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统一·第二十二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问题，那将有悖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治等级表”上被列入“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
“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们。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
换句话说，我在原则上不排斥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但认为从政治角度看提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并且有害。
人所共知，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了——是在深刻的变革的背景下“解决”的，而这种变革又是在我们的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当然苏联和联邦德国关系的顺利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苏联实行改革的头两年，两国关系仍旧“冻结”着。官方的波恩以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精神对里根的政策亦步亦趋，我们在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听到了从莱茵河畔传来了由英语译成地道德语的内容熟悉的文字。联邦政府显然缺乏想象力或者缺乏政治胆略新的反应，而无法对苏联的变革做出。当科尔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关于苏联改革、关于政治新思维的谈论只不过是戈培尔式的蛊惑宣传而已时，我对联邦德国领导人是否有能力对所发生的现象做出恰当的评价，产生了怀疑。
我和里根在日内瓦和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会谈，我们正在同法、意、英三国进行政治对话，可是对联邦德国的关系却仍然没有重大的变化。双方都在某一个时候觉察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离开德国，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严肃的对欧政策。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在我的志同道合者的小范围内，曾以不同的理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而言，对欧方针不仅仅具有独立意义，并且还是我们和美国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当激情平息下来时，大约在1987年下半年波恩很明显地活跃起来了。我收到科尔总理的好几封来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就言语放肆做出了正式道歉，但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新闻界)。我上面提到的与魏茨泽克总统交换意见，是富有建设性并且有益的。
我和根舍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和1987年访问莫斯科的施特劳斯也找到了共同语言。我应当说，和我们的新闻记者通常用来形容这位政治家的那些套话相反，施特劳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是一个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但他又善于以宽阔而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观察欧洲的局势，观察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
1988年2月初，我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巴登—符腾堡州总理施佩特谈过一次话。他飞抵莫斯科是为了探听是否有可能举行高峰会谈。从原则上说，这时我们对这样的会谈已经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向德国总理发出了于5月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但是，联邦政府试图把“潘兴—1A”导弹排除在中短程导弹协定之外，而我们对这种笨拙的企图做出了相当激烈的反应，因而德国人显然为这次访问的命运担心。至少，施佩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神经质而又执著。让人感到，波恩那边害怕置身于欧洲新进程之外。我把我们谈话中的一个很典型的片断摘录于下：
“施佩特：科尔总理确信有必要和您会晤。对总理而言，不存在谁先去莫斯科和谁先去波恩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既然您即将出访西欧各国，那么希望您把联邦德国也考虑在内。从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方面。如果您在访问了法、英两国之后又将出访其他西欧国家，却对联邦德国置之不理，坦率地说，科尔总理会感到很难过的。”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总理说得对，现在必须确定会晤的日期，才能开始对它做准备工作。因此我邀请总理5月访问莫斯科——邀请是通过谢瓦尔德纳泽发出的。”
“施佩特：我相信，访问问题我们很快就能解决。”
“戈尔巴乔夫：这个问题今天晚上就可以解决。”
“施佩特：各方面的人士都向总理进言，希望他尽快地排除一切麻烦和您会晤。”
“戈尔巴乔夫：好吧，我们将去会晤。我们已经同某些西德政治家谈了许多。现在应当在最高层进行磋商。”
与联邦总理科尔的第一次会晤
但是，这次访问到了秋天才实现。1988年10月24日我与联邦总理科尔初次会晤。我和他谈话的出发点是：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如果仍旧保持原先的状态，无论是我们自己，德国人，欧洲以及整个国际大家庭，都不会满意。
“我们希望，”我说，“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信任和现实之上。总之，要使它符合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我们愿意就与我们两国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非常坦率而严肃的对话。我确信，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关系需要揭开新的一页。”
科尔的回答听起来十分明确：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把一切都考虑过了，我正是为此到莫斯科来的。”
科尔在强调该国政府愿意积极地发展全方位的对苏关系之后又补充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哥18岁就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理解谈。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免去了多余的外交手段和程序。我和科尔不仅逐渐建立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并且逐渐建立了人际间的谅解。如果不是这样，由于自发地、“自下而上地”启动的德国统一进程而“压到”他和我身上的一大堆问题，解决起来就会困难得多。
1988年10月那个时候，我们闯过了我们两国关系长期发展中的一道难关。在经济、科技、文化、环保合作方面达成了协议，并签署了文件。在苏联和联邦德国战后关系史上，两国国防部长首次坐在一张谈判桌旁，他们可以亲眼看到不久前的“潜在敌人”是一副什么模样。在促进北约和华约建立接触方面，我们征得了德国人的原则上同意。当时这是一个“突破”，而在三、四年前这是很难想象的。
联邦德国总理在无名战士墓献了花圈，并拜谒柳布里诺的德国士兵公墓。慕尼黑交响乐团这些日子里在圆柱大厅演出了贝多芬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和科尔、我们的夫人、参加谈判的人士、莫斯科市民，听了这场音乐会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接着又去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利两地游览，参观莫斯科和全俄大牧首所在教堂(圣丹尼洛夫修道院)，观看苏联艺术家之家举办的君特·霍克纳的画展。联邦总理还会见了经济学家。科尔夫人参观了精神神经病医院，并向该院赠送了贵重的设备，她还参观了托尔斯泰庄园。
郊外住所的会晤，在这次访问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次会晤使访问在政治量度之外又增添了一个量度——人性的量度。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这里没有再谈一般性问题和种种忧虑，而是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所思所想，了解了双方的家史。我认为，我们是相互怀着好感而分手的。
在西方，人们对这次访问十分关注。联邦总理定期听取有关北约盟国反应的汇报。《巴黎日报》和《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科尔的警觉，这两家报纸直言不讳地说，这次访问的性质使人对联邦总理是否忠实于联盟的义务产生怀疑。在莫斯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问科尔：您给了俄国人那么多，可您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俄国人许诺释放的几名政治犯吗？要么就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该如何对待法德联盟、法德联军以及对法国人作出的其他许诺，科尔是否改变了航向——由法兰西的西方转向了苏联的东方呢？
美国报纸和外交界的指桑骂槐也未能逃过我们和科尔的注意。因此，联邦总理将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定在1989年5月并非偶然。他估摸在这段时间内法国人将访问苏联，而且我们还将和美国人进行接触。况且还不仅仅只和法美两国接触。这一切都在1988年年底发生了！本以为这时变化很大，却原来变化很小！我们的对手们正在步履维艰地走出“冷战”的丛林。当时我越来越频繁地说：不仅我们苏联应当转变，你们西方国家也应当有个大的转变。什么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1992年春天，我在访问美国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许多美国人说：我们需要自己的美国式改革。如今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着根本的变革。而一度陶醉于“冷战”“胜利”中的政治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作好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准备。回顾科尔第一次访苏，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彼此朝着对方迈出了一大步，开创了苏德关系的新篇章。在这方面采取的后续步骤具有深远的后果——我们对1989年底至1990年发生的事件原来是有所准备的。
对联邦德国的正式访问
我对联邦德国的回访始于1989年6月12日。在这之前我刚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我以新的身份出访的第一站，在这个背景下看上去颇有象征意义。
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而又十分紧凑。我们有机会访问了联邦德国的几个州，许多个城市和乡镇，会见了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界人士、工人、政党代表和社会运动代表。
在联邦德国总统里哈德·冯·魏茨泽克官邸门前举行的欢迎仪式揭开了访问的序幕。从这里我们就开始同波恩的居民进行接触。同一群青年学生的会见格外令人动情。我们当着总统的面热烈地交谈起来。年轻人希望向我表达他们对苏联改革的声援。
接下来是总统在莱茵河畔的官邸设早宴。通过席间第一次交谈我已经明白了为什么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德国公民中间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他知识广博、风度儒雅、落落大方、平易近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来往。我们的谈话一次更比一次坦诚、充满信任。
在波恩市政厅广场的那次会见令人难以忘怀。当我们还走在与广场毗连的街道时，就已经置身于人的情感、友爱、亲善的洪流之中。欢呼，祝福……你无法记住每句话。但其中有些话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如“戈尔比！要创造爱，不要修筑大墙”，“请这样坚持下去，戈尔巴乔夫！”
我们登上了一个平台，确切地说，登上了市政厅的阳台，这时广场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一个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希林格的大约四五岁的男孩手捧着一束鲜花向我们走过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把他抱到护栏上。广场上一片欢腾。这个场面曾出现在许多电视屏幕和无数报刊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中安排了去施图肯布罗克小镇拜谒苏军战俘纪念公墓。战争初期这里建了一座集中营，关押战俘和从各个国家强行挟持来的人，这些人被利用在矿山、军工企业、农场做工。他们只得到很少的口粮：每天只发给200克面包的代用品，根本不是什么面包。他们的劳动却极其繁重。数十万苏联人以及波兰、英国、法国的公民被关过这个集中营。我国同胞大约有65000人在这里遇难(被处决、饿死、病死)，埋葬在集中营的附近。
1945年4月2日美国人把这个集中营的囚犯解救出来。苏联战俘代表组成的倡议发起小组坚持要求为死难的同伴整修坟墓。1945年5月，根据原集中营的囚犯、建筑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莫尔丹(1984年去世)的设计，在公墓建立了一座方尖碑，纪念在施图肯布罗克遇难的战俘。
在“冷战”最激烈的年月，这座公墓逐渐荒芜。然而有一个小组在牧师迪斯特尔·麦奥尔的带领下主动地照看墓地和纪念碑。1963年这个小组改组为“献给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工作小组，它提出了“在死难者的陵墓上向俄国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口号。
地方当局起初对这个小组的活动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纵容下，新法西斯歹徒践踏陵墓，并试图毁掉纪念碑。于是出现了一些青年护卫队。到了70年代，“献给施图肯布罗克的鲜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一个积极活动着的反战社会团体，它拥有来自联邦德国各地的数以千计的会员。
每年的8月底至9月初，公墓都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团参加这项活动。但正如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所说，这个公墓却没有来过一个官方代表团，无论是联邦德国的还是苏联的代表团。
这一次随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的不仅仅有代表团团员，并且还有陪同我访问的文化界人士，东正教教会代表皮季里姆。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汉内洛雷·科尔 [ 译者注：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妻子。 ] 和劳女士——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长夫人。
那一天邻近城镇的居民在公墓举行了集会。他们向纪念碑献了一个饰着长长的红色丝带的花圈，而科尔夫人和劳夫人献了鲜花。都主教皮季里姆发表了讲话。这一次做了早就该做的事：向在法西斯强加的战争中遇难的同胞墓默哀，并向新德国的公民说了友善的话语。德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而详尽的报道，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是一个“和解的姿态”
“您在参拜公墓之后有何感想？”记者这样问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几十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家庭不为在那个可怕的年月不幸亡故的亲人而悲痛。我们知道，那个年月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向那些关心我国同胞陵墓的人表示感谢。
沉重的回忆，无以慰藉的哀伤。在这样的时刻你会更加理解，通向苏德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和解、亲近的路途是多么艰难。
和多特蒙德市“赫什”工厂冶金工人的会见令人激动。我们刚下汽车就受到了几千人夹道欢迎。一个高达数十米的大车间，目光所及之处，都被挤得满满的。除了临时布置的“池座”之外，机床上，隔墙上都挤满了人，有的人爬到了承重构件上，吊车上，还有的人相互轮流着爬到肩膀上。我们代表团、工厂的领导人、工人代表被安排在讲台上。听了别人对我们讲的头几句话，我就明白了，按照准备好的讲稿去讲是行不通的，即使离开讲稿而另外加进几句也不行。由于我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被喊叫声和欢呼声打断，我就按照在工人中间应当采用的讲话方式，直截了当地、而不用任何华丽词藻地谈了劳动者在一切社会当中所起的作用，谈了德国人民及其贡献，谈了我们两国不寻常的过去，谈了劳动人民讲究实际而又心明眼亮，而今后如何建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关系将在很多方面取决于劳动人民。
译员几乎来不及翻译我的话，而我被如此热情、诚挚欢迎我们的数千名听众的好感所感染，竟然觉得我的话不经过翻译人们也听得懂了。
参加这次与工人会见的有勃兰特，有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福格尔，还有施密特。在从波恩开往多特蒙德的火车上，我和施密特就当时世界局势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我们还到过杜塞尔多夫和科隆。在那里曾与该州总理劳及其同事、政治家、商界代表进行亲切的、非正式的交谈。在联邦德国每到一处，人们都对我国的事态表现出极大兴趣。各种身份和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对我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好感，都热情洋溢地谈论我国的改革。
这一切都令我感动、兴奋。我14年前于1975年去过联邦德国，社会意识，社会风气，人们对待苏联的态度，当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不由得想起了路·艾哈德那句名言：对外政策始于国内。
同联邦德国总理会谈
我们举行了三次单独会谈：两次在联邦总理办公室，一次是在他的住所——“有凉台的平房”。大约在我来访的前一个月，北约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远景政策的宣言。宣言中写进了布什总统就削减欧洲的武器和军队所提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是对苏联及其当时的华约盟国的一项重大倡议的回应。此项倡议的内容是：消除北约和华约在驻欧军队人数和武器数量方面的不平衡，大量削减军队人员和武器，使之降至不可能发动突然袭击的水平。
布鲁塞尔通过的文件使我产生了双重感觉，我把这也告诉了科尔。说来我们的重大裁军倡议破天荒第一次没有招来猜疑和批评，而得到了严肃而又具体的答复。并且正是联邦德国的建设性立场对于通过这些迎合我们的建议的决议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联邦德国作用的这种评价，显然使科尔感到愉快。因此他曾反复谈起，他认为完全有可能在12个月内取得维也纳谈判的突破，并且愿意亲自协助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科尔透露，他并不认为布什的建议是北约方面最终的意见。如果有人提出更加断然地削减双方军队的问题，也不会引起他的反感。
他坚定地重申了两次或三次，他认为维也纳谈判成功与否正是解决其他一切裁军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提法可以进行争论，但是我理解这样提出问题的动机。联邦德国置身于两个集团军事对抗的中心达数十年之久，因而对维也纳谈判都谈些什么问题表现得格外敏感。对于它来说，这不是“别人的”、不直接参加的谈判，而是它“自己的”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它的安全利益被拿来当作赌注，在这次谈判中，西方和东方都听取它的意见。
我没有理由去争论维也纳谈判究竟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还是“最重要的”的谈判。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把开始于70年代初的、旷日持久的关于削减欧洲军队和武器的谈判从死胡同里引出来，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方针之一。我们自己也该承认，在和美国取得核均势之后，苏联在欧洲所占有的常规武器优势，即使按照“冷战”的逻辑，也丧失了政治意义。这种优势导致苏联保留着“敌人形象”，不仅损害苏联在舆论界心目中的形象，而且还给我国的安全利益不断地带来新的“挑战”。事实上，美国和北约利用“苏联在欧洲拥有优势”这一论断瞒天过海，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计划，其中包括核计划。结果是我们自己给他们帮了这个忙。总而言之，应该放弃这种军事上“算小账”的做法并应该采取豁达的政治态度了。在这一点上，我和科尔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
布鲁塞尔文件重又鼓吹“核威慑”作为北约战略的理念基础，我对有关的章节提出了批评意见，而科尔并未反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我论证“核威慑”的做法不同，科尔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只是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人人各有自己的信仰。然而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上，我们两人很快就达成了相互谅解。
北约的布鲁塞尔文件中最令我们担忧并引起我们警觉的是，那上面宣布了他们要使欧洲战术核武器实现现代化的意图。射程500公里以下的SS—23导弹本来在形式上不受中短程导弹条约的约束，但我们还是同意把它纳入这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这个做法只能使我们做出否定的评价。我毫不隐讳地把这话告诉了科尔。
我们当时知道，北约在现代化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英国是美国这项计划最热心的鼓吹者。其他各国则采取比较冷漠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联邦德国在布鲁塞尔也坚持这个观点)认为，在进行维也纳谈判的同时，应当开始就欧洲战术核武器的命运进行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妥协：保留有关现代化的字句，但推迟它的实现日期。
从科尔的话里我了解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并不是特别起劲儿地同意这个提法。但我从这部分谈话内容中归纳出以下重要之点：科尔确信，一旦维也纳谈判出现即将取得重大进展的迹象，关于欧洲战术核武器现代化的话题就会取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而联邦德国的立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正是把替换部署在联邦德国的美国旧式“长矛”导弹作为重点。
当然，双边关系在我们的谈话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具体方案由各个联合工作小组制定。我和总理讨论的首先是那些他所谓对德国人具有“特殊心理意义”的问题。
谈到了失踪战俘问题、开放苏联境内德国士兵公墓问题、准许联邦德国公民去加里宁格勒(原柯尼斯堡 [ 译者注：柯尼斯堡于1946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 ] )旅行问题、恢复苏联籍德国人 [ 法郎注：似应为苏联籍日耳曼人。 ] 自治制度问题。我向科尔保证说，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都会得到我们的理解。
我总体上的感觉是，这次访问取得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好成果。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具有新的特质。我们得以签订12项协定，其中《联合声明》是主要的政治文件。声明中陈述了我们对全欧洲进程和我们两国关系发展远景的共同看法。
柏林墙的倒塌
这真是再及时不过了。数月之后，1989年秋天，欧洲的“社会主义部分”发生了使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并彻底改变的事件。由于首次实行自由选举的结果，共产党人在波兰和匈牙利失掉了政权。昂纳克下野，柏林墙溃塌。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生的事当然引起我们极大的不安。但是我们头脑中从未想过违背“新思维”的基本政治原则——选择的自由和不干涉内政。
在和科尔谈话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昂纳克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他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如此等等。这使得我有理由认为科尔的“抱怨”是出于这样一种愿望：一旦他本人决定对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希望把我当作他的“盟友”。不管怎么样，我每次都明确地告知科尔，我们决不会就如何处理国内事务向民主德国领导人发号施令。
我们当然也不是瞎子，对当时以昂纳克为首的民主德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那里发生的事使我们忧心忡忡。如果我说我们完全坐视不理，那是言不由衷。但是，我曾坚决否认、并且仍在否认那种暗示，似乎我和其他苏联领导成员在这个关键时期同民主德国领导人接触是企图施加压力，强加于人，进行讹诈，如此等等。
从1985年起，我大概和昂纳克会晤和交谈过七、八次。我对作为领导者和普通人的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看法。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本书相关的章节中谈到。我现在只想说，为了说服他切不可拖延国内和党内改革的时间，我做了小心翼翼的尝试，但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我每次都仿佛撞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我们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在1989年10月我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我怀着特别不安的心情回到国内。一眼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国家很像一只烧得滚开而盖子又扣得紧紧的锅。我的预感并没有错。
仅仅过了两周之后，民主德国的危机趋势达到了最高点。前党政领导人对国家失控，昂纳克被迫下台。主动权落在了“街头”手中：游行示威、集会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和偏激性，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共和国。
幸好，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并没有对人民的不满进行血腥镇压。我认为，我国的立场在这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苏联军队都始终留在兵营里。
刚刚掌握国家政权的“第二套”党政领导班子是否有保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机会，很难肯定。科尔后来对我说，他一开始就确信埃贡·克伦茨无法控制局势。我不知道。我们大家都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事后聪明。至于说到我，说老实话，曾一度抱有希望，以为新的领导人能够把共和国事态的指针拨到两个德国新关系的轨道上来，……但必须在彻底改变对内政策的基础上。
1989年11月1日，应克伦茨的请求，我在莫斯科接见了他。我们一致认为，把国内政治危机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未免天真。实际上许多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因而政治上需要彻底的改革，而不是修修补补。当然己失去了许多时间，但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此分手。
然而很快就发现，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任何一个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名义而活动的政府或政党，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和联邦德国统一。大量人员“逃往西方”，狂风恶浪般的示威、集会、公民不服从、对各级政权发出威胁，给和平解决危机带来了直接的危险。实际上，国家权力机构，首先是社区一级的国家权力机构，已经开始瓦解。前民主德国领导篡改1989年5月7日地方人民代表机构选举结果，对社区一级造成的影响令人格外痛心。
国家濒临社会爆炸、政治瓦解、经济崩溃的边缘。
科尔的“10点”
在这个关头，要求所有的事件参与者在政治上要保持特别冷静，在行动上要富有责任心。德国的事态在全欧洲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当然，也包括苏联。赫尔辛基进程的命运岌岌可危。
我并不认为，科尔总理于11月底发表他的“10点”是对政治局势“挑战”作出的适当的回应。这份文件的出现不仅使我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感到意外，就连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也感到意外。给人的印象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而且不仅仅对德国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利益，竟然服从了竞选的利益。
根据我的看法，单方面加强统一进程，只能对德国国内的狂热情绪推波助澜，并破坏欧洲的局势稳定。因为就在11月11日我和科尔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他向我保证说，联邦政府很清楚由于民主德国的事态发展自己应负的责任，它将小心谨慎地行事，同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和我们磋商。为了弄清楚这“10点”是在什么样的政治背景下“浮出水面”的，我把我们的通话内容摘录片断如下：
“戈尔巴乔夫：任何变革都是一种不稳定。因此，当我说维护稳定时，我的意思是要我们彼此对对方采取慎重的步骤。
“目前正在发生的是向另一种关系的转变，向另一种世界的转变。我们不可用迂拙的言行给这个转变造成损害。我希望你，赫尔姆特 [ 译者注：科尔的名字。戈氏直呼其名，表示两人关系很亲昵。 ] ，利用你自己的威信、政治声望和影响，让其他人也用时代的要求来约束自己。
“科尔：联邦政府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你出席了那次会议，你也许会感到奇怪，我们两人的看法竟如此吻合。这个历史时刻要求做出相应的反应，做出历史性的决定。我愿意向你保证：我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可是总共只过了两周，科尔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
1989年12月初根舍来莫斯科，我们就这件事进行了一场坦率的、相当激烈的谈话。根舍感到很尴尬。这个局面的确很蹊跷。他不得不去维护这样一项政治主张(并且还干得相当卖力气！)，然而他对这项主张竟然没有及时得到通报，并且我认为他从内心并不完全同意这项主张。在“10点”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要在大选来临之际夺取主动权的野心表现得太露骨了，关于取缔民主德国、把德国这一部分并入联邦德国的“忠告”提得太直白了。
我不大顾及外交礼节地对根舍说：
“按道理，这样的文件(“10点”)总得在和伙伴进行相应的磋商之后再提出来嘛。要么就是联邦总理觉得这一切都没有必要了？看来他已经认为现在正演奏他的乐曲，于是就单独操练起来。我并不认为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信任和相互了解，会对落实我们的协议有所贡献。
“您知道我曾经和科尔总理通了电话。科尔向我保证说，联邦德国不希望民主德国的局势稳定受到破坏，它将审慎行事。然而总理的行为背离了他的保证。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对民主德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机构，发出了指令。
“现在正进行着全欧进程。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在这个框架内发展。显然，这种关系将更加密切。但所有这些进程都应当正常地进行。任何人为地推动这些进程的做法，都只能使欧洲各国发展中的重大转折、即世界政治中心的重大转折变得复杂化。”
这次谈话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既紧张而又不愉快的。我高度评价作为政治家的根舍，高度评价他在调整我们两国关系这项非同一般的事业中所作出的个人贡献，但我不能不对他说这些话，因为我们今后仍然将相互协作。我们决定不把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因此为新闻界提供的声明稿，用我们的话说，是“经过整理”的。但是我估计波恩那里对来自莫斯科的信息会给予应有的注意。
应当说，莫德罗夫的联邦政府为了不使共和国全面瓦解而花了难以想象的力气。我曾经同他会晤了数次，并且得到有关他的内阁问题的第一手信息。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一个“危机调控”总部。他在对自己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使共和国议会民主选举成为可能。
但是，局势已经不再是每几周一变，而是每几天一变了。在1990年1月30日那次会晤时，莫德罗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并存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
莫德罗夫的结论简单明了：
“我们迄今使用过的概念已经不起作用了。大多数社会力量都集结在统一的主张周围，只有一些“左”倾小宗派除外。如果我们现在不发挥主动精神，已经启动的进程将自发地、迅疾地发展下去，并且将不受我们的任何影响。”
“2+4”公式
应当说，这个提法对于我来说并不意外。我们自己所做的分析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莫德罗夫来访的前几天，我在我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德国问题会议。参加的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法林、克留契科夫，阿赫罗梅耶夫以及我的两个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讨论持续达4小时。
最后我们就近期行动方针达成一致。会议的结果如下：
应当把德国势必重新统一作为出发点；
提出召开“六国”(四个战胜国和两个德国)会议的倡议；
不中断同民主德国领导的联系；
与巴黎和伦敦更加密切地协调我们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
责成阿赫罗梅耶夫研究从民主德国撤军问题。
2月9日我与前来莫斯科的贝克会谈，德国主题是这次会谈的中心主题。
会谈的细节略去不谈。贝克强调几个关键性问题：3月18日的选举结果已经注定，大多数民主德国居民将投票赞成统一。因此，统一势在必行，而美国和苏联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
正如我已谈到的那样，我们自己的分析也肯定了这种预测。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国在这种形势下打算如何行动。贝克同意这样的意见：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他说：“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个进程(即德国统一)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并且要保证长期的稳定。”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又重提稳定这个话题，并强调指出；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总统还是我，都无意于从正在发生的进程中捞取好处。”
我收下了这个声明，我们转而开始讨论可能采取的协作机制。很快就弄清楚，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十分接近。在讨论过程中，大体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纲要：统一的内政方面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事，他们将独立地讨论与此有关的一切问题。四个战胜国“参与”谈判进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这是他们维护欧洲和平和稳定的责任。因而他们之间讨论的主题是统一的外交方面问题。
和贝克一样，我认为如果在欧安会范围内就这一主题进行基本谈判，由于与会者人数过多而会效率很低。同时也很明显，“四国”单独开会可能在德国引起反感和疏远。因此“4+2”或“2+4”是最容易接受的公式。我们商定，关于起动这个机制的问题，应当在民主德国选举之后和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开始统一谈判之后才提出来，以免给德国人提供指责我们“干涉”的口实。
我们的立场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是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贝克试图向我说明德国留在北约比实行“中立化”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性。他的论据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点：德国境内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德国拥有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可使美国和西方获得控制德国内政外交的特定手段。一个中立的德国，脱离了北大西洋联盟盟友关系体系，就可能再次成为欧洲不稳定的发源地。如果德国将成为一个中立国家，”贝克在说服我，“它就不一定成为一个非军国主义国家。正相反，它完全可能通过一项建立本国核潜力的决议，从而不必依赖美国的遏制力量。我想向您提一个不必立即答复的问题。假如统一得以实现，您更希望看到什么，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没有美国军队的、在北约之外的统一的德国呢，还是一个和北约保持着联系的统一的德国？但前提是保证北约的管辖权或军队不由现在的界线向东扩展。”
其实后来就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达成协议所依据的公式，正是以贝克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作为核心的。但当时我还没准备接受这个公式。
我认为，必须有一些保险机制，以保证我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在将来免遭来自德国的种种意外。但我不同于美国人，我认为这种机构不应当是北约，而是在全欧进程框架内正在形成的新机构。当然，扩展北约组织管辖区域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可是贝克却不相信例如欧安会有一天将有能力替代北约。
就在第二天我和科尔举行了例行的会晤。据我理解，他认为重要的是如何说服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正在飞速地走向崩溃。联邦总理认为，民主德国人民院选举(3月18日)之后，将成立一个赞成统一的政府，而居民和议会将支持这个政府的决定。根据他的看法，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稳定民主德国的局势，防止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削减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移民的数量。科尔让我相信，要想做到这些，必须实行积极的政策，例如建立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我明白，科尔打算强化统一进程。而且有理由认为他在这方面获得了美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科尔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他为形势所逼而“不得不”这样做，但他一如既往愿意和莫斯科协调自己的方针。下面摘录科尔的一段很有典型性的自白：
“我愿意和您保持密切的接触，总书记先生。当前的改变之所以发生，改革政策决非次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愿意彼此站在一起。要想对日益逼近的事件做出适当的反应，就必须有所准备。我并不想让这些事件加快到来。但是我看到浪潮向我滚滚而来，而我无力阻挡它。这是现实，我不能不加以正视。”
对于中心问题，即有关苏联对德国统一的原则态度问我已准备好了这样回答：
“在德意志国家统一问题上，大概可以说，苏联、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之间并没有分歧。在主要出发点上我们认识到：德国人应当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当知道我们这个立场。”
“德国人了解这一点，”科尔做出了反应。“您的意思是说统一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的选择吗？”
“但要结合现实情况，”我补充说。
“我同意。”
在当前的形势下，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科尔别沉醉于狂喜之中，而要清楚地认识到“德国问题”不只是一个统一和满足德国人民族愿望的问题。它牵涉到包括苏联在内的邻国利益，欧洲及全世界的局势。与此相关联又产生了一大堆问题：保证边境不可侵犯，承认战后国界和政治现状，确定统一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并行不悖等问题。
从总体上说，科尔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的论据，然而立即表示他反对任何使德国“中立化”的方案。总之我们最后明确决定，与统一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在以苏、美、英、法为一方和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另一方的“六国会议”框架内加以解决。
科尔说，他喜欢“4+2”会议这个创意(后来德国人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坚持把它叫做“2+4”会议)，可就是坚决反对四大国单独召开“德国问题”会议。我向他保证说，没有德国人的参加，不会解决任何事情。谈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
发生的误解消除了，这在当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还有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要走。
“莫德罗夫计划”的命运
德意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给联邦德国各个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机遇。每个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都在开展轰轰烈烈地促进德国统一活动。他们的策略上的差别仅仅表现在统一的速度和形式上。至少在一开始，有计划、分阶段的接近和平等合作的方针占上风。
莫德罗夫的“三阶段计划”正符合这个宗旨。这位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制定这个计划时所考虑的是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条约共同体”，通过两个主权国家邦联在经济等领域开展最密切的协作，并逐渐使两个国家获得中立地位，最后组建德意志联邦，或德意志联盟，从而成为全欧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莫德罗夫公布了他的计划。他即将前往波恩。2月12日我和他通了电话。我向他详细地通报了我和科尔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
关于联邦德国政府就货币联盟提出的建议，莫德罗夫说他是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不过在这之前，他和科尔在达沃斯会晤时，就商定了成立由8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4人)组成的专家工作小组，讨论在经济和金融方面合作的问题。参加小组的代表已经提名，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去联邦德国的邀请，也并没有对货币联盟的主张进行过任何讨论。然而却突然冒出了联邦德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
莫德罗夫接着说，民主德国内要求和联邦德国统一的倾向很强烈。但与此同时劳动人民对统一将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担忧程度也在增长。联邦德国大多数政党都站在科尔一边。目前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今天在柏林的“圆桌”会议上将讨论他(莫德罗夫)与科尔会晤的设想。讨论的结果怎么样还很难说，初步结果到傍晚才能揭晓。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很严重，工业生产不单纯是处于停滞状态，而是在迅速下降。
从总体上看，莫德罗夫认为在3月18日以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不会达成任何根本性协议。然而他指出，联邦德国想要对民主德国的竞选进程施加影响，谋求对波恩有利的选举结果，争取建立一个能够推动统一进程的政府。
作为答复，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强调必须坚决捍卫已经确定的立场，在两个德国接近的过程中不要忽视其他欧洲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然而科尔政府却认定同莫德罗夫政府签订合作和睦邻条约是不合适的。波恩采取了在1990年3月即将举行的民主德国人民院选举中积极支持反共的反对派组织和集团的方针。局势对他们有利。民主德国的供暖、食品、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情况急剧恶化。群众对前政权不满的浪潮汹涌澎湃，而不断揭发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舞弊行为，迅速并入联邦德国会有种种好处的幻想，更是给这种不满火上浇油。
1990年3月18日选举中，民主社会主义党受到挫败，仅获得百分之十七的选票，其他左派政党获得百分之八左右。在政治光谱上占首位的是得到联邦德国基督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支持的“同盟”。“争取德国同盟”和其他党派的伙伴一起控制了人民院三分之二的代表席位。
联邦政府主张统一
4月成立的以洛塔·德·梅泽尔为首的联邦政府主张按照联邦德国宪法第23条统一德国，这一条规定民主德国或其个别部分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无须经过联邦关系这一中间阶段。这和莫德罗夫的计划大相径庭。
不出所料，洛·德·梅泽尔乃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这位举止拘谨的人是一名律师、乐师、福音派教徒和政治家，他与东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士都有瓜葛，并反映了他们想保证东德尽快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意愿。然而应该对他做出应有的评价，他深知同苏联保持周到得体的关系的重要性和同它保持经济往来的重要性，因为民主德国大多数居民的福利取决于这种经济往来。
我想援引我于1990年4月29日在莫斯科与德·梅泽尔谈话中的几个典型的片断，这几个片断提供了关于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事态的复杂性和迅疾性、关于这一进程的参与者的立场、关于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的真凭实据。
“戈尔巴乔夫：我欢迎您作为民主德国政府的首脑来访，在当前这个大转折的历史阶段，您肩负起对本国人民、对所有欧洲国家的如此崇高的责任。”
“德·梅泽尔：我可以向您担保说，我很清楚我挑起的担子有多重……去年10月您访问柏林时，在谈话中您发表了这样一个见解：谁不听从时代的召唤，谁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遭到挫败。这个见解通过媒体传遍了全国。”
“戈尔巴乔夫：那些日子我在柏林明显地感到有重大的事件正在等待着你们。”
“德·梅泽尔：全国人民都感受到了。但遗憾的是，当时掌权的领导人却不理解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代表团，事实上是在显示他们和当局不一致。我亲眼目睹，昂纳克和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对国家所发生的事已经捉摸不透了。”
“德·梅泽尔：遗憾的是，对于贵党四月全会发出的弃旧图新信息，我们国内有许多人几年来一直不理解。去年秋天我国的事态以急风暴雨之势展开，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证实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是的，的确是这样。看来现在德国的两个部分都比大选期间多了些现实主义。那是一个沉重的时期，它落在了莫德罗夫政府的肩上。我认为，凡是在那段时间坚持站稳脚跟者，历史都会时他们做出应有的评价。所幸的是，毕竟避免了最沉重、最悲惨的转折。您现在肩负的使命也并不轻松。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为欧洲的未来打好基础。
“现在我们认为，统一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努力，是一个自然的、有机的进程。尽管这样我们尊重民主德国的利益，数十年密切的、富有成效的合作把我们和它联系在一起。这是千百万人以及他们的利益和命运。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我们理解德国人的愿望，尊重他们的自决权，我们当然也以相应的方式讨待德国的统一，我们决不打算阻挠统一。但这个多棱角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十分尖锐的国际棱角的进程——应当进行得很体面而又很庄重。
“德·梅泽尔：总统先生，您说得对，11月开始的那个时期以及整个竞选运动的确是一个群情激昂的时期。我当时进入了莫德罗夫的内阁，我们那时有三个目标：竭尽一切可能使人民在已经到来的冬季不受冻、不挨饿、不流血。政府的全部活动都是对这三个当时实际存在的危险作出的反应。危险被成功地防止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顾及其他的活动。
“目前我们的政府在努力保住手中的主动权，争取走在社会运动的前面。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就看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人们的愿望。绝大多数人民都希望尽快实现德国统一。很重要的一点是，近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使这个进程有秩序地进行下去。如果统一进程不被纳入建立新欧洲安全体系的背景之中，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遗憾的是，两个德国统一的进程现在大大超前于全欧进程。很显然，我们应当和你们一道考虑一下如何使这两个进程协调一致。我国政府表达它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做一个可信赖的和可预见的伙伴。我们对保持和扩大对苏经济联系抱有非常大的兴趣。向新的经营方式过渡，会带来巨大的困难。拥有苏方的可靠伙伴和订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国生产领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从业人员在为生产对苏出口产品而工作。可见这个比重有多大。
“重要的是，就从现在开始磋商是否有可能举行三方会谈，即有联邦德国参加的会谈，并且首先就经济问题举行会谈。”
“戈尔巴乔夫：我在和科尔通电话时已经谈到了这个三角关系。我们这几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史，由于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令人感到很深重。好在我们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似乎已经提升到一个能够记取沉痛的历史教训的水平了。对这一点必须珍惜，绝对不要破坏已经出现的恢复信任过程。如果让人产生了德国方面对苏联人民的利益表现不尊重的感觉，那么反应将是激烈的，会出现严重的麻烦。我希望我们能够防止这种倒退。在这里，国家间关系的人性方面正在占居首位。对这个事实不能不正视，否则共同努力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东西、一切好的东西都将被远远地抛向后方。
“但是，统一进程也牵步到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在经互会国家当中，民主德国是我们最大的经贸伙伴。
“而在西方国家中，联邦德国也是我们最大的伙伴。如果相互谅解受到破坏，就会发生三国都会感到棘手的问题。如此看来，在三角范围内是有可讨论的问题的。
“总之，这里所谈的是俄德关系的现代观念。从我和科尔的几次会谈中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保留由苏联和民主德国的经济往来建立起来的市场的重要性。但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如何。一些原则性的经济问题和实际的经济问题，必须在最近几个月内在三角范围内加以解决。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立还是结盟？
“2+4”会谈应当于5月初在巴黎举行，给谢瓦尔德纳泽参加这次会晤的指示在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对于我们的立场，全体一致同意。给外长下达的任务是坚持使统一后的德国实现“中立”，至少要使它加入北约和华约这两个集团。在这一点上我们竟然成了孤家寡人。
1990年5月底我前往美国访问。在5月31日第一次会谈中讨论谈判日程时，布什就声称：
“德国不应当成为对任何人的威胁源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分歧。它应当信守民主原则，保证不再卷土重来……我们对未来德国的军事政治地位看法不同，但你们和我们都对未来有所担忧。德国是可以信赖的。它已偿还了欠债。”
主要的辩论是在当日晚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展开的。我坚持主张把德国统一问题与华约和北约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地、分阶段地予以解决，而华约和北约的改革宗旨是削弱和消除这两个军事政治联盟的对抗性。布什显然已经和科尔有协议，借口5月初举行“2+4”会谈，而表示坚决不同意。布什说：
“你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牺牲同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武装斗争中牺牲的2700万俄国人的生命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不能忽视德国土地上50年的民主经验。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对待德国的态度更有远见，在时间上计算得更好。统一的进程发展得比我们当中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都快得多，而且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挡这个进程。因此，把目光投向过去因而疑虑重重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像对待亲密的朋友一样对待德国，是一种更实际、更有建设性的态度。然而说句实话，东西方远不是人人都赞同这种态度。西欧有些人也像你们一样，总的来说不信任联邦德国，不信任德国人。然而我们西方人总的来说都一致认为，主要的危险是把德国从民主国家大家庭分离出去，强加给它一个什么特殊的地位和一些屈辱的生存条件。如果事态照这样发展下去，恰恰会导致你们所担心的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死灰复燃。”
……我当然明白，为什么美国坚持希望让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布什和他的同事担心(并且有一定的根据)，一旦这支强大的力量落在了北约之外，这个集团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们并且认为，除此之外，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也就失去了依据。
我曾利用种种论据，并援引我以前发表的声明，包括公开的声明，多次尝试说服美国总统相信苏联对美国人“撤离”欧洲并无兴趣。
辩论十分激烈，而且双方相互指责，都说对方害怕德国人，担心德国又将使欧洲，也就是说使世界的和平受到威胁和平受到威胁。
“戈尔巴乔夫：您断言我们不相信德国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对他们的统一努力予以放行了呢？我们本来是可以开红灯的——我们有这种机制。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通过民主途径做出自己抉择的机会。您说你们相信联邦德国，却又拉它加入北约，不许它经过最后调解确定自己的命运。让它自己决定它该加入哪个联盟嘛。”
“布什：不要让统一后的德国处于特殊地位，您同意我们这个出发点？”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假如……随后将在与维也纳进程和全欧进程有机结合的情况下对两个集团实行改革的话。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的可怕牺牲，也是今天的心理现实和政治现实。无论是谁，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个现实。”
“布什：可我还是很难理解您的意思。也许是因为我对联邦德国并没有恐惧感，我不认为这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强国。如果你们不打破自己的心理定型，我们将很难协商。然而达成协议本来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和科尔都愿意同你们在各个领域合作。”
“戈尔巴乔夫：这里不应当有含混不清的地方。我们对谁也不怕——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联邦德国。只不过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改变关系，打破两个集团之间关系中的负面模式，建立创造性的模式。”
整个这一场充满戏剧性的谈话毕竟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告终。情况大致如下：
“布什：如果德国不愿意留在北约，它有权选择另一种命运。”
“戈尔巴乔夫：让我们就我们的会谈结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就说美国总统表示同意拥有主权的统一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选择什么样的军事政治地位，是加入北约、保持中立或者选择其他。”
“布什：选择结盟是每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如果联邦德国政府(我说的是纯属假设)不愿意留在北约，甚至建议我们的军队撤走，我们将接受这个选择。”
“戈尔巴乔夫：那我们就这样措词：美国和苏联赞成，在达成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考虑在内的最后调解之后，统一后的德国将自己决定它加入哪一个联盟。”
“布什：我建议稍作修改：美国主张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国，然而一旦它做出其他选择，我们不会提出异议，我们将予以尊重。”
我对这个措词表示同意。
1990年7月中旬科尔抵达莫斯科，以便最后协商有关德国统一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单独会谈了几次，也曾举行由我与谢瓦尔德纳泽和科尔与根舍参加的会谈。谈判一开始是在莫斯科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外交部的一所独门独院的官邸，后来在斯塔夫罗波尔继续。
总统专机“伊尔—62”在斯塔夫罗波尔降落伊始，我就同科尔、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及我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置身于我的家乡人中间了。我们到过了18世纪末按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修筑了一座属于莫兹多克军事防线的要塞的地方。从要塞这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山下部分，再远些，朝着阿斯特拉罕方向，可以看到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山脚下是历代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在我们到来之前，那里已聚集了许多人。我们献花、默哀之后和老战士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挂着勋章来的。我和联邦德国总理都记住了下面这些话：“你们在一起，这很好。你们为建立俄国人和德国人、苏联和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做出了努力，我们支持。”
接下去我们乘直升机向高加索山系主脉方向的阿尔黑兹峡谷飞去。沿途我们降落在集体农庄的农田里，农民正在那里收割新粮。乡亲们为这次会见感到高兴，我们也非常满意。简短的交谈、亲切的致意、拍照留念，然后就继续上路——大家都很忙。当日下午我们的直升机取道大高加索山脉，飞抵终点——山区旅游中心阿尔黑兹。这是一个古代村落，周围残留着10—12世纪的古迹。我们下榻在大泽廖恩丘克河畔的一所宅院。高度达1600米。我们周围是覆盖着针叶林、高达3000—3500米的高加索山脉。稍事休息之后立即投入工作。晚上主人用卡拉恰耶夫菜和切尔克斯菜款待我们。后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作了短时间的散步。空气“像婴儿的吻一般纯洁而又清新”(莱蒙托夫)，饱含着山野的气息。天空高远而又近在咫尺，繁星频频眨眼，群山侧影隐约可见，四处静悄悄，河面上泛着斑驳的月光。
在这里举行了我和科尔总理的最后阶段会谈。参加会谈的除谢瓦尔德纳泽和根舍外，还有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苏联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C.希塔良。
科尔显得非常专注、坚定。我们谈得极其坦率。基本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清楚了，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首先是北约机构不向民主德国境内扩展问题以及苏军按照协议期限留在那里的问题。必须明确确定我国军队驻扎在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上的法律基础和经费基础。我们还需要得到这种保证：在我军撤出后，前民主德国的领土不会被利用来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都达成协议，并且把协议形成文字。我坚持大大削减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的人数，将其上限规定为37万人。并且达成了相互谅解：德国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我们一致认为，应当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实现更多的一体化，例如通过在欧安会框架内建立新的安全机构的途径。
我们重点协商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应当作为未来的苏德“大条约”(后来定名为《睦邻、伙伴关系、合作条约》)的基础。这个条约的宗旨是确定苏德关系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
简单地说，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会谈，它反映了我们如下的共识：德国统一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走向新欧洲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不怕重复，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有必要对科尔总理说：
“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献。”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们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这座高峰上，我们两国人民关系的广袤前景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乘直升机飞抵热列兹诺沃茨克——高加索矿泉区的一座旅游城市，受到了从苏联各地来此地治疗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热情欢迎。在“橡树林”疗养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访问新德国
1990年11月9—10日，我访问了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文件签字仪式。这些文件为正常的、现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苏关系奠定了国际基础和道义政治基础。
我们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终结了，现在开创了——我相信是永远地开创了——德俄关系的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若干世纪以来俄德关系中积累下来的全部宝贵财富将发挥作用。给两国人民带来这么多灾难和不幸的东西被一笔勾销了。
苏联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给德国的统一开了“绿灯”，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民主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全的德国、一个确定了国境、满意于社会政治制度、满意于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国，将是欧洲进程和国际进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认为德国的统一会自动导致这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条件将是统一德国的要务之一。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巨额的投资，需要制定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社会政策，需要照顾到一些“新”州的特点。当然最艰巨而长期的任务是“头脑中的变革”，养成重新联成一体的统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状态。不如此，也无法保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的完全稳定。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罗曼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做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在国内等待我们的却是艰难的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