府批准建设的诺尔斯原子动力实验室制定计划。拉皮埃尔小组根据有效期到财政年度年底6月30日止的曼哈顿区合同已经着手液态金属系统的工作。舰船局1947年的第一批任务之一就是与通用电气公司商定下一年度计划。
米尔斯处理这项要求的方法——他让摩根和穆马担负正副协调人的指示，暴露出是有缺点的。他没有命令摩根和穆马去斯克内克塔迪，而让里科弗和罗迪斯去和通用电气公司开始谈判。尽管文件写有摩根和穆马担负的职责，但实际上仍只有里科弗和他小组的军官能评价通用电气公司对核推进装置的建议。这次任务第一次把里科弗和他的小组抬到能影响舰船局的核动力方针的地位。
里科弗利用这个机会使人们相信海军应集中精力搞核潜艇。舰船局的最初建议是为驱逐舰设计一个推进反应堆，因为驱逐舰对空间要求不太苛刻。可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初步研究表明，建造一个很小的能安装在潜艇船体内的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是可能的。潜艇核装置不仅表明核动力在海军的最佳应用，而且与驱逐舰相比，还具有需要的功率较小，因此需要的核燃料少的优点。里科弗相信，经过充分努力，到1950年底建造这样一座装在潜艇上使用的反应堆是可能的。这样一个进度表将不容许长时间去研究最佳设计。里科弗的想法是要尽可能早地建成一座实际大小的工作装置。为此，可将一座慢中子反应堆(现有实验堆除一种外都属这一类)和效率高的液态金属冷却剂首先用到护卫舰上。然后，在这种试验的进程中，通用电气公司可以发现把它安装到潜艇上需作哪些改进。这项建议将是舰船局试图在1947年7月1日前与通用电气公司商订的新合同内容，即为护卫舰和潜艇设计和建造反应堆、屏蔽、控制系统、热交换器以及附属设备，并为潜艇提供全部主要的推进机械。里科弗把此项建议带给米尔斯，米尔斯认为这个建议雄心太大。
优先权问题
即使米尔斯支持这个想法，与通用电气公司商订新合同的可能性也不能说有把握。现有的合同将到6月30日满期，延期或签订新合同都必须经过原子能委员会批准。在参议院批准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能委员会的任命以前，这个新机构几乎不能组建它的总部机关，即使组建了机关，原子能委员会也没有专人鉴定海军的建议。
核潜艇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海军。如果海军强烈要求搞核动力，则新原子能委员会可能给予支持。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原子防御主任、海军少将帕森斯认为，核动力能明显应用于潜艇的前景似乎说明潜艇的原子动力推进装置应作为全国第一项重点工程。但帕森斯不准备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觉得，在那时把注意力集中于常规动力装置比专门集中力量搞海军反应堆可能更好。他担心核潜艇方面的工作可能分散海军对急需改进的常规舰艇的注意力。此外，帕森斯认为，建造舰艇反应堆所遇到的工程技术问题一定比研究第一颗原子弹遇到的问题要困难的多。工程技术条件未成熟就想去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不会加快反而会延缓核潜艇的发展。帕森斯还认为，在拥有更多的铀矿之前，国家应该把增殖反应堆(它生产的核燃料比消耗的多)放在包括用于舰艇推进的所有动力反应堆之前。在未来的五年内，将有足够的人才和知识为潜艇反应堆提供坚实的基础，这在帕森斯看来，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他建议海军派遣若干才华出众的工程技术专家到原子能委员会实验室的反应堆工程中去工作。
帕森斯没有直言不讳地说出可能影响他对核动力的态度的另一个考虑。作为一名兵器专家和洛斯－阿拉莫斯本部的成员，帕森斯非常熟悉原子武器。他亲自目睹了原子弹在广岛的威力。他深信，在战后各军种之间的斗争中，原子弹将比其它任何东西都能保证海军在国防计划中占有显著地位。核推进装置作为一个长时间才能实现的东西，不应容许它转移海军的主要目标——建立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这是海军内很多指挥军官所持的一种观点。
帕森斯既是尼米兹参谋部的高级军官，又是原子能方面的权威，预料他的观点能够削弱海军对核动力可能有的任何热情。他无疑没有帮助过那些主张优先发展核潜艇的人们的事业。里科弗特别不同意帕森斯的看法，但作为一个在橡树岭执行派遣性任务的不那么太重要的工程技术军官，他在海军还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他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就是把他的观点写进备忘录呈送米尔斯。
如果私人工业对发展核动力无经济上的动机，如果原子能委员会，至少暂时，还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核武器上，那么海军就必须为核推进装置进行积极的推动和鼓励。要多长时间海军才能有这么一个动力装置，按里科弗的观点，几乎完全取决于海军尽多大的努力。以目前这种支持程度，可能要8～10年，如果在工程技术方面(相对科学技术而言)尽更大的努力，则可能只要3～5年。
不管优先权是否解决，里科弗认为工程技术将是困难的。他没有改变对工程技术研究方面要解决的主要的几个问题的估计，这几个问题是屏蔽、建造材料、反应堆控制系统、冷却剂和热交换设备。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大量核技术方面受过训练的工程师。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训练核工程师的工作已有某些进展，但一共只有75名，其中20％是按橡树岭海军计划培养的。工程技术力量是如此薄弱，致使里科弗相信，到9月份橡树岭的任务结束之后，海军小组不应解散。
里科弗几乎没时间顾得上继续给米尔斯写备忘录。他和他的同事马上就要去参观原子能委员会的主要设施。这是1月份以来他一直计划着的一次参观，也是年度训练计划的最后一项，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从1947年7月中旬到8月底，他大部分时间将不再与米尔斯和华盛顿的舰船局联系。虽然华盛顿对核潜艇有某些兴趣，但不如里科弗所感到的那么浓厚。米尔斯把核动力看作是海军必须追求的东西，但同帕森斯一样，他并不准备全力发展。他的舰船局班子中这时有5名海军上校充当他的原子动力顾问。在批准进度安排时，他好象更多地依靠这些人，而不是里科弗。他认为里科弗有这么一种倾向，不管领导什么工程，他都要求得到最大的优先权。
照里科弗的看法，形势令人失望，因为在华盛顿似乎无人懂得发展动力反应堆的真正障碍和时机。无论米尔斯还是他的顾问都未详细学习过核技术。新原子能委员会在其华盛顿的班子中只有一人具有反应堆的某些经验，他不是工程师，而是强烈倾向于理论研究的物理学家。1947年夏，原子能委员会一直在忙于自身的组建工作，最后工作人员们搞了个轮廓性的计划，所以不愿负责任何具体工程。换句话说，在海军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实验室中有些人看到了海军核动力的潜力，但他们当中愿意支持里科弗建议的那种努力的人，如果说有，也是极个别的。
米尔斯对核动力的这种真实而又谨慎的兴趣很快遍及整个军事机构。1947年7月，他安排与联合研究和发展委员会 [ 注：Joi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carol，联合研究和发展委员会。 ] 下属的原子能委员会讨论他的核工程计划。联合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名称的绕嘴反映了该机构的复杂，此机构是靠万尼瓦尔·布什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协调各军事部门战后研究的组织。联合研究和发展委员会本来只是在国会成立全国科学基金会之前的一个临时机构，因此它无权过问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内部事务，但对共同感兴趣的一些事情打算让它帮助作一些分配职责的工作。原子能显然是属于这类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布什已经意识到联合研究和发展委员会下属原子能委员会的重要性，任命他的老朋友、老同事詹姆斯·科南特当主席，罗伯特·奥本海默当委员。因他们还是全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们的意见对确定海军核动力的前途可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核动力的前景，当时在相当数量的公众中，甚至在某些科学家中存在着一种盲目乐观，科南特和奥本海默两人都为此情绪而担忧。他们对那种雄心太大而又不成熟的建议也特别警惕。
1947年7月25日讨论的问题是通用电气公司对海军核动力发展所作努力的前景。6月初，即在该公司原订的研究合同到期前几个星期，拉皮埃尔和他在通用工程和谘询实验室的几个助手就他们的发现和对前景的建议提交了一份报告。根据里科弗小组的建议，该公司实验室断定，最好的办法是发展护卫舰核动力装置，以此作为发展潜艇推进装置的第一步(虽然为保密起见，对后者的应用未作说明)。公司推荐了两个未来可发展的项目：一是发展护卫舰反应堆，二是全面研究液态金属传热系统。
把这项工作分成两个工程项目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分开，可以使通用电气公司至少能将非原子能部分在海军合同下进行工作。这样，海军和通用电气公司就仅需要说服原子能委员会只给研究反应堆提供经费就行了。这种有区别的作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使传热系统工程得到海军的充分支持，因为穆马海军上校和舰船局都愿意支持它。到7月25日开会前，海军已经给通用电气公司发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拨二百多万美元的经费供为期两年的继续研究传热系统之用。海军称这项研究为“妖怪工程” [ 注：Project Genin，妖怪工程 ] 。
7月25日，米尔斯将军敦促联合研究与发展委员会所属原子能委员会签署“妖怪”合同和反应堆研究两项工程，这两项工程将由全国原子能委员会提供经费。但他没有援引里科弗对此工程的有力论据。全国原子能委员会是真正关心核动力快速发展的，但是它对支持海军参与的共同工作而使它的努力带上军事色彩持保留态度。对全国原子能委员会来说，更重要的是要避免任何可能进一步分散通用电气公司注意力的行动，以使它能专心致志地在汉福德执行重建钚生产设施这个关键任务。
在此情况下，海军幸运地得到了它要得到的东西。以参加的人员减去一半为条件，全国原子能委员会愿意当年就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反应堆研究支援三万美元。这个限定条件意味着海军在此项工程中只能派两名工程师参加，但毕竟比一个没有要好。
科南特的委员会赞成通用电气公司继续研究下去，这项研究在工程技术进展和建造试验堆的经济情况有保证之前，是开展不了重大试验项目的。舰船局将继续执行它与通用电气公司签订的传热系统合同，只要这项工作不妨碍原子能委员会自己的研究和发展计划。
要说米尔斯和海军反对核潜艇，那可能太过分，但他们还不愿意给发展核潜艇以优先权。米尔斯本人显然还未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而且几乎已肯定，他不想让里科弗来领导海军的核工程。8月，他和沃尔特·威廉斯讨论了这个问题。威廉斯这时已是文职官员，原子能委员会在橡树岭的现场作业指挥。他承认里科弗是一个工作上不易相处的人，但他认为，米尔斯还是应当把里科弗和他的小组留在核潜艇工程里。
请求行动
此时，里科弗和他的小组已快结束他们在原子能委员会主要设施的参观。这次参观于7月中旬自衣阿华州立学院的艾姆斯实验室开始，每到一地他们都竭力搜寻对核反应堆技术有某种知识或看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想听一听对发展动力反应堆赞成或反对的议论，以及这样一种尝试应如何组织？重点是搞研究工程还是实际建造反应堆？他们详细了解了材料的技术要求，商议将要建造的第一个反应堆的选型等。
交谈者的背景不同，他们回答的内容也各种各样，但有三次交谈似乎给他们留下了特别的印象。沃尔特·津恩是芝加哥附近原子能委员会所属阿贡国立实验室主任，可能是美国第一流的反应堆权威。津恩告诉里科弗和他的助手，他赞成搞用水或氦作传热介质的慢中子反应堆。屏蔽问题可单独研究，但是传热介质的选用是设计反应堆的关键。津恩赞成，只要有成功的可能性，就应尽快建造陆上原型堆。
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里科弗小组发现了一位真正的热情支持者，他是放射实验室主任欧内斯特·劳伦斯。十多年来，他的精力和想象力给科学家们留下了印象。劳伦斯提醒这些海军军官，要成功地造出潜艇反应堆，海军必须舍得花大本钱。舰船局为传热系统的研究所花费的二百五十万美元只能算刚刚开始。劳伦斯认为，海军为此工程应愿花一亿美元。在这样努力下，他推测，海军三年后就可拥有反应堆。劳伦斯强调了搞大工程在实践上和心理上的重要作用。为了具有信誉，工程必须大，如果工程确实大，就有可能吸引很多人参加。搞大型工程的话就会有可能使海军与大型工业公司签订合同。劳伦斯赞成建造反应堆比搞研究工程更有价值，而且他极力主张海军的目标首先应该搞陆上原型堆。
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度夏的爱德华·特勒显得劲头更足。象劳伦斯一样，特勒也倾向热心于新想法，并愿意对这些新想法给予直观的评价，至少通过非正式讨论的方式。特勒告诉里科弗，动力反应堆可以很快建成，如果有人努力，两年内就能建成。他极力主张，第一个反应堆的设计应当简单，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可能不经济，但他认为海军需要这样一个反应堆，它的建成将是朝核动力目标迈进一大步。特勒同意这种看法：反应堆涉及到的工程技术问题要多于科学问题，但他担心大多数工程师所受的教育不能适应新方法和新理论。另一方面，科学家往往容易离开主要目标。总的说来，特勒很乐观。他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容易接受这项工程的，并且他也知道联合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常务秘书长劳伦斯·哈夫斯塔德支持立即建造反应堆的想法。里科弗小组发现特勒的想法是令人振奋的，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融洽的。几天以后，特勒给哈夫斯塔德写信说，里科弗小组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海军少不了他们。
在1947年8月27日致米尔斯将军的长篇备忘录中，里科弗扼要地汇报了这次参观的情况。尽管特勒的评述热情洋溢，但是里科弗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整个参观期间接触到的许多科学家中，还未发现一人对进一步发展核动力的问题有明显的兴趣并为之进行工作”。仅海军和陆军航空队具有发展动力反应堆的动机，而飞机反应堆面临的问题看来极其严重，起码当前是这样。会见的人大多数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获得核动力的最快办法是建造反应堆，而不要悠闲自得地在纸上研究这个问题。里科弗热切希望海军派遣更多的年轻人到原子能委员会实验室的核动力工程中去，并极力主张应选几个最有前途的基本的反应堆方案，以进行更具体的研究和实验，他还主张他自己的那个小组应设在舰船局，以便指导海军这个工程项目。
里科弗没有得到米尔斯的答复，一星期以后又写了第二封信。如果米尔斯的沉默表示不同意第一个建议的话，那么里科弗还准备了他认为虽然不满意但切实可行的第二个建议。他建议他的小组应当一部分时间在舰船局工作，一部分时间与原子能委员会一起工作。最后，米尔斯是按此建议办的，只是未完全按里科弗所希望的方式。罗迪斯和迪克被分在舰船局，但不在一个部门，并不再是这一小组的成员了。利比到联系原子能委员会和军事部门的军事联络委员参谋部任职，而邓福德进入了原子能委员会军事应用部。里科弗本人的命运要等到最后才定。小组曾一度听说有命令派里科弗到橡树岭担任负责机密工作的军官，命令下达中间被回收了，但从未接到过此命令。里科弗终于发现自己被任命为米尔斯的助手，做核推进装置方面的参谋工作。现在才清楚，米尔斯已决定不按里科弗的方向搞核潜艇工程，并且米尔斯根据这一决定，把优先发展核推进的任何计划都搁于一旁。
挑战
自从未来的海军作战部长尼米兹将军开始考虑战后海军的需要以来，快有两年了。1945年秋，核推进装置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报纸文章题材，但在后来的几个月当中，这个想法已有了实质性内容。1946年初，核推进装置的可能性引起了总体委员会的注意，尼米兹本人也于1947年1月同意支持发展核潜艇的建议。新的反潜战方法所构成的威胁是向核动力提出的第一个挑战信号。
然而，两年来的计划和讨论证明，不管一种想法怎样正确和易于理解，如果对它确有需要，但是克服不了实现目标所遇到的障碍，那么这种想法是空的。对稀有资源的竞争，保持均衡舰队的普遍要求，以及战后年代重新调整和整编引起的变动，已经使在1945年胜利的光芒下看起来是那么有希望的想法几乎处于窒息。虽然海军身负要职的人士，谁也没有真正反对核推进的想法，但是除了里科弗橡树岭小组的人以外，几乎还没有人把它看成是直接决定海军前途的东西。
广义上讲，争论的焦点不是核推进装置是否应该最优先发展，而是核动力对海军的潜在影响是否比按常规发展更能保证海军的实力。只有将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