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十三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1968年综合症

　　人们常常问我：苏联为什么这么晚(只是到了1989年末)才承认1968年的武装干涉是毫无道理和错误的呢？应该说是时机未到。而且许多东西首先应该从苏联变起。

　　1969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从那时候起已经过去了16年，一切都应该重新加以思考。就我个人的评价而言，胡萨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头号人物是有很大意义的：他是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斯洛伐克人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战后大胆主张斯洛伐克要民主化的政治家，顺便说一句，他为此曾吃过不少苦头，50年代失去过自由。胡萨克是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的民主化过程的热情支持者之一。他和1968年8月“邀请”华沙条约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毫无关系。1969年，他担负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把社会和国家从极其尖锐的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

　　从我和胡萨克的直接接触中——光是在1985年至少就有5次——我坚信他有非凡的能力和令人尊敬的品格。胡萨克立刻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我们的改革和革新的路线。

　　我觉得，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是能够走上民主与改革的道路的，到那时，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的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的。为此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8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政治形势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况要好。然而事情的发展表明，胡萨克和他的同事们还不具备改变实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方针路线的现实可能，而且进行这样的转变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精力和决心。胡萨克这时候的健康欠佳，体力不支。领导中以瓦西里·比利亚克为核心的坚持强硬路线的人占上风。他们患了68年综合症。他们没办法医治好这个病，因此一看到苏联报刊有关于可能重新正式评价68年事件的任何暗示和个别学者这方面的言论神经就特别紧张。口头上他们赞成改革，实质上在反对，并千方百计地阻碍在本国进行改革的努力。

　　1985年11月，我第一次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到了布拉格，我是从日内瓦去的，是向华沙条约国的伙伴们通报和美国总统会谈的结果的。我到的前一天捷克斯洛伐克下了罕见的大雪。晚上的布拉格出奇的整洁，皑皑白雪使城市显得分外漂亮。

　　这次会晤在华约盟国的关系上仿佛是第一只春燕。我的伙伴们获得了第一手的详细消息，于是我们确定了未来的共同步骤。

　　1987年4月6—9日，是我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日子。布拉格又一次热情地欢迎了我们。日程安排使我们既可以进行政治谈判，又可以和布拉格市民见面。我们去了斯洛伐克，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居民们进行令人感动的会见。一句话，访问是令人难忘的，而且这次访问使我们对许多事情要重新看待。

　　首先看到的是社会情绪对变革的要求明显走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前面。很难传达出布拉格广场和街头所出现的热情场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面对的都是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人们有节奏地喊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他们举着自己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米哈伊尔，留在我们这里一年吧，或者两个月也行！”回到莫斯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收到了弗·斯·戈特的信，他是《哲学科学》杂志的主编，当时他在布拉格。戈特写道：能够活到热烈欢迎苏联领导人这一天，他感到很幸福，他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

　　当时有人在布拉格和其他地方问我：您如何评价68年的事件？这是一个我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把我访问之前政治局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照本宣科地告诉他们——我感到他们对我有一种诚恳的期望——是极其令人尴尬的。大概我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内心矛盾。

　　如果1968年苏联领导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变革，事情的发展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要这样做苏联领导人自身必须得改变态度——准备进行改革，继续贯彻党的二十大的方针路线。可是苏联的局势在朝着相反的方向(新斯大林主义的方向)发展。

　　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合作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在发展中出现了战略性的失误。其实何止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不算大的国家实际上什么都生产，它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专业化调整和行业协作。但是在经互会范围内的谈判最终大部分都是一纸空文。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友们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和莫斯科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确，我们曾经有过坚决推行协作的意愿，而且对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生产和科技联系动力化方面具有特殊的兴趣。事情有了安排，接着进行了紧张的谈判，达成了建立联合企业的协议，但实际上事情很少有所改观。庞大臃肿、运转不灵的经济机制依然处在习以为常的停滞状态。

　　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这个时候的情况也不太顺利。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的问题提出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被开除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50万党员不甘心于自己及其亲朋好友实际上所处的脱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地位。“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者们热情欢迎我们的改革，并要求在自己的国家进行变革。

　　我的莫斯科大学的同窗好友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苏联今天所做的正是我们1968年春天在布拉格所做的，也许我们当时更激进一些。可是，戈尔巴乔夫现在是总书记，而我却被流放了。”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给苏共中央写信表示自己支持改革，并且说是应该想到他们的时候了。据杜布切克说，国家安全部门监视了他20年，只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访捷之后这种监视才算停止。

　　凭良心说，我知道他们是对的。因为从1987年、1988年的观点看，1968年的事算得了什么呢？这20年时间恰恰是改革被耽误的20年。

　　我不认为自己是那种认为我们整整失去了70多年的人。但是我们未能利用后斯大林时期所开创的机遇，而且社会对此也没有准备。甚至那些命运受折磨的人，他们也只是备受斯大林主义的迫害，很少有人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他们对局势的发展起不了什么重要的影响。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非常清楚，“布拉格之春”的活动家们正在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家们那里寻求理解。因此，他们想方设法，竭力加强我们的“战斗精神”，提出种种说法，旨在证明八月行动 [ 译者注：八月行动，指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军突然占领布拉格，控制了整个捷克。起因是苏共压捷共放弃改革遭捷共抵制和拒绝。于是苏联以华约国名义，纠集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以保卫社会主义为借口，对捷克实行军事占领。苏共软硬兼施，迫使捷共中央改组，苏共的这一行动受到世界广泛的谴责。 ] 的历史正确性，说这次行动挽救了社会主义，击退了帝国主义，从而制止了一场世界大战。

　　怪就怪在这种相互对立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命运是由莫斯科来决定的。他们怎么都不相信我们确实无意干涉别国的事务，我在实际行动中遵循文件上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行动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都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1987年11月，我和胡萨克举行了会晤。我们是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单独交谈的。他主动向我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情况。和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样，中央主席团的构成带有非常强烈的旧的烙印。主席团里没有60岁以下的人。大概关于我们这里一再要求更换领导的消息也从捷克传到了莫斯科。对于我来说，这没有问题，精力不佳了，我准备完全让位。但让我苦恼的问题是—让给谁？

　　胡萨克表示：比利亚克，还有雅克什，虽说他们年轻，但是当领导不合适。在面临重大变革的时候，应该由其他的人来治理国家。他等待着我的反应。我想到了这场谈话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预先就这个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大家交换过意见。我们再次确认了共同的立场：不管是哪个兄弟党，也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对于他们如何决定人事问题，我们决不将意见强加于人，甚至也不应有所“暗示”。所以我说：“古斯塔夫·尼科季莫维奇 [ 译者注：指胡萨克。 ] ，您比我们从莫斯科看得更清楚。”

　　胡萨克好像想了想，回答说，他打算起用新生力量，提拔两三个年轻人进中央主席团，再吸收三四个作为主席团候补委员、，改组布拉格市委领导，支持柳鲍米尔·什特罗乌加尔：他对此人的办事能力评价甚高。他的结论是：应该至少再工作几个月，以便给新的领导人铺一铺路。他还说不得不跟主席团里宗派主义情绪进行斗争。

　　在结束这场责任重大的谈话时，我强调说，我非常珍视我们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我对胡萨克抱有很大的敬意，并表示希望我们朋友一定能够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

　　胡萨克请求能够在莫斯科接见什特罗乌加尔，他正要来同雷日科夫进行谈判。什特罗乌加尔证实，领导人之间的情况非常严重。他跟胡萨克的关系属于正常，但他跟比利亚克及其追随者处于公开对立的状态。当时总理正打算在中央全会上就经济改革的问题发表讲话，他介绍了自己关于改革经济机制和政治结构的建议。他坚决支持进行改革，因此我坚信，让这样有知识有主见的人担任领导是非常必要的。顺便说一句，什特罗乌加尔反对胡萨克很快从自己的岗位上退下来，他担心传统派们不会轻易放过他。

　　与此同时，胡萨克开始倾向于将职位分散安排，推选雅克什为总书记，什特罗乌加尔留任政府首脑。不过，正如我们的大使所报告的，这个问题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是由B.因德拉首先提出来的。他好像是在11月后半月的一次会议上开始追问胡萨克：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莫斯科曾经讨论过？比利亚克也不示弱，一个劲儿地“追问”什特罗乌加尔：他在莫斯科说没说布拉格有反对改革的人，点没点出这些人的具体名字？看来，强硬路线的支持者们决定要进攻了。

　　这样一来，主席团讨论职务分配问题的会议未能开完，只好挪到第二天。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是七比三，对比利亚克有利，而从整体上来说，领导集体中，包括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是十比十。年轻的书记们基本上都反对胡萨克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比利亚克借口避免问题复杂化，在全会上提出一个选举捷共副总书记的想法。洛马金大使用高频通讯给梅德韦杰夫打了电话，通过他，请我给胡萨克打个电话。梅德韦杰夫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就这个问题是不会打电话的。于是洛马金亲自给我打了电话。我回答说，在莫斯科个人会面时一切该说的话我都对胡萨克说了，他自己会做出决定的。“您作为大使知道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这位大使和胡萨克的关系很好，在困难时刻决不会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而是对胡萨克深深表示理解。

　　1987年12月对总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月，他做出决定的过程非常艰难。但是他做出了决定，正像后来雅克什所说的，他反对为他设置党的荣誉主席职位的建议。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将会妨碍新的总书记的工作，而他推荐由雅克什来担任新的总书记的职位。

　　4个月后，1988年4月，胡萨克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正式访问了莫斯科。他看上去气色明显比我们上次会晤时要好，情绪也不错。我们亲切地会了面，友好地进行了交谈。

　　“对于所作出的决定，”胡萨克说，“我毫不惋惜，决定是正确的。一切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全会上进行得都非常平静。现在我要支持雅克什的工作，他非常需要我的支持，须知威望是不会自行到来的。他勤奋地工作，比我想象的要好。党内情绪整体上不坏。领导方针坚持了下来。改革和民主化的口号正确地得到了领会，尽管这些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为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落在了你们的后面，但是我们的人民和社会是接受改革的口号的。经济试验的势头眼下进行得还很不得力。自然，主要的工作还在前头。旧机制在阻碍这一进程。人们说：别说空话了，得干起来了！”

　　这时胡萨克道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

　　“如果你们不走上改革之路，我们的改革就会非常困难。当有人支持的时候，行动起来就会容易一些。”

　　这些话的后面既包含着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一月创举失败原因的解释(“当时没有你们的支持，结果最后成了那个样子！”)，也包含了对必须进行改革的理解。分手时，饱经风霜的胡萨克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您在与兄弟党的关系中带进了新的作风，而且您既有勇气，也有才能和时间将已经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老捷克的处理方法”

　　生活表明，任何勇气和才能都不能弥补在解决迫在眉睫的任务方面所造成的拖延。原因恰恰在于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不多了。那年春天，党内感到时间紧迫的人并没有多少。诚然，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表现得过分地急躁，完全不考虑社会现象成熟是有一定客观时限的。而大多数人还在观望等待，看事情到底会怎样发展，人们变得小心谨慎了，他们吸取了过去痛苦的教训。因为当时许多人急于和“布拉格之春”的倡导者为伍，结果付出了20年流放的代价。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中思想观点和政治气质都各不相同。米洛什·雅克什当了捷共中央总书记后，依我看，很想促进经济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但是都是通过自身经验的折射来理解这一切的。而他过去的主要职务是担任过多年的捷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不光是核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提议开除1968年积极主张改革的50万党员党籍的始作俑者。

　　雅克什在党内的地位青云直上，主要是靠他对所担负的工作认真负责，以及为人谦逊，清正廉洁。在所有的岗位上，他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反对恣意妄为、道德败坏、滥用职权。有一段时间他负责农业工作，根据群众的反映，他做了不少有利于合作社的发展、保证全国副食品供应的有益工作。后来他主持中央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和什特罗乌加尔发生了冲突。政府主席无法容忍别人干涉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何况这种干涉又来自他认为是“比利亚克的人”的方面。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当时所面临的复杂局面。这些情况我们透过各种渠道都有所了解，主要是他们领导人自己说的。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们不能漠不关心，但我严格遵循一条原则：不干涉大家庭各国的内部事务。

　　在和胡萨克和雅克什的交谈中，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照搬苏联改革的实际经验：要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现实条件和具体特点——这是明智政治之本。但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变革是势所必然，无法避免的。这一点雅克什也很明白。1988年1月我和他在莫斯科会晤时，他说，再过整整一年(从1989年1月或者早于所规定的这个时间)经济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那时将实现新经济体制的过渡，将大大缩减管理机构，重新审定大部分企业的供应体制。

　　那次谈话也涉及了1968年捷克事件的问题。雅克什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苏联领导人承认八月行动是错误的，这将会给捷共以可怕的打击，为反对派撑腰打气。他要求至少不要急于承认错误，等到捷共在计划改革的基础上取得局势稳定后再说。

　　与此同时，捷共机构内并不怎么喜欢进行改革。反对变革的情绪来自比利亚克和他周围的人们，他们对各级党的委员会施加自己的影响，正如领导捷克政府的拉季斯拉夫·阿达梅茨对我说的，对于他们来说，“老捷克的处理方法”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大家异口同声地热烈赞成改革，但是谁也不做什么。”诚然我不能说这是捷克人特有的现象——我们同样也有这种情况！

　　1988年10月，阿达梅茨撤换了什特罗乌加尔，因为他跟雅克什怎么也合不来。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首脑给我的印象不错，他精力充沛，遇事果断，思想开阔，比雅克什要好。他和我同样担心：我们大家在革新生产关系和社会机制方面都滞后了。阿达梅茨比我的许多同事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思想情绪。(“我们不是将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和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相比，而是在和奥地利、瑞士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比较。”)当时他好像是领导人中惟一一个反对对1989年11月布拉格示威游行学生使用武力的人。

　　然而，党的领导从整体上已经显露出没有能力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了。1968年的风波实质上导致了曾经迫使诺沃提尼体制1967年可耻下台的那种暴力手段。当时警察根据上头的指示对学生们进行殴打，但局势的相似之处也就仅限于此。80年代末东欧各国的情况已经和以前不同了；首先，苏联已经拒绝充当“社会主义宪兵”的角色了。这一点在波兰、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事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任何人都不会不注意到，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队，根据国际条约和协议并没有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自然，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成为例外。

　　抗议镇压学生示威游行的浪潮波及到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结果导致新的社会力量和以瓦茨拉夫·哈韦尔为核心的一批新人上台执政。瓦茨拉夫·哈韦尔拉是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最后一任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的健康和精力已经不行了，在以M.恰尔法为首的民族和解政府成立后不久便退了下来。政权的转移是在遵守宪法制度和议会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治文化和世世代代的民主传统在“和颜悦色的革命”中得到了表现。

　　一副烟袋

　　值得一提的是，哈韦尔的可敬之处在于他主张法治国家和政治的多元化；他不仅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而且也处在布拉格急风暴雨之中。例如，他反对禁止共产党的提议。“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位总统声明说，“不能够禁止共产党，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没有暴力和种族主义的规定。”

　　在席卷整个东欧的剧烈变革的条件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苏联的领导人于1989年12月云集莫斯科，他们发表声明说：这些国家将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是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应该受到谴责。他们承认，这一非法行为打断了民主革新的进程，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事件和政治步骤，在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的)传统保守派看来，几乎是到了世界的末日；这些事件和政治步骤消除了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上的一个陈旧包袱，开创了平等互惠交往的可能。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明白这一点，我从和瓦茨拉夫·哈韦尔总统的会晤过程中得到了确认。1990年2月他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我们谈得最为详尽。当时他送给我一件不大不小的纪念品——一副印度人吸烟的烟袋，作为睦邻友好的标志。

　　在介绍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哈韦尔总统说，把事情说成这样是错误的，即好像哈韦尔正试图把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去，迫害共产党人。

　　“完全没有这回事，我们正在回到政党的民主多元化上来，我们不打算把工厂归还给它们原来的主人。我们将有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有混合性的经济和正常的市场。”

　　“这样说来，”我说，“我们关于经济改革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苏联报刊说我在消灭社会主义，那是不真实的，”哈韦尔继续说，“问题在于‘社会主义’一词本身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被弄得声名狼藉，成了从外面强加进来的混乱和不负责任的象征。所以，它已经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意义。”

　　这里我发现，哈韦尔所继承的绝不是最糟糕的遗产：几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创造了不少好的东西——工业上如此，农业上如此，社会领域里也是如此。

　　“我国人民，”哈韦尔说，“一直牢记住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把我国大部分地区解放出来所作出的贡献。甚至后来所干的一切坏事，包括1968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人民都没有忘记。当我国人民读到我们将要签署的声明时，他们会对一切做出评价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们学会了从字里行间中体会真意，会明白在旧的殖民主义态度问题上画上了句号。”

　　我再次表示异议，请总统不要把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殖民主义态度算在我们头上。

　　“这我不能接受。”

　　“好吧，”哈韦尔说，“我另外找个词儿。”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何况您是一位语言能手，文学底子又厚，”我赶紧支持他的这一许诺。

　　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并非一切都是不好的；我主张，对待过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摈弃那些不符合平等原则的东西，保留正面积极的东西。我们就两国人民的劳动成果交换了意见，我们的学者、文化工作者、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有过相互有益的联系。这些联系和接触基本上都是健康的、符合情理的。

　　我们签署的声明十分简短，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内容很充实，对双方都非常合适。

　　哈韦尔要求尽快将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对双方都很棘手的问题上我们也达成了相互谅解。

　　我们对新的欧洲安全体系的看法非常接近，这很可能会成为日后华约和北约的一个特殊的问题。

　　和哈韦尔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而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两国继续保持正常、健康的合作关系架起了新的桥梁。

　　我还记得和哈韦尔总统的另一次会晤。那是在1992年的夏天，当时他正在对俄罗斯联邦进行正式访问。根据他的建议，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进行了非正式的会晤——抽着比尔森生产的“普拉兹德罗伊”牌香烟，呷着勃拉姆布拉奇卡甜酒。哈韦尔看上去很劳累，他深感自己所肩负的问题之沉重。同时，据我所知，他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来自左边，而且更多大概是来自右边。他原先的志同道合者和政治盟友中一些极端分子批评他“背叛”了他们。好像他准备很快不再当总统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总的来说态度是平静的，甚至显得有点一推了事的意思。但是他非常关心俄国政治斗争的进程，很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分手时的气氛很好，相互理解，相互祝福。

　　政治事态和个人命运的新的转折正在家里等待着他。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解体了，这不是他的意愿，但国家的解体是在文明方式下发生的，又是在“和颜悦色”中解体的。

　　“布拉格之春”的始祖

　　不谈另一次会晤，我这篇叙述莫斯科和布拉格关系的文字便无法划上句号。

　　1990年5月2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当时是这个称谓)联邦议会主席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走进位于以前召开权力很大的政治局会议的大厅旁边的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上一次他来莫斯科(更确切地说，是押解过来的)几乎是22年以前的事了，是1968年的8月。当时他46岁，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到此也就永远结束了。很快，在当了不长时间的驻土耳其大使后，他被开除出党，在警察部门的暗中监视下，从此在政治上销声匿迹了。

　　现在杜布切克向我迎面走来，脸上的微笑依然如故，只是稍稍有些尴尬，显得有点苍老，但身材还相当匀称。他走过来，摊开双手，一副友好的表示。我们亲切地会了面，杜布切克的眼睛有些湿润。

　　这次会晤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重大意义的。首先，它说明对社会进行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革新的思想是很有生命力的。我们还谈到，和经受了艰苦考验的苏联一道，东欧各国也走过了艰难的道路，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那次革新的努力受挫，是一次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它对苏联的发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1968年8月的武力镇压，实质上埋葬了一切创新和改革，包括我国在内。我们大家都失去了许多时间。但是，若不是早先付出的这些努力，也许还不会有今天的变革呢。

　　我向杜布切克介绍了我跟胡萨克的谈话，谈到胡萨克决定让贤的事。我谈了自己关于在这种情况下瓦西里·比利亚克发挥什么作用的想法。我听到了他这样一句话：“等着瞧，莫斯科最终会把那些热心改革的人置于死地的，新的人们将接踵而至。”

　　“遗憾的是，”杜布切克说，“这不仅是说说而已。这句话的背后是积极的工作，可人们等待的实际上不是新人，而是拥护旧的一套的人。”

　　他说，几年来，他一再建议哪怕至少向前迈出三步，而这三步也许便能够克服社会的危机状态。第一，取消一切因不同意1968年军事入侵而被开除出党的人的决定；第二，不再赞同军事入侵行为；第三，承认“人道社会主义”的口号不是反革命口号。如果他们听取了我的建议，社会的紧张状态便能够消除。这样许多积极而有觉悟的人就能够投身于建设性的工作，包括那些有经验的老战士，1968年的行动深深地刺疼和伤害了他们。

　　然而，一切等于白搭。结果，人们不接受现存制度的情绪漫延开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像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巴士底狱那样形成了统一战线。

　　“由于投机者的钻营，”杜布切克继续说，“‘共产党’的名称本身被搞得声名狼藉。必须大力进行整顿，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和过去的人们划清界限。应该接近人民，让他们感觉到发生了转变，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我想很值得将1968年干的事情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我身在党外，但是至今人们还时常谈到我，说‘别相信他：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联邦议会主席，我尽量采取广大国民的立场，诚然，关于党，我也不能完全忘记。至今我仍在为眼前的局势忧心忡忡，睡觉时常常痛苦地在想：明天将会怎么样，谁将登上政治舞台，应该把空间让给什么人进行有益的活动？”

　　他一直都在维护苏联的改革，每次和议员们谈话都要谈到这一点。他经常和国会议员们见面。他的殒灭本身也很独特，富有象征意义。1991年秋，他从布拉迪斯拉发赶往布拉格。汽车在气候恶劣的情况下超速行驶，在转弯处没有把握好，巨大的惯性将他抛出路面。杜布切克严重受伤，但这次他未能幸免于难。有人说，若不是这次不幸事故，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很可能是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虽然据我所知，他本意上是拥护联邦制的。可惜我未能参加在斯洛伐克首都举行的葬礼；有人告诉我说，几乎整个斯洛伐克都来为他送葬了。沙赫纳扎罗夫代我致了悼词。

　　我想，现在事情应当已经很清楚了，镇压“布拉格之春”，对于那些坚持已经过时了的陈旧立场，坚信极权国家威力无比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也许有人由于感情用事，在心里会说：“活该。”但是，要知道这样吃亏的是社会。由于打破了社会革新的自然进程，造成几代人的创造能力和公民才能没有人认同。

　　如果当时苏联和华约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对1968年甚至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复兴运动有一个比较合理和有远见的，那么我国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东欧各个邻国的变革乃至整个欧洲、世界的变革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无怪乎捷共中有思想、而且富有创造性的一部分人能够比其他人更深刻地感受到用新斯大林模式来管理社会只能是绝路一条，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第一个站出来，试图对出于这种模式的纲领性任务进行思考。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苏共二十大的思想(“布拉格之春”的领袖人物当时在莫斯科学习)，他们可以依靠自己国家的民主传统和人文主义文化。关于这一点，最近我曾多次跟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谈过。

　　捷共的“行动纲领”、政治、思想多元化的活跃，吓坏了领导阶层中那些走不出宗派主义的圈子、一心只想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权力的人。而且外部的环境条件也很不利——世界被分裂，相互对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还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希望继续“冷战”下去。

　　我还想到：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政治史上也应有它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这与它曾经推出过胡斯 [ 译者注：胡斯(1371—1415)：捷克民族英堆，宗教改革思想家。曾号召人民反对德国强权和天主教会的压迫，要求恢复基督教原则。最后被处以火刑。 ] 、杰兹卡 [ 译者注：杰兹卡(约1360—1424)：捷克民族英雄，统帅。曾三次击退封建天主教势力组织的十字军远征。 ] 及其追随者直接有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布拉格之春”中敢想敢做，敢于和僵化的机构和陈腐的教条决裂，难道这不同样可以为人表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