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执行任务·第四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根据亚历山大将军的指示，我们迟迟才动身去执行这一使命；但鉴于在罗马要办的事情太多，延迟出发实在是令人不快。不过亚历山大的命令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了解萨勒诺作战计划，在D日之前有被俘的危险。当批准我们动身时，我们就迅速行动。在巴勒莫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凌晨两点登上一艘英国高速巡逻艇，天亮时这艇在乌斯蒂卡岛附近同一艘意大利护卫舰“伊比斯”号会合。

　　 当我们驶近这艘军舰时，它看来象刚发了一场红斑疹似的。之所以令人产生这一印象，乃是该舰的舰员都穿着红色救生衣，因为他们准备在这次出航中可能遭到盟军或德军的飞机或潜艇的攻击。在海浪中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们靠上了“伊比斯”号，拿起行李登上该舰。行李包括一部珍贵的无线电台，以加强在罗马的意大利高级司令部同在阿尔及尔和西西里的盟军指挥部之间的仔细而又秘密的联系。我们都穿着军服，这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如果万一被德国人抓住，穿着军服可能免遭马上处决。我们各带着野战背包，只装上洗漱用具以及小件必需品。

　　 上舰后，接待我们的是意大利海军情报部长弗朗科·毛杰里海军上将，他在前一天接到命令同我们会合并护送我们至加埃塔港。他是一个热情的主人，当我们横渡阳光灿烂的蒂勒尼安海时，在甲板上他向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意大利战时的有趣故事，并且以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当天傍晚时分，我们驶近加埃塔港，这艘护卫舰曲折航行，穿过港外布雷区，靠在一个码头旁边，那里站着一群好奇的观众在观看。双方事先约定，我们的身份是在海上被捞获的盟国军官；所以，为了真实起见，卫兵就推着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下了跳板。很快就把我们送上了一辆海军汽车驶向加埃塔的郊区，然后换乘一辆在林边小道上等着我们的军用救护车；我们沿着亚平宁大道向北驰赴七十五英里外的罗马。

　　 同加德纳和毛杰里一起坐在救护车里的这次旅行，在我的经历中可不是一次舒服的旅行。车窗都是毛玻璃的，只有一些小圆窗才不是毛玻璃的，但上面都画了一个红十字。从这些小圆窗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外面，我们希望从外面向里面看没有这样清楚。尽管道路不平，救护车的弹簧缺乏弹性，但我还是对历史悠久的罗马大道沿路的一切怀有浓厚的兴趣。战争的唯一征象是些偶尔碰上的路障，这时就得停车，司机出示证件；还有许多路标指向沿途的军事单位的方向，我们越往北，路旁德军的单位就越多。

　　 我们在黄昏时抵达罗马，而盟军进攻的先锋部队直到九个月以后才到达这个城市。我们到达后立即被带往佛罗伦萨路的卡普拉拉宫，在二楼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宽敞的房间。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罗马城防兵团司令卡尔博内将军的参谋长萨尔维上校，曾随卡斯泰拉诺去西西里的马尔凯西少校，以及一名副官兰扎中尉。我们获悉直接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卡尔博内，但是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才见到此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将在为我们准备的房间内吃晚饭，并睡一夜好觉。又使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我们被告知说，我原以为会接待我们的意大利武装部队参谋长阿姆布罗西奥将军已因私事去都灵。

　　 这种安排对于疲劳的旅行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位考虑周到的医生开的处方，但却并不是加德纳和我所乐意接受的。我们简直不能相信，意大利人在这个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竟然还如此满不在乎。我们并没有拒绝晚餐。这顿晚餐比起我们在北非和西西里吃够了的战地配给食物来，质量确实大不一样。但是，我们坚持卡尔博内将军必须立即来会见我们才是至关紧要的事。

　　 在我们强烈要求之下，卡尔博内晚饭后来了。那天下午海军方面负责接待我们的毛杰里将军说，卡尔博内是一位颇为讲究穿着的行家。那天他穿着挂满勋章的军装，靴子擦得油光锃亮，真是名不虚传。但是，这天晚上他的情绪却并不高，在他看来周围一片漆黑，只是偶尔出现一点点晦色。他就罗马的形势向加德纳和我作了十分令人沮丧的估计：德国人正在加强驻在这个地区的兵力，并且卡住对意大利部队的供应量，而这种供应对于支援我们空降作战行动是不可缺少的。他确信，一旦意大利宣布停战，德国将立即占领罗马，而他的部队对此几乎是无法抵抗的。拟议中的我们部队的空降行动，远不是象卡斯泰拉诺所说的那样，对保卫罗马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它只会刺激德国人，对他们的前盟友意大利人采取更加严厉的报复行动，由此而产生的战斗将摧毁这座“永恒的城市”，而不是拯救它。美国在此将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意大利人不能向他们提供诸如“巨人第二”计划中所要求的任何支援；确实，他们甚至不能保证从根本上影响我们行动的机场的安全。因此，卡尔博内反对这次空降行动计划，至少在盟军安全登陆意大利并已到达能支援罗马的地方之前不应该进行。他说，陆军参谋长罗阿塔将军也持这种看法。

　　 尽管我早就完全预料到卡斯泰拉诺所作的承诺都是不能兑现的，但毕竟这个将负责同我们空降部队合作的将军的严重悲观情绪仍是令人泄气的。由于时间宝贵，我们没有就这些情况同他进行争辩，只要求他立即带我们去见首相巴多利奥元帅。

　　 在这样匆促要求下，安排同一位年迈的军人政治家立刻作一次会见是很不容易的，他不喜欢在空袭警报期间大半夜有人去打扰他。不过到底还是通过电话安排了我们的拜访。我们乘坐卡尔博内的车摸黑穿过灯光管制的罗马，通过许多岗哨，最后于午夜时分到达城市边沿的巴多利奥的别墅。卡尔博内先进入巴多利奥的书房，加德纳和我则在外面等待传见。

　　 巴多利奥当时已七十三岁了，在军界供职有半个多世纪，阅历丰富。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穿着睡衣似乎不太庄重。不知是由于他的长期军旅生涯，还是由于他从墨索里尼垮台出任首相以来就担负着时间虽短但耗人精力的政治重担的缘故，他显得苍老而疲惫。卡尔博内已经利用他们两人在一起密谈的机会向他报告了我们之间早先的讨论情况，以及我们要求这次不合时宜的会见的原因。因此，巴多利奥用法语立即就进入了关于军事和政治形势的讨论，他的看法同卡尔博内的是如此之相似，以致我怀疑他仅仅是在重述他部下的话。但是，事后我得知并非如此，巴多利奥本来是想敦促盟军在罗马以北的海域登陆，站稳阵脚，接近罗马并已能支援该市的城防部队时，才实施空降行动。他象同我们谈过话的所有意大利人一样，对德国人怕得要死，远甚于害怕盟国。对他们说来，保存罗马，免遭德国人报复，这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参加任何将会危及该市的军事行动，尽管这种军事行动将有助于盟军登陆。

　　 加德纳担任纪录，我则开始努力说服他改变他迟迟不决的立场，这是因为他对他的政府和盟军司令部之间在此之前的交涉情况缺乏了解，我说服他相信必须毫不延迟地采取某种主动行动。虽然我不能和巴多利奥讨论美国人着陆的时间和地点，不过，相当明显，这些意大利高级人物都知道着陆地区计划在罗马以南——按他们的观点，这是太靠南了——同样也很明显的是，他们并不想在近几天内进行。关于后面这一错误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对我们的空降行动完全缺乏准备，所以当我们提出要进行这项行动时，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在核实了巴多利奥反对在此时进行“巨人第二”计划，而且也不准备宣布停战(据我所知，应于今天，即9月8日的最后时刻宣布)时，我以相当清楚的语言暗示了进攻和宣布停火的迫切性，使他了解这不是以天计，而是以小时计的问题了。看来这一点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明显地使他感到震惊。现在他再也不能拖延了。他必须作出决定，但是这天他对德国人的恐惧还是占了上风。他坚持不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宣布停战。我向他提出，他是否准备面对这样的后果，即：卡斯泰拉诺的代表团已明确答应决定停战，而他现在却要食言背约，而这一协议又正是我们登陆和意大利的迅速解放赖以获得成功的保证。果真如此，他在这样晚的时刻背弃盟军司令部，他就不能指望得到宽恕。

　　 巴多利奥为他自己辩解说，自卡斯泰拉诺作出承诺以后，罗马的形势有了变化，并请求盟国谅解朋友的困难处境，他只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加入盟国来反对德国敌人。他希望加德纳和我在返回非洲后向艾森豪威尔说明他的情况。

　　 我们没有对他的这种态度给予任何支持或鼓励，只是敦促他，如果他不愿意从他的危险的道路上回头，那就立即自行同艾森豪威尔联系，说明他的立场。他对此表示同意，并随手起草了一份电报，译文如下：

　　由于德军在罗马地区的部署和兵力，形势起了变化，实施立即的停战已不可能了，因此举将刺激德国人占领罗马并强行接管政府。“巨人第二”作战计划亦因缺乏兵力保证机场安全而不可能执行了。谨托泰勒将军返回西西里之便，面呈本政府的意见并听候命令。

　　 巴多利奥要求我同意他的估计和决定，但是我拒绝为意大利人对形势的解释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愿意只充当一名向盟国当局转达他的意见的信使，即使盟国当局有过授权的话。因此，我自己给阿尔及尔拍了一份电报，如下：

　　鉴于巴多利奥元帅声明不能宣布停战和不能保证机场的安全，“巨人第二”作战计划已无法实施。出现上述变化是因为汽油和弹药短缺，无法解决，而且德军又有新的部署。巴多利奥要求泰勒返回面呈该政府的意见。泰勒和加德纳听候指示。

　　 9月8日凌晨一点二十一分，我签发了这份电报，告辞了巴多利奥，同加德纳和卡尔博内再次穿过岗哨林立的市区，返回我们在卡普拉拉宫的秘密住地。卡尔博内把电报送到秘密电台去发，次日早晨约八点，我们得到通知，阿尔及尔已收到巴多利奥的电报。发报的拖拉延误使人生气，而且也不知道在说明收到电报的复电中是否说明也收到了我的电报。

　　 加德纳和我猜想还有一段捉摸不定的待命时期，于是我们考虑做点也许对我们在非洲的上司有利的事。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的激愤心情。我们决定拍一份电报，报告我们从意大利人那里得到的最新情报，但是并不知道这些对阿尔及尔来说是否仍属新闻。因此，早上八点二十分，我又发出一份电报，稍微详细一点地说明巴多利奥及卡尔博内对局势所持的看法，并再次强调他们反对“巨人第二”作战计划。

　　 上午十一点，卡尔博内前来对我们说，巴多利奥想派一名高级将领去非洲为他的政府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情。起初，意大利领导者倾向于派陆军参谋长罗阿塔，但是，由于他曾任驻德武官，被认为在与德军高级司令部打交道时非常有用，而且在当前危急的情况下，罗马将可能极端需要他的那套本领。因此，最后决定要我在飞返西西里时同副总参谋长弗朗西斯科·罗西中将同行。他们认为我很快就会奉命重来。

　　 整个上午，加德纳和我都焦急不安，惦念着阿尔及尔是否收到了我们的电报，是否会根据我们取消“巨人第二”的建议而采取行动。我们被确实告知说，阿尔及尔已妥收巴多利奥的电报，而我们的电报也是同时发出的，但这个消息不足以消除我们的担忧。幸好，在离开阿尔及尔之前，我曾和盟军参谋部约定，只要我从罗马发出的任何电报中有“无害”一词，那就是表示紧急请求取消“巨人第二”计划。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密码，是想到可能在某种紧急情况下，加德纳和我认为有必要建议取消，而意大利人——我们原来以为对于这个计划是很热心的——可能不愿意拍发要求取消的电报。虽然实际情况与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仍然于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给阿尔及尔发出了内容只有“无害”一词的电报，以防那里误解早先发出的电报。紧接着我又发了一份电报，报告巴多利奥关于派遣罗西随我去非洲的打算，并请求授权携他同行。然后，为了想从另一个途径探索有关局势的消息，我要求会见总参谋长阿姆布罗西奥将军，他在当天早上乘火车悠然自得地刚从都灵旅行归来。

　　 这次会见本来安排在下午四点半，但始终未能实现。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接到通知，已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立即用飞机送我们去他在比塞大附近的费尔菲尔德前沿指挥所。事隔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个命令是写在艾森豪威尔发给巴多利奥的一份很长的措词严厉的电报中，电报坚持要求巴多利奥履行其宣布停战的义务，但同意了停止执行“巨人第二”作战计划。如果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的话，罗西将军就不必作非洲之行了，加德纳和我也不必担心向我们在西西里机场整装待发，奔赴罗马的空降部队及时传达命令的问题了。

　　 事实上，在停止采取空降行动方面，时间的因素确实也非常紧迫。亚历山大将军的副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准将清楚地知道时间的紧迫性，生怕无线电通讯造成延误，乃打破常规，亲自坐飞机到起飞机场传达命令。那时已有几架飞机起飞了，但都被安全召回。

　　 就在此时，加德纳和我正在卡普拉拉宫等待乘飞机飞往北非，飞机起飞时间定在下午五点，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希望接到对于我们请求带罗西将军同行的答复。但一直没有接到复电，于是我自行决定带他和他的翻译同行。我们提起了简单的行装，还是只有两个野战背包，不过里面多了一瓶我们的主人送来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加德纳和我再次乘上安装着毛玻璃的救护车，前往罗马边沿的琴特谢利机场，在那里有一架三引擎的萨沃伊－马凯蒂型轰炸机正在跑道的一端等着我们，罗西和他的翻译已经登上了飞机。这架飞机从外表上看是一架轰炸机，但是内部已经改装为一架联络机，里面安装着桌椅以便参谋人员在飞行中进行工作。

　　 飞返费尔菲尔德的埃尔阿卢那机场，约需两个小时，对我来说这两小时是这次冒险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虽然我们的意大利主人向我们保证，我们这次飞行计划已经通知意大利及盟国空军，而且也不存在德国飞机截击的危险。但我很清楚，在地中海这样的战区，在这种匆促安排的飞行中，发生差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只要有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在早上布置当天任务的会上心不在焉，万一我们飞入他负责的空域，那就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在我们飞越非洲海岸线的时候，情况似乎证明我的忧虑完全有道理，一架飞得很高的美国攻击机发现了我们，并向我们座机的尾部方向快速俯冲，但是在最后却掉转方向飞走了。不久，我们在埃尔阿卢那平安降落，没有再出现意外事故。

　　 就在我们到达盟军总部之前不久，艾森豪威尔没有得到巴多利奥进一步的意见时，就在阿尔及尔电台上宣布了意大利投降，并宣读了原应由巴多利奥发表的声明全文。一小时以后，巴多利奥在罗马的电台上也宣读了这个声明。与此同时，盟军护卫队已在萨勒诺湾集中，准备第二天早上登陆。

　　 我向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了简短的报告，并向他的一些参谋人员商谈后，找到一间卧室，独享经过漫长的一天疲劳后的休息。我一边喃喃地说着“感谢上帝，总算回来了”，一边把装着被我忘记了的苏格兰酒的背包往一个角落里一扔，酒瓶的破碎声宣告了这次令人失望的使命的结束。

　　 从那时以来，这次罗马之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题目，特别是在意大利。意大利方面的主要人物都竭力为他们的行动和动机进行解释，尤其是竭力为他们拒绝美军空降的事情进行解释。在美国，对这件事不过是看作这个多事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插曲而已，正因为发生事情太多，不会对某一件事特别加以注意。但是，也有些批评意见，意思是说，我从一开始就反对执行这个任务，或者说，我在迫使意大利人与我们合作的问题上不够强硬。这种看法似乎是说，我本来是不应该允许对方拒绝的。

　　 对于这一点，我要说，我个人认为取消“巨人第二”计划是极其令人失望的事。对将参加这次行动的八十二师绝大部分成员也是如此。对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更光荣的任务能比得上解放和保卫这座永恒的城市并减少我们在萨勒诺的部队的困难呢？不过，不论按当时或现在的观点来看，困难都太大，不能奢望我们的空降部队的战果能够达到得失相当，尽管他们是非常英勇的。

　　 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不顾意大利人拒绝与我们合作依然决定执行“巨人第二”计划，那么，我们所能投入的兵力只有执行计划的第一个晚上所空降的数字，约二千五百人，不可能再增加了，这比一个战斗团的兵力还少。他们将在离罗马二十五英里的地方降落，没有卡车，军需补给又少，弹药有限。过了一夜，奇袭的效果消失了，而且机场也得不到意大利防空火力的保护，同时德国的空军决不会让我们自西西里空运部队增援，甚至不能保证意大利部队是否能成为友军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降落的部队只能是孤军作战。诚然，我不能预卜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什么战果，我从来不后悔我作出这样的决定，但这个决定使这支精锐部队得以在萨勒诺、安齐奥、诺曼底以及其他地方卓有成效地为祖国服务，而不是在意大利的墓地或者德国的监狱里断送他们的生命和青春。

　　 我觉得，我们这次使命除了给英勇的战士们来日在更好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机会之外，对于了解意大利人对停战和投入盟国一边的态度也起了作用。卡斯泰拉诺在西西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而巴多利奥及其同伙在罗马想的却是另一回事。这时这场冒险行动已到达即将完结的时刻，加德纳和我的到达罗马正是时候，迫使意大利人非得马上作出关键性的决定，从而刚好来得及保全意大利人投降所能带给我们的重大好处。如果意大利不投降，那么我们在萨勒诺要冒的风险——这种风险已经很大——会相应增大。虽然避免犯一次错误并没有给人带来那种建立丰功伟绩的快感，但是，我们这次去罗马还是不虚此行的。

　　 我在盟军总部写好了一份关于罗马之行的书面报告之后，即启程赴西西里调集我的野战装备，然后去萨勒诺滩头阵地与八十二空降师会合。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找到去萨勒诺滩头的飞机，我又被召赴费尔菲尔德接受了一项新任务，这使我错过了参加萨勒诺战斗的机会。

　　 就在我离开罗马的那天，宣布停战后不久，国王、巴多利奥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人逃往亚德里亚海的佩斯卡拉，行程正好同向罗马运动的德军的方向相反。他们在佩斯卡拉登上了一艘意大利护卫舰，沿亚德里亚海南下，不知道到哪里找栖身之地。最后，他们就在处于意大利半岛南侧的布林迪西停步，在那里找到狭小的住房住下，过着凄苦的生活，一直到盟军到达把他们救出来为止。幸好，巴多利奥从罗马把他的秘密电台带了出来，他可以同在北非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联系，报告他的位置，并请求派出一个盟国使团同他的流亡政府建立联系。

　　 根据这一要求，艾森豪威尔匆忙组成一个派赴布林迪西的班子，人员组成是：美国和英国驻盟军总部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和哈罗德·麦克米伦，直布罗陀军事总督中将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爵士和我。很明显，我之所以有资格充任代表团成员，是由于我在罗马呆了约莫二十四小时，似乎已经成了一名意大利问题专家了。我们登上了一架B－17轰炸机飞赴塔兰托，该地已于9月9日被英国第一空降师占领。

　　 当我们接近离塔兰托市区相当远的机场时，我们的驾驶员报告说，他无法同机场指挥塔取得联系，因此我们只能在机场上空盘旋。飞机低飞时看下去，这个机场似乎已完全弃置不用了。最后我们降落了，但是在机场上不光没有迎接我们的人，而且连找个人问问情况都没有。当时，我们还可以听到北边有枪炮声，说明战斗仍然在进行。

　　 我们四个人在不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情况下，步行到机场旁边的大路上，最后终于看到了一辆过路的汽车。这是一辆菲亚特牌小汽车，开车的是一个意大利士兵。我用结结巴巴的意大利话向他说明，我们要乘车去距此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布林迪西。这个士兵表示不同意，说这是比安科中校的车子，未得中校的同意，他不能答应我们。我们于是采用威胁的办法，向他宣布我们是刚刚赢得战争的盟国的代表，他那个中校方便不方便，我们不管。我们宣布他的车已为盟国政府征用，并且不理睬他的抗议就挤进了这辆菲亚特车。

　　 我们四个人个子都很大，在开往布林迪西的路上，这辆小小的车子一路颠簸，车身好象要裂开似的。一路上，我们经常要在意大利士兵守卫的路障前停下来，要我们出示证件。但是，我们对自己居于盟国战胜者的地位的信心越来越强，对这些出示证件的要求一概不屑答理，冲过障碍，扬长而去。幸好，不曾有一位坚决的哨兵用枪弹向我们挑战。

　　 将近傍晚到达布林迪西，我们对这个城市都不熟悉。我只模糊地记得凯撒曾从这里渡过亚得里亚海，同法尔萨拉斯的庞贝作战。但是，这同当前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最后，我们找到了当地的最大旅馆阿尔贝尔戈国际饭店，打听国王和巴多利奥现在哪里。我们获悉国王一家住在当地海军司令的住宅里，而其他的人则散居在几个海军营房里。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即征用这家旅馆为派驻意大利政府的盟国军事代表团团部，然后，同巴多利奥和他的人员取得联系。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首先在我们的代表团内建立正常秩序，然后在盟国政府决定支持的巴多利奥政府内建立秩序。我担任了相当于代表团参谋长的角色，我想把工作迅速组织好，这样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师部去。这是我和派我来执行这次任务的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曾经达成的谅解。

　　 我们到达后不久，美国和英国的军官就陆续自北非派来代表团任职。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后备役军官，许多人都具有特殊才能，有助于解决正在布林迪西组织的军事和民政政府的许多复杂问题。塞缪尔·雷伯和哈罗德·卡奇亚似乎是分别代表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爱德华·弗利是美国财政部的代表，在用美国印制的钞票来给这个新政府提供资金方面，他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还有许多杰出的美国人，他们大部分是军人，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提供了急需的专门技能。他们是查尔斯·斯波福德、埃勒里·斯通、查尔斯·波莱蒂等人。另外有一些人则不大受欢迎，例如，有位美国教育专家，他主要兴趣是研究意大利中学教授拉丁文的方法问题。华盛顿和伦敦的情报机关的代表也来了，他们的兴趣是着重在意大利对重水的研究以及南斯拉夫的地下活动之类的问题。

  　 我在代表团的任职期间，先后在两位军官——梅森·麦克法兰中将及凯尼恩·乔伊斯少将手下担任参谋长，这两个人我以前都不认识。麦克法兰是一个十分令人难忘的英国军官，在地中海地区有广泛的外交和军事经验，他的象狮子头的脑袋本应装饰在英国的盾形纹章上作为英雄的标记。他对意大利的政治很熟悉，而且对意大利人从不采取严厉的态度，以免许多英国军官同从前的敌人交往时受到妨碍。我从“梅森－麦克”那里学到许多东西。我对盟国因内部某种政治交易而把他调走感到很遗憾。替换他的是乔伊斯将军。

　　 凯尼恩·乔伊斯是一位著名的美国骑兵军官，战前已退休，1941年又应召服役，担任驻华盛顿州刘易斯堡的第九兵团司令，当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校是他的参谋长。当需要更换在布林迪西的麦克法兰时，艾森豪威尔选中了他的这个老上级来担任这个职务。乔伊斯和巴多利奥以及其他意大利人关系搞得很好，但是，他对与之打交道的大部分英国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从一开始就表示一种毫不掩饰的厌恶。后来，他同样作为盟国间政治的牺牲品而被麦克法兰所取代，麦克法兰是1944年初我离开意大利之后再次担任这个职务的。

　　 可以想见，许多盟国的大人物们都到布林迪西来拜访我们，经常使我们有限的客房负担过重。我特别记得安德烈·维辛斯基的一次来访。这位声名狼藉的苏联检察官担任了意大利事务协商委员会的苏联代表。此时，他决定到布林迪西来是要看一看美国人和英国人到底与巴多利奥政府在搞些什么名堂。在他的飞机到达之前，电报传来的来访人员名单中除了维辛斯基和他的秘书之外，还有三名没有说明官职的“同行者”。由于不了解这几个人的外交官身份，我们在分配阿尔贝尔戈国际饭店房间上遇到了礼仪方面的问题。有一点很明显，就是我必须把我的房间让给维辛斯基，自己搬到楼下大厅边上靠近女服务员放扫帚和簸箕的一个小房间里去。但是怎样安置这些“同行者”呢？我决定让他们住在维辛斯基住房的上一层楼一个中等大小的单间里。然后，带着有点不安的心情出发到当地机场去迎接他们这一行。当飞机降落，这一行人下飞机的时候，这些“同行者”的秘密一下子就揭开了。他们留着剪得很短的头发，前额很低，衣服底下挂着手枪套，屁股上显得鼓鼓囊囊的，他们不过是维辛斯基的警卫员。

　　 维辛斯基老态龙钟，满头白发，眼睛青瓷色，一点没有意料中严厉的检察官的样子，是个很好接待的客人。晚餐的时候，我们随便交谈关于战争的一般情况。后来，他提出要早些休息，于是我陪送他到我原先住的房间里去，在祝他晚安后，就回到堆放扫帚的房间隔壁的床上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意大利女服务员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一边摇着手，一边告诉我，维辛斯基先生没有在我们给他安排的房间内睡觉，她也不清楚他在那里休息的。显然他总是在什么地方睡了觉，因为早餐的时候他看上去精神很好，而且对于住宿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当天晚上又发生同样情况。不过，这一次我在晚餐后陪送维辛斯基到我的老房间并祝晚上睡得好之后，我安排了一个人在他的房门口守着。我的暗哨发现，维辛斯基每天晚上都是到上层楼他的“同行者”的房间内过夜的，他们为了保险，还把门上的钥匙孔用蜡仔细封好。至于维辛斯基是否真正相信他的安全受到他的主人的威胁，还是为了在一旦必须向莫斯科报告他的行动时有人好作证明，这是我永远无法知道的。

　　 代表团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帮助巴多利奥组织政府，并使他得以履行首相的职务。我记得帮助他办的第一件事是一件私人的，非政治性的事情。在我们到达布林迪西与他会合之后不几天，他向我提出，他注意到城里已开设了盟军的军队商店。他请我千万帮助他买几件衬衣衬裤，因为他只有身上的一套。他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是不得不急急忙忙离开罗马的。”

　　 巴多利奥立即着手进行组织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内阁，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担任他的内阁成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没有为墨索里尼做过事，可能的话，还应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并具备所任职务的某种显著的才干。要全面达到这些要求，这种人选必须在1922年墨索里尼掌权以前就在政治上声誉卓著，现在也就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因此，首届内阁不能不是一个老年内阁，仅有少数相对年轻一些的专家予以协助。

　　 最难找到合适人选的职务之一是财政部长一职。巴多利奥花了相当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个基本符合条件的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位住在西西里的曾在财政部任过职的著名银行家圭多·荣格博士，并用飞机接来布林迪西同巴多利奥商谈。当他来拜访麦克法兰和我的时候，我们多少有点惊异，他竟是一位身穿炮兵少校制服的小个子老年绅士。我们尽力不流露惊奇的神情，热情地与他握手，并祝贺他被选为解放后的意大利首届政府的财政部长。

　　 “不过，先生们，我并不想当财政部长，”他用地道的牛津英语回答我们说：“我过去在好年月里担任过这个职务，但这个工作从不合我的心意。”麦克法兰和我对这位不乐意当部长的候选人不禁大为吃惊，并极力以责任感和爱国心劝说他回心转意。但是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起作用，虽然他也爽快地承认在这个危急关头，他有为国家服务的义务。最后，我突然想起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要是不但任财政部长的话，又希望如何为意大利服务呢？他回答说：“先生们，我愿意当一名炮兵中校。”麦克法兰和我从这句话中感到有达成交易的可能，赶忙提出他可以得到晋升，但同时仍担任财政部长，使我们大为宽慰的是他竟接受了，并心满意足地穿着军装参加了巴多利奥内阁。他的这件事给我这个同样决心献身于炮兵的人提供了一个谈话资料，我后来曾把这个故事津津有味地讲给我相继认识的美国财政部长们听过。

　　 我离开代表团之前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就是参与计划和安排把国王和巴多利奥以及代表团迁到那不勒斯地区去。这次搬家中最困难的是为国王在这个地区找一个合适的住所，因为大部分公共建筑物早已被征为军用，而那不勒斯湾周围的别墅均已为盟国的将军们和伤员们占满，同时我还很快发现没有被战争从他们的房子里撵走的少数意大利人，对于腾房子让国王住毫无热情。不管怎样，我到底还是为他在那不勒斯湾南面的拉瓦洛找到了一所别墅。不过，在找房子过程中，我差点成了英国人含含糊糊的语言的牺牲品。

　　 有一天，我和我的副官乘吉普车到索伦托半岛去找别墅，我们沿着俯视海湾的绝壁上的山区公路颠簸而行，车子开得比应有的安全速度稍微快些。当我们看到英国陆军在路边立起的“桥坏，慢行”的路标时，我们稍稍减了速度。在转下一个弯时，我的司机猛然全力刹车，我的鼻子也碰到了挡风玻璃上。车子嘎一声停在悬崖边缘，下面就是几百英尺的深渊，下面架着的桥完全象路标上所警告的那样，已经损坏了。

　　 12月初，八十二空降师在卓越地参加了萨勒诺至那不勒斯的战斗之后，离开意大利调驻北爱尔兰准备赴诺曼底作战。但是，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坚持下，塔克上校的五○四团战斗队被留下准备参加1月份的安齐奥登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比德尔·史密斯实现了他的诺言，解除了我在盟军管制委员会的职务以便让我及时回到我的师里去。李奇微将军却有意让我暂时留在那不勒斯以北卡塞塔的第五集团军总部，这样就可以随时照顾塔克的部队，以便尽可能快地把这支部队从他的西点老同学马克·克拉克的手里抽回来。

　　 我在卡塞塔呆了好几个星期，相当空闲，只是在安齐奥登陆以后去滩头阵地看望过五○四团战斗队一次。隔一段时候，我就尽力催促要求放回塔克和他的部队。渐渐地第五集团军司令部，特别是克拉克的卓越的、而且应该说是相当有耐心的参谋长艾尔·格伦瑟对我感到十分厌烦。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必须要使那位在爱尔兰的严厉认真的师长满意，他自然是希望他的部队都集中到一起，为进攻法国进行训练。最后，终于同意在3月底放回塔克，我也到了在贝尔法斯特附近训练区的我师师部。我到达时正好赶上部队从爱尔兰调到英格兰中部莱斯特的近郊，迁换驻地是由于需用机场以支援即将开始的进攻诺曼底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