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者：安东尼·萨顿著 ·美国

出自————《悄悄的自杀》

出自————《战争通史》

　　 苏联的工艺技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的兴趣所在，并非苏联人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这些知识学自何处，来自何方。尽管苏联官方一再声称，新的工艺技术都是它自己的发明创造，我还是要探讨一下，在苏联的严酷现实中，这些工艺技术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早在六十年代初，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剖析，我得出了一个推论，一九一七年以来，苏联一直从实行自由经济的西方国家获取工艺技术。这个推论今天已获证实。据粗略估计，今天苏联百分之九十的工艺技术来自西方。

　　 苏联确有自己的生产工艺，而且为了向西方或发展中国家兜售，总是大肆宣扬它那些微不足道的工艺技术。但是，人们依然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苏联的绝大部分工艺技术都是源自西方，而且只有通过西方的不断供应才能维持现状。

　　 大多数读者还记得六十年代初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引起的轰动。英国民意测验发现，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在这一领域中的工艺技术超过了美国。当我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矶作报告时，一位听众问我，谁将首先登上月球，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我回答道，苏联人没有美国的帮助和美国的工艺技术，决不能把人送上月球。我的答复引起了哄堂大笑。

　　 然而，证据就在我的文件堆里。于是，我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慢慢地推进了我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初稿脱稿，并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一九六八年出版，题为《西方的工艺技术和苏联的经济发展：一九一七至一九三0年》。一九七0年，出版了第二卷，内容涉及一九三0至一九四五年的情况，这是苏联执行几个有名的五年计划时期，这些计划从方案到实施完全仰仗西方。第三卷于一九七三年出版。

　　 本书原为第四卷，是上述三卷的续篇，专门论述西方转让工艺技术，给苏联建设军事工业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本卷涉及的问题与其他各卷不完全相同，因而我决定作为单独的一本书出版。在本书中，我将首次探讨在苏联建设军事工业的过程中，西方特别是美国所给予的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援助。

　　 所有四卷的探讨方法都相同，即调查苏联工业生产的主要工艺流程和设备型号，以便找出其来源。

　　 以苏联商船队为例

　　 一九七二年，苏联登记的商船约有七千艘。由于苏联的审核严格，因而它的商船登记册比出名的英国劳埃德保险公司的登记册更切合实际。

　　 一九三0年，苏联商船队还很小，只能运载苏联水运国产货物总量的百分之四。一九五0年，苏联人开始执行庞大的买船和造船计划。今天，他们已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总吨位很可观的商船队。

　　 在对苏联商船队的剖析中，我探寻了船体和发动机的来源。办法很简单，就是根据苏联的注册登记，查出有多少船体是苏联造船厂建造的，有多少是国外建造的。同样，我计算了有多少发动机是苏联制造的，有多少是别国制造的。

　　 计算的结果是惊人的：按苏联的统计，一九一八至一九六八年间，百分之三十四的船体是苏联造船厂建造的，百分之六十六是其它国家的造船厂建造的，在苏联商船的柴油发动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是苏联制造的。

　　 如果进一步探讨型号来源，那末就会发现，这百分之二十的柴油发动机全部是外国型号——斯科达(捷克斯洛伐克)或布尔迈斯特和魏恩(丹麦)。它们或者是依靠这些公司的技术援助人员制造的，或者是在购买专利后生产出来的。

　　 简言之，尽管苏联在燃气轮机方面有一些新的突破，但是一九六八年前，没有一台船用柴油发动机是纯粹的苏联货。一九六八年前，苏联没有本国自己发展的船用柴油发动机制造工艺，一切都是仿造、凭许可证生产或从西方购买。

　　 如果我们把这些统计数字和西方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看，就会得出值得深思的结果：“缓和”、“和平贸易”以及西方向苏联自动转让尖端技术，威胁着自由西方的生存。为什么某些鼓吹“缓和”的人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

　　 以苏联对北越的补给为例

　　 对北越进行补给的繁重任务，主要由苏联商船承担。没有这种后勤补给，河内就不可能在一场历时数年、耗资巨大的战争中实现其征服南越的计划。

　　 美国空军虽然不能阻止海运，但也做了一些事情——拍摄了驶往海防的苏联运输船。被拍摄的苏联商船共有九十六艘，其中八十四艘有案可查，其余十二艘则是新的，尚未在苏联商船登记册上出现。

　　 在八十四艘注册登记的船只中，七十一艘是在国外造船厂建造的，其余十三艘虽在苏联建造，但其柴油发动机是斯科达或布尔迈斯特和魏恩型——西方产品或至少是外国对苏联援助的产物，没有一台是苏联自己设计的。

　　 在有案可查的船只中，较大较快的船只都是按西方式样建造的，它们的航速一般比苏联造船厂自行设计建造的船只快百分之二十。

　　 如果没有西方几十年来对苏联商船队的援助，苏联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如此巨大的海上补给工作。苏联商船队的注册资料明确显示：截至一九六八年，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船体是在苏联建造的，而且根本没有纯粹是苏联造的发动机。苏联人向北越人提供了百分之八十的补给品，其中不能陆运的重型装备均取海路。

　　 因此，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下述说法是有道理的：在越南有五万美国人丧命，那是因为西方辛辛苦苦地向苏联提供了船只和船用发动机，而敌人用来打击美国人的新武器绝大部分又是这些船只运去的。

　　 还有同样确凿的证据——后面将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工艺技术的广阔领域内，从冶金学到化学，从大陆运输到武器技术，苏联人以所谓“输入”方式从西方获得了一切基础知识。

　　 剖析局部不能代替剖析全局

　　 西方政府对苏联的这种大规模建设既没有看出，也没有正确地理解，因为它们成天忙于事务，而不从中找出重要的内在联系。

　　 窥一斑可见全豹。然而，政界人士每天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事务上，特别是当某个问题拖上几年的时候，则尤其如此。当某个制造商申请将几种成套的产品或单项产品卖给苏联时，美国政府要考虑国会颁布的限制向潜在敌人出售战略物资的严格法令。但是，出售的产品本身往往并不具有战略价值，于是颁发了出口许可证。一年之后，另一个供应商又提出一项新的申请，它的出口也不破坏战略均势，于是也得到了批准。数十年来苏联有意识地、坚定不移地推行这种化整为零的政策，而西方政府又缺乏全局观点，毫不介意地处理一件件具体事项，致使苏联商船队的面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恰恰是在近几年侈谈“缓和”与“和平贸易”的时候，西方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工艺技术水平。由于苏联人有一种西方十分陌生的特点，这些工艺就不断地被他们用于军工生产。

　　 自从布尔什维克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工业的一条原则是：把国家安全和军事放在首位，把消费品放在第二位，所有非军事企业都要为加强军备的目的服务。为了保证这一点，在制订计划时，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民用和军用生产使用相同的工艺技术、部件和方法。这就是说，向苏联提供的民用产品的工艺技术也完全可为军事目的服务。

　　 这就使西方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其影响我们刚刚开始看到。在始于赫鲁晓夫、后来由国务卿基辛格和党魁勃列日涅夫推向全盛时期的缓和阶段，我们用自己的工艺技术武装了一个敌人，它今天正以其强大的武装来反对我们。

　　 对过去五十年情况的探讨，得出了可怕的结论：苏联人坚定不移地搞几十年的长远规划，而西方公司和政府却一直只看到一时的买卖。五十年的东方贸易不仅给我们自己带来了防御问题，而且鼓励了我们的敌人继续输出革命和颠覆。我们不但帮助他们建设，促成我们的灭亡，而且还用我们自己纳税人的钱作为贷款去资助他们。

　　 我们未来的安全

　　 在剖析最近五十年情况的基础上，看看我们的未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只要它们保持现行的经济制度——经济决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就不会有工艺技术的任何自力更生的重大革新和发展。从工艺技术和经济上说，两国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俘虏”，说得更确切些，将变成西方的寄生虫。一个按僵硬的国家计划办事的社会，在工艺技术上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是它能导致战争，能够成为革命者的沃土。对此，我们必须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由于不断地引进西方工艺技术，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能向世界显示一个生气勃勃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他们在工艺技术方面有生命力，那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生命力。西方的投资使他们有可能推行不断扩张的政策，并把自己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样板。

　　 如果西方更明确地、符合事物自然进程地揭示苏联和中国的弱点与技术缺陷，那末，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极左派，非洲的乌合之众以及其他极左分子，看来就会失去长远目标，没有理由为一个“较好”的制度而奋斗。一个稍有一点自尊心的革命者终究不会为一个无效的、落后的制度而奋斗。

　　 恰恰相反，绝大部分革命者现在向往的是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种人人有饭吃、有工作、有某些家当的社会，而不是靠向敌人乞讨过日子的落后社会。我们通过政府投资，使这些无效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革命者面前展现出一幅理想的图景，致使我们自找麻烦和吃了被颠覆的苦头。

　　 自由经济的商人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帮凶

　　 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帮凶是西方的商人，他们通过转让尖端工艺技术使苏联的制度能够站住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商人在内政方面常常叫得最凶，要求对革命者和颠覆分子采取严厉措施，而这些分子恰恰是这些商人自己培育并赋予生命力的。

　　 许多所谓的反共人士在逻辑上往往自相矛盾。认识到我们同左派极权政府打交道会自食其果的人为数不少。确实还有另一种人，其中包括许多积极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他们讲起大道理来往往振振有辞，但在东西方贸易领域中却自欺欺人。

　　 这种人比比皆是，他们按两种尺度行事，各有妙用，一会儿说这是民主国家的“最高政治”，要求保持警惕和坚强，一会儿又说这是他们司空见惯的“和平”生意，要求例外照顾。他们的生意遍及各地，大洋洲、欧洲、拉美和美国都有。

　　 今天，在探讨我们对共产党人的工艺技术援助时，只限于非法的积极分子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护士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探讨给社会主义制度投资的人的动机和行动，并力图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顾后果地向一个明显的敌人倾销西方的知识。他们这样做，正是帮助了企图消灭我们制度的颠覆分子。

　　 在今后的年代里，我们的自由经济是这样继续搞下去，还是有所限制，这将是对自由企业的信誉和生命力的真正考验。

　　 在这些商人中，有自由制度的忠诚卫士，然而也有自由制度的反对派和隐藏着的同情共产主义的分子，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还有无数举棋不定或思想懒惰的人，他们被一些口号所欺骗(如“集各种政治制度之大成，发展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或者真的相信政治是一码事，生意是另一码事，生意与政治无关。

　　 怎么办？

　　 如果我们还希望西方能在最自由、最开放的社会中大力发展经济的话，那就必须信守下述两项基本原则：

　　 一、我们绝对不能相信，在没有自由世界援助的情况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僵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经济上会有生命力。要使人不相信僵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富有生命力，靠政府颁布法令或决议是办不到的，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做到。因此，私人组织和公民应为此而努力。

　　 二、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货币和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将不允许无视对国家的乃至国际的影响，而追求特殊的(一般看来往往无害的)目标。过去，我们将单纯的金本位制作为必须尊重的法规。这种金本位制在理论上似乎是最可取的，但实际上几乎行不通。工业国家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制度，这种制度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没有黄金，也能加强人们对货币的信任。但是，这就远远超出了金融的范畴，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治任务。

　　 如能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自由企业还会有救。反之，西方世界的未来将是阴暗的。塞满债券和纸币的气球早晚要爆炸，我们的西方社会就将成为某些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这些人今天正在鼓吹通过“人民”，也就是说通过代表人民篡夺政权的左派“先锋”来接管生产资料。

　　 如果我们依然故我，我行我素，那末上述情况也许就会在几十年后(大致是公元二000年)发生。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但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