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开始·第三十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中央全会选我为总书记后，我决定立即同华沙条约成员国 [ 作者注：通常我们称“华约国”。以下皆用此简称。 ] 的领导人进行紧急会晤。我在电话上跟他们每个人都谈了——以新的身份，建议他们来莫斯科进行会晤。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之后。参加的人有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和鲁萨科夫。

　　对我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次简单的会晤。当时我个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全都认识，跟有些人——日夫科夫、卡达尔、齐奥塞斯库见过几次面。但当时是当时的情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要一个接一个跟这些人建立起联系，而他们大多数人领导执政党已经几十年了，对于跟苏联领导打交道时要遵循的老一套已经习以为常了。何况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也许还不是重要的方面。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更新。因此我去会晤时所带的“说法”主要有两点——继承性和变革的必要性。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会晤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会议一开始，我就说我们主张各国关系一律平等，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各个领域主张互利合作。承认这些原则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个党对自己国内的情况负完全责任。

　　大家都支持我所说的话。但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话不太认真看待。实际上，这样的话以前也没少说，最后还不是一切照旧，毫无改变。这次他们也会想：走着瞧吧。的确，我在这次会晤中的表态意味着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放弃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主义从未正式宣布过，但实际上却主宰着苏联对各盟国的态度。

　　古巴前来参加葬礼的代表团团长是劳尔·卡斯特罗，我和他早就认识。他在莫斯科逗留数日，我们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谈话。当时苏古关系积累了不少问题。但是，在当时那个阶段我认为必须要确认的是一定要坚持互利合作。我想，这恰恰是古巴人想从我们这里听到的话。我们没有就两国关系中的某个主要问题重新进行讨论，虽然提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某些设想。

　　1985年3月14日，和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举行会晤。李鹏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会说俄语。这个事实本身，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当时恰恰派他担任代表团团长前来莫斯科，是一个良好的标志。我们的谈话气氛很友善，我表示我们两国关系必须在互惠基础上实现完全正常化。李鹏谈话的意思是中国准备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不愿意扮演小兄弟的角色，受制于苏联。我不仅同意他的意见，而且大大强化了他的观点，我强调说，除非在平等、相互尊重、考虑各自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否则我们两国关系根本不可能正常化和进步。总之，这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都相应发出了重要的信号。

　　读者会说：那又怎么样？这种愿望以前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及后来一些年代。当然，是这么回事。但是从1985年3月起，我们实际上在努力遵循这些原则，虽然这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必须克服对原来“社会主义”领导体制作任何变更所遇到的顽强抵制；这种领导体制从斯大林时代起几乎就没有改变过。只有方式、礼仪方面变得更体面一些，实质上方法依旧，很少有例外。党政机关很不愿意进行改革，它们一直用这样的方式管理着国际事务。当然，习惯于一定作风的干部跟盟友们在正式场合、普通人际交往和日常接触中是不急于放弃骄傲自大作风的。

　　家长作风的惰性很长一个时期还有所表现。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依赖习惯，跟着领导人亦步亦趋，每迈出一步，不管大小，都要争取跟“老大哥”协调一致，以免引起克里姆林宫的不满。自然，这种“听话”的程度因国家不同有很大的差异，这要看那个国家在经济交往上的对苏联依赖性如何，制度的稳定性如何，国际形势和历史习惯因素如何，以及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一点——要看领导人的个性如何。形象地说，当我接过“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权柄的时候，已经远远不像战后初期那样一个模样了，大家庭里出现了“异端”和“捣乱分子”，比如那个齐奥塞斯库。但是在战略问题上，纪律还是要遵守的，而且首席发言人总是大家公认的领头人——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

　　对待社会主义各国的新方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的，是总的大环境中新的政治思维的组成部分。

　　事有凑巧，一个月后，为了将华沙条约往后延长20年，我和华约各国领导人在波兰又见面了。不讨论这个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大家达成了一致。而且我在小范围里的讲话发生了影响：让我们不要再勉强任何人，每个国家该做什么，由它们自己决定。

　　对于我来说这次会晤非常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刚刚(4月25日)开过中央全会。自然，很想弄清同事们对全会结论所持的态度，而且我感到大家对莫斯科提出的思想非常积极。至少谈话人没有提出什么疑惑的问题和不安来。

　　至于对外政策问题，我们让盟友们明白，苏联的外交方针是发起广泛的和平攻势，而且态度非常严肃，不是出于宣传，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为了打破敌对势力施加的压力，协调努力是很必要的，于是我们在苏美日内瓦会晤前夕，在索非亚(1985年10月)召开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上“对了对表”。这大概是多年来苏联领导第一次不是简单地让盟友们面对既成事实，要求他们形式上表示赞同苏方的提议，而是认为在实际“行动”之前，必须共同协商，一起讨论。这件事应该说做得非常高明，实际上，我们希望同美国达成停止沉重不堪的武器竞赛、实行裁减军备的现实措施的努力，得到了索非亚会议所有参加者的热情支持。

　　为了尽量和我的伙伴们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我建议在政治协商委员会的范围外进行一次不拘形式的工作会晤。我们参加圆桌会议的有7个人，每一张圆桌派一名助手。苏联代表团例外：除我的助手沙拉波夫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梅德韦杰夫，我提议任命他为会务主任。

　　根据大家的要求，会议由我作开场白。我向同事们坦率地讲述了我们的问题，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苏联进行革新，我们明白什么是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还记得雅鲁泽尔斯基那内容丰富、充满感情的发言，他发言的整个语气都说明他对变革是深信不疑的。他抱怨意识形态的东西强调得太多，这会妨碍改革，妨碍我们从“被围困的城堡”中走出来。其他人对我们当时的变革也做出了良好的反应。交谈非常随便，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在哪一点上意见一致呢？在批评经互会的问题上。大家骂它官僚主义，效率不高，强调必须要对这种合作机制的活动进行认真的变革。大家还抱怨，在经济领域中，特别是在涉及技术进步、先进工艺、一体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明显不如西方。最后大家得出结论：应该专门进行一次高级领导人会晤，研究改革经互会各国的经济关系和合作问题。

　　索菲亚会议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事务，更好地了解了和自己共事的伙伴，这是总书记最重要的一种特权，同时也是他需要操心的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但当时在这方面我心里既没有一个完整的情况蓝图，更没有一套可以向盟友们提出的胸有成竹的措施。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对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讲得非常传统，只表明我们一般的态度，很难说有什么“新意”。而二十七大后在我直接参与下立即展开了情况评估和具体建议的准备工作。这时鲁萨科夫已经退休，梅德韦杰夫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领导职位，接替奥·鲍·拉赫马宁第一副主任一职的是以观点保守而著称的沙赫纳扎罗夫。

　　原始材料，包括部长会议、我们驻经互会的机构、大使馆、外交部、各科研机构等提供的统计资料、各种各样的报告，可以说，摞起来比人头还高。将这堆材料理清楚，归纳成实际可行的建议决非易事。经过认真工作，我的报告《关于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几个问题》出来了，送到中央政治局。我决定采用这种方式不是偶然的：它从一开始就赋予我们新的评估和倡议一种官方政治方针的形式，是经过集体领导决定的。

　　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与盟友合作的整个体系中真正转变机制。

　　现在重读这份报告，我清楚地看到传统观点和旧框框的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刚刚踏上拨乱反正之路，几十年的东西在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带有信仰的性质。政治局会议上就我的报告(1986年5月)交换了意见，大家并不是在形式上表示支持，也不是碍于总书记的面子，而是热情地予以支持。除了极少数例外，全体领导看到了与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体制中出现了闪光的洞口，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方面。于是改革对外经济体制(始于1986年8月)就成了第一个所采取的实际步骤。

　　同年11月，就我们在索非亚谈好了的经济合作问题，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自我协商会议”。讨论是很认真的。探索了经济普遍滞后的根本原因，这时候就没有把问题归咎于一些表面因素，像人们常说的，大家都在深挖细找。首先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实行的经济模式本身就不完善。还谈到了无法在效率与社会公正、社会计划与物质刺激之间保证最佳比例的经济政策的弊端。不用说，“自由”讨论气氛本身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取消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思想禁忌。

　　抽象地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讲社会主义好像绝对能够保证生产力协调发展，保证各方面利益能够协调一致，越来越显得缺乏说服力了。过去，敢于怀疑这些理论的学者和专家被宣布为反苏分子。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这种人则贴上另外的标签，清除出科研机构，开除出党，有些人被迫流亡国外。现在，这道堤坝倒塌了，可以进行认真讨论了，而且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院的教室里，甚至也不是在经互会的讨论会上，而是在维护正统思想的高级人物会晤的时候。

　　我的报告的主要意思归结起来就是：以前的合作形式已经没有生命力了。通常的经济关系模式(主要是苏联原料给我们的盟友，他们加工的产品给我们)继续下去行不通了，对双方越来越不利；此外近年来经互会各国间商品流通比国内商品的增长还要缓慢，而西欧的情况正好相反。而且主要是：大家庭范围内部生产协作停滞不前，经互会各国政府实行的综合一体化计划遇到重重阻挠，其中包括某些管理环节的公然亲西方方针。

　　参加会晤的人总体上对我们提出的调整相互经济关系的“三级”机制的想法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最高一级，即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上，建议先把经济关系战略方针的原则问题，首先是金融和科技合作领域里的战略方针的原则问题放在一边。相互关系中的具体任务应该集中在部门一级(部、主管单位、方方面面的委员会等)。而下面最基层的一级则由企业和联合体直接建立联系。让直接生产者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合作方式上拥有最大的自由——这一点，可以说，正是所提出“三级模式”的“甜头”。说白了，就是在第三个层面上制订法规，在第二个层面上制定计划，做出“框架决策”，而在第一个层面上进行谈判，开展工作。

　　我已经说过，8月份我们做出了彻底改变苏联外贸活动的决定。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把向国际市场的自由出口权交给了几十家大企业。所有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可以跟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们建立联系。最困难的问题是期货价格的确定，我们建议这个问题按照一般参数交给双方合作企业去决定。

　　考虑到蒙古、越南、古巴近期不可能实行新的合作方式，我们建议单独制定一个完善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的计划。

　　可以有保留地认为，我们提出的这些措施就等于是吁请社会主义大家庭把经济关系转移到市场轨道上来。这里已经不再有我们所熟悉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了。各位高级领导人和部长会议主席们像疯了一样在盘算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得还是失。而各位领导在发言中有交口称赞的，也有批评指责的。卡达尔和雅鲁泽尔斯基完全支持我提出的建议，胡萨克和日夫科夫的支持有所保留。昂纳克和齐奥塞斯库发言支持在国家与国家的层面上改善合作关系，话说得很有分寸，实际上对扩大企业权力的想法不怎么赞成。

　　在11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对社会问题也充分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讨论的中心是个永远讨论不完的课题——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关系。卡达尔和雅鲁泽尔斯基把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他们的主要意思是：我们全都主张平等，但我们“走得太远了”——平均主义，一刀切，这意味着伤害人们的个人利益。这使经济受到了影响，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影响。胡萨克说话不多，但他像往常一样，对问题的前景表示理解。日夫科夫作风依旧，装腔作势地从理论上讲了一大通。齐奥塞斯库和昂纳克承认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尽管他们补充说，这些问题被他们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列出一个长长的成就清单——有的是真的，有许多后来表明都是假的。

　　莫斯科工作会晤是一次认真的尝试，它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来寻求克服经互会各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困难的途径。这些困难有发展成为一场危机的可能，其力量和后果很难预料，但对这一危机的全部深度当时还没有人充分意识到。看起来讨论得好像很认真，没有脱离开这些病态的“不愉快的”问题，但总是给我留下一种理论上脱离生活的印象。大家不大相信我们的讨论会刺激这一迫在眉睫的行动。也许是因为我的伙伴们都上了年纪的缘故。当时还没有谈到年老体弱的话题，但是，比如说，这些年过70或接近这个年龄，而且“掌舵”已经掌了二三十年的领导人已经明显感到非常劳累了。

　　后来，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气氛以及大家庭的整个情况，越来越取决于对苏联改革的反应了。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经过多次会晤和交谈，可以说，我们最初的改革步伐已经在各盟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其他阶层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他们有许多想法和希望——希望改变一下僵化了的生活方式，希望民主和自由，也许最重要的，是希望得到企盼已久的独立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可能。

　　大多数领导人是另外一种反应。几十年来，他们靠外来专制制度的支持，已经习惯于不受监督地掌握权力了；他们最初对我们的意图没有太当回事儿，表现出彬彬有礼的好奇心，甚至满不在乎地嘲弄道：“这事不新鲜，新的苏联领导人一上来总是从批评自己的前任开始，然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但是当他们确信苏联的改革是“认真的和长期的”时，他们开始表现出不愿意接受这种改革，特别是在民主化和公开性方面。

　　这里的确有不少令人尴尬的地方。要知道，直到现在，“各兄弟党”的政治方针与官方宣传一直都是建立在苏共起领导作用的命题上的：苏联正在建设共产主义。苏联开始走改革之路，这就意味着它所体现的制度结束了。已经不能再指望苏联的坦克来保护自己的政权了。他们必须直接面对自己的人民，必须证明自己有权执政，否则下台走人。这是个令人痛苦的选择，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一下子能够想通的：战后时期结束了。有些人能够勇敢地接受挑战，另外有些人不能接受，感到沮丧，退出了政治舞台。

　　我兴许能够大致指出这个时间：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某些领导人表现出拒绝苏联改革的态度。那是1987年1月，苏共中央在召开关于民主化和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中央全会。昂纳克的声明正是发表在这个时候，他说，改革的道路不适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他的指示——真是史无前例！禁止在共和国报刊上发表全会的材料，认为它们都是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在黑市上售价高得离谱。思想家库尔特·哈格尔替这位领袖人物补充说：“如果邻居决定重新糊上壁纸，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应该照样行事。”

　　完全不接受全会决定的还有罗马尼亚。公众得不到任何信息。齐奥塞斯库公开对苏联大使说，他无法同意全会上的言论，苏共正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对苏共一月中央全会的结论讨论了三次。在许多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日夫科夫对全会结论的评价调子有所缓和，但这里同样也认为苏联改革的基本原则对保加利亚来说无法接受，保加利亚“有自己的中央四月全会”(指1956年4月日夫科夫掌权)。诚然，几个月后，这位保加利亚领导人基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对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机制来一番大检查，好像想抢先苏联一步。但是关于实际上的民主化，公开性一点迹象也没有。

　　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在对苏联一月中央会会的评价上，胡萨克这次的表现也是既明智，又慎重。但是捷共的实际政策基本上是由比利亚克、福伊提克、雅克什说了算，1968年的事情他们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松开缓绳”，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在改革问题上从一开始就能做到彼此最大限度理解的是卡达尔，特别是雅鲁泽尔斯基。匈牙利领导人1956年过后很快就得出结论：必须进行深入改革，并且立即着手进行，采取巧妙的政策，谨慎从事，以免莫斯科因担心而发出吆喝。在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发展中，大步前进与不时倒退交替发生：一会儿改革派的立场增强，一会儿他们又退居一旁，让位于强硬派。我看到并且感受到，卡达尔全心全意地欢迎苏联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匈牙利能够更放开手脚行事，但是他的精力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热情支持苏联变革的还有雅鲁泽尔斯基。我和他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亲切友好的关系。这位将军对改革所以那么热衷，我认为是他从自身的经验中坚信——用强制办法是解决不了复杂问题的，必须在社会和国家机制方面进行深刻的变革。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改革开始得比我们早，因此，他们真诚关心改革的胜利。

　　80年代下半期，正是由于对改革的态度，东欧各国在社会政治形势发展方面形成一道分界线。哪里反映广泛社会舆论情绪的改革思想开始以某种形式在生活中付诸行动了，那里就能够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震动(波兰、匈牙利)。相反，在那些领导人对抗改革的国家，则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社会政治危机，人民大规模的行动扫除了旧的制度。

　　在对东欧各国的政策上我经常听到人们的批评，甚至是责难。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没有维护他们的社会主义，几乎是“出卖了朋友”。另外一些人则相反，指责我在对待齐奥塞斯库、昂纳克、日夫科夫、胡萨克的活动上太姑息迁就了，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推到了灾难的边缘。

　　我坚决拒绝这种指责。在我们的国家关系的性质上，他们从已经过时的观念出发，认为我们有权肆无忌惮地干涉“附庸国”的事务，维护与关照什么人，惩罚与“革除”什么人，从不顾及人民的意志。这种作法跟共产党的文件形式上所宣称的平等、独立自主、相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每个国家的领导对本国人民完全负责的原则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如果说我没有立即完全按新的精神采取行动的话，那么惟一的原因就是：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拨动“政治时钟”的指针。许多变革，无论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是在现实社会环境中，都应该等到时机成熟。

　　当进行改革的时候，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每个民族都有独立自主决定自己未来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当然，我们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对我们所设想的改革的含义和意义再进行解释，和盟友们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讨论；愿意的话——可以通过自己的例子，以身作则，但决不会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人。那些至今还在抱怨戈尔巴乔夫的人，他们起码表现了对自己的人民不够尊重，人民是拥有自由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理解运用了这种自由。

　　在我当权的所有岁月，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于这一段历史情况，我希望读者能有所了解，我指的是对具体的政治人物。我完全无意对国家关系作某种完整的编年史式的情况再现。这不是我的任务，也不是我的风格。我的记述的主要意思是：通过所援引的事实、我的印象和思考，帮助读者弄清楚出现变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政治发展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