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巴的隔离·第二十一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经过头一两天之后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肯尼迪总统是强烈地倾向于实行隔离的主张的。他一向坚决主张保持他作出各种抉择的可能性；而选择隔离作为第一步会使他手头仍有种种更为激烈的步骤可供选择。由于任何决定最后都有可能发展成核战争，因此他倾向于逐步运用武力，力求冒最小的风险。在我们商议的时候，经常听到反应过度这个字眼，这指的是那些不想采取的措施。

　　 人们常常提出一种论点，认为听取军人的意见通常就会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同这种论调恰恰相反，也许正是一位高级军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乃使最后采取了隔离的办法而没有采取空袭的办法。10月21日，总统召见了小沃尔特·C·斯威尼空军上将。作为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对古巴境内的进攻性武器要进行任何形式的空袭都将由他负责。总统就这种空袭可能造成的后果向他提小了一系列问题。斯威尼在回答中坦率承认任何这种攻击都无法保证摧毁所有那些导弹或者使它们全部失去作用。我也曾强调过这一点，但是斯威尼的看法给总统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这是主管司令官的看法。在那次会见之后，总统就告诉他的主要演讲撰稿人索伦森按照决定宣布实行隔离的基调来修改讲稿。

　　 10月22日下午七点，肯尼迪总统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电视讲话，透露了由于在古巴部署核武器而对和平造成威胁的消息，同时也通知赫鲁晓夫，他干坏事已被当场拿住。这个讲话把在白宫内部才知道的秘密危机搬上了国际舞台。它使得已经拟订的无数计划一一开始执行，成为有形的行动，其中有一些在前几天已经暗中着手实施了。

　　 为了说明在肯尼迪总统公开宣布前后政府内部所进行的多方面活动，我只想从当时必须按照周密安排的时间进行准备、然后付诸实施的那些措施中，举出几项来谈谈。首先，必须让我国驻外使节事先对总统的这次讲话作好思想准备，并且指示他们应当怎样向驻在国政府说明我们的立场。史蒂文森大使和芬勒特大使分别负责向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理事会说明美国的政策，他们的任务特别重要。鉴于争取美洲国家组织赞同总统的行动至关紧要，因而责成国务院要求在10月23日，即总统讲话的次日，为此目的召开一次会议。

　　 在国内战线上，司法部的律师们必须草拟出一份封锁公告，明确规定隔离的范围和条件，以备总统在发表讲话后颁布。总统本人也有某些必须亲自出面而别人无法代劳的任务，例如，在公开宣布前先将他的决定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经过挑选的国会领袖。军队和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更是繁多，其中有许多事情在计划的时候(有的还包括在进行的时候)必须分外小心，以免在总统宣布之前就惹人注意。肯尼迪总统在看到头一批导弹的照片之后，立即就指示增加U－2飞机到古巴上空的飞行，后来又指示从10月23日开始实行低空侦察飞行。他还命令军队作好适当的戒备；但是，对于有关当前情况的消息在军事部门中可以传播到什么深度，作了严格的限制。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同最有关系的高级司令官们联系，给予他们必要的指示，这些指示通常是口头下达，以防止通过正常的电子传递系统可能造成的泄密现象。牵涉到的司令官为数甚多，其中有在诺福克的大西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丹尼森海军上将。作为联合指挥部的司令，他负责制订出兵古巴的计划并且在一旦接到命令时实施入侵。从1961年起，他就准备好了使用空中力量消除古巴可能出现的威胁的计划，以及一旦古巴爆发大规模起义或者卡斯特罗进攻关塔那摩基地的时候，用地面部队进军古巴的计划。为了进行这一应急计划工作，丹尼森的陆军同僚是弗吉尼亚州门罗堡的大陆陆军司令部司令赫伯特·B·鲍威尔上将，空军同僚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小沃尔特·C·斯威尼空军上将。在对古巴的任何作战行动中，他属下的战术空军司令部将提供大部分空中支援。要想一一交代丹尼森海军上将的司令部在后来几周中所进行的活动，本书就需要写成一大厚本。列出几个标题式的题目也许可以使人对这些活动略见一斑，例如，预先在佛罗里达州储存物资，从关塔那摩疏散家属和增兵该基地，建立联结海上和岸上部队的通讯网，以及准备实施总统即将宣布的隔离。

　　 由于我们在白宫进行的商议而负有任务的另一位司令官是设在科罗拉多州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大陆防空司令部司令约翰。K·格哈特上将。如果卡斯特罗竟然决定出动飞机袭击美国的目标，格哈特就负责受到威胁的东南部各州的防空工作。为了对付这个地区受到的威胁，他受权向佛罗里达州各机场增派防空飞行中队，并在该州部署我们所拥有的用于对付轰炸机袭击的数量极为有限的地对空导弹。

　　 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司令托马斯·鲍威尔上将的任务是提供战略性保护，使我们的常规部队能够在苏联发动战略攻击的威胁尽可能缩小的情况下进行动员和作战。为了提供这一保护，他把他的八分之一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在空中，并且在整个危机期间一直在空中保持着那个数量；同时还让他管辖的其余力量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其中包括他的战略导弹。与此同时，丹尼森海军上将命令几艘北极星导弹潜艇处于戒备状态，以加强战略威慑力量。

　　 简言之，总统在10月22日讲话中宣布的决定一下达，地面、空中和两栖作战部队就开始大量集中，此外还有出兵古巴所需要的军需物资。同时还开始采取了保护大陆美国免遭空袭，遏制对美国或我们的盟国可能发动的核攻击以及按照总统规定的条件对古巴实行封锁的种种措施。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主管的司令官们对古巴实行了局部性封锁，并且从10月24日至11月20日一直持续这种封锁。他们在10月17日到10月31日这一段时间里调集了总共约二十五万人的入侵部队，在11月31日之前一直让这些部队作好随时进军的准备，在那之后又保持一级战备，直到12月20日为止。到那天以后，这些准备入侵的部队才返回它们原来的驻地。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次危机中学到许多东西，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那个机构作为一个作战司令部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弱点之一，一直是一个困难问题，即通过委员会来指挥一场战争中的逐日作战行动。导弹危机把这个问题以特别尖锐的方式向参谋长们提出来。

　　 一个作战参谋机构负责制订计划，从上级当局收到各项决定，发布贯彻执行这些决定的命令，然后随时掌握实施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得到很合理地组织以完成这些职能中的前三项。可是，每个军人都知道，要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一条是要对命令的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而一个委员会又怎么去做这种核查呢？我们指定由各位参谋长作为整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去监督各自的军种在对付古巴的准备工作中的各项活动，用这样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惠勒上将就密切注视空运活动；安德森海军上将则密切注意有关封锁古巴和保卫关塔那摩的活动；李梅上将则注意东南部的空防工作。此外，参谋长们还作为一个整体经常在华盛顿同丹尼森海军上将和高级司令官们开会。

　　 上面所说的只是总统10月22日宣布决定后所引起的全球范围的大量活动的一个轮廓。11月26日，在危机已经过去、压力已经消除之后，就在即将降低战备级别之前不久，肯尼迪总统视察了集合在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部队。他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视察了一架到古巴上空执行照相任务的U－2飞机，向一些U－2飞机驾驶员表达了他深为钦佩与感激之情。这些飞行员驾驶着脆弱的滑翔机似的飞机一再飞越古巴的萨姆导弹发射场，历来都无法知道他们何时可能遭到导弹的攻击。总统还同样赞扬了战术空军司令部属下的驾驶员们，他们从低空拍摄的照片，对于核查苏联进攻性武器的作战准备状态和后来撤走的情况都是十分宝贵的。总的来说，对于他所看到的自己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和他的决定所引起的军事上的后果，他坦率地表示惊愕，而且据我看，多少也头脑清醒了一些。

　　 我认为总统发表讲话后的那天夜里是一个极其紧要的关键时刻，因此我那一夜就睡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那是整个危机期间唯一的一次。这并不是因为我担心我们正处于核战争的边缘；然而，我还是有一种感觉，认为赫鲁晓夫手里藏着什么牌，随时准备着，可能在这个时候打出来。由于我仍然担心他们会采取行动把导弹隐藏起来，我急切地等待着第一批照片冲洗出来，它们将能表明这些导弹在总统讲话后的情况。到10月24日和25日我们才看到这些照片。使我感到宽慰的是，从这些照片上看不出他们着手疏散这些导弹的迹象；相反，它们倒是足以表明这些导弹伪装得不很成功。到25日就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作正在加速进行，大概是要提前做好发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美洲国家组织一致赞同使用武装力量来实施对古巴的隔离，那是从10月24日上午十点开始实行的。在这之前一天，赫鲁晓夫已经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封信中谴责了美国实施隔离的行动，同时双方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了呼吁。在突然面临这一国际危机的情况下，代秘书长吴丹呼吁赫鲁晓夫把向古巴运送武器的活动暂停两到三个星期，同时也呼吁肯尼迪总统暂时停止实施隔离。赫鲁晓夫接受了吴丹的建议，而肯尼迪虽然表示愿意谈判，可是，却不同意在古巴仍留有进攻性武器的情况下暂停实施隔离。

　　 通过10月24日和25日对苏联船运情况所进行的低空照相，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看到了赫鲁晓夫可能即将顶不住的最初迹象。虽然导弹场的工程正在全速进行，但是有三艘驶向古巴的疑为导弹运输船的苏联船只在10月24日似乎改变了航程。第二天，它们同大西洋中部的另外几艘苏联货船一样，都掉头向东朝着苏联的方向驶去。当我们俯身观看摆在大会议桌上的这些照片，看到赫鲁晓夫退却的这一最初迹象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里充满着一种无声的心满意足的气氛。

　　 然而，危机远未结束，因为赫鲁晓夫在最后投降以前还要经过多次反复和周折。10月26日夜间，肯尼迪总统收到了赫鲁晓夫的那封奇怪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信件。这封信经常被人提到，但一直未予公布。我倒是赞同某些人的说法，他们把这封信称作一个醉鬼或狂人的手笔，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兜了半天圈子之后，作者——此人除了赫鲁晓夫本人以外不大可能是别人——提出了一种看来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苏联将停止向古巴运进武器，并且将销毁或者撤走目前已在古巴岛上的武器，交换条件是我们取消封锁和同意不出兵古巴。那个建议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大有希望的；但我必须指出，信中的措词当时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它的确使人感觉到这位苏联领袖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三心二意、反复无常的性格，而他的理性对于世界和平却是关系如此之重大。

　　 事情看来已有即将解决的希望，但由于第二天赫鲁晓夫的另一封信而破灭了。这封信可能真正反映了政治局的意见，它力图弥补赫鲁晓夫个人主动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害。这封信修改了第一次建议，提出要以我们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苏联进攻性武器从古巴运走的条件。这一天(10月27日)或许是整个危机当中最令人沮丧的一天。不仅是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使我们曾经抱有的迅速得到解决的希望破灭了；而且我们还得到报告说，有一架U－2飞机很可能被古巴防空系统的萨姆导弹击落了。后来，古巴方面发表的关于发现飞机残骸和找到驾驶员尸体的说法证实了这件事。这位驾驶员是小鲁道夫·安德森少校，正是他驾驶U－2飞机第一次照相侦察到了古巴驻有导弹的证据。

　　 再一个令人忧虑的因素是导弹发射场的工程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有五个现在看来已经完全可供作战使用，第六个也已接近这种状况。这意味着苏联人不久就能够作出决定，在六到八小时后发射二十四枚射程一千一百英里的导弹，而且能在几小时后再发射第二批。鉴于这一情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至迟在10月29日应该对这些导弹进行空中袭击，除非在此期间得到这些导弹正在拆除的明确证据。与此同时，肯尼迪总统决定对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置之不理，只答复他的第一封信，坚持要求停止在古巴修建基地的工程，在国际监督下撤除进攻性武器并且停止进一步运送武器。作为交换条件，他重申愿意取消隔离并保证不出兵古巴。

　　 共产党人有一套本事，能够在马上就要向后退的时候让人看上去还非常坚强不屈。在封锁柏林、对奥地利和约或赫鲁晓夫扬言要单独和东德缔结和约这一类双方较量意志的过程中，苏联人恰恰就是在即将解除封锁、签订和约或延长承认东德为主权国家的时限之前，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妥协，调子也唱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硬。这一次赫鲁晓夫也同样突如其来地在10月28日完全改变了立场，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封信中申明，他已经下令拆除“你称为进攻性的”武器，并把它们运回苏联，以换取肯尼迪不出兵古巴的保证。总统公开表示了欢迎赫鲁晓夫主席“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于是，“十三天事件”就此告终。

　　 但还有两个问题悬而未决：对拆除导弹进行国际核查和撤走的武器中应包括伊尔－28型轰炸机的问题。赫鲁晓夫曾同意由联合国对拆除武器的情况进行核查，然而他并没有同卡斯特罗商量；而卡斯特罗激烈地反对在古巴领土上进行任何形式的外国检查，不论是吴丹、米高扬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无法使他的态度缓和下来。直到最后，赫鲁晓夫还是无法把他应允的这一部分交易条件兑现，我们也只好满足于对陈列在驶离古巴的货船甲板上的运走的武器进行照相检查以及继续派U－2飞机到古巴上空进行照相侦察。这种安排并没有减轻美国国内的忧虑心情，因为谣言四起，说是在山洞中和秘密建筑的潜艇基地中藏有导弹。肯尼迪总统在11月2日的声明中，对未能实行国际检查力求得到部分的补偿，他对自己作出的不出兵古巴的保证加了一点限制条件。他说：

　　至于我们方面，如果一切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从古巴撤走，在将来不再运进本半球，而且对此有适当的核实和保证办法；如果古巴不会为了输出侵略性的共产主义目标而被利用；那么，加勒比海地区就会有和平。正如我在9月份所说过的：“我们既不会在本半球发动侵略，也不会容许在本半球发生侵略。”

　　当然，我们决不会放弃努力，在本半球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制止来自古巴的颠覆活动，我们也决不会放弃我们的目标和期望，即古巴人民总有一天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这些政策同进军该岛的意图是迥然不问的。

　　 在核实问题的争吵中，卡斯特罗是首恶分子；而在撤走伊尔－28型飞机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则同他勾结在一起制造麻烦。卡斯特罗声称这些飞机是他的，不能让赫鲁晓夫弄走；赫鲁晓夫则欣然支持他这位不满的盟友。约翰·麦克洛伊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在纽约同库兹涅佐夫争论了好几天，米高扬在访问古巴时试图让卡斯特罗软下来，然而毫无效果。到头来，打破这一僵局的并不是外交家的说理，而是以一支随时准备出击的强大的入侵部队作为后盾的总统表现出的越来越不耐烦的情绪。11月20日，赫鲁晓夫不愿承受美国出兵的后果，因此又一次低头屈服，同意在十三天内撤走伊尔－28型轰炸机。12月6日，美国驾驶员们查明这些轰炸机中的最后一架已经在货船甲板上，正在运回俄国去。导弹危机就这样结束了，然而美国依然面对着卡斯特罗这个危险的邻居。

　　 在整个危机期间，而且确实还包括从危机结束以来直到现在，一直有两个费解的问题常常为人提起，但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走上这条招致惨重损失的道路？再者，他为什么会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出乎意外？

　　 关于赫鲁晓夫把核武器运进古巴的动机，当时曾出现过好几种多少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无疑，他是想加强古巴的防御能力，达到足以使美国望而止步，不敢进犯该岛和推翻卡斯特罗的程度；可是，这样水平的保护能力不需要核导弹和轰炸机也可以达到。他加强古巴的防务，也就是充实他的打手卡斯特罗的力量，增大他在拉丁美洲进行颠覆活动的潜力。这两个结果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威望，因为美国的威望在受到猪湾事件的影响以后尚未恢复过来，这样一来就会耻上加耻，又增加一层屈辱——在离美国海岸几乎只有咫尺之遥的加勒比海地区竟然就有苏联的军事力量。

　　 然而，即使这种推理能够成立，仍然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那就是，究竟为什么要运来进攻性核武器，因为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常规武器就完全可以得到这样两方面的结果，而又不会象运进中程导弹和轰炸机那样大大地触犯了肯尼迪总统。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赫鲁晓夫想用便宜的本钱来扩大他的战略武器所能打击的美国目标的范围。难道他真的相信这样——扩大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值得为之冒这一场风险？似乎很难相信他真正关心的是战略力量的不平衡问题，因为我们即使是在完全垄断或实际上垄断着战略武器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咄咄逼人地利用我们的优势。所以，除非苏联在俄国本土的战略武器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少得多或不可靠得多，否则这种动机看来也站不住脚。

　　 作为在冷战中运用的一种政治筹码，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在古巴部署和保持这些进攻性武器，那就会有许多吸引人的前景可供他选择，他就可以对苏联国境四周的美国及其盟国的前进基地完成空降部队所说的那样垂直包围，也就可以以此作为本钱，要求撤除这些基地。美国报界常常提到在古巴的这种基地同我们在土耳其和伊朗等地保持的接近俄国边界的基地有其相似之处。要是赫鲁晓夫最后不得不放弃他在古巴的据点，他要求得到某种报偿将是不无道理的。

　　 评论家们常常从柏林方面去找赫鲁晓夫在古巴所作所为的原因。如果搞古巴这一手是意欲转移美国对柏林防务的注意力，那么，从当时华盛顿曾把古巴作为头等问题这一点来说，这一手是成功的；但是，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从未放松对柏林的注意，他们一直担心苏联会在那里采取报复行动。然而，这种关注并没有使他们停止准备出兵古巴，尽管把必要的兵力投入进军古巴的行动是会严重削弱我们眼下在别处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的。

　　 除了这些可能的动机之外，人们总会考虑到，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内部人事关系中的某个问题促成了这次盘算错误的冒险行动。赫鲁晓夫也许感到迫切需要取得某种胜利，来巩固他在政治局伙伴中的霸主地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指望取得胜利呢？这是使我一直揣摩不透的第二个问题。

　　 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提出的最好的解答是，赫鲁晓夫大大地低估了肯尼迪总统，这可能是由于上一年6月他们在维也纳会谈时得到的印象所致，但更可能是由于猪湾的溃败造成的。在赫鲁晓夫眼里，在那次流产的登陆期间及其以后的时期里，美国的领导层一定是显得软弱无能，举棋不定，而且内部涣散。美国政府领导人因为这次小小地丢失面子和损失一千三百名雇佣军竟然会公开地痛心疾首至如此程度，这在他看来一定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举国哀伤失望的情绪把失败过分夸大了，而对于这样一种失败，苏联人则会耸耸肩膀就一笔勾销，他们会通过大肆宣传胜利来掩饰自己的退却，以后再把那些应该对这一失败负责的肇事人悄悄地加以清洗。

　　 如果说，猪湾事件竟能在华盛顿和全美国造成这样大的震动和惊恐，那么，要是这一批美国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能够摧毁距哈瓦那二千英里以内的任何美国城市的部署停当的导弹核弹头的话，难道赫鲁晓夫就不能期望他们会出现一种无法作出决定、也无力采取行动的瘫痪局面吗？如果赫鲁晓夫真是抱有这种希望的话，那就多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在极其秘密地运进这些武器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欺骗肯尼迪，向他隐瞒苏联人的意图了。但是，另一方面，有一点还是无法解释的，他们为什么不在运进这些导弹和轰炸机之前先把萨姆导弹部署好，使U－2飞机无法飞临古巴上空。现在我们知道，恰恰正是赫鲁晓夫自己，在美国总统夺取主动，并且冷静地着手实施经过周密考虑的计划的时候，显得大感意外，并惊惶失措，有失常态。为什么赫鲁晓夫不把他的导弹疏散和隐藏起来，要求举行谈判，然后再拖延时日，同时扬言在柏林或其他地方进行报复，或者真的采取这类报复行动——简而言之，他为什么不施展我预料他会玩弄的那些阴谋诡计中的一部分或全部，这至今仍然是个谜。难道他自信不成，所以根本没有盘算一旦遭到失败该如何解脱？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他在总统讲话之后的行为使人强烈地感到，情况恰恰正是这样 [ 注：我们现在大概可以从他写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看到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了。他解释他之所以采取那些行动，主要是由于需要防止美国出兵古巴，而他认为在猪湾事件之后那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他对于我在前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是没有说明白。他所描述的罗伯特·肯尼迪同多勃雷宁大使关于肯尼迪总统害怕发生军事政变的谈话，亦近于异想天开的胡诌。 ] 。

　　 不幸的是，没有象上一年的古巴问题研究那样在事后对这次导弹危机进行一次分析，总结一下政府在处理这一局势过程中的工作。有关这个题目的那些书籍和文章同我的书有类似的欠缺，都局限于一个整体中的个别部分，从来没有由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概括其全貌。这是令人惋惜的，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富有宝贵的教训。

　　 有人在事后批评总统的决策过程，认为自始至终都是毫无章法的临时拼凑，无人负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同猪湾事件形成对照的是，那一次是由实际上还互相陌生的人指挥的，而这一次则是由总统自己一群亲密的左右手负责处理的，他们同心协力地为总统工作，而总统则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以回报他们对他的完全忠诚。不论这次所用的这一方法是否违背了某一本教科书上关于正确处理危机的方法的观点，它是符合总统的一贯作风的，而且把事情也解决了。为了把行政部门各下属单位同白宫联成一体，遵照组织严密、井井有条的工作程序是很有好处的，事实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总统亲自主持事务的情况下，组织机构和工作程序就必须适应总统所特具的风格。

　　 不论这一方法是如何的不正规，我认为它达到了如下目的，即根据手头掌握的最可靠情报，及时向总统提出种种各有论据的方案以供选择。每个方案都把政治、军事、心理方面的措施结合在一起，以求对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形成必要的压力，诱使或迫使他们从古巴撤除进攻性武器——从这一点来说，每个方案都堪称作汇合各方面力量以实现某一政治目标的范例。

　　 肯尼迪总统在向他提出的各种方案中作出抉择的时候，采取了任何世界领导人在处理核武器时代的危机时大概都会采取的做法。他在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以免形成危险的旷日持久的对峙局面的同时，又力求冒最小的风险。但是，在这两种迫切要求之间，还是需要谨慎小心的念头占着上风，因为一味升级而不加控制，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采取了逐步渐进的做法，实行有限的封锁，以这样的步骤开始。

　　 一旦作出了这一决定并且开始实施之后，当初促使他必须小心选择第一步的那种考虑，同样又促使他希望亲自来掌握他的武装力量的重大行动。在猪湾事件中，他曾经想这样做，但可惜他没有成功。然而，他这一次却有一套更好的通讯联络系统和指挥系统来为他服务，他几乎可以亲手在加勒比海水域调动海军舰艇。这种亲自干预的做法对我的许多军界同僚来说是有伤感情的，他们认为这是文官的无理干涉。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批评。这次隔离行动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棋局中的第一着棋，我方的主要棋手完全有理由亲自掌握一兵一卒。这是一个为政治目的使用军事力量的典型事例；而归根结底，需要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正是为了用来实现政治目的。

　　 这一插曲对军方而言，充满着教训，其中大多数纯属专业和技术性质，因此我不想在这里多谈。

　　 从大的战略范围来说，这次危机暴露了前十年的一种信念是谬误的。这种过时的信念就是：美苏之间不可能发生不使用核武器的冲突。固然在整个对峙过程中，双方一枪未发，可是十分明显，即使真的打了起来，双方也都不会立即互相进行核攻击。实际上，双方拥有的战略部队起了互相抵消的作用，使双方可以运用其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不必十分担心可能引起核战争的后果。

　　 赫鲁晓夫最后之所以退却，并非由于天上的战略空军的飞机和部署在欧洲海域的北极星潜艇，而是由于他的常规部队对古巴这么远的地方无力支援，而肯尼迪又揭穿了他的虚声恫吓。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集结在佛罗里达州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使赫鲁晓夫相信，他的对手是十分认真的，如果他不屈服，就真可能出兵古巴。有趣的是，一旦让他相信了这一点，几乎不需要开展什么外交活动，他就同意退却了，而且几乎不曾考虑什么丢面子的问题。我们一些同僚有时常常不那么愿意把共产党对手逼迫太甚，担心会伤他们的面子。我从来就不甚赞同这样一些同僚的看法。赫鲁晓夫在败北几天以后，就不知羞耻地摆出一副世界和平的伟大朋友的架势，似乎他把自己的武器运回国的宽洪大量应该得到一切思想健全的人的赞赏和感谢。那些需要寻找保全面子的办法的人，通常总是能够找到这种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