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冲突·第二十五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中东与世界

　　中东冲突的由来极其久远，而且也许堪称错综复杂无比，在我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截至1985年止，苏方对这一地区的政策都是从安理会第244号和336号决议出发，致力于和平解决。苏联一向主张公正解决争端，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和承认以色列国存在的现实。然而“冷战”和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逻辑也留下了印记，苏美两国“争先恐后”地竞相提供武器则加剧了爆发战争的危险。

　　苏联新领导的所作所为开始时也一仍其旧，但很快我便确信必须执行与事实上一直是苏美两国处理该地区事务基础的“适度紧张”战略决裂，寻求走出多年以来的困境的途径。

　　我在考虑这一问题时理解到，我们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因为我们必须接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相互关系的古老历史背景，他们多年来由于彼此不信任而产生的军事对抗，当然，还有美苏之间的对峙。为了隧道尽头能出现哪怕一线光明，也需要我们同美国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最终采取妥协解决的方针。

　　当时的苏美关系状况和与以色列缺少官方联系的现实，都自然而然使我转向所有对话者都可以接受的一方。我指的是阿拉伯人，首先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苏联同他们有着多年的亲密关系。而且就阿拉伯方面而言，他们在任何谈判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不容置辩的。

　　一开始我便尽力说服他们的代表，必须执行与以色列和解而不是对抗的方针，使其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准备再将中东冲突视作与美国人交锋的战场，并强调军事冒险和其他挑衅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1986年5月28日我同叙利亚副总统A.X.哈达姆会谈时也说：“不应当将中东的事情搞到引发新的战争的地步……”我建议哈达姆考虑这样一种方案：“为什么叙利亚领导人不主动倡导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三方会晤并在会上共同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建议呢？”

　　应当说，叙利亚人的初步反应并不那么令人鼓舞。他们尽管并未根本否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甚至还声称准备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首先希望取得对以色列的所谓战略均衡。尽管哈达姆也经常强调，叙利亚的出发点是不容许发生武装冲突。

　　1987年4月24日，我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继续谈到了这个话题。我的基本论点是：“我们认为，中东冲突的公正、持久的解决，不应当通过军事途径，而应当通过政治途径。任何军事行动与冒险，无论对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都可能引起最危险的后果。局部冲突的时限显然已经到了尽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政治途径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战略性方向。”

　　我们有意强调与叙利亚政府的双边对话。苏联领导人的出发点是，这个国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及其领袖的威望，使它有可能首先倡议阿拉伯人转向和平解决争端，形成一套统一的阿拉伯政策。但对于阿拉伯的团结问题，我们已经将其置于我国新的对外政策的大背景中加以看待了。如果说原先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团结一致视作反对以色列及其美国庇护者的斗争手段的话，那么，如今我们力求做到的则是，让这一思想采取非对抗性的方针——确定一个所有阿拉伯国家或多或少共同一致的立场，这对调解与以色列的冲突是十分必要的。需要形成某种类似集体负责的东西。“谈论阿拉伯人共同行动的问题时，”我对阿萨德说，“主要着眼点是必须解决中东冲突。”

　　不久我们就开始考虑刺激中东形成军事对峙“物质动机”的问题。大约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向中东大量提供现代化或接近现代化的武器，成了我国政策和美国政策的经常性因素。自1986年起，我们便开始进行纠正，逐步限制武器供应，但做得不致过分委屈友好的阿拉伯国家。财政方面的考虑也正好促使我们这样做。这方面的问题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同叙利亚代表打交道时更是如此，因为正是他们坚持不断增加武器供应的数量和提高其现代化程度。他们期望甚至直接要求我们在武器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与美国“对着干”。1986年5月与哈达姆会见时，我曾经说过：

　　“您是知道的，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朋友有一种倾向，希望单单依靠武器援助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的态度是，火箭热核时代应当采取政治的方式。政治潜能必须得到广泛有力的利用。”

　　此外，我们还提醒叙利亚方面注意，向中东提供武器可能会成为调解冲突进程中的一道障碍。

　　众所周知，阿以冲突的关键问题是巴勒斯坦。美国实现解决中东问题计划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其根本原因，几乎都是未能调动巴勒斯坦这一因素。但要启动这一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巴勒斯坦人的立场，只有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具备统一的立场，而且是包含有和平途径和承认以色列国等内容的立场，才有可能。在这方面，阿拉法特的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从与他的多次会晤和所得到的情报中产生了一种印象，这是一位深知巴勒斯坦运动真实潜力、目标相当温和的活动家。但他的目标只有在得到阿拉伯各国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而在这些国家中，又存在着对巴勒斯坦人施加影响的竞争。

　　就这两层意义而言，叙利亚的立场自然特别重要。然而当时叙巴关系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断让叙利亚领导人了解，我们希望他们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的路线会成为对该组织内向心力量的一种支持，从而使整个组织不致丧失积极作用。别的路线有可能加速分裂……”

　　我绝无指责叙利亚之意，说这番话的目的在于消除巴勒斯坦运动中的分裂。在1988年4月15日我与阿萨德总统会晤时，这是最主要的话题之一。自然，我们也尽力劝说巴勒斯坦人，推动他们采取现实的态度，不仅实际上承认以色列国，而且同意在未来与其和睦相处，放弃武装斗争的口号。

　　1988年4月9日会见阿拉法特时，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起枪杆，尽管有人正想方设法促使您这样干。和平抵抗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立场，定会得到全世界的支持。”

　　对待“舒尔茨计划”问题，我给阿拉法特的忠告是：不应当加以拒绝，因为那样做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向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说：“苏联坚持不懈地促进公正而全面地解决问题，全面照顾各方的利益，既考虑到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人的利益，也考虑到了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准备同参与事件进程的所有人展开建设性的配合行动。此事必然关系到利益均衡的问题。”

　　我与阿拉法特谈话时一再强调阿拉伯人之间在解决中东冲突的基本问题上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叙巴关系的特殊意义，如今想起这几次谈话，我不能说全是轻松愉快的。虽然阿拉伯世界已经不以战争为目标了，但那里的普遍心态仍然不够现实，尽管并非人人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政客和煽动者们眼睛一直紧盯着那些稳健、温和、明智的阿拉伯领袖，随时准备发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宣传。阿拉伯土地被占领、以色列右派代表人物挑衅性的姿态和言论也帮了倒忙。但是尽人皆知，水滴石穿，我坚信我们历年来所作的种种努力在逐步“软化”阿拉伯人立场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也逐步与以色列进行接触，一开始主要是非官方的接触。这也不失为一种途径，它可以纠正显然不够正常的现状：没有外交关系，与一个国家完全隔绝，而我们同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历史上关系密切，至今也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我们采取这些步骤也是为了达到调解中东冲突的目的：没有以色列建设性的立场，任何谈判肯定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里所谈的接触，是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进行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的渠道都有。1988年5月，我同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A.马吉德谈话时曾经说过一番话，当然并不是单单讲给他一个人听的：

　　“我们对以色列向来并无偏见。当年两国关系的中断是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们也可能在某种新的具体情况下得到恢复。”

　　1990年9月10日，我首次接见了以色列部长伊·莫达伊和Ю.涅曼，并言之有据地指出，“既然我和你们能在这里同席而坐，说明任何事情的确都是可以变化的。”1991年秋，苏联与以色列之间便恢复了外交关系。

　　与埃及的关系正常化无疑也有助于我们在中东方面的斡旋工作，两国的关系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确切地说，是一种明显的不友善状况。1988—1991年间我曾两度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吉德会晤。我们每次所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中东问题，反复考虑将其导向缓和、谈判然后加以解决的各种途径。应当说，埃及人对新思维的思想表现出了理解的态度。同时也发现双方对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颇为近似，甚至完全吻合。因此我高兴地得出结论：在这方面进行的种种努力之中，我将拥有穆巴拉克这位同盟者。

　　与马吉德会谈的过程中(1988年5月)，我们共同得出结论：全面、公正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在形成。我们都同意必须立足于现实，和解的基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巴解组织的参与便不可能取得进展，兼顾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的利益同样十分重要。向新闻界进行通报时提及以色列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我们是破开荒地将冲突各方“相提并论”。埃及通过马吉德之口对我们解决中东问题的立场表示了赞同。因此我完全有理由乐观地说：“请转告总统，我们将采取建设性的行动，同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进行接触。”

　　现在我还记得1990年5月15日与穆巴拉克谈话的详情。我们确认双方的观点和目的相近似，并在此基础上着手对两国在解决冲突的准备工作中的角色进行了分工。谈话重又涉及了阿拉伯各国协调立场、制订统一的纲领的问题。

　　不过，对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具有首要意义的当然还是苏美之间的相互理解。美国按照“冷战”的逻辑行事，将从中东地区排挤苏联(在赫尔辛基会晤时布什承认了这点，此前里根也供认不讳)并且(这已是我的补充了)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作为目标。然而，考虑到苏联在该地区的实际影响和阿拉伯人同样希望保留这种影响以作为与美国或其他大国的平衡力量，这种出发点使调解的任何前景都令人生疑。我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是明显的，最终也大大增进了建设性地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可能性。

　　我已经提到过，舒尔茨1988年2月来莫斯科时，带了一个解决中东冲突的计划，该计划事先已经由梅特洛克大使向我们作了介绍。这位国务卿即将前往该地区各国访问，他很想知道我们对该计划的看法。美国的计划同样告知了阿拉伯人，后者也向我们征求意见。

　　我向舒尔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对美国建议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其中只字未提叙利亚和戈兰高地问题，未对巴勒斯坦的利益做出应有的考虑，完全无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时也使人觉得，美国人当时对召开国际会议尚未拿定主意。

　　然后我概括地申诉了我国的立场：

　　“我们，”我说，“主张同时考虑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利益，在归还被占领土和解决其他各种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公正的调解。其他任何做法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无视哪一方的利益都不行。我们同样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待你们的建议。当然，我们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分歧。但我们双方都知道，将某种决定强加于人是办不到的，无视任何一方的利益也是不允许的。

　　“据此，只能对你们关于中东的建议做出批判性的理解。许多人都认为，尽管你们的建议中也有灵活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老一套。在侈谈中东会议的幌子下，推行的仍是与有限的参与者进行单独交易的政策。你们对待巴勒斯坦问题尤其是对待巴解组织方面的否定态度就是一个例子。你们的建议似乎集中在一点，即争取保证休战，消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如果这是与全面解决问题一道进行，倒也可以理解。如若不然，那就另当别论了。

　　“你们很清楚，我们曾建议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的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那样便可以全面地讨论会议筹备事宜的方方面面。你们的建议显得模糊不清。或许它们并未经过通盘考虑。也可能这是有意为之。我们觉得，您去中东之前应将其再作周密考虑。如果美国打算同意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双方的同盟国的意见并支持召开国际会议，如果你们打算在寻求并不排除某些折中结果的一系列政治解决的框架内进行工作，那么，解决中东问题的现实道路是敞开的。

　　“我们准备继续交换意见，进行合作，寻求能够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办法。我再说一遍，应当在我们双方的立场中找出共同点。那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进行合作了。”

　　舒尔茨答话时陈述了华盛顿的观点，我的印象是确乎与“戴维营方法”有差异。

　　下面是他论述中的几个片断：

　　“以色列应当与所有的邻国坐到谈判桌边来。不仅与约旦，而且要与叙利亚、黎巴嫩(已与埃及签有和平条约)坐在一起。应当让巴勒斯坦人直接参与谈判。我们认为，这应当采取约旦、巴勒斯坦共同组成一个代表团的形式进行。这样代表团就可以进行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未来地位的谈判了。至于巴解组织，它已失去参与谈判的资格，因为它主张暴力和消灭以色列国。我们不止一次地讲过，在巴解组织改变了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同意和它对话。我认为，极端的要求于事无补。至少我要在出访的过程中坚持这一想法。您说得很对，不可能将某些解决办法强加于人。现在以色列对此坚信不疑，其他人过去也坚信这一点。”

　　“这时我评论道：“我认为，目前中东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形势。国际社会对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人同此心。根本没有其他论坛可望真正达到调解目的。

　　“我们奉劝你们彻底解除对苏联在中东的意图的疑虑。因为那是这么一种观念：似乎苏联和美国在所有的经纬度上都必定发生冲突。我却认为，我们应当在所有的经纬度上寻求共同的立场，寻求合作的机会。”

　　随着苏美关系进一步的良性演变，在中东问题上也形成了积极的相互配合。国际会议之事也相应取得了进展。然而正当此时，世界却突然面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这一事件应当说对中东问题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它似乎把巴勒斯坦问题以及整个中东问题的解决至少暂时推到了次要地位。另一方面，正如我1990年8月27日对马吉德所说，“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再次证实了中东和解问题的紧迫性，必须将其解决。”

　　海湾事件最终仍然将和解的事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几个情况促成的。在海湾战争的炮声中经受了考验的苏美关系获得了相当牢固的性质，因此正为布什在赫尔辛基对我所说，美国人事实上首次踏上了在中东与我们进行真心诚意合作的道路。阿拉伯人遭遇了来自“内部”的侵略之后，对和解思想变得较易接受起来。以色列也向这方面迈进了一步：其地位因伊拉克在军事上彻底溃灭这一结局而得到增强，但同时它也更加尖锐地感觉到，没有和平就构成什么样的威胁。最后，巴勒斯坦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错误路线以及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也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身的立场。

　　根据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我们和美国人紧密配合，做出了种种积极的努力，力争不错过和平会议，立即直奔共同寻求的目标——举行国际会议。1991年9月11日我接见了贝克。构成时代特征的是，如今不仅是我，而且首先是美国国务卿，都积极赞成双方在中东进行合作。我们完全有理由向报界宣布，我们讨论中东问题是出于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和高度一致，而且我们在组织和平会议方面还将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

　　虽然在公众中露面更多的是美国人，而且贝克在其对中东的穿梭访问过程中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工。美国主要是同以色列以及其他盟友谈，而我们则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谈。

　　我们也得到了回报——1991年11月30日关于中东的国际会议在马德里开幕。这是中东问题的一个真正的突破口。当然，会后直至现在还有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谈判和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过程。

　　1993年秋，在华盛顿庄严地签署了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协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我要十分高兴地指出，没有前面我详细讲述过的那许多巨大的努力，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与谢瓦尔德纳泽、别斯梅尔特内和潘金几位部长一道参与其事的，还有我们的美国伙伴和同行。而且我要特别强调吉姆·贝克所发挥的作用。我现在讲这番话是因为，1993年人们“偶然”忘记了这点。

　　无论如何，正是马德里会议阻止了中东冲突演变成战争的可能。它有力地将这场冲突导向了寻求政治解决的道路。这正是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伊拉克入侵对政治新思维的考验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引发的国际危机，已成为东西方对抗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在“冷战”时期，这类冲突可能紧接着便会导致两大阵营之间一场核军事较量。遏制侵略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十分令人作难的事。在新的条件下，在反侵略层面上联合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有了可能，这便注定了侵略必然失败，从而结束了入侵者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的时代。

　　海湾事件使苏联政策面临许多十分棘手的问题。友好互助条约将苏联与伊拉克联系在一起。然而“出卖”盟友的前科使大部分苏联公众感到厌恶。对美国外交政策动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伊拉克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军事顾问、技术专家等等。最后，我们与伊拉克之间还有巨大的、可以说数以亿万计的经济利益关系，考虑到我们困难的经济状况，这点尤其敏感。

　　然而我还是毫不迟疑毫不动摇地立即谴责了入侵并主张加以制止，力争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反伊国际联盟。尽管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和水底暗礁，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原则路线。

　　与此同时，我主张使用政治方法而非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危机。出发点不仅仅是因为“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方法更加适合于国际生活。我考虑的是军事行动必然带来的巨大的破坏与人员牺牲。我也注意到了、事实也证明萨达姆会竭力利用局势以助长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欧情绪，而这必将给国际关系健康化的整个过程带来严重打击。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切努力最终并未成功，遭遇到的是萨达姆的盲目固执和非理性行径。而且这些努力也往往得不到美国方面的赞同，该国内部有一批政客的影响十分突出，他们力图让美国施展军事拳脚，借此炫耀其实力。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坦克长驱直入科威特领土，吞并了这个小国，并宣布其为自己的第19个省。很难说清伊拉克领导人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所追求的究竟是些什么。除各种情况特别是萨达姆的个性特点而外，伊拉克领导人落后于国际形势发展的思想和对抗时代所形成的观念，这点显然也起了作用，他们以为一旦世界的这一地区发生危机，美国和苏联不可避免地会进行对垒。

　　然而正是在这一主要之点上巴格达完全打错了算盘。海湾事件堪称两个超级大国在地区危机中所作所为的一道分水岭：它们破天荒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我们毫不迟疑地坚决谴责侵略行径，要求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出入侵军队，恢复该国的主权。联合国安理会相应的一些决议，其中包括严厉的经济制裁，都是在我们的积极参与下通过的。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寻求和平化解既成局势的方针，就此与美国和其他国家频频接触，鼓励阿拉伯人对萨达姆施加影响。

　　我认为与伊拉克保持接触也很重要，便想方设法向其领导层转达我们的意见，使其摆脱过分自信的幻想，说服他们必须执行安理会的各种决定。

　　1990年9月5日，我与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进行了一次长谈。为了展现谈话的基调，这里我将大量引用原话。

　　“这次会谈的目的在于，”我说，“我们想了解伊拉克领导层是否有什么作为回应的新见解，以减少寻求政治解决的困难。因此我们才希望您在我与布什会晤的前夕来到这里…… [ 作者注：指9月9日的赫尔辛基会晤。 ] 我国与贵国以往一直进行合作，并且希望这种合作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伊拉克建设性地参与解决问题的政治努力，那就会有一条出路。而如果不愿意参与，则整个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很糟。我极愿坦诚地相告：已经爆发的这场冲突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我奉劝尽快转而寻求政治途径以摆脱危机。国际论坛上正发出日益强烈的呼声，号召对伊拉克采取‘严厉的措施’。此话的言下之意是十分清楚的。难道这能符合你们的心意？我不相信伊拉克领导会同意为自己的人民安排如此残酷的命运。坦率地说，贵方需要采取建设性的现实主义的步骤。当我们向伊拉克总统询问伊方的立场是否出现新的因素时，希望听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些步骤。”

　　我直截了当地问阿齐兹：

　　“你们有没有新的建议？”

　　他企图使人相信伊拉克领导人在该地区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还抱怨正在酝酿一场反对伊拉克的阴谋。但是伊拉克“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怕与美国人对抗”。引用他的原话便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对抗会导致所有各条战线上的大规模冲突，其后果不仅会波及阿拉伯地区，而且会波及全世界。但是这样一种前景吓不住我们。”可见，即使来一场世界性的灾难也“吓不住”伊拉克领导：这再次说明国际社会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了。

　　阿齐兹本着萨达姆8月12日讲话的精神发表意见，将科威特问题与中东的其他所有问题牵扯到一起。伊拉克人似乎试图借此将入侵科威特的问题湮没在一大堆虽然确实存在但完全是另一码事的问题之中。

　　我反驳了这些论据，着重说明：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解决中东最重要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巴勒斯坦问题、整个阿以冲突和黎巴嫩危机的钥匙。然而出路至今仍未找到。眼下在伊拉克干出这样一番事情之后，任务就加倍复杂化了。”我特别强调：“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在安理会已经通过5项决议、美国已向海湾地区派遣了大批军事人员之后，若不准备从科威特撤出伊拉克军队，要讨论谈判的事情是很不现实的。”

　　阿齐兹答话时再次大发了一通关于伊拉克领导的“信心”的宏论，说什么“当前伊拉克与美国的对抗最终必将使我们大获成功”。他还责备我们讲起话来“与美国人一个腔调。

　　结束会谈时我说：

　　“可能您是奉了最高领导的指示，但我还是想奉劝一句：我们恐怕不能拒绝在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基础上寻求政治解决。你们好像暂时还未做好准备。但是必须考虑到，今后的形势还会恶化。”

　　我同布什1990年9月9日在赫尔辛基的会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次会晤是根据他的提议举行的。就其实质而言，会晤的关键内容是面对已爆发的危机如何保持并加强苏美伙伴关系的问题。

　　“太好了，苏联和美国向全世界表明，此刻，在海湾危机期间，他们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当时美国总统这样说道。

　　我则强调说，由于共同努力的结果，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通过向海湾地区调遣军队和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积极的政策，已经解决了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伊拉克武装行动没有扩大到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国家；防止了科威特和伊拉克中止出口石油后一度威胁着世界经济的石油危机；坚决反对入侵的路线已获得包括国家一级在内的最广泛的国际支持。

　　所有这一切为继续进行政治努力创造了先决条件，这种努力在彻底解决问题方面可能会卓有成效。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看无论我方还是美方都希望严格执行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会迅速见效，迫使萨达姆离开科威特。

　　应当说，我们通过非军事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针在当时得到了布什的理解。他好几次提到，“我并不希望冲突升级”，他一直赞成和平解决。美国总统的这些表态特别宝贵，因为据我理解(他在赫尔辛基也谈到过这点)他正处于国内某些要求立即诉诸武力的势力的压力之下。既然我主张寻求政治解决手段，并将其视作更为恰当的甚至可以说惟一适合的途径，当时我便完全赞同布什的下述声明：“决不能允许萨达姆从他的侵略行为中捞到好处。”

　　我们的会谈还包括另一个话题。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理所当然拒绝萨达姆企图将中东长期积累的所有难题搅成一团、借此来湮没伊拉克入侵问题的同时，应当适时地利用这场危机的政治解决方式作为推进解决阿以冲突的动力。在这方面也考虑到了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可能性问题，与会者应为安理会成员国和阿拉伯国家，这样就可以讨论恢复科威特独立的问题，但同时也应讨论地区的其他问题，包括巴勒斯坦与黎巴嫩的问题，这自然要从科威特着手。

　　这个话题最后在苏美联合声明中得到了反映，其中提到，必须积极地展开对该地区的冲突进行调解的工作。美国行动没有超过这一模糊的表述，但这个提法也为发挥政治积极性开辟了种种可能性。

　　至于赫尔辛基会晤的成果，在我看来，它获得了两个基本的结果，只是实际上并未能真正继续下去。一方面，两国显示了经过这场严重危机的考验继续保持我们新的伙伴关系的决心和能力，并使其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关于确立以和平的方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的方针，双方至少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不过也感觉到了那些用形象的说法是嗜血成性的集团的影响。

　　限期到了

　　赫尔辛基会晤后我们加紧采取行动。此时广泛地利用了同伊拉克的对话，因为这条渠道主要是对我们敞开的。如果对我们在范围广袤、可以说是战略性的计划中的立场作一概括的话，它包含的要点首先是下列几个方面：达到制止侵略的目的，但不采取会带来严重的政治损失、人员伤亡、生态损失的军事手段。这一立场预计：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之后(正是之后，而不是搅在一起)应当随即采取一定的足以促成整个中东局势稳定的行动。我本着这一精神以相当严厉的语气向萨达姆发出了一系列信函，其中包括10月初前往该国的普里马科夫面交的一封信。

　　苏联旨在争取和平解决危机的路线，实际上得到了所有不愿选择战争的人们的赞同。我所接触到的或者我国代表会晤过的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的努力都表示了相当有力的支持。这些人中包括密特朗、安德烈奥蒂和一些阿拉伯领袖。也许只有玛格丽特·撒切尔例外，她的首选是军事方式。渐渐地，美国国内这样的一种路线开始抬头：它主张不局限于使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而应对伊拉克施行毁灭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骨，消灭该国的整个军事潜力、可能还有工业潜力。看得出来，布什本人正经受着来自国内外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但仍然动摇不定，对军事选择的正确性并未坚信不疑。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重新派遣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伊拉克，再次争取让萨达姆“恢复知觉”。看来他对目前局势的发展全然缺乏真实的概念，继续沉湎于种种幻想之中，似乎国际社会不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手段。普里马科夫还要重提、而且是以尖锐的形式提出有关疏散苏联专家和外国人质的问题，这些人仍继续滞留在伊拉克的军事和其他战略性的目标之内。最后，他还奉命遍访一系列阿拉伯国家，本着上述解决危机的两位一体主张的精神，商讨调动“阿拉伯式”因素的可能性问题，这一主张我们认为是最理想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普里马科夫走访过的所有阿拉伯首都，事实上都表示支持大力寻求摆脱现有局面的政治出路。无论在开罗、大马士革抑或是利雅得，情况都是如此。然而同萨达姆的多次接触未能获得理想的结果，不过从谈话的基调上可以发现一些变化。

　　而时间在流逝，武力解决的拥护者们变得越来越坚决，伊拉克的顽固不化为他们提供了论据。11月中旬，安理会在我国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了一项决议，给伊拉克规定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期限。的确，如果说对某些人而言这项决议打开了通向蓄谋已久的运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道路的话，那么对我们而言其意义则首先在于还可利用最后的机会防止战争。我派往巴格达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И.C.别洛乌索夫的任务是，争取说服萨达姆同意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会晤。尽管这种会晤的前景看来可能被两方面的因素化为乌有：一方面是伊拉克可能拒绝所规定的期限，另一方面美国可能拒绝在伊拉克指定的日期派遣国务卿前往巴格达，但是我们仍然采取了这一步骤。

　　日内瓦会晤总算举行了。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毫无结果。阿齐兹在自己的外交行囊中并未带来任何新东西，贝克则要求无条件撤出伊拉克军队。

　　尽管如此，我仍未放弃阻止战争的努力，何况在萨达姆的声明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给人以希望的口气。最后通牒期限届满之前几天我给布什去电话，通知他说我准备再次派代表去巴格达，可说是进行避免战争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个建议基本得到他友善的回应，但他要求不要取消安理会规定的时间限制。同时还向华盛顿转达了早些时候所提供的希望便于寻求政治解决的所谓无形公函的具体内容。

　　布什在广播讲话中对苏联的建议做出了肯定的反应。

　　然而直到数小时之后我国驻华盛顿大使才得知，美国不反对苏联使者前往巴格达，如果他的任务仅仅限于再次叫萨达姆“滚出科威特”的话。美国当局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实质性的变化。在相互信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再去巴格达已经毫无意义。

　　萨达姆不可理喻的顽固不化，他的种种野蛮行径，特别是对科威特的掠夺与破坏、将在伊拉克工作的专家扣为人质，这一切都使华盛顿和其他西方首都的主战派变得更加坚定了。

　　海湾战争

　　1991年1月16日夜间，美国实施了打击。在盟军展开军事行动之前仅仅数分钟的时候，贝克才给苏联外交部长家中打电话通报了此事。我吩咐紧急向布什转达一个请求，哪怕多少推迟一段时间采取行动也好，以便再次尝试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是贝克回答说，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讲了这样一些话：“这种悲剧性的转变正是由伊拉克领导无视国际社会的要求拒不从科威特撤军所激发的。从伊拉克入侵一开始苏联就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这场尖锐的国际冲突。直到最后数分钟，我们仍然竭尽努力以达到防止战争、通过政治手段恢复科威特独立的目的。”

　　同时我指示我国驻巴格达大使与萨达姆取得联系，向他通报我对布什的请求，强调出于伊拉克人民自身的利益和本地区和平的利益必须宣布撤出科威特。我表示希望，伊拉克将会以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最高利益为重，迈出这惟一可获挽救的一步。

　　当天夜间，我们向法国、中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印度、伊朗的领导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呼吁，共同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冲突，避免危险事态的扩大。

　　军事行动迅速呈现了巨大的规模，伊拉克全国各地遭到了猛烈的空中打击。伊拉克人同样努力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用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显然他们是企图以此激起以色列的还击，这样一来军事行动就会具有阿以对抗的性质，必然带来相应的政治后果。苏联态度明确地谴责了对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并高度评价了两国在对世界如此危险的关头所表现的克制精神和负责态度。

　　与此同时，军事行动明显升级。如果说一开始主要针对的是军事目标的话，那么随后袭击的便是工业企业了——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军需企业。美国尤其着重打击核反应堆、化工企业和能够生产生物武器的各个中心。

　　军事行动的第三天，1月19日，我决定提出新的政治倡议，指示我国驻巴格达大使与萨达姆接触并转告他：如果我们私下获得伊拉克准备无条件无保留地从科威特撤军的保证，我们将建议美国停火。

　　顺便说一句，西方某些政治家和报刊对我的这一倡议的阐释是不够认真负责的。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抑或有意歪曲事实，声称我们似乎在背着华盛顿采取行动。事实上我在莫斯科时间1月18日17时15分与布什通电话时，就向他通报了我所作出的努力。当时我还着重指出：“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现在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加以制止，不使其蔓延，而这样的趋势目前是存在的。”布什对此回答说：“这一情况同样使我不安。我认为，萨达姆蓄意将导弹射向以色列的时候，他所追求的正是扩大军事行动。”

　　我还声明：“我们希望在对入侵的看法上、在针对萨达姆的所作所为的共同立场方面始终与你们未取同一态度。他应当为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承担罪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决不动摇的。”

　　同日我与科尔也进行了电话交谈，同样向他通报了我们的倡议。

　　巴格达整整两天一直保持沉默，后来才向我们声称，这种建议应当向美国总统去提。

　　但是，就连萨达姆这一令人沮丧的反应也未能迫使我退却，因为赌注实在太大了。更重要的是，军事行动中开始出现越来越令人不安的严重情况。轰炸和导弹发射越来越频繁地击中巴格达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居民区，全国的生活保障系统遭受了巨大损失。所有的发电站均被炸毁，取水的净化设施和排水系统的水泵停止运转。出现了瘟疫蔓延的真正危险。一些很难被称作军用的目标也被炸毁，产生了生态恶化的前景。伊拉克向海湾排放大量的石油，对周边地带造成了可怕的威胁，并且我们也不能对伊拉克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掉以轻心：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独裁者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何况，我强调一下，这里所涉及的一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都距离苏联不远。

　　美国报刊和一些政治集团关于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伊拉克军队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表示使我们警惕。

　　强调一下，这一切都使我确信，我们所选择的着重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的方针是正确的。

　　1月29日，我国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访问了华盛顿。所发表的苏美联合声明强调指出，“如果伊拉克作出撤离科威特的明确承诺”，就有可能停止军事行动。接着两位部长还认为，这种承诺必须立即以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离开实实在在的和平进程，包括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解，就不可能消除这一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的根源。

　　声明的最后两部分在美国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而我却认为这一声明十分重要。首先，它明确概括了基本的任务——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独立，同时为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开拓了一定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它像再次重申和确定安理会决议的范围似的，明确地将事情归结为迫使伊拉克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亦即反对对决议作任何形式的扩大理解。

　　军事行动不断加剧，事实上已在伊拉克全境散播着死亡与破坏，就其性质与所采用的手段而言已经明显地超越了安理会决议的界限，最终动用地面力量的前景也日益清晰可见，这一切促使我采取了又一个步骤。2月9日我发表新的声明，同时决定再次派遣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巴格达。

　　声明中说：“海湾地区的事件正在发生日益令人不安的悲剧性的转变。最近10年间最大一次战争的车轮滚滚向前。牺牲在成倍地增加，其中包括和平居民。军事行动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整个整个的国家——先是科威特，现在是伊拉克，以后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处于灾难性破坏的威胁之下。”声明重申了苏联领导人支持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原则性路线，但同时也指出，“军事行动的发展规律与性质正在构成超越这些决议所规定任务的威胁”。

　　早在1991年1月24日接见美国大使梅特洛克的时候，我便发挥了几乎同样的见解。这些要点我也在同科威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 法郎注：应为“副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总理”和“首相”、“部长”和“大臣”往往是一个词；但在中文中，“总理”和“部长”一词专指共和制国家政府中的政府首脑和部门首长，“首相”和“部长”则用来称呼君主制政体下的相应官员。 ] 萨巴赫会谈时重申过，那次会谈是在1991年2月14日举行的。

　　2月16日在同几位外交部长谈话时(卢森堡的普斯，荷兰的布鲁克，意大利的德·米凯利斯)，我阐述了自己2月9日声明的用意：

　　“首先，我们在原则方面重申了恪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不能给萨达姆以及各种心怀叵测的人以任何指望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哪怕微小裂痕的理由。这一点至关重要。”

　　声明中的另一个看法也很重要：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可能给这个国家、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而这已经超越了安理会授权的范围。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即使取胜也是得不偿失的。

　　最后，2月9日的声明还宣布，我们怀着极度的不安看待某些人散布的关于可以动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论点。而且这些言论是从政策的高度发表的。决不能容许有诱使我们同意动用这种武器的想法。并再次强调：任何时候启用外交的、政治的方式都为时不晚。

　　我们派往巴格达的代表告诉萨达姆：“伊拉克正处于针对它的大规模地面战斗的边缘，各盟国在战斗的过程中将会相当坚决地行动，伊拉克部署在科威特的部队将会被歼灭。”建议他毫不迟延地宣布从科威特撤退伊拉克军队——彻底地无条件地撤退，同时要确定一个最短的期限。

　　同伊拉克的新一轮谈判

　　显然是受到了伊拉克所持立场已历经失败的影响，这次情况总算出现了变化。萨达姆并未局限于只作一些伊拉克不会投降、必将进行有效的抗击之类的声明。在给我们的书面声明中说，伊拉克领导人认真研究了苏方所提出的想法，将通过星期日飞赴莫斯科的阿齐兹作出答复。而2月15日，即他抵达前两天，巴格达电台中断正常广播，宣读了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其中说伊拉克准备按照安理会要求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出伊拉克军队的660号决议行动。

　　2月17日晚，阿齐兹乘坐专门为他派往德黑兰的苏联飞机抵达莫斯科。2月18日上午我接见了他并当即提出问题：“您给我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并非出于偶然。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在宣布同意执行660号决议的同时，又为此添加了大量的宣传性的套话，足以使人将其视作某种先决条件。

　　我认为当前的任务在于，应使伊拉克领导不仅确切无误地放弃某些条件，而且也要放弃一切足以使人误以为条件的模棱两可的说法。

　　我在同阿齐兹谈话时强调，伊方的立场看上去自相矛盾。一方面，这是迈向政治调解的重要一步，因为伊方愿意承认660号决议。与此同时，这种承认又附加了一些保留条件，而决议要求的则是伊拉克无条件撤出科威特。

　　我同意伊拉克在声明中提出各种重要的中东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当直接与撤军牵扯在一起。这样做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现实的。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澄清，这一连串问题是不是解决科威特危机的先决条件。如果它们是作为条件推出的，这是一回事，而如果只是提醒人们这一地区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就另当别论。

　　阿齐兹不得不同意说，革命指挥委员会声明中列举的问题清单并非“撤军条件”，似乎只是应当在将来实现的纲领。

　　我提供了下列安排(引用自己的原话)：

　　“——伊拉克应当宣布准备从科威特撤军；

　　“——撤军可从停止军事行动(这为撤军所必需)的次日开始；

　　“——应当明确拟定撤军所需的时限；

　　“——应当由安理会充分保证从科威特安全撤军。”

　　假若伊拉克领导能公开发表这个安排作为自己声明的补充，这便会成为我们和其他国家迅即召开安理会的根据，会上就可以全面分析已经酿成的局势，安理会也就会同意审议并着手整体解决各种中东问题了。

　　对阿齐兹提出如何对待安理会的特别是对伊拉克实行严厉经济制裁的“整个一系列决议”的问题，我是以如下方式回答的：

　　“伊拉克军队撤退之后，这个问题应当由安理会加以审议。我不能说这些决议将会撤销，因为那会造成它们非法和无效的印象。不过，它们的效力将会中止。我们准备提出这样的建议。不管怎样，可以仔细加以考虑，如果我们就主要之点达成协议，随后还应当做些什么事情。”

　　会谈结束时，我对阿齐兹和参加会谈的另一位伊拉克领导成员副总理哈马迪说：

　　“目前时间的因素作用重大。要是你们珍惜自己同胞的生命和伊拉克的命运的话，那就应当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

　　总而言之，进行了一次极不寻常的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我得到的印象是，两个伊拉克领导人肯定反映了萨达姆本人的立场，已愿意回到切合实际的起点。他们没有不假思索地否定我们的各项建议，但也理所当然地宣称，要待到阿齐兹(按他的说法)将“戈尔巴乔夫安排”向萨达姆总统和伊拉克全体领导成员报告之后才能作出答复。会谈后他们立即动身回国了。

　　我则当即与美国总统和一系列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取得了电话联系，向他们讲述了谈话的性质、自己的印象，指出萨达姆的立场可能发生变化。我认为在他们安排近日内的军事行动时理应对业已出现的新情况加以考虑，当时我觉得我提供的信息得到了理解。

　　阿齐兹于2月21日夜间返回莫斯科。但距此数小时之前萨达姆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他的话自相矛盾，了无新意，其中充斥着一大堆宣传套话甚至威胁。很清楚，这首先是说给伊拉克人听的，同时也意在多少掩饰一下伊拉克领导人已同意他们此前曾坚决地挑衅性地加以否定的联合国最后通牒。但无论如何，萨达姆的这个讲话后来在2月22日我同美国总统进行电话交谈的过程中，却被美国总统作为不够诚恳和其人不可信任的证明，甚至在伊方讲明同意660号决议的时候依然如此。

　　深夜12时阿齐兹被直接领到了克里姆林宫。我这一天一夜则根本未曾从那里离开过一步。我们举行的会谈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与他的第二次简短谈话则是在次日12：30进行的。

　　这次会谈较为简单，虽然伊拉克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继续采取了极不现实的态度。最终总算得出了一个以我们的观点看来多多少少还可以接受的方针。最主要的是，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伊拉克接受安理会660号决议并准备彻底从科威特撤军。不过伊拉克人承认，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无法做到这点。那些在有限的数小时之内投入的军队，撤出时伊拉克却要求(开始时)数个月，最短的期限也要4星期，对其理由(顺便说一句，美方也援引了这一条)阿齐兹是这样回答的：当时投入的只是两个师，而7个月内在科威特却结集了一大批准军事部队。我坚决表明，所提出的期限可以而且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

　　与上次一样，阿齐兹又提出了在伊拉克宣布同意从科威特撤军的同时也应撤销安理会关于制裁的一切决议这个问题。我指出，这样的问题可以讨论，但根本不能与伊拉克接受660号决议和撤军牵连到一起。

　　包含这些原则性部分的最后文本，决定由随即着手工作的苏联和伊拉克的代表们敲定。

　　当时已是凌晨4点，我还是同布什取得了联系并与之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我告诉他，我与阿齐兹的会谈是在伊方做出重大转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伊拉克人“已经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立场，这就意味着出现了化解冲突的良好机会”。布什对苏联及其总统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请求尽快将来自巴格达的消息通知他。他还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时间正在流逝，而且流逝得很快。”

　　同时苏伊代表之间的谈判已就6个要点形成了文字，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伊拉克同意执行660号决议，即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将自己的部队撤回到他们1990年8月1日所据守的阵地。”与此同时，阿齐兹不顾苏联代表的全力反对，继续抓住这点不放：“一旦完成从科威特撤军之后，安理会据以通过其他各项决议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因而这些决议届时应停止生效。”

　　当然，这个文件很难说是理想的，而刚才所举出的那一点更是令人不能接受。但至今我仍然坚信，它无疑可以成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出发点。阿齐兹在提出双方所商定的这个文件必须得到全体领导首先是萨达姆同意这个先决条件之后，又补充说他相信会得到肯定的回答。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建议他通过苏联驻巴格达大使馆哪怕用伊拉克的密码拍发电报也行。正是采用这样的方式，2月23日将上述6点转告了伊拉克领导人，莫斯科时间凌晨两点(华盛顿还是2月22日)传来了肯定的答复。

　　然而还在此之前，莫斯科时间傍晚7点的时候，布什总统便向伊拉克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一星期内从科威特领土上撤军，其中包括48小时之内撤出首都科威特市，撤退应在2月23日星期六纽约时间中午12点即莫斯科时间傍晚8点之前开始。

　　根据我们的看法，科威特领导人发表的声明已开辟了新的局面，出现了将军事冲突转向政治渠道的明显机会。现在的问题在于，盟国，首先是美国，不承认那个声明是对它们的要求的答复。2月23日12时05分，阿齐兹向记者宣布了伊拉克领导关于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的决定，但同时又援引了莫斯科所研究过的整套问题。他在讲话结束时说明：关于立即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的决定正是对布什总统提出的要求的答复。

　　在新的一次与布什的电话交谈中(2月22日晚间)我建议按紧急方式召开安理会，在一昼夜的时间内分析研究整个局势，并做出一项包括已进行的政治接触过程中提出的所有可接受部分的一体化决定，从而保证科威特在避免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获得解放。

　　布什答话时再次强调，苏联在海湾危机过程中已经发挥和正在继续发挥的“极富建设性”的作用。同时这位美国总统对能否利用伊拉克的立场变化所提供的机会一事表示怀疑，如上所述，他也承认确有变化。布什说，萨达姆是不可信赖的，伊拉克人对科威特所造成的破坏、正处于极端困苦条件下的战俘们的命运都使他特别不安。他也认为“对伊拉克给科威特造成的巨大物资损失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布什承认我已经成功地做到了使伊拉克领导放弃将撤军与其他问题牵扯到一起并同意“撤军见解”，强调“这还根本不是无条件的撤军”。他同时认为伊拉克定出的撤军期限是不可接受的，时间太长。

　　我同意阿齐兹对伊拉克领导已决定撤军并一定加以完成所作的保证。此外，我根据自身的信念和所选择的政治路线，一再坚持说；

　　“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应该扪心自问，在争取彻底解决海湾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究竟优先选择什么——是政治方式呢，还是继续追求武力解决。”“在对萨达姆的实际看法上我们同你们并无分歧。现在所谈的是要充分利用我们所取得的进展，做出新的巨大贡献；保证用另一种即政治的手段达到既定目的，从而避免悲剧性的抑或是悲惨的结局。”

　　悲剧的最后一幕即将拉开，情况变得极为复杂。一方面，伊拉克领导人终于在长时间的要么是丧失判断能力要么一味吹牛皮之后(更可能的是二者兼而有之)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征兆，倾向于同意国际社会的要求。阿齐兹在莫斯科的声明已为巴格达的官方声明所肯定，巴格达宣布同意按照安理会660号决议在4天之内全面地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伊拉克军队。

　　另一方面，反伊拉克联盟，主要是美国，下定决心要使侵略者就范，它们被萨达姆的挑衅行为及其对美国总统侮辱性的人身攻讦所激怒，受到试用最新战争手段的军事行动良好效果的激励，越来越做出了军事优先的选择。

　　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阻止战争升级，特别是毁灭性的一轮升级。2月23日整整一昼夜，我一步未离电话机，努力使我在世界政治方面的主要伙伴们相信还有可能将事态发展扭转到非战争的轨道。我先是向安理会全体成员国发电报。从12点45分直到21点10分，我用电话与梅杰、安德烈奥蒂、密特朗、穆巴拉克、阿萨德、科尔、海部俊树、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以及再次与布什一一进行了交谈(这里我是按实际进行的顺序列举的)。

　　这些谈话当然各不一样，原有关系的不同性质使其各具特点。但是政治内容是完全相同的。我着重指出了下列几点：

　　第一，在伊拉克领导人同意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之后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不应当佯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二，转折的出现是由于整个国际社会采取了反对伊拉克入侵的共同行动的结果。

　　第三，伊拉克无条件地同意撤军创造了走上政治解决轨道的现实可能性。

　　我建议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伊拉克已经拟定的撤军计划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要求统一起来。我注意到，伊拉克同意的各种表述与这些要求之间的分歧，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在安理会上加以调解和协商。

　　对我的建议的反应各不一致，但大多数交谈者都支持我的努力，认为是切合实际和合情合理的。2月24日黎明，美国总统宣布他已下令地面部队发起进攻。以后的情况已是众所周知。联合行动的参与者，主要是美国人，展开了强大的攻势，短期内他们便取得了完全成功，却给伊方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27日夜间，苏联驻巴格达大使应邀到伊拉克外交部与哈马迪和阿齐兹会晤。他们二人请求通过苏联的渠道紧急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转达伊拉克外交部的一项声明，其中说伊拉克政府再次确认它接受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出伊拉克军队的工作将在数小时之内完成。同时还宣布同意执行规定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和赔偿伊拉克给该国所造成损失的662、674号决议。2月28日贝克则通知别斯梅尔特内，作为对伊拉克接受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科威特危机全部决议的回答，美国决定暂时中止军事行动。

　　就这样，海湾事件落下了帷幕。我们都能总结出些什么呢？

　　恢复了科威特主权与独立，制止了入侵并惩罚了侵略者，这似乎意味着国际生活中道德上的某种胜利，无疑是一项积极的结果。

　　尽管萨达姆费尽心机，也未能分裂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始终一致与侵略者相对抗，这也是一项根本性的成就。

　　但是科威特和伊拉克惨遭破坏，死伤的人成千上万，造成了一场生态灾难和其他种种可悲的后果，这些也是此次事件的结果。更不必说，一个曾被预言为具有新世界秩序的新世纪，在我们跨入时却伴着隆隆的炮声。这并非什么优美的伴奏……

　　回顾往事，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促成国际社会对侵略和制止侵略的一致反应方面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促进了联合国作用的加强。还同美国领导人一道，不但保持而且增进了苏美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伙伴关系，使其经受住了一场极其尖锐的冲突变故的考验——这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考验。

　　最后，我们坚持执行用政治手段摆脱既成局面的路线，避免战争、牺牲和痛苦，虽然此事未能完全成功，但并非出于我们的过错。

　　我想极其坦诚地说，至今我不能摆脱一个想法，即实现从政治上调解海湾冲突的计划是可行的，之所以未能成功是由于美国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军事解决的立场。我认为，在华盛顿占上风的是所谓接受和平调解方案就意味着美国领导打错算盘的论据。这一方案的实现可能会更加提高苏联的威望，而许多总统谋士向来认为这与美国的利益大相径庭。

　　据我看，正是美国当局的这种态度在那个悲剧性的时刻占据了上风——需要当前的胜利来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必须消除国内对总统果断精神的种种怀疑。另一个重要动机显然就是希望彻底摧毁伊拉克的军事潜力，让萨达姆的制度遭受彻底失败，以达到将其赶下权力宝座的目的。

　　我们的欧洲伙伴们在紧急情况下的行动软弱无力，甚至听天由命——他们说，既然萨达姆的表现如此，美国又准会说惟有他们的做法才是正确的，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而且万一以和平的非军事的方式解决冲突获得成功，现在的许多问题就会显得不那么一样了。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