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秘密危机阶段·第二十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10月1日，星期一，上午八点正，我到五角大楼河滨大门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上班。这一天主要就是参加一些仪式和礼仪活动。首先是惠勒上将在五角大楼宣誓就任陆军参谋长。然后是在白宫玫瑰花园里同时举行两项仪式：在总统莅临下，兰尼兹尔上将被授予功勋勋章，以表彰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功绩，我则在罗伯特·肯尼迪主持下宣誓继任他的职务。我们一家人、朋友和同僚们出席了仪式，聆听了这种场合通常总要发表的祝词和答词。这是一个明朗的秋日，在肯尼迪兄弟审视他们政府的军事首长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都充满着希望。

　　 仪式结束之后，麦克纳马拉邀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午餐，随后又带我去会见采访国防部消息的记者们，他们大多数是同我过去有过来往的老相识。就象为了批准我的任命而对我进行质询的参议员们一样，记者们也想要知道，我是不是一上任就要独断专行的独裁军人。然而看来他们也相信我对这一点作的否认。会见后，我到“坦克”去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坦克”是五角大楼行话中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的称呼，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出来，沿着走廊往前走就是了。出席的有我就任新职后将要与之共事的主要军事同僚：惠勒上将，海军作战部长乔治·安德森海军上将，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空军上将，海军陆战队司令戴维·肖普上将，以及联合参谋部办公厅主任赫伯特·赖利海军中将。我们以前彼此已相识，因此除了表示共同希望和打算在国家安全的事业中切实有效地合作之外，没有多少别的话可讲。

　　 在我的新岗位上等待我去处理的主要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我在白宫时一直关注的那些事情：古巴、柏林、北约组织、东南亚、军备控制、禁止核试验条约、武装部队的结构以及防务预算等方面的问题。我还继续担负着有关反叛乱的任务，因为我必须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席每周在行政办公大楼召开的原特别小组(反叛乱)例会。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前不久的10月初，最引入关切的是古巴问题。

　　 关于古巴导弹危机有种种报道，有些是直接当事者的叙述，有些是看到部分行动的某些情况的旁观者的报道。事实上，也许除了总统之外，没有一个人了解事情的全貌。我肯定不敢这样自吹。正因为如此，我并不试图详尽地一一列举从10月16日，我们通过照相获得古巴驻有进攻性导弹的证据开始一直到12月6日最后一架伊尔－28轰炸机撤走为止的一连串复杂事件。相反，我倒是想努力对我所知道的这一危机中的重大事件作一个概括的综述，然后用以作为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导弹危机是猪湾事件的延续，因为赫鲁晓夫为他1961年和1962年在古巴扩充军备辩解所提出的理由是，为了遏制美国再次“侵略”被他保护的人卡斯特罗的一种防御措施。虽然美国当局对于猪湾事件之后数月内，苏联武装卡斯特罗的活动总的来说是有所了解的，但一直到1962年，我们才得到可靠证据，表明军事装备运到古巴的数量激增，速度大大加快，于是，乃指示情报部门更多地注意那里的情况。这样，才建立了定期派出U－2飞机对这个岛屿进行照相侦察的制度，同时我们的军用飞机开始经常对驶往古巴的苏联船只照相。随着有关古巴导弹的传闻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来自古巴难民)，为了更多地了解苏联人动向而采取的比较有节制的某些做法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加。这些传闻被美国报界当成重要消息刊登，并且成为国会中的反政府发言的题材。因为议员们这时已在为秋季大选进行准备。好几位参议员开始发出好斗的言论，对总统为对付卡斯特罗所采取的胆怯的措施表示强烈的不满。当时对卡斯特罗只限于努力在政治上使他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中处于孤立，同时通过没有多大效果的贸易限制，阻滞古巴的经济。

　　 这些事件过去了几年之后，现在要追忆出当时官方对苏联1962年秋重整古巴军备的态度是困难的。我们当时知道，在7月至9月间，大约有七十船的作战物资运到了古巴港口——如坦克、大炮、米格战斗机、“蚊子”级短程导弹艇以及地对空导弹(萨姆)装备。同时，据估计，苏联派驻古巴的军事技术人员已经从几百人增加到大约四千人。我们确信，赫鲁晓夫已经把十分可观的现代化武器交给了卡斯特罗，这样就使他拥有了在西半球仅次于我们的最大的、装备最好的军事力量。然而看来这仍然象是一项旨在防御的计划，主要是为了改进古巴的防空力量和海岸防御力量。

　　 关于在古巴部署了进攻性导弹的流言多如牛毛，大部分是难以置信，不值一驳的。这些谣言往往会影响我们情报部门的洞察力。即使是观察者提供的关于导弹的有根有据的报告，也容易使人认为，这是把我们知道已部署在古巴的萨姆导弹同我们认为古巴还没有的地对地进攻性导弹混为一谈了。的确，有些似乎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使人相信，赫鲁晓夫决不会把进攻性导弹运到古巴去。苏联以往从来未让这些武器出过苏联的国土，甚至连东欧卫星国也未配备。要是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那就会引起一个在古巴的土地上如何保持苏联对它们的指挥和控制的问题，因为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把这些导弹放心地交给一个象卡斯特罗这样的狂人。而且，赫鲁晓夫也无法知道，对于来自苏联方面的这种挑衅行动，美国又会作出什么反应。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苏联官员们又一再庄严保证，他们对古巴的援助是纯属防御性的，乃使得我们的情报部门在9月中断定在古巴土地上部署进攻性核武器是不大可能的。诚然，为了保险起见，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又提出了一种警告：在西半球设立核武器基地是增强苏联核力量的一种便宜的办法，对苏联来说大有好处，因此不应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可是，这一警告对我们的决策人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影响，因为当时在美国官员们的心目中，已形成了这样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的绝对性的结论。

　　 对于我们的情报搜集工作来说，9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我们现在才知道，就在这个月，古巴发生了极其重要的活动。要是我们派U－2飞机在合适的时间到合适的地点去，这些活动本来是可以拍摄到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幸，我们飞出的有限几次飞行都毫无收获。因为在中国上空损失了一架U－2飞机，从9月8日到16日U－2飞机完全停飞；等到获准飞行时，又因为天气不好和行动上的限制而大受影响。在我的想象中，总统从来都没有充分了解这些限制我们的主要情报来源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情报部门没有着重向他反映情况，报请他批准在U－2停飞时使用低空侦察手段。

　　 我结束远东之行后回到华盛顿，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新职后，马上就遇到了这种情报不足的问题，于是，和我的军事同僚们一起，要求对古巴所有可能是导弹发射场的可疑地区加速实施U－2飞机照相侦察。那时候从若干未经考核的来源获得的初步情报指出了若干这样的地区，所以在U－2飞机加速出动的时候就把这些地区列为照相侦察的具体目标。正是10月14日的一次飞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在10月16日上午呈报肯尼迪总统之后，就揭开了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十三天”的一系列事件。

　　 我想可以把那十三天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16日起到10月22日晚总统发表讲话为止，这是在白宫悄悄进行的秘密危机阶段。总统的讲话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即国际危机阶段，一直持续到10月28日赫鲁晓夫屈服，同意撤走一切进攻性核武器为止。这十三天之后还有最后一段危机，那是关于对撤出进攻性导弹要进行核实和撤出的武器当中应包括伊尔－28中型轰炸机这两个问题。11月20日，赫鲁晓夫再次让步，从而结束了最后这场危机。

　　 对我来说，秘密危机阶段是在10月15日晚上，在我的夫人和我在华盛顿西南部麦克奈尔堡的家中举行的宴会上开始的。主要客人本来是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但不幸因他的养子遇到意外事故而未能出席。其他客人大部分是官员，如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斯·约翰逊以及国防情报局局长约瑟夫·卡罗尔中将。卡罗尔将军到后不久旋即把我叫到一边，低声告诉我说，前一天在古巴上空照相获得的证据肯定地证明古巴境内有苏联的进攻性导弹。我们相继把这一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客人当中有权可以了解这类情报的人，并商定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就先到我的办公室开会认真研究照片。

　　 10月16日，我们一到五角大楼，麦克纳马拉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副部长和我就同卡罗尔将军研究了这些照片，休会后接着就和三军参谋长们开会。我们看到的有关情况是毫无疑问的。这种装备我们从苏联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发射场的照片上已屡见不鲜，因此不可能认不出这种广泛部署在苏联西部边境一带的射程一千一百英里的核武器。我料想当时我们这一小批人每个人的心情各不相同，不过我自己的反应主要是惊异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赫鲁晓夫为什么会干出这样鲁莽的事情，竟敢到美国的大门口来挑战，而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这个挑战是如此之露骨，似乎他是要自找麻烦。难道他当真不相信美国的反应会很激烈，要不就是这里头有什么名堂我们还没有看透？象他这样狡猾的家伙肯定是暗中在搞某种诡计而我们未能看出来。

　　 经过这一番初步讨论以后，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和我乘车去白宫，总统已通知他的主要顾问们十一点四十五分到那里开会。邦迪已经给他看了那些照片。这个新发现使他愤愤不平，但依然镇定自若。看来最使他动感情的是苏联官员们背信弃义；他们曾如此费尽心机在运往古巴的武器的性质问题上欺骗他。后来，在他10月22日的讲话中，总统曾追述苏联所作出的关于运往古巴的军备纯属防御性质的种种保证，包括苏联政府9月11日的声明以及葛罗米柯10月18日在总统本人的办公室里重申的保证；然后他坚决地谴责说：“那种说法全是假的。”然而此刻，面对着确凿的事实，他十分严肃认真，在会议开始时首先对最新情报作了一番分析。接着展开了讨论，首先集中研究了拍摄到的导弹是否实际上已可供作战使用和做好发射准备的问题。正如麦克纳马拉所指出的，发射场周围没有看到安全警卫人员，因此看来不象。但是我们显然需要立即拍摄更多的照片，总统当即批准需要进行多少次U－2飞机的飞行就进行多少次。

　　 随后我们转到了核心问题上：我们究竟应当对苏联在古巴的核力量突然构成的这一威胁采取何种对策？腊斯克国务卿提出了今后几天内我们必须作出抉择的两种行动方案：对导弹及有关军事目标实施突然的空中袭击；或者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政治行动，如有必要则在最后实行封锁和空袭，同时辅以其他适当的军事措施，诸如进行部分动员和增兵关塔那摩基地。如果选定第一种行动方案，麦克纳马拉部长强调必须在那些导弹能交付作战使用之前实施空中袭击，而且必须把军用飞机和一切可能发现的核武器储存地点也包括在袭击目标之内。随后，我们就必须做好必要时出兵古巴的一切准备。道格拉斯·狄龙指出，初期先采取政治步骤有其不利之处，它会使苏联有时间发出威胁，而他们可能觉得很难收回这种威胁。我支持进行突然的空中袭击，但同时指出，我们不应当只谈单独一次空中打击，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的空袭，以确保在我们知道的现有武器被摧毁之后不会另外再配置进攻性武器。此外，我们还必须封锁古巴，以防止进一步运进作战物资。

　　 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做法就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对于当前要做的工作也拟出了一个梗概。总统把眼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为：第一、是仅仅攻击明显可见的导弹抑或攻击麦克纳马拉部长提到的更广泛的目标体系；第二、在进行这类攻击的同时是否应实行海军封锁；第三、在行动前我们应当向哪些人征询意见。

　　 总统在布置我们着手工作的时候，表示他打算在一般情况下把他的顾问班子就局限于在场的不多几个人的圈子内，后来就正式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它由副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财政部长狄龙、司法部长肯尼迪、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副国务卿鲍尔、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无任所大使汤普森、总统特别顾问索伦森、麦克·邦迪和我。这些人在整个秘密危机阶段几乎不分昼夜地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偶尔还有一些非委员会成员参加进来，如艾德莱·史蒂文森、迪安·艾奇逊、罗伯特·洛维特和约翰·麦克洛伊。我们每天秘密集会两三次，从白宫的西南门偷偷进去，以免引人注意；当我们为了准备同总统一起开会而在国务院聚会的时候，就把我们的汽车藏在那里的地下室里。虽然这种做法看起来可能象是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处理这类危机而规定的工作程序搞得太过分，竟达到古怪的程度，但是，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这种做法是很自然的。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这些人，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所担任的正式职位，不如说是由于他信任他们的判断并相信他们是可靠的。他也希望避免发生他认为象艾森豪威尔政府时代召开的那样大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所必然会产生的泄密现象。据他判断，至为重要的一点是要通过尽可能出人意料地突然披露他已发现苏联人的背信弃义行径，并且对此作出他的反应，从而向苏联人手中夺回主动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能泄露一点秘密，让人看出有异常活动的任何迹象。

　　 当我们静下心来着手完成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对于自己担负的使命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要想方设法消除古巴设有核武器基地所造成的威胁，并且防止——用西奥多·罗斯福在另一个历史关头所用过的字眼来说——“在战略上滥用这个岛屿”。以后几天中的争论情况清楚地表明，归根结底，我们面前只有三条路，这在我们第一次会议上就已经大致提出。我们可以单用说服，诱导或胁迫三种办法中的一种办法，或者采用这三者兼施的办法，把这些苏联武器通过谈判弄出去，或挤出去，或打出去。说服的方法可以采取直接向赫鲁晓夫或卡斯特罗或同时向两人发出呼吁的形式。诱导的方法可以包括扬言要使用武力，努力使卡斯特罗从赫鲁晓夫那里分化出来，或者表示愿意对苏联的迁就给以补偿，用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或我们在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之类的筹码作为报酬。至于胁迫，则可以通过对已知的导弹发射场或者对包括飞机、萨姆导弹和地面重型装备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目标进行突然的空中袭击来实现。性质缓和一些的一种胁迫行动，可以是某种形式的海上封锁，一种是要全面禁止一切航运，另一种是局部封锁，只限于对某一特殊类型的舰艇实施，例如，对那些能载运进攻性武器的舰艇或者对油轮。大家一致同意，采取某种形式的胁迫手段是有必要的；其中，实行空袭这一招在开始时得到的支持者最多；可是过了最初几天，支持的人数锐减。赞成突然空袭的就是最早的“鹰派”，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是为了与“鸽派”区别开来，后者主张采取不那么激烈的解决办法，通常是主张实行某种形式的封锁，并辅以政治行动。

　　 主张空袭的种种论点都是根据一种假设提出来的：即假设他们认为苏联的导弹可能在几天之内即可交付作战使用和做好发射准备，而且，这些导弹是机动的，能够在发射前或发射后从照片所摄得的阵地迅速疏散。目前它们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只有古巴的防空系统提供有限的保护。而且鉴于组成这一防空系统的萨姆导弹和米格飞机显然并未察觉我方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看来它尚未全部可供作战使用。这个时期的一个未解之谜是苏联人为什么不在运进第一件进攻性武器之前先把他们的萨姆导弹完全安装就绪，那样就可以象1960年在苏联上空击落鲍尔斯少校那样来击落我们的U－2飞机，使我们无法飞越上空去照相。萨姆导弹一直是我们制定计划时的一个麻烦因素，因为我们一直都弄不清楚这些导弹之所以没有使用，到底是由于政策上的决定，还是仅仅由于尚未作好准备。

　　 按照这一观点来观察局势，我觉得必须在这些进攻性武器能够发射之前，在它们能够获得更好的防空保护，或者疏散到森林和丛林中去之前，对所有已侦察知道的进攻性武器实施大规模的攻击。要是它们疏散到丛林中，那就除了出兵古巴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加以拔除。诚然，不论空中攻击如何猛烈，总会有一些武器得以逃脱，但是，我们有理由期望，通过这样一种办法来显示美国的决心，并随之对古巴实行封锁和进行出兵该岛的准备，将会使赫鲁晓夫恢复理智，促使他取消这一轻率的冒险。

　　 反对这一做法的人则确信，进行空袭将促使赫鲁晓夫象我们现在常说的那样逐步升级，他决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反应而不采取某种行动来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也许是对柏林、土耳其、意大利或者伊朗发动某种攻势。如果他攻击一个属于北约的目标，所有的北约国家都会责备我们，怪我们为了加勒比海里一个对它们毫无意义，对我们关系也不大的岛屿而把这个联盟带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门槛，而且我们将不得不以由于卷入古巴而大大削弱了的兵力，去对任何受到威胁的欧洲盟国进行援助。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卡斯特罗。他也许会不顾我们可能派去的增援部队而进攻关塔那摩基地，他的米格飞机也能够轰炸我国东南各州的目标。最后还有罗伯特·肯尼迪雄辩地提出的道义问题。那就是发动突然的空袭无异于另一次珍珠港事件，而这一次我们自己却充当了背信弃义的侵略者的角色。那些和他站在一道反对突然袭击的人，最后一致主张采用有限规模的海军封锁(当时起了一个不那么刺激人的称呼，叫做“检疫隔离”)，以达到阻止进一步运送进攻性武器及有关装备的目的。他们完全承认，光是这第一步措施可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实施全面的封锁，乃至最终要发展到出兵古巴的程度。可是，我弄不明白，要是苏联人留在封锁区域以外，对美国发起漫骂的宣传攻势，要求举行谈判，同时继续扩充他们在古巴的武器系统，那么我们又怎么办？他们可以一边虚与委蛇，拖延时日，一边完成导弹发射场的建设工作，并把导弹及其有关装备藏在不会受到攻击的安全场所。此时谁都不知道，是否全部重要装备均已运到这个岛上，局部封锁究竟会不会对苏联的计划造成重大妨害。我们后来发现，两千英里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从来没有运进过古巴，只是在启运导弹之前先运进了一些辅助装备。

　　 在六天的争论中，鹰派和鸽派经常改变自己的立场，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对参加争论的人作一番壁垒分明的分类是不可能的。我自始至终都是双料鹰派，首先是由于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言人，其次是出于我个人的信念。但是，这次的两方对阵并不是按军人对文官的方式组合的，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这些讨论通常只有我这一个军人出席，所以大多数的鹰派必然是文官。再一个重要情况是，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他们决定自己的立足点并不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局势可能发展到需要出兵古巴深感不安，因为这从政治上或军事上来说都是美国经受不起的。再者，我感到，采取隔离的做法较之采取空中袭击这种看来似乎更为激烈的做法，更易于使我们不得不在出兵古巴和认输退让之间作出抉择。除非由于某种可怕的错误估计，否则我并不特别害怕任何一方会使用核武器；至于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非核武器的较量，赫鲁晓夫则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罗伯特·肯尼迪把这比作珍珠港事件的论点，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肯尼迪总统前几周已经明白地警告苏联人和卡斯特罗注意在古巴建立进攻性军事基地可能招致的可怕后果。如果我们想做得万无一失的话，我想给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发出某种有限的警告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为时不要早得使苏联在古巴的导弹有时间可以隐藏起来。

　　 在导弹危机结束之后的这些年中，一直有人力图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成这次危机当中的顽固的战争贩子，因他们力主进行空袭和出兵古巴，而拒绝那些较为温和的建议。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每次会议之前都同三军参谋长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先交换意见，以便我能代表参谋长们的集体的观点。我在这里强调集体观点，因为人们在谈论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某一问题的立场时，应当就是指这种集体的观点。对某一特定问题，每个参谋长个人完全可能、而且实际上也经常持有大大超出共同一致意见的观点；但这些均属个人意见，不应当看成参谋长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见。举例言之，作为一个整体，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来没有提出过出兵古巴的建议，而仅仅是主张作好出兵的准备，这样将会加强总统在同赫鲁晓夫打交道时的力量，并且使总统始终保持作出这种抉择的可能。那并不是说，参谋长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入侵古巴是可取的，或者一劳永逸地搞掉卡斯特罗的办法终将是必要的。

　　 就我回忆所及，只有在两个问题上，参谋长们的共同立场是鹰派中主张最激烈的。力主实施突然袭击的最有口才和最有影响的一位是迪安·艾奇逊，可是他仅仅支持对导弹本身进行攻击，而参谋长们则要求出动几百架飞机进行大规模空袭，以便不仅对导弹、而且也对伊尔－28轰炸机和整个防空系统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参谋长们确信，在最初的空袭之后，我们将不得不近乎无限期地控制古巴的领空，因此，他们强调需要利用最初的空袭的突然性来尽量扩大其效果，而我认为他们这样强调是恰当的。至于封锁，参谋长们力主实行全面封锁，而不是后来批准实行的局部封锁。鉴于卡斯特罗的经济依赖于进口石油，他们特别迫切地要求禁止石油产品输入古巴。

　　 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每次开会后，我都回到五角大楼向参谋长们报告会上的大事，并且具体部署会议决定要求武装部队采取的行动。当会议的决定和参谋长们的意见不合时，我总是受到反复盘问，以了解我是否已经作了足够的努力来捍卫他们的立场。偶尔在个别场合下，在我看到他们对我所作的努力显然产生怀疑时，我就会向他们发火，表示我可以安排他们同总统会见，由他们去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回想不出他们曾要求同总统举行这样的会晤(我允诺在他们会晤时一定从旁恭听)；但是经我建议，总统在10月19日请他们去会见了一次，使他们有机会充分发表他们个人的意见。和总统的文职顾问们的情况差不多一样，参谋长们的个人意见也是众说不一，因此，这次会晤对总统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有助益的，但是，这样谈一次，肯定使得参谋长们心情舒畅一些。

　　 总统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的大多数会议，通常只有在那些同他预定要发表演说的时间和其他已宣布的约会发生冲突的会议才没有到会，因为这些安排是必须如期践约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讨论得以保守秘密。他对时间的消逝和始终存在的过早泄密的危险深感不安。他本来打算在10月21日(星期日)发表全国性电视讲话，向全国说明情况；但是为了让国务院有充足的时间事先做好一切外交安排，不得不推迟到10月22日晚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