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拖延改革的代价？·第三十五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我对南斯拉夫一向抱有好感。这大概首先因为我是属于那一代人——他们清楚记得在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毅然跟我们站在一起，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在50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一样，都很赞成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旨在使苏南关系正常化的步骤。
然而，同南斯拉夫恢复的联系，因1956年秋天匈牙利所发生的人所共知的事件，特别是因为处死纳吉一事而中断了，因为纳吉曾试图在南斯拉夫人那里寻求避难。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修好的关系又因1968年8月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而告吹。随着岁月的流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好像渐渐走上了正常的轨道，特别是互惠互利的经贸联系明显的增加了。但是双方关系的总的气氛仍然有些寒意，相互都还有些戒备和疑心。
1985—1986年期间，在莫斯科和B.久拉诺维奇、A.舒克里亚、M.普拉尼茨、M.列诺维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其他领导人的最初几次会晤中，双方对于稳定、发展苏南合作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兴趣。1987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B.克鲁尼奇和C.多兰茨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莫斯科会晤。南斯拉夫人能够再次确信莫斯科准备进行公开对话。当时谈好要签署一份有实质内容的政治—法律文件，彻底结束两国敌对与不和的时期，文件将成为两国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基础。还谈到必须坚持两国在1955年贝尔格莱德宣言和1956年莫斯科宣言中所确立的关系原则。这些与赫鲁晓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文件在他下台之后也就被束之高阁，和这位失宠的领导人相联系的一切事情那样。
1988年3月14—18日我访问了南斯拉夫。这是我头一次直接接触这个国家。访问日程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除官方安排外，有可能和南斯拉夫社会的广泛人士自由交流，有的干脆就在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街头随便交谈。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受到友好、坦诚、亲切的欢迎。
当时，1988年3月，和我谈话的南斯拉夫朋友中最有远见者也想象不出笼罩在国家上空的危险的性质。尽管在会晤中都让人感觉到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对于日益增长的民族紧张情绪和对未来的担心。
南斯拉夫的停滞
直接接触南斯拉夫的现实，证实了我的一些看法，即我们两国尽管各有特点，但是共同和相似之处比政治活动家们所说的和苏南两国的思想家们所写的要多得多。仿佛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谈判时我的南斯拉夫伙伴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当时和我谈话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拉扎尔·莫伊索夫对我说：“我们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实质上同样一些问题，而且显得更加尖锐，因为南斯拉夫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所有公民都有权自由出境，许多人都了解西方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了解西方的橱窗。因此消费心理很强，希望拥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很难保证这一点，而眼下干脆就不可能。因为南斯拉夫不久前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50美元。诚然，我们取得了不小成绩，依靠社会主义解放了人民的创造力，激发了他们的干劲。但他们的需求增长更快，正如人们常说的，吃饭的时候胃口就来了。”
他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目前正处于停滞时期，这跟他们资源有限和社会生产效率不高有关。我要说的是，停滞这个话题在和我谈话的人嘴里叫得不比我们国家的声音低。关于停滞现象以及与之联系的南斯拉夫联邦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团结的削弱，在南共联盟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都谈到过，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这一问题也写了不少文章。他们用“停滞”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形容最近十年时间。
我承认，多少有些意外：因为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在80年代，没有顾得上关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员更迭上走马灯式的变动情况，也未曾注意这个贯通东西南北的活跃的道路交叉点，这里曾经召开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大会、研讨会、联欢会等。但得出停滞的结论的则是那些深谙问题的本质，即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了解内情的人。
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B.克鲁尼奇的介绍中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全国生活的情势：社会紧张程度加剧，要求变革的情绪激化，反对派力量活跃。但是南斯拉夫人认为出路不是恢复集权制，而是走完善自治政治制度的道路。人们最担心的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运转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党内、联邦议会和地方权力部门内，一再要求加强社会监督。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克鲁尼奇说，“您不止一次地说过在贯彻既定方针时止步不前的危害性。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有许多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的变革我们早已纳入了规划，但是糟就糟在每次都无法落实。我们并不怀疑自觉地、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互相排斥的。要知道，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至于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党代表会议，我们希望看到会议能够认真研究加强南共联盟的思想政治领导作用的问题；审议一下就实现经济稳定长期计划的首要任务和势在必行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党内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和你们一样，我们的代表会议也是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召开的。我们最担心的问题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什么没有彻底执行？如何动员全党和全国的思想潜力来控制通货膨胀？什么才是利用外国贷款的最好方式？国家经济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克鲁尼奇希望和苏联同事们能够更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我当然同意，何况我们在苏联也在探讨类似的问题。我对南斯拉夫伙伴们说，我认为在大胆走经济非集中管理道路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中心目标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实行非集中化过程的时候，不能打破运转机制的平衡，不能够破坏中央和地方、联邦和共和国、中央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央对于大家无疑是必要的，有利的，只要它的功能规定明确，能够正确实行；许多涉及国家和全社会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没有它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保持这种有利且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必须把它同地方的，首先是企业本身最广泛的权利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我们和南共领导人商定，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学者和专家们除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问题外，还要共同研究国家民主化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前景问题。南斯拉夫人认为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官僚主义专政是最重要的任务。
我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的演讲，是这次访问的中心大事之一。演讲是在和南国家领导人谈话之后进行的。由于这次演讲的公开性质，我知道，在我所进行的其他会晤和谈话中，它在阐述我在两国关系、世界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的观点上有多么重要。
面对议会和苏南两国人民，我认为必须承认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因苏联领导人的过错而受到过破坏，所出现的矛盾冲突给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社会主义事业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接下来我讲的话都刊登在了报刊上，当时在议会里引起一片掌声：“我认为这一点今天必须得说出来，以免今后还存在戒心、猜疑、不信任和怨气，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上这种情绪产生是很容易的，但以后克服起来可就困难了。这样做的必要性还在于要强调我们从过去的教训中所得出的结论的意义，在于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关系。”
在联邦议会，人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我对改革进程的分析，听了我对在这条道路上所碰到的困难的介绍，以及对世界所发生的变化的评价和我们对巴尔干与地中海局势的看法。
几年前很难想象这样的会晤和谈话能够成为可能，而且是在相互理解、真诚合作的高水平上。因此我想起了和经验丰富的南斯拉夫外交家布基米尔·隆恰尔的一次谈话。他很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停滞时期把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传统教条主义(其实是苏联的版本和模式)和新教条主义”的竞赛上而感到惋惜，当时一门心思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自我管理的南斯拉夫模式的优点。
隆恰尔指出，与此同时，在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则出现了失调：一方面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即广泛的公开性；另一方面则是欠缺民主机制。这种严重不平衡现象也出现在经济领域里，所采取的经济非集中化方针的目标在于发展市场关系。然而，尽管中央的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可是制约一切经济改革的共和国一级的官僚主义又上来了。这种情况因外债大幅增长与机构问题而变得严重起来。
正是这种共和国一级的国家主义促使民族主义的表现与冲突有所加剧——这一点，南斯拉夫许多人都知道。但是，据我看，人们的理解各不相同。从与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格拉恰宁和塞尔维亚联盟中央主席C.米洛舍维奇的谈话中明显感觉出他们对联邦机构的软弱和低效率感到忧虑。大多数塞尔维亚人主张继续进行改革，但是不要损及中央，破坏联邦。
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不无原因地担心分离主义倾向和思潮会加剧，首先会涉及生活在联邦范围内的塞族公民利益，这将造成整个国家不稳。
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Ф.波皮特和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M.库强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所认为的南斯拉夫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摆脱当时困境的出路。
“主要是要提高经济效率，”库强说，“否则社会主义自我管理体制本身就会变得名誉扫地。要创造性地运用铁托和卡德尔的思想，当然，要考虑到当前的条件。为此必须要克服充斥于社会的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意识因素。”
按照当时斯洛文尼亚领导人的意见，本质的变化应该出现在经济进一步的非集中化管理之中，应该让经济具有市场的特点，应该以出口为目的。为此我们还谈到经济生活“非调节化”的问题，因为在南斯拉夫，规范经济活动的各种规章制度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我们还提到政治和经济的崭新关系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国家行政的逻辑。由此可见，对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态度，斯洛文尼亚比塞尔维亚要激进得多。
自管不是灵丹妙药
克罗地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A.马尔科维奇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求做出新的决定，以前的决定只能作为前进的基础，而不是照搬的楷模。
马尔科维奇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人，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在发挥自己的思想时引证说，铁托和卡德尔就是摆脱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因而在发展自管制度的同时，能够调动人们对自己劳动所得的兴趣，从而保证了全国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明显增长。然而，以往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办法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从结构上对经济进行变革，更多地瞄准出口，参与国际劳动分工。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与降低国家在管理经济方面的作用相联系，国家的作用只应该表现在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方面。
考虑到自己的经验和在南斯拉夫的所见所闻，我在和克罗地亚领导人的谈话中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正像我当时所认为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阶段，对于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挖掘它的潜力，但为此必须解除限制，使人们摆脱种种清规戒律。认真总结经验，不老调重弹，交流客观信息而不是报喜不报忧的假信息，这样一定有助于达到上述的目的。
对理论问题的认真解答具有重大意义。否则实践中任何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含义，就在于要消灭人对于权力、私人占有、劳动成果的异化。这里有许多的问题：如何协调集体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显然，必须对社会和国家作根本的改变。必由之途就是对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入的民主化。
南斯拉夫领导人同意这个观点。但给人的感觉是：当时他们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说出来了，都考虑成熟了。和我谈话的人不愿直截了当地承认：社会主义的自管、整个社会主义自管体系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应该承认，我们这方面在谈话时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等级分明体系的传统概念。当然，尽管我们谈话的整个语气和意向都在表示，有许多问题还需要重新考虑，重新研究，而且是从根本上进行研究。
遗憾的是，对联邦制的问题未能进行充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令人不安地在敲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苏联的大门了。好像还谈到：无论是我们，还是南斯拉夫人，都还没有就这些看似带有纯内部性质的敏感尖锐的问题作好公开谈论的准备。
塞尔维亚领导人赞成改革，但主张保持中央一体化的功能，主张加强联邦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符合塞尔维亚人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全国各民族的利益。我现在有这样一些想法，当塞尔维亚领导人批评联邦机构软弱无力、对各行其是的行为姑息迁就的时候，1990年取得俄罗斯联邦政权的叶利钦和站在他背后的力量却在从相反的立场批评联盟机构。
塞尔维亚领导人坚持保留和加强联邦主权的时候并不认为这会损害塞尔维亚及其他共和国的主权。当然，它这样做是指塞尔维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没有和为共和国的主权的斗争联系起来，而只是表现在支持联邦国家统一这一点上。而我们的“白宫”实质上当时正在坚持争取俄罗斯联邦的绝对主权，而且建议各自治共和国“能要多少主权，就要多少主权”。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叛乱事件发生之后，尽管当时俄罗斯应当反过来加强维护联盟的努力。
不容异见的苦果
显然，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极端；尽管它们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
我指的是：一方面，实际试图保持单一制国家原封不动，另一方面，拿统一的国家作牺牲，打出的旗号是为主权思想而斗争。这再次证明了我们曾一心想实现的一个观念(可惜没有成功！)：建立起一个有生命力的联邦——作为对时代要求的惟一合理的回答。
坦率地说，南斯拉夫武装冲突的规模和顽强劲头之所以令我惊讶，还因为它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它的政治精英们应该比许多人更清楚地了解，用武力解决地区冲突是没有前途的。须知阿富汗的先例，许多非洲国家、中东、东南亚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先例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为解决严重而持久的冲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谈判，作了许多努力。1988年3月访南期间我在相互充分谅解的情况下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谈到了这种方法的前景。
看来，民族主义的激情和意气，自发的敌对情绪，比理智更强烈。无论是各个共和国，还是在联邦的层面上，都找不到一种能够防止悲剧发生的有影响的力量。不管是1988年5月的全党代表会议，1990年1月和5月的南共联盟代表大会，还是按照政府指令所采取的措施，都未能使国家走上新政治的道路，走上至少使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能够在南斯拉夫土地上保持和平的道路。
显然，激进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在历史运转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当然，这一至关紧要的事实表明：事情不光是发生在南斯拉夫。
应该再谈点别的事情。新领导人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急于享用民主与自由、缓和与“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令人陶醉的果实。西方一些活动家对此的评价并不总是负责任和有远见的，他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表现就是这样。西方政治家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他们许多人的行动是有选择的，动作起来并不一致，有些不协调。他们对有的共和国和政治活动家表示同情与支持，而对另外一些则保持着距离，或者干脆拒人于千里之外。对主要问题没有表现出普遍的关心，——这就是保护南斯拉夫各民族关系的手足情谊。要知道，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拉住一些人的手，关怀备至，而对另外一些人则百般谩骂，进行抵制。结果，普遍的相互对抗情绪只能越来越激烈。
在整个欧洲面前，战争的灾难长期在南斯拉夫肆虐，这就是生活需求落后于全欧发展进程的证明。欧洲机构跟南斯拉夫问题接轨显然是有些晚了，几千人的生命已经丧失，无数人的命运惨遭蹂躏，城市被破坏，成百上千的乡村被烧毁。
当然，面对这一切，我应当说，外交上德高望重的老战士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许多心血，甚至显示出了个人的勇气；这些人，如C.温斯、Д.欧文、T.斯托尔坚伯格，为了解开南斯拉夫冲突旷日持久的症结，他们付出了不少的精力。重要的还有许多国家的首脑、联合国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欧安会的现有机构软弱无力，它们无法预见和警告如此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的发生。可是，要知道，潜在的、有可能再次发生同样问题的危险地区远远不局限于前南斯拉夫的领土，因此，新的民族冲突的后果，对于整个欧洲大陆来说，可能更加严重，危险性更大。
遗憾的是俄罗斯所能起的作用很小很小，就力量、国际威望和历史传统而言，它在这方面都应当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
现在整个欧洲都在响亮地流传着一种思想：“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只要它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安全之，那它就是非常牢固的。”这恰恰是1988年3月15日苏南宣言中的一段话。可是看上去非常奇怪：虽然发布宣言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宣言的许多道理，今天听起来比当时通过它的时候并没有不合时宜，甚至反而更加现实和更加迫切了。
比如下述道理就是一例：“世界是不能分割和相互依存的，一部分人的进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所有人的进步的一部分。”应该呼吁推动和深化全欧的发展过程，强调遵守欧洲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的特别重要意义。这一点也适用于这样一些常理，即欧洲和地中海的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应该成为和平与合作的区域。应该要求充分和普遍的尊重人权。这样，呼吁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这个国际组织的可能，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合法利益，通过政治手段来调解地区冲突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我想，尽管这些年风云变幻，但是写进苏南宣言中的关于党际关系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的道理并没有失去自身的意义。例如关于两国关系中民主原则的普遍意义；关于撇开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广泛平等合作；关于任何人都不能垄断真理，任何人都不能将自己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强加于人等。
当我想到南斯拉夫，想起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和许多有识之士和很讨人喜欢的人们的交往时，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们知道，而且不止一次地谈起过是什么东西从久远的过去一直到不久之前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原来今天在我们的命运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可是明天呢？对于我们两国人民来说，这种共同的命运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要知道，它是多维的呀！如果我们能够从自己的生活里、从朋友和左邻右舍身上、从邻近的大陆和星球上学到点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会是盲目命运的玩物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至少是在指出一条不容争辩的教训：相互间要更加坦诚一些，既然同命运的想法是对的，那就是说，要更多地相互了解。
“现在是我们两国合作最好的年代。”1989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负责外事工作的书记布基米尔·隆恰尔对我说。三年之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都没有了。俄罗斯现在应该重新和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其他一些独立的国家搞好关系，这些国家都是从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其中可能有三个波斯尼亚。而他们各个都在基辅、明斯克、塔什干、阿拉木图和大家庭的其他首都里开展外交活动。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那种在战争考验的岁月使苏南两国团结在一起的血肉亲情是不会因为国家的“分崩离析”而消失和被遗忘的，为了唤起这种感情，我已经竭尽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