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战役·第三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夏，我到了驻在克莱伯恩营的第八十二师。作为一个刚提升的经验不足的上校，我很高兴能和李奇微将军一起工作。我一向是很尊敬他的，而且我还将从他那里学到许多领导部队的本领。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冒着路易斯安纳州的酷暑在野外工作，每周七天，天天如此。这对我们部队日后在北非沙漠中执行任务是一种极好的准备。马修·李奇微是一个对体质条件要求很严的人，严格要求部队达到战时需要的水平。我经常陪同他去视察部队的野外训练，我们俩常常是在正午的烈日之下精神抖擞地从一处跑到另一处，这使部队感到惊讶不已。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本师以及主要军官的情况时，华盛顿就派来要员视察。弗洛伊德·帕克准将和约翰·伦茨准将作为陆军地面部队司令部的使者前来通知我们，第八十二步兵师将分编为两个空降师，并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进行训练，以便赴欧洲执行任务。

　　 这一决定是上一年春天在地中海发生的事件的间接后果。这一年5月20日，大约一万五千名德国伞兵和滑翔机部队攻占了克里特岛。这时驻在该岛的地面部队占极大优势，而且英国海军还控制着附近海面，但德军竟无视英国海军力量，从优势守军手中拿下该岛。这是一次出色的奇袭，在华盛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认为这证明在实施空降部队的“垂直包围”中进行师级规模的空降作战是切实可行的。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德国的反应却完全相反。他们主要关心这次作战的代价：四千名士兵阵亡，几十架飞机被击毁或击伤。因此，希特勒发誓今后再也不准许进行大规模空降作战；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坚持这个决定。但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不准施图登特将军及其德国空降兵同事们执行的战术，恰好对看出空降作战的可能性的美国军官们开了绿灯。

　　 在八十二步兵师部队的基础上，加上正在佐治亚州本宁堡伞兵学校所在地进行训练的伞兵部队，要组建成两个新的空降师，那确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这两个师的番号将定为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一空降师，李奇微担任第八十二师师长，伞兵部队先驱者威廉·C·李少将担任第一○一师师长。两支部队都于8月15日建成，并很快调驻布雷格堡，来自本宁堡的伞兵部队就在该地编入了这两个师。

　　 李奇微将军和我一接到这道改编的命令，都急于去本宁堡熟悉那些肯定要编入我们师的伞兵部队。我们轮流去探望他们，回来时我们对他们的许多情况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情况有些是好的，有的则是不好的。首先就是军官们都很年轻。有一个步兵团，第五○四团，团长鲁本·塔克中校仅三十一岁，离开西点才七年。第五○五伞兵步兵团团长詹姆斯·M·加文上校，三十五岁，军龄十三年，在伞兵部队的指挥官中相对说来就是“老兵”了。伞兵部队的指挥官中，在军事院校的正式学习方面，很少有人经过象利文沃思这一级的深造。部队劲头十足，富有热情，但他们有些精力却没有用到地方，部队的纪律不佳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团结精神是很突出的，但是这种精神似乎往往表现在对非伞兵部队的宪兵的攻击，而且往往表现在拒绝向外单位的军官敬礼这些方面。

　　 在我们这些外来的人看来，要想行使我们的权力并且对这些部队实施必需的纪律，第一件要做的事显然就是要让自己也有跳伞的经验。当轮到我去视察部队的时候，我跑到跳伞学校，花了一个上午看他们训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种训练对学员的体格要求很严。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找到校长，告诉他，吃过午饭后，我想练习跳伞。他实在很不乐意让一个已经四十一岁，在他看来已经够老了的军官，未经学校训练而随便跳伞。为了不让他为难，我去找了一位跳伞教员，一个军士长，是一位有许多次跳伞经验的老手，我问他，是不是一定要经过一套事先的训练才能安全跳伞。他回答说：“根本不是那回事，上校，只要那么向门外一跳，不过但愿上帝保佑你平安无事。”多少年来，我向我的“职业”伞兵朋友们开玩笑时就用这位军士长的这句话。这句话的哲理在尔后我的跳伞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这总是要符合严格的训练和战斗的要求的。我完全不象有些人那样动不动就用伞兵，我只是把降落伞严格地看作一种向战场输送人员的工具，而且只是当没有其他更好的输送工具时才使用它。

　　 我的第一次跳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跳得最好的一次，因为在此以前，我并不知道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落到地面是什么滋味，我的跳伞指导是伞兵学校的一位教官名叫朱利安·尤厄尔上尉，此人后来成为战争期间我手下最受重视的军官之一。我们乘了一架C－47跳伞飞机，在本宁堡空降场上空盘旋。在这个过程中，朱利安给我作最后的指导。然后，他让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作跳下去的示范动作。老实说，他的示范并不特别使人放心，因为我从门口可以看到他的降落伞在飞机的气流中急速打开时他所受到的可怕的冲击。下一圈，我跳了出去，在降落伞向下飘落的过程中，我产生一种我一人拥有全世界的感觉，直到进然触及大地母亲才猛然惊醒。幸好我曾多次受过从马背上摔到地面时减轻冲力的训练，因此，得以避免新跳伞员沉重地着地时可能产生的后果。尽管我跳得没有什么样子，但这次跳伞使我可以带着擦破的脸颊和别在帽子上的空降徽章返回布雷格堡，表示我已经是军事跳伞员这一特殊团体的成员了。

　　 10月，当全师所有部队都在布雷格堡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体会到指挥这些伞兵部队的难处。他们就象事前通知中所警告的那样，都是一群真正的魔鬼。结果，我们这些高级军官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他们干了坏事以后、要把他们从地方监狱里保释出来，并向邻近居民区的行政官员赔礼道歉等事务上。由于第八十二师和第一○一师驻地紧挨在一起，因而增加一个有损秩序和纪律的新因素——两个师的人员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随着战争的发展逐渐闻名全军。有时它是健康和积极的，有时则是派别性的和非常恶劣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给部队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许多问题。实际上，这不过是孪生兄弟之间的竞争，这对孪生兄弟在性情脾气上是如此相似，以致一个头脑简单的旁观者根本就无法区分，这些旁观者很快就会遗憾地发现，这对兄弟竟会这样迅速地把家庭争吵搁在一边而一致对外。战争期间，我在这两个师都工作过，如果没有因指挥过第一○一师而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偏见(自己的师当然总是最好的)我就根本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分出优劣。

　　 高级军官成为跳伞员的范例，激起了来自克莱伯恩的低级军官们纷纷申请参加跳伞训练的热潮。12月的一天，我刚晋升准将，并由参谋长调任师炮兵部队指挥官后不久，我们的一个随军牧师跑来找我。他是从南方的一个小城镇的教会来的一位性情温和的年青人，名叫里德。他初到本师时，对于自己来到这样一个粗野的环境中似乎颇感茫然失措。因此，我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怀疑他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牧师。但是，尽管这些傲慢的伞兵说的是他从未听过的语言，干的是他连做梦都没有见过的事情，但他很快就开始认识他们的优秀品质，这激起了他的钦佩感情，并使他产生仿效的念头。

　　 他来找我是为了请求允许他参加跳伞训练。他居然想干这个，使我颇为吃惊，我想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我劝他说：“为你的士兵们的灵魂操心吧，牧师！从飞机上往外跳是不该你去操心的。”当他仍然坚持时，我就直截了当地要他提出一条他想当伞兵的站得住脚的理由来。他面色通红，回答说：“如果你能原谅我说话难听，先生，那就是为了瞎闹。”

　　 就是为了瞎闹，我让他到跳伞学校去了，他回来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此后，他成了士兵们中的一员，伞兵们也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攻击西西里时，他和士兵们一起跳伞，并在意大利战线后方失踪了三天。我一直心绪不宁，牵挂着他的生命安全，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和其他三个伙伴一起从敌后杀出来，平安而快活地回来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是士兵中精神力量的支柱。

　　 就在此时，1942年11月，美国军队在北非登陆——这是最终通向罗马和柏林的漫长征途的第一步。八十二师为了争得派赴欧洲参战的第一个空降师的荣誉，在华盛顿还费了一番周折，它终于被选定在1943年晚春调往地中海战区。一○一师则被留了下来，于1944年调赴英国去参加进攻西欧的作战。1943年3月份，李奇微将军派我和八十二师的一个先遣小组先去北非，为全师开赴摩洛哥乌杰达附近的指定的训练区作准备。我们先遣组飞越大西洋，经达喀尔转赴摩洛哥，到达的时候正是春雨结束的季节。乌杰达周围的田野中野花遍地，在安排营地时，我就在想，我们部队驻扎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将会何等的高兴啊！天晓得，等到他们在5月份到达时，花都谢了，田野里只有尘埃和沙砾。

　　 部队到达后，我师的第一个战斗任务就是参加7月间代号叫“爱斯基摩”的进攻西西里的战斗。整个攻击西西里的战斗将由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英国第八集团军执行，以此作为尔后进攻意大利的前奏。我作为八十二师代表到阿尔及尔以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制订作战计划，而把训练炮兵的工作交给了我的能干的副手安德鲁·马奇上校。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在我第一次看到西西里作战地图时的恐惧心情。从作战图上看，该岛几乎全是情报军官用来标明敌军防御及部队驻地的红色标志。在国内我参加过的图上演习作业中，敌方海岸上标明这么多红色标志的地区，登陆时应予避开，而选择其他地区登陆。因为第一次大战中，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惨败，所以美国陆军深深记取在敌军设防阵地正面登陆将会遭到重大损失的教训，看来西西里几乎是连绵不断的设防地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在利文沃思绝对得不到及格分数的攻击计划，如果实施的话，将会给我带来这样的前途：在一个十分荒凉的海岸上的一场流血惨败中，开始或者结束我的军事生涯。当然，结果并不如此。西西里的防御工事虽坚固，但是，决心不惜牺牲去坚守阵地的勇敢的防卫战士却寥寥无几，而正是这点最终决定战斗的结局。这是我几乎被我自己的情报军官的精心杰作所吓倒的第一个教训。

　　 令人失望的是，进攻计划中没有分配给我师空降任务，只有由詹姆斯·加文率领的第五○五团伞兵战斗队在D日 [ 译注：D日是指大规模进攻发动日，有时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4年6月6日同盟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西欧的日子。 ] 有空降任务，即在两栖登陆的前夜在南岸的杰拉北部和东部空降。另一个战斗队是第五○四团，在海运部队登陆后，在滩头空降，这是作为快速运送增援部队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使用老是感到供应不足的登陆艇。我师的其他部队则由船运送登陆，将作为一个轻步兵师参加向内地的进攻。

　　 7月10日，我师由摩洛哥移驻突尼斯的凯鲁万附近。该城为伊斯兰教圣城之一，也是传染斑疹伤寒的中心地。我们住的帐篷搭在靠近我们计划空运西西里的机场附近的沙漠上。白天我们在骄阳似火的酷暑下训练，夜晚倒是凉爽宜人。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喝当地的红酒。我们白天把盛酒的水罐埋在沙地下深处，晚上把它挖出来，希望酒不至于因为受热过度而沸腾冒泡。我们唯一的体育活动是在晚饭前打排球，而且打球时故意违犯双方队员不得相撞的规则，这样来打球就大大生色，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在这个准备阶段中，我有机会来加深原先我对于第七集团军军长巴顿将军的有限了解。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1923年我在工兵学校学习的时候。那天我和同班同学在华盛顿波托马克河对岸迈尔堡参观一次骑兵骑术表演。我们这些尉官们对于一位军官的马上刀术表演印象极深，这位军官就是乔治·巴顿少校。他是一个极高明的骑手和马刀手。在表演结束时，他走到我们坐着观看表演的板凳边，向我们大大吹了一通骑兵和马刀，但用词却粗俗下流得令人难忘。几年以后，我在夏威夷服役，我曾与他和他的娇妻比亚有过几次社交接触，当时他是夏威夷司令部的情报官。

　　 我刚到北非不久，巴顿将军就邀请我到他在摩洛哥穆斯塔加奈姆的总部和他共进晚餐。那天晚上我过得很愉快，特别是听他讲他与隆美尔 [ 译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之一。 ] 之间进行的刚刚结束的沙漠之战。席间，有个胆子很大的家伙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对蒙哥马利将军的看法。巴顿的眼睛闪耀热情的光芒，他说：“蒙蒂 [ 译注：蒙蒂为蒙哥马利的昵称。 ] 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军人，一个顶刮刮的军人，不过，他只担任一个区区的军长，太屈才了，他应该指挥整整一个战区——他妈的一个离我远远的战区！”

　　 进攻西西里的前几天，巴顿把第七集团军的所有将官都召集到他的总部作最后指示。他把指导细节讨论的事交给他的参谋人员，在这天会议结束之前，他自己却不常来参加，最后他讲了话，发表一篇动人的演讲，大谈关于我们即将率领参加战斗的美国士兵的品质，至于我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他描述了他们在突尼斯的功绩，说他们和德国的精锐部队非洲军团作战时打得如何如何好。他富有感情地描述一些小部队的英勇事迹，当他讲到一个连坚守阵地最后全部阵亡时，竟流下了眼泪。非常清楚，他认为我们带领这样的战士，如果出什么差错，那就是将军们的过失。在讲话结束时，他一边在我们的面前挥舞着令人生畏的短手杖，一边对我们大声吼道：“现在，我们就解散。如果你们没有到达西西里海岸边的阵地，我就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们这些杂种。”我们离去了，深信唯有按时到达西西里滩头的指定地点才行。

　　 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在D日到达指定地点的任务。我的任务是留在北非监督塔克上校的五○四团战斗队在当日晚间准时出发。加文的部队在D日的前夕按时出发了，但他们的飞机在飞赴降落地区的途中队形严重散乱，以致伞兵们跳伞后分散在一条长达六十五英里的战线上。不过，他们还是在敌人后方造成骚动和混乱，削弱了意大利的抵抗，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以后的几天中都最后设法回到了杰拉的滩头。

　　 塔克的任务纯粹是向滩头阵地空投增援部队，因此，和一次训练演习差不多。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保证准确降落在我方阵地内，不过预料在目的地不会遇到抵抗。全部飞行计划都向登陆地区的我方陆、海军部队指挥官作了通报。因此，我在7月11日晚目送一百四十四架C－47飞机起飞以后，并没有想到可能会出什么大问题，一心想回到宿营地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我睡着还没有多久，我的副官就把我叫起来，说是塔克的一些飞机带着重伤返回附近的机场，飞机上还有些伤兵。我急忙赶赴最近的机场，发现这一报告千真万确。那里停着约莫十几架C－47飞机，都不同程度地被击伤。有些在机身下方有很大的裂口，好象被一把特大的罐头刀挖过一样，所有飞机上都有各种口径炮弹的弹痕。实际情况是，我们的飞机被误认为德国的轰炸机，因此成为我方登陆部队各种可以对空射击的武器的射击目标。力图规避意外炮火的运输机又常常与邻近的飞机碰撞，把翼尖都碰掉了。总共我们损失了二十三架飞机；幸好机上的大部分伞兵都安全地跳了伞。一个惨痛的意外是副师长查尔斯·基兰斯准将因飞机坠毁而牺牲，他本来只是乘飞机去监督和报告跳伞情况的。

　　 在飞回的飞机上，有几具尸体和一些伤员。我和一个用担架抬下飞机、肩上被美国子弹打伤的伤兵谈了话。我想法找些表示同情的话说说，结果却很笨拙地说了一句：在滩头阵地上空遇到这样的火力，一定是很剧烈的吧。他很高兴地回答说：“是的，确实如此，不过，我倒是很乐意看到我们的人射得这样准。”

　　 在加文和塔克的倒霉的空降行动之后，全师慢慢地在杰拉地区集合担任预备队。大部分分散的伞兵都陆续回到了他们的所在部队，师的其他战斗部队也自非洲由船运或空运到达。第八十二师、第三师和第九师的一部分，编入杰弗里·凯斯少将的暂编军 [ 译注：美国陆军的军(Army Corps)由两个以上的师和其他部队组成的陆军单位。 ] 。军7月19日自杰拉向西挺进，担任自南及西南方向进攻巴勒莫的任务。我的空降轻炮兵部队由于配属了第九师的155毫米榴弹炮营而得到加强。该营营长是W·C·威斯特摩兰中校。他的稳重的指挥作风使我把他的名字记入了我特意记录以备将来参考的优秀青年军官名字的黑皮小本子中。

　　 我师在六天中前进一百五十英里，经过夏卡至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再经马尔萨拉，于7月23日占领特拉巴尼。大部分进军过程是战争中仅能见到的愉快的行军。没有人对任何人发火。意大利人丝毫没有为国王或巴多利奥 [ 译注：巴多利奥是意大利在第二次大战中的将领之一，墨索里尼之后的意大利首相，1943年签署意大利投降书。 ] 卖命的愿望，更不用说为希特勒卖命了。在我们经过的村镇中，村民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来欢迎，许多人还跑上来口操蹩脚的英语打听他们在美国的亲属的情况。

　　 有一天，途经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北边的山区时，我想从我师行军的一列纵队走到在崎岖山梁那边一条路上的另一列纵队去。地图上标明有一条翻山的小道，似乎可以通行吉普车。我带了副官和司机，决定走近路。在山顶上我们必须穿过一个小村庄。当我们驱车开进小村庄的一块空地时，我简直以为碰到了整个意大利军队。村子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意大利士兵，无疑都是些散兵，懒洋洋地靠在板凳上晒太阳，仗还在下面的山谷中打，但他们泰然自若。幸好，他们对这次狭路相逢也象我们一样吃惊，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去拿枪。由于当时已无退路，我只得在吉普车上站了起来，举手行军礼，并在他们身边驶过去。大概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军纪习惯的不可抗拒性，在我们经过时，大部分士兵都迅速站了起来向我们注目答礼，目送我们驶出通向山下另一村庄的出口，一枪未放。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战争中真是很难见到的。

　　 这种相对的平静只是在没有德国人的西部地区才存在；而在东北地区，那里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以肃清在该岛的墨西拿海峡出海口的德国掩护部队。但在西部的平静战斗中也有伤亡，这比起在决战中造成的伤亡也许更令人遗憾。在西西里，我们师牺牲二百人，包括五0四团和五0五团在空降中的损失在内，但取得了俘获两万名俘虏的战果。

　　 尽管巴顿在他的讲演中大为赞许我们部队的表现，我们师两个伞兵团空降时部队分散，还是使得陆军和空军对空降作战行动感到扫兴。很明显，我们伞兵部队和空军的运兵部队联合训练不够，同时空军的导航设备和方法都不足以保证夜间准确空降。在华盛顿，关于师级规模的空降作战是否切实可行的争论再次发生。反对派力主恢复使用伞兵小部队，主要空降到敌后进行骚扰破坏。我们的空降兵的高级军官们，诸如李奇微将军和斯温将军等，竭力反击，最后终于争取到暂不改变空降作战任务的概念。

　　 八十二师一到特拉巴尼，李奇微就要求部队在凯鲁万地区集中，以准备参加计划在9月份对意大利登陆作战中空降支援任务。8月2日，我自西西里飞赴阿尔及尔，向第五军军长马克·克拉克将军汇报情况，克拉克将军将担任在那不勒斯以南萨勒诺登陆的美军总指挥。在阿尔及尔，我同八十二师的一些军官，建立了一个指挥部配合第五军的参谋长，一起制订空降计划。此时，李奇微必须解决在部队分散的情况下，准备执行新任务的严重问题，他的师分散在特拉巴尼、凯鲁万及阿尔及尔这样一个三角形的地带，每支部队之间相距三百至六百英里。

　　 8月和9月是因任务经常改变而随之多次修订计划的混乱时期。我们总共制订了五个包括使用师的全部或部分兵力进行空降以协助在萨勒诺进行登陆的计划。这一作战计划是从萨勒诺地区一直延伸到罗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五个计划中没有一个能实现，其主要原因往往是不能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被取消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把我师的部分兵力投入罗马地区，与意大利部队合作，在第五军自萨勒诺登陆后向北推进时，夺取和保卫罗马。

　　 9月1日，李奇微将军和我被召赴亚历山大将军在锡拉丘兹附近的第十五集团军群 [ 译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团军(Army Group)是由两个军(Army)以上的部队组成的战术单位。 ] [ cdhyy注：此处原译为“集团军” ] 总部，并第一次获悉在罗马地区可能要使用我们师。人们向我们介绍了墨索里尼在7月25日被推翻，国王任命巴多利奥元帅继任首相后的政治发展情况。这些情况使希特勒深为不安，他开始悄悄地加强了德国在意大利的兵力。他的这种担心完全是有道理的，因为在8月中旬，巴多利奥政府就派朱塞佩·卡斯泰拉诺将军为特使，同在地中海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进行了接触。卡斯泰拉诺在李奇微和我被召见前不久才到达亚历山大的总部，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关于停战和意大利倒向盟国一边的条件的会谈正在进行。我们获悉意大利提出的条件之一是，盟国应尽快提供部队保卫罗马，以对付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反叛作出反应。为了响应这个要求，艾森豪威尔同意调八十二师开赴罗马近郊，协同附近的意大利部队共同保卫这个城市。如果这个行动成功，据估计将大大有助于萨勒诺的登陆。萨勒诺登陆行动由于德国向意大利增派部队而变得更加困难了。

　　 这一使命深深打动了我，一面我为我师将有机会参加一次真正名垂史册的战斗所吸引，一面我又为在这样短的时间中要克服这样多的困难而担心。西西里那次空降的不幸遭遇使我确信，如果要使我们的部队安全降落预定地点，必须与空军一起进行周到的准备。而且，我同李奇微将军一样深感卡斯泰拉诺所作的承诺含含糊糊。卡斯泰拉诺的这些承诺往往是在主持谈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施加了相当的压力后才作出的。虽然我对罗马市内及其周围的局势几乎毫无所知，但是，我不能相信意大利人能够做到卡斯泰拉诺所答应的一切。

　　 9月3日，李奇微和我与盟军参谋部以及卡斯泰拉诺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以制订空降计划，这个计划取名为“巨人第二”。最后订出的计划要求有几天时间为在罗马附近的五个机场进行伞兵和空投着陆的联合行动，同时还要求有一支小型海运部队携带火炮及反坦克武器在台伯河 [ 译注：又称为特韦雷河。 ] 一带登陆以增援空降部队。由于空运部队的飞机不足，我们的部队必须分批运送，第一批仅包括一个由约两千人组成缩编的团的战斗队，将于9月8－9日在距罗马二十五英里的富尔巴拉机场和切尔维特里机场降落。降落地点选在离罗马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罗马地区部署大量的高射炮，我们的运兵飞机必须避开才行。

　　 这样一个计划要想成功，必须取得罗马地区意大利军队的密切合作。他们必须对作为降落地点的机场提供保护，同时必须压倒所有威胁空运机队的高射炮火。机场上应按预先安排的方法给予照明，并设置导航设备以引导运兵飞机的驾驶员驶向目的地。在着陆以后，空降部队将需要数百辆卡车以便迅速将他们运到作战地区，同时，空降部队还必须从意大利方面取得口粮、通讯及工程设备和劳力。最后美国的司令官们还必须得到关于德国和意大利部队的最新情报。

　　 卡斯泰拉诺相当痛快地接受了全部要求。但是，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观察他，同时想到意大利人要圆满实现这些保证时可能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李奇微和我就更加担心了。于是，我们俩去找亚历山大将军和史密斯将军，说明我们的担忧，并建议立即派出两名高级军官，一名代表八十二师，一名代表空运司令部，到罗马去弄清情况，以决定这次作战行动是否切实可行。这个建议获得批准，在略作商议后，确定由我代表八十二师，空军上校威廉·图德·加德纳代表空运司令部。战后我才知道，“巨人第二”计划在卡西比莱 [ 译注：卡西比莱位于西西里东南的卡西比莱河畔。 ] 批准后即已于9月5日由信使送往罗马。

　　 在当时，我没有特别感到执行这次任务有什么准备不足之处。我把它看成同战斗打响前的个人战地侦察差不多。但是，由于以后陆续了解到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我和加德纳对于罗马的背景情况竟了解得这样少，我们处置这些情况的准备竟是这样的差。我们知道得不多或完全不知道的关键情况有：西西里的卡斯泰拉诺与在罗马的高级军官在是否实行“巨人第二”计划上的意见分歧；巴多利奥及他手下的人误认为盟军主攻部队将在9月12日或以后才登陆，他们坚持希望在靠近罗马的地方登陆，他们幻想我们在罗马的空降部队会很快得到增援，以及巴多利奥强烈反对在盟军主攻部队登陆之前宣布停战。对于制订“巨人第二”计划的背景情况，我们只知道这是意大利提出签订停战协定的一个条件而已。停战将由艾森豪威尔和巴多利奥在9月8日晚宣布，以便在次日早上我们不必象在萨勒诺登陆时攻击德国人那样同意大利人打仗。加德纳和我都不得将登陆的时间和地点向意大利人通报。不过，事后我才知道，9月9日已经在西西里告诉了卡斯泰拉诺，登陆时间将从当日起的两周内进行。

　　 9月6日，我飞抵巴勒莫，同加德纳上校会合。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但在这次冒险行动中能有这样一位使人羡慕的伙伴真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好运气。加德纳是新英格兰的一位知名律师，约莫五十三岁，曾任缅因州的州长，他在约四十三岁时才从事飞行。他的学业成就之一就是通晓法语，这一点非常有用，因为我们在罗马大都是用这种语言进行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