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月最后的努力与别洛韦日协议·第四十三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重新启动改革进程

　　为消除政变后果所采取的最初步骤意义虽然重大，但那些日子里我最关心的却是如何重新启动改革进程。老实说，这个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到根本解决我是信心不足的，时常产生怀疑。政变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从9月到10月，实际上所有的共和国都宣布了独立。分离主义者春风得意，感到他们的时候到了。再加上俄罗斯总统心气太盛：苏联总统已经恢复活动，可是叶利钦仍接二连三地发布具有全联盟意义的命令。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国尽快脱离联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毕竟不能就此认输。我身后有3月17日公投的结果。整个千百年的历史都在诉说着要保持国家的完整。迫切的经济需求、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庄严地提出这一选择。

　　老实说，10月初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居民进行民意调查的结果特别令我感到鼓舞。它们说明，半年来，人们支持联盟的热情整体上并没有低落。比如，如果说3月17日3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斯基坦、乌克兰。)支持联盟的占参加公投人数的73%的话，那么1991年秋天还是在这3个共和国几个大城市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支持联盟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5%。在莫斯科，支持联盟的人数半年时间增长了50—81%；这说明3月17日部分莫斯科人与其说是在反对联盟的思想，还不如说是受了当时民主派“反中央”宣传的影响。而且，很明显，联盟解体的现实威胁，引起首都具有“亲联盟情结”者的强烈反应，其实这种反应对于俄罗斯大多数政权机构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辅，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给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联盟的。在阿拉木图，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联盟，而根据10月份公投的资料，有86%的支持率。

　　总之，毫无疑问，人民不希望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但问题解决的关键掌握在各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领导人的手中。而这里的问题就复杂了。

　　纳扎尔巴耶夫维护联盟的态度最坚决，前后一贯。我和他就这个话题经常谈论，而且谈话的时间很久。应该说，支持他的立场的是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的构成，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和俄罗斯经济不仅有很高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一体化水平。不过问题还要看努尔苏尔坦·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个人素质，而主要是要看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素质；在他的思想意识里，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觉得出，对于他来说，这不是怎样估价的问题，它是一种源于信念的原则问题。我早已注意观察纳扎尔巴耶夫这个人了，我很欣赏他的务实肯干的精神，可惜因为阴差阳错，我未能推荐他担任苏联副总统或者总理。

　　实际上中亚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亚佐夫和当时代表塔吉克的伊斯坎达罗夫——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他们每个人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但我应当说，在决定联盟命运的那个历史关键时刻，这些民族活动家们表现出了对这样一条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联盟的毁灭将给他们各个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我完全不是说他们每次都无条件地支持联盟机构所提出的建议。他们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摆脱难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义，而且取得了很大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智，没有把独立自主变成崇拜的偶像，变成目的本身。

　　“提心吊胆”的日子一过，我便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消除政变的后果，开始和各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8月23日，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利博夫通了话——他们当时都不能来莫斯科。后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来到了新奥加廖沃，这才好像又重新清点一遍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而且大家达成共识，认为必须从恢复权力和有效管理机制做起。

　　政变过去后，政权机制松散疲沓，任何适时、良好的决定都不可能贯彻到生活中去。各共和国政府在“要求”主权的同时，常常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指示。中央人事变动频繁，这实际上是由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这种内斗所困扰，越来越失去了对经济的监督杠杆作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担风险。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将秩序恢复起来，这个机构能够把各共和国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联盟的利益和意志谐调起来。最初有一种想法，想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又决定不这样做了，干脆成立个国家委员会。

　　我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委员会手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可以保留到新的联盟协议通过；联盟机关的机构及其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等，当由新联盟协议来决定。“政变后”我们初次在新奥加廖沃会晤就谈到了恢复联盟协议工作的必要性。9月份看来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联盟协议草案，而且这次不再会有干扰，一鼓作气就签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指望所有的共和国都来参加革新后的联盟聚会。所以，我们决定要体现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1990年中就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它就是：除联盟协议外，建议各共和国签订一项经济协议。它仿佛是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经济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打算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毋庸讳言，我们寄希望于这种经济纽带将有助于逐渐克服对联盟机构的不信任态度。

　　八月政变打断了各主权国家间形成新的联盟关系的进程。我深知新局势对于民主改革的全部危险性，因此我把重新启动联盟协议的工作当作是主要的首选。它主导了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的一切行动，这次会议是在政变之后马上召开的，会上决定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前出现的气氛，特别是围绕会议议程所进行的讨论，我和各共和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大家一开始又要陷入一场无谓的争论。

　　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在大会上的立场应该具有普遍性。从晚上的辩论中产生了声明的思想和声明文本本身——10个联盟国家的首脑在上面都签了字，格鲁吉亚也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工作(著名的“10(11)+1”模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的投机行为，有些人甚至说，好像戈尔巴乔夫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搞了一次政变分子们没有搞成的独特的国家政变。

　　这话之所以是无稽之谈，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九月决议都是经过大会本身通过的，换句话说，是符合宪法程序的。其次，因为保留了最高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最后，因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改组不是根据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决定的，而是根据政变后的情况和新的实际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在宪法面前未曾越雷池一步。至于这些决定的效果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惜，后来的几个月表明，建立起来的机制未能经受住考验，缺乏生命力。而且不是由于这一机制本身有什么缺点毛病，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俄罗斯总统身边一班人的思想口味。

　　至少当时叶利钦在私下和公开谈话中都主张保留改造后的联盟，因此我们也比较容易地就过渡时期政权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声明中，苏联总统和10国领导人建议制订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同时每个国家将独立地决定自己参加的方式；呼吁各国(不管其地位如何)立即建立经济联盟；为“解决共同的重大问题”而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为“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问题”而建立国家委员会，为“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推进经济改革”而建立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宪法草案并提请各联盟国家议会审议，宪法草案应该在各自的全权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在国防领域签订集体安全原则协议，目的在于保持统一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战略空间，在考虑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在苏联的武装力量、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机关推行激进的改革；严格遵守苏联所承担的一切国际协议和义务；发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各联盟国向联合国提出承认其国际权利的主体地位并研究他们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

　　这份文件也就成了9月2—5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第五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中心。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少不了尖锐的冲突和动情的发言。但最后会上的建议都被通过，并变成了法律。只有一点作了重要的修改，即过渡时期由人民代表委员会来承担立法机构的作用。经过讨论，代表大会决定——而且我认为决定是正确的——最高苏维埃继续工作，直到联盟协议签订并在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从而保证了对国家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保证了更加可靠的宪法的继承性。

　　晚上的会议由叶利钦主持，克拉夫丘克第一个发言，他说，乌克兰准备“积极参加在经济领域里建立跨国机构的工作，协调和管理国民经济，协商解决内外政策的问题，研究集体安全观念，改组武装力量”。过了不到一个半月，还是这个克拉夫丘克，几乎从所有上述立场上开始后退。

　　9月4日大会的发言变得激烈起来。许多代表指责主席团不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引导会议。应当承认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席团主持会议的方式的确非常生硬——否则我们便能有一个本国模式的“长期议会”——这在政变后的紧张气氛下是不允许的。当然，这里不光是程序的问题，尽管程序也非常重要。一部分人民代表根本不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不想理解在8月之后保持原来面貌的苏联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拯救国家完整的惟一方法就是签订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大部分人民代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民代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大会的决议、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法律及其他决定，由3/5—4/5的代表们通过。

　　大会期间进行了无数的会晤、会议和协商。会议的间隙中各种委员会在紧张的工作着。必须回答代表们的咨询，必须和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探讨他们参加联盟的方式，否则他们便不会支持大会的决定。对于许多想对总统表示一下支持，对福罗斯事件表示同情，或者希望作些说明、发点牢骚，提出些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的代表也不能拒之门外。当然，媒体也是摆脱不掉的。

　　老实说，我累得要命，但有一个想法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我们毕竟没有使联盟垮台。我们相信，经过过渡时期，我们就会尝到独立的甜头，我们将会在新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国家整体。社会学方面的调查资料也在支持着这个希望。对于您认为未来的苏联制度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人民代表的答案如下：认为是几个独立国家的占15%，认为是联盟的占27%，认为是联邦的占46%，其余占3%。我毫不怀疑，如果今天向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公民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回答将会很接近这个结果的。

　　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在俄罗斯领导中居于上风(虽然是暗中的)。大会后不久这种观点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渐渐浮出水面，破坏大会刚刚制订的过渡时期的法律。

　　国家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我竭力想让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继续留在联盟的框架内，同时我坚决排除那种好像联盟领导为此要动用军事力量的想法。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悲剧性冲突决非来自总统办公室。

　　另外一方面，生活毕竟证实了我们坚持用文明和民主的方式解决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分离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和俄罗斯领导人缺乏远见的立场，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极其尖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和破坏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与讲俄语的人的公民权利相联系。

　　决定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独立后我们也未能启动谈判机制。别洛韦日协议妨碍了这一点。

　　联盟协议的第二次诞生

　　9月5日，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成立主权国家联盟，加速协议草案的准备工作。

　　根据国家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我和俄罗斯总统负责新协议草案的起草工作。实际上这一工作在大会之后立即就开始了。

　　9月10日，我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9月16日，国家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了未来的联盟的问题，而且8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采取了积极的立场。

　　在这个会议上，国家委员会研究了协议草案关于经济共同体的内容。10月18日，8个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签订了协议，随后便送交各共和国议会批准，一系列的附加协议也在加速准备。

　　与此同时，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联盟政权机构的组建也在进行——任命了新的领导人，开始改组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然后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这样，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才从八月政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开始回到被中断了的联盟改造工作，这里包括政治路线的改造，也包括经济路线的改造。现在有理由认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已得以恢复。但是它在秋天的几个月内，前进得非常艰难，一直是跌跌撞撞。

　　联盟协议准备的速度取决于它的起点：以什么样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是经过协商、准备8月份提请签字的(当然考虑到了已经出现的变化)，还是完全另外一个文本。所以，当我和叶利钦受国家委员会委托，着手准备新的草案时，他的一班人便试图将自己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只要稍加浏览便足以明白，这个文本中讲的既不是联邦国家，甚至也不是联盟国家，而是要组建一个欧洲共同体类型的联合体，并进一步削弱中央机构的职能。

　　我直截了当地让叶利钦明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什么也搞不出来。各共和国领导人也持类似的立场，而俄国人则希望他们能够“助一把力”，曾经把自己的草案私下塞给了他们。经过一番犹豫(显然叶利钦的一班人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俄罗斯总统同意在8月以前草案的基础上恢复工作——自然考虑到了“俄罗斯的”模式。

　　进入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代表工作班子的有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巴图林——这是中央方面的代表，而俄罗斯领导人则委派沙赫赖、斯坦克维奇和科坚科夫为代表。

　　关于联盟的权力和管理机构与各共和国权力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争论立刻又恢复了起来，最后取得的共识是：关于权力分配在协议中不作详细规定，而只预先定出个“共同实施范围”。建议以后再签订专门的多方面的协议——关于经济联盟、共同防御、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以及能源、交通、通讯和宇宙领域里的生态、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等协议。

　　当然，这种安排有其不足之处——把形成明确管理机制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而这种机制是使国家迅速摆脱危机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安排也有一定的好处。把这些问题放到多方面的协议中去，可以使我们更仔细地研究究竟哪些问题应该共同解决和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解决。

　　新协议草案标明的日期是10月1日。当莫斯科正在拟订新的联盟协议草案时，一份印有“绝密件”的文件——《过渡时期俄罗斯的战略》被送到索契，交给了叶利钦。俄罗斯和联合体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成了民主俄罗斯“大脑中心”进行“理论研究”的根基。

　　下面是文件中的几段文字，它使人想起了“坑道爆破技术”的说明书，只不过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国家事务方面的。

　　“八月事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反对旧的专制独裁中心，他们可以依靠希望强化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大多数联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旧的中心消灭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双方利益的客观矛盾必然上升到了首位。对于各共和国来说，过渡时期保持原有的资源流动和财政经济关系，就意味着只能对俄国的经济进行重组。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本来已在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这样对经济结构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根本上破坏了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可能性。”

　　另一个命题：

　　“客观上俄罗斯不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之上的、对其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经济中心。然而，其他许多共和国对这样一个中心则很感兴趣。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了对私有制的监督后，他们希望通过联盟机构为自己重新分配一些俄国的财产和资源。鉴于这样的中心只有在各共和国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它客观上不以其干部的意志为转移将贯彻有悖于俄罗斯利益的政策。”

　　文件作者们从他们提出的两种联合方式中(经济联盟加上立即政治独立，或者经济独立加上临时政治协议)，毫无疑问会建议选择后一种方式。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当放弃加入长期的、硬性的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联盟”、“不要对建立经常性的、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总的经济管理机构发生兴趣”、“坚决拒绝向联邦预算缴纳税款”、“应当拥有自己的海关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就好像是从自己原先的同乡那里“赎买”一样，文件作者们建议承认各共和国现有的边界(其中并确认似乎“讲俄语的居民的权利也无需实际保护了”！)，而且还要帮助他们获得作为独立国家的充分的国际承认。

　　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俄罗斯彻底拒绝它所起的世界大国的“核心”作用。其动机是：保存自身资源，迅速致富。我不知道是谁直接起草的这份文件，但是读它时，很容易感觉到民主俄罗斯的主要思想家们的影响。他们宣传的正是这种观点，而且看来也成功地影响了他们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难道俄罗斯对于和自己肩并肩生活几个世纪的各民族的命运，对于它所开发的广大空间的未来不负有责任吗？其实，期望那些把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们具有道德良心是徒劳无益的。不能和各共和国断绝联系，这不仅是俄罗斯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它的首要的经济利益所在。完整的国民经济机制——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如今，和这些理智的道理背道而驰，这个机制几乎已经被破坏殆尽，到底谁在这场历史争论中是正确的，已经昭然若揭了。而领土问题、人口问题、人权、科学与文化的命运，最后，还有生态与安全，这些问题又怎么样呢？

　　根据我的理解，俄罗斯总统在9月份还没有打算完全接受这种错误的哲学，并按照它的理论行事。看来这正是起草这份文件的原因。文件作者们责怪自己的领导人好像“失去了八月胜利的果实”，他们无意中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秘密：他们把政变后出现的苏联解体的危险看做是“胜利”，而不是悲剧。他们自己希望的也正是这一点，可以说，这也是该死的敌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拱手”送给他们的礼品。这是否可以说明民主派对关在“水兵寂静” [ 作者注：隔离审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地方。 ] 中的囚徒所持宽容态度的原因呢？通常这些民主派对人都是凶狠无情的，只要他们认为对方不是自己的人。

　　看过这份文件后，我忧心忡忡，和叶利钦见面时，就这些话题我和他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谈话”。他同意我讲的道理，而且我觉得他当时的态度也是真诚的。其实，我已经说过，这样的事已经有过多次了：和叶利钦一谈，经过说服，说好该怎么行事，可是第2天，说不定是受了谁的影响，他立刻会反其道而行之。他就是这么个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人。这次也是如此。

　　10月28—30日，我在国外访问——在马德里。作为共同主持人，我和乔治·布什应该宣布中东会议开幕。而莫斯科这时发生的事件只能被认为是对联盟开始发动的新的进攻。这样，我们因俄罗斯联邦总统的犹豫态度而产生的担心应验了。可以说是果然不出所料。

　　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改革的纲领，要求自己在过渡时期要拥有特殊的权力。这些要求实际上破坏了经济联合体协议，或是与它的宗旨大相径庭。他打算将苏联国家银行宣布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压缩90%，解散80个部之类的声明简直令世人感到目瞪口呆。诚然，和西拉耶夫交谈后，这位俄罗斯总统放弃了侵吞苏联国家银行的念头，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使各共和国大为惊骇，也使西方感到困惑不解，虽然他们对我国这位新的改革家是抱有好感的。

　　11月2日，我会晤了叶利钦，我认为像人们常说的，和他进行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的时机成熟了：

　　“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了的协议那里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家委员会、经济协议，统统都失去了意义。你迫不及待地想把缰绳抓到自己手里，是不是？既然你如此急不可待——你一个人干好了。我要告诉你和其他的领导人：是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的，现在好像你们不再需要联盟了，让它以后好自为之，也用不着我了。但是责任还在我们大家身上。”

　　叶利钦分辩说，他没有打算改变政策，他的话是算数的。这时，他并没有感到不好意思，竟同意说，在外交部的人员编制上是有些讲“过了头”。而且在其他几个问题上也都作了些退让，答应以后要三思而行，而最主要的是要进行协商。但他的“算数的”话连一句也没有兑现。

　　11月4日，在国家委员会上我决定继续就这个话题跟他谈谈。叶利钦故意迟到了15分钟，以炫耀自己的独行其是和对伙伴们的轻蔑态度。没想到他会来，我当着电视记者们的面致了开幕词，我的讲话敲了警钟：在极其复杂的情势下，我们正在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不负责任地利用了政变后和因共同工作而得到的资本，同样也利用了所出现的可能迅速摆脱危机的希望。政治游戏再次出现了反复，一条水渠横亘在面前。国家正奄奄一息，而国家委员会却在分崩离析。必须克服动摇，要果断地采取行动。各共和国必须协调行动。要尽快地签订协议，为挽救联盟的命运，现在就得考虑联盟机构的设置问题——外交部、内务部和国防部。不解决国家的关键问题，我们也无法解决经济问题。

　　我的大部分讲话叶利钦都听到了，显然很不合他的心意。他坐在那里，不是皱着眉头，就是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总之，会上的气氛很紧张。我想和他交换意见，请他发言，都没有成功。只有纳扎尔巴耶夫说：

　　“我们都很清楚。重要的是，您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已经谈过并取得了相互理解。”叶利钦点了点头。

　　“好吧，”我最后说，“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精神行动吧。”

　　奇怪的是，关于会议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西方：“自由”电台解释说：

　　“11月4日苏联总统主持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传出了一些重要新闻，暴露出一些矛盾，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说明叶利钦和各共和国的关系以及戈尔巴乔夫同各路‘诸侯’的关系这件事被延迟了。戈尔巴乔夫的会议开幕词相当具有戏剧性，其中的关键词汇是‘情况极其严重’、‘面临绝境’和‘缺乏责任感’。按照苏联总统的观点，国内的政治家们没有能够把握住政变后的局势，国家秩序失去控制，迅速滑向邪路。戈尔巴乔夫在自己忧心忡忡的讲话中最后建议，就当前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接着便出现了一个最有趣的场面。国家委员会会议大厅里一片沉寂。

　　“戈尔巴乔夫明白，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打算公开说明自己和叶利钦的关系，而叶利钦本人通过自己的种种表现有意表明谁是这个会议大厅里的真正主人。”

　　“自由”电台评论员马克西姆·索科洛夫的“猜测”是接近于真实的。但是他对国家委员会会议上问题的尖锐提法，不是没有作用的。叶利钦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将联盟协议的文本改好，在下一次会议上草签。

　　关于国家委员会会议的公告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确认——经过协商的协议草案将于11月14日草签。这样一来，无论是叶利钦本人，还是俄罗斯的最高领导层重新又“回到了”宪法的轨道。

　　国家委员会的最后几次会议

　　11月14日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生活在这个大国里的各个民族到底需要什么：是联盟国家呢，还是国家联盟？看上去这纯粹是个文字上的争论。但是争论的背后却有一个问题：我们将是一个国家呢，还是要分成好几个国家，并由此而引出公民、经济、科学、武装力量、对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4个小时的争论，最后达成了一致：应该是联盟国家。这时，就在新奥加廖沃，各共和国的所有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都面对着电视镜头。我感到我的某些伙伴在解释成立联盟国家的理由时有意在搞简单化。在记者招待会上我最后一个讲话，我说：

　　“作为改革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非常必要的。为解决一些最紧迫的任务，该协议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各共和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改革便无法进行。我们必须进行协商，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想要分开，考虑这样做好不好，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我们现在按民族分成几个国家，各自为政，那么即使在联合体的框架内，协商与调整各国相互关系的过程将会是极其复杂的。”

　　《消息报》对11月1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结果的纪实评议是很耐人寻味的。
“主权国家联盟”(主国联)

　　“11月14日在莫斯科郊区新奥加廖沃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参加国家委员会的7个具有主权的共和国都表示同意要成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这无异是一条特大新闻。最近一个时期，很少有人会相信联盟协议的工作能够恢复——至少是在最近的未来能够恢复。然而生活本身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许多共和国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政治联盟，事情便不可能向前发展。

　　“国家委员会成员们把主要时间都用来就未来联盟的地位问题交换意见了。他们研究了3种方案。一是单纯的主权国家联盟，没有自己的国家机构。或者是带有国家集中权力的联盟，即联邦和联盟国家。第3个方案是担负某些国家职能但又不具有国家地位和名称的联盟。还讨论了几个妥协性的决定。最后与会者达成共识：将建立主权国家联盟，即联盟国家：它执行联盟参加国授权的职能。

　　“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很难说有几个国家参加联盟，但我坚信联盟一定会有的。’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共和国一向主张保持联盟，当然，不是保持原先的联盟，而是保持今天现实存在的联盟。它是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完全平等的联盟。我坚持这一立场，我表达的是哈萨克斯坦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个联盟最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是邦联还是别的什么样子，走着瞧。’

　　“白俄罗斯。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我认为，建立新联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我想，联盟会有的。’

　　“吉尔吉斯斯坦。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我同意同事们的意见。我充满信心——联盟会有的。’

　　“土库曼斯坦。萨哈特·穆拉多夫(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日前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表示，我们共和国一定要加入主权国家联盟。’

　　“塔吉克斯坦。阿克巴尔绍·伊斯坎达罗夫(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我们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支持联盟。今天会议开过后，相信联盟一定会有的。’

　　看来，为了保持联盟国家，完成8月被罪恶地中断了的协议草案的大量工作，是做了一切努力了。但在这3年旷日持久的工作中还不得不再闯过一个阶段。我指的是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会上叶利钦再次要求用“国家联盟”取代“联盟国家”提法，并声称在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前他拒绝在协议文本上签字。

　　提交议会审议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花招。我了解俄罗斯议会的思想情绪，并相信那里很少有人会支持叶利钦的提法。

　　毋庸讳言，我被叶利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大大激怒了，但是我强压怒火，开始对他晓之以理，坚持要他兑现仅仅10天前商量好了的决定。但是新的力量对比已经开始在起作用。起初是舒什克维奇，随后还有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显然都不想和俄罗斯领导人发生争吵，他们动摇了。这时候我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是不会参与搞垮联盟的行动的。你们自己决定吧。而且请记住，你们身上担负着国家命运的全部责任。”

　　虽然有人想阻拦我，我还是回到了自己在一楼的办公室。我的所有“盟友”也和我一起走了出来。半小时后，叶利钦和舒什克维奇一块来到了一楼。他们掩盖着这次不得不做出退让的内心不快，递给我一份楼上留下来的人协商一致的会议公告文本。

　　接过公告，我一看，认为可以接受，改动的地方不多，“谈判代表们”已经接受了。

　　11月14日，我们说好在下次会议上对文本进行最后协商，逐页进行草签，并提交给各最高苏维埃，送交报刊。为什么叶利钦和在他之后的其他一些人不愿意签上自己的名字呢？我想，是顾问们在劝他不要束缚住自己的双手，以便等“幕后”对协议作例行全面修改时可以放手。我不排除俄罗斯总统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个文件不会就这样生效的，因此他才不愿意签署。

　　会后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我对记者们说，草案所有的原则性条款均没有变化，只作了一些修改。我们同意不设未来的主权国家联盟最高苏维埃两院主席一职。根据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要求“恢复了”国家委员会，它是总统领导下的一个协调内外政策的机构。进一步明确了联盟检察机关的地位——它应当是联盟最高法院领导下的法律监督机构。“仔细斟酌了”协调对外政策的原则提法。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我12月初协议能否签订。我回答说：12月初不行，12月中，20日以前，是完全可能的。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然后是辩论和通过，组织代表团，授权它们最后完成文本并签署之。

　　记得当时有人问，我是不是希望没有参加新奥加廖沃最后协商的其他共和国也加入这个协议。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补充说：“乌克兰也将加入。我很难想象没有乌克兰参加的联盟协议。”

　　《劳动报》记者感兴趣的是，是否会单独讨论我们新国家的名称问题，因为已经有人在批评“主国联”这个简称了。我对记者们说，我已提请各共和国领导人注意媒体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批评意见，建议他们再考虑一下。但大家实际上都主张用主权国家联盟这个名字。

　　记者中有人向叶利钦也提了这个问题，说“主国联”名称不那么好听。叶利钦开玩笑地说：

　　“没关系，会习惯的。”

　　而根据“别洛韦日三家”的意志需要习惯的是独联体。会习惯吗？

　　背信弃义

　　我已经明白俄罗斯总统在耍花招，在拖延时间；这就是说，他另有打算。所以在明斯克会晤前我曾直截了当地问他：带什么东西去？我的立场是：有协议草案在，乌克兰可能同意协议所有的条款或者部分条款。叶利钦在说明协议拖延的理由时，突然说他有可能提出另外一个联合方式的问题。我说，这个话题我们应该在莫斯科接着谈，请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

　　当我得知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 [ 作者注：Г.Э.布尔布利斯系国务秘书，叶利钦最亲密的战友。C.M.沙赫赖系总统的法律顾问，现任内阁副总理。 ] 来到明斯克后，我一切全都明白了。就是这个布尔布利斯给叶利钦出的主意，说俄罗斯从粉碎政变中所得到好处已经丢掉了一半，说“狡猾的戈尔巴乔夫”正在网络人心，恢复联盟中心，而且将会得到各共和国的支持。这一切对俄罗斯都不利，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在明斯克，在布列斯特，俄罗斯的、乌克兰的和白俄罗斯的三位总统举行了会晤。而且做出的决定和我们在苏联国家委员会上谈好的内容相反。

　　从11月25日算起，总共才过去两个礼拜，叶利钦便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的义务，在消灭苏联的文件上签了字。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关于1991年12月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了。我认为今天需要补充的主要内容是：过去的三年应该使每一个有清醒判断能力的人相信，三位总统在别洛韦日密林作出的决定压根儿是错误的。

　　即使像别洛韦日协议参加者本人所说的那样，当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一心只想补救一下，既然联盟成立不起来，成立个独立国家联合体也好，那么，过去的这段时间则完全驳斥了这种说法。

　　我一再努力但是毫无结果地劝说我当时同事们的话被证实了：苏联解体造成了巨大的震动，这种损失和由于独立而获取的任何所得根本无法相比。独联体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该联合起来，应该成为一个整体，应该通过共同的努力挽救尚可挽救的东西。但看来这只能够从头做起，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办法了。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够靠下一代的领导人，他们会汲取我们的痛苦经验，会将人民的利益和人的权利置于民族的和集团的利己主义之上的。

　　1991年12月3日，总统办公厅的高级助手Ю.M.巴图林未能见到我，留下了一张便条。下面是便条的内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白宫那里关于联盟协议有许多新闻，其中有些是非官方的。明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就要闭幕了。

　　这张便条提到两个文件。一个是民族委员会民族—国家机制和民族关系委员会对协议草案的意见。意见落款的日期是11月29日，它说明代表们是坚决倾向于联盟协议的。不仅如此，委员会认为，联盟预算的构成问题，它的收入部分，协议本身应该作出规定，不必再援引其他什么协议。这样一来，代表们实际上认为联邦税收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些意见带有具体的、事务性的特点，扩大了共同行动范围和联盟机构的职能。

　　这就是为什么见面时我提请叶利钦注意他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担心是多余的，会上不会出现反对协议的意见的原因。相反，代表们认为协议非常必要，支持率很高。

　　与此同时，据可靠的消息，布尔布利斯及其一伙人准备好了自己的策略方案：打算在最后时刻提出否定已经送往各共和国的联盟协议草案的意见，建议完全另搞一个。据目击者证明，后来从国务秘书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份东西，在别洛韦日密林便匆匆签署了。现在事情明白了，含意在下面这个地方。新协议的正式倡议者应该是克拉夫丘克。老实说，直到不久前我还在怀疑，这几个月叶利钦是不是在耍双重把戏，或者是在最后时刻又表现出了自身的“弱点”，在顾问们和克拉夫丘克的压力下，而且“软硬兼施”，完全投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人竟会如此阴险狡诈。但是1993年我和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接班人》代表小组成员见面时从一位当时是叶利钦的狂热支持者的代表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1991年12月从明斯克返回后，俄罗斯总统把和他关系密切的代表们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在批准明斯克协议时保证予以支持。当时有人问他，从法律的观点上看，协议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没想到总统一口气讲了40分钟，神情激动地说他去明斯克前如何给戈尔巴乔夫“摆迷魂阵”，让他相信到那里去只有一个目的，可实际上打算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驰。“必须把戈尔巴乔夫排除在游戏之外，”叶利钦补充说。

　　正像人们常说的，注释是多余的。俄罗斯总统和他身边的一帮人为了满足入主克里姆林宫的热切愿望，实际上不惜拿联盟作牺牲品。

　　联盟和俄罗斯的黑暗日子

　　12月的最初几天到处是愁云惨雾，忧心忡忡。不光是记者们，连外国的国务活动家也都在寻找机会跟我联系。他们想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些重大倡议的命运如何，因为这些倡议对整个世界形势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天一天在过去，我从明斯克什么消息都得不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得而知。当时在想：他们是想“放松一下”——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后来我开始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他们越过我，和部长们，包括沙波什尼科夫，频频交谈，而沙波什尼科夫和巴兰尼科夫一样，认为无需向我通报。我打电话给国防部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心急如焚，连忙虚应故事，但毕竟说出，有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如何看待联合武装力量在未来国家构成中的性质。他说别的他就不知道了。公然在撒谎。(现在沙波什尼科夫就当时的事件“在夸夸其谈”，但遗憾的是，我认为他当时作为联盟国防部长是在试图以自己的行为企图把局势搅乱。)

　　最后，舒什克维奇晚上来了电话，原来是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委托他当着他们的面告诉我他们所作出的决定。他说，已经和布什通过话，他表示“支持”。

　　我请他把电话交给叶利钦，我对叶利钦说：“你们串通美国总统背着我干的事，是丢人现眼，奇耻大辱！”我要求更详细的信息。说定第二天星期一会晤。

　　当日纳扎尔巴耶夫如约飞抵莫斯科。他得知明斯克事件后开始和我商量，他说，他们也邀请他去那里。我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的。看得出：所发生的事使他感到受了侮辱。而且同时我感到，如果他们早一点邀请他，兴许他也就去了。那样大概会好一些。虽然事情很难预料。

　　对明斯克协议的正式态度，我在12月10日发表的苏联总统声明中已经表示了。声明强调说：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只取决于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这个问题，只应通过协商的办法，在所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下，考虑到这些国家人民的意志，方可决定。同样，关于停止实行全联盟法律准则的声明也是非法的和危险的，因为它只能加剧社会混乱和无政府行为。文件的仓促产生引起人们的困惑不解。它既没有经过居民们的讨论，也没有经过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讨论，可文件却是以他们的名义签订的。何况此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各共和国议会正在讨论苏联国家委员会制订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草案的时候。”

　　鉴于协议中宣布“另一种国家形式”，我声明必须就这个问题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不排除进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全民投票)。

　　12月11日，我对《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发表谈话。

　　“今天您是否觉得，”他问道，“您一心要签订联盟协议的政策，包括其中的新奥加廖沃进程，是错了吗？”

　　“不，我坚信，作为改革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联盟协议简直是必不可少的。我无意在新的国家机构中谋求什么领导职务，当什么候选人，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我一心追求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联盟国家，各主权国家自己协商，自己组织一个他们需要的中心。但必须是联盟……”

　　叶利钦分子们的观点未能经受住批评，别洛韦日密林的“英雄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乌克兰“离开了”，联盟的想法失去了任何前景，这完全是一个骗局。

　　克拉夫丘克曾利用12月1日的公民投票使乌克兰对联盟协议的签订暂时搁置了起来，而在这之前是达成过共识的，即未来的联盟国家具有共同的市场，有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统一的货币单位、银行结算、能源利用、宇宙开发、交通和电讯，就是说，一切活动领域应有尽有，联盟将为所有的人工作。

　　明斯克声明说：“协议谈判进程陷入了死胡同”。我问：谁陷入了死胡同？8个共和国正在准备签署联盟协议，议会已经开始在讨论了。是乌克兰陷入死胡同了吗？那么我们大家就不要再一个劲儿地往死胡同里钻了，帮帮乌克兰吧。

　　最后，请问一句：将联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乌克兰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叶利钦挽救过来了吗？恰恰相反，在独联体的框架内，这种关系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从明斯克返回后，叶利钦来找过我。耐人寻味的是，他事先在电话上一再向我解释，说他来找我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他知道自己干了不光彩的事。根据约定，纳扎尔巴耶夫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虽然叶利钦很不喜欢这样。谈话很艰难：

　　“你们在密林区聚会，把苏联给‘毙’了。这是背着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搞的一起特殊政变。我忠于自己的立场，但我将尊重各共和国议会所作的选择。既然我们倡导民主和改革，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的规则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从正道过来的！”

　　明斯克行动使几个亚洲共和国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在决定独联体性质时流露出的“嫌弃”情绪和暗示亚洲国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会白白过去的。他们犯了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

　　当时，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和议会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他们采取了我认为比他们的欧洲同事们更为文明的立场。

　　阿什哈巴德的会晤，以及后来的阿拉木图会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倾斜稍微摆正了一些。独联体代替苏联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过的文件还没有打破解体前的逻辑常规。许多对独联体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停留在意向声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乌克兰后来的表现和其他一些事件，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总之，“密林”后发生的种种事情，我除了说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说别的什么。在俄罗斯议会里，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赞成” [ 译者注：表示反对的有C.H.巴布林、B.Б.伊萨科夫、И.B.康斯坦丁诺夫、П.A.雷索夫、C.A.波洛兹科夫、H.A.帕夫洛夫；有7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弃权。。 ] 。两年后，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常遗憾，说他曾经努力争取别洛韦日协议获得批准，还请求久加诺夫说服共产党员代表能够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体的见面会上有人问我，我对明斯克和别洛韦日密林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中是否掺杂有失败的痛苦情绪？

　　“没有！这话我对叶利钦也讲过，我和他说话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不赞成独联体始作俑者的立场，但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都和他们讨论。”

　　明斯克事件后，我会晤过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纳比耶夫，跟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和阿卡耶夫谈过话。昨天纳扎尔巴耶夫又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几个亚洲共和国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讨论自己共同的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曾经是公民投票的倡导人，在我国历史上是开风气之先者。当时人民支持苏联。他们赞成将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一个联盟国家，当时我们已经从人们心目中的革新的联盟那里退了回来，所以才进行了公民投票。但我们毕竟还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祖国。

　　老实说，新的国家构成(独立国家联盟)是否需要，应当让人民作出判断。让人民去决定同意不同意将国家分裂……

　　12月18日，我给为成立独联体而去阿拉木图参加会晤的人一封信。该信于12月20日发表，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12月23日，我和叶利钦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从联盟国家过渡到独联体的问题，中间短暂地休息过几次。12月25日，我签署了关于放弃苏联总统权力的命令，在电视上向人民发表讲话，即我在本书开头向读者介绍的内容。

　　我反复考虑过12月发生的事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权利用别的方式行事。违背11个共和国赞同明斯克协议的决定就意味着国内要出现一场血腥大屠杀，可能引发成全球性的灾难。而我当时的状态和行为逻辑，《共青团真理报》(1991年12月24日)几位记者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引出的几段话在一定程度上都传达出来了。

　　“要知道，”我对他们说，“尽管我对独联体这个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国决定这么做，我就不能够，我也不认为在目前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能够使社会分裂。”

　　“别克 [ 译者注：A.A.别克(1903—1972)：苏联俄罗斯作家。生于军医家庭，参加过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新的任命》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 ] 的《新的任命》中，”B.弗罗宁说：“描写了这样一种疾病：‘精神碰撞’，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他必须克尽职守之间的冲撞。看来，很可能您现在描写的恰恰就是这种疾病的症状。”

　　“毕竟我的思想还没有被一分为二，但有的利益，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我都得服从。如果成立独联体有助于人们达到和谐，那就应该打消自己的傲气。”

　　“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独联体一事吓唬人。您自己以前曾经说过，一会儿向我们‘灌输’饥饿的想法，一会儿又向我们‘灌输’灾难的想法，可是现在您也发出这种类似的腔调……”

　　“就是现在我也不想吓唬谁。但危险我总应该说出来，是不是？我想，最大的危险有两点：一是国家的被肢解，二是国籍问题的解决。请您想象一下，有7500万人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之外，他们在世界上活动就要受到地域和护照的限制，怎么办？这就是我当时说我们埋下了可怕的炸弹时心里所想到的。”

　　“毕竟统一的卢布被保留了下来，乌克兰也没有离开。”

　　“还不清楚是联合，还是分离。您知道布尔布利斯的观点是什么吗？需要一个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独立国家最后离异。”

　　“结婚是为了离异？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