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欧洲分裂·第二十四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欧洲进程
我认为，1989年欧洲的发展过程进入了一个更为活跃的新阶段。这首先与东欧各国社会政治方面的进展有关。
美国和北约对华沙条约国关于在欧洲裁军减员的倡议作出的建设性反响，便是对这些深刻变化的反应。我指的是1989年5月北约的布鲁塞尔宣言。华约国家的大规模裁军倡议首次没有立即受到怀疑和批评，而是得到了认真具体的回应，尽管宣言留下了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北约当时还没有放弃“核威慑”战略。构成布鲁塞尔这个文件基础的哲学反映了世界和欧洲政治中昨天的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1989年夏天我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科尔总理交换了各自对欧洲发展进程的看法，双方都表示要共同努力克服欧洲与世隔绝的状况。联合声明中列举了欧洲建设诸要素，双方都认为从未来欧洲着眼它们极其重要，其中包括诸如“无条件尊重每个国家的完整和安全”、“无条件尊重各民族的自决权”(遗憾的是，不曾以应有的方式估计到这两种立场可能相互矛盾)，大力推进裁军和武器监督进程，分阶段建立全欧合作机构，等等。苏联和联邦德国呼吁欧安会国家共同参与欧洲未来的构造设计工作。
这种工作已经在许多方面展开。6月2日在巴黎完成了欧安会人权会议第一阶段。北约与华约、欧共体与经互会、欧洲议会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之间都首次进行了接触。欧洲议会理事会通过决议，给予苏联“特邀国”资格。邀请我在该理事会的斯特拉斯堡会议上致词，就是这种事态合乎逻辑的发展。
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并未回避与那些借口消除欧洲分裂其实是想“消除社会主义”的人们进行辩论。针对这条促进新的对抗的路线，我提出了以承认自由选择为出发点的新思维政治。时间已经证明了我是正确的：东欧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内部发展进程的结果，而并非外部所强加。在那里已出现预示着迅猛变化的大动荡的情况下，用意识形态化的态度去对待尤其冒险和可怕。由于并非人人都能在转折时刻完全摆脱陈规老套，这就使得局势大大复杂化了。
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中我否定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将欧洲视作被分为不同的“影响范围”和某些人的“前沿阵地”的对抗舞台，被视作军事较量的目标和“战区”。同时正是这类往日的刻板观念在加深着疑虑，似乎苏联依旧怀着霸权主义意图，蓄意切断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有人甚至一直拒绝戴高乐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概念，而将其范围限定在“从布雷斯特到布列斯特” [ 译者注：布雷斯特：法国城市；布列斯特：白俄罗斯城市。 ] 。似乎苏联对于共处来说显得太大了，旁人同它在一起会感到很不自在。
“苏联和美国，”我说，“是欧洲国际政治结构的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它们参与其中不仅很有理由，而且也是历史的原因决定的。赫尔辛基进程所取得的进展为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工作开了个头。维也纳进程和斯德哥尔摩进程又将其推进到了崭新的地步。现在我们大家都面临着任何更全面地利用由共同努力所创造的这些前提条件的问题。我们的欧洲家园的思想就可以对此提供帮助……”
将这一思想公开运用于1989年年中的具体局势便是我这次演讲的主题。事情关系到改变欧洲现存秩序的问题，应将全欧价值提到首位，以利益的均衡取代传统的力量均衡，排除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直接避免运用实力或以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相威胁，一个联盟反对另一个联盟也好，在同一联盟内部也好，无论什么地方都应避免。“遏制”的主张应当代之以“克制”的主张。我对欧洲议员们的演讲激起了良好的反应。
东欧各国1989年秋天所发生的事件重新提出了安全的问题。建立新的安全体系的任务对整个欧洲而言都已跃居本洲发展进程的首位。我们在那个时期的外交努力集中在“2+4”模式的德国问题谈判、维也纳谈判和欧安会国家领导人会议的筹备工作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在事实上使德国统一进程与在欧洲形成新的安全体系同步进行。这是1990年夏天我同布什、撒切尔、密特朗、安德烈奥蒂、当然还有科尔进行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结果开辟了通向巴黎首脑会议的道路。
继1975年赫尔辛基会晤之后举行第二次全欧会晤的建议是我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后来会晤未能在预定的日期(1992年)举行。各国对这一倡议开始时还小心翼翼，但随后便接受了并纷纷投入准备工作。事实上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一直“原封不动”，即仍旧计划在1992年举行。又另行决定在巴黎举行一次特别会晤，预定与签署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同时进行。这次会晤于1990年11月19—21日举行，欧安会34个成员国国家和政府的首脑都参加了。
全欧最高级会晤开幕前夕，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北约、华约成员国外交部长齐集爱丽舍宫庆典大厅。他们在隆重的气氛中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系维也纳谈判所草拟)和22国共同宣言。庄严宣布：今后宣言签署国不再是对手，它们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相互伸出友谊之手。
以两次世界大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和社会制度的核对抗为标志的世纪正在成为过去。会晤结果通过了一个名称为《新欧洲巴黎宪章》的文件，欧安会34个成员国的每位领导人都在上面签了字，代表欧洲共同体签字的则是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
宪章除了为欧安会全体参加者确定了一些共同的原则之外，还包含有关于全欧发展进程的机构和制度方面的几点内容。决定成立由外交部长组成的理事会，作为进行定期政治磋商的中央论坛；成立老官员委员会、欧安会秘书处、预防冲突中心、咨询委员会。
巴黎会议标志着对抗结束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阶段。需要使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生效(获得批准)，进行欧安会人权会议的第三阶段，展开赫尔辛基第二次会晤的筹备工作。
然而发生了几起事件，令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欧洲措手不及。苏联发生了八月政变，国家解体，随后连苏联也取消了，而在此之前它还是欧洲和世界新的确保和平的均势最主要的支点之一。南斯拉夫的内战和分裂大大改变了欧洲的局势。全欧发展过程进入了经受严重考验的时期，新建的各种机构未能全力以赴地展开工作和积累经验，也未能对欧洲发生的一些武装冲突发挥多少明显的约束性影响。
不过总算朝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努力。毫无疑问，欧洲各国的共同行动足以让整个大陆摆脱战祸。后面我还将重提这个话题。现在暂时先谈谈与这一时期欧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角色的双边关系。
法国：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几次倾心交谈
1989年12月，根据密特朗的提议，我们在基辅举行了短暂的会晤。他想了解的首先是我对于刚刚结束的在马耳他与布什进行的谈判的评价。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事件(科尔刚刚发表了“10点”讲话——统一德国的“施压”纲领)。我们并非首次谈论这个话题，最近的一次有关谈话是在基辅会晤仅仅半个月之前通过电话进行的。、
密特朗计划于12月20日访问民主德国，所以他很想知道我对事件进程的看法。
“情况相互矛盾，”密特朗说，“当然，在人民显示出强烈的意愿并将其表达出来的时候，对此不能不加以考虑。正如不能不考虑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一样——这与分隔不同民族的边界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欧洲谁都不希望由于德国的统一在本大陆发生深刻的异常变故，统一的后果尚未可知。我们必须在大陆西部组成自己的共同体。您应当预见到华沙条约各国下一步的情况演变。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该为全欧进程的继续深化共同努力。欧洲发展的基础是全欧性质的历次会议的各项决定。必须使全欧事态进程的速度比德国问题更快，超过德意志运动。我们应当建立一些全欧机构。而德国这一部分应是欧洲政治的要素之一……这不仅是我的观点。实际上全体欧洲人都是这样考虑的。他们认为，我们应当一道前进，使德国问题缩小到最低限度。我不害怕德国的重新统一。但应当使其民主地、和平地进行。
“我承认，我批评了我的德国朋友，对他们发表意见时只字不提与波兰的疆界一事感到吃惊。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同意密特朗的看法，因为我们对东方和西方所发生的变化的态度就是如此。对待有关德国问题新形势的态度也一样。这个问题应当结合全欧事态发展的大环境来考虑，从中确定它所占的地位。
1990年5月密特朗访问莫斯科期间，我们又一次谈到了德国问题。我国社会各界对这一尖锐问题的理解，其中也包括我本人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急速演化的过程。如果说两年之前我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的话，那么现在日尔曼民族两个部分的德国人争取国家重新统一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人们必须认真加以考虑，以免破坏欧洲的整个发展进程。
问题并不是要阻止统一，而是这一过程将以何种速度、在何种条件下进行。它对欧洲局势有何影响，从我们和整个欧洲的观点而言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不仅是莫斯科，而且还有华沙、布拉格、布鲁塞尔、海牙、伦敦和其他一些首都。当然也有巴黎。
尽管北约和欧共体方面正式表态支持，但对数月来德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仍然各不相同。这可以从我与许多西欧政治家的私人会晤看出来。
概括我当时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谁也没有多大的热情，对于以什么方式、在什么范围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认识。
有一阶段我产生了一种感觉：波恩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加快统一的进程，企图让其他人面对既成事实。
密特朗相当清楚地向我表明，在他看来，现有条件下提出不让统一后的德国参加军事政治联盟或同时参加北约和华约，是一件没有多少指望的事情。
我们一致认为，重新统一的条件应当是：德方有义务声明统一后的德国东部边界不可侵犯，明确拒绝谋求掌握核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能将北约的行动范围扩展到民主德国领土、在那里驻扎北约的部队。
交谈过程中还表明了一种共识：必须尽可能使促进全欧发展进程与德国的统一过程同步进行。
密特朗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尖锐地感觉到，在这个转折时期必须加强整个欧洲的合作。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眼前的问题，富有政治远见，可以全面地描绘出各种前景。他是一位敏锐的分析家，对东欧所发生的眼花缭乱的变化，他不仅能清醒地评价其积极的一面，而且也估计到了其潜在的危险后果。
我们两人的出发点是，任何事情，尤其是在政治上，只破旧而不同时立新，这是很可怕的。东欧共产主义制度雪崩般的覆灭，华沙条约以及紧随其后的经互会的解散，都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当时很少有人加以考虑。
许多在民主化浪潮中掌了权的政治家，力图将过去一笔勾销，转而开始所谓新的一页的生活，准备将婴儿连同污水一齐泼掉。在西欧一步步沿着加深一体化过程的道路迈进的同时，大陆的东部却出现了离心的趋势。传统的关系迅速破裂，政治、经济、贸易关系都是如此。民族复兴的口号以惊人的速度转变成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仿佛无中生有似地，一下又冒出了许多起早年的领土争端和要求。南斯拉夫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 译者注：阿塞拜疆地名。 ] 的例子就在眼前。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议论正热火朝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为了特兰西瓦尼亚准备以武力相见。囊括摩尔达维亚版图的“大罗马尼亚”口号也提了出来。
我对密特朗说，在我看来这些事实都是产生新的紧张局势根源的证据，成了必须抓紧实现全欧合作计划的补充论据。如果不在进行全欧协作和建立全欧机构的框架内使发展的渠道畅通，那么我们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局面。我请密特朗具体说明他所提出的“欧洲会议”的设想，以便同他一起考虑如何将其变为实际的政策。
这次交换意见证明，不仅对形势的分析，而且我们的立场观点都基本吻合。
“密特朗：未来的欧洲可能面临几个危险。第一个——东欧和中欧各国都相当弱小，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可能踏上寻求一些混乱不堪的协定的道路，要不就是陷入可悲的孤立。第二个危险，其中许多国家会瓦解，结果便是整个欧洲支离破碎，变成一大批不可收拾的混乱国家。
“在你们苏联，同样显示了离心的倾向，南斯拉夫更甚。应当不惜代价设法建立起足以遏止这种趋势的机构，提供摆脱困境的另一条出路。
“整体上我赞成根据巴黎宪章的精神赋予欧安会各机构以积极的活力。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落后了。在推动全欧的发展进程时，我们应当合乎理智。否则旧有的裂痕又会重新出现。因为传统、历史、意识形态依然存在。
“您提出了一个最好不过的说法——全欧家园。这个家园应当一无例外地容纳所有的人。在那里可以谈环境，谈技术、经济和文化，然后我们便合乎逻辑地转而采取政策。欧洲共同体就是从经济联合起步的，但现在我们无所不谈。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我使用了‘会议’这一概念。当然也可以称为别的什么。但必须有统一的领导机关，统一的组织结构。而且即便需要九年才能从单独的谈判过渡到这样的组织结构，时间也根本不算很长。也许，我和您现在发车，别的人将来在火车站接车。”
“戈尔巴乔夫：我觉得，您关于我们两国的作用的想法非常重要。这种想法之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我和您现在坐在这里；明天我们就不在了，但是两国的作用依旧。实质上，最近数年来我们在思考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整个欧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两国及其政策对发挥这些思想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强调一点：新情况下在大陆所出现的形势迫切地甚至刻不容缓地需要进一步提出一些全欧洲的思想并将其演变为政策。
“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欧洲深刻而复杂的各种进程、这里正在形成的新趋势按部就班地发展，而不致采取混乱的形式。如果出现混乱，就会产生种种严重的危险。正因为这样，全欧思想的确定才变得如此重要。
“根据我们改革的切身经验和我国政治机构的运转情况来判断，我可以说：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决策滞后所付出的代价那样昂贵。这只不过是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确有一些行为准则需要加以接受并转变为合作。”
我和密特朗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是苏联的未来。1991年10月密特朗夫妇邀请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离开马德里时顺道去他们在法国南部拉恰郊外的家中做客。这里紧靠西班牙边境，距比斯开湾仅数公里之遥。30年前，密特朗夫妇购得数公顷森林和一幢建成于17世纪的农舍，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我们了解到，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与比邻而居的人们关系十分密切(他们还向我们介绍了其中一些人)。我们抵达时已近黄昏，在那里留宿了一夜。当然还有酒宴，地方佳肴，葡萄美酒，壁炉前的友好交谈。
当晚我和总统在他的“书房”——一座布置得很舒适的小木屋里畅谈了数小时。这次谈得最多的是我国的情况。它当时正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政变后的分崩离析已经达到了可怕的规模。虽然还有希望通过新奥加廖沃进程所取得的进展实行彻底的改革，从而保住联盟国家。我向总统讲述了签订新联盟条约进程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概括地介绍了各共和国的立场。我列举了我不能接受通过脱离联盟实现自决这种形式的理由。“这是一条通向冲突和灾难的道路。”
我基本上了解密特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出于法国的利益希望与一个经过改革的、民主的但完整的联盟打交道。他谈到这点时通常都是小心翼翼，甚至有点儿咬文嚼字。这次密特朗抛开了隐晦的外交辞令，讲得很清楚明白，语句毫无雕饰。他的话使人感到并非即兴闲聊，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竹在胸的一种立场。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十分冷静地思索过，如果东欧存在一股中立的势力，这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
“东方的完整性稍有瓦解都会造成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会鼓励分离主义过分的自尊的原因。
“我希望两三年内你们国家能在民主联邦的基础上得到恢复。这对欧洲的其余地区而言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戈尔巴乔夫先生，您一向从热爱自己祖国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出发点则是指出我们大陆发展的历史规律。”
……清晨共进早餐时，我们重又提起了我想称之为“欧洲与俄罗斯”的话题。这是我作为苏联总统最后一次正式访问法国，当时密特朗所说的话将长久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已经开始道别的时候，密特朗握住我的手、注视着我的眼睛说：
“我再说一遍，我坚信欧洲一定会联合起来。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为了促使这一目标尽快实现。如果事情来得不像希望的那样快，那就会产生一种严重的局面，其后果欧洲几代人都将会亲身感觉到。
我也相信欧洲会同你们联合起来。在我提出欧洲会议的设想时，法国国内立即就有人一再问我：‘您怎么准备同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一起做这种事情？’我总是回答说：‘是的，同俄罗斯一起做，至于它今后的命运如何，应当由俄罗斯自己去决定。’”
说得也对，每个人的确都是自己在选择自己的命运。当12月14日密特朗再次给我来电话，我向他讲述了在别洛韦日密林区所通过的决议时，他默不做声，最后终于问道：“既然已经就签订新的联盟条约达成了协议，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您当然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伙伴究竟是些什么人呀，他们竟然看不见明摆着的危险，抛弃已经达成协议的立场和决议，那行为，对不起，怎么像拦路打劫的强盗？”这就是我当时所能对他说的全部的话了。
我们相互道别，约定在事态的发展进程中携手合作。俄罗斯以及如今已是前苏联的昔日各共和国，在自身的历史上全都已翻过了一页。
七年之中，我与密特朗总统保持着定期的内容颇为丰富的对话。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单独会面达17次之多。此外还有大量的信件往来和频繁的电话交谈。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圣埃克苏佩里说过：人世间最大的享受是人际交往中的享受。就我的经验而言，绝非与每一个谈话对象的交往都堪称享受。而密特朗不但成了我政治上的伙伴，并且是我深为敬重的人。比如你处在艰难时刻，他会打来电话：“我给您打电话，只不过是想证明：我们是您的朋友，支持您的立场。”
自然，密特朗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人们常说的大写的政治家。他突出的特点是视野开阔，目光远大，洞悉自己国家深层的利益，在贯彻既定路线时果敢而灵活，善于把握不断变化的现实并顾及他人的利益。
英国：继续对话与新的人物
在英国方面，“后马耳他时期”的继续接触中同样可以发现由于德国开始统一而引发的焦虑不安。早在10月，撒切尔夫人便给我写信，将她与科尔的会晤向我作了通报。数日后我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新任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
“我了解首相的观点和您的意见，”我对赫德说，“可以说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十分近似。我们必须加紧建立欧洲安全的新结构，将此事与德国的统一同步进行。那时候我们对统一本身的看法就可能不一样了。”
赫德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
“苏联和英国完全可以在三大方面共同努力：‘2+4’公式范围内的行动、维也纳谈判和年底可能召开的欧安会成员国最高层会议。”
我的这位交谈者将谈话转向了立陶宛。他说他在我同撒切尔电话交谈后不久会见过这位夫人，根据他的印象，对方神情沮丧。我推测，显然是首相根据我的意见得出这样的结论：机动的可能性正在减少。她将此事告知了布什，后者立即给我发来了一封忧心忡忡的信。我向赫德描述了目前形势的种种复杂情况，说我们将显示最大限度的灵活性，采取负责的行动。但我们也有义务按照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行事，其中已划定了可以做出妥协的范围。
谈到国内的整体局势时我告诉赫德，我打算寻求激化经济改革的途径，并强调我们面临着不得不压缩过渡时期的任务。谁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几个月，一年，一年半？……
1990年6月，撒切尔前来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我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归来(6月5日)刚刚几天。我的访问结果显然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一开始便就我与布什“极其成功的会晤”向我表示祝贺。的确，与美国总统的谈判消除了一系列彼此都有的忧虑，其中包括我同撒切尔不止一次讨论过的一些问题。
会谈的其余部分基本上集中在德国问题的对外方面。撒切尔讲述了她与贝克会晤(前一天)的情况——他们讨论了欧洲在德国统一背景下的形势。她指出了建立欧洲安全结构的迫切性、欧安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我仿佛自言自语地一边想一边谈到了由于两个德国统一而引起的欧洲安全问题。撒切尔的反应使我满怀希望，坚定信心：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可能找到的。
与撒切尔在任时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巴黎全欧会议期间的11月20日在我下榻的官邸进行的。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海湾的局势。前一天我还同布什讨论了这个问题，撒切尔对我们的想法表示“赞赏”。不过她在回答我的正面提问时却承认，她并不相信有政治解决的可能，认为动用军事力量不可避免。因此她主张安理会的新决议(我与布什曾谈过此事)要尽可能严厉一些，甚至抱怨美国人“未免过于小心”。当然我们也像往常一样谈到了苏联国内的形势。撒切尔并不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政治家，她洞察我国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在我的住宅大门口的台阶上告别时，她悄声地说了句：“愿上帝保佑您！”
撒切尔不在时保守党举行了领袖改选，第一轮她未能取得所需的多数票。她对我说，她有一些对头。说掌权11年半不可能没有压制过对手。但是看样子她并不打算认输。在巴黎得到投票结果的消息时，她向记者们声称：我这就回去，给他们点厉害瞧瞧！然而回到伦敦之后她却宣布了退休，这是高尚的举动。然而我也为此感到难过。
11月底她给我发来一封“告别信”。我友好地回复了她。这里我想引述与她隐退有关的两封来信。
首相致函米·谢·戈尔巴乔夫总统
尊敬的总统先生：
可能在您收到这封信之前，您已经获悉我今晨在唐宁街10号做出的决定：一俟保守党议会党团完成选举党的领袖的必要准备，我便向继任人让位并申请从首相的职位上退休。自然，在尚未任命我的继任人之前，我仍将一直担任政府首脑。
为了我们之间所建立的美好的合作关系，为了无论我和您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或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的整个期间您对我表现出的深厚友谊，我向您表示谢意，并对未来向您致以最热烈的、良好的祝愿。我知道，我的继任者将会和我一样极其重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我很高兴我们得以在巴黎举行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会晤，并衷心地祝愿您成功实现所进行的伟大改革。我们将怀着极大的兴趣一如既往地关注您的成功。
丹尼斯与我一道向您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您诚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
亲爱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收到您亲切、大度的来信，我不胜感激。从您1984年12月访问以来直至我们在巴黎最后一次交谈，我记得我们的每一次会晤，它们全都极其富有意义并取得了实际的效果。我相信，我们确实共同为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做出了贡献。您个人的贡献更是堪称杰出。我和您同样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丹尼斯同我一道向您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致以最亲切的祝愿。
您诚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
半年之后，1991年5月，我们又见面了，当时撒切尔已经是作为私人访问莫斯科。她在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与大学生、青年进行交往。她对我国的状况极为关切，提出了许多问题。谈话涉及西方的立场、“七国集团”、我参加伦敦会晤的可能性。撒切尔许诺利用她的政治影响和各种关系促使做出积极的决定。
撒切尔在担任保守党领导人和英国首相的职务时表现出巨大的政治才华。而且本国的天地对她而言尚嫌“狭小”。她力图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应当说对支持我国的改革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当然，她对这场改革有着自己的理解，譬如说想将苏联拉向西方的立场，譬如说想使其成为“撒切尔主义”的苏维埃版本。但是她也真诚地希望帮助我们，动员西方的力量协助我们进行改革。而在八月政变那些日子里，她曾大声疾呼保卫民主，保卫苏联、总统及其家人。
她对自己国家的功绩无可否认。当年她所面临的是英国节节落后于西方其他大国的局面，她却能够使其内外处境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不过撒切尔的强硬手法、她持有的专横态度甚至使她身边的人也为之恼怒，更不消说反对派了，结果往往引起冲突。我觉得，只有那些准备毫无怨言地容忍她的作风和性格的人才能与之共事。她的专横也表现在她的对外政策中、热衷于使用武力手段上。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她常常主张军事制裁。即使在她离开政府之后，有时也会突然传来消息说她提出轰炸袭击的主张。这种强硬作风在她对待海湾危机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撒切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伙伴，特别是鉴于她强烈的反共态度，这种态度有时不免妨碍她更现实地看待事情，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她也能引用一些我们自己后来的确进行了重新评价和严肃批判的事实来印证她的指责。总的说来，她是一个维护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念的辩护士。她身上大量保留了我们俄罗斯人习惯认为的英国的古老特点——崇尚各种传统和牢不可破的久经考验的价值标准。在历次正式会晤期间，她都非常专注，彬彬有礼。而当我们彼此有了近一步的了解之后，尽管观点上有分歧、政治上有争论，她对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态度中都显示了人情味十足的亲切之感。
1990年11月，新一代政治家的代表约翰·梅杰就任英国首相。我们的初交是在通电话的时候：1991年2月23日我用电话向他通报了伊拉克领导人对解决海湾危机建议的答复。梅杰对此表示感谢并作了一番评论之后，说他期待着在莫斯科与我会晤(有关的协议先前已经达成)，以便继续我与撒切尔已经开始的对话。
两星期之后梅杰来到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我们得以首次面对面地相逢相识。此前数日盟军结束了在海湾的军事行动。国际社会经历了一次危机，它已成为对国际政治新标准的严重考验。梅杰来莫斯科之前曾与布什和科尔会晤。因此我对与他的谈判十分重视：在新的条件下消除与西方可能出现的误解是至关重要的。
我申诉了我们对海湾危机所持立场的理由，着重指出，一开始我们便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对待大家在海湾如何行动的问题。感谢上帝，在此之前政治家们之间总算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我向梅杰承认，我得到的秘密消息说，当时有些人已经开始议论是不是到了重新考虑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的时候了。对我而言，首要的任务便是捍卫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在美苏关系中已经取得的成果。无论我或布什总统都不得不经受巨大的压力。所幸我们始终能够坚守相互信任的立场。这就是巨大的成就！
在讨论与削减50%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有关的问题时，我指出了英国关于签订条约很有必要的声明的积极作用。梅杰则提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局势，据他说，一月事件“在整个西欧引起了大失所望之感”。我不得不就此事说了一番话：
“欧洲显然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分别对待的态度。当中亚的奥塞梯人 [ 译者注：俄罗斯联邦和格鲁吉亚的少数民族。 ] 与格鲁吉亚人发生冲突死人不断的时候，它默不做声。而波罗的海沿岸的事件却引起了尖锐的反响。结果得出一个双重标准，将人们分成头等、次等。
我觉得我已经向谈话对方成功地表达了我在那几个月里心理上所感受到的高度紧张的情绪。他说完全可以理解我，并对这次具体交换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意见感到满意。稍后在用早餐时我们继续交谈，当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诺玛·梅杰 [ 译者注：指梅杰首相的夫人。 ] 也在座。我介绍了我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总的形势。他也谈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内容涉及英国私有化的经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复杂性，过渡时期经济管理的作用。总之，这次交谈是内容丰富的、有益的。
苏英对话已进入相当频繁的阶段。不久赫德再次来到莫斯科，于是我们继续进行首相访问过程中已经开始的工作。我同梅杰会晤后刚刚过了两个星期，但在此期间苏联国内已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在说明公决结果时，我提醒这位大臣注意，事实上这意味着联盟条约获得了赞同，其草案事前已经公布。赫德认为组织和进行全民公决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西方特别是英国的许多记者、编辑和出版商试图‘重写’、改动我们的政策，”他说，“他们现在已经在按自己的方式将苏联‘重新洗牌’、进行改编了。我们可不参加诸如此类的操练，不想破坏你们的计划或你们的政治方针。当然也存在许多引起我们忐忑不安的问题。不过我们从未有过自以为可以替你们去加以解决的念头。即便将苏联的利益抽象化，西方国家也需要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加以保留。这个国家的瓦解会对我们造成十分消极的后果，会破坏我们许多国家自身的有序发展。”
意大利：可靠的伙伴与艰难的时刻
1990年7月底，朱利奥·安德烈奥蒂访问了莫斯科。倡议是他提出来的，但完全符合我的愿望。我们会晤之前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我访问美国，与科尔在莫斯科和阿尔黑泽会晤。我将安德烈奥蒂作为友好的老伙伴来欢迎，我说：
“我们去年秋天就已经理解，在欧洲将会出现强劲得多的发展势头，这与德国的局势尤其有关。尽管困难重重，为这一过程开辟一条渠道却异常重要。我并不认为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但最主要之点在于，所有的欧洲人(其中包括密特朗、撒切尔，自然也有我和您)至今都保持着这种理解。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给我们提供了设法控制各种事件使其不致‘脱缝’的可能性。”
安德烈奥蒂讲述了休斯顿会晤的经过，会晤中(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出现了某种使欧洲人与苏联靠近的新迹象。这位意大利总理实际上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会晤“真正充满了政治内容。中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你们的政策、改革及其对世界发展的意义。”
关于休斯顿的谈话又将我们引向另一项讨论：西方会如何在政治、经济、贸易等具体方面支持我国的改革。我将我国向市场过渡的近期计划告知了安德烈奥蒂，并不隐讳各种巨大的困难。在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必须具备各种保险机制。
我描述了当前的社会局势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求进一行研究并给予答复：
“我们希望能从意大利获得不附带条件的贷款，类似联邦德国给我们提供的那种。第二，事情关系到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行动——拔出150亿~200亿美元用于解决向市场过渡的有关问题。”
安德烈奥蒂听了我的话后表示，他更加坚信共同体和意大利方面需要尽快采取坚决的步骤。他还说：我们理解现在时间的因素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巴黎全欧会晤的前夕(意大利领导为筹备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对罗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当时需要签署苏意友好合作条约(与北约国家的第一个这种条约)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此外，还要给我颁发国际奖金，那是“菲乌吉”基金会总理事会1990年决定授予的。
所签署的其他文件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几个经济协定。
由于种种原因，1991年年初在外交方面显得特别复杂。因此我从意大利伙伴们方面获得的理解就是一种巨大的支持。
5月间我同安德烈奥蒂在莫斯科再次会晤。我以我们的国内局势为出发点，同时针对“七国集团”伦敦会晤这一目标，提出了关于与西方合作的新形式、我们的行动与西方伙伴必须同步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很明显，我们必须另作选择。总之，我坚持需要在“七国集团”和欧共体范围内进行对话。
我发现，安德烈奥蒂不仅同意我的结论，而且表示准备有所行动。他宣布全力支持邀请苏联(以尚待商定的形式)出席伦敦会晤。给人的感觉是，安德烈奥蒂真正为欧洲的消极趋势有可能加强而担心。南斯拉夫的局势使他警觉，他已经看出那后面有着比局部冲突更为重大的某种东西。他说：
“我感到无法接令这样的咄咄怪事：与战胜旧制度和开创民主生活有关的如此积极事件竟会导致欧洲许多国家发生崩溃。那将是老魔鬼们真正可怖的血亲复仇。”
两个月过后，7月18日，我们在伦敦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再次见面。当时在场的有德·米凯利斯以及意方和我方的其他一些官方人士。我衷心地感谢他在通向“7+1”会晤的“马拉松”中所给予的支持(“没有您的贡放就可能力量不足。在伦敦已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指出了意大利为我们提供的财政援助的意义。我们讨论了当前某些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
然而事件的发展却注定了我们的计划无法实现。
北欧：对变化的敏感性——芬兰
历史就是如此安排的：欧洲这个部分的社会氛围对国际事务中的变化显得更为敏感。赫尔辛基进程从这里起步是意味深长的。这个进程发展中的重大步骤——关于信任措施的原则性协议，是在另一个北方首都斯德哥尔摩迈出的，这同样意味深长。雷克雅未克已成为核武器并非永存、人类并非注定要生活在达摩克利斯之剑下面这一希望的象征。
国际安全与裁军问题上的许多重大倡议，都与北欧一些著名政治活动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是：乌尔霍·吉科宁；乌洛夫·帕尔梅，他的逝世使我深为震惊；卡列维·索尔萨，他曾多年领导社会党国际 [ 法郎注：社会党国际既第二国际的继承者，二战后于1951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重建。 ] 裁军协商会议。
按新思维的标准，芬兰在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占有特殊的地位。苏芬关系在整个战后时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芬兰善于让自己一直置身于“冷战”范围之外。而苏联领导也十分理智地不对它进行挑拨，不将它卷入东西方的对抗之中。结果我们的关系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和平共处榜样，也堪称不同社会制度的相邻大国和小国之间关系的某种典范。
我向来不喜欢“芬兰化”这个字眼。其中有着某种暗示：似乎芬兰自身的国际政策并不完全自由，不得不时时“看莫斯科的眼色”。对此又能说些什么呢？苏芬关系战前的历史很不平常。芬兰是十月革命后获得完全独立的第一个沙俄省份。这是1917年12月的事。一个多月过后，正是那些签署了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的人禁不住诱惑，要用“红色刺刀”支持这个国家发生的革命。
20年代和30年代也不得安宁。这不仅仅是斯大林式外交的过错。1989年10月我访问芬兰期间，毛诺·科伊维斯托总统公开承认，那个时期“芬兰方面也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1939—1940年可悲的著名的“冬季战争”当然不是苏方的“防御战”。其后果之一便是1941年6月芬兰站在希特勒一方参战反对我国。
1948年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正是这个文件奠定了友好信任关系的基础。
尽管过去并不亲善，有时甚至充满了强烈的仇恨，俄罗斯人和芬兰人却能够从历史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可见所谓“历史所教导我们的就是它对我们什么也没有教导”的著名悖论并非永远正确。
我与科伊维斯托总统初次会晤是我当选总书记数月之后——1985年9月在莫斯科进行的。这并不是正式访问，倒更像短暂的工作会晤，其间我们二人确定了两国之间友好信任的共同路线。
科伊维斯托的正式访问是1987年10月初进行的。
他抵达莫斯科之前数日，我去了我国北部地区一趟，在摩尔曼斯克讲话时对在整个北方、无论东半球还是西半球、大力降低军事活动水平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此前我们已经单方面拆除了科拉半岛上的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和彼得格勒、波罗的海沿岸两个军区其余地方的大部分这种导弹。还通过了一项在靠近西北边境的所有地区限制军事训练的决定。
我在摩尔曼斯克提出建议，再次考虑吉科宁担任芬兰总统期间提出的在北欧建立无核区的意见。此外我们还准备采取更多的行动，比如说，作为第一步可以从波罗的海舰队建制内撤出装备有弹道导弹的潜艇。我也对科伊维斯托总统关于在北欧毗邻海域限制海军活动和在那里采取信任措施的倡议表示了我们的赞成态度。这些措施之中，我认为可以搞一个限制反潜武器竞赛、通报海军和空军大型训练活动的协议。
我们认为，全世界共同开发北方和北极地区的资源、在这里的环境保护事业中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我在摩尔曼斯克说过，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向外国船只开放北方航线。总之，我的讲话的主旨是呼吁北欧国家、西方、美国共同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使全欧进程的“暖流”而不是重重猜疑和偏见的北极寒气成为这里大气候的决定性因素。
在与科伊维斯托会谈时我提请他注意，我在摩尔曼斯克的讲话就是对他访问莫斯科的一种独特的准备：
“戈尔巴乔夫：我们在摩尔曼斯克的讲话中考虑到了您的看法(我们认为这很重要)：裁军过程不应当引起海上军备的增长。”
“科伊维斯托：这很可怕。遗憾的是，西方许多人在欧洲大陆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同时，却的的确确一心追求在其他地区增加其数量。我曾经读过美国海军上将沃特金斯的一些言论，令人大吃一惊。他谈到在发生海上危机的情况下美国海军打算如何行动，谈到将会有步骤地采取些什么行动以常规武器消灭譬如说苏联的核武器。并且这位先生不单是一名海军上将，而且是美国海军参谋长。我在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舒尔茨和其他一些美国代表的谈话中都对此表示惊讶。他们却回答说此事不必当真。但是又怎能不当真呢？发表这些看法的人可是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呀！
“我也能理解，不同军种的代表人物都采取类似的手法力图从预算中获取额外的资金，而且专门用来发展自家的武器。美国人在谈判桌上表示准备削减陆基导弹。但还应当瞧瞧别的一些情形。西方具有进入世界一切海域的畅行无阻的通道。按照我们的观点，最大的危险就是海上军备的增长。而它们却变得越来越多。
“苏联的新倡议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各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希望摆脱恐惧。但这个过程是艰难的，长期的，痛苦的。尽管如此，我相信你们有着足够的耐心。
“吉科宁提出使北欧成为无核区的设想已经过去了24年。这一号召当年在西方应者寥寥。目前美国仍然对它持否定态度。但北方各国人民广泛支持在这里建立无核区的想法。这是理所当然的。”
“戈尔巴乔夫：苏联外交部已奉命考虑将摩尔曼斯克建议变为实际政策的步骤。我们注意到摩尔曼斯克已激起了方方面面的兴致。北方各国的初步反应总的说来都是表示赞成。但西方也有反应。美国出言谨慎，很少有什么承诺。我们并未指望获得掌声。最主要的是开始对话。我们和你们都在考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将乐于考虑任何建议。我们有意让这些问题经常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对芬兰的回访是1989年10月25—27日进行的。这是一次使我难忘的访问，会晤和谈判安排得满满当当。乘车经过街道、同陌生的人们打交道的时候，我都不胜惊奇：这是芬兰人吗？他们竟如此感情激动，狂热地对我们表示欢迎。在这方面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参观芬兰中部的大学城奥卢之行——数万人在市政厅广场、市政厅、大学里欢迎我们，诚挚、质朴、友善。
与芬兰领导人的几次会谈中，苏联国内的问题占有重要地位。一切都使芬兰人感到兴趣。科伊维斯托坦率地对我说：
“我们必须弄清情况——发生麻烦时我们应当准备好一条政治路线，你们的方针成功时则是另一条路线。”
有两个话题会谈对方尤其感兴趣，他们对此密切关注的动机我完全理解。第一个问题与发展对苏经贸关系的前景密切相关，芬兰将近60%的出口面向苏联。第二个问题直接涉及与芬兰往来关系密切的那个地区的命运。这里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首先是爱沙尼亚。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总统还是霍尔凯里总理都持审慎的态度。
在政治方面，签署苏芬联合宣言俨然成了我此次访问的高潮。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很不一般的文件：一方是最大的有核国家、“超级大国”、两个主要军事联盟之一的成员国，一方是相对较小的一个北欧中立国，双方一起宣布它们决心共同行动，以使自由选择、关系的民主化与人道化、国际法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居于首位等原则深深植根于国际事务之中。并号召其他国家和民族参与此事。
宣言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在现代化条件下，中立既不意味着对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漠不关心，也不表示可以忽视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在与别的国家进行文明交往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在芬兰的数天之中，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毛诺·科伊维斯托及其夫人更进一步熟悉了。我们四人在舒适的客厅里烛光中度过的那个晚上令人难忘。大家都谈得很多……而且无所不谈！谈到了一般的所有制，并着重涉及了土地所有权问题。谈到了工资和价格。谈到了总统的生活条件及其工作负担。科伊维斯托的夫人从前是一位名记者，现在则主要忙于礼仪性事务和人道性质的问题。
但使他们特别感到兴趣的却是我国目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都有哪些希望和成就。原来，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收看苏联电视，由总统担任翻译。总统夫人当面承认，她看了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争论，总是同意我的意见，站在我的一边。接着她问我怎么能经受住这一切，是从哪里汲取的力量？这个问题并不出人意料。我回答说：也许，应当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一直都是农民，感谢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与我分担了我所遭遇的一切。最后一点便是我相信自己的选择。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远非符合文明要求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只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阶段。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因此我提醒人们，世界政治中的许多东西也取决于对苏联现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正确的评价。我说：“也许，最关键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当此之时，国际社会，首先是对事件进程拥有巨大影响能力的各个国家，应当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下定决心，而且要有真正的行动。”
在那几个月当中，为了创造摆脱体制性危机的先决条件，国内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与此有关的根本性任务我认为在于三个方面：
——在全社会同心同德和使联盟成为真正自由自愿联邦的新型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稳定民主进程；
——强化经济改革，在新型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混合市场经济；
——通过实现卢布的自由兑换、承认国际市场上公认的文明的“游戏规则”，通过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我国在向世界经济开放方面迈出坚定的步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与“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进行讨论，需要有一个若干年适用的共同行动纲领。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都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转向合作的新阶段。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此，能否迈向新的世界秩序和21世纪文明也取决于此。
我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讲演：“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员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
奥斯陆之行使我有机会再次与挪威首相、挪威工人党领袖、社会党国际著名的女活动家格鲁·哈雷姆·布伦德兰进行接触。进行会谈时，内容既包括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也包括范围广泛的各种国际问题。我们得出结论：双方对各方面的理解有许多共同之点。
布伦德兰强调了我们双方在保障北欧安全、调控自然保护、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合作范围内的进程方面的共同责任，表示赞成在巴黎宪章建设新欧洲的框架内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
布伦德兰说，挪威关心如何才能让欧安会进程得到更具建设性的发展，更加制度化，也渴望积极参与建设新欧洲的工作。我建议考虑建立某种有外交部长参加的讨论北方问题的常设机构。
我们也提到了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话题。布伦德兰重申了她早些时候在巴黎所说的话：挪威积极支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关于能源问题欧洲宪章的设想。我也支持建立某种论坛的建议，以便在那里相互联系地讨论发展经济、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按照布伦德兰的想法，这种讨论有助于找到混合市场经济的一种可以立即有效运作的合适模式。
我们告别了奥斯陆，但这个丁香花盛开(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如此之多的丁香树)的城市至今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
次日，我应瑞典首相因格瓦尔·卡尔松的邀请抵达斯德哥尔摩。我们对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进行了礼节性拜访。
我同卡尔松进行了深入的谈判。一开始基本上谈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局势，参与的人不多。首相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在瑞典国内颇为激动人心的局势的原因作一些解释；我则从我方的角度申诉了我们的原则性立场。
卡尔松谈到他如何看待瑞典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共同安全体系问题。他说，瑞典准备全力促进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但这一过程不应仅仅局限于欧洲。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战胜第三世界的极端贫困。
我访问之前不久的4月底，根据卡尔松的建议，将近30位各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在斯德哥尔摩相聚一堂，讨论世界发展的前景。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革联合国组织，使其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因此卡尔松要我就联合国未来的作用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我很乐意地对此做出响应。也许，由于国际事务中的诸多变化，联合国第一次处于可以发挥其最初预定的作用的环境。看来，先前对联合国极不赏识的美国现在也需要它了。通过联合国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既有经过秘书长解决的，也有经过安理会或整个组织解决的。
我说，因此我们原则上支持斯德哥尔摩倡议关于提高这个巨大国际组织效能的总的积极倾向。同时我表示赞成改革联合国的计划要适度。我认为应当给予这个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机会，这首先指的是在诸如对落后于一般发展水平的地区付出更多努力等方面。
我借此机会表示了我对“七国集团”的活动多少持有异议，因为它们似乎企图从联合国拉出一批经济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在协调自身利益的同时，它们不会在自己的集团与其余的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吗？干吗要搞出一个新的机构来呢，当这样的机构已经具备、确实存在的时候——这就是联合国，一个民主的组织，一个汇聚了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中心。
我们商定，今后将与卡尔松继续交换意见。
新思维中的西班牙主题
西班牙和俄罗斯位于欧洲两个相反的方向，而且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地理条件、气候、人民性格等等。但是我们两国在历史上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中世纪时期两国人民都不得不进行长达数世纪的反对外国奴役的斗争，结果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西班牙和俄罗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担当了颇为相似的角色。作为探索者和发现者精神的代表，西班牙向西出发，俄罗斯则向东挺进。勇敢的西班牙航海家抵达了遥远的美洲海岸，随后又开赴它的西面、太平洋沿岸。差不多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疆域开拓者以并不逊色的顽强精神穿过乌拉尔直达太平洋岸，随即来到阿拉斯加，并向南推进，出现在西班牙领地的边界加利福尼亚。一个圆圈合拢了：从罗斯堡到旧金山伸手可及。就这样，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发生了两个欧洲民族的代表的迎头相遇。这是以有生命的人的接触维系着的和平的相遇。
无论是西班牙还是俄罗斯，都有它们兴盛与衰落、民族自豪与民族屈辱的时期。在两国人民的记忆中铭刻着外国入侵的流血悲剧。我们两国同样受到过革命和国内战争的震撼。但是我们从不曾彼此交战。在1936—1939年西班牙艰苦的内战岁月，西班牙人和苏联人相互产生了好感，而且一直保持了下来，尽管佛朗哥专制制度统治时代彼此长期隔绝。
西班牙加入北约之后，在对外政策中保持着一些重要的特点。地中海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利益和联系的范围。它在拉丁美洲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与这个大陆的许多国家保持着“享有特权”的关系。这一切都给作为欧洲和世界政治中独立因素的西班牙增添了特殊的分量。
在我们采取改革方针的时候，西班牙的经验，从集权政治过渡到民主的经验，对我们显得特别有吸引力。这首先表现在西班牙成功地消除了内战的严重后遗症，达到了民族和睦这一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从1982年起，西班牙政府由社会党人领导，社会党领袖菲利普·冈萨雷斯则成为政府主席。
1985年我同冈萨雷斯首次短暂地会晤。1986年5月在他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时，我们举行了长时间的、诚恳而深刻的会谈，奠定了对我来说而且我认为对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的对话的开端，这种对话在随后的数年中一直持续不断。冈萨雷斯就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问题。事后他曾经这样回忆这次谈话：
“了解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的东西方关系方针等的目的，我觉得很重要。虽然如此，我却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当时这一点对我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事情了。我看见并且明白，外交方针是与你们的国内政策相互依存的。我也明白，对外政策应当与国内的方针相适应。正因为如此，你们的改革观点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这是一次长达数小时的精力充沛、激情洋溢的对话。我后来一再回想起这次对话，考虑着本国的种种问题、交流经验的意义、苏西关系的因素，考虑着欧洲、第三世界、文明的前景。从冈萨雷斯身上我看见了一位社会党国际新一代领袖的代表、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眼界开阔、善于发现各种现象的矛盾本质和在运动中观察一切事物的人。这一切决定了我们私人关系的性质。
遗憾的是，我们的下次会面只能是在4年之后了，当时我总算实现了拖延了很久的对西班牙的访问。1986年以来我们相当频繁地互相通信。此外，两国之间官方代表的接触日益活跃，议会和社会团体方面也是如此。1989年3月我接见了西班牙外交部长费尔南德斯·奥尔东涅斯，他向我转交了冈萨雷斯的一封新的信件。读了这位西班牙政府主席的来信，证实我们在削减战略性军备和在全世界禁止、销毁化学武器等问题上的立场是相互吻合的。
奥尔东涅斯向我保证，西班牙是苏联的可靠伙伴，可以放心地信赖它。
出访西班牙
总统专机在马德里机场着陆了。来宾们由老式罗尔斯—罗伊斯豪华轿车送往下榻的宾馆。我们安顿停当后，车队便向马德里进发。我们好奇地观赏着沿途所遇到的一切。当你初次来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免不了都是这样。马德里郊区现代工业化建筑风格的高楼林立，式样与我国很相似。但是这个首都的老城区却如此美丽和无与伦比：马约尔广场，带柱廊的楼房，议会宫，皇家剧院，堂·吉诃德纪念碑，不一而足。
我们下榻的地点在帕尔多，一度曾是皇家狩猎的行宫，后来成为佛朗哥的官邸，经过改建之后用作接待高级来宾的宾馆。
在帕尔多宫近旁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与胡安·卡洛斯一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为热情的接待深深感动。国王让我相信，在西班牙人们都深知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十分紧张和重要的时刻。
“在这里，”他说，“您会遇到许多真诚地愿意向苏联提供援助的人。”国王提到即将与政府主席进行的会谈，着重指出最主要的问题只有一个：在苏联历史的这一转折时刻，西班牙怎样才能助它一臂之力。
现代西班牙的这位君主的许多美德和功勋，我早在亲自结识其人之前已有耳闻。索菲娅王后1990年2月曾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贵宾访问过莫斯科。
王后以其对文化艺术的广博知识和进一步了解、评价莫斯科见闻的愿望，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参观我国首都的时候，对人们住房、穿着、饮食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她的一些话记忆犹新：“报上说你们这里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是我无法同意这种说法。”赖莎问她：“您都看的是什么报纸？”原来是《莫斯科新闻》。在令她大为赞叹的地铁里，王后对坐一次花多少钱很感兴趣，了解以后她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对人们抱怨钱不够用也就可以理解了。王后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令人惊叹。她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认为马克思准确而天才地分析了自己时代民众的生活条件。还说，尖锐的社会反差是一个社会所不能承受的。
我访问的头一天内容最丰富的项目是与冈萨雷斯的会谈。由于第二天，10月27日，欧洲议会要在罗马开幕，冈萨雷斯请我直截了当地讲：为了保证共同体支持苏联的改革，西班牙能做些什么，他本人在罗马能做些什么？
“就这样做吧：让罗马会晤站到冈萨雷斯的立场上来！”大家都笑了。但对这个“定义”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我们交往的经验使我深知，冈萨雷斯是一位比其他人更为理解苏联所发生事情的实质的政治家。
当然，我也对我国的现状做了细致的分析，阐述了它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用于直接的消费市场服务的部门的进口贷款；用于清偿现有债务的单项信贷。我还向他介绍了为与外国投资者和公司互利合作创造国际公认的正常条件方面的近期计划。
会谈的相当一部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具有哲理的性质：我们谈市场与社会价值的相互关系，谈社会主义思想的含义。我还向冈萨雷斯讲，皮埃尔·莫鲁阿(后来，1992年9月他成了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担忧。我给他的答复也像在国内惯常回答批评者们一样：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过去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种兵营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对我而言，社会主义就是迈向自由、发展民主、寻求足以保证人的个性提升的最佳生活方式，就是实现社会正义。
冈萨雷斯接过了这个话题。显然，他认为在这方面与我交流他自己的思考很重要。他一开始便引用了著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话，而拉丁美洲的左派力量认为其人属于右派，因为他一向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但是冈萨雷斯指出，此人具有社会良知。我想，冈萨雷斯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那些曾激发人们试图这样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会自动消失。它们需要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回答。
“由于混淆了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分析，”他继续说道，“我们多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大家对此都有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绝对化了，支持了这种对抗。”冈萨雷斯感到惋惜的是，“我在党内的许多同事长时期不肯理解，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党人主要目的的工具。完全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市场绝不是民主的同义词。”
“在西班牙，”冈萨雷斯自豪地指出，“80年代期间我们做到了保证全体公民无一例外地享受三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我们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了免费的保健、教育和退休金。就我们的社会而言，还是第一次达到这个目标。”他又补充说道：“如果今天西班牙有哪位政治家对选民说他准备将这三种社会服务私有化，那他在政治上必将覆灭。”
不能容许将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与达到目标的方法相混淆，以一个代替另一个——我们认为观点是一致的。我们这里所谈的一切实质上涉及了混合经济、混合社会的问题。正是这种类型的社会如今在西方占主要地位，尽管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比例关系各国均不相同。我强调指出，我们制定的经济改革计划也考虑到了所有制的改革，预定的目标是以混合形式取代极权主义的国家所有制。
冈萨雷斯表述得非常准确：
“可能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便是对无论什么样的政治方案、政治思想都硬要作千篇一律的理解。这就很容易导致极权主义，方案也会变成宗教教条。”
“到那时候这种方案也就成了概念化的东西，真正的教条，”我赞成这种观点，“这就是辩证法的终结，科学分析的终结，而这就意味着理性政治的终结。”
对联盟的未来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根据他的主张，我可以确信，由于他密切注意我们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所以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各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当局相互关系的复杂问题时很有分量，对我们的困难也了解得很清楚。显然，这与两国的国家体制有着某些类似之处有关。西班牙是一个允许自治的国家，有几个设有自己政府的自治州：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巴斯克人地区，等等。所以，尽管冈萨雷斯自认为他并未遭受到像我国中央不得不遭受的来自各自治群体的压力，但仍然会经常遇到权力分配的问题。西班牙人对佛朗哥时代僵死的中央集权实行了分散化。但与此同时也保留了相当强大的调控杠杆，以保证全国的统一并使中央当局能够履行各种国际义务，比如在欧洲委员会所承诺的义务。
冈萨雷斯的讲话中流露出极大的不安，但他并未明说：苏联的事情将会如何演变，还会保留联盟国家吗？他让我们明白，西方政界在解决经济关系问题时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正在增长：将来他们会同谁打交道呢，是同一个统一的国家还是同许多独立的伙伴？因此他的结论很明确：不管苏联国内的改革情况如何，它都应当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统一的主体。用他的话来说，如果联盟解体，那将是所有的人都难以想象的最糟糕的局面了。这就会导致正在形成的东西方相互关系基础结构的毁坏，对欧洲的建设、世界的稳定、已经开始的裁军进程都会产生十分消极的后果。
我向冈萨雷斯详细介绍了在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我们解决结构改革问题的情况，介绍了这些问题在我国条件下具有的极其复杂性和特殊性。我告诉他，在我动身来马德里之前不久，各共和国领导都收到了我的附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一封便函。联盟改革的实质在于从大一统的国家变为多个享有主权的共和国，同时保留一个高效率的中央，这在国家体制民主结构的总统方案中肯定会反映出来。
“一种独特的领土公约，亦即包含在一个统一国家之内的许多领土之间的公约，”冈萨雷斯应声说道。
“按照这种理解，”我更确切地说明，“我国的按民族划分的领土单位将具有自愿结成联盟的主权国家的地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共同的理解。”
访问头一天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参观全国议会。代表会议主席蓬斯作了十分热情的内容丰富的致词。接着是我讲话。我谈到了欧洲在世界发展新阶段的作用和地位，欧洲人为了不致错过已经出现的机会应该担负的责任。
西班牙国王和索菲娅王后举行了官方宴会。那天在我眼前多少展现了我听人讲过的情景：胡安·卡洛斯一世的雄才大略使各种不同观点和地位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国王伉俪邀请我们赴萨苏埃拉宫——国王的私人府邸午餐。我们在这里与他们的儿子菲利普、女儿克里斯金和埃伦得以相识。体验一番西班牙国王的家人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内部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很难遇到当天晚上马德里郊外那样的聚会。看到年轻人对苏联的变化和我们的家庭真情实意的关切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他们很乐意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学习情况。主人的殷勤好客使人很想继续交谈下去，但我们并未忘记这是在国王和王后家里做客。
在进行谈判的西班牙政府首脑官邸蒙克劳宫举行了联合文件的签字仪式。通过了苏西政治宣言。我们的代表还签署了各方面具体合作的一系列文件。
此次访问的其他重要事项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胡利奥·安吉塔、西班牙工会领袖安东尼奥·古铁雷斯(工人委员会)和尼古拉斯·雷东多(劳动者总联盟)。
我和冈萨雷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对访问的正式部分作了总结。
冈萨雷斯讲得很详细。他说，改革“在我看来有其特殊的一面。我指的是摒弃对抗的模式，寻求全世界共存的共同基础。这一方案，这一苏联规划意味着国际关系中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国家也十分关注这个纲领的政治、经济成就，目的是为了能建立起一套可以让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共同的价值标准……是的，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有保守主义者。让他们仍然当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吧，但我宁愿与大家分享我常讲的那些价值标准：个人的自由，民众集体的自由和各民族的自由。”
与授予我名誉博士称号的马德里两所大学的学者、师生会见是件激动人心的事。
当天上午，苏联科学文化研究所在“康普卢腾塞”大学城揭幕，它是这所欧洲最大的大学创建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一套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丛书送给研究所作为贺礼。
在帕尔多宫举行了官方送别仪式之后，我们动身前往巴塞罗那。迎接我们的是王储阿斯图里伊斯基·菲利普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乔治·普若尔。在这个西班牙第二大城市逗留的时间不长，但这里的市民也对我们表示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菲利普·冈萨雷斯在莫斯科
我同西班牙总理的下一次会晤是1991年7月上旬在莫斯科举行的。
冈萨雷斯为海湾危机的后果和南斯拉夫事件感到严重不安，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欧共体的责任、关于制定包括对南斯拉夫危机态度在内的统一政策的困难等问题。他建议我与布什(不久即将前来莫斯科)会晤时认真讨论一下东欧的局势，使美国总统了解那里各种事情的真相。
这使我们重又谈起了国际事务。我赞同这样一种意见：某些势力可能想利用过渡阶段试图改变力量的对比，而且其用心与“冷战”的目的颇为相似。某些人根本不想将海湾战争的结局用来促成新的国际关系。我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感觉：西方伙伴关于必须按照巴黎宪章的规定加快建立全欧机构的工作之事仅仅限于空口议论，一直仍在观望。我介绍了前不久在基辅与科尔的会晤情况，会晤时讨论了南斯拉夫的局势，并联系到巴黎宪章各项原则的相互关系和其中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条款。当时我曾说：已经到了提出关于欧洲的各种分离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威胁问题的时候了。
我同冈萨雷斯谈到了关于即将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晤的想法，着重指出：如果经济合作没有重大的深刻的变化，政治对话也必然会逐渐恶化。
冈萨雷斯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的这席话，坦率地讲出了他的想法和焦虑：
“我们站在国际社会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他说，“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不管苏联叫什么名称，它对我们都必不可少。我们所需要的苏联首先应是一个民主国家，它若想强盛，离开民主肯定办不到。我们所需要的苏联应该解决领土问题，并且建成高效率的经济，亦即明确决定的建设混合经济的方向迈进。”
同时冈萨雷斯也批评了哈佛大学一些教授的建议。
“尽管我十分尊重他们的权威，”他说道，“但我还是宁肯更相信一个普通家长的直觉和悟性。像你们国家那样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不消说用500天，哪怕用更长的时间也不可能转变过来。你们正在进行任何教科书中也不曾记载的改革。完全适合你们的具体条件的理论眼下没有，我认为也不可能有。”
冈萨雷斯提出一种看法，说我们依靠被称作“国家资本主义”那样的经济组织形式来完成过渡可能会容易一些。他认为，正是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充当从国有制一统天下向标准的市场过渡过程中的联系环节。更加重要的是，即便在深入改革的条件下也不能让生产部门陷于崩溃。必须保持社会的活动能力，而这只有通过调动一切可能的资金的途径才能办到。
他坦率地对我说：“不能对外来资金抱有过多的希望。无论如何，为了保证外国投资源源不断，就需要苏联国内痛下决心。解决好保留联盟的问题可以使各共和国全都得到好处。那些认为联盟结构只会碍手碍脚的人，”冈萨雷斯信心十足地宣称，“他们完全错了，生活本身，”他做出预见性的结论，“必将证明这一点。”
冈萨雷斯对“七国集团”和欧共体似乎能弥补联盟内离心倾向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他严厉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些建议，将它比做劝告身患重病的人在治疗前跑一场马拉松的医生。要是能跑得动马拉松，干吗还需要治疗？
他最后说，因此伦敦会晤对我们来说并不轻松。他预计其结果不会是消极的，但也不会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积极。他表示希望“七国集团”能发出一个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表示信任的信号，证明自己关心保留统一的联盟。按他的说法，这已经可以算作相当积极的结果了。
次日早餐时冈萨雷斯主动向我谈起了他同叶利钦会晤的印象。与这位俄罗斯总统的会谈使冈萨雷斯确信，解决我国内部问题的关键在政治方面。
他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您不懈地努力争取以最快的方式签署联盟条约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们完全沉浸在对于苏联局势的思考之中，忘记了是在“用早餐”。我们始终忧心忡忡。嘉尔曼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听着我们的议论深有感触，不时也加入谈话。
当时正值1991年7月。
1991年10月底，我作为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又来到马德里。
在政变后的那些令人激动不安、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我们尤其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国王一家的关怀照顾和真诚支持的感情。索菲娅王后邀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托莱多，这是一座古都，各个时代的建筑遗迹灿烂辉煌，也是埃尔·格列科 [ 译者注：格列科(1541—1614)：西班牙画家。 ] 的故乡。此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她了解了黄里泛青的托莱多。城中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世世代代令人赏心悦目，处处使你感到历史的气息。王后对八月政变期间我们一家遭到背叛的衷心同情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深为感动。这次旅行中共度的时光使她们变得更加亲近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中还包括王后请她赴晚宴。那是在马德里一个幽静角落的餐厅里进行的。餐厅普普通通，十分大众化，是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许多人心爱的去处。夜里11点之前，整个餐厅座无虚席。每张餐桌前都充满了欢声笑语，都有各自的话题。在索菲娅女王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用毕晚餐朝门口走去的时候，餐厅里的人全都起立致意，热情欢送她们离去。
1992年8月，我们在马略卡岛与国王和王后再次相聚，那是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西班牙休假期间应他们邀请去到该岛的。
冈萨雷斯和夫人嘉尔曼也邀请我们前往他们的故乡塞维利亚市。我们参观了1992年世界博览会。在首相的夏季官邸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与梵蒂冈建立关系
整个苏联时期，我们与天主教中心的关系是极端敌对的。在我国，人们笔下的梵蒂冈无非是反动和蒙昧的渊薮。不错，在70年代的缓和时期苏联驻罗马大使馆曾经与梵蒂冈的代表接触过。但并没有正式关系，既存的各种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已经到了寻求新的途径的时候了。
1988年夏天，我会见了梵蒂冈国务秘书A.卡扎罗利红衣主教。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参加罗斯受洗 [ 译者注：古代俄罗斯将希腊正教确定为国教。 ] 一千周年庆典。谈话开始时我确认新思维在国际事务中与梵蒂冈的新态度相互呼应，而且无论说法和看法都有不谋而合之处。卡扎罗利表示同意。他说，梵蒂冈努力在促进和平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出主意，提建议，给予善意的帮助，并且十分重视与苏联的交往。
卡扎罗利向我转交了教皇的一封通篇口气友好的信件，还有一份涉及苏联天主教会状况的备忘录。我说，我们之间以前没有真正的联系，显然是由于某些情况妨碍了双方这样做。他实际上同意了这个看法，表示“那已是另一些时代和另一些人的事了。”他指出，最近数十年间，从约翰二十三世教皇 [ 译者注：指若望二十三世(1881—1936)，罗马教皇。 ] 开始，梵蒂冈的观点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我请他转告教皇：说到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我们是赞成这个原则的。但反对将宗教渠道用来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
卡扎罗利表示，梵蒂冈人民怀着极大的关切、兴趣和希望注视着苏联的变化，希望改革能够继续进行，在所难免的困难不致使其受到威胁。他毫不隐讳，凡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的事情在梵蒂冈都会引起怀疑。同时，从他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他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号称“真正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做法是从原则上加以区别的。他又说，但是“一定的担心和谨慎”仍然继续存在。
我就对方的话发表了看法，算是对这次交谈的总结：
“最主要的是，应当让我们大家都去关心的是人，相应的还有国际关系的人道化。我们对世界政治的新思维的出发点正在于此。我们是无神论者，而您是一位信教的人。我将人类社会的人道化作为自己的任务，希望能做到使人们生活得更好，不受核战争和其他战争、生态灾难、道德沦丧的威胁，也就是说事关全人类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在不回避我们之间的差异的同时，我们可以在那些相互吻合或彼此接近的问题上开展合作。”
与罗马教皇的会晤是在我正式访问意大利期间举行的。我们穿过圣彼得大教堂钟楼的拱门进入圣达马佐宫，那里排列着由瑞士近卫军组成的仪仗队，他们身着据说还是按照米开朗琪罗的图样缝制的绚丽夺目的服装。我当即前去与约翰·保罗二世会谈。谈话是我们两人单独进行的。
我对教皇陛下在当代世界的崇高使命表示敬意之后指出，在我和他的讲话中常常可以听到同样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出发点上——在思想上理应有共同之点。”约翰·保罗二世仿佛是对此做出响应似的，他将我们的改革概括为这样一个过程：它“使我们能够一道寻求以新的尺度衡量人们共同生活的办法，这种尺度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每一个人和各国人民的需要，符合个人和民族的权利”。
“你们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他说，“不仅仅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们也分担着这种努力。”
他还强调指出另一个重要的想法：
“不能让某些人指望欧洲和世界的变革按照西方的榜样来进行。这与我深切的信念大相径庭。欧洲作为世界历史的参与者应当用双肺来呼吸。”
“非常准确的形容，”我插了一句。
教皇提醒说，1980年被他宣布为欧洲庇护圣徒的，除了拉丁传统的代表者圣韦涅季克特之外，还有代表东方、拜占庭、希腊、斯拉夫、俄罗斯传统的基里尔和梅福季兄弟，这绝非偶然。
约翰·保罗二世声称：“我的欧洲观就是如此。”
自然，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良心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话题在我们的会谈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约翰·保罗二世谈到了“东正教弟兄们”，同时指出了与各东正教会特别是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关于教会合一运动的对话的积极进展。与此同时，罗马教皇还着重探讨了与我国天主教徒状况有关的各种问题。
我对他提出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态度。着重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希望以民主的手段实现预定的目标。但是我对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思考说明，单有民主还不够。还需要道德。民主所能带来的不仅有善，而且有恶。应有尽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确立道德观念和诸如善良、慈悲、互助之类的全人类永恒的真理。我们的出发点是必须尊重信教公民的内心世界。”我又补充说道，“这既关系到东正教教徒，也关系到其他各种信仰的人士，其中包括天主教徒。”
双方原则上就建立官方接触和在梵蒂冈和莫斯科互派常驻代表达成了协议。
会谈结束后，我们步入潘斯基宫的图书大厅，卡扎罗利、索达诺以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的随同人员们都在那里。约翰·保罗二世对他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话。在最艰难的关头我从教皇陛下那里得到了支持和同情的表示。无疑，国际社会拥有约翰·保罗二世，就不仅是拥有了一位最大的宗教活动家，而且拥有了我们当代最大的人道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