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互谅解到伙伴关系·第二十三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1990年访美
马耳他会晤过了将近半年，我和布什总统再次会晤，这一次是在华盛顿。
我上一次去华盛顿是在1987年12月，那时白宫的主人是里根。现在需要做的是，在新的水平上推动我们两国关系继续发展，使之保持稳定，避免忽高忽低、忽冷忽热。
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应当说，苏美关系仍然缺少安全系数。我们走出了对抗，但是思维中、立场中的政治和军事竞争的逻辑还没有彻底清除。合作逐步建立了起来，但距离真正的伙伴关系还很遥远。末了，对抗的全部基础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尽管如此，我确信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世界是完整的、相互依存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政治里面。数十年来为“冷战”提供养料的“敌人形象”明显地淡化了。我认为，防止倒退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下述领域向前迈出新步子：仍然落后于政治变革的裁减军备问题，跨国问题方面的合作，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的普通人际交往。
在马耳他，我和布什总统协商拟定了一项苏美关系最重要领域中具体步骤的远景规划。该是着手实施这个规划的时候了。从这半年来的急风暴雨般的事态来看，马耳他会晤的意义甚至比会晤当时更大得多，虽然我当时对它评价也很高。这当然不仅仅只是苏美关系发展行车路线上的“中间站”。如果没有马耳他会晤，如果我和布什没有适时地建立起个人接触，如果不是我们两国的部长们积累了协作经验，我相信我们对东欧、特别是德国发生的事件就不会有所准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问题的国际背景大概也会是另一副样子了。
幸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我于1990年5月30日飞抵华盛顿，我当时有很重要的理由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存在着各种分歧，我们也能够使对话保持着建设性气氛，并且就许多重大问题达成协议。
“要想使合作成为可能，”我对总统说，“就必须弄清楚苏联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而美国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苏联。坦率地说，一个力量削弱了的美国，一个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缩小了的美国并不对我们有利。这不可能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一个力量削弱了的美国或者一个某些权益受到损害的美国，意味着世界的不稳定。”
这个主题就成了本次会谈的中心主题。我曾多次与参议院和国会、商业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会晤，得到的印象是，认为一个新的苏联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观念已开始占上风。
对于我而言，这一事实的认定(因为我们得到的信息证明美国政府发生了动摇)超过了其他一切。但是，在政治上应当言出必行。我并不是把形势看得过于简单，我考虑到了美国社会的政治现状，那里的反苏集团还相当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千方百计促进已经开始了的互相谅解进程，推动苏美关系走向伙伴关系。
议事日程排得十分紧凑：包括商定未来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基本条款在内的一揽子裁军问题；欧洲进程，首先是德国统一的对外方面的问题；签订贸易协定的前景；地区冲突发生地区的形势。当时总共签署了24份文件。当然关键不在于文件的数量，而在于这些文件对建立稳定的合作基础结构的意义。
在我们“搞掂”了德国问题之后(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就轮到裁军一揽子问题了。
就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华盛顿达成的协议，是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工作才完成的。这一次我们把早在雷克雅未克开始的协商削减百分之五十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基本条款的工作完成了。终于解决了直到最后一刻还是构成我们的分歧内容的那些问题。
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排除这样的实施方案：美国将在这几类武器方面迅快地冲到前面去，从而打破削减百分之五十之后将在较低水平上形成的平衡。美国同意了用单独的文件(条约的附件)协调海基飞航式导弹，并且把空基飞航式导弹的射程限制在600公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方面的顾虑。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分歧，而且竟然发生在似应存在相互谅解的一些问题上。美国人借口在战略武器方面同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突然坚持说他们有权实际上不加任何限制地向英国转让这种武器的生产技术和任何种类的这种武器。在苏美两国正准备同意断然削减自己的导弹的情况下，英国、法国、中国的核潜力在总核平衡中所占的比重却明显增加了。因此，条约解释方面的双重标准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关于未来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几乎就全部重要问题都基本上达成了协议。
这些日子还签订了关于削减百分之八十化学武器并进一步协商全面销毁化学武器的协定。签订多边化学武器公约的道路已经打通，这项公约的准备工作多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
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限制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议定书和关于和平目的地下核爆炸条约的议定书。这样一来，早在70年代中期签订的这两项条约终于有可能获得批准了。
对当时达成的有关防止核武器、化学武器、能够运载这种武器的火箭以及相关生产技术扩散的措施的协议的意义，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要知道，当时世界上已经有15个国家能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生产核武器了。如不对此加以防范，苏美在核裁军方面的努力就失去意义了。
对于削减欧洲军队问题进行了单独审议。我和布什都认定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我们一致同意，到了年底可以参加欧洲高峰会议并签署相关协定了。
总之，如果把我们这些日子在华盛顿和戴维营的协商内容理出一个重点来，那我可以这样说：我们使庞大的“冷战火药库”的清扫工作明显加快了。
1990年6月12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作访美报告时，这样阐述了访问期间在继续裁军进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意义：
“战后时期具有了繁重和危险对抗的性质。这种对抗耗费资源，不仅使经济变形，而且使整个社会发展变形。对这一切苏联和美国都各自负有责任。一个史无前例而又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偏偏又是它们，这两个国家，承担起责任，要使整个东西方军事对峙的机制尽快拆除，利用裁军腾出资金，以解决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如果说近年来世界发生了变化，并且开始朝着真正的和平时期前进的话，那么对此做出决定性贡献的是苏联和美国。”
在双边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中，关于签订贸易协定的谈判显得很突出。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敢相信美国人会同意签署这个协定。在我来访的前一天，反对贸易协定的人在美国报刊上、在国会里大声疾呼，说只要苏联不通过一项移民自由法，只要莫斯科不把立陶宛以及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放出”苏联，美国就不应该向它赠送“经济礼物”。
关于第一点，即移民自由，这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美国政府，当然还有布什，都明明知道，出入境法在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一读，并将很快获得通过。我们并不把这个举措看作是某种让步。这个举措是改革政策的自然继续，当然它既考虑到了我国公民本身的利益，也考虑到了国家安全的利益。
立陶宛是主要的绊脚石。我获悉，布什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其实他本人对此也不讳言。在我开始访美的前一个月，收到了布什的一封密函，他在信中试图向我说明他的处境是多么复杂。
“布什：你们在波罗的海沿岸问题上处境很艰难。但是我们也因此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请您相信，让我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保持克制是很难的。我之所以表现出克制，是因为我明白你们在立陶宛问题上的困难有多大。我受到来自左右两面的责骂。人家骂我放弃了对自决原则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这和我国的情况很相似。我们也受到了来自左右两面的责骂。”
“布什：是的，的确如此。我明白，兰芙贝尔吉斯在向你们挑战，他在挑唆你们。”
“戈尔巴乔夫：我有时说：如果类似的事发生在美国，美国总统只要用24个小时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因为在你们国家人们尊重宪法。在我们国家人们对宪法抱着另一种态度。从前国家领导人本身就不尊重宪法，谁也不把它看在眼里。现在情况变了，不得不学习尊重宪法了。这事很复杂。我们有将近3亿人口，我们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习俗。”
“布什：兰茨贝尔吉斯把我比做张伯伦 [ 译者注：张伯伦(1869—1940)：曾任英国首相(1937—1940)，主张对德国等法西斯国家实行绥靖政策。 ] 。我不喜欢这个。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批评我支持你们，而不支持美国伟大的民主和自由原则。”
我很清楚，美国总统在做出某个决定时，他必须考虑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但是，在立陶宛的局势中我也有自己的麻烦。其复杂程度并不亚于布什的麻烦。这倒不是说我们从原则上拒绝承认立陶宛的自决直至退出苏联的权利。我们是坚持要求遵守特定的立法程序和“离婚诉讼”签署的期限的。
布什同情地听完我的阐述，他同意这些问题应根据苏联的国内法律加以解决，而他并不打算指点我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然而他又十分得体而固执地继续推行他的路线，并且提出论证说，如我方不做出一定的让步，他即使愿意也不能在贸易协定上签字。
在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单独谈判的第二天，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似乎我们陷入了僵局。于是我站了起来，示意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发言，我说：
“好啦，我对您谈了我的看法，您也对我谈了您的看法。必须做出选择。看来，您是选择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于我的论据您没有做出响应。我也不能强求美国总统接受某种行动方式。如果在美国总统看来，今天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那么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将与这个事实共处。我的话说完了。我们到代表团那边去吧。”
但是布什尽力使局面缓和下来，他提议不要就此罢休，明天在戴维营的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再次探讨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戴维营
戴维营是美国总统的一所郊外官邸，距华盛顿约200公里左右。我们乘直升机从白宫草坪上起飞前往那里。我们饶有兴味地观赏了首都的郊区，那里有数百座设施良好、布局紧凑的小城镇。在城里供职的人们下班后驾着汽车回到那些小城镇。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充当了向导。首都四周有很多地区级以至国家级的建筑项目。当然人们也把五角大楼的建筑群指给了我们看。
遵照主人的忠告，我们随手找出几件需要的衣服，换了装之后便乘坐电动车开始参观戴维营。这地方很优美，坐落在森林中。休闲用的设施应有尽有，有许多幽静的角落，当然还有许多体育场馆。在戴维营我学会了一种新的游戏，叫做“钉蹄铁” [ 译者注：此项游戏内容不详。 ] ，我想我表现得很像一名有天分的学生。布什为自己玩“钉蹄铁”的本事感到非常骄傲，当他看到我稍加练习就“击中”了目标，不禁大吃一惊。
这次美国之行，无论在气氛上，还是在活动安排上，都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它是在另一个时期进行的，而且白宫业已换了主人。这的确是一次对一个国家的访问，而不仅仅是对一个首都的访问。它使得我有机会真正地与美国接触。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及随同我们前来的科学界和文化界人士雅戈金、利哈乔夫、雷若夫、叶夫列莫夫、索特基拉娃、普列特尼奥夫、拉希莫娃、阿鲁秋尼杨、伊斯梅洛夫(我无法一一列举)等参加了国会图书馆的一个大型的古代俄罗斯手稿和图书展览的开幕式。举办这样的书展还是第一次，它使人有机会直观地了解从15世纪到现在俄罗斯书籍传统的连续性，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又十分有趣。
在我们来访之前，芭芭拉·布什曾写信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建议她在访美期间去波士顿参加韦尔斯利学院应届毕业典礼。这个学院是一所以教授人文学科为主的、相当知名的女子学校。此行超出了一切期望，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芭芭拉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讲话由电视台现场转播。她怀着强烈的印象从波士顿回来对我说：
“简直是好极了。那么多热情洋溢的年轻人面孔。我在一刹那间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你知道，美国人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变了——对我们充满信任和希望了。”
在明尼苏达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访问了一个教师和护士的家庭。这是从她的笔记本上抄录下来的：“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四个孩子。房子是自家的——20年贷款。收入要求节俭度日。肉类很少买——太贵。他们买肉用雏鸡、蔬菜、牛奶。假期通常呆在家里，从事汽车和各种家庭用具的修理。孩子送幼儿园，但不是每周全托——那样太贵。心情良好。美国人一般不抱怨命运——自由的人应当自己设法摆脱一切困境。”
在旧金山是通过在街头、电车、咖啡馆直接与市民交流的方式继续了解美国的，末了会见了“赖莎·戈尔巴乔娃之友”协会的代表。就是那一次做出决定，每年拿出两个助学金名额给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女子在斯坦福大学留学。
由于我在一次闪电式的比赛中成绩优秀，人们赠送我一副马蹄铁作为奖品。当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乔治·布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呆一会儿，他让我看了我在马耳他“赠送”给他的“纪念品”——一张由我国情报部门为转赠而特制的美国军事基地分布图。他既是开玩笑又是很严肃地告诉我：上面标出的一切都正确，偏差不大。两人大笑。我说：
“你们对我们的了解也不比我们对你们的了解进色嘛。”
一天的交往和长时间的地区问题会谈下来之后，布什面带着微笑而又像不经意地告诉我，他决定签署贸易协定了。对此我不能不说：美国总统当时做出了勇敢的、讲究原则的选择——他以世界政治的大局为重，没有被追赶风头、只顾一时得失的念头所左右。
我对这一切都做出了应有的评价。在当时的形势下，关键的问题甚至并不只是在经济方面。鉴于我国与美国贸易往来的现实水平，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很快就利用上协定所提供的优惠。这个行动在苏联的剧烈转折阶段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才是关键之所在。这是从口头上支持改革转向实际行动的开端。
地区性问题
我、布什、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四人认真而细致地讨论了中东冲突的所有方面。在评估局势周期恶化和调解工作全面受阻的原因方面，发现了接近点。尽管在看法上有着细微的差别，美方毕竟表现出他们理解了必须采取召开国际会议和联合行动的方针。当然会议中涉及在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安置苏联移民的问题。我再一次断然反对这种政策。布什声称美国也反对在1967年分界线以外、即在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建立新的移民区。这是一个立场上重大的吻合。
我说，要么是以色列听取我们的共同忧虑并得出某种结论，要么就是苏联只得考虑是否应当例如在以色列方面做出相关的保证之前暂停批准犹太人离开苏联。
我的这番话并没有引起布什和贝克多大热情，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以色列应当了解苏美两国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且审慎行事。
阿富汗问题是在与从前截然不同的、非对抗性的、我甚至可以说是“协调一致的”气氛中讨论的。布什说美国无意打“阿富汗牌”，并且“对于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敌视苏联的极端政权并不感兴趣”。他概要地阐述了他对局势解决前景的看法，应当说他的看法在一些地方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的看法大致如下：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安排并举行选举，组成选举前过渡时期的具有广泛基础的联邦政府。同时布什还向我保证，过渡时期一开始，美国准备终止向莫扎黑分子提供军火，并且开始撤出军事装备和武器，如果苏联和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行动的话。
我的回答是对等的：
“我们两国的外长已经会同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必须规定一个过渡时期，运用安排和举行自由选举的机制，以便在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政府，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显然存在着相互谅解。我们承认联合国在阿富汗过渡时期的作用，也承认它在筹备和实施选举方面的作用。”
阿富汗当时的总统纳吉布拉的地位是在谈判幕后被大肆渲染的尖锐问题之一。阿富汗国内决不妥协的反对派、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美国国会中强力集团，都要求他立即退出政治舞台。这种做法只能使冲突加剧，因为纳吉布拉决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我们操纵的“傀儡”，而是在国内许多地区拥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支持和影响。
从我们和他的接触中了解到，他愿意服从选举的结果，但希望在“保住面子”的情况下退出，不接受任何关于立即辞职的最后通牒。我把这些向布什和贝克作了解释：
“我们的印象是，纳吉布拉愿意靠边站，但他希望这只能按正常程序来做。总得有什么来平衡局势嘛。他像反对派一样，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布什对我的论据表示同意。
关键的一点搞清楚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地改变了。美国人明确地表示他们愿意促进对冲突的调解。在阿富汗问题上，苏美两国如今更像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了。
对拉丁美洲局势的讨论进行得颇为激烈，但并无任何敌意。首先谈到的是古巴。
“我们无权指挥卡斯特罗在他自己的国家如何行事。对东欧国家领导人，对任何人，我都不这么做。”我把我这一立场告诉了布什。他别无选择，只得表示他已知悉。
你很难不承认这个道理：古巴人继续帮助萨尔瓦多的游击队，给这个国家的和平调解造成了实际困难。
布什和贝克请求我通报卡斯特罗，只有古巴停止支持与萨尔瓦多政府作战的起义人员，才能开始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我答应照办，但仍然建议布什尽快开始与古巴人进行直接对话。经验证明，如果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他们会采取慎重和理性的立场的。
我不能不提到苏美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声明。在声明中，我们两国不仅仅对调解这个备受饥荒和内战煎熬的国家的冲突表现了相同的讲究原则的政治立场，而且还第一次共同采取了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决定用苏联飞机运送美国食品到那里，从而多少减轻一些灾民的痛苦。
6月3日访美的“谈判部分”即正式部分结束了。我们乘直升机飞越华盛顿上空，从机场出发飞往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
中西部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美国的粮仓，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心。由于签订了新的苏美粮食协定，食品工业的迫一切需要实行彻底的现代化，我们有责任更详细地了解美国最有意义的经验。
我们冒雨驱车离开机场。明尼苏达的自然风貌很像我们俄罗斯中部的大自然，那种感觉就仿佛是你来到了奥廖尔州 [ 译者注：奥廖尔州位于俄罗斯中南部。 ] 。最让我们动情的是沿途数十公里人们有的撑着雨伞，有的举着报纸挡雨，站在那里热情地向我们致意。当我们的汽车开进城里时，不得不行驶在人廊里。
在明尼苏达州州长佩皮奇和夫人举行的早宴上，我们和东道主们进行了气氛活跃、温馨友好的交流，随后我们出席了苏美全球工艺研究所的开业典礼。在这个研究所里，美国、苏联和欧洲的科学家将从事具有全人类意义的课题——环境保护、气候变暖、医疗等问题的研究。
接着我们又会见了中西部商界代表和农工联合集团的代表。
有时候你从旁观察一下自己、在和对手辩论中检验一下自己的论据和见解，也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角度看，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会晤收获很大。当我一个人讲完话而开始和在场的商人对话时，辩论起来可绝不是那么亲切愉快了。我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商界对于合作的兴趣多么大，也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已经拥有与我们打交道的经验的人们，那些亲自领教了我们的管理不善、不守信用、处理问题方式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混乱无序和衙门习气的人们的不满情绪又有多么大。当然，关于保护外国投资、关于出口和再投资制度、关于卢布可兑换性等问题也提了出来。
旧金山那里人们正在等待我们。凡是到过那里哪怕只一次的人，对于这座城市的秀美壮丽都不能无动于衷。太平洋岸这座最大的港口城市依山而建，下临大海，四周风景如画，它集各种建筑风格于一身，几种文化类型兼容并蓄，以极其独特的情调而引人入胜。
访问斯坦福大学是我们西海岸之行的重点活动项目。在通向校园内院的大门口，我们受到了该校校长肯尼迪、老熟人舒尔茨的欢迎。我们同教师和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末了我向数千名听众发表了讲话。
这番话是讲给年轻人——大学生和教师们听的。他们是大厅里的多数，但更多的人在大厅的外面。“你们不仅要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你们还将生活在其中。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大概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到的，也不同于我现在所讲到的。但重要的是，要让人们在这个新世界里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自由。祝你们在这项伟大的、史无前例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舒尔茨在致答词时对我说了一些溢美之词。让我摘录一段如下：
“戈尔巴乔夫先生，非常感谢您发表了如此深刻而重要的讲话。您使我们真正感到振奋。您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而且您的伟大表现在诸多方面。您说，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这不单单是新的欧洲秩序，而确确实实是新的世界秩序。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平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未来什么样将取决于我们。总统先生，您是一位思想家，在这方面您必将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并且知道，您是一个愿意对未来进行认真研究的人。未来意味着什么，您很清楚。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因此信息和知识的作用在增强。你们代表团斯坦福之行的另一层意义，即它的象征意义也就在这里。”
……在旧金山我们会见了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大工业公司和大金融公司的代表以及著名的政治家。和其他类似的会见一样，主要的话题是安全、信任、伙伴关系、苏联国内的改革。
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会见了罗纳德·里根和南希。我们回忆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会晤，探索苏美关系改善的工作就是从那两次会晤开始的。我向里根面交了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奖章和荣誉证书，以表彰他对消除地震灾害所提供的援助。在分手之前我们走上了阳台，展现在我们视线里的是一派壮丽的城市风光——这是一座白色的充满欢乐和活力的圣弗朗西斯克 [ 译者注：旧金山是圣弗朗西斯克的中文名称，“圣弗朗西斯克”在英文中意为圣徒弗朗西斯科的城市。 ] 之城。
在访美结束时，韩国总统卢泰愚在“费蒙特”饭店访问了我，他是根据我们双方的协议专程从汉城来到这里的。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不能(由于考虑到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动机)再不和韩国这个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了。这个国家显示出罕见的活力，已成为亚太地区以及国际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了。我重申了我们支持朝鲜和平统一的原则立场。我说，鉴于本地区的政治局势已经全面健康化，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出现。这次会晤之后，对韩国关系的发展速度加快了。
对渥太华的短暂访问
对于我们的新政策而言，苏联和加拿大的关系具有独立的意义。在1989年11月马尔罗尼访问莫斯科之前苏加两国领导人已经18年没有见过面了。
我和马尔罗尼第一次接触是在1985年切尔年科葬礼期间。1989年11月他来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我们才比较深刻地相互了解，在平和、求实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他声称他访问的主要构想是对我国的改革进程表示支援。这绝不是一句空话。马尔罗尼把240位商界头面人物“带来”莫斯科不是没有原因的。结果签了超过1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同。这些协议和合同涉及从技术转让到建筑和农业合作的各种项目。
马尔罗尼以加拿大人特有的喜欢强调自己独特、与美国不同的那种精神，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加拿大经济体制的特点，在结尾时强调指出：
“美国人看世界很简单：有自由经营、资本主义、美国国旗、‘麦当劳’，就万事大吉……加拿大与美国不同，国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走的是一条混合型经济道路。这条道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适合我们。加拿大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体制。只有当市场的自发势力受到国家限制时，他们才感到自己是安全的。”
我不由得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恐怕更与加拿大人相似，而不是与美国人相似。
1990年5月29日，轮到了我对加拿大进行了国事访问。
在首都的会谈内容很饱满，虽然时间比较短。我还会见前总理特鲁多、前加拿大总督索韦、我的老相识和好友前农业部长威兰。
我们和现任内阁成员们讨论了粮食贸易问题，加拿大参与重大经济项目问题，例如有关彼得格勒城市改造的问题。
马尔罗尼一开始就主张坚决支援我国的改革。这对七国首脑的意见划分起了作用。他在伦敦七国首脑会议上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大力鼓吹的。后来在我的住处举行了友好的会谈，使得我们两人的关系彻底密切起来了。我们谈了许多事，但马尔罗尼这里也没有违反他所特有的务实进取精神：除了承诺在七国框架内“集体”完成的事情外，他还告知了加拿大将立即在今年年底采取的那些经济支援的措施。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