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理查德·休利特·美国
弗朗西施·邓肯·美国
出自————《核海军1946-1962年》
出自————《战争通史》
这本书溯其根源，可以追忆到1962年春开始的与海曼·里科弗将军进行的一系列讨论。里科弗将军读完原子能委员会的历史丛书第一卷《新世界》以后，鼓励作者写一部海军核推进计划的历史。他认为，这份研究将首次把美国核技术发展的真正具有意义的方面揭示于世，在他看来《新世界》只不过是这个题目的外壳。虽然《新世界》的作者对里科弗将军建议存在的可能性感到鼓舞，但是，丛书第二卷的工作已经开始，当时再写一本书是不可能了。不过，与将军的讨论在以后一直延续了六年之久，双方的兴趣愈来愈浓。
到了1968年，本书的作者接近完成原子能委员会历史丛书的第二卷《原子屏蔽》。我们的研究加深了我们最初认为对海军工程值得作一认真钻研的想法。我们更为这样一种推测所驱使，即里科弗将军及其助理对反应堆的发展可能已经创造了某种其他人还没有发现的特别有效的方法。假如里科弗确有这样一件“法宝”，那么，何不将其来龙去脉找出来为他人所用呢？
写一部既有实际又有理论价值的历史的机会当然是很诱人的，但是，我们预感到问题不少。首先是确定里科弗的“法宝”就显然有困难。要求设法阐明连里科弗及其助理都不能确定的东西，实在使人踌躇不前。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一份研究在我们看来好象要求把管理方法和工程实践当作重点来写。我们都不是政府部门、管理部门或者工程部门的专家，我们只能把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才能和经验带到这项计划里来。里科弗本人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他感觉到这项任务需要的是通晓几门知识的多面手，而不是专门家。依他的意见，唯一适合担任此项工作的人应是具有特别广泛研究兴趣和经验的社会科学专家。
我们仍然为这些保留所不安，但是，我们现在被写海军核推进计划的历史的想法深深地吸引住了。终于在1968年10月，我们提出以下条件作为同意写书的前提：(1)我们能够完全并且无限制地接触工程的全部记录和参加过工程的一切人员；(2)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书的篇幅、内容和写法；(3)原稿的审查只限于保密安全和述事的准确方面。里科弗将军接受了这些条件，不过补充了他自己的一个条件：我们除了写这本书之外，不能利用接触工程的机会为其他目的服务。
里科弗将军及其助理无论在函件中或者在精神上都遵守了他的协定。这位将军指示其助理和主要承包商开放他们所有与核推进工程有关的卷宗，回答我们提出的全部问题，给我们看我们想要看的一切，安排我们会见我们想要见的任何人。其结果是接触自由，门户敞开，有一种历史学家很少享受到的难得的一些合作。这种开放和自由使我们有机会根据记录核对个人回忆，对比相交锋的意见，以及摆脱围绕工程产生的传说和神话。我们感到存在着一条前后贯穿的线，这条线使我们获得信心，我们正在接近真实情况。不能达到目的的任何失败原因只能归于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具有的局限性，而不是资料来源。
于是，这本书的写作便变成一种有鞭策性的论理分析过程，据此，我们感到信心越来越足，我们可以探索自己研究中的主人公的思想和意图，而用不着担心损害完整性。整个稿件完成之前，将军和他的助理的任何成员都没有看过。当时，果然按他的诺言，只限于在与事实不符的几处作了修改。我们对关于本书的成绩和不足的各种评价都作了分析，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取舍。最后的修改稿，即现在这本书，只代表作者的意见和结论。
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就拿定主意，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的作品将在于做历史分析。就是，我们无意使用政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的分析方法，按条条框框办事我们胜任不了。相反，我们打算充分发挥历史学家的才能，把海军工程的发展作为历史过程来研究。我们试图在原子能委员会、海军、国防部，其它职能部门和国会等较大的范围内来叙述历史事件。因为我们打算这样去写历史，即把选定的事件或者题目表达得比较完整全面，所以我们感到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时间必须尽量往前挪。我们决定采用尽可能早的、曾被截去的历史作为起点，以便能让我们将海军工程的整个面貌(尽管不是最后的)描绘出来。
鉴于这些决定，本书前面的章节采取历史叙事体的形式。从第五章起，我们开始从几乎纯粹的叙事方法转到带分析的研究上来。最后几章，我们选用的一些素材看来可以说明“里科弗方法”对待技术革新所采用的原则。有些当事人会抱怨我们删去了曾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的那些事情。还有些人肯定会要求我们对许多把毕生精力投入这项工程上的一些个人做出适当的评价。我们曾努力尝试顾及这些事，但是，我们感到难办的是要优先照顾到我们的主要目标，这就是确定“里科弗方法”的某些原则。
同样地，有人会抱怨书写到1962年就截止了，这样我们就放掉了评定“里科弗方法”的某些最关键的问题。例如，我们不能反映里科弗与国防部就水面舰艇使用核动力的问题展开的持续争论，和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进行的艰苦争论，以及他如何帮助在决议制订过程中应用系统分析法。我们承认有这些删减，而且还认为对1962年以后的若干年内的事情要做出可靠的历史分析为时尚且太早。仍然在积极工作的包括里科弗及其主要助理在内的主人公太多了，尚处遗留和争论的问题也太多了，为做历史剖析所能提供的启示则太少了。在这些话写下来的时候，里科弗将军仍在负责这一机构，他所创立的核工程继续在成长和发展。但愿我们已经能够从我们自己欣尝的有限的剖析中捕捉住其带本质性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做最后结论的机会留给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
因为本书是由原子能委员会发起的，又因为我们是以政府雇员的身份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所以我们获准不受限制地接触原子能委员会、海军部和海军反应堆部 [ 注：Division of Naval Reactors，海军反应堆部。 ] 的记录。这些记录有许多鉴于国家安全原因还保密，不能公诸于世，但我们能够在本书的文字中把这些记录的实质的东西传达出来。虽然我们认为，我们能够在安全保密的限制之下把主题恰如其分地准确地表达出来，但是这些限制(尽管不是普遍的)对文章有着微妙的重要影响。例如，我们不能根据保密记录从工程细节来介绍核推进技术。此外，特别是第十一章，在讨论核推进对舰队航行的影响时，我们不能把所有存在的问题都谈出来，而这些问题对不受保密限制做工作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很想献给读者的。面对写一部题材保密的现代史的难题，我们除了告诫读者注意存在着内容与实际的脱节之外，别无他策。不过，我们仍持原来的观点，这些脱节无关大局，不损害我们的叙事或者结论的基本完整。
给予我们帮助和鼓励的人实在太多了，不能一一列举，不过我们希望向那些远远超出其专业或者行政职责范围来帮助我们的人逐一致谢。我们特别感谢原子能委员会历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无报酬地服务，乐于阅读及评论原稿的逐个章节，沥尽了心血，历史学家们因为要设法辨明自己的思想常常尝到这种苦头。本书的许多长处是历史顾问委员会努力的结果，我们作者只是担负最后结论和可能出现的谬误的责任的。
我们还要感谢原子能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使我们写的这本书有可能成为该机构历史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原子能委员会委员，还是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理解我们的需要，他们提供了全部需要的记录，并让我们自由地下结论。我们特别要向委员会的主席迪克西·李·雷以及她的前任詹姆斯·施莱辛格和格伦·西博格表示谢意。我们还依靠秘书长伍德福德·麦库尔及其继任者保罗·本德获得了行政支持和照顾。干事长罗伯特·霍林斯沃斯和副干事长约翰·厄尔瓦恩为我们能够受到其人员的慷慨支持提供了保证。
数以百计的人，无论是高级政府官员还是无名的船厂工人和水手，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对工程的印象。不过，我们感到有责任在这里特别列举其中的几位，他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在通常会见中我们所期待的范围，两位前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将军和罗伯特·卡尼将军，以及前海军人事局局长詹姆斯·霍洛韦将军，他们不仅在会见中给予我们大力帮助，而且允许我们使用存放在海军历史局中的个人档案和回忆录。我们还需要向里科弗将军现在和过去的几位高级助理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是威廉·韦格纳、戴维·莱顿、劳顿·盖格、小路易斯·罗迪斯和詹姆斯·邓福德，他们花了简直难以计算的长时间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参加工程的那几年的活动情况。
就自己的工作人员而言，我们无法表示先对哪位致以谢意。研究助理约翰·弗林，在写书计划的开始几年，不但充当文书检定了上百卷记录，而且还凭借其熟悉海军术语和科技专业的特长，对原稿的许多部分做出了贡献。艾丽斯·巴克完成了几项长期的研究计划，帮助我们确定如何处理许多我们的专业和经验不熟悉的课题。我们还幸运地得到了对海军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罗伯特·戴维的几个月的帮助，他帮助我们弄懂了海军机关的复杂关系。罗杰·安德斯在写书计划的最后两年出色地担任了我们的研究助理。贝蒂·怀斯从此我们记得的多得多的草稿中完成了整个原稿的打字工作，并且核对了书的编辑格式和参考文献部分。她还设法挤出时间处理主要的行政事务，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和写作。没有她的熟练技巧和对我们的需要的理解，我们是无法写成这本书的。
历史学家很少分派到象我们面临的写这部书这样富有鞭策性的任务。在一个对技术革新的含义的认识骤然增加的时期，我们享有追索深刻影响我们社会的民用和军用范畴的一门技术发展的特权。我们还获得特殊的方便，能够观察某些正处在发展的技术，并且询问那些指导过工程的人们。在从事本书写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对政府重点计划的技术革新是如何实现的作一分析。至于我们所述是否切题，请读者指教。
理查德·休利特 弗朗西施·邓肯
1973年4月25日于马里兰州日尔曼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