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个独裁者的下场·第三十六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对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平等、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国家的新的态度，使我们有可能在跟罗马尼亚的关系上出现好的转机。这种关系本来就不那么简单，又加上1968年8月华约五国派兵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特殊立场

　　自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当时他领导罗共只有三年多时间)与苏联保持距离以来，便千方百计地强调要求尊重罗马尼亚的独立与主权。这个要求本身是很合理的，所以一有机会便提出来，甚至无缘无故也会提出来，简直变成了能够带来双倍红利的一句咒语。罗马尼亚的“特殊立场”首先换来了西方的贷款、某种投资和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等等。第二，这大概是主要原因，齐奥塞斯库巧妙地利用这种特殊立场，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行动与思想方式本来已很严格的监督，而实际目的是要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力。人民群众被密不通风的行政帷幕同西方和苏联隔绝开来。

　　我当总书记之前就认识齐奥塞斯库。他时不时地常来苏联，我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常跟他会晤。他在莫斯科并不怎么受欢迎，人们不喜欢他傲慢的神态和有意炫耀他跟西方玩的游戏。作为回答，他那“特殊立场”的调门喊得更响了，提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根本不考虑实际上能否行得通，而只想“凸显”自己的标新立异。我眼看着齐奥塞斯库不遗余力地在显示他的独特见解，心里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显得有些装腔作势，稍微有些政治经验的人都能够看出他的个人气度和不稳定的心理素质。

　　我认为，为了化解苏罗关系中的对抗情绪值得作一番努力。因此我改变了对齐奥塞斯库的态度，跟他说话时我尽量尊敬一些，认真听取他的意见。例如，我承认他关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苏方的疏忽和失误造成的意见不无道理。而齐奥塞斯库，可以说，很为自己和北京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骄傲，不反对充当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调停人。

　　一般地说，布加勒斯特的领导人很热衷于调停人的角色。比如，他竭力想保持跟阿拉伯活动家们的广泛接触，包括同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的接触。要列举齐奥塞斯库没去过哪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大概比列举他访问过哪些国家要容易一些。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对“不结盟运动”并非无动于衷，他非常羡慕南斯拉夫在运动中所享有的广泛知名度。他无时不在想把这种世界性的自命不凡的心态用经济关系的纽带连结起来，他推出了品种相当广泛的罗马尼亚产品，从石油化工、农业机器、空气压缩机、柴油发动机联动装置到航空技术、汽车和内燃机车，无所不有。这些都是罗马尼亚工业企业的产品，尽管这些企业因负担过重，动力、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大受困扰。罗马尼亚经济完全受颐指气使的领导人所控制，越来越像是一匹被狠心骑手死命驱赶的老马。

　　罗马尼亚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从1986年起，有消息说，尽管有关苏联的信息控制得很严，那里对我国改革的进程开始发生了兴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事首先得要看齐奥塞斯库的态度，因为许多事情都要靠这位“活上帝”，靠他的一句话。人们知道，国家的关键岗位都安插了最高统治者和他妻子的亲戚(在中央委员会中他们有将近70人)，任何不称他们心的人都得下去。一谈起齐奥塞斯库，人们便会耸耸肩膀，仿佛是在说，这个体制“一切都很清楚”，没什么好说的。

　　但我知道齐奥塞斯库非常想和我会晤，因为他意识到，对于自己和罗马尼亚(而他无疑是想把自己和罗马尼亚等同起来)来说，和苏联进行合作是势所必然：苏联是强大的邻国，无视它不仅不明智，而且会招来很大的危险。何况这样还可以提出强烈的经济要求。首先是要苏联提供石油，因为罗马尼亚的石油开采保证不了原料供应，按照领袖的意志开工的石油加工企业有一半没有合理的核算。

　　他还有另外一个打算，这对我也不是秘密。跟一个新的、比较年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搞好关系，取得他这方面的认同，他希望以此获得实现他个人抱负和他个人所理解的全球政治的可能。有一次，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对于像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样的领导人来说，罗马尼亚实在是太小了。

　　我曾经接触过许多虚荣心很强的人。没有一定的虚荣与自负，一般来说，很难做大的政治家。但是在这个方面，齐奥塞斯库大概是没有竞争对手的。他在跟人谈话时嘴角上从来都挂着目空一切的微笑，好像他全都看透了，根本没把你当成一回事。几十年没有任何监督的执政生活使他的自负和傲视他人的习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自己大概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把对待下人的态度用在对待和他职位相当的伙伴身上了。

　　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喜欢在国际会议场合显示其特殊的重要性。除齐奥塞斯库本人外，任何一个罗马尼亚的党或国家领导人，即使是职位最高者，都无权最终认可这种会议所通过的文件。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当时会议文件需要协商一致。罗马尼亚代表总是保留几种方案或建议，这些方案或建议很可能被“自行”撤消，而齐奥塞斯库则做出某些让步，而且不总是这样，只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请求下，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提供二百万吨的石油方才了事。这种手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在使用。但我不吃这一套。通常我只是在会议当中或中间休息时，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或攀住他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进行一对一的或带着我们代表团的某个成员的谈话。这种公开显示的方法对他很合适，对我也很合适，虽然原因有所不同：这样不仅找到了解决争议的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齐奥塞斯库过分的要求，遏制了他明显的讹诈企图。

　　说句公道话，齐奥塞斯库的某些为追求外交效应的声明(如裁军问题、南北关系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尽管带有很大的宣传意味，但方向还是正确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罗马尼亚人的没完没了的要求和自以为是的行为，大家早就感到厌烦了，有时候干脆听都不愿意听，就宣布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难以接受，虽然有些意见包含有“合理的内核”。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和齐奥塞斯库会晤时，我发现通过他已经习以为常的好为人师的外表，还是可以看出一些他内心希望进行相互信任的对话、非正式的交流意见的愿望，总之，我觉得他还是希望进行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诚然，有时候不免带有一点喜剧意味。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人们发现，当苏联代表团步入会场时，马上有人向齐奥塞斯库发出信号，这时他好像无意中和戈尔巴乔夫同时出现在会场上。记得在匈牙利召开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时，我们步行穿过一个公园去赴会。罗马尼亚代表团率先走在前头。突然，齐奥塞斯库在平地上跌了一跤。大概是绊住脚了。人们把他扶起来。我们赶了过去，我上前问他感觉怎么样。就在这个时候，似乎出于偶然，就像从灌木丛中冒出一架钢琴似的，电视摄像机忽然出现在眼前，于是，又是采访，又是摄像，报道起齐奥塞斯库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来了。我明白这种把戏。他想告诉世人：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他，进行了谈话，很尊重他。

　　任何个人偏见和“以前的嫌隙”都没有损害我同齐奥塞斯库的关系。我总想找个时间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认为我有足够的耐心和道理做这件事，至少可以激发起齐奥塞斯库对变革的兴趣，毕竟变革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而最主要的是，让罗马尼亚这个社会为联系与合作稍微打开一些大门，这样其他的机制便会动起来。老实说，当我同意接受齐奥塞斯库一再邀请我到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这样。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一次访问布加勒斯特是在1976年。

　　“活上帝”

　　1987年5月25日我们抵达罗马尼亚首都。阳光明媚，风和日丽。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夫人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跟一切正式访问一样，检阅仪仗队、礼炮，该有的都有。可是从机场到总统府的路上，一切都是按照专门的脚本事先安排好的。大路两旁是夹道欢迎的人群，如果说没有几十万人，恐怕也有几万人。我和齐奥塞斯库被安排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我们站起来，向人群致意，确切地说，是向欢迎我们的队列致意。在事先安排好短暂的停留中，圆圈舞、民间舞、交谊舞、赞颂歌曲，开始又跳又唱。欢迎口号简单明快：“齐奥塞斯库——戈尔巴乔夫！”

　　“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所有这些口号听起来都是一个腔调，人们好像被上了发条似的，显然是经过排练的。人群给人的印象非常可笑：有的人怒目而视，有的人完全无所谓，像舞台上演累了的没有台词的配角。我感到自己被拉进了一场杂技表演。

　　接下来脚本安排我们……在壁炉边开始交谈。夏日将至，户外大街上，乃至大厅里，无论我们在哪里，到处都是暖洋洋的；我们坐在壁炉边简直都感到有些燥热，该脱去外套了。

　　但也许是想通过电视频道告诉人们：齐奥塞斯库跟戈尔巴乔夫的交谈一点也不比戈尔巴乔夫跟里根在壁炉旁的交谈逊色。诚然，当时日内瓦正值晚秋季节，天气异常寒冷。

　　在我们和齐奥塞斯库谈判的时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进城去参观布加勒斯特的名胜古迹，与人们交流去了。但是刚一打算和人们交谈，他们立即便离她而去。“他们害怕被人看见跟‘外国人’说话，”使馆工作人员解释说。我自己当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形。在“自由”公园和布加勒斯特的广场，我们向全国解放时牺牲的苏罗战士们敬献了花圈。献完花圈后我走向首都的居民，想跟他们说几句话，但是任何交谈都难以进行。我简直惊讶极了：有必要把这些具有南方气质、生性开朗、喜欢交谈的人“驯服”成这样吗！

　　第二天在共和国宫举行了罗苏友好大会。大厅里3000个位置座无虚席，全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和一大批穿着整齐的青年人：他们很像是挑选来的军人，不过是穿着便服罢了。参加大会的人精神都高度集中，认真等待着信号。齐奥塞斯库与夫人、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步入大厅。这时全体起立，有节奏地喊着“齐奥塞斯库——戈尔巴乔夫！罗共——苏共！”“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

　　齐奥塞斯库开始发表讲话，全体再次起立、鼓掌、呼口号——整个讲话过程中全体起立达27次之多。他的讲话历来很长，恕我直说，而且相当乏味，无非是一些教训人的话和罗列一些各种各样的成就。齐奥塞斯库谈得特别多的是关于罗马尼亚“工人—革命民主制”的问题，还谈到全国早己开展了工人自管和工人“当家作主”的活动。这里包含着明显的潜台词，就是说，罗马尼亚的民主化早在20多年前齐奥塞斯库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可以说，“民主化计划”正在顺利地完成之中。顺便说一句，大会的“民主管理”已经很细致入微了。会场上的掌声，有节奏的口号声的开始与停止，都由罗共中央第二书记博布亲自指挥。

　　访问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在这一中心活动中我们的话如何讲。认为只讲苏联发生的事，这样比较合理。我看着这出戏，心里想，要不要变更一下我的讲话，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变为好。人们听得非常认真，但似乎都很警觉。看来，在领导人关注的目光下，人们只是害怕作出反应——上帝保佑，可别出什么差错。人们后来对我说，大家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只有一次转向齐奥塞斯库，而且没有说什么溢美之词。齐奥塞斯库很不高兴，但未露声色。尽管后来有些忍不住了，还是表示了不满。

　　我跟齐奥塞斯库谈判和交谈的整个过程表明，我们开始的改革使他深感不安，简直就像芒刺在背，如坐针毡。而且使他最恼火的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对专制独裁手段和行政命令管理机构的谴责。这一切都间接地抨击了齐奥塞斯库的制度。尽管他通过各种假的民主组织——无数的“战线”、“委员会”、会议、大会等等，试图掩盖其专制独裁的实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对于批评和反对自己的人，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从来不心慈手软，尽管他采取的借口看上去还不坏——干部轮换。镇压手段也使用了。监视、搜查、告密，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有才能的人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做驯服的傀儡和螺丝钉。扬·伊利埃斯库就未能幸免，他后来领导过罗马尼亚民族救国阵线的工作，曾经被选为主席。党内的一些老同志也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功勋卓著，敢于仗义执言，或因对时局稍有不满便受到牵连。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齐奥塞斯库一心想说服我相信，罗马尼亚正在推行一种最民主的制度，它表达和实现着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他给我看了一些(后来还给我寄到莫斯科)文字材料——总结报告、会议记录、决议等；这些材料说明各种社团组织、党和国家的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所开展的活动。他说：这些事为什么要过分相信媒体，依赖大众传媒手段呢，如果劳动人民的代表们就这个或那个问题在我这儿坐下来开会，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直接的“工人—革命民主制”。

　　但是要知道，多年来我一直在作各种各样的努力，吁请社会在各个层面上参与国家和生产的管理，在这个方面，正如人们常说的，我可是个行家里手。但鉴于专制独裁的官僚体制仍然存在，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毫无效果。

　　当然，我不能否定工会、共青团组织所作的有益的工作，也不能否定，比如说，“知识社”、创作界的知识分子协会和许多企业的生产会议所作的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些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所起的作用只是为它们所规定的“传动带”的作用。在它们的帮助下，执政党的垄断地位才得以维持，而这个执政党，确切地说，只是一个小的集团，他们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而哪里有垄断，那里必然会有肆意妄为，会出现停滞，事情肯定每况愈下，任何虚假的民主都掩盖不了这一点。

　　我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尽量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传达给和我谈话的人。应该承认，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当时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要告诉齐奥塞斯库：我们的改革方针、公开性、民主化是我们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完全是我们自觉的选择，而且一定还将继续下去。至于他所说的“工人—革命民主制”，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对于它的真正含义，我一点都没有误解。

　　在壁炉旁

　　5月26日晚上，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邀请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政府官邸做客。壁炉里又是烈火熊熊。旁边摆放许多鲜花。宴席已经摆好，完全符合一切礼仪。全都是美味佳肴。总之，这次宴请，一切都安排得仿佛自然融洽、和睦友善。但很快齐奥塞斯库就又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起来，说什么最近一个时期向西方提出的各种建议实在是太多了。而他“顺便提起”这个话题的深层含义是：齐奥塞斯库本人的这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在世界上并没有引起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种反响。国际上这种冷淡的态度和他的建议宣传意味太重不无关系。齐奥塞斯库不愿意理解，或者是已经无法理解：全世界，整个当代国际现实，现在都在要求完全另外一种态度，不是用来进行宣传的而是完全务实的态度。他对华约其他国家提出的国际建议感到非常妒忌。

　　与此同时，齐奥塞斯库的言谈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担心，即担心苏联新的领导人及其政策的国际声望在迅速增高，这种担心已经开始在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极端保守派人士中表露出来。

　　我们又谈到了苏联改革的话题。齐奥塞斯库认为，对斯大林主义、对专制体制的批评过于严厉，他有些接受不了，他为公开性、言论自由感到悲哀。于是我对他说：

　　“听我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我知道您很难接受我们的改革。因为您属于老一代的领导人，20多年来一直执政。这当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经验。但这里也有它的危险之处，如负面行为模式的积淀、思想惰性、对新的环境和生活需求感受不敏感等。至于您对苏联形势的慎重评价，我的态度很平静，我并不感到尴尬。何况我对您，和以前一样，并无所求，不要求您学我们的样子。您认为自己这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事情由您自己负责。而我们将按照我们国家的情况行事。国家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人们希望变革，而且千方百计地支持变革。”

　　齐奥塞斯库听后不知为什么一声不吭。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为了缓和气氛竭力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为加强我的论据，接着说：

　　“齐奥塞斯库同志，您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收到了多少信件吗？

　　齐奥塞斯库问

　　“多少？”

　　她说：

　　“一天能收到三四千封，来自苏联四面八方，而且大部分是表示支持改革的。人们要求改革要果断一些，他们写道：改革，特别是地方上的改革，进行得太慢了。”

　　齐奥塞斯库在回答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插话时挖苦地说，如果他是苏联公民的话，他也会写信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希望他能够少关注点国际问题，多关注些国内的问题，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问题上要小心行事。这时候我已经不再克制与客气了：

　　“对于您所说的善举和人道主义行为，依我看，它们与善举和人道毫无共同之处，更不用说什么民主了，——整个国家都处在恐惧之中，与周围世界完全隔绝了起来。”

　　争论进行得非常激烈，助手或管事的人中有人吩咐把开着的窗子关起来，把警卫的范围向公园里边扩大一些——这样便不会有见证人了。齐奥塞斯库竭力想进行反驳，他不住地发火，但任何有说服力的话都说不出来。整个晚宴被彻底地破坏了。尽管如此，我们商定次日由齐奥塞斯库陪同我们参观一下布加勒斯特。

　　“银样镴枪头”：罗马尼亚的变种

　　首都中心耸立着高大的政府机关建筑群和居民住宅楼。大批力量都投放到这里，建设者从其他施工点上抽调过来。齐奥塞斯库总统一心想要把布加勒斯特变成一座海港码头，成为罗马尼亚的曼哈顿。为此，开始修建一条巨大的布加勒斯特—多瑙河通航大运河，全长90公里左右。

　　他领我们走上一座大坝，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将被夷为平地，然后再重新兴建。告诉我们将要建设起一批农业城市，据说这些农业城市将能解决全部的农业问题，保证农民过上新的生活。我问他：让农民离开土地，把他们从生于斯、长于斯、祖祖辈辈住惯了的地方赶走，这样做合适吗？我向他介绍了我们在非黑钙土地带消灭“无望村”的可悲经验。但齐奥塞斯库什么也听不进去，他两眼发光地说：

　　“不，我们搞新农业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农业城市是发展的惟一道路。”
问题还在于，他这样做，是想限制或者干脆抹杀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问题，因为把农民从他们长期居住的农村迁移出来同样也适用于匈牙利少数民族村民。这样他们就人为地把匈牙利少数民族农民同罗马尼亚农民混杂在一起了。但是我认为，这样不仅不会削弱民族感情，反而会进一步激化和煽起民族情绪，因为，众所周知，少数民族对强行把他们从习惯居住的老家赶走是特别敏感的。

　　这种投资政策的错误导致未完成建设项目大量出现，开工不足的工业企业的增加。能源供应严重滞后，结果造成电力需求供应上的新的不足，以至电视每天只能开两三个小时。对于居民来说，赶紧还上西方的债务，成了严重的考验。

　　所有好的工业用品和食品都拿去出口了，国内需求按定量供应。他们决定让我们看看食品丰富的情况，但不是到市场上，而是去商店里，因为参观市场的要求被婉言谢绝了，他们说安全工作没有准备好。我们去参观的时候由他“亲自”陪同。商店很大，窗子很高，好像墙壁是玻璃的。商店内没有顾客，而外面聚集着大批的人。货物品种齐全，光是香肠和肉制品就不下40种，还有各式各样的奶酪，等等。但是，等我们刚一离开，大部分商品都被从货架上拿走了。蜂拥而入的顾客把剩下的商品立刻抢购一空。这个场面是我们使馆工作人员看见后告诉我们的。原来这是一种我们常说的流动的“银样镴枪头”。

　　我们被带到坐落在新区的布加勒斯特工业大学。整个计划安排得都很不错——教学楼、宿舍、教师住宅。但是看到年轻人一个劲儿地高喊“齐奥塞斯库—戈尔巴乔夫！齐奥塞斯库—戈尔巴乔夫！”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我迎上前去，想跟他们谈谈，可是他们继续在高喊。我拉着他们的手，几次对他们说：“等一下，等一下！”“喂，停下来吧！”我开始说话。他们回答三言两语后，便又呼喊起“齐奥塞斯库—戈尔巴乔夫！”来。就这样，无法进行交流。

　　访问罗马尼亚给我留下沉重的印象。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又是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理由：应该一劳永逸地抛弃强行让社会“幸福”的作法，抛弃恐吓人、欺骗人、操纵人的制度。我就是带着这种想法于1987年5月离开布加勒斯特的。

　　与此同时，从罗马尼亚传来了工人们抗议生活与劳动条件恶劣的消息。有些抗议采取了群众集会的方式，包括布拉索夫载重汽车厂。参加集会的人，据罗马尼亚报刊透露，都受到了惩罚。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试图大幅扩大与苏联的经济合作关系。1988年11月他来莫斯科作了回访。这位罗马尼亚总统这次坚持要扩大苏联的石油供应。他抱怨我们仿佛在歧视罗马尼亚，因为我们卖给罗马尼亚的石油比卖给经互会其他国家的要少。但这里的主要原因不在政治方面。

　　二次大战前，罗马尼亚是欧洲市场“黑色金子”的重要供应者之一。有鉴于此，经互会其他一些国家的确得到的苏联石油要多一些。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由于罗马尼亚领导人一意孤行，全国建立了许多企业，一窝蜂地都指望得到进口石油。我们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对于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来说，曾经有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的可能——在经互会的范围内，通过深化合作和生产专业化的途径。但这需要企业有高度的自主性，有相互间的直接联系，有建立起来的经互会各国独特的共同市场。正是这一切吓住了齐奥塞斯库。他害怕失去对国内一切事务的绝对监督权。

　　诚然，有些事情还是做到了，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方面用自己的外汇商品换取我们的石油和石油设备，力所能及地参与我们石油天然气地区发展的缘故。但这种合作的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齐奥塞斯库建议把罗苏之间的商品流转额一下子扩大一倍 [ 法郎注：原译文为“两倍”。 ] ——从50亿卢布增加到100亿，并且劝说我从最高层面上对此做出政治决断。

　　这是他的风格——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生活，不管现实可能如何。他向我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看来他是把罗马尼亚的情况套用到我们国家了，而在罗马尼亚通常是这样的：齐奥塞斯库说什么就是什么。但这样办事在我们这里已经不行了，每一项重大问题通常都要进行讨论，作出鉴定性评价，最后由集体做出政治性决断。因此，这一次我说：“我们应该好好权衡一下，做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事。”

　　垮台的预感

　　在最后一次单独会晤中，我介绍了第十九次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讲了将全部工业企业从1989年起过渡到经济核算制的准备情况，描述了民族关系的形势。齐奥塞斯库对我的坦诚通报表示感谢，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说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国家应该结合各自的民族特点，并说他将遵循这一原则。

　　经过多次谈话，我最后确信，齐奥塞库根本不可能走民主化、公开性与革新的道路。如果走这条道路，迈出的第一步就要提出改变体制和更换他本人的问题。我想，他自己是明白这一点的。

　　在新奥加廖沃我和夫人都参加的一次非正式晚宴上，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主动谈到一些与今天有关的历史问题。他认为，苏联文学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作用的描写是片面的。就是说，太偏重于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了，而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复杂形势、历史情况和国际环境。单凭斯大林打赢反法西斯战争、保卫了社会主义这一点，他就可以名垂青史。揭露斯大林会损害党的权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

　　对此，我反驳齐奥塞斯库说，我们正是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评价斯大林的作用的，没有人要把他从历史中清除出去。但我们拥有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当时真面貌的文献材料。有许多事情都能够解释，甚至可以通过引证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情况困难重重来为自己开脱。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能为他的血腥镇压进行辩护，请求宽恕。他曾经驱逐过有色民族，消灭了很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天才的军事将领、科学家和文人，许多人遭到流放，经受过劳改。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遭到镇压。对农民的大规模迫害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齐奥塞斯库听后感到自己有点理亏。他说他读了许多关于这个时期的材料，知道有镇压的事，但没想到有这样大的规模。他个人并不是斯大林的维护者，但“暴力和牺牲是任何革命都难以避免的”。他的这种哲学大概也用来为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制度进行辩解了。总共才过一年多的时间，他的这种哲学就在他自己身上以可怕的判决应验了。

　　齐奥塞斯库在莫斯科几乎头一次谈到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团结”问题，他呼吁“要找时间深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坚持要求1989年10月之前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党的领导人的工作会晤。

　　“当然，”他说，“会晤所取得的结论不具有约束性，但是如果大家都同意，那将是非常重要的。各个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运用这些结论。这样会晤就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必须现在就进行合作，越紧密越好，大家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以求更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要发扬团结的精神，这样就能够在我们各国和全世界显示社会主义的威力。”

　　这些呼吁团结的豪言壮语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很有些不同寻常，听起来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好像他是变了一个人，仿佛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个长期令大家难以忍受的那个人——那个开口闭口教训人，没完没了地把独立、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当作口头禅的人。于是我明白了：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喋喋不休的背后，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恐慌与畏惧，是企图阻止改革发展的势头，也许他甚至预感到了罗马尼亚一定也不会无动于衷，袖手一旁，不受新潮流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独裁专制的日子已经快完了。

　　当年和最近不时有人问我：为什么苏联没有插手罗马尼亚的悲剧，没有促使其独裁者早日下台？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干涉，因为这违反我们新政策的原则。以前的干涉行为，归根结底，反倒损害了我们自己或者取得的是得不偿失的胜利——1956年匈牙利的教训、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教训、1979年阿富汗的教训即是。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领导人都不会破坏1985年宣布的我们和盟友与邻邦的关系原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也不会与在罗马尼亚已经有所抬头的反对齐奥塞斯库的力量为伍。罗马尼亚社会里确实存在反对现行制度的批判势力。

　　1989年11月底召开了罗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议被称为是“伟大胜利的大会，社会主义圆满成功的大会，充分显示罗马尼亚主权独立的大会”。苏共代表团由沃罗特尼科夫率领。他在政治局介绍自己访罗的印象时说，他对在布加勒斯特的所见所闻，感到十分惊讶：

　　“我好像置身于遥远的过去，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莫名其妙的世界。一切都围绕着一个人转。没有任何思想，净是些表忠心的溢美之词。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人们起立欢呼达43次，掌声震耳欲聋。”

　　沃罗特尼科夫讲的这些情况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新鲜。新鲜的是沃罗特尼科夫本人对布加勒斯特的见闻所作的反应。这很令人高兴。

　　最后一次我见到齐奥塞斯库，是1989年12月4日，在莫斯科。根据我的建议，华约各国领导人聚首于列宁山的接待大厅。我详细向他们通报了12月2—3日在马耳他我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会谈的情况。大家对我的通报作了积极的反应，表示要从根本上改造华约组织，使它从一个军事—政治联盟变成一个基本政治联盟。

　　参加莫斯科会晤的成员反映了东欧所进行的蓬勃变革。参加会晤的人中有不少新的面孔。他们有当时任保加利亚议会主席的彼得·姆拉杰诺夫，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汉斯·莫德罗夫，有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米克洛什·涅梅特，有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塔杰乌什·马佐维茨基，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席拉季斯拉夫·阿达梅茨。

　　会晤结束后我立刻找齐奥塞斯库谈话。他给我的印象有点奇怪：他目光炯炯，但略带迟疑，看上去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他被事态的发展吓坏了，他很想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说，尽管事情发展过程中矛盾很多，也十分敏感，但是我坚信，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带有民主性质的变革，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会垮台，或者将寿终正寝。

　　这位罗共总书记再次建议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需要对新的问题做出回答，”他说，“人们在问：自由主义者、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人都在进行会晤，而共产党人为什么没有？哪怕是不全到会也好。就算是我们人数少，但我们也应该像列宁在1903年那样，举起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嘛。”

　　我的回答很简短：

　　“尼古拉 [ 译者注：指齐奥塞斯库。 ]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事，就是进行自己的改革。”

　　我的回答使他感到出乎意料。

　　“是啊，”他说，因为激动而显得有点结巴，“它有助于社会主义信誉的提高，但这中间有好的方面，也有很不好的方面。社会的完善与更新是必不可少的，但东欧一些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则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命运的威胁，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他继续说：“苏联应该……”我盯着他的眼睛。齐奥塞斯库感觉到了我的神态，停了片刻，又继续说：

　　“当然，不是用军事方法，而是研究出一套新的方针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应该认真地考虑如何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行动。”

　　对此，我坚决向他表示：

　　“听我说，齐奥塞斯库同志，当然，存在一个如何行动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个有人为什么长期无所作为，或者根本不按时代要求行动的问题。有谁妨碍昂纳克或雅克什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比较稳定的条件下在自己的国家进行符合社会要求的民主化改革呢？我还不止一次友好地对昂纳克说过：‘不要错过国内成熟的机会’。可是他干脆不愿意坦诚地交谈。我想象得出，尼古拉，你们在一起谈到我时肯定会大骂改革。我承认你们有权持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为此你们失去多少时间啊！老实说，我们苏联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改革滞后所造成的。”

　　齐奥塞斯库很难说什么反对意见。只是说，他和昂纳克并没有批评我，而是交换过意见，鉴于对昂纳克的态度，他表示过遗憾。

　　齐奥塞斯库整天都处在十分激动的状态，而他只要一激动，说话就更加困难——结巴得更厉害。他竭力想把开始说的话讲完，这时候他的整个脸急得都扭曲了。

　　谈到最后，齐奥塞斯库问：“您喜欢打猎吗？”

　　我回答说我已不记得什么叫打猎了。

　　“那您来吧，我们一块去打一次猎，我们那里打猎的条件很好。”他说罢，微微笑了一下。也许他这样是想表示对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很有信心。两个半星期后，罗马尼亚发生了悲惨的事件。

　　声称政权巩固，局势稳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都是说给那些不大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们听的。但我想，齐奥塞斯库本人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知道有许多事情人们是不会原谅他的。这一点，至少他身边的人不会不了解，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的选择余地极其有限——要么自愿走上新政权的法庭，要么孤注一掷，向示威群众开枪。第一条道路需要勇气，第二条道路他感到害怕，原来的自信已经几乎没有了。

　　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制度被受军队支持的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12月25日，根据特别法庭的判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为他们的罪行在罗马尼亚人民面前被当场枪决。无论对于齐奥塞斯库，还是对于人民，都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不赞成报复，不赞成一切出于这种卑劣欲望的行为。我不赞成镇压，尤其是血腥镇压。但一想到向人民开枪的命令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下达的，便很难谴责那些这样决定他命运的人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