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教训·第三十四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不论人们对我们这些年来的越南政策是明智还是愚蠢持何种态度，人们将不难于同意，这是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以获致适当的客观看法后是值得细致研究和回顾的。它所具有的丰富资料，涉及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界事件的发展并使国际局势变得有利于我们的利益的能力和限度。它说明领导一个意志坚强的民主国家的困难，这个国家为一项人们不易理解的复杂的事业作出持久而又不成功的努力后，对纪律感到厌烦，对政府抱有反感。

　　 但作这样一项研究并不容易。为了得到最大的收获，它应由制定越南政策的有关主要决策人参加，但又难以使他们参加，特别是由于承认有教训存在就等于承认作过错误的决定。即使在同意研究某些教训后，也难以对有关事实取得一致看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其后果如何？怎样才能在未来免蹈覆辙？对这些问题要作出结论，甚至会出现更多的争吵。

　　 不管这件事有多么危险，我还是不揣冒昧，挑出了使我感到值得事后评议的越南经验的某些方面。为了适应现在的目的，我将略去那些带特殊性质和专业性质的东西，而集中谈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

　　 第一个符合这一精神的明显的越南教训是，完成一项国外义务必须支付的高额代价。我们的越南义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一苏集团外围的一些国家承担的义务之一。除欧洲外，总的说来，这些义务是同某些由于普遍害怕共产党的扩张主义而同我们联合的小国家有关的，他们除了沿铁幕和竹幕边沿友好地提供前哨基地外，在共同事业中很少能作出什么贡献。绝大多数国家有一个脆弱的政府和未经考验就常常更换的领导班子。虽然朝鲜战争已经向我们表明在这种条件下要完成我们的义务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但那个经验并未使我们对承担越南义务得付出如此惊人的高昂代价有所准备。

　　 对越南的义务所付出的代价出人意料，几乎难以拿出来进行公开辩论。到1971年中期，已在战斗中付出四万五千多名美国人的生命，耗费了一千亿美元。越南付出的代价，尽管不能准确计算，相对说来，更大大超过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最后，我们还因这场战争付出了国内分裂、解决其他国内外的迫切问题丧失行动自由、在世界大家庭中暴露了我们内部的软弱等代价。

　　 我们是怎样陷入这样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中去的呢？是谁应对这种错误估计负责？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一失误的呢？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学家提出的很有份量的问题。但我知道，迄今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虽然我可以提供部分的答案。首先，就所承担的义务性质来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约翰逊三位总统决不可能及时掌握全部必须掌握的情况，以便准确地估计越南盟友或是敌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朝鲜战争中我们美国人已表现出某种令人警惕的倾向，但我们华盛顿的领导人未能预见到各主要阶层的美国人民在他们感到越南政策已经失败之后的反应。对一些有关的重要问题犹豫不决或缺乏预见性，于是在必须作出新的决定时，对于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应付出的代价无法作出任何合理的有价值的估计。此外，在我们更深地卷入并经过试验又归于失败的时候，也很少想到我们如果经过试验后失败所必须付出的额外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失败而付出的代价也在增加。

　　 这样一种解释似乎可以断定，我们的决策人由于缺少足够的情报而使国家采取这种灾难性的行动。但是，对他们公正一点说，人们应该认识到，在作出一项决定之前，通常应掌握绝大部分的必需的情报。在1961年我们访问越南之后，罗斯托和我已告诫肯尼迪总统，在那之前，我们政府获得的有关越南的大部分情报是不够充分也不准确的。不过，我们敦促他批准我们的下列建议：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坚持我们在东南亚的目标——一个独立的不受侵犯的南越，就得增加美国的援助。在这期间，我们建议，还要改进我们在越南的情报工作。我们认为，堪以告慰的是，吴庭艳当时对付越共威胁的全盘工作做得确实不错，他的政府完全可以使用我们给予的额外援助。我们不明白的是，1963年怎么会出现由美国支持的政变把吴庭艳推翻，随之又打开了吴庭艳的政治性的潘朵拉盒子，放出了被他禁锢在盒子中的制造政治动乱的妖魔。这些力量获得行动自由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们把南越搅得四分五裂，并向我们制造了一系列迥然不同的政治问题。但是，在1961年，肯尼迪却不能等待两年让事态把这些弱点暴露出来。他不得不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而行动，否则就得让河内在1959年发动的民族解放战争获胜。

　　 约翰逊总统在作出将美国空中与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重要，决定之前，同样需要及时获得关于北越的情报。1965年，我们对河内领袖们的情况除胡志明和武元甲将军外，了解得很少，而且实际上也不了解他们个人的以及集体的意图。不过，我们倾向于假定他们会采取象十年前北朝鲜人和红色中国人那样的行径：即在进行一桩赔钱买卖而付出的代价又过高时，他们会谋求同我们达成一项妥协。相反，北越人在忍受伤亡方面显示出惊人的顽强。据西方估计，他们受到的损失大大超过了他们所想要赢得的赌注。我们也没有及时预见到美国国内战争反对者的行径会鼓励敌人拖延战争。

　　 我们在估计两个越南可能采取的行动时缺乏预见性，我们为此感到遗憾。更难原谅的是，我们没有能够预见到国内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盟友和国外敌人的了解，虽然一开始就有缺陷，但同我们估计国内已经出现的反应相比，情况还要好得多。1964年，国会接近于一致地通过的《东京湾决议》，似乎表明我们的政策得到广泛的支持，可以解除对国内的焦虑。直到1967年，约翰逊总统以及他的顾问们才对反战活动的发展以及政府同公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感到十分不安。总之，我们没有做到哲学家“要有自知之明”的至理名言，由于这一失败，我们只好为国家的分裂付出昂贵的代价。

　　 与履行国外义务付出高额代价紧密相关的是它的后果，一旦开始履行这一义务，遇到失败时还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因失败而应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赢得胜利所需付出的开支。越南的情况是，如果除了为获得胜利而造成的生命牺牲、数十亿美元的开支、在国内暴力手段对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影响以外，一旦我们遭到失败，则附加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它包括：胜利的敌人会对我们从前的越南朋友进行报复，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则将面临共产党的进一步侵略，助长了民族解放战争在其他地区进一步施展。在国内，这种不光彩的失败，在一旦认识到大部分是自己招来的之后，将加深国内的分裂，形成人们不可阻挡地会要求惩罚那些被认为应对灾难负责的替罪羊。在国外还要付出另外的代价——盟友对美国信任的下降，因而损害我们武装部队对战争的威慑力量，特别是核战争的能力。这种威慑力量取决于对我们的坚信不疑——相信我们的领袖和人民甘冒战争的风险，甚至我们在劫后幸存也还要援助遭受进攻的盟友。由于自我鞭挞而在越南形成的失败，使我们的亚洲盟友毁灭，将在一切地方引起可以理解的疑虑，美国在更大的危机中是否足以信赖。

　　 第三个越南教训是，在斗争过程中，对使用我国的力量施加的许多限制和妨碍。当人们考虑到为实现我们的越南政策而投入的巨大资源时，从中产生的有效力量看来却相对地小而又小。

　　 这一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不能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国力正是美国制度造成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事实可证明这一假设：在一次危机中，我们能找到有经验的意志坚强的司机来驾驶这部政权列车，他能够使机车发出最大的功率。经验却说明了相反的情况。首先，我们的政治制度本身就相当肯定地表明，每八年中有一至两年，操纵台上的司机要换上一批人，其中大多数对新政府都是没有经验的新手，按照美国的政治传统，前政权的关键人物都得换掉。不论这些新人如何能干，他们第一次坐在办公桌边，对世界上最复杂的事务，他们是一些新手，甚至不熟悉和他们一样没有经验的同事们的电话号码。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见习期间，力争不作重要决定，但是危机并不会因此而对他们客气。任何新的政府，都会由于错误的估计而对灾难措手不及，肯尼迪的官员们在猪湾事件时期处理问题正是这样的。

　　 不仅领导人是未经锻炼的新手，而且他们还可能是胆小怕事的。许多美国人生来就有偏见，反对预谋使用权力来行使强权政治，而强权政治跟秘密外交和秘密情报一样，被认为违背了民主制度的美德。这种偏见强烈地反对诉诸军事行动；这种抵触情绪，导致对军队是否可作为推行政策的有效工具产生怀疑。在越南战争期间，说什么使用军事力量、特别是使用轰炸只会使敌人更加顽强、更加决心抵抗，而不会使他们屈服，这个论点并不是不常见的。不幸，河内和越共并不能领悟暴力所产生的副作用，而是用各种暴力形式进攻我们，然而我们对此却毫无同感。

　　 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偏见，助长了对我们使用军事力量的种种限制。对此，将可以进行长期的辩论，而且在我们评价越南的任何经验时，都应特别予以注意。在这场冲突中，由于对可能发生一场核战争胆战心惊，害怕引起过分的反应，加强了因袭下来的厌恶使用军事力量(除直接用于自卫外)的情绪。朝鲜战争的经验，以及那些受人尊敬的军事领导人关于反对在亚洲大陆进行地面战争的至理名言，增强了反对美国军事卷入的情绪。肯尼迪总统成功地以缓慢的军事行动处理导弹危机，又证实了那些希望在越南以缓慢速度使用我们军事力量的官员们的观点。甚至在约翰逊总统决定除派遣美国作战部队外别无其他方法避免失败之后，也还是采用一种逐步发展的战略，慢慢加强其激烈程度，一点一点地投入军事力量。

　　 这种不采取过分行动的逐步发展主张，还有某种理论根据：有理智的战争的目的是瓦解敌人的意志，使他们认清我们的目的以调整他们的行动，而不必消灭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向敌人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强烈地刺激他们的领导人坚持到底，我们不希望在越南重复这一错误。相反，我们想要胡志明和他的顾问们在遭到全国性毁灭之前，有时间进行考虑，希望他们出于自身利害，能够改弦易辙、谋求和平的妥协。因此，在轰炸北越时，我们把空袭限制在低密集度上，并对目标作了类别和地点的限制。在地面作战方面，虽然经验也说明必须派出增援部队，我们还是故意缓慢地增加兵力。整个目的是要使用有限的力量，以有限的手段获取有限的结果。

　　 虽然这种谨慎地控制武力行动在开始时还有一定的道理，但结果以它自身不能达到目的而告终，本来是要限制战争的扩大，但结果却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了扩大战争的危险。限制使用我们的空中力量，使敌人认为我们缺乏信心。反复暂停轰炸本来是要让河内有机会向我们作出一点什么表示；但敌人却把它看成是表明我们的领导人本身就是犹疑不决，面对国内外压力不可能再继续轰炸下去。所以逐步发展战略助长了敌人的毅力，直到1968年，随着美国坚持轰炸的意志瓦解，敌人的希望也得以实现。这充分说明，胡志明了解美国人的程度更甚于美国人对自己的了解。

　　 如果说，逐步发展违反了使敌人妥协的政治目的，敌人也违反了以突然和大规模行动为手段、用最小损失获得迅速胜利的军事原则。我们的飞行员被要求一再穿过不断增强的敌人防空力量反复袭击某些目标；但这些目标是由于过去故意没有用足够的飞机进行袭击而未能一次摧毁的。从战略的战术运用来看，这种逐步使用有限武力的原则，是方向性错误——它谬误地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对于一名士兵或一名飞行员来说，在武装敌人面前，任何战斗行动都关系到全局，因为他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人，哪怕是总统，从道德上说来都无权把一名土兵放到战场上、或者在敌对的空中执行任务，而又限制他不得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求得生存。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逐步发展只有助于拖长战争、拉长时间，不仅使更多的士兵丧命，而且使国民的耐心消磨殆尽；反战运动获得势头；敌对宣传在国内外扩大影响。

　　 如果这些就是逐步发展的后果，那么从这一经验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我所看到的教训来说，我们未来的领导人将面临一个难题：未来的总统们在迫不得已必须运用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利益时，有限战争的途径是否仍然继续可行。一位总统是应该迅速果断地运用军事力量并承担国际上的后果呢？还是应该作试探地逐步发展并甘冒越南战争模式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风险呢？两者都不是什么吸引人的选择方案。但其他的办法就只有袖手旁观，其前途乃是逐步损失我们的利益。越南的教训是，必须承认，我们在卷入有限战争时踌躇不前，在决定采取措施之前，又尽量小心翼翼而不去改变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不利于我们在越南获得军事胜利的因素。

　　 同有限战争这一难题紧密相关的是，应要求我们更多地注意国内民心对制订和指导我们对外政策的反应。在越南的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倾向和弱点，但我们以前从未知道它们的存在，或者我们也不想承认这些倾向和弱点就是：社会集团中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形形色色的极左分子与极右分子的出现，对我们的制度和我们固有的爱国主义信念及要旨的蔑视不断增长，对美国及其成就的自豪感的丧失，当前途变得艰险而使国家处于危机时刻、无耻的失败主义的出现，等等。我可以举出自肯尼迪总统死后人们的情绪和举止的许多诸如此类的变化，或者至少可以看出这类变化的迹象来。绝大部分情绪变化可以归因于肯尼迪总统死后的情绪消沉。由于他的领导激发起来的希望消失了，因而要求实现从前的国家目标的力量也逐步消逝了，并且取代那些目标以便有目的地使举国一致的新事物没有出现。这方面的真空状态在外交政策中特别引人注目，而且为遏制共产主义而提出的陈旧口号和“杜鲁门主义”的原则已经不再足以团结公众采取行动并甘愿牺牲来支持外交政策。同样可以说，在国内生活方面，光荣的原则，诸如：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法律面前的平等，道德的增进，尊重多数的准则等等，失去了生命力。美国这个大熔炉似乎不再能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中的离异分子融合在一起，反而促使他们凝聚成集团，近似多极的世界体系衍生扩散的各种力量中心。

　　 这些新因素增加了困难，也是约翰逊总统在重整旗鼓以维持他的越南政策，以及为了获得并保持必需的支持以求得胜利时所遇到的困难。即使在极为有利的情况下，这项越南政策因处于官员、学者和宣传机构所作的互相矛盾的解释中，看来是一种难以说明白的政策。即使各种说法都是公正无私和严格不苟的，但也难于使公众避免混乱。在越南有四十四个省，一个省的局势与邻省的又大不相同。即便有两名可信赖的、有良心的观察员处在各自的省份中，也会提出完全相互矛盾的报告，而且两者都是正确的。但不论原因如何，我们绝大多数人民也绝不会理解越南政策的含意及其重要性，即使他们不去理会那些混乱的报道，并继续支持这项政策，那也只是出于对一位深深陷入困境的总统的忠诚，而不是出于相信这一事业的固有的正义性。

　　 公众对约翰逊总统的支持的逐渐衰退，应该提醒任何未来的总统，在决心领导美国人民进行另一次象越南那样的干涉行动时，他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在向前冲之前，他最好能肯定他的军队会跟着他前进。他应该肯定，他所不能放弃的事业是具有明确的、不容置疑的重要性的，可以用简洁的话说清的。他应确定，在全国耐心的一定限度内，在短时期内准能达到目的的。如果他要求使用军队，他应充分听取意见，在自己负起责任来之前，最好获得国会批准，然后寻求一项宣布战争状态或是宣布处于紧张状态的宣言，以便能使用行政命令平息未来对战争的批评。为了免遭敌对的公众反应的攻击，他的军事目的应是毋需大量征募新兵和后备役即可实现的。尽管情况可能使他不得已偏离这些轨道，但他还应知道，他这样做时是参照越南的教训的。

　　 在这些告诫中有一点不能忽略，即我们政府同越南谈判时表现出来的笨拙无能。我们从在板门店吵来吵去，毫无所获的两年中，本应懂得从共产党谈判者那里期望得的只是拖延，恐吓、宣传、以及回避实质性的讨论。在朝鲜停战后，主要参与谈判的人乔伊海军上将，就此问题写了一本极好的书。这本书应该要求我们去巴黎的代表团的每一名成员读一读。在他们动身之前，他们本应向那些曾经同共产党有过谈判经验的高级官员请教谈判手腕。运用这些手腕，他们就会有所准备以对付他们将在巴黎遇到的重要问题，他们就能使用各种不同手段去处理这些问题。不幸，我遇到的文职官员很少有人相信需要作这种全面的准备，但我们过去谈判的结果至少部分是由于我们如此轻视准备工作的倾向所引起的。

　　 在越南谈判中，我们的错误始于1965年。那时，约翰逊总统决心在谋求和平中，施展他使用武力迫使敌人较好地就范的同等魄力。随后几年的谈判，不过是塞满了美国和第三方的动议，先是使有关的各方会晤，然后才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商讨。虽然我们孜孜不倦地以令人赞许的动机匆忙地要进行谈判，但是，把谈判提前这么几年，时机是不成熟的。因为军事形势还未形成不利于共产党的局面，没有出现任何认真谈判的希望。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我们为争取谈判开始而作出的让步，例如中止轰炸，可能被人视为软弱的表现，其效果同我们诚心诚意地要求迅速结束战争而又不牺牲我们的总目标的愿望背道而驰。

　　 尽管约翰逊手下的官员一再表示，永远不愿为了得到同共产党坐下来谈判的特殊荣幸而付出代价，但结果我们还是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还极高。首先，约翰逊总统牺牲了他的政治前程，并在轰炸北越问题上作出部分让步以恢复国家的和谐和让代表们能走到谈判桌边。一旦他们坐下来，谈判就迅速陷入了泥淖，共产党要求全面停止轰炸，到10月底，我们终于照办了。我们这一副决胜的筹码换来的是所谓谅解：即敌人将不再进攻南越的城市中心，将不侵犯非军事区，允许对北越进行空中侦察。而敌人从未实现过这些谅解，不久就宣称这些谅解根本不存在。

　　 这就是我们不光彩地被人敲了竹杠，尽管事实是，我们的战土们到1968年底已获得军事优势，而且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我们不是在外交上采取攻势，而要求我们的外交人员三年来被动地坐在谈判桌边，忍受敌人冰雹般的咒骂和宣传，根本听不到半点认真的谈判。我们常常有力量打出我的王牌来，诸如撤销我们的单方面让步，中止谈判等。但是这些事情我们根本不想做，实际上巴黎谈判比板门店谈判还要糟。在板门店通过我们最后一分钟表现出的决心，在志愿遣返敌人战俘这一关键问题上，我们留下了胜利的记载。尼克松总统接替了约翰逊，滔滔不绝地高谈结束“冷战”敌对的时代，阔论谈判的时代。我们在巴黎的经验使人们怀疑，美国是否就准备过渡到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去呢。

　　 在述评越南的这些教训时，人们必然会对事实产生这样的印象；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美国人自作孽，乃拖长了我们每个人都憎恶的战争。我们很少有人能逃避这一损失的责任，我们政府的领导人应该共负推翻吴庭艳的责任，他们对此事的后果毫无先见之明。的确，即使没有一个美国人伸出一个反对他的手指，吴庭艳最终也会被废黜，结局大约会是一样。但是，这种情况就是纯属越南人的事，对于政变领袖们在1964年和1965年造成的灾难性事件，美国官员就不会分担罪责。在吴庭艳以后的一段时期，当越南的政治动乱给美国人以脱身的口实时，而我们却又要在制造越南的危难局面中完成我们的任务，而且这竟成为任何提出脱身主意的人的强大阻力。我们的领袖们对于拖长战争的其他责任是，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时迟疑不决和对谈判抱的态度，两者前面都已提到过。当然约翰逊总统放弃总统竞选，同意削减军队，此后又结束轰炸北方，他就这样无意中助长了敌人。

　　 各种新闻机构以报道新闻的方式帮助了战争的延长。只需作有选择的报道，而并不需要故意捏造，就造了这样一种印象：我们美国人是主要侵略者，一心要扩大战争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失败，官员们企图蒙骗美国公众，等等。有偏见的记者却不给我们的越南盟友说半句好话，他们对后者的指责，使美国人民相信并不值得为这样的盟友作我们作出的牺牲。这种有倾向性的歪曲报道，在国内意志软弱的人们中间扩散了失败主义，大大鼓励了河内的拼死坚持，毫不让步。

　　 当然，新闻机构并不必在美国制造不同政见和反战情绪；有足够真实的材料供给他们写出合法的文章。每一名战争批评家以他的突出的社会地位，都提供了使敌人获得某种慰藉(如果不是某种帮忙的话)的题材。不幸，从1967年以来，在战争的反对者中，突出地为此卖力的不乏其人。

　　 约翰逊政府期间，尽管有许多反战示威，但我们却错误地看待反战运动的力量及其影响的深度。1968年初以来，在约翰逊总统身边的许多顾问们表现了对越南政策的消极情绪和丧失信心，同我在全国各地进行旅行演说中所见到的公众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我认为，确实存在着支持总统的沉默的多数，那是一些沉着坚定的公民，他们尽管对许多问题迷惑不解，为春节攻势担忧，但他们并不逃避上战场。就连总统自己也确信，只有完全牺牲他的政治生涯才能挽救国内局势以免造成分裂。如果这位刚毅的领袖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胡志明看到的同样的局势，听到同样的美国的呼声，读到同样的美国新闻，怎能使他不更轻易地相信，美国的崩溃已危在旦夕，最后的胜利已稳操手中呢。

　　 我们把许多越南提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带进下一个十年。一个象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怎样才能以情愿付出的代价，以和平时期习惯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来保卫其利益？对共产党敌人说来，“冷战”就是同美国及其盟国作全面的、永无休止的斗争——当然，不是正式的军事对抗行动，但却以正式军事行动的纪律和决心来进行。除非我们能够学会发挥一定程度的自觉纪律，并接受和加强某种合理的公民行为的准则，清除那些在使用我们的力量时自设的许多障碍，否则，我们必不能对付七十年代等待我们的困难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