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第三十二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波兰刺儿头”

　　最初几次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便使我们之间建立起一座独特的“思想桥梁”。我曾经说过：这事很容易，没费多大劲。后来每次见面，我们关系就靠近了一步，因为当时波兰和苏联面临的任务太相似了，对于已经成熟了的改革的看法在原则上也很相似。和他会面总是很有意思。通常我们总是两人交谈，因此可以无话不讲。俄语他不光是说得流利，而且非常喜欢，语感非常好。

　　在二十七大上雅鲁泽尔斯基是客人。我们单独见了面，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来促进波兰和苏联社会各方面相互了解，我们认为这对于互相支持各自国内的民主化进程有很大的作用。

　　1986年，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纷纷召开党代会。政治局决定，苏共派出的代表团将由领导成员率领，而总书记将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有的人认为，我访问柏林后，花时间参加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是非常得体的，即便时间很短。另外一些人的看法相反，他们反对这么做，理由是波兰局势近来不稳。但这一点恰恰是促使我决定访问华沙的原因。我应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改革派。

　　此时，波兰的改革正遭到行政管理机构的抵制。反对力量相当活跃。西方国家继续对波兰实行封锁，而封锁是在宣布实行军事管制状态时开始的，尽管军事管制早已经被取消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是有关加强与发展社会主义革新方针的问题。

　　记得我在波兰共产党员们面前讲话是多么困难。当时我还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我已经尖锐地感觉到用这种思想来解释现实的生活有多么困难，更不用说指明其发展前景了。

　　70年代末，波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莫斯科认为这是波兰领导人软弱和优柔寡断的结果。实际上情况要严重得多。实行与波兰格格不入的社会—政治模式(即使对这种模式作了较大的改变，使之多少适合于本国的条件)已受到居民们的强烈抵制，其中包括工人阶级中多数工人的抵制。刚开始时人们的不满情绪带有消极性质，用说当局的笑话的方式加以宣泄。但是长年累月，易燃物越积越多，发生社会和政治爆炸(1953年、1970年、1979年)，一次比一次更厉害。冒险主义的政策终于把波兰拖入欠西方的巨额外债之中。波兰实质上第一个进入了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普遍危机的时期。国家处于机构瘫痪的边缘，距离一片混乱和民族灾难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势力用“团结”为自己鼓气，提出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自治纲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传统领导，更不用说苏联共产党和“大家庭”其他各执政党的领导了，他们都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个纲领意在宣布消灭波兰现存国家制度，退出华沙条约国组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领导人在两种同样都不能接受的立场(放任波兰混乱，进而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或者武装干涉波兰事件)中急切地在寻找出路。占主导的意见，我再说一遍，是这两种立场都不可取。尽管如此，我们的军队和坦克纵队陈兵波兰边境，苏军强大的北方集团军就驻扎在波兰本土——一旦情况紧急，所有这一切都能派上用场。

　　救星还是叛徒？

　　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1981年10月接替C.卡尼亚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仔细权衡和评估了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几种形式。所有的形式显然都不可取。一个被认为是危害最小的意见占了上风——全国实行军事管制：1981年12月12日夜宣布实施。这与其说是一项军事措施，还不如说是一项行政性的政治措施，不过部队和警察的力量都投入了准备和实施行动。

　　据我所知，前些年雅鲁泽尔斯基是反对动用军队平息骚乱的。1981年的镇压措施，毫无疑问，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西方对雅鲁泽尔斯基体制实行封锁的压力下，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波兰大量的物质和金融援助起了稳定的作用。在随后的几年，苏联拿出20亿左右美元和数十亿卢布支持波兰人。我们的军队得到命令：决不许卷入波兰事件，可以说，他们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

　　不过，对雅鲁泽尔斯基有帮助，但也有干扰。总是想告诉他：应该回避谁，应该依靠谁。这些建议到底怎么样，我们从诸如杰出活动家梅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的实际评价中便可以知道。进入战时状态后，莫斯科和柏林清楚地暗示行动一定要果断，不能表现出软弱和自由主义。雅鲁泽尔斯基委婉但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企图强加给他的方针路线，贯彻自己旨在稳定局势、推行民族和解和逐步改革政治体制的方针。正像他后来告诉我的，那时他当然不得不考虑对莫斯科的实际依赖关系。

　　雅鲁泽尔斯基的军事管制不仅没有结束改革，反而以独特的方式促进了改革。波兰改革派利用国内恢复秩序之机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相反，他们团结社会上一切健康力量，要求承认政治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

　　80年代上半期，波兰的形势本质上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从经济改革的意义上说，波兰人明显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认识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真正明白过来是在1985—1986年间。

　　雅鲁泽尔斯基的思想

　　必须克服出现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两国人民之间的疏离状态。这在不小程度上是苏斯洛夫长期领导的中央政治局波兰专门委员会活动的结果。委员会及其官僚机构无时不在关注波兰事态的发展进程，对其做出自己的评估，向政治局、各部委、社会组织提出建议。围绕正在罢工、暴动、闹事的波兰的四周，实际上建立起了一道防疫线，冻结或者大幅减少一切人道主义的，其实也不只是人道主义性质的接触。

　　直到80年代中期，从华沙发往莫斯科的新闻报道中甚至常常冒出诸如“社会主义革新”这样的词，要知道，这可曾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正式方针呀。由于害怕“波兰传染”，甚至像这样明显的事实也视而不见：和东部邻居实际上完全隔绝的波兰舆论，正单独面对受西方支持的反苏敌对分子。这些人利用当时的局势，煽风点火，进行反苏反俄的活动。

　　根据雅鲁泽尔斯基的提议，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支持下，准备制订一份文件，其目的在于促进我们两国的接近与合作。这样便产生了关于苏波在思想、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的宣言。

　　这份文件当然还没有摆脱当时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实质上它的许多思想保留了它本身的现实迫切性。当时为恢复和大大扩大两国的社会学家、文学家、新闻工作者、学者、文化活动家的接触，总之，为一切创作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的联系开了绿灯。这一措施在波兰和苏联社会的民主派中产生了良性互动，它驱散了反动分子在我国和波兰散布的怀疑、敌视和相互仇恨情绪。这份文件说：

　　“历史不应该成为思想投机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借口。”

　　为了签订这一宣言，1987年4月，雅鲁泽尔斯基对莫斯科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这之后，苏波历史学家合作委员会加强了工作。必须彻底地消除“空白点”：1920年的苏波战争，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的镇压，尤其是波兰人最敏感的卡廷悲剧 [ 译者注：指卡廷屠杀案。这是二战期间对波兰军官的集体枪杀。1939年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军把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大批波兰军人关进苏联境内的俘虏营。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波兰流亡政府决定在苏联境地内组建一支波兰军队，与苏军共同抗敌。波方请求苏联将关在俘虏营的1万—1.5万名波兰俘虏交给他们。但苏方说这些俘虏大都逃往中国东北，只交给他们448名军官。1943年4月德国人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发现大批波兰军人的尸骨，经验证就是那批被关在俘虏营的波兰军官，而苏联方面则说这些波兰战俘是德国人杀害的。1943年4月波兰政府要求苏联政府对此事做出说明。不久，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来经调查证实，苏联治安当局可能是根据德国人的要求，于1940年春将这批战俘处死的。 ] 。

　　当时，1987年4月。我坦率地和雅鲁泽尔斯基谈了改革的困难。希望党的机构能够支持民主化的思想，希望革新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但是都落空了。不仅如此，它们对改革的反抗却加大了力度。雅鲁泽尔斯基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想法，他也谈了自己的感受：党代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很少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在地方上，党的机构在对抗改革。

　　我对波兰的发现

　　再次和雅鲁泽尔斯基会晤是在11月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商定我去访问波兰(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一次正式访问华沙是在1974年)。波兰人希望我不仅访问首都，而且也到克拉科夫、卡托维兹和波罗的海沿岸访问一下。我则表示希望能了解一下波兰农民的生活，会见一些知识分子代表，和神职人员们谈一谈。访问于1988年7月11—14日进行，超乎我的预料的是：日程安排得相当满，而且很富有感情色彩。

　　在波兰，人们很了解苏联的改革，知道苏联关于裁军、停止东西方对抗的倡议。访问之前，我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第4版问世，并被抢购一空。波兰的媒体(自由开放的、多种声音的)在我访问前夕和访问过程中发表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材料。

　　自然，从官方安排开始，然后是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谈判。不过所采取的大部分安排都是“公开”的，其中最大的一项措施就是在波兰议会发表讲话。我这次讲话的主要思想——俄国和波兰历史发展的轨迹并非简单地互相交叉，我们在很多方面是共命运的。还有：我们必须共同探索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全新的、更开阔、更现代的解释。

　　对克拉科夫的访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东道主原来担心这个波兰天主教中心会怠慢我这位“头号共产党人”。但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相反，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大街和广场上，在玛丽安茨天主教教堂里，在瓦维利城堡的波苏青年群众大会上，都洋溢着真挚友好、热心好客的情意。

　　在克拉科夫一条名叫塔杰乌什·科斯秋什科的大街上，我访问了37号楼房，1945年红军的医院就设在这里。我父亲负重伤后就是在这里治疗的。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心想：有多少苏联战士的鲜血洒在波兰的土地上，洒在了全欧洲的土地上。

　　访问的第三天，我们来到了沿海的什切青市，这是一座有许多造船厂和历史文物的城市，是“团结”工会的大本营。我们在这里受到了市里的神甫、社会各界代表和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与巴尔巴拉的欢迎。这里使人想起了在瓦尔斯基造船厂的情景。苏联专家帮助他们恢复生产，1988年年中根据苏联的订货建造了200多艘船只。“乔治·奥茨号”柴油发动机轮船就是在这里诞生的，雷克雅未克苏美谈判时我就下榻在这艘船上。成千上万的人们欢迎代表团。华沙报纸《晚间快讯》写道：“戈尔巴乔夫应该还有很多反对者，他应该在自己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

　　电影明星别阿塔·特什克维奇(我和我妻子都是她的崇拜者)在《波兰快报》上说了一些对我大加赞美的话：“这个人使我感到着迷。很难相信，他竟如此地引人注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我是个演员，我知道疲倦和劳累是很难掩饰的。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这从他迈出的每一步上都看得出来。他非常投入，所以取得了成就。他所有的成功都是他个人的胜利。”

　　谢谢，别阿塔夫人！

　　在什切青和在华沙一样，我去了对所有苏联和波兰爱国人士都非常神圣的战士墓地。可惜许多苏联战士的墓都没有姓名。战斗非常激烈，有时候整个部队连同指挥官都牺牲了。因此我们特别感谢像Я.普希马诺夫斯基这样热心的波兰作家，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终于查出成千上万为将波兰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而牺牲的苏联战士的名字。

　　什切青郊区农村有一个叫“古梅尼采”的联合公司，我们在那里举行过几次有趣的会面。在去华沙的路上还去过马泽沃村的农民Ф.巴坎的家庭农场。他和妻子、儿子们经营28公顷土地。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困难也不少，每天从早干到晚。

　　和科学与文化工作者会晤，是在从废墟上修复的皇家城堡里进行的，它是波兰国家与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可以说是波兰知识界的一枝花。而我们这方面随同我一起去的有钦吉兹·艾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谢尔盖·扎雷金和其他名人。

　　向客人们致欢迎词的是波兰的一位资深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波格丹·苏霍多利斯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认识他，苏联文化基金会和波兰国家文化委员会有联系，这位教授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的许多想法我都记得。主要是：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理由把欧洲文化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更不用说将二者对立起来了。

　　谈到斯大林的镇压行为，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都身受其害，苏霍多利斯基问道：社会主义真的需要做出这样的牺牲，而且为了它的存在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他谈到参与感和一般的责任感，谈到为社会的完善共同行动的愿望。我和他的观点很接近。

　　由于日程安排太满，我去不了卡托维兹这个西里西亚矿工们的中心。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了那里。她向西里西亚人转交了我的致敬信，和巴尔巴拉·雅鲁泽尔斯卡娅一起向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遇难者表示敬意。赖莎回来后对她的所见所闻感到非常震惊。

　　访问快结束时，有时间出来随便在华沙走走。这是一次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大街小巷、街头广场和优雅舒适的小咖啡馆内和华沙人友好交流的经历。我们在拉赞斯克公园肖邦纪念碑旁坐了一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机会去参观了肖邦博物馆，作为荣誉贵宾，被正式邀请参加第十二届肖邦国际钢琴家大赛。

　　关于这次访问的友好气氛，私人农场主安娜和卡罗尔·帕维亚克的信可以证明。

　　“尊敬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非常高兴把一束刚刚培育出的新品种鲜花送给您，我们用您的名字给它命名。我们将非常高兴，如果这种花的新的样式，它那独一无二的色调能够符合您的情趣……

　　“深深向您表示敬意，声援和支持您的活动，同样，也声援和支持您深受尊敬的丈夫的工作。”

　　1988年夏天和波兰人的会晤，对于我来说，意义真是太大太大了。谈判的内容和气氛、群众大会、无数自发性会面的内容和氛围、和人们的交谈，深深地使我激动。对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充满着乐观精神。

　　“波兰试验场”

　　雅鲁泽尔斯基及其志同道合者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内改革派的悲剧，其原因在于他们好像夹在铁锤与铁砧之间：反对派自然不相信他们，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保守派又千方百计地反对变革。1988年8月，北方又发生风潮，接着波及到全国的矿区，这时雅鲁泽尔斯基想到要召开“圆桌会议”，请“团结工会”的代表参加。Э.梅斯涅尔下台，部长会议主席由拉科夫斯基担任，不久，我和他在莫斯科进行了会晤。他是位很有意思的交谈者。

　　他认为，主要的困难是从过渡到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开始的，中心问题是提高了物价。波兰领导人就这个问题采取公民投票的办法，就是说，用民主的方法行事。但是实行新价格对社会是一次巨大的心理震动。市场情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反对派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喏，请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没有提高物价，然而我们波兰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另外一个原因是反对派的进逼，用我的交谈者的话说，是西方的政治，西方公开向“团结”工会提供金融援助。所有它的“被冻结了的”组织机构由于这种援助而积极活动了起来。罢工的规模虽不算太大，但站在罢工者一方的大多数是工人，他们认为进行罢工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的惟一手段。拉科夫斯基说，这才“使我们坐到圆桌旁边来”。

　　与此同时，波兰的事态，和我们一样，发展非常之快。1989年4月我和雅鲁泽尔斯基再次会晤。我们刚刚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尽管我一再呼吁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但苏共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此外，人们的意见很大，在许多情况下选举人不相信党组织的领导人，原因是他们对许多紧迫的问题(住房、供应等问题)解决得不好。由上面“挑选”代表的时代结束了。这些问题，在中央全会上都进行过讨论，而且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尽快对党组织本身进行改革。

　　雅鲁泽尔斯基说，这一切使人想到了波兰的情况。可惜大多数党的工作者都缺乏主动精神。战时状态在拯救国家的时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它对党有副作用，它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伞，有些同志在下面安心地打起盹来。”党的积极分子形成了在军队的保护下生活的习惯。“党应该恢复自己的政治肌体，在直接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领导权。如果我是党的领导人，我就要说服人民，说我懂的和会的比别人多，我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如果上级任命了我)说：我是领导，你是傻瓜。”

　　我和雅鲁泽尔斯基认定，一年前通过的宣言已经开始生效。当再次提到“空白点”的话题时，他满意地谈到了苏波学者共同起草的那个文件，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最初的日子。但是对于卡廷疑案的问题，他伤心地说，至今还没有眉目。
我看得出，雅鲁泽尔斯基真的感到非常伤心，我明白：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我们商定要在合作委员会范围内加快落实历史学家们的例行会晤，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档案部门办理此事。雅鲁泽尔斯基对卡廷案件资料的收藏整理，对保证死者亲属能够查阅案宗记录表示谢意。

　　我很想从雅鲁泽尔斯基那里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波兰领导人和反对派进行谈判的。他说，我们迈出这一步，是因为社会舆论要求我们要让“团结”工会进行登记，以期达到停止罢工的目的。另一个原因带有战略性质：需要保持制度的稳定性，需要加强党作为改革的发动机和民族和解的带头人的地位。落实政治多元化的思想必须以党的革新为前提，这样它才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发挥领导作用。应该说，就是“团结”工会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其核心是以瓦文萨为首的温和的多数派。这就有可能达成协议，共同与极端分子进行斗争。

　　我仔细地听雅鲁泽尔斯基说着，心里想，这也是关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不同的地方是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更复杂一些。我问道，波兰社会不希望对抗，我的这个评价对吗？——这一点，您感觉得到，天主教会和瓦文萨也感觉得到。雅鲁泽尔斯基作了肯定的回答。

　　“雅鲁泽尔斯基：你们的改革具有很大意义。要知道，我们这里并非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许多人反对过去所使用的工作方法；可是现在他们看到，无论是在你们那里，还是我们这里，发展模式都在改变。主要的教训是：违背人民的情绪和意志，只能够得逞于一时。”

　　“戈尔巴乔夫：没有人民的参加，违背人民的意愿，社会主义是寸步难行的，否则那便是冒牌社会主义。”

　　“雅鲁泽尔斯基：是的。某个时期我们使用军事方法自有它的道理，但是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兰成了一个改革试验场。糟糕的只是我们在等待着电闪雷鸣，届时我们就可以在恶劣条件下，着手改革了。”

　　“戈尔巴乔夫：在我们的中央全会上，有人仍然在发表希望改革刹车的言论。但是惟一正确的结论(我在讲话中已经坚定地说过)是向前走。”

　　“雅鲁泽尔斯基：现在我们非常注意强化党的工作，发扬地方的主动精神，特别是在人们聚居的地方。我们认真做好干部任用工作。最主要的是通过一切办法使党的组织民主化，在党内可以自由讨论，交换意见，使人们产生兴趣，愿意做政治工作。总之，我主张党的工作要尽量公开，包括直接意义上的敞开大门，——我是指党委会大楼。党委会大楼的大门应该对所有人开放！”

　　“戈尔巴乔夫：这是我经常对自己同志们所说的话。”

　　我诚恳地和雅鲁泽尔斯基谈了我计划访问意大利和准备会见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事。

　　雅鲁泽尔斯基对这一想法表示赞赏。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说，“有革新的思想。他不喜欢的许多东西不仅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也有。他同时指出这两种制度的优点，并得出结论说：必须在上帝祝福下将它们拉到一起。”

　　当时我和雅鲁泽尔斯基探讨的紧迫问题中还有裁军这个课题。这位波兰领导人关于国防与政治的关键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许多地方和我很接近。应该说，当时我正忙于准备和西方就裁减军备的问题进行重要谈判。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还因为我即将要和美国总统会晤。

　　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军人，雅鲁泽尔斯基非常清楚苏联肩负的重担，因为他实在了解什么叫现代的坦克、飞机和全球保护伞，知道这一切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关于狗鱼和鲤鱼

　　持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是不会不付出代价的。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和上议院的选举中遭到严重失败。对于国家来说，新的社会—政治发展阶段开始了。7月9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执政党领导人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详细分析了所发生的事情。下面援引一段我保存的记录。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大悲剧是大批工人离开了它。口头宣传无济于事，强迫压制达不到目的。波兰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56年。当时坦克都上了街，造成了牺牲。

　　“第二次大的危机是在1970年，就是说，发生在14年之后。第三次(1980年)已经相隔了10年。1981年坦克再一次上了街。1988年，即又过去了7年，发生了新的危机。但现在我们力求不使用武力，不发生流血事件。但总不能够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使我们和工人阶级之间出现裂口，这种裂口也许什么时候就无法修补了。

　　“我们有些朋友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产生疑问。但我想使他们明白：我们不能够不顾客观条件地一意孤行，我们将通过文明的方式努力克服所产生的困难。我们在寻求正常发挥党和国家功能的办法。在波兰实行军事管制，从军事的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之所以不得不实行军事管制，是因为党无法通过政治方法解决问题。然而，即使在军管的保护下，党也未能表现出应有的战斗精神，而这在政治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在选举中，我们无法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现在谈谈反对派的问题。最初，‘团结’工会像台风一样刮进了我们的生活。它掌握了工矿企业，把政治带入了经济。也许是我们自己在禁止任何反对力量活动的时候将他们推向了企业。如果使它合法化，允许它进入议会，企业里政治斗争也许就不会有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机会。当然，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进行这种斗争。但如果在池塘里放养一条狗鱼，那么肥胖的鲤鱼就会开始游得快一些。

　　“在军管的保护下，党失去了牙齿；而且总的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很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错觉，好像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被对外批评完全取代了。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党内开始出现僵化现象，而来自内部的反对力量又非常不够。我认为，如果能够激发起党的生命力，得到盟友的支持，同时建立起广泛的联盟，那样就能够提出一个总的建设性纲领，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

　　“我认为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应该消除一切使我们分离的东西。道路和形式的多样化本身应该使我们经常进行探索：什么使我们联合起来，什么使我们能够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

　　“但最重要的是要使改革取得成功。这是个巨大的机遇，它能够确保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信明显提高与巩固。我们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讲的关于改革的哲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完全符合目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波兰的条件，我们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

　　值得我经常借鉴的是，要善于准确地、明白无误地评价其复杂的局势，而且这样做的时候不要总是老生常谈，不要使用粗俗的报纸语言，而要观点鲜明，形象动人。将军是有文学天赋的。

　　1989年7月19日，国民议会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他把自己担当此任的政治立场定位为这样：“我致力于做一位和谐的总统，所有波兰人的代表。”鉴于他被选上国家的最高职位，他退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集体，拉科夫斯基被选上担任第一书记的职务。

　　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继续在发生变化，眼见对这个实际上在国内执政45年的党很是不利，但同时也没有为以执政为己任的“团结”工会增加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全民族和解，支持国内和平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解决这一任务方面做得是非常成功的。

　　两位总统的会晤

　　1990年4月13日，我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雅鲁泽尔斯基，这时他已经是波兰共和国的总统了。他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保持和加强近年来我们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两国关系的水平。和往常一样，我们的谈话是非常坦诚的。从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我听到了充满痛苦与感伤的话语：

　　“现在我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当时我们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我们过分安心于乐观的估计了。我们被欺骗了，确切地说，是我们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自己，被各种大会上所发出的完全‘热烈支持’的赞美声给蒙骗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人民群众对局势的看法和想法跟我们不一样。这一点，首先在去年选举的结果中表现得最准确不过了。

　　“出现过相当有趣的现象，一种特殊的稀罕事。舆论调查表明，近年来对苏联领导人持好感态度的人数比例居高不下。例如，对戈尔巴乔夫有好感的人1987年占被询问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六；1988年——百分之七十九点六；今年2月——百分之七十八点八，而表示反感的人则相应是百分之六点二、五点二、四点九。这还是在卡廷悲剧事件快到五十周年，反苏情绪相当强烈的特殊时候调查的……”

　　坦率地说，我很满意，因为这时候我能够打断对方的话，对他说，从看押部门档案中找到的有关卡廷案件的文件将转交给波兰人；这些文件会一劳永逸地填补上这个“空白点”。

　　波苏历史学家委员会的建立，大大推动了我国研究者的活动。他们当中有H.C.列别杰娃、B.C.帕尔萨达诺娃和Ю.H.佐里亚。她们从未放弃探索的努力，即使在情况陷入绝境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探索会陷入死胡同：当时的文件根据前克格勃创导人A.谢列平的批示干脆被销毁了。几位历史学家所找到的档案材料间接地，但是令人信服地证明，贝利亚、梅尔库洛夫及其手下人对卡廷森林的暴行负有直接责任。对此，1990年4月13日我把这些材料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曾经公开说过。这里说的是苏联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发现的名单和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是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管理总局找到的，其中有1939—1940年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设在科泽尔斯基、奥斯塔什科夫斯基、斯塔罗别利斯基的集中营的波兰公民的姓名。

　　苏联方面，正如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公开声明的那样，为卡廷悲剧事件表示深深的遗憾，声明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

　　至于其他与卡廷悲剧事件有关的文件，我记得还有两个文件夹，它们是博尔金在我访问波兰前夕拿给我看的。但里面的材料旨在证明布尔坚科院士的委员会的一种说法。这是一些东拼西凑起来的材料，都是证明这一说法的。真正能够直接证明卡廷悲剧事件实际肇事者的材料，我们只是在1991年12月才接触到，实际上这时候再有几天我就要从苏联总统的职位上退下来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档案工作人员通过列文科(总统办公厅主任)要我务必了解一下保存在特殊卷宗里的东西。作为总统，我最后一次讲话的底稿被公布了出来。这件事，还有其他的事我全都非常关注。

　　尽管如此，列文科还是坚持，并且在我和叶利钦会晤前夕把一个卷宗夹子交给了我，说好在会晤的过程中把这包卷宗转交给他。我打开卷宗，里面有贝利亚的一份关于波兰军人和波兰社会其他阶层代表的报告，这些人被有关部门收押在好几个集中营内。报告最后建议把所有被拘押的波兰人统统从肉体上消灭。报告结尾部分用线条标出，斯大林在旁边用蓝铅笔批示：“政治局决定。”然后是签字：“同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这份该死的文件简直使我透不过气来，它一下子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我把卷宗夹放进了保险柜，在和叶利钦谈话的过程中，当我们要为中央办理签字移交这批特殊档案(其中有1500或2000份这样装有特别重要文件的所谓特档)手续时，我把它取了出来。当着雅科夫列夫的面，我给叶利钦看了并向他读了这份文件，说好把它转交给波兰人。

　　“不过现在，”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 译者注：指叶利钦。 ] ，这已经是你的使命了。”

　　卷宗里还有一份文件，上面有当时任克格勃主席的谢列平的亲笔签名。他在请示赫鲁晓夫时建议把所有这些有关内务人民委员部消灭波兰军人行动的文件统统销毁掉，因为据说布尔坚科院士的说法已经被认可和肯定了。

　　这一切1992年我都对波兰记者们讲了，这已经是在俄联邦宪法法院就苏共一案的诉讼程序几乎就要落下帷幕的时候了，这时总统突然下达命令，认为把有关卡廷悲剧一案的文件材料给法院看是很“符合时宜的”，并且将副本转交给了波兰方面，声称这份文件材料戈尔巴乔夫没有让波兰人知道。波兰新闻记者问道：这份文件为什么在叶利钦那里放了这么久？为什么我在和瓦文萨会晤时没有告诉他有这么一份证明？但这恰恰是我本人产生的疑问：为什么叶利钦不利用自己和波兰总统正式会晤的机会把有关卡廷森林悲剧的文件材料交给他呢？要知道，我们曾经是说好了的：把文件转交给波兰人——这是俄国总统职权范围内的事。现在已经明白了：有人想利用苏波关系中这一极其惨痛的悲剧再次向戈尔巴乔夫身上泼肮水。

　　当时，1990年4月，我们就我们两国和世界的政治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的谈话。

　　“戈尔巴乔夫：现在左派和右派都批评我。而且州委第一书记中也有人在选举苏联总统时号召人们投票反对我。”

　　“雅鲁泽尔斯基：这样的事我也经历过。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相当粗暴的毫无道理的指责。顺便说一句，盖莱克在刚出版的回忆录中声称雅鲁泽尔斯基是苏联安插进来的人，而他盖莱克则是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斗争。他甚至写到好像我和格列奇科去阿富汗打过猎，其实那里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戈尔巴乔夫：情况之复杂还在于我们国内有许多人不愿意面对当前的现实，他们要求用过去强制的手段来解决当前的矛盾，要是你不这样做，他们就说你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结果是不流血，不强制，社会主义就不能生存。”

　　“雅每泽尔斯基：他们不愿意理解，看来，也无法理解我们谈的是要避免一场灾难。”

　　“戈尔巴乔夫：如果俄国发生罗马尼亚那样的情况，那么整个国家都会被毁掉。如果考虑到它所拥有的战略威力，那么很可能整个世界都会被毁掉。我的目的，我的主要的战略任务，是推进改革，实行改良，使社会在不发生流血、不发生国内战争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极其复杂，非常尖锐。现在，当我被选为总统后，压力更大了：您手里有这个权力，进行打击吧！”

　　参加我们谈话的，苏联方面有谢瓦尔德纳泽、马斯柳科夫、亚佐夫、法林、古边科、马尔丘克、涅纳舍夫、斯米尔诺夫、沙赫纳扎罗夫；波兰方面有奇列克、奥西亚廷斯基、德拉维奇、盖伊什托尔、库利斯基、奥恩什凯维奇、芬达赞、乔塞克、马尔沙列克—姆雷奇克、普哈尔、马奇舍夫斯基。

　　我知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总统岗位上所遇到的困难，所受到的来自“团结”工会方面许多人的猜疑和不信任。雅鲁泽尔斯基痛苦地忍受着说他背叛的莫须有的指责。然而他勇敢地顶了过来，没有怨天尤人。我觉得对他来说访问苏联非常必要。和他一同来莫斯科的巴尔巴拉·雅鲁泽尔斯卡娅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去过圣·达尼洛夫修道院，其余时间都是在政府迎宾馆里度过的。她的情绪往轻里说比较消沉，虽然她也在坚持顶着。她很信任地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承认：“太让人难受了，日子过得一点乐趣都没有。9年来雅鲁泽尔斯基所干的一切都被泼了脏水。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1990年春天和雅鲁泽尔斯基夫妇道别的，作为他们的朋友，我们尽量表示支持他们，给他们鼓劲，但是承认我们这里也很不容易，大概对他们也不是多大的安慰。

　　自1990年春天起，波兰发生了新的政治骚乱，原因是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日益不满，而这时政府已经由“团结”工会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领导了。有人提出要求，要总统辞职，而总统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马佐维茨基的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雅鲁泽尔斯基再次表现出了责任心和战略远见，建议议会通过宪法的程序，进行大选，用这种方式把权力移交给新当选的国家首脑。大选于1990年1月举行，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团结”工会领导人获得了选举的胜利。顺便说一句，还在1989年11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马佐维茨基谈话，他就瓦文萨可能访问苏联这件事问我是什么态度，我说，从苏波联系的角度看，这样的访问很自然，也很现实，我们尊重波兰人民的选择。

　　我和瓦文萨总统会晤是他主动先提出来的，但成行已经是1992年春天了，当时他访问的是俄罗斯联邦。我们的谈话是活跃的，有趣的，当我们对照各自改革的情况时，我们相互非常理解，而且还一致同意：当反对派比实际负责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康要简单多了。会晤之后在简短的记者联合采访中，瓦文萨说：“我是戈尔巴乔夫的学生……”

　　一位永远需要的人

　　无论是和瓦文萨总统谈话，还是和马佐维茨基、巴利采罗维奇、米赫尼克等波兰其他活动家谈话，我总是强调我对雅鲁泽尔斯基作为一位政治家和作为一个人的深深敬意。至今我还认为，波兰在许多方面应当感谢他。首先是因为相对而言他顺利地，尤其是平稳地、不流血地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模式，而这件事情可是极其复杂和充满爆炸性危险的。

　　我可以说，我为和他的友谊而感到骄傲。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位永远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