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顾问·第二十九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我在给约翰逊总统的辞职信中，表示深信我们对越南政策的基本正确性，并表示我的信念：如果我们下定决心，坚持下去，我们的战略必将最后获胜。接着，我可能是轻率地提出，我在成为平民之后，还要尽一切努力推动这一事业的进展。

　　 总统相信我的话，我一回来就让我很快投入工作。当我的工作关系仍在国务院时，他就派我会见新闻界、电视和广播界的领导人，谈谈个人对越南局势看法。我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旧金山的国民俱乐部，这是我在以后六年中进行一连串讲演的开始。那次讲话使我第一次吃到反战示威者的苦头。当时反战示威者刚刚开始闹事。

　　 从旧金山机场到旅馆的路上，迎接我的俱乐部代表提醒我说，我们可能受到一些示威纠察线的拦截。的确如此，在我们临近旅馆时，可以看见门口停车道上有人举着标语牌和旗子来回走动。到近处一看，他们是一批服装五颜六色，留着胡须的人，这是持不同政见者骚乱时代的象征。第一次碰到他们使我好笑，所以在我的汽车驶过他们身边时，我摇下车窗，对那些男男女女挥手表示友好致意。这些男女青年们中有一些气势汹汹的成年人。他们当面向我扔来大把传单，上面有一幅极不讨人喜欢的画，画的是“战犯泰勒”。接着他们堵住了车道和旅馆的进出口。

　　 旅馆经理出来迎接我，并在为我捧场的人群中帮助我分开一条路来走向前厅和电梯。但是示威者却走到我们前头，占据了楼底所有的电梯间，因而我们被迫冲出一条路，走向楼底和二层之间的经理办公室去；那些青年男女在后面紧紧追赶。我们跳进房间，刚锁上门，那些人就赶到门口，使劲敲门，好象要把门推倒。正当这扇门能否禁得住这样敲打的严峻时刻，经理的秘书叫我去接“华盛顿打来的重要电话”。在砰砰敲门声中，我只能听到对方的微弱声音，是国务院一位官员担心地说；“大使先生，在顺化也发生了学生示威，你知道后会苦恼的。”

　　 当我在9月中旬正式结束国务院对我的任命时，总统又有一项新的工作等着我——要我兼任他的特别顾问。关于这个问题的信说明，他打算经常交给我一些具体任务。他指示我，要从我个人开始，密切注意越南局势的发展，负责检查政府各部门同反叛乱任务有关的全部活动。他要求这种检查包括：就保证做好对付颠覆性叛乱的准备工作提出建议，只要符合国家利益的任何时刻都可以这样做。至于我从事这些工作的时间问题，总统提醒我，我曾经表示愿意拿出我的一半时间来从事白宫的工作。在以后几个月里，我发现在这种安排下，白宫的工作占去了我的白天时间，只有夜晚才是我的。

　　 至于工作地点，我在肯尼迪总统任职期间我所占用的房间设立了办公室，位于行政大楼第三层。我的班子包括一名经审慎挑选的陆军军官，大约一年轮换一次，还有两名秘书，其中一位是国务院的雷·琼斯，在西贡时他曾经是我的备受赞扬的秘书。此外，根据总统指示，我有权向任何政府机构了解情况，也有权临时调用人员来扩充我的班子。

　　 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白宫的这项任命，因为我从前给肯尼迪总统干过工作，充分了解总统顾问的这一职务的利弊。在华盛顿官场，这样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显然充当总统耳目的人，总是不受人喜爱的。忙忙碌碌的官员们把他视为一名不负责任的对头，他能在上层兜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建议出差错之前溜之大吉。而这些专职政府工作人员却不得不对他们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到底，也要为那位顾问的行动后果负责到底。如果后者出了坏主意，政府工作人员就得花他们的宝贵时间去消除坏影响，如果出了好主意，又因他们自己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而备受责难。因此，五角大楼就给这种顾问起个绰号：“臭婊子养的乡下佬”。

　　 由于从前我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所以我对充当总统顾问从未完全感到心安理得。但是我不久发现，当顾问的好处并不是贪图什么不负责任的一时痛快。顾问有他自己的难处，政府工作人员是无法理解的。虽然顾问易于晋见总统，因为可以走捷径，免去繁文缛节，但是，即使总统赞许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他的意见还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总统除了下一个通知，请有关官员注意这一有成功希望的主张外，不可能再表示什么有力的支持。如果有关的官员是一位高级官员，如国务卿或国防部长，那么白宫工作人员就不可能要求他们作出迅速的反应，或许根本得不到他们的任何理睬——因他们在使自己的指示付诸实施方面遇到的困难过多，也就顾不上考虑无官无职的公民的建议了。除非顾问能够在政府权力机构中赢得同盟军，否则他的建议极有可能束诸高阁，因为华盛顿各部门的卷宗里这种不受欢迎的意见多得很。结果，一名顾问只好借助于写本书(我就是这样做的)来证明“如果他们听从了我的意见”，世界情况就会大大地好起来。

　　 为了简便起见，我从我的第二项任务说起，即检查反叛乱的活动。这项工作我是联系有关越南的活动同时进行的。在执行这项任务方面，我由于曾经为肯尼迪总统干过这方面的工作而有利得多，此外我还有最近在越南当大使期间受到沉重的打击而积累的经验。在四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有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署的代表)的帮助下，我在1966年1月中旬，向总统呈交了我的报告。

　　 我的主要研究结果是，对付越南式的颠覆性叛乱的问题属于如何对付整个不发达地区这一更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后一任务要求熟悉许多国家的情况，并有一个监察系统来观察它们的发展情况，并预见到它们的麻烦问题。它需要有一个机构收集这类情报，并挑出其中重要的情报及时交给在这方面负责采取行动的华盛顿官员们。一个为此目的而设立的组织，其成员必须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又是那些在国外有潜在能力和情报来源的主要部门——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和美新署——的代表。简言之，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部际委员会。但是，许多委员会之无所作为早已声名狼藉，除非想出些什么办法去弥补他们的先天不足。我认为，如果能明确三个问题，这样的委员会就能克服它的绝大部分毛病，即：委员需成为长驻人员，并总是亲自参加会议；要有一个所谓的执行主席，有权就分歧意见作出裁决；要向一名监督活动的高级人员汇报情况。这种想法导致我建议成立一个组织，成员包括驻外大使、负责各地区工作的助理国务卿直到国务卿，以负责“指导、协调与监督部际间的国外活动”。这些职能事实上就是政府部门执行已经批准的外交政策的绝大部分活动，而执行外交政策是总统的职责之一。因此，只要总统同意这一想法，就必须指定国务卿作为他的代理人来履行这些职能，因为这些工作是他作为部长的额外任务。

　　 为了协助国务卿，我建议设立一个永久性的部际委员会，称为高级部际小组，由副国务卿兼任执行主席。还要设立类似的委员会，以协助负责各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不断观察他们所负责的地区的各国情况，预先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美国利益的麻烦出现。因此，为了探索对付颠覆性叛乱的办法，乃奇怪地导致设立一个处理一般外交事务的全新机构。在同约翰逊总统商讨时，我发表评论说，在我的建议中至少有两件事是原来不打算做的；我的建议并不是想把无个人表现的自动性加到决策过程中去；也不是想鼓励美国承担更多的维持世界秩序的义务。但是，我的确希望新的工作程序将使总统能够对危机加强预见性，使他更有效地集中一切可以得到的支援力量，支持他就国外问题所做的决定。

　　 一开始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这一机构是由总统管辖，还是由他手下的一名官员管辖，然后再由这位官员就处理海外事务问题对总统负责。正如绝大多数密切注视总统职能的观察家那样，我深深地感到必须减轻总统的负担，因而倾向于第二种解决办法。但是，任命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要在国务卿和白宫某一官员(例如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当时是麦乔治·邦迪)二者中作选择。不管每个人的个性如何，我认为让国务卿担任此职更为可取，因为他在内阁中居首位，而且他是参议院批准的，他的部门与外事关联最多。国务院的机构是一个现成的基础，可把正在考虑中的新职能加给它。

　　 在总统正式批准《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三四一号后，新的组织在白宫弧光灯照射下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吹大擂地由总统和国务卿正式宣布建立。但是这种高调迅速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无所事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酿成这一糟糕的开端，有一系列因素。本来推动这个体系发挥作用的关键人物是副国务卿，不幸的是计划伊始，副国务卿鲍尔正准备离开国务院。他离去后，直到提名和批准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继任此职时，这个职务一直空缺。因此，当新上任者熟悉他的工作期间，必然活动不多。由于这些情况，等了将近——年时间，这个组织才实际运转起来，而且当时也只是低速运转。由于我和它有亲缘关系，我不愉快地从旁看着它缓慢地发展，但我一直当它的顾问，直到它成立一年之后为止。当时我向总统呈递了一个备忘录，对于根据《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三四一号建立的组织未能满足人们对它所抱的希望表示遗憾，并列举了证明它无所成就的事实：高级部际小组在过去九个月里只开过五次会，它在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部际问题，即我们卷入越南事务方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对于总统具体交给它执行的反叛乱任务，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

　　 我不想让根据《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三四一号建立的组织消亡，于是要求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研究一下这个组织是否有用，并决定是要使它起死回生，还是承认它已失败，再想其他的什么办法。结果是白宫指示国务院官员们给这一组织注入某种新生力量，因而在约翰逊政府任期快结束时，这个组织的工作干得相当不错。不过，它的全部成绩并不十分优异，因而未能逃脱被尼克松政府撤销的命运。尼克松政府希望把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大权集中于白宫，而不集中于国务院。国务院的领导者未能利用约翰逊总统给予他们的权力，因而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也证明某些提醒我的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国务院决不会奋起应战。

　　 我在检查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情况期间不断研究越南问题，这是总统交给我的另一项任务。回顾这一时期我提出的文件，这些问题可归结为四个总的题目：定期估计总的局势、指导军事行动、探索和平谈判的途径、同盟邦的关系。同时，还反复地讨论了国内和国会对越南政策的态度。不过，回顾过去，我可以说，对后一问题讨论得太多，而为了防止日益增加的反战活动所采取的有效行动却太少。总统周围似乎从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过什么想法，也从未委任人负责对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采取行动。

　　 1965年下半年是加强军事行动的时期，到10月底，在越南的美国战斗部队已达到十五万人左右。我军开到战场以后，立即开始让别人感到他们的到达不断获得胜利，如8月份在朱莱、9月份在安溪、10月份在波莱梅。11月份在德浪河的胜利。敌人的伤亡增加，北方诸省普遍树立了新的信心。而在数月前敌人曾扬言占领这些省份。在总统的严厉控制下，对北越的轰炸是缓慢的——我认为太慢——而吵吵嚷嚷的批评却不断增加，批评首先来自共产党国家，接着是美国和友好国家的人士。随着空袭向北方缓慢推进、并开始轰炸设防较好的河内－海防地区的工业目标，飞机的损失也增加了。

　　 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约翰逊总统继续开展和平攻势，而且和平攻势未尝减弱，但一无所获。对共产党一方搞和平试探的人士有许多报告，但在研究这些报告时，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河内继续谴责总统的“无条件商讨”的建议，但都没有引起美国国内批评战争的人的一句非难。相反，他们要求停止对北越的轰炸，让河内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作出反应。在总统拒绝这种要求时，却有人指责他并无诚意要求谈判，而是在侈谈和平的同时扩大战争。

　　 临近年底，我对于华盛顿的与战争有关的计划杂乱无章、茫无头绪愈益感到不安。我们需要象我后来向总统建议成立的“高级部际小组”那样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事实上，各项计划枝节繁生，无明确规定的目标，也不能互相支持，不能共同行动。为了有一个协同一致的方向，我建议1966年我们各项主要计划应各自确定具有雄心壮志、但不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后用这些目标作基准来衡量我们这一年的进展。在确定地面行动目标时，我提出以保障居民安全为基准，这样才足以使非军事计划取得进展。地盘本身对这场不可思议的战争并没有什么意义。无柏林可以占领、无莱因河可跨越、无巴斯托尼可防御，因而不能如此声称获胜。在这里，人民就是一切——我们到这里来正是为了解放他们，保卫他们不受游击队的祸害，而游击队则靠他们供养、靠他们生存。在1965年底，有安全保障的居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我建议1966年我们的目标应为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因此，我希望我们不要把部队分散到森林和丛林中那些无足轻重的偏僻目标，应集中精力于居民区的人民的安全。我特别关心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越南概念》中提出的军事目标的细节。这个军事目标规定西贡政府的控制要延伸到整个南越。我可以预见到，如果我们追击敌人，追到遥远而无边无际的越南边疆地区(在那里敌人接近越过边界就可获得供应品的地方，而且那里的地形有利于他的打了就躲的战术)，对美军提出的要求就会无休无止。

　　 我还认为，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研究一下作战中如何使用我们的部队，正是时候。用我们的部队去进行大型战斗，由绝大部分南越部队在我们部队提供的保护屏障之后进行扫荡和局部防御，我认为这种趋势正不断发展。从一开始我就希望，我们可以依靠越南人找到敌人主力部队，再用我们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的部队协助消灭之。如果是这样分工，那么越南人至少必须把他们的一半作战部队用于机动任务——这是我想要为1966年确定的另一个目标。

　　 至于空中作战，我认为我们必须开始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开始空中作战时有三个目的：提高南越士气；制止渗透；最后，要使河内相信，继续侵略将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已有迹象说明头两项目的已获得某些成就，但没有迹象说明河内已逐渐相信它的行动是愚蠢的。不过，人们回忆一下历史上的先例就不会感到奇怪。苏联领导人几乎是在打完了最后一张牌以后才表明他们打算取消对柏林的封锁，北朝鲜和中国领导人也是到了最后时刻才表示想放弃他们占领南朝鲜的努力。现在希望我们北方的顽固敌人会有任何动摇的表示还为时过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并无顾虑。

　　 在这方面，我主张在1966年除人口稠密集中的地区之外，继续空袭对敌人作战有价值的全部目标，尽可能阻止整个北越铁路和公路上的活动；在警告之后，对主要港口进行空中投雷，其中极为重要的是海防港。重要的是这种作战不应中断，而且摆出一副决心不改变的架势，这样对敌人的意志才能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一点我过去曾反复提出，但不起作用。

　　 要在政治进展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则更为困难。但我也提出了一个目标，即1966年在南越的安全地区举行选举，选出立宪议会的成员。长久以来，我们同盟友谈到在南越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但是，在国家为其生存而战斗期间的许许多多的困难，使人没有信心采取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如果每个人在1966年都决心这样开始行动，我认为还会产生这样一种附带的好处；它将使人们感到在许多拖拖拉拉的民政计划内增加一项新的、直接的目标。同时，越南人将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将为自由选择原则而献身，愿意尊重选举结果。

　　 在美国，我们需要树立新的目标，使人民加强了解越南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必要性。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演说时，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不仅全国有钱人普遍支持我们的越南政策，而且人们广泛批评政府没有对情况作充分说明。相当多的人怀疑政府隐瞒和歪曲事实。1966年反战运动看来还要发展。除非向公众开展开诚布公的宣传运动，否则不易制止反战运动的发展。

　　 我就这些问题写的备忘录虽然颇为广泛地传阅，却得不到任何人的热情采纳。2月初，总统同阮文绍和阮高其在夏威夷会谈之前，我再次把问题提出来，作为会谈议事日程上可能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解释说，我不支持任何活动范围的任何具体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要使任何一种行动坚持下去，要明白任何时候我们将如何进展，制订目标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建议似乎没有人反对，但是仍然没有明显的反应。由于没有设立我提出的那种监督机构以指导和指挥部际间的计划执行情况，我这个文件也确实无处可送，无法付诸实施。而且，白宫在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几乎没有兴趣过问收获如何，他们更感兴趣的倒是再开始实施一项新的计划。

　　 2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写得颇生动的信，提醒我说，在美国需要为争取人“心”而斗争，至少应象在南越那样热情地斗争。参议员富布赖特在电视台举办了关于越南政策的意见听取会，据说要在五千万人中开展讨论。虽然我已不是一名政府官员，我还是被请去作证，因而有机会就我所知的事实真相而慷慨陈词。委员会始终有鸽派人物，有些鸽派人物激烈地敌视政府政策，而且他们全都想在大量的电视观众面前留下好印象，并使政府的证人留下坏印象。

　　 由于参议员富布赖特和一些支持他的参议员着重说明他们难于理解我国政府在越南究竟要干什么，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用最明白易懂的词句说明我们的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用的战略。我说，那里的局势是我们的民族目标同以越共和北越(他们又以中国和苏联为后盾)为代表的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富有战斗精神的派别的目标之间的冲突。敌人的目的是违背南越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把共户主义政权强加给南越人；我们的目标是要阻止他们实现他们的目的，在这样做的时候就要戳穿“民族解放战争”战无不胜的神话，并且保护东南亚和其他不发达地区，使他们今后不致受到这种战争的祸害。

　　 我解释说，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已制定了包含四个组成部分的战略。第一部分包括为提高地面战斗部队抵抗越共和在南越的北越部队的战斗力而采取的措施；第二部分是用空中力量袭击北越军事目标以达到我以前列举的三个目的；第三部分包含着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措施，一般说来就是绥靖、复兴或国家建设；第四部分包含我们在政治和外交上为开始和平解决的谈判所作的努力。归结起来，这四点构成一个复合的但又互相关联的一揽子措施，以达到我们的基本目标。这在目的、地理范围、武器、军队和目标等方面都是有限的战略。各个组成部分都相互关联、必不可少。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上获胜。在任何一条战线的失败最后还会引起全面失败。我告诉观众，如果我们坚韧不拔地执行这个战略而绝不偏离既定方针，我们就能获胜。当然，会有风险，但是，在这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担点风险是值得的。国会在1964年8月关于《东京湾决议》中已认识到这一点。决议说：“美国认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东南亚安全对于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不用说，我的声明并未得到委员会大多数人的赞扬。我在那天剩下时间受到严厉盘问，只有那些不愿随大流的少数参议员说了一两句客气话。但是，虽然这是一次令人难堪的意见听取会，但我在走出会场之后感到，我在一些问题上打中了盘问我的人的要害。随后几天，我的崇拜者们给我写来的信使我相信，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辩论，并没有浪费时间。不过，由于没有再请我，我就永远无权再登上这个特殊的讲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