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日益衰落的力量·第三十五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贯穿这部回忆录的主题是，如何运用不同形式的美国力量以保卫和增进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我的回忆所及的年代中，对我国利益的危害和威胁，均有其国内外的根源，要克服它们，乃要求付出巨大的国家资源，包括四次诉诸武力。我们两次参加了为拯救处于生死存亡的政府和政治制度的生存的世界战争，双方不惜一切地利用其资源摧毁敌人制造战争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卷入非军事冲突的“冷战”，但也有两次发展成有限战争。

　　 在详述了这个时期我亲身参与各次历史事件的经历，并叙述了我对此的反应之后，我认为有义务就越南战后的年代中涉及国防以及增进我国利益的问题，提出一些总的看法。我的全部结论是：我们是在面临对内对外政策日益困难和复杂以及我们的力量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进入七十年代的。这些将向我们要求获得世界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

　　 产生这种看法，部分是由于在越南冲突中暴露的软弱性，当我写此书时，这种软弱性仍在发展。此时此刻，如果那些看来对越南冲突的失败深感兴趣的美国人找不到挽救过去年代中取得的代价高昂的成就免于失败的方法，那么尼克松总统的“越南化”政策倒是带来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标的希望。但是，即便是胜利了，我们也不能完全挽回在冲突过程中我们多方面的行为所造成的非英雄形象。我们剧烈的内部分裂，我们的士气沦丧，我们的自我鞭挞和自我抹黑的精神颓废，这一切的记录完全有理由使人严重怀疑在任何未来的危机中人们所期待的我们的表现——认为我们靠不住的看法只要还存在，就将使我们的威信蒙上乌云，削弱我们影响世界事件的能力。

　　 关于越南战争，我提出了许多例子说明，由于偏见和官员们的缺乏经验，由于在运用军事力量时自缚手足，由于我们在外交上没有能够利用军事上的胜利，乃使我们的现成力量处于无用武之地。尽管这些缺点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到纠正，但是，在有证据证明即将作出纠正之前，在估计我们未来实力地位时，还应该谨慎地认为，这些缺点将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对待有限战争的难题上，即，是否断然运用军事力量甘冒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或是否在战争中逐渐增加力量再冒越南战争的风险，还是根本不动用军事力量。这将继续使决策人左右为难。

　　 在越南战后时期，突然出现反对在任何地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涉的趋势，看来这种趋势可能要在全国占上风。历次战争之后出现的反对军事行动的偏见，因为当前日益需要资源以对付国内问题而将得到加剧。在这种气氛下，军事预算和军队规模将趋于削减，那么我们对付国外的闹事捣乱者的能力也将随之而削弱。我们的武装部队不管规模如何，在有新的证据证明如果需要时美国就有意志坚决使用他们之前，看来也只能在促进我国的利益的任务中起有限的作用。要使人们相信这一点，这种证据必须包括下列迹象，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全国一致和有目的的精神，并且已经摆脱了折磨我们的那种病态的过分自我批评。

　　 上述就是我之所以感到在我们面对新的七十年代处于力量江河日下的境地的某些最实际的理由。不幸的是，这个十年可以期待是一个危难日益增加的十年。核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尽管不一定会有哪个国家会愿意冒这种风险。苏联继续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意图：宁愿牺牲人类的舒适以获得凌驾于美国之上的核优势。不论这一优势在这样一场争夺中意味着什么。至于我们这一方，却日益不愿付出必需的巨款以保持现代化的战略力量，虽然我们因国内不团结已造成我们的威慑力量的削弱。

　　 在未来十年中，在各种极为不同的情况下进行有限战争的需要也可能又会出现。我们有许多海外利益，但这些利益在外国掠夺者的面前是易受攻击的。它们包括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我们的武装部队及其基地。我们的任何一个盟国都可能成为目标，一旦受到袭击，就将使我们卷入有限战争。我们还不得不对那些小国发起的小型侵略行动作出反应，他们总是想表现一下，他们是并不畏惧美国巨人的。我们的海外情报工具也会成为攻击目标，如北朝鲜在1968年就袭击了“普韦布洛”号。我们会由于维护和平的任务或由于第三方的战争而转入军事行动。当前的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就说明了这一可能性。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不论愿意与否，我们会面临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有限战争。

　　 正如有限战争的威胁总在我们身边一样，还有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必须作好进行冷战的准备，人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由于中苏集团的分裂，苏俄共产主义的语调缓和了，又由于同北京和解有了新的希望，因而冷战已经过去。任何人对这种乐观的估计有不同的意见，就立即被看成是个决不悔改的冷战战士，他企图恢复已经令人高兴地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不幸，冷战并不是只有俄国人才能肆意进行的一种敌对行动。任何捣乱分子聪明得足以运用恐吓、宣传、欺诈、以及颠覆手法但同时又避免公开的敌对行动以谋求其利益者，冷战战术对他也是有用的。早期冷战的手段已在最近年月中有所提高，现在是花样翻新，甚至可拿它们来反对美国。

　　 1961年，肯尼迪总统认识到民族解放战争是对新兴国家的一种冷战威胁，我却怀疑他以及他的助手们是否预见到这种手段可能会用来反对一个象美国这样先进的国家。但是，这种冷战侵略的中心问题，是对一个国家的力量的源泉——它的领导、结构、经济和国家的统一——起腐蚀作用，而如果敌方的武器能够达到这些目标的话，任何国家都会是脆弱的。林彪在1965年警告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美帝国主义这个巨人也是这样。它是可以分割并可以打败的。”这种分割和击败我们的力量正在发展中，它并不是游击战，而是利用我们自己内部的弱点，加上滥用被人尊敬的民主制度，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持不同政见的自由，等等。

　　 分裂力量得到宣传工具公开的有力支持。正是宣传工具的支持，才能造成一种现在实际上针对政府和社会的一切机构进行诽谤中伤的运动；总统、议会、法院、教会和实业界，均被斥骂为笨蛋、行贿和道德败坏。武装部队和警察则被描绘为残暴、腐败和压迫成性。这种宣传以各种形式和内容反复进行，并很少受到批驳，形成了一种怀疑和冷眼看待事物的气氛，破坏着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的士气。这样的情绪是在说明，我们莫明其妙地被我们的领导人物出卖了。

　　 新闻工具给颠覆国家的活动作了这样的贡献时，并不一定是有意为达成这一后果出力。它们只要遵循某种由来已久的惯例就可获得绝大部分我提到过的那种结果。第一种惯例是按照历来使用的标准去衡量什么具有新闻价值，什么没有新闻价值。经久不衰的看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只有悲剧，刺激和犯罪才是新闻；而那种动人心弦、正当和健康的东西则不是。按照这种标准，极端激进分子对当局的激烈攻击、反战示威，因躲避征兵而逃到瑞典的人员的观点，以及对卡利 [ 译注：美国的陆军中尉，越南战争中，曾在越南南方美莱村虐杀手无寸铁的和平村民。 ] 的审判，等等，才受到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全力注意。另一方面，一名负责官员关于支持越南政策的演讲，数百万军人毫无怨言地尽忠职守，美国政府医治越南战争的创伤，这些都不合乎新闻标准，即使得到报道也仅仅是谈几句而已。

　　 新闻工具的态度又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暴露政府中不肖之徒，使公众不受那些愚蠢的、不诚实的官员们的祸害。这是一项对公众极有影响的工作，它无疑使得第一修正案倡议者的心目中觉得危险已阴森森地逼近。但是，追求揭露不肖之徒，却在战争年代中(如越南战争)产生意外的结果。在这场冲突中，报道者的批评眼光所涉及的，唯独是美国及其盟邦的官员，他们是唯独可以揭露的不肖之徒。虽然那些适于这一题材的共产党一方的人，却住严密的警察国家的保护性掩护下活动。结果，新闻工具在报道战争时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人和南越人应承担一切愚蠢和残暴的责任，我们一方进行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而敌人则应得到具有正确思想的人们的同情。

　　 新闻报道的这种不公正态度，由于共同遵守的惯例——按记者个人偏见作有选择的报道——的不断发展而有所加剧。在这个“一切新闻都可发表”的时代里，曾经被认为是违背职业道德的那种有选择的报道，现在已成为可接受的行为了。无需违反事实真象，即可写出带偏见的新闻报道。只需删掉一部分事实，或是只报道其中一部分，就好象它们构成全部事实，就足够了。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又得到读者或观众本人的加油加醋，这些人总是喜爱从有限的事实中一下子得出总的结论来。

　　 新闻工具还不是削弱我们的唯一力量。我们有一种民族习性，它被那些谋求腐蚀我们国力的人所利用。例如，我们这个民族乐于夸大其词地谈论我们的长处。有时，这种谈论有正当的目的——总的说来，民主国家中的一位领导人如果参加竞选，想获得胜利并需要公众的支持的话，就必须说明他的主张和打算。但是，这种向公众宣传的义务，并不能引伸为可以发表有价值的秘密材料来加强一个论点或捞取政治资本。然而，一些责任在身的官员却乐于此道，从而向敌人供给了材料，而此类材料我们即使花费千金也难以从敌人那里得到。如果苏联人想了解我们战略导弹的规模、部署和性质，他们只需看看我们的公开报纸上发布的官方材料就行了。

　　 还有一种损害我们利益的民族特征，我们这个民族急于求成。稍有耐心的敌人立即能学会如何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只需要等美国人行事就行。不幸，一个大国的重要目标不是那种“胸无信念，心急难耐”的人所能实现的。坚韧不拔依然是谋求世界强国地位的人不可缺少的美德。

　　 面对美国力量的日益衰落、它的力量源泉不断被消耗殆尽这一事实，难道在这种不幸的灾难之前我们就会束手无策吗？有些缺点肯定是可以纠正的，如果立即动手是有药方的。

　　 第一步是应认识到针对我们力量源泉的新的冷战术，是对我国安全的巨大威胁。进攻的形式，就其武器说来——宣传，颠覆、少数人夺权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它的威胁所产生的危险却是新的，因为国内革命运动力量不断增长，胆子越来越大，加以报纸、电视对公众的批评见解所产生的思想麻醉作用不断加强。这种威胁冲击着国家力量的根基，特别是冲击着我国的团结一致，没有这种团结一致我们就成为一切敌人——大的和小的，国外的和国内的——易于攻击的对象。为了对付这种威胁，我们需要有一个保证国家安全的新概念，它足以保证我们采取的防御措施能对付这一形式的颠覆活动。保卫我国的团结肯定需要作出巨大努力，而这种努力至少要同我们过去在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保卫我们的海岸线和空间免遭外国敌人的公开侵略时作出的那种努力旗鼓相当。

　　 在运用我们的力量方面，如何增进政府的效率，我对此是相当乐观的。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肯定可以找到更多的途径来下达我们的最后决心，从而避免过早地承担事后难以脱身的义务。我在前数章中提出来的方案，就是要从四个方面来检验我们的国家利益的真实性：从胜利中可能得到收益，为获得这一胜利可能付出的代价，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因失败而可能付出的额外代价。获胜的代价必须考虑到两者：消灭敌人抵抗所付出的代价和由于政府的内部摩擦和浪费而造成的力量损失。在开始一段之后，失败的代价中应包括诸如威信的丧失，我们失败给盟国带来的损失，不体面的失败在国内的影响。失败的可能性不但取决于任务本身的困难程度，而且取决于有效的资源是否充足，取决于获得并保持公众支持的可靠程度。尽管这些检验我们国家利益的方法还包含着许多未知数，例如敌人和盟国在未来将如何行动，但它还是解决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合理途径。这一方法如确实有效，那就有可能在选择新政策时避免出现重大的错误，而且还可以找到满意的方法去重新评价可能认为已经过时的老政策。这样我们就能在力量衰落时期解决一个问题，即确保我们用有限的资源，获得真正的和具有持续性的价值。

　　 让我用这一推理方法进行分析来回答争论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当前的越南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虽然在1971年中期，最后结局仍然未定，但敌人军事活动的下降、美军的稳步减少，这就使我们有强烈的理由相信，我们至少处于军事对抗的最后阶段。充分可靠的材料使我们现在能公正地估量当前越南政策的得失。既然我们还不能肯定结局如何，是胜还是败，我们应按两者来评价我们的政策。

　　 在这场斗争中，什么算是胜利、什么算是失败？它肯定不是什么亚波马托克斯战役或滑铁卢之战，任何一方赢得古典的军事胜利的概念跟越南战争毫无相关之处。我认为我们的胜利是要能完成我们一开始就想做到的事，即保证越南能选择自己的政府，不受共产党通过武力强加的统治。河内的胜利则相反，能够强加这种统治，或者至少达到胜利前的局面，然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保证实现共产党的统治。我主张用这种定义来考虑这一事件中的得失：首先，越南战争以胜利而结束；其次，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离开越南，那我们就表明了对一个盟友的忠诚，而我们对它是承担了由条约及政府保证承担的义务的。这样做，我们就能消除共产主义对其邻国进一步侵略的威胁。我们将戳穿其战无不胜的神话，而共产主义的世界领导是以此神话来吹嘘民族解放战争的。我们将可以避免因失败而需要付出的很高代价。最后，在冲突中，我们也对自身有了较好理解，了解到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能力的限度。为了获得智慧，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道路，但是，胜利的后果必将提供一种有利的气氛从而检讨得到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并纠正我们以往的错误，哪怕是部分也好，我们就能更好地作好对付未来挑战的准备。

　　 为获得胜利而蒙受的损失，因为有赖于时间和结果的条件，所以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损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当前牺牲的生命和付出的资源代价。由于国内分歧的暴露已经使国外对我们是否可靠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将一直存在，只有通过事实，证明我们在越南战争之后，在行动上有所改正时才能被消除。即使获得了胜利，但我们遏制战争的能力仍将受到限制，除非我们能使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已经重新获得了有目的的国家平衡和统一意志。

　　 胜利的得失如此之大，如果我们接受失败，得失又可能是什么样呢？收益必然是少而又少。但是，我们至少对那些在过去坚持的崇高原则——抵抗侵略、自决权、信守美国的诺言——作了考验。对耗资巨大但徒劳无益的努力，肯定会有人说几句好话。我们也会从胜利中获得的更多的自知之明中得到好处，尽管继失败而来的战后气氛不可能使我们对错误作出冷静的分析。失败的代价必然包括：为谋求胜利而受到的沉重损失和由于失败而引出的后果——敌人对南越的报复，老挝、柬埔寨和泰国面临的危险，怀疑美国是否值得信任，我们的武装部队维护和平的作用的消失。对我们力量的源泉的损害，特别是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武装部队以及我们国家团结的损害，即使在某些方面还不是不可弥补的，但也将是严重的。

　　 如果可以用数字表达这些得失，我们就能结算这笔账目，从而肯定，是为了争取胜利而愿付出额外的代价，还是不作进一步努力就此接受失败，究竟哪笔账才符合国家利益。不幸，不可能对诸如人的伤亡、国际声誉，以及国家团结进行数字统计和计算，因此，最后我们还得象我们的决策人那样，大部分取决于人对行动方针是赞成还是反对的判断。就我个人说来，我期望在胜利中可能得到的利益大大超过胜利中预料要受到的损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要取得一致并不特别重要，因为到现在为止，失败遭受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致胜利中损益之间的纯差就无足轻重了。无论人们对过去不同时期的越南政策有过何种想法，今日的失败将构成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灾难，假如能够避免，无论如何也不应接受这一失败。幸好，它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之所以无能，过去和现在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自缚手足所致。我们本来完全有力量在这场冲突中赢得体面的、胜利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必将弥补我们已往的许多软弱无能和怯懦的表现。

　　 确定我们国家利益的较好方法是，必须善于把政府各个部门的不同力量统一起来。上一章对此一问题已作了详述，我只是重申我深信必须继续努力的重要性，重申我怀疑尼克松政府以组织调整来改正过去显示的缺点是否合适。组织调整似乎只强调要及时订出计划，要研究为总统提供可供选择的政策。两者都是统一各部门力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不是为了纠正我们最大的弱点。过去常是这样，我们的失败绝大部分是由于没有给政府各部门分配明确的任务去完成总统作出的决定，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制度来检查其进展及执行情况。

　　 工作程序上的改进还应尽可能地解决国内外事务中哪一方应优先获得国家资源的问题。越南战争的需要以及其他各项开支诸如空间探索、弹道导弹的保护、超音速运输机等的需要、等等，究竟哪一项应优先解决的问题，已经激起全国范围的辩论。当国内的需要成为较尖锐的问题时，上述争论就会更加尖锐。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已从组织上明确解决，比国内问题更加优先。虽然有关国家安全的工作程序还不完整，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组织有它的法律根据，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讲坛。还没有与之相当的机构来处理国内的重要问题。这一空缺引起了如下没完没了的埋怨：即国内政策同对外政策及安全政策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我提出商讨的有关方法的一些措施，旨在使有效的资源产生较大的有效力量。但是，还应尽可能运用这力量获取更大的优势，特别是运用军事力量；在越南冲突中，军事力量令人失望地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本问题是，保证总统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必须拥有进行或威胁要进行一场有限战争的选择。越南的试验曾使得这一选择变得前途未卜了。

　　 在前一章中，我们让任何一位希望把军事力量作为推行政策工具的总统面对三个难题：如果他断然使用军事力量时，他缩手缩脚，则会出现又一次越南事件；如果他仅仅依赖非军事力量的实力方式，则会损害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要摆脱这种困境，首先是总统本人的问题。他应临危不惧，同时又不冒险行事。未来的总统们可以从肯尼迪总统身上学到好处，他在对付赫鲁晓夫向古巴运送导弹时，并未因害怕逐步升级而胆小怕事；他尽其所能控制了各种风险，完成了使导弹撤走的工作。在地理位置上，他比敌人占优势；所从事的事业是明确而且又至关重要的，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还坚信，他用于威慑的核力量足以应付裕如。最后，他懂得如何运用这些长处。

　　 要避免在未来出现类似越南的棘手局面，最重要的是选择目标。为了获得普遍的主动支持，选择的目标必须清楚地提供这样的前景，即可以用能够容忍的代价，使国家获得重大的好处，从而被证实是可靠的国家利益。一位总统对他的目标的正确性确具信心，他就能向人民直截了当而不是拐弯抹角地要求人民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而无需作出那种“大炮还是黄油”的许诺。如果确信他的目标必须诉诸武力，那么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总统必须在两个问题上确有把握：一、他必须充分肯定，在战争期间他不仅能得到而且能保持人民的支持；二、为了避免一场持久战，他必须确定武装部队能够执行在国民力量尚未衰竭之前速决战争的战略。为了做到第一点，他必须全面发挥他作为领导人的全部才智，保证做到理解目标的性质与重要性，并预见到由于要承担起有限战争的不平衡的负担而肯定会出现的不满。为了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他应有决心拿出丰富的资源，允许他所物色的最能干的司令官们有广泛的行动自由。

　　 我认为，他最好在开始时争取宣战，如国会通过，宣战将使他所采取的行动方针获得使公众拥护的无可置辩的依据。宣战还会有其他好处。我们美国人习惯于把战争环境想象成为一种与和平全然不同的情况。在战争中我们可以期望人们作出不愉快的牺牲，认识到需要我们自己遵循比正常情况下要求更高的行动准则。约翰逊总统希望《东京湾决议》能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对美国人说来，这一决议却不等于宣战。我相信，宣战会产生远为重大的影响，会制止我们国内帮助敌人和拖延战争的活动。

　　 某种形式的国民服役，会有助于总统扩大公众参加支持有限战争的工作。如果领导得体，它可以象和平时期那样起统一作用。国民服役可以为国内福利事业——预防污染、清除贫民窟、廉价房租、保存自然资源——提供人力，而征募机构(它的军事组成部分)则为武装部队提供兵源。非军事活动可为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提供有用的工作，在越南战争末期，拒绝服役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在某些国民服役中不实施大学生缓役制度，就可以早点使青年人参加共同的努力。这样一种普遍义务，可以减少越南战争期间在绝大多数大学校园中由于认为征兵不公平而引起的骚乱。

　　 在谋求一种能保证短期内获胜的军事战略时，一位明智的总统要预先考虑到，应不断投入后备军事力量，逐步增加兵力以压倒敌人。他绝不应把有限战争看作是一场只能投入最小限度的力量，用最小限度的武力谨小慎微地获得有限结果的战争。有限战争特有的概念是，将目标限定在仅次于全部摧毁敌人，但并不意味着只投入有限的资源和只采用有限制的战术。投入资源的大小及其在战争中如何运用，只能服从于速胜的需要。

　　 采用的军事战略，要在最短时间内起作用，应强调出敌不意，机动性以及在决定性时刻投入大规模力量——这是速胜的历史公式。同样，历史上有大量的材料说明逐渐演进和有意缓和暴力的失败例证。战争伤亡更多地出于暴露在敌人行动下的时间长短，而不决定于在决定性的战场上战斗的激烈程度。拖延战争只会增加付出生命、财产和全民意志的代价，而缩短战争则减少其代价。这就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对敌作战时手下留情的国王，对其臣民是最残酷无情的。”一位总统在谋划有限战争时应反复思考这句话。

　　 虽然我认为要把有限战争当作一种政策执行，确有许多困难，但必须强调，必须随时准备好进行有限战争。首先，我们的准备对捣乱者会产生某种威胁作用，这种作用总是随着美国人性格中出现的坚强或软弱而时起时落。其次，不管我们是否有机会进行选择，敌人也会把有限战争强加于我们。再者，一阵全国性歇斯底里的浪潮会把我们卷进一种使我们不得不运用有限力量进行战争的局面，不管它是否符合真正的国家利益。历史表明，我们民族是一种轻率易变的民族，虽然我们不会再提出“记住缅因号军舰”的口号，但是，有可能发出“拯救以色列”、“使比夫拉自由”、“严惩南非”的口号。

　　 民主国家是否有能力出于求生存以外的其他理由进行战争，这种考虑对一些读者可能是刺激的。他们认为有这种考虑的人是想维持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一切正直的人均应争取制止把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我被谴责为鼓吹“灵活反应”军事战略，这一战略为肯尼迪采用后，结果是在越南投入大量部队。因此，据认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战争负责。我还听到国会反对给武装部队提供快速舰艇和运输机的论据，说什么快速运输能力会鼓励在海外进行军事干涉。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就可以约束一位鲁莽的总统不致轻率地参与军事冒险行动。

　　 的确，一个政府如果它不具备采取行动的手段，就不会采取行动。不过，麻烦的是，进行越南式干涉行动所需要的军队，同保卫以色列的存在、保持地中海的均势、确保西柏林的通道、以及在联合国名义下参与保卫和平的行动等等所需要的部队相似，即使不是完全一样。这支军队还要在国内支持警察力量，为保卫宪法和实施宪法的机构提供最大的安全保证。如果我们由于对越南政策的不满，而急剧地缩减我们进行有限战争的军队，我们将被迫在许多领域中束手无策，而我们大多数公民，包括对越南战争进行批评的人，也希望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而不是通过外交上的抗议来保卫我们的重大利益。

　　 事实上，如果没有进行有限战争的选择和进行有限战争的力量，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保卫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只依靠非军事手段，历史表明，过去我们就从来没有靠它干出点名堂来。我们外事部门的成员出色地完成了他们在国外的传统任务，精练和准确地向华盛顿报告世界局势。这类职能尽管是重要的，但并不要求也难得培养一些官员，使他们能面对顽强、训练有素的对手坚持己见和独当一面。我们的外交人员由于他们的气质和所接受的训练，很少有人是有经验的行政官员，希望他们有所改变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但在和平时期运用经济力量支持外交活动方面，却成就有限。美元外交一词已经跟炮舰外交一样臭名远扬了。经济力量的工具是多种多样的，其他国家已有效地用此来支持它们的外交政策——贷款、馈赠、经援、关税，补贴、抵制以及其他等等——但我们却未能得心应手地用以获得国际上的利益。首先，它们的使用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出乎意料的副作用，或者引起国外的报复，从而激起公众和议会的制裁怒潮。总之，充分发挥我们经济武器的作用，一般只限于在战时使用，而在和平时期，对它的使用却极为吝啬。

　　 如果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象敌人那样运用宣传作为外交的辅助手段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已往的工作并不令人鼓舞。宣传象强权政治一样，在美国词汇上是不中听的一词，作为一种众所周知的形式，它因袭了广告术的许多手段，而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不管有何理由，宣传工作人员并没有得到多少鼓励，而且我应当承认，要他们积极地向国外宣传美国的政治立场，他们也未表现出什么值得人鼓励的才华。就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由于害怕美国宣传的反作用而曾经停止对美国的不友好行动。

　　 关于可能用来对付未来威胁的那些非军事手段的简短分析使我确信，如果不支持打一场有限战争的选择，这些非军事手段将是不够的。在国际辩论中，有时应该准备一根大棒，以确保美国的声音会有人听。历史上不愉快的事实是，非暴力手段并未能长期解除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恐惧、贪欲、意识形态狂热——这些都是导致国际上动武的动力。外交家、财政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公众舆论的操纵者，他们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援，并不足以获胜。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无论越南的经验如何使人丧气，对总统来说最重要的是应保持有限战争的选择。

　　 我们是否有能力制止我们的有效的国力的衰落，尽管采取了补救行动，这一怀疑依然存在。但这种怀疑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要求，要求我们对将来的目标和计划进行检查，看看它们是否同我们可能拥有的支持力量相符合。我所知道的良方对在未来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尼克松主义)，虽然表达出我们要在国外，特别是要在亚洲保持低姿态，同时还要削减军事开支，但是它无意在减少手段的情况下减少我们的正式义务。这一用语，暗中包含着一种不安情绪，即我们进入了越南战争后要用低姿态的手段保持高姿态的义务的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预示着将要产生麻烦。我们来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敌人德、意、日的情况是有益的，它们都由于没有足够的手段来作为它们的野心的支柱，因而吃了苦头。另外，我们还有英国的例子可作借鉴，他们战后的领导人在英国力量衰落时，明智地作出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外交政策的调整。如果象我相信的那样，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力不从心、眼高手低的国家，那么，现在是承认事实(尽管对国家的自尊心来说是不愉快的)和作出调整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虽然我们可能拥有的力量，从绝对意义上看来是在下降，不过，最终起支配作用的，还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潜在敌人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国际竞争中起作用的是纯差距，而且许多重要的可变因素将影响这一纯差距。当我们正力图纠正我们的缺点并加强我们的有效国力的同时，我们当前的和潜在的敌人会怎样行动呢？此时此刻，苏联保证它的核军备的加强(目前正同我们的核军备旗鼓相当或已超过我们)，正一心实现它新的扩张主义。苏联显然渴望成为一个能在地中海向美国挑战，在中东威胁欧洲的石油储备，在任何海洋显示俄罗斯军旗的环球霸王。这种咄咄逼人之势，既可解释为由于力量增长而产生的新的自信，又可解释为不明智地分散使用资源，而这些力量本来是需要用来对付持敌意的中国、不满的卫星国、以及苏联国内的动乱的。

　　 如果我们的主要冷战对手可能没有量入为出，而我们的某些盟国，特别是西欧和日本都积累了资源储备，这些可用来支持达到尚未明确的目的。这些国家如何决定运用它们的力量来实现最后选定的对外目标，将对均势产生强有力的影响，特别是如果到那时，目前居领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在毫无所获的角逐中均已精疲力尽了。

　　 因此，未来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而取决于其他国家将如何行动。它们是否会参加核军备竞赛、或是为了今后捞到更大的好处而节约资源呢？在我们被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被它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弄得无法支撑时，它们会增加生产能力吗？在我们由于派别而分崩离析，因犯罪而畏惧不已时，它们国内能和谐一致吗？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因漫无目标而痛苦挣扎，因自相残杀而精疲力尽时，它们能否明智地选择自己的目标而始终不渝地去实现这些目标吗？在七十年代，当美国的绝对力量下降时，这些问题对于决定国际关系的均势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国际上的挑战正日益与国内的挑战交织在一起，直到这两者实际上成为难分难解的时候为止。这两方面产生的威胁都是针对着国家力量的同一源泉的；而国家力量的源泉又为国家安全和国内福利两方面提供实力。我相信，我们显然不可能在国外获胜而在国内失败，或是在国内成功而在国外受挫。为了朝着我们实现国家安全和福利的目标前进，我们应该万众一心，统一国力，在国内外战线上并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