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纳克：拒绝改革·第三十七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欧洲的社会主义前沿阵地

　　无论是对于苏联，还是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署着最强大的苏联军队，这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共和国(正如人们在庆祝周年纪念日时从讲台上所宣称的那样)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前沿阵地”。

　　两国互为最大的经济伙伴——80年代末商品流通额达140亿—150亿卢布。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在非同一般的战后和解中，在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及苏联其他民族的互利合作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般来说，莫斯科和柏林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一切心里都很明白，也都非常珍视。诚然，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两国关系即使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莫斯科也认为对德国人必须“用眼睛盯着”。无论是乌布利希，还是昂纳克，他们都不是西方通常所描写或认为的那样，是莫斯科的傀儡。

　　在某些方面，他们好像是自认为比罗马教皇本人还要大的天主教徒。但是时代在变化，这方面的政策也要求进行变革。我们对待盟友的新态度也完全波及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71年走上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岗位的昂纳克，多年来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非常之好。他们都很喜欢对方。昂纳克学着勃列日涅夫的作风，两人对政府的隆重接待、授勋颁奖及别的表示，均情有独钟。随着勃列日涅夫年老体弱，昂纳克开始感到自己在智力上胜他一筹，这一点他也很喜欢。当勃列日涅夫不在了的时候，昂纳克很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主导的作用。

　　但主要是昂纳克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经济上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前10名，成了世界体育强国。尽管，如后来所表明的，这些成绩被大大夸大了，而且有些方面还掺了假，但不容抹煞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要大一些，他们从废墟和瓦砾中重建了自己的城市和乡村，确保自己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这足以说明许多问题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和纯粹是为了作宣传的虚假的成绩的基础上，昂纳克在心理方面和政治方面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他开始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本身的变化进行公正评价的能力，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民族利益有时被解释得过于广泛，往往与国家的实际可能发生矛盾。

　　我完全无意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制度和罗马尼亚的现行制度作一番对照。如果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想起东方的专制独裁的话，那么前者更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样板。僵化的“垂直”纪律，不过尚未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给地方政权机构还留有一定的灵活余地。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就像在“社会主义女酋长”的国度里一样，只是根据党内民主的传统稍许保留一些传统习惯罢了。公民的行为由警察实行监督，不过对私人生活相对放宽一些就是。军国主义气焰嚣张，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生活水平却是最高的。

　　与齐奥塞斯库不同的是，昂纳克不允许粗暴地对待干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的基本成员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动。诚然，一度曾经想撤掉“不安分的”德累斯顿州委第一书记莫德罗夫的职务，用库尔特·哈格尔的话说，因为他到处散布他的“改革幻想”，但是由于莫斯科打了招呼，撤换的想法一直未曾落实。政治局的活动正常地进行，内外政策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与此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毕竟存在着总书记的个人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一年一年地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绝对。其他领导人可以向总书记谈自己的意见，但是不敢质疑他的权力，不敢自己作最后决定。

　　我和昂纳克经常见面，一有机会就相互交谈，交流信息。1986年4月，考虑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尽管国内事情非常的繁忙，我还是决定飞往柏林，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这个共和国。关于这次访问，1966年我已经谈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大会工作和一些官方应酬上了。许多会晤和谈话都是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之间进行的。余下的时间我用来了解首都和附近地区的生活了。

　　20年来发生了许多好的变化。柏林的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参观了首都的中心部分，这里进行了基本改建，科学院广场上是结构整齐的建筑群，有漂亮的音乐厅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人们对我们处处都很友好，特别是在访问马尔钦的居民区的时候，人们表现得非常热情。经常陪同我们的有Г.米塔戈、Г.沙博夫斯基、柏林市长З.克罗克。隶属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中央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院坐落在兰斯托弗区；在这里，就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先是如何把计划与生产者的利益结合起来，代表团成员和有关学者举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

　　东道主们注意到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提议为她单另安排一个日程。在克伦茨的陪同下，她参观了著名的“贝尔加莫”博物馆，访问了波茨坦和德累斯顿，参观了世界著名的美因茨瓷制品厂。在布莱希特博物馆，她会见了许多文化活动家，其中有诗人布莱希特的女儿巴尔巴拉·布莱希特，著名女演员吉泽·美因，国家艺术学院院长——维克维尔特。

　　总之，我这次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行，从和人们交流的角度上说，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我在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我与昂纳克的谈话，主题都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党际关系方面的合作。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1986年10月又一次谈到，当时为参加恩斯特·台尔曼塑像的揭幕式，昂纳克、德国共产党主席米斯和西柏林统一社会党主席施米特都到了莫斯科。

　　我和昂纳克很快就用“你”相互称呼了。但是我们之间完全坦诚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昂纳克这个人，我觉得，他总是有些拘谨，怎么都摆脱不了公事公办的外表。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他很少向自己的同事们通报我们的谈话，即使通报也是有选择的。而我呢，跟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总是把我们会晤的记录一字不落地送给苏联领导全体成员看。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展开，公开性进一步扩大，昂纳克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尽管他在和我谈话时表现得很克制，但感觉得到他显然不喜欢民主变革。其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层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敏感。

　　1987年我们的一月中央全会之后，分歧开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昂纳克亲自吩咐不要发表全会的材料。在黑市上，像人们常说的“私下交易”，刊登苏共中央总书记报告的《真理报》高价出售，一抢而光。从苏联来的消息开始受到政治检查，大加删改，或者干脆取消。随后便是禁止传播诸如《旅伴》、《新时代》这样一些出版物。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乃至疏远加大了。

　　1987年5月底，我在柏林参加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议是研究分析欧洲和世界的形势的。参加会议的人同意必须以新的态度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全球问题和地区冲突问题等。会议表明：世界政治的中心任务是防止战争的发生。为此，会议声明一定要采取实际步骤，华约各国在裁军领域准备做出响应。会议签署了一份题为《关于华约参加国军事思想》的文件。文件签署前，华约各国通过各级政治、军事、外交及其他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各代表团领导人进行了非公开的谈话，期间我感觉到，不仅昂纳克，而且我的同事中也有人对中央一月全会的决定持谨慎态度。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开会时正好是柏林建市七百五十周年纪念，因此，根据昂纳克的请求，全体参加会议的人都分享了柏林人的节日快乐。为纪念这个日子，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特意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正如德国人自己告诉我们的，展览会是冲着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自己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

　　可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印象和我的就大不相同。她去了科特布斯州著名的森林公园。在柏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苏联文化基金会主席团成员的身份会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同盟和德国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的代表。她为这些天的种种会见而非常高兴。人们也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好感。原来一般公民对苏联改革的态度跟民主德国政治家们的态度截然不同。

　　为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昂纳克访问了莫斯科，之后，双方关系出现了暂时的“缓和”。他看过我的报告后说：分歧消除了。报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文发表出来。

　　1987年12月我再次去了柏林——在那里举行了华约国总书记和第一书记峰会，我在会上介绍了我访美的情况：我和里根签署了关于销毁中程和近程导弹条约。一般地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我们还是很注意的，我们一贯坚持在各个层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他们发展关系的方针。

　　“差五分钟十二点”

　　但关系还是复杂化了。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各区委第一书记的非正式会议上，昂纳克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对改革不要作积极的评价。平时宣传材料中的一条老标语“向苏联学习”已经被取消。开始贯彻旨在限制有关苏联改革进程消息的方针。实际上在千方百计地打击、遏制公众对苏联民主化过程日益增长的兴趣。

　　与此同时，H.安德烈耶娃那篇有名的反对改革的文章立即在《新德意志报》上转载了。尽管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各级党的组织中，关于莫斯科的决议同样适合柏林的情况，提得越来越经常和尖锐了。

　　当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接和一个更强大的德国相邻，和西柏林仅有区区一墙之隔，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政治上和人们的社会心理上，显得尤为敏感。我们很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决不会强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照搬我们的改革。但当然也不能仅仅因为昂纳克不喜欢而不进行改革。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层领导和党员群众与社会大多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了。领导中有些人对形势的评价和总书记也不一样。但由于党内根深蒂固的集中管理制度，可能再加上德国人对纪律和忠诚特别执著的信念，所以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试图用类似新的铁幕来阻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了解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真相的做法，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众宣传媒体巧妙地利用了。结果导致东德人不仅不再相信公开的宣传，而且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产生了怀疑。我想，昂纳克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于是，为了加大对苏联改革的批评的可信性，最高领导人向科研机构下达了任务：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每一篇讲话，找出其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把找出的结果，分门别类，一五一十地向总书记本人报告。有时这种报告也传到了莫斯科。它们是一些精心炮制的教条主义文章，但却无法对它们做出回答，因为无论是官方正式的方式，还是以工作交流的方式都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这种讨论，这一切他们都是关起门来进行的，主要供内部使用。

　　在反对改革的基础上，昂纳克、日夫科夫、齐奥塞斯库三人的关系明显近乎起来。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一样，昂纳克在自己的讲话中声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最深刻的民主改革的时间比苏联要早得多，10—15年前，甚至20年前就开始了。这种说法自然谁都不会相信，因为80年代后半期的形势是要求执政党作新的变革的，显然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方向。一切情况说明，昂纳克成了教条主义思想的俘虏，他不愿意或者已经无法对生活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反应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它并没有削弱我们在双边关系和华约范围内加强深入合作的努力。原因是在我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上，他们作了正确的处理。昂纳克坚持邀请我前去参加庆祝活动。我排除一切疑虑(它们是存在的)，通知柏林，说我同意10月6—7日参加在共和国宫举行的隆重庆祝会和其他庆祝活动。

　　这里应当讲一段小小的插曲。10月1日，刚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来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工作人员，通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转给我一份使他们深为不安的、是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座谈的材料。参加座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人把国内的政治形势描写成为“差5分钟12点”。社会出现了政治危机，民众表现出不满。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纷纷脱离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向领导反映了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但是没有什么回音。人们期待着四十周年纪念时将会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尖锐问题明确表态，一定会在国内展开一场公开讨论。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准备在庆祝活动后立即对国内的形势进行讨论，并正式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批评。我知道民主革新文化协会的权威性，所以对这个信息非常注意。

　　我们参加了柏林的隆重庆祝大会。大会给我的印象，往轻里说，不算太好。昂纳克的报告罗列了40年来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但是关于国内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远景——既无分析，也无结论。

　　我代表与会客人致词。老实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东道主们喜气洋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可是我心里想的跟他们不一样。最后我只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勤劳给予应有的肯定，因为他们战后在德国这部分土地上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苏联人这些年支持了他们，因此今天的纪念活动我们也感到由衷的高兴。

　　而我大部分的发言是讲我们对新的原则的理解。这些原则现在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基础。“平等、独立自主、团结——这就是今天主导这种关系的原则，”我非常笼统地说：“共和国无论是在内部发展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各国现代化和革新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果昂纳克在自己的报告中对过去做出适当的评价，能够提出一些基本改革的设想，很难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许要改变什么已经为时过晚。但社会在期待着，如果国家领导人的倡议与社会的期待相一致，社会一定会支持这种倡议的。昂纳克当时又一次错过了提出针对未来的重要倡议的机会。而公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公开示威了。

　　晚上的火炬游行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共和国各个区的代表成排地从观礼台前走过，台上站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外国来宾。当时的场面真是非常壮观。乐队演奏、鼓声齐鸣、探照灯流光溢彩、盏盏烛光、交相辉映，而主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加。有人告诉我，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他们的标语和口号更能说明问题：“改革！”“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神情激动的梅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走到我跟前(他和雅鲁泽尔斯基也在观礼台上)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您知道他们喊的什么口号吗？”于是他翻译给我听。“他们要求说：‘戈尔巴乔夫，再帮我们一把！’他们是党的积极分子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当我们乘车从机场前往政府迎宾馆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街道两旁几乎挤满了青年人，他们有节奏地喊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尽管昂纳克就在我的身旁。当我和他一起从共和国宫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人们对他同样还是不屑一顾。但烛光游行时所出现的场面，我实在是始料不及。凡是看到了这种景象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对昂纳克后来的话做出评价：昂纳克认为他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岗位上下来好像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策划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的阴谋。顺便说一句：“戈尔巴乔夫，再帮我们一把！”这是我在公园里亲耳听到的话，有几个女中学生递给我一把鲜花和一张字条。当时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少男少女。

　　这几天，昂纳克很难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晚上，他在向从观礼台前走过的青年人致意时不禁又跳又唱，总之，情绪忽然高涨起来。但是看得出，他感到很有点不是滋味，精神好像有些恍惚。次日，我们举行单独会晤。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左右。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仍然未能使他坦诚交谈。我只得再次聆听他关于种种成绩的详细总结。昂纳克拒绝接受来自社会的抗议。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势，通过直接的观察，的确像民主革新文化协会代表们所描绘的那样——“差五分钟十二点”。关于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们虽然有所顾忌，但毕竟还是谈了。在和他们的领导人会晤之后，有人问我：对德意志主民主共和国来说已经到了变革的时候了，这个他明白吗？当然，这个问题向我提出来有点莫名其妙。但由此可见，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里的情况不可能向总书记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我的日程安排中，有一项是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于是会见安排在我离开柏林之前。在交流改革经验时，我对德国朋友们说：“谁在政治上落伍，生活会严厉惩罚他。”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举例说，我们决定把召开苏共第二十八大的时间往前提了提，大会将对这些年的改革结果加以审议，制订未来的方针。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将对私有化、租赁、企业经营等问题做出决定，以便在最近期间能够建立起深化改革的法律基础。

　　我对我的交谈者说：

　　“我认为，生活也在要求你们做出勇敢的决定。”

　　参加会晤的人听我说话时精神高度集中。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是昂纳克。他表面上同意我的讲话，但却把一切都归结为局部的实际问题。K.哈格尔、Г.舒列尔、Г.克罗利科夫斯基、B.艾贝尔良恩当场都作了插话或简短的发言，尽管他们说的话都带有务实的性质，没有超出老问题的范围。

　　我离开柏林时感情很复杂。巨大的人流、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男女——他们身体健壮，彬彬有礼，一心渴望着改革。这一切都给人以希望和乐观的心情，但也不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那一张张心存芥蒂、聚精会神的面孔，在我脑海里仍历历在目，每个人都好像准备做出自己的决定性的选择。昂纳克显然生了我的气，为了突出这一点，他没有去送我们，虽然前一天他和夫人曾到机场迎接过我。

　　迟到的变革

　　后来有人告诉我，庆祝活动后不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会议，讨论庆祝活动总结和共和国总的形势。许多人表示要采取积极措施，缓和日益加剧的不安情绪。昂纳克则号召“不要使形势激化”，“不要跟阶级敌人进行对话”。显然，这使政治局不顾总书记的立场，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政治局发表声明，说准备通过公民对话的方式，讨论和解决所面临的公开性问题，解决出境的问题。10月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解除了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克伦茨担任这两个职务，克伦茨以前在政治局分管国家安全、政法、青年和体育工作。这次人事更迭可以说是事先计划好的，人们老早就开玩笑称他为“克伦茨王储’”了。

　　与此同时，城市街头的自发群众游行仍持续不断。他们要求实行民主制度，惩治滥用职权现象，取消官员们的特权。当局失去了对事态的监控，显得手足无措，不能抓住主动权。11月8—10日，中央全会从本质上更新了政治局的组成。“造反派”汉斯·莫德罗夫进了政治局，不久他就领导起了联邦政府。11月9日深夜，分割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旁边聚集了大批群众。为避免发生危险的过火行为，开放了通往西柏林的通道。柏林墙倒塌了，更确切地说，它成了一座永远不会再有的“冷战”纪念碑。

　　关于这些情况，我在莫斯科会见克伦茨时他都详细给我讲了。克伦茨说，昂纳克早就准备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但这次昂纳克指责他专门挑选一些参加庆祝活动的人，让他这个总书记当众出丑，迫使他下台。这个情况再次证明德国统一社会党前领导人是多么脱离现实生活，距离国人的思想情绪和实际利益有多么远。

　　12月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撤消了宪法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文，有一半左右的党员离开了该党，而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将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这个新的党通过了新的纲领性文件，选出了以柏林律师格雷戈尔·基齐为首的领导机构。我会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他们是一些完全新型的人：有知识、有修养、思想开放、能独立思考、做事果断。但他们走上政治大舞台的时间太迟了，他们没有起飞前滑行的时间。他们的经验和老练程度比他们西方的政治对手差远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稳定，给联邦德国诸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每一个像样的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都积极展开了致力于德国统一的活动。它们的策略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统一的速度和方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个政党、社会团体和居民当中，对待统一的前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张平稳、分阶段的拉近距离，各方面进行平等合作方针的人占多数。汉斯·莫德罗夫的分三个阶段的计划符合这些目标，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

　　我再提醒一次，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法、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即所谓“4+2”会晤)外交部长会议，最后签署了对德和约。条约包含了对德国统一后对外事务的一系列解决方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德国统一建设》的国家条约，1990年8月在柏林共和国宫签订，同年10月3日便付诸施行了。条约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依我看，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并且也是公正的现象。它决定于世界、欧洲和德国本身所发生的根本变化。至于统一的方式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一个样子，不那么富于戏剧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知道，原民主德国的居民要适应统一后的德国的生活环境，甚至比主张分阶段统一的人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这个过程一直显得非常敏感，不仅对于国家东部，也包括西部。

　　我想，还需要不少的时间、耐心、精力和手段，才能够使这个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的伟大民族的伤口得到愈合，是冷战把一个民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现在它恢复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它面对的是必须要解决一系列在不小程度上决定整个欧洲大陆未来的任务。这就是要保持和加强民主制度，克服一切想要恢复“雅利安人特殊论”的哲学和政策的企图，它曾经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带来过那么多的灾难。这就是要运用统一了的德国的巨大潜力来保持欧洲的平衡，促进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和“整个欧洲大厦”的建设。

　　当然，我特别寄希望于新的德国将成为新的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的好邻居与可靠伙伴。对此，我们具备一切前提条件——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条件。

　　在结束这篇记述和昂纳克会晤与谈话的札记的时候，我想表明，我坚决不同意有人试图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和它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关系的法律责任，一古脑儿地都算在昂纳克一个人的身上。

　　鉴于对昂纳克的法庭诉讼，我在莫斯科和波恩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并且愿意再一次声明：当评价在不同条件下执行的政策时——况且甚至不是激进的，而是处在另一种条件下——决不可错误地遵从联邦德国法律形式上的标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受到全世界承认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换句话说，这种试图审判昂纳克的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合法的。难道德国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们有权忘记昂纳克在极其复杂的国际条件下为协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吗？他当政时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科技联系，大大减轻了德国东部和西部重新整合过程中的困难。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精神领域里的政策，对于保存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文化起了促进的作用。

　　我对昂纳克的态度，就像我对其他许多德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首先取决于他们在拉近德俄两国人民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而这种关系曾经被法西斯投入相互血腥屠杀之中。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说他们，他们这方面的功劳，在当代和将来各代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心目中是永不磨灭的。

　　对昂纳克提起诉讼，针对他的同事们所掀起的政治闹剧。这一切，在我看来，和试图客观思考德国近几十年所发生的事情，从中引出一些应有的结论相去甚远。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彻底拒绝对抗的哲学和政策，这种哲学和政策曾经在战前和战后时期主宰过世界。正如克服红军与白军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的“精神”，是俄国真正获得持久稳定的条件一样，我坚信，克服一个民族几十年被分裂成两个部分之间的猜疑，同样是德国获得持久稳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