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政变后的外部世界·第四十四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国外是如何看待政变的

　　政变分子们打算无视国际社会的反应。他们不考虑我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与美国和欧洲各国关系上的变化。最初有些国家可能还有点犹像不决，但是很快，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开始谴责这次政变，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代表苏联的要求。

　　从我返回莫斯科后最初几个小时开始，几天内同布什、密特朗、科尔、梅杰、安德烈奥蒂、马尔罗尼、霍克、穆巴拉克和其他国家与政府首脑的交谈中，没有听到有谁是赞同政变分子的。卡扎菲和侯赛因除外。同外部世界的新关系和改革的民主成就，是预先决定这场阴谋必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1991年9月初，政变失败后刚过几天，根据以前安排的计划，要开一次欧安会范围内的莫斯科人文科学大会。我们疑虑重重——如期召开，推迟召开，或者挪到其他国家去开。当时，还有许多情况不大清楚。但是和欧洲各国政府、美国和加拿大协商的结果表明，他们全都认为大会应该如期在莫斯科召开。他们要让我们明白，他们把这看成是和胜利了的民主制度团结在一起的义务。

　　在莫斯科会议开幕式上致词时，我特别着重讲了当时我国形势突出反映出来的人权保护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少数人的权利。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俄罗斯人的命运，这几个国家刚好这几天脱离了苏联，加入了欧安会。这些国家对少数人的态度当时就已经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我说，如果欧洲不愿意面对大量出逃的人流、武力冲突、民族仇恨、人员死亡和城乡破产，它就应当非常严格地监督所有国家在其空间内对少数人权利尊重的情况。

　　我认为，新联盟协议签订后，对于新的欧洲来说，必须更加积极地在宪章所规定的各个方面开展活动，共同参加拟订最佳方案的工作，以免被分离主义和民族极端分子势力所利用，给刚刚形成的新的欧洲带来损害。我的出发点是，欧洲人和整个世界大家庭已经汲取了南斯拉夫悲剧的教训；他们感兴趣的是要在地球这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基本保证之一，保留一个完整的国度。当时，我国和西方都有支持保留联盟的声音，目的是要与联合的德国保持平衡。我认为，革新的联盟和新的统一的德国恰好能够成为整个欧洲合作与和平的强有力的因素，他们以友好的相互作用将给全欧洲稳定和有序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

　　在莫斯科召开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使我有可能和许多老朋友与伙伴们见面，和他们共同讨论我们双方都关心的问题。苏联人民代表第五次紧急代表大会不久前通过的决议使国家可能变成为独立国家联盟。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形势。在与贝克和其他西方对外政策机构来莫斯科的领导人谈话时，我强调指出，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未来的主权国家联盟应该接受以前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所做出的一切积极的东西。

　　西班牙领导人对八月政变的反应非常强烈。9月11日我接见了Ф.奥尔东涅斯，他是来莫斯科参加人文科学大会的，他说：

　　“菲利普·冈萨雷斯托我向您转达他的口头敬意。首先他让我向您说，政变那些日子我们大家的心情感到非常的紧张，我们为您的命运和您的事业的命运深为担心。我们的紧张心情由于来自苏联的最初信息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加大了。同样，从贵国您的某些伙伴那里传来的对事件的‘模棱两可的’反应也使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据此，我们为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要求国际社会对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必须做出强烈的反应。”

　　后来，10月底，当我以中东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身份再次访问马德里时，冈萨雷斯对我讲了政变发生后他采取了什么行动：

　　“8月19日上午得知政变消息时，当时我正在飞往马德里的直升机上，在两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我起草了一个对所发生事件表达含糊其辞的政府声明。我同我的副手和外交部长一起讨论了这个声明草案。我认为草案中主要的3点是绝对不能少的：对所发生事件定性为国家政变；要求完全保持改革政策不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行动，目的是让苏联知道，世界对于目前的局势是不会坐视的。

　　“已经从西方各位同行那里得到消息的外交部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持这种立场的绝无仅有者。我对他说，这一点不会影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政变分子们不应该掌握政权；还说，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和盟友们协调步骤。我亲自给布什打了电话，他这时正从缅因州飞往华盛顿，我将我们的声明向他说了。布什坦率地对我说，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不要使他不得不告诉社会舆论和美国媒体，莫斯科事件的后果正在使东西方的整个安全体系受到威胁。波斯湾战争后，他不能再因为欧洲出现紧张局势对美国社会进行动员了。当然，他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的声明是不可更改的。”

　　冈萨雷斯继续说：

　　“我也向布什提出请求，希望他通过热线电话告诉克里姆林宫一声，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直通电话，而通过普通渠道莫斯科又没有可以和我进行联系的人。那就让美国总统请克里姆林宫解释：戈尔巴乔夫怎么了，他身在何处。布什同意了我的意见，但是我说，这还不够。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变分子们施加压力。另外，还有一点，我对他说我们说好不谈戈尔巴乔夫和他过去的事。布什也同意了我的这个意见。

　　然后，冈萨雷斯(感觉得出，这番话使他说得有些气喘吁吁)开诚布公地对我说：

　　“米哈伊尔，那几天我有一种印象，好像西方认为事件已经不可逆转，而且准备对它妥协了。这种情绪，我甚至从自己最亲密的同事们的身上也感觉到了。由此我得出结论：西方的政治领导人今天不相信苏联有能力保全自己，因此他们考虑问题时往往从两种可能的方式出发，其中就有苏联解体这种方式。我心里感到非常压抑。”

　　他无法掩饰自己对北约组织某些同事们目光短浅的立场的愤慨：北约组织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当着他的面竟然说，他看不出欧洲有100个国家而不是34个国家签署巴黎宪章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我在马德里逗留期间，还有一次很有意义的会晤，其独特之处，真是无与伦比。西班牙国王决定利用美苏两国总统同时造访他的首都的机会，邀请我和布什出席一次“友好的晚宴”。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参加了。

　　谈话从上午开幕的中东大会问题开始。但和我谈话的人主要关心的是苏联的局势。4个小时的谈话极其坦率，是“男子汉之间的”谈话。冈萨雷斯说：

　　“政变分子们的行动，恰恰说明人们在破坏他们似乎想要拯救的东西。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在推动苏联离心倾向的发展了。然而，与此同时，欧洲和世界需要苏联。欧洲基本有两个势力范围——一个在西方，它倾向于欧共体；另一个应该在东方。它就是当前的苏联和您为之奋斗的独立国家联盟。如果这第二个势力范围不存在了，那么欧洲和世界稳定的重要支柱也就没有了。会形成一个危险的真空。”

　　“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联盟未来的命运，”乔治·布什说，“怎样来理解叶利钦刚才讲的话呢？”他向我问道。他讲话的政治部分使我的谈话人产生了疑惑(不无道理)，怀疑俄罗斯总统是忠于新的协商一致的联盟协议草案的。

　　我当然在尽量冲淡他的这种印象，提到叶利钦身边的人和他本人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等。但我不能不承认：叶利钦钦讲话中有些东西是背离联盟国家的理念的。(顺便说一句，这次和我们一道访问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发完言后说：叶利钦将会破坏联盟，但方法是要嫁祸于其他各共和国。)

　　和我谈话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包括克拉夫丘克在内的乌克兰领导人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他们这些头脑理智的人简直很难理解一些共和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意见归结为一点，即在现代的国家中，决不能将自管的概念弄到荒唐的程度。分离就是荒唐。分离到什么程度呢？分离自管到居民区吗？然而一旦开始分离下去，这将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实际上：体现专制机构的中心已经没有了，而“反中心”的斗争却继续不断。

　　当时我坚决相信，并对这一非同寻常的会晤参加者们说：建立一个崭新的、各共和国真正享有主权的联盟，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这种信念，在1991年10—11月期间一直在主导着我的行动。

　　布什抱怨说，明年对于他将是困难的一年，他面临着总统选举。

　　“我不想拿我的这些事，”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和您今天要解决的巨大难题相提并论。您面对的是一场震撼人心、扣人心弦的悲剧。我们将屏住呼吸，注视着它，并祝您成功。”

　　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变后出现了全新的局势。一方面，激进变革道路上的许多障碍被消除了。我们有了迅速进行改革、加快向市场过渡的绝无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变的结果激化了政治斗争，加剧了联盟内的离心倾向，国民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统开始失调，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储备出现混乱。货币困难达到了危机点。根据原来信贷协议达成的物资供应被冻结了。金融市场上的短期借贷方式已经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货币运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须紧急启动以前的贷款，年底前必须再找到50亿—80亿美元。否则进口一停止，必将造成生产下滑，特别是在机器制造和轻工业方面。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方对改革的支持极其需要。一般地说，西方伙伴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仍然在犹豫，“举棋不定”。1991年9—11月，尽管国内事务非常繁忙，我几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国政治活动家们会晤(有时一天有两三个会晤)，敦促他们采取具体步骤。那几个月和我谈过话的人有：梅杰、科尔、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奥蒂、冈萨雷斯、所有“七国集团”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外长和财政部长、国会议员和大实业家们。

　　一切都先从和梅杰谈判开始——他是“七国集团”协调人。他的立场在决定其他伙伴们采取什么方针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记得，伦敦会晤前，在苏联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他并不是持积极欢迎态度的人。然而，必须对这位英国首相给予应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评估一下当时的局势，并讨论伦敦协议实施途径的人。

　　谈话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进行的。我向首相介绍了事态的发展，通报了政变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我们的计划。当然，接着马上就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意思：我们需要西方国家更重要、更公开的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

　　“我知道，至今你们那里还在争论。我也知道您和布什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想坦率地对您说：在需要对苏联表示支持的时候，你们也必须摈弃在这个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因循守旧态度。”

　　我们具体谈到了对我国进口的支持问题，我国的进口，由于没有延缓现金支付，实际上处于压缩、停滞状态，谈到了外债偿还的问题，使卢布以最快的速度过渡到自由汇兑和通过大的国际投资方案的实施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最后，还谈到为了市场经济，在发展私有制成分和培养干部方面给予帮助的问题。

　　梅杰说，西方政治家们的确非常担心苏联的局势，因此他们也讨论了“七国集团”的方针。他给人一种印象，即欧洲比日本或者美国更能够理解当时的局势。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因苏联政变失败而“大大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他在讲到西方担心的同时，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问题，诸如联盟协议准备的过程，各共和国和中央联系的形式，核武器监督，当然，还有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的前景等。

　　梅杰要我相信，说他们非常关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领域(食品、药物、专家咨询等)，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准备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帮助，并打算积极动员“七国集团”其他成员也这样做。我们研究了缓和我国外债问题的可行办法，双方商定，专家们将切实探讨我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然后梅杰将向“七国集团”领导人通报。

　　我请约翰·梅杰这天晚上准备再进行一次会晤。在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结束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最后果然如愿以偿。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杰讲述联合声明的内容。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问到，对外经济关系的继承性的问题(第二天我们将承认苏联一切对外经济义务的内容写进了声明)。看得出，声明给他留下了印象。

　　根据梅杰的要求，我们继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谈到了对核武器监督和关于西方怀疑苏联在研制生物武器的新情况的问题。我答应作进一步的调查，把这一工作交给新的人手去做。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无权重复，但我想，我可以将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合作，是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一旦被破坏，那将是毁灭性的。而且我们之间存在一种理解：我们的相互作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他回答说，“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确的相互工作关系。而且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出现。”

　　9月6日，和我谈话的人是法国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别雷戈伏阿。

　　“我们满怀希望，”我说，“想摆脱目前的危机状态，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一点。我们对法国，就像对待老朋友那样寄予厚望。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的争吵阻碍了在农业领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几个大的规划上落实和密特朗总统达成的协议。不过所有这些规划项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们那些原先犹豫不决的伙伴们在和我国协作方面是会有所前进的。不过这种前进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样，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解。这一点，当时在我和别雷戈伏阿、根舍、仲马、德·米凯利斯、魏格尔和其他许多活动家的谈话中都表现了出来。

　　和科尔进行了电话交谈。这位总理通报说，周末“七国集团”的财政副部长们将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会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见一下秘书长X.凯勒莱尔。科尔说，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会晤之前，把各方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我们还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访问波恩的事。

　　自然，当时与之谈话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援助不会付之东流，不会成为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对许多东西感到忧心忡忡。9月9日我和德·米凯利斯谈话时他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过渡时期你们没有一个进行协调的中心，一切计划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对于我来说，是绝对清楚的。”当时人们经常问我：在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跟谁打交道，如何进行权力分配？

　　我曾寄希望于各共和国将会遵守所达成的协议。因为他们方面需要的惟一东西就是政治意志，是为自身利益理智行动的决心。

　　当然，我知道，美国的立场不改变就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9月11日和贝克的谈话具有关键性的意义。3年来，我们两国关系变得可以开门见山、不用拐弯抹角就直接谈话了。

　　而且这次谈话涉及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丹麦外长У.埃伦曼—任生、挪威外长T.斯托尔津贝格、瑞士外长C.安德逊、芬兰外长П.维亚亚留年和冰岛外长的特别助理T.奥拉夫松。

　　“苏联方面具体希望西方，首先是‘七国集团’，做些什么呢？”斯托尔津贝格问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说，“是帮助解决食品、药物的燃眉之急，帮助解决财政方面的急需。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够做出迅速反应’。余下的问题，我们将通过经济谈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方案、计划的实施问题，在苏联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

　　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收到我专门派普里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后，向莫斯科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宾杰里·本·苏丹亲王，9月19日我接见了他。他说沙特阿拉伯准备尽快落实以前达成的贷款协议，同时打算帮助我们解决在食品和药物方面的燃眉之急。

　　“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行其是，”宾杰里·本·苏丹亲王说，“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这样对苏联、对我们、对全世界都不好。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它们应该生活在一起。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其受惠者是一个统一国家时才会是重要的。否则这种帮助的可能就会减少。”

　　9月23日，安德烈奥蒂从中国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问题可以和他进行讨论。我对他在八月政变日子里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他介绍了事件的发展经过。然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会晤的话题上，回到如何落实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的问题上。安德烈奥蒂说，北约委员会11月将在罗马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欧洲所出现的变化，决定如何制订今后的政策。

　　与“七国集团”互动的计划在别洛韦日密林被一笔勾销

　　我认为，为解决我国的当务之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七国集团”的重要合作伙伴计划1991年9月已经初露端倪。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专家都认为问题非常紧迫，然而是可以解决的，和国家的潜力相比，问题也没有多么大。我说，归根结底，65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我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问题甚至还不在于别人还欠我们一大笔债务——840亿美元，是我们国家总的潜力在那里摆着。

　　10月，专家们开始仔细落实我们的要求，紧锣密鼓地制订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10月5日，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Л.普列斯顿。我强调说：

　　“现在我们正处在向市场过渡中最困难、最敏感、虽然大有希望的阶段。我们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经受这种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眼看着东欧在发生这种变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也在发生这种变革。这是普遍变革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变革在我们这里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像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调转方向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普列斯顿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他介绍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方案，关于农业改革的话题，他在莫斯科曾经和各级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到了银行参与农业活动现代化的问题，谈到建立有关储存、运输和加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我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方案。当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

　　关于短期贷款需求和人道主义食品援助问题，10月9日我和美国农业部长Э.梅迪甘进行了讨论。

　　10月份是在专家层面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有我们的专家(中央和各共和国的)、“七国集团”的专家，也有欧共体的专家。所有的需求与可能都经过认真仔细的估算。到做出原则决定的时候了。就在我飞往马德里去主持中东大会开幕，并将和布什会谈的当天，各共和国和我们西方伙伴的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联外债偿还原则的重要决议。决议的准备工作是在围绕未来联盟问题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外国伙伴们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进行工作，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11月12日，梅杰告诉我，经过协商，“七国集团”和欧共体同意了数额为1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这一消息是北约委员会罗马会议结束第二天告诉我的，北约的这次会议还讨论了联盟的局势；安德烈奥蒂专门派他的顾问巴塔尼(11月13日)赴莫斯科向我通报这一情况。“七国集团”关于大量集中援助的建议，取决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主权共和国准备接受苏联外债的义务和在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方面所表现出的“克制态度”如何。

　　一周后，几个所谓“舍尔帕人”的“七国集团”专门代表来到莫斯科，计划就这个议题进行谈判。11月20日我接见了他们。此前他们在联邦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的层面上进行过谈判。谈判进行得很吃力，但是结果表明，有8个或9个共和国表示准备签署协议备忘录，不带任何保留。乌伊克斯向我通报了谈判的情况，说西方的一揽子建议包括相互联系的七个因素，其中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债务延期支付的问题。所提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建议和国内的经济改革是相互联系的。我可以证实，在伦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时，恰恰我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乌伊克斯强调说，现在必须建立起有助于你们改革的机制。

　　在这之前，已经达成了关于给我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地位的协议。11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席卡姆杰修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代表苏联在关于苏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的议定书上签了字。同时还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员的地位。

　　几天后，我接到了约翰·梅杰的重要信件，是P.布伦特文特大使(12月2日)带给我的。信中具体列举了“七国集团”在提供食品、药物帮助和使联盟参与世界经济联系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然而，一周后便发生了“别洛韦日密林”事件。

　　梅杰紧急向莫斯科派出英国政府特使Д.埃普里亚尔德。12月13日我和他谈了话。埃普里亚尔德的使命，正如他所解释的，第一，获取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辅最新事态的第一手材料；第二，要弄清楚苏联在新形势下的国际义务问题。

　　讲完自己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后，我认为必须要说的是：

　　“请转告梅杰先生，我对我和他的合作非常满意。他7月之后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开拓性，我感受到了他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知道，他理解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变化。请一定转告他，不能够停止援助。应该扩大援助。应该竭尽全力来挽救我们的民主。而这就意味着：食品、医药、商品必不可少，决不能让人们走上街头。”

　　埃普里亚尔德说，由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原因，梅杰无法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年底前访问莫斯科。我当然明白，问题不在这里。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快。我说：“生活总是走在我们前头，历史再一次加快了自己的进程。”

　　国外对别洛韦日协议的反响

　　关于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在国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西方二流政治家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苏联的泯灭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冷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个圈子内，关于别洛韦日决定的消息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有人甚至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们对此却感到忧心忡忡。当这个问题本身刚一出现的时候，出于对民族利益的考虑，他们在自己的政策中选择了保存我国统一完整的方针。我在前面引述了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对于任何一个态度严肃的国务活动家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苏联解体将造成一个危险的地缘政治真空，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与此同时，一些国外政治家相信，在别洛韦日密林宣示的独联体将成为一种取代苏联的现实主义模式。在12月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我感到和我在电话上交谈的一些西方领导人中某些人的立场之所以变得模糊不清就是这个原因。

　　还在别洛韦日聚会之前，12月3日，科尔打电话给我，他忐忑不安地问我：情况怎么样？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局势，呼吁这位总理同样要在不使外部世界恶化方面能够鼎力相助。我们商定一周后再谈。

　　12月4日，我和波兰总统瓦文萨通了电话。他同意我对苏联进行改革的观点，并表示一旦需要，他准备呼吁我国人民沿着改革发展的道路前进。

　　第二天，我和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塔尔进行了谈话。他说，必须在文明的框架内遏制苏联国内的主权化进程，不允许国家分崩离析。他举了南斯拉夫的危险例子。

　　12月13日，布什打来电话。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

　　“三位总统的协议只是一种意向，是即兴工作。还有许多未公开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在宣布的独联体内部缺乏互动的机制。我的看法是，必须赋予改造国家的行为以合法的法律性质。我已经诉诸于人民代表。人民的意志、各共和国的意志应该表现出来。然而，各共和国议会对联盟协议草案的审议被破坏了。政变后所达成的协议和决定被踩在了脚下。三位共和国首脑在明斯克随意发表的声明意味着：既然苏联没有了，那么协调社会秩序、国防、边境、国际联系的法律也就没有了。”

　　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乔治·布什决定紧急派贝克来莫斯科。和贝克谈话是在阿拉木图会晤前夕进行的。这里我简要引述如下。

　　“我的作用，”我强调说，“显然应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可能，阻止进一步分裂，因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您知道，明斯克协议是很容易通过的，但是以这个协议为基础是无法生活的。必须要使这一过程具有表现出来的形式与特点，必须制定出种种原则，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套能够保障独联体生命力的机制。现在社会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可是时间又非常之少，所以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贝克的话大意是：美国行政当局尽量不介入我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关心的是，我们的变化一定要井然有序，要通过宪法的途径，因为一旦这一变化过程遭受挫折，功败垂成，那么，解体的势头会愈演愈烈，对于苏联人民和外部世界来说，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赞同您的观点，”他说，“别洛韦日协议只不过是一个外壳。不仅如此，已经出现自相矛盾的声明，甚至有悖于所签协议的基本条款。

　　贝克怀疑独联体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国防。

　　“从莫斯科这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我说，“将会出现10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每个国家都将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有10种独立的对外政策，怎么还能谈得上共同的国防呢？而且由谁向联合武装力量总指挥发布命令呢？他将接受谁的指示呢？”

　　“您说得对，我早就看到了这样的怪圈，”我说，“我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开始应验了。事情非常困难。”

　　贝克问我，他们美国人现在该怎么办？我说，眼下对于联合体来说，主要是进一步给予食品援助。

　　贝克问：“叶利钦对他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话指的是什么？”

　　我回答说：“必须要有一个关于联合体的名副其实的协议，以便在各个领域内找准方向，理顺关系；毕竟应该明白，这片‘空间’才是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我向他重申了我在自己同胞面前所坚持的东西：要求至少最后召开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而且必须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一次协商。国际社会应该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人打交道，是10个国家和10种对外政策呢，还是一个具有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和在苏联签字的重要协议上以苏联继承人的身份出现的政治组合体？

　　有人批评我，说戈尔巴乔夫想破坏前进的过程，因此才要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如此等等。但我是懂得此刻的承担的责任，知道我们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再存在了，以前它是一个国家，尽管矛盾重重，可是现在它分为好几个不同的国家。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只有人民才能够决定。

　　我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因此，治好政治上的精神分裂症是非常重要的。

　　叶利钦经常对我说：别吓唬人。当然，我的处境非常微妙，但是我不能不提出警告。总之，我尽量把别洛韦日会晤后国内发生的实际情况向美国国务卿介绍了。第二天，密特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

　　“您当然知道，我在认真关注着贵国的事态。您大概还记得，您最近一次访问(10月底在法国南部)时我曾经表示，希望各共和国能够保持统一，联合在一起。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愿意再说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对于贵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对于东方和北欧保持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贵国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深为关注，同时也不能不感到担心。像往常一样，我认为，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这个国家稳定、永恒的保证。我希望您能知道，现在，当贵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法兰西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们，并且怀着理解与友好的情感在关注着你们的每一个行动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

　　12月19日晚，科尔打来电话。“告诉我事情发展情况，”他要求说，“你们那里到底怎么了，阿拉木图会晤前夕最新的评价怎样，事态的发展方向如何，您在这个未来联合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它能不能站得住脚，总之，对于这一切，你是怎么看的？”

　　关于这种种问题，科尔问得非常仔细认真，甚至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他的原先的风格。

　　我说的第一点是：拒绝作为联盟国家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一个严重的战略性的错误。一个国家历史地形成了，就不应该走分崩离析的道路，而应该走权力再分配的道路。而且不光是在各共和国之间，在各共和国之内、在各地区之间自管的基础上也应该这样。

　　在解释自己对阿拉木图会晤的立场时我对科尔说：

　　“我的立场依然如故。但既然发展的方向已经变了，那就应该尽快地度过组织阶段。我已经致信给阿拉木图会晤的参加者们，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担心。如果这次会晤最后建立起联合体，我将兑现我不止一次说过的话：除了联盟，我看不出自己有继续从事国务活动的必要与可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理念。”

　　阿拉木图会晤后，密特朗是和我谈话的第一位外国国务活动家。谈话是在12月21日进行的。像往常一样，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谈话是亲切友好的，密特朗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和意向。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简要地介绍了阿拉木图所通过的决定。我强调我所关心的是希望新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我再一次对看不到主权国家领导人在解决互动机制问题上有明确的概念表示不安。在继承原联盟的形式方面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对乌克兰的立场深表担心，主要表现在它如今连俄罗斯的改革发展也能够进行严重阻碍了。我表示非常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协同行动。单独一个国家要摆脱危机，那只是幻想。

　　我对密特朗说，近日我将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定。

　　12月23日和梅杰进行了谈话。

　　对于他就所发生事件提出的忧心忡忡的问题，我回答说：

　　“不错，我国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从最乐观的眼光看，也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性的。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没有联盟，也不能允许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自己和所有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

　　“为了使我的话与所发生的事件两相匹配，相得益彰，我的话该怎么说呢？我一如既往地忠实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看到了现实发展的真实过程。眼下我不认为事情会像南斯拉夫那样发展。对于我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希望对你们也是这样。其余的事，归根结底，生活会作出安排的。

　　“我有一个请求：请仔细关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而且应该助联合体一把，首先是俄罗斯，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抛弃因循守旧的观点，坚持努力，进行改革。”

　　“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梅杰回答说，“我们会想，决不能丢弃已经取得的东西。这就是希望帮助贵国的原因所在，其基本出发点是考虑到你们最近几年所做的工作，最近一两天您将宣布您的一项决定，因此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情况，毫无疑问，您在贵国和全世界的历史上肯定有您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将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为了使卢布保持坚挺和稳定，”我继续说，“还需要财政上的援助。决不能舍不得这50—100—150个亿。否则，一旦改革进程遭到破坏，大家付出的代价可就不只是十倍、百倍于此了。”

　　12月24日，意大利大使费尔迪南多·萨列奥来拜见我。他转交了科西加总统的信和安德烈奥蒂总理的一封亲笔私人信件。

　　在回答大使的问题时我说，只要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在继续运行，我就将支持与其相关的政策。主要的工作在于保证改革。必须建立起新的机制，而且要使它运转起来。只要我们不要相互打得不可开交，这个任务是可以解决的。

　　同一天，马尔罗尼给我打了电话。他向我致意，说了些溢美之词：

　　“我不知道最近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您个人对贵国和世界历史的贡献是真正独一无二的。您在苏联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事业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英雄壮举。它们在世界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就像您在裁军与世界和平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一样。”

　　“我非常珍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我对我的加拿大朋友说，“我们为推动变革率先行事的作为，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以便继续把民主化的方针坚持下去。

　　“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只要通过保证各共和国间良性互动的政治发展框架，我们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和任务。事态沿着另外的轨道发展了，这就加大了种种的危险。如果沿着分裂的道路走得太远，那就有可能在关键的阶段使改革毁于一旦。”

　　昨天，我和叶利钦谈了话，我始终在强调：现在，只要在联合体的框架内能够做到，就应该竭尽全力维护各共和国之间的最大合作。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比在联盟内要困难得多。

　　然而我认为：现在必须抛开政治分歧，放弃对抗。社会处在非常困难的状态。
最近我要做出自己的决定。当然，我不会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我有宏大的计划，而且，我想，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与合作。

　　像对布什和梅杰说的一样，我对马尔罗尼也说了必须大力帮助俄罗斯的话：
“这里的社会局势非常尖锐，然而要使改革能够遍地开花，俄罗斯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我希望能够获得成功，尽管我对联合体的思想持批评的态度。”

　　在回答“西方各国如何对待这些新的国家”时，我说：

　　“加拿大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的立场，我想，应该在主要方面帮助联合体，你们迈出的步子应该促进各共和国之间的合作与良性互动。不和与分裂对欧洲和全世界同样会造成危险的后果。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法解决的意料不到的情况。”

　　12月25日，我和布什还通了一次电话。我对他说，大约两小时后我将发表辞职声明。我说，我刚刚向他发了一封告别信。不过，利用他现在来电话的机会，我再次向他确认，我对我们共同所做的事评价很高——包括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两个都当总统的时候。我表示希望：联合体各国的领导人，首先是俄罗斯的领导人，要明白自身的责任——使这些年我们在苏美和国际关系方面所积累的资本能够保存下来，不断扩大。

　　“乔治，”我继续说，“无疑应该朝着承认独联体各国的道路走去。我请您注意下面一点。无论是对于欧洲，还是对于全世界，独联体内部的矛盾不要激化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将独联体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而不仅仅是对这个机构的个别成员加以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分裂，不是破坏，而是合作，这才是应该给予鼓励的。我强调的就是这一点。

　　“我强调的第二点是：支持俄罗斯。美国、欧共体和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来支持俄罗斯。它将担负着改革的重任。

　　“我桌子上放着苏联总统的命令。鉴于我要停止履行最高统帅的职责，我将把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给俄联邦总统。这件事必须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对此我非常重视。只要我一声明辞职，命令就会生效。因此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 [ 译者注：东正教俄历12月25日。 ] 了。

　　“至于我，我不会躲进深山老林的。我将继续关注政治，参与社会生活。我认为自己的使命在于帮助协调我国积极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政治中树立新的思维。

　　“美国新闻媒体的代表多次问我：我是怎样看待我和您的关系的。我希望不仅是通过媒体，而且今天直接对您说，我高度评价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友谊。我们扮演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变化。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共同所做的事情，是永远会留下来的。”

　　下面是乔治，布什听了我的这番话后对我说的一席话：

　　“希望您相信，我们对您的事业很感兴趣。我们将竭力进行帮助，尤其是对于俄联邦共和国，要考虑到它目前所面临的、今冬可能激化的种种问题。

　　“我很高兴您不打算躲进深山老林里去，还将继续进行政治与社会活动。我相信，这将有利于新的联合体。

　　“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准备今天发出。我在信里表示相信您所做的事将会载入史册，后代人一定会充分评价您的功绩。

　　“我满意地注意到您谈到了核武器。这个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欢迎您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同样，我还注意到您关于在宪法的框架内将使用核武器的权力移交叶利钦的话。希望您相信，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以最密切的方式和你们进行合作。

　　“现在我讲点个人看法。我注意到了您关于我和贝克跟您的关系的话。您的话讲得很好，也非常准确。我很珍视这些话，它们也准确地反映我的感情。

　　“希望我们的路很快就又能够重新走到一起。等一切趋于平静，尘埃落定后，您将会成为我们的贵宾，也许就在这里，在戴维营，我们将高兴地接待您。

　　“我对您的友好情谊是不会改变的，而且随着事态的继续发展，我们的友谊将永远常在。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当然，我将怀着应有尊敬的态度，坦率而积极地，并希望在递进的基础上，同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关系。我们将会逐步承认他们，充分尊重每一个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我们将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工作。但这决不会影响我和您保持联系的决心，也不会影响我听取您的新的意见，珍视我同您和赖莎的友谊的决心。我和芭芭拉非常看重同你们的友谊。”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附言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做出了决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

　　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柯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此刻，如烟往事，浮上心头，已是明日黄花。新事旧事，已恍若隔世，不堪回首。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桩桩件件，为国为民，无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尚处于1985年3—4月刚刚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阶段。让人们随便去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终结吧，最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结论和教训，急需的是现在，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于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准确、客观地并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为民主改革的极其严重斗争。

　　可是1992年一开始，生活已经开始变了走向，使人们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很大的不安和担心。灾难接踵而至。经济打击连连不断，俄罗斯人民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政权被一群不负责任、不够资格、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组合，一种新的政策。陷入严重困境的不光是俄罗斯，还有前苏联其他各共和国。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转变的结果，它是俄罗斯和联盟历史上的黑暗的一页。但这当然不是最后的一页。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我相信并期望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