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当务之急：1966年·第三十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在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过程中，参议员们逼我就当时阮高其政府是否稳定一事表态，我却避而不作任何表示绝对性的信任声明。当时，阮高其显然处于困境，麻烦已在预料之中。从阮庆被逐之时起，显然，阮正诗中将(第一军区的军阀)伙同智广及其政治僧侣们，可能结成反对阮高其的联盟。3月份，双方之间发生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并延续到6月。阮高其把高级将领们拉进他的领导班底，采取攻势把阮正诗将军开除出他的司令部，理由是他不听从西贡政府的调遣。确实也是如此。但是，阮高其及其同伙当时却犯了严重错误，让阮正诗溜出西贡，躲到北部他的管辖区。他在那里与智广合作，建立了一个反政府的行动根据地。

　　 这种反阮高其的威胁有三个因素：一是阮正诗将军企图在将军们中间称霸的野心，其次是岘港－顺化地区传统的安南地方主义，第三是智广和他的佛教徒支持者们必定要除掉抵制他们的要求的任何政府。佛教徒们已成为主要威胁，因为他们在搞垮吴庭艳、阮庆，陈文香和潘辉括等政府时，已表现出他们的本领。当前，他们又以同样手段转而反对阮高其，他们曾以这种手段成功地搞垮了他的四位前任。

　　 智广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自推翻吴庭艳的政变以来，历任总理都记得美国人对吴庭艳使用警察镇压反政府示威的高压手段的反应。由于认识到吴庭艳是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美国的支持而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因此在他以后的官员们自然在抵制大街上的示威者时莫不小心翼翼。他们的胆怯大大助长了智广作为搞垮这些总理的能手的威望。唯有一点逐渐使他的这一有利条件失去作用，那就是不断增多的证据说明智广在美国人心目中已失去威望。美国人现在已逐渐看出他是一个危险的阴谋家，即使他不是受河内领导者们的实际控制，但他的行动和河内的利益也是严格地保持一致的。

　　 一开始，阮高其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着手处置他的政府所受到的这种威胁。在3－4月间，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对付顺化与西贡的示威，他的优柔寡断引起了军队中的愤懑情绪。在阮高其和他的将军们的指挥部的威信下降的同时，佛教协会在公众中的威信增加了。伴随着越南反美征兆的增多，宗派主义重新抬头，这些迹象助长美国的批评家们要求重新审查越南政策。

　　 5月，局势有了好转。阮高其由于美国正式保证支持他对智广采取有利行动而腰杆硬了起来。他派军队到岘港，不费什么周折就重新控制了那里的局势。在西贡，他的警察冲散了佛教徒的示威，这种示威是智广对阮高其在岘港行动所作的反应。从此以后，阮高其控制了局势，在政府军队占领了西贡佛教协会之后，危机已不复存在。

　　 整个这一期间，我们政府内部对如何同共产党进行谈判的问题继续进行了辩论，如果谈判应该举行的话。在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是容易的。那就是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一个不受攻击的独立的南越。但是，在我们一定会在谈判桌上遇到敌人抵抗的情况下，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

　　 人们可以预见到许多困难，并为一些困难作好准备。我担心的一点是，我们会让自己的注意力偏离了基本目标，而去注意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诸如停火、战争降级、联合政府或时机不成熟的和平，等等。现在极容易屈从于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愿望，而不知不觉地为他日酿成更多的牺牲制造条件。我记得在朝鲜我们从鸭绿江撤退之后，是如何把停战作为我们的目标的，而不是迅速击败敌军。因而在停战条件上进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期间，使美国人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

　　 如果双方在谈判中坚持他们各自的基本目标，那么人们可以预见到不可抗拒的力量同不可改变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不过是双方冲突的目标无法妥协的性质的例证罢了。敌人是一心要把共产党政权强加于南越；我们则一定要挫败那种努力，并保证南越人有选择的自由。最后，南越要么成为共产党天下，要么获得独立。显然，双方都无法获胜，并且难于预见到有什么方法使相反的目标通过谈判趋于一致。我们一方必须在谈判桌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期望对方在发生争执的主要问题上让步。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要目标不能谈判达到，那么，在同它有关的许多问题上的确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美国人并不坚持要在西贡有特定形式的政府，或有一批官员。到目前为止，就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最后成立的政府可能是中立政府，或者甚至可能是共产党政府，但它必须是越南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通过交换条件而不是通过投票建立的一个联合政府是共产党为接管铺平道路的传统手法，那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越共不能通过交换条件进入政府，我们怎样才能保证在最后解决办法中同他们公平交易呢？一个轻而易举的答复是，以他们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对他们实行大赦，给予他们充分的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竞选公职的权利。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随后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选举，或者是否还可以作为一个政党参加竞选。在这点上，南越领导者们坚持只能让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因为害怕越共的团结和纪律会使他们(尽管他们人数少)成为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我自己则感到用自由选举的方案来解决越共问题能否行得通是值得怀疑的。虽然这个原则是无可指摘的。我根本不相信共产党会参加保证老老实实按一人一票进行的选举。他们在这种选举中决不能获胜，而且连诱骗他们试一试也不可能做到。

　　 这样那样的考虑使人怀疑能否通过正式谈判结束战争。北越人从一开始就顽固地拒绝承认他们的军队在南越作战，而根本不顾战俘营有多少战俘。所以我们怎么能通过谈判把他们赶出南越呢？北越人还否认南越政府的存在是合法的，并坚持只有民族解放阵线才能代表南越人民发言。可以想象，如果由于北越人连同不想留在南方的越共逐渐返回老家而使战争停下来，那么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就可以同时裁减我们的部队。这样，各方都可以声称把对方赶出南越而取得了胜利。

　　 当然，通过战争的逐渐平息而获得的和平，有着许多不利之处。对立的双方将来如何行动并不能肯定，因为双方都没有承担任何可以要自己公开负责的明确的义务，没有对永久和平作出什么国际上的保证；而这正是南越人急于想获得的。敌人部队的撤出将是难以核查的；而我们自己撤军和撤离基地的行动，又会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考虑到敌人未来的意图，我们必须留下一支一定规模的留守部队以防止战争再起，或者向南越人保证，如果再发生侵略，我们当立即返回来给予援助。

　　 在此长期思考如何结束战争期间，停火问题经常是热烈辩论的问题。几次中止轰炸(总统常以此作为对战争批评者们勉强作出的让步)都是短期的停火。这使我们有机会观察敌人如何迅速利用免遭空袭的时机运送人员及补给。在圣诞节、新年和春节，双方也偶然停火，但从未普遍遵守，双方总是指责对方破坏停火。虽然这些经验有限，但是，却使我确信在越南这种战争条件下，要真正停火是不可能实现的。附和“停止射击，开始谈判”这句吸引人的口号虽好，可是，不幸，在越南这种混乱的游击战方式中，主张停火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

　　 美国战斗部队抵达之后，在南越进行的地面战斗有三种方式，停火必须考虑这三种战斗方式：一是在双方战术部队之间进行的所谓大型战争，它与我们在朝鲜进行的常规战斗极相似，一是小股游击队进行的局部战争，这种战争类似我们内战时期匡特里尔和他的土兵沿着密苏里和堪萨斯两州交界地区进行的袭击；最后是洛奇大使所说的“犯罪战争”，包括暗杀、绑架、以及其他形式的恐怖行动，是共产党故意用以威胁老百姓的一种手段。要真正停火就必须规定停止所有这些形式的战争，以及停止那些不动枪炮的有关活动，诸如越共的宣传、募兵、征税以及越共进行的多种形式的破坏。所有这些活动以不同的强度、不同组合形式，在四十四个不同省份中、在不同时候日夜进行，形成了四十四种不同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就是四十四种战争。由于一省一省的情况各异，几乎不可能设想出适用于这些地区的安排，使整个南越能够同时完全停止动用武器和有关的暴力行动。

　　 虽然，朝鲜式的停战并不适用于此地。在朝鲜，由于有一条稳定的、明确划定的有工事的前线，因此有可能在预定时间停止一切射击。在越南，没有前线，没有安全的后方，停战概念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停战只是意味着在一切射击停止的同时，其他支持战争的行动仍继续进行，那么它只能对敌人大大有利——就象在我们的一个大城市中罪犯与警察间的停战一样。

　　 对于停火能否实现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我根据自己的体会，为可能接受的停火列举了先决条件。列举的问题有：停止敌对行动的时间，双方全部军队原地不动，为原地不动的部队安排补给(由谁供应部队吃饭？)，开始政治谈判与停火时间的关系问题，对所传违反停火协议行动的核实。这些题目中的任何题目都能同共产党谈判数月之久，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实际上商定政治解决方案之后才能停火。如果双方都知道在谈判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达成停火就不会太困难，而停火则是全部解决方案的一个部分。

　　 这些就是1966年使政府中制定计划的人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上感到茫然的问题。此外，假定我们以某种方式使共产党坐到谈判桌上来(在华盛顿，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心目中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也还有一大堆其他问题。我特别担心我们打算怎样在牌桌上运用我们的决胜筹码，我还就此问题向总统提出一系列备忘录，希望引起官方的注意，以决定一旦我们获得机会，我们如何向我们的打牌对手抛出这些筹码。

　　 根本问题很简单。我们知道，也本应知道，我们希望谈判有怎样的结果，那种协议会确保我们达到目的。我们最宝贵的筹码——对北越的轰炸——显然使敌人非常痛苦。敌人的不安可由河内掀起的强大宣传运动所证明，而美国国内要求我们停止轰炸的鸽派又助长了河内的宣传运动。我们口袋中还有其他筹码，就是河内想要我们停止的其他行动，诸如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和加强我们的军队和基地。河内大概也要求我们在停止敌对行动后承担某些政治义务以保证公正地对待越共。

　　 正如敌人想要从我们手中赢得这些筹码一样，我们也想赢得他们的大量筹码：结束大型战争中的进犯，结束局部战争和“罪恶战争”中的恐怖行动，停止北越人员和补给品渗透，北越部队撤出南越，撤出老挝、柬埔寨和非军事区等庇护所。我们还要求安全遣返战俘，并连根除掉使乡村的越共政治组织团结在一起的秘密基层组织。

　　 我们相互之间的要求是某种对称的要求，即合理的交易：用我方停止增援换取对方停止渗透，双方都撤退外来军队，用我方撤出基地换取他们撤出庇护所，同时交换全部战俘。也还存在不对称的东西：例如，没有同我们空袭北越和他们以恐怖手段袭击居民相应的东西。但是，尽管明显地不相似，我们的轰炸与他们的恐怖和破坏行径都有着同一目的——瓦解敌人的士气、扼杀敌人经济，逐步削弱敌人支持战争的能力，为进行讨价还价打基础。

　　 我们对于停止轰炸北越需要索取什么代价的问题，自己从未取得一致意见。我的绝大多数同事认为，等价交换的条件是北越停止渗透，但我却认为需要认真反对他们的渗透。在渗透问题上要达成协议就应有国际监督以保证取得成就，而这正是共产党绝不会接受的；我们停止轰炸北越，全世界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据此，我赞成把我们轰炸北越和在南越的地面进攻行动结合起来，把敌人地面进攻行动总次数同敌人在大型、局部和“罪恶战争”中的全部行动相提并论。人们定期把这些行动记录下来，并制成统计表，用作判断战争规模的部分资料。这种对比的作法还会有附带的好处：我们可以根据敌人的活动，灵活地增加或减少我们的行动。如果敌人的活动增加百分之十，我们也增加百分之十的轰炸和地面进攻，如果敌人完全不动，我们就减少至零。

　　 我不能争取人们支持这种作法。尽管总统的绝大多数顾问们措词强硬地谈到，要在谈判期间对敌人保持军事压力、拒不接受另一次象板门店那样的谈判僵局；但我们从未把这些好的意图以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记录在案。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让公众和国会做好思想准备：我们为了在谈判中达到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赞同的目标，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立场。我们特别需要向敌人和我们自己的人民明确说明，我们决不拿停止轰炸或者付出任何其他代价来换取谈判的特惠，而且也要向我们的人民说明，为什么这种立场符合国家利益。同时，国内外宣传工具正在告诉人们，轰炸是非法的，达不到效果的，而且事与愿违，使敌人态度更强硬，并疏远了我们的朋友。对于这种宣传，我们政府并未作出有力的回答，虽然在世界范围内逼迫我们停止轰炸的宣传运动中，我们早已证明轰炸是能达到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