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的世界秩序·第二十一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印度——我们新外交政策的伙伴
历史往往把它的里程碑安排得很不规则，事件的一般含义直到后来才显露出来。我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去了印度，和拉吉夫·甘地签署了关于非暴力世界原则的德里宣言，当时远非所有的人都能看清楚地球上两个相距如此遥远的点上发生的如此不同的两件事之间有何内在联系。而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要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势力。
我的对外交往圈子越来越大，而这种交往越来越使人确信，一个必须过渡到某种和平的秩序的观念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正在成为潮流，并且开始转变为政策。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已初见端倪。此前不久曾访问过莫斯科的里根，在联合国作告别讲话时也谈到了国际和平新时代的前景。世界局势的发展为我1988年底在联合国提出的更加完整的新世界秩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许多素材。
苏联同印度的良好关系形成于50年代后半期。我们两国人民素来彼此抱有好感，印度力求苏联加强支持它独立的努力，双方对维护地区和平抱有共同兴趣，——这些也是促使两国关系良好的原因。苏联和印度关系同苏联和芬兰关系一样，都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罕见的典范，只不过芬兰一例是一个同小国关系的版本，而印度一例则是与大国关系的版本。
总之，1985年我们在对印度关系方面继承了一笔很不错的遗产。改革以它的革新性质为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创造了新的前提。新思维的主张立刻为印度领导、首先是拉吉夫·甘地所接受。自从第一次会晤我就和他建立了亲切友好的关系。对他不幸遇害，我十分痛心。这是一个胸怀坦荡、思想豁达，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人。我和他会晤多次，经常有书信往来，家庭之间关系很密切。我们的思想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会谈总是远远超出日程规定。
第一次会晤时拉迪夫身上的特点就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就是他既承袭着印度和整个东方哲学深厚而独特的传统，又出色地通晓和领悟欧洲的文化，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谈判风格、待人接物的方式、做人的杰出品格都令人倾倒。他忠于外祖父尼赫鲁和母亲英迪拉·甘地的事业。把振兴印度视为自己生命的意义。
在整个“改革”年代，我们由立场的接近，进而发展到充分信任的关系。我们尽自己所能协助印度解决其本国的任务。同样，我们依靠印度对我们在国际上提出的倡议始终不渝地给予支持。但我们的关系决不仅仅归结为相互帮助。它是这样一些思想的“形成源”之一，这些思想代表着世界新秩序的“理论构架”。这一点在我访问德里期间甘地和我于1986年11月27日签署的《德里宣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宣言中说：
“在核时代，人类应当创立新的政治思维，创立能够为人类生存提供可靠保障的新的世界观念。
“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属于现在和未来的几代人，这就要求我们把人类普遍价值攻在首要地位。”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新世界的原则：
——人的生命应当被公认为最高价值；
——非暴力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根基；
——每个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权利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
——“恐惧平衡”应当由全面的国际安全取而代之。
我们声明说，无核武器的非暴力世界要求采取具体的、刻不容缓的裁军措施。这些措施是：在本世纪末之前彻底销毁核武库；不允许把任何武器引入宇宙空间；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禁止化学武器，销毁存储的化学武器；降低常规武器和军队的拥有水平等。
苏联和印度建议，在核武器还没有销毁之前，立即缔结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
我当时和现在一直认为，《德里宣言》是一份杰出的文件，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它在今天和昨天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切都开始于1985年5月，当时拉吉夫·甘地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他第一次出国访问。那时他在总理任上刚半年多一点，而我只有两个月多一点。在新旧两代政治家更替的时刻会晤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会晤具有划阶段意义，必须对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方面的合作已经达到的水平重新进行评价，消除时而出现的纰漏。当然也必须考虑一下向新的协作阶段突破的可能。这方面是有客观前提的，因为苏联和印度都面临着现代化、革新、彻底改革的问题。尽管两国不同，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访问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危险的规模，只有做出非同一般、富有胆识的决策，才能挽回事态的宿命进程。除了普遍性的全球问题，还必须共同对亚太地区的局势做出评估，这一地区的局势关系到印度和苏联的切身利益。
会谈持续很久，并且谈得认真仔细。我们签署了1990年以前经贸合作和科技合作主要方向的协议，由我方在印度援建一批大型工业项目的协议。
我对阿根廷、印度、希腊、墨西哥、坦桑尼亚和瑞典六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提出的倡议表示坚决支持。他们呼吁全面禁止试验、生产、部署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停止宇宙空间的军备竞赛，签订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这是代表不结盟运动的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遗憾的是美国对这个倡议置之不理。
在最后文件中，苏印两国声明它们反对一切损害各国和各国人民按照自己意愿独立和平发展的权利的行为，反对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控制和霸权主义。国与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和冲突都应在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加以解决。文件中写进了对中东的看法，对西南亚、印度洋、南部非洲等地区局势的看法，对不结盟运动的作用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
在访问的日子里，拉吉夫·甘地接受了死后授予英迪拉·甘地的列宁和平奖金。他参加了我国首都英迪拉·甘地广场的命名仪式。
这位印度客人访问了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所到之处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接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索尼娅·甘地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小时。从那时起她们两人之间建立了相互抱有好感的关系。
谁能想到，过了还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位血气方刚、胸怀大志、年轻英俊的人遭遇到了与他那位伟大的母亲同样的命运！那些杀害甘地母子的人，还有那些杀害约翰·肯尼迪和奥尔夫·帕尔梅的人，那些杀害其他政治恐怖的受害者的人，真是罪该万死。
这次访问使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关系的传统得到了加强。
有一天我们两人都有一点空闲时间，我便邀请甘地在克里姆林宫散步，并且试着充当导游。花园里丁香花盛开。我走近一棵丁香树，折了几枝，把一束丁香花献给了我的这位印度伙伴和朋友。他对我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同时又对这种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委婉地表示了不安。我不得不安慰他说：稠李和丁香必须折枝才能长得更好。
1986年11月我进行了回访。印度这时正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夏天40度的酷暑已经过去，但你仿佛走进了俄罗斯中部的夏天。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们都没有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足有几十万。从机场到下榻地——总统宫，沿途是数以千计的欢迎横幅和花的海洋。有几处由技艺高超的园艺师和艺术家用鲜花编织成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肖像。我们充分地体会到我们来到了一个充满阳光、热情、鲜花的国度。
在甘地访问莫斯科之后，我和他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和频繁的书信往来，两国大使在富有成效地工作着。但是，从莫斯科会晤到德里会晤之间的几个月里充满了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事件。我和里根的日内瓦会晤已经成为过去，许多西方活动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访问了莫斯科，我完成了法国之行。销毁核武器和削减其他种类武器的15年计划已经公布。最后，苏共二十七大对世界形势做出了新的评价。令人忧虑的理由也相当多。东南亚局势依然紧张，印巴边境和印中边境很不安定。
在我们会晤的几个月之前，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指海参崴。 ] 发表了关于亚太地区发展前景的讲话。甘地对这篇讲话中提出的关于保障安全的建议表示支持，但又指出必须认真考虑到亚洲现有的传统，不结盟运动精神，这个地区提出的万隆原则。他还提请注意：解决安全问题应该分阶段进行。
我曾一度产生这种感觉：拉吉夫仿佛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感到有些难过。于是我想到了在提出这些无所不包的倡议时多少必须审慎从事。不过，我的这位年轻朋友也许有一点点妒意，他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而这个大国恰恰又属于这个地区。也许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联合行动，甚至应当有第三国参加。其实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正是呼吁这样做，我强调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狂妄想法，我们呼吁合作既是针对中国、美国、日本，针对本地区所有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印度在内。
无论如何，这个插曲并没有使我和甘地的关系出现波折。
对于苏联正在开展的改革，甘地不仅表示欢迎，并且认为这是把两国间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机遇。我记住了他的话：“必须开辟新的天地。这需要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印度总理对于我们在雷克雅未克采取的立场，对1986年1月15日公布的销毁核武器计划，都表示了坚决支持。
我在印度首都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要在政治中遵循新思维、要学会国际关系的新哲学的呼吁。在那个多事之秋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人类的生存应当高于一切其他利益，一国的安全离开别国的安全是不可思议的。
我会见了印度总统。人家给我提供了在印度国会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由于我不想滥用热情的东道主们的耐心，便预先问明了我可以占用多少时间。但我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任何限制。”结果我的讲话和答议员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同时，第一次把一位外国国务活动家的讲话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印度全国进行了现场直播。
我们在圣雄甘地火葬的地方献了花圈，栽了一棵树。然后参观了尼赫鲁的故居和英迪拉·甘地纪念馆，了解了这个杰出家庭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在英迪拉遇害的地方度过了充满感慨的数分钟。11月26日的晚上是在总理和夫人的住所同其家人一起度过的。我们认识了他们的儿子拉胡尔和女儿普丽扬卡。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和索尼娅·甘地谈话中度过了许多时间。她的日程中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我只谈一谈她与一群印度妇女会见的情况。会见变成了一场关于苏联和印度两国妇女地位的有趣的座谈会。正是在这次会见中，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提议创办一份印苏妇女杂志。《对话》杂志于1988年创刊，用印地语和俄语出版。印度至今仍在出版这份杂志，遗憾的是，我国自苏联解体后该杂志就停刊了。
我和拉吉夫商定在苏联和印度举办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和印度独立四十年的联欢节。当年夏天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举行了联欢节开幕式。在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演出会，随后这个显示两国人民友谊的五彩缤纷的节日活动就推向了全国各地。
1988年11月下半月我第二次访印，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联欢节闭幕式。苏联文化界人士的“登陆大军”、苏联的杰出运动员、许多业余文艺团体参加了联欢节的收尾活动。我们的使者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欢迎。联欢节的成果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政府间的各种协议。我确信，“民间外交”的方式在未来的政治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建立新的国际体制这一次在同印度领导人的谈话中占有主要地位。拉·甘地对于建立一些谋求特殊地位的“强力中心”表示了不安。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苏联和印度不应被“集团观念”所诱惑，因而无意结成针对他人的封闭式集团。抵制这种倾向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全球性问题提到联合国及各大洲和地区组织加以解决。我们当然都重申恪守《德里宣言》中宣布的国际生活原则。
拉吉夫对于获得苏联动态的第一手信息十分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我国当时即将开始推行政治改革，于是我详细介绍了即将举行的选举、最高权力的新结构，同时也不讳言我们对分裂主义倾向、民族冲突的忧虑。同样，印度总理也不讳言对某些锡克教徒领袖变得更加好斗感到担忧。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曾谈到应当用什么办法调节民族内让和宗教内讧。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避免动用武力，一旦动用就必须明确一点：武力只能延迟爆炸的时间，而且往往会使爆炸增强许多倍。总之，这里也需要非暴力，虽然它并不总能挽回局面。
11月这次访问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对华关系。恐怕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更加努力地谋求改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必须尽一切可能使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惧怕苏印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的友谊不应当服务于与中国对抗，正相反，应当服务于我们两国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在这个问题上，总的来说我们已经达成相互谅解，而这也带来了良好的后果。
当我和拉·甘地的关系发展到高度信任的程度时，我们就不再局限于处理与当前合作有关的问题，而是在思考更长远的问题了。探索新的、更加现代、更富有活力、相互渗透的合作形式，这项任务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通过更广泛的引进西方资金和最新技术实现印度经济现代化的尝试未能获得成功，这一事实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此时阅世颇深的甘地认识到，他的外祖父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领导印度所走的道路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拉吉夫在他敞露胸怀的时候同我谈了他的这些思考和计划。于是我们便开始——当然是在两国政府和科研中心参与下——酝酿面向未来的计划。我们商定签署一项以科技基地、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合作为重点的经济合作协定。我们还谈到了要积极吸收印度的私有企业，使它们与我国的金融和管理机构建立联系，不仅在两国政府一级，而且要在企业一级安排合作。
对于我来说，我所景仰的英迪拉·甘地奖颁奖仪式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件。我决定将奖金转赠给苏联文化中心，并请谢瓦尔德纳泽把这项决定公开宣布。于是他发出了关于在莫斯科开设印度文化中心的共同决定的消息。
在两次访印期间，我们结识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廖里赫及其夫人——著名印度女演员黛维卡·拉尼—廖里赫。我们和他们夫妇后来关系很好，我们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对于我们这两位知名同胞的功绩，对于他们为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我们和廖里赫夫妇一起着手筹划在我国建立廖里赫家族纪念馆。遗憾的是，由于命运使然，我们未能把此事完成。但我知道，即使在目前这个极其艰难的时期，一些热心人士仍在为实现这一构想而奔走。俄罗斯政府已经通过一项决议，在1996年之前在莫斯科建成这个纪念馆。可惜斯维亚托斯拉夫·廖里赫未能活到这一天。我写这部回忆录时，眼前放着他的一幅肖像画，那上面有他的字迹奔放的题词：“让我们锲而不舍地追求美吧。斯·廖里赫，1987年5月15日。”
我有幸同拉吉夫·甘地和索尼娅·甘地后来又见过两次面。1989年7月中旬，总理到我国进行了短暂的工作访问，记得那是他刚刚参加英联邦国家例会回来的时候。
当日晚上，在市郊的政府官邸设宴招待他们夫妇。这一个夜晚以异常亲切的交流和充满信任的交谈留在我的记忆中。拉吉夫对我们谈了斯里兰卡发生的冲突。从种种迹象来看，他对此感到强烈不安。印度全体居民对事件做出了痛苦的反应。
拉吉夫在谈到对英联邦会议的感想时说，无论是印度，还是走上彻底改革道路的苏联，西方许多人对那里的进程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都只从一个角度去分析——看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否符合西方的观念。某些西方活动家的厚颜无耻令他吃惊，他们认为满意的脚本就是有关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被削弱的那种。这倒是更加证实了我个人观察的结果，更加证实了我早在1987年、特别是1988年和1989年初所感受到的情况。我的某些西方对手，对苏联威望日益增长感到不受用。
甘地信赖地谈到了他深信不疑的消息，说现在布什政府快要完成对外政策的制定，他们正在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政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威信继续增长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总统班子里有一个专门小组将对此采取对策。
这样一来，我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竟意外地得到了证实。这就使我有理由在同西方国家领导人交谈时更加深入地就苏联改革的方针和意义进行辩论了。我也曾经引导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政府人士加入这个题目的谈话。不但如此，我还对他们坦言我了解他们对苏联现状和我国领导者们的活动的种种议论。尽管谈话对方有些“困窘”，我仍设法让他们明白，苏联的改革不仅仅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外国伙伴的正确意义上的利益，他们也该让自己的头脑和政策摆脱“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框了。
我最后一次会见拉·甘地时，他已经失去总理职位，而当上了在野党领袖。我理解他的感受，因此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都尽力设法做到让朋友们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和同情。但见面时发现，失败引起的懊丧已经过去。拉吉夫认真地分析了他的党何以失去多数的原因。对他的批评，既是对印度国大党活动的批评，也是对他本人执行的政策所造成的失误的批评，特别是改革进度方面的失误。他投身于新的情势之后，以一个成熟的国务活动家的身份对这个情势做出了评价。这已经是一位老练的、久经锻炼的政治家了，因此当拉吉夫·甘地竞选顺利的消息传来时，我由衷地替他高兴。凶杀中断了这位杰出人物的生命。
在改革的前三四年，苏印关系达到了相互吸引、开放、信任的新水平。在经济和科技合作领域商定了一些“长远目标”，拟定了大型项目。但好多设想都没能实现。这是由于印度政府更迭、拉·甘地去世、苏联国内矛盾所致。
里根访问莫斯科的前夕
我在访问美国之后，虽然国内事务极度繁忙，却仍旧经常关注着苏美关系问题。根据来自美国的材料，已经感觉得到竞选狂热正在逼近，而这种情况一如既往，在对外政策中也已经有所反映。重要的是不要拉下进度，片刻的喘息可能导致倒退。
美国公众以肯定的态度接受对苏关系的改善，国会批准《中短程导弹条约》的机会增加了。然而并未能因此而让人放宽心。我们建议华盛顿合作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对此所作的反应却令人失望。日内瓦谈判进行得不好不坏。正像我对自己同事所说的那样，那边又在老调重弹。
还应当时刻记住，根据1988年夏天达成的协议，里根应正式到莫斯科来访问。当时认为极其重要的是，要在裁军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这样一来里根的访问就不单纯是一项象征性的活动，而是标志着消除“冷战”的一个重要阶段了。最好是能够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这方面已经出现了重大的“一致点”。
不难理解，我多么重视拟定于1988年2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与舒尔茨国务卿的会晤。此时我们在交际和谈判方面已经拥有相当多的经验了，这使得会谈有望取得积极成果。
谈话一开始，双方就美国和我国的国内现状交换了看法，但很快我们就转到《中短程导弹条约》批准问题上来了。我认为这套程序应当在总统来莫斯科之前完成，否则气氛无助于访问取得成功。舒尔茨表示同意，并表示有把握及时批准条约。
接着我们就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了详细交谈。讨论围绕着几个最棘手的问题进行。其中包括条约执行情况监督问题。我声明我们准备接受最全面的监督，既包括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生产，又包括这些武器在地上、水上、水下、空中的部署。我们也准备同意广泛地交换情报。甚至建议成立一个由高级专家(包括学者和军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责成这个小组专门讨论监督的各个方面。舒尔茨支持这个想法，并建议给小组规定一个限期。3月份谢瓦尔德纳泽应该对美国进行例行访问。国务卿说，让人们在这之前把工作的结果给我们呈报上来。
我们又恢复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两者相互关系的讨论。我坚持主张以在华盛顿通过的联合声明为基础去探索这两个条约的结局。起初舒尔茨似乎同意了。但后来他又找来一些借口，实际上是退了回去。美国政府接受了华盛顿公式，但并没有放弃在反导弹防御问题上同我们玩捉迷藏的希望。
谈话也涉及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我们得到的印象是，美国对这方面的热情减少了。抱着弄清楚真实情况的愿望，我建议为莫斯科会晤准备一份声明，表明我们两国有促进禁止化学武器的意愿，并且有为尽快缔结一项公约而竭尽一切努力的决心。在得到国务卿的同意之后，我又问，为什么不再前进一步：既然现在人们对监督问题谈论很多，苏美两国可以各指定一家化工企业，由它们在未来的多边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框架内制定一套监督程序。舒尔茨对这个建议也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虽然又说他担心“回国后面临着为此挨耳光的危险”。
关于常规武器问题，我们只是一带而过，同意“应该推动此事”。但我们却详细地讨论了地区冲突。顺便提一句，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就这个题目谈了差不多一个通宵。
“舒尔茨：我们讨这些问题讨论得空前细致。虽然没有获得多么了不起的成果，但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关于安哥拉和柬埔寨问题，我们都一致认为在这方面有协作的可能。我们还讨论了两伊冲突。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们欢迎你们关于阿富汗的声明。我们认为，现在形势十分可喜。希望即将举行的一轮日内瓦谈判将是最后一轮。还想谈谈中东问题，我打算很快就去那个地区。”
“戈尔巴乔夫：首先谈谈一般性的想法。我们应当给全世界做出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榜样。如果我们建立起这样的合作，那么这些冲突就可望在兼顾卷入冲突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加以解决。”
“舒尔茨：这一点我可以同意。”
“戈尔巴乔夫：对于我们希望在解决这些尖锐问题方面进行合作的诚意，你们仍然抱着否定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你们的这种态度由来已久？可也许问题出在那个方针上？据我们理解，这个方针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那里依然认为苏联今天是、明天仍将是一个美国在世界各地都与之发生冲突、在一切方面都有‘过错’的大国。如果仍保留着这种态度，那么就很难指望进步和合作。
“从到处都有我们和你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一点我对您讲过，也公开讲过。既然我们两家无处不在，我们就注定必须寻求利益的平衡。这种态度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哲学。
“这种哲学如何具体体现在例如阿富汗问题上呢？我们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带到了华盛顿——最先向你们通报——并请你们为寻求这一复杂而又尖锐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而进行合作。
“你们关于应尽快在日内瓦谈判中达成协议、并且不要把我们的撤军同在阿富汗成立联邦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我们也注意到了。遗憾的是，在华盛顿未能谈成这个题目。
“然而我们认为，在围绕阿富汗的情境中，我们两国是能够合做的，是能够做出应如何对待地区冲突的榜样的。为了促使你们沿着这方向走下去，我不久前发表了一项声明。在促使你们沿着这方向走下去，我不久前发表了一项声明。在这之后你们才动起来。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你们现在放弃了你们先前的声明。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中立、不结盟、独立的阿富汗，那么就让阿富汗人自己去讨论并决定他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嘛。这里又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难道你们不是一直这样说的吗？
“我们说过，在协定签字后，我们和你们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将会受到限制。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同我们的朋友打交道变得麻烦了。每个人都首先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前程。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发表了撤出我们的军队的声明，确定了撤军的日期和期限。道路已经开通。
“我欢迎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即将举行的一轮日内瓦谈判应当是最后一轮。这是惟一正确的态度。归根结底，我们并不能看着这场冲突的某一方的脸色行事。这个问题对苏联的意义太重大了，怎么可以为此去逢迎什么人呢。尽管如此，有人竟恬不知耻——我并不害怕使用这样的词句——说苏联关于从阿富汗撤军的声明无非只是宣传而已。”
“舒尔茨：我们没有这样说。我们欢迎你们的声明，我们把这份声明原原本本接受下来。早在半年前，当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向我谈到你们的意图时，我就相信这是认真的。”
“戈尔巴乔夫：我们没有要在阿富汗建立跳板以便向温暖的海洋冲击之类的意图。这是胡说八道。
“我们希望您促成日内瓦协议早日签订，使阿富汗成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中立国家，建立一个阿富汗人自己所希望的政府。让我们双方共同推动这项事业沿着不流血的调解方向前进吧。”
“舒尔茨：我同意。”
“戈尔巴乔夫：现在阿富汗人内部正在发生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冲突。那里发生的事，无论你们还是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无须把自己装扮成阿富汗命运的决定者。
“舒尔茨：好的。”
“戈尔巴乔夫：请转告总统，我们希望在阿富汗调解问题上与美方合作。”
国务卿到达之前，梅特洛克大使交来了舒尔茨将在访问中东地区国家时提出来的关于调解该地区冲突的建议。这些建议以“舒尔茨计划”而闻名。
对于把建议预先交来这一事实，我表示欢迎，并把它看做是在寻求解决陈旧性国际问题办法方面美苏合作进程正在启动的征兆。
“我们一直等待着有一天，”我对国务卿说，“你们将确信，没有苏联的参与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是会富有成效的。”
关于和舒尔茨会谈的这一部分内容，在涉及我们的新中东政策时，再另文加以介绍。
这次交换意见把我们两人引上了一场关于世界重大问题的哲理性对话。舒尔茨对于我发表的见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说他“曾沿着同一方向前进”。
“舒尔茨：我没有可以看见未来的魔镜。但我觉察到，世界上正在发展着一种趋势，我认为这种趋势需要新的思维。如果按照这种新思维行事，我觉得我们就会以新的方式看到我们的利益。许多事物看上去就不一样了。”
“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协调各国利益的现实可能。在发达国家第一眼看来，这是不能接受的，认为这后面隐藏着钩他们腰包的意图。但这只是第一眼所看到的。如果看得深入一些，就会发现，各个大洲的进步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的。如果没有各大洲的进步，如果经济、社会及其他问题成堆，这将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受到打击，使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受到破坏。
“协调各国利益决不等于在国际范围内搞平均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系，很显然已经到了在真正的国际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了。我想，也可能找到相应的机制。……当然，也可以尝试一下再照老办法行事二三十年。但这将是一个错误。已到了未雨绸缪的时候了。这不是想入非非，而是今天这个世界的迫切需要，已到了必须对它过问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就有可能落得个手足无措。”
结束了同舒尔茨的谈话之后，我试图为自己澄清一下，这次谈话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什么，我们把赌注押在同美国本届政府和正在上台的政府进行积极合作上，这样做是否现实。看得出，舒尔茨本人是抱着十分积极的态度的。可以期望，他当然会遵循美国的利益，利用自己的影响，继续把事情办得有利于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然而不难看出他的手脚并不是放开的，在总统身边，国会里，有势力的政治集团里，国家机关里，不仅不准备接受他的对苏政策观念，而且还反对这样做。在舒尔茨的著名的对手怀因贝格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在活动着。
随后发生的事件证实，美国统治集团围绕着今后对苏政策展开的斗争有多么激烈。一方面，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见里根政府的头面人物期间，在解决裁军中一系列棘手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在日内瓦终于成功的签订了《关于阿富汗的协定》。另一方面，从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士的口中又开始冒出一些与两国关系新的特性绝不协调的话。
因此，我于1988年4月22日再次会见舒尔茨时，在通常的寒暄和几句玩笑话之后，不得不又向他提出一个生硬的问题：
“最近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难道他打算把他对我国的访问就建立在这样一个政治基础之上吗？难道他就打算把这些货色带到莫斯科来吗？但我们对任何攻击我们的言论决不会置之不理。结果将会如何？我们将大吵一通，把花了这么多心血取得的一切统统葬送掉！这对谁有好处？”
舒尔茨试图让我改变看法，说总统把我们两国关系看做是历史上新的一页。同时又详细地列举了近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当然这次谈话的中心内容是安排里根访苏。莫斯科会谈应当成为我们内容丰富的对话的继续。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访问用什么来收尾？并不一定在每次高峰会谈时都要签订一个什么条约，可也不愿意在事先就表现出冷淡态度。即便不签协议，也总该起草一份像样的总结性文件，把取得的进展记录下来嘛。
我们的谈话重又回到了裁军问题。当时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印象：每当常规武器谈判上的辩论主要围绕着强调苏联占优势的宣传而兜圈子时，美国和北约对这种局面都表示满意。
舒尔茨对我提出反驳，他说美国打算开始具体地讨论常规武器问题。紧接着他就把话题转到了人权问题——这对我们的美国对手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似乎苏联在人权方面没有发生任何重要变化。根据这一点可以证实我先前得出的结论：舒尔茨既继续坚持自己的路线，同时又身不由己地附和着最爱把一切都归结于“人权”的总统以及整个保守派院外活动集团。这一次旧话重提，多半是由于担心在改善两国关系过程中失掉对我们施加压力的最后一张王牌。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相当生硬的意见交换之后，我提议回到裁军上面来。我问，我们的印象是，美国已经中断了苏美“议事日程”中的这项工作，不知对不对。舒尔茨说，他希望在高层会晤之前能有一个关于对地下核爆炸监督进行联合试验的协议。
阿富汗话题又重新冒出来了。我的结论是：是否有能力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合作，是检验我们苏美两国能否发展协作或者是否还走老路的试金石。我把这话对国务卿说了。
“这一点不仅对我们和你们是重要的。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美国一心要建立一个合乎它胃口的国家以代替一个中立、不结盟的阿富汗。我认为，如果美国不摆脱这个诱惑，对政治调解进程而言将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危险。”
舒尔茨保证说，美国赞成一个中立的、独立的阿富汗，并说这个阿富汗将在本地区占有一席之地，扮演着合乎理性而又富有责任心的角色。
和舒尔茨会谈更加使我坚信，美国政府内围绕着对苏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仍在继续着。惟其如此，即将开始的里根访苏就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总统才是美国政策的关键性人物。
裁军谈判仍旧进展缓慢。到了5月份才明确，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签不成了。作为“补偿”，达成了一项在里根来访前批准《中短程导弹条约》的协议。5月27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该条约。5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该条约。
克里姆林宫会谈
5月29日美国总统踏上了我国国土，从而结束了美国国家元首中断正式访问长达14年之久的历史。当天，我们在大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殿举行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回顾当时那段时间，翻看当时所做的笔记，我认为第一次莫斯科会晤的意义，与其说取决于它的内容方面，不如说取决于谈话的语调，取决于双方表现出来的要使会谈具有友善、信任性质的愿望。我们谈到必须就苏美关系最重要的方面继续对话，对此前所做的工作相互表示满意。我向总统建议，作为我们会晤的成果之一，应当肯定这样一个道理：在具有意识形态和其他差别的当代世界，任何争端都不可能、也不应当以武力方式解决，各国人民应当和睦相处，我们把和平共处看做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里根基本上同意这个想法，并把它交由专家们去办，紧接着转入他一向最先感兴趣的话题。他请求解决一系列有关离散家庭团聚和移民审批的具体问题。我答应仔细审查他提供的一些案例。
然后里根提出了有关苏联的宗教和宗教自由方面的问题，并强调指出应当把这看做是“纯属他个人的善意忠告”。他的话说得很诚恳，我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我针对拟议中的总统同牧首皮缅 [ 译者注：皮缅(生于1910年)，1971年起任东正教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 ] 的会晤和参观修道院，表示我希望总统将获得有关我国宗教问题的更加翔实的信息。
在我和总统谈话的时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向南希·里根介绍了克里姆林宫的名胜古迹。这个季节照例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观光客，因为学校和机关都已经开始放暑假。我们的人热情地欢迎了美国客人，并预祝谈判成功。总统和夫人以及代表团全体人员在头几个小时就置身于亲善友好的气氛之中了。
5月30日开始正式谈判。我方参加谈判的有葛罗米柯、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多勃雷宁、亚佐夫、切尔尼亚耶夫、别斯梅尔特内赫等。美方参加的有舒尔茨、卡尔卢奇、贝克、鲍威尔、尼采、罗尼、梅特洛克、里奇威。
裁军是第一天会谈的占主导地位的、实际上也是惟一的题目。我把我们对这个题目的主要问题所持的立场作了如下陈述。
我们认为关于批准《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问题赶在这次高峰会晤之前已经解决，这是十分重要的。互换批准证书将是这次会晤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我们准备继续和美国现政府合作。特别是要结合机动性很强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解决亚水平问题。
我指出，正像美国人担心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样，我们担心他们的潜艇导弹。我们明白，海基飞航式导弹不纳入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极限水平。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但是必须把它和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百分之五十坚定不移地联系起来。否则，在其他方面继续搞军备竞赛的方便之门仍将敞开着。必须为这种导弹确定出极限水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这里就这种极限取得一致意见。
我强调指出，我倾向于趁我们的客人在任的时候签署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果然不出所料，里根谈起了战略防御计划。他重申美国的立场，即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可以附加关于在若干期限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协定。如果在这期间我们达不成别的协议，每一方都有权自行其是。里根同时还强调，美国决不同意规定不准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期限，除非我方消除违反这个条约的现象。他指的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雷达站。
里根接下去说，不准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期间的研究、开发、试验的允许极限应如何确定，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反对附加比《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本身的规定还多的限制。
此后开始的辩论立刻进入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意义问题。由于谈到了总统的心爱宝贝，意见交换变得相当“尖刻”。
“戈尔巴乔夫：到底为什么要搞战略防御计划？既然核武器将被销毁，这个系统还打算击落什么导弹呢？“
“里根：研制这个系统是一个万全之计。要知道，制造核武器的技术知识将会留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这是谁也夺不去的。导弹制造技术也将留传下去。要是冒出来哪一个狂人，他就会利用这种生产秘诀。这种例子是有的，比如希特勒，历史上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人……”
总统这时因打手势而碰翻了水杯。当即道了对不起。
“没关系，总统先生，”我打趣地说，“不小心碰洒一杯水并不可怕。如果是导弹……”
大家都笑了。然而本来可能不必要地达到“白热化”的辩论却走上了平静的轨道。
“我们认为，”我说，“战略防御计划不仅仅是一个防御性计划，它还是研制能够打击地面目标的宇宙空间武器的途径。此外还发生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人打算研制宇宙空间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干吗要助纣为虐？要知道，用这种系统对付一定数量的导弹是一回事，而用它来对付更多的导弹，则又是一回事。结果各方都将研制进攻性的宇宙空间武器和战略武器，为进行这种竞赛而耗费自己的国民财富。但这样做，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就会失去意义，战略性稳定局面就会被打破，我们多年来谈判所积累的资本就会受到怀疑。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和你们共事？在这种情况下该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里根：早在日内瓦我就说过我们建议你们对战略防御计划系统的研制工作进行观察，并亲临试验现场。
“戈尔巴乔夫：请允许我对这一点提出怀疑。您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应当先说服卡尔卢奇先生、舒尔茨先生和你们的海军，让他们为了检查目的而开放你们的两种类型军舰，以便对海基飞航式导弹实施监督。但我们知道，你们的海军硬是顶牛，不同意检查你们的军舰，而卡尔卢奇先生支持他们这么做。既然就连两艘军舰你们都不允许我们的检查人员登上去，那么你们怎么开放和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研制工作以供检查呢？这简直是不严肃嘛。”
卡尔卢奇加入了谈话，他让人相信战略防御计划系统不能执行武器的功能。
“这不能令人信服，”我反驳说。“这种论据无法使我们信服，部长先生。”
接着我们讨论了监督方面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讨论了美方提出的建议：签订一项关于向境内和境外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弹道导弹都一律必须通报的单独协定。双方商定把这份协定制定完善，并且就在莫斯科签署这份文件。
关于常规武器谈得比较轻松，因为半个月之前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找到了关于谈判内容问题(军队、常规武器、技术装备；任何兵种、任何种类武器和装备都不排除在谈判之外)的解决办法。关于常规武器谈判代表的授权范围，双方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但里根又一次提出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优势的问题。我提醒说我们早在华盛顿会谈中就曾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并提议：为了消除所有的争端，我们交换一下我们军队的官方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公之于世。对方十分审慎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为了取得重大的进展，我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内容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戈尔巴乔夫：我们建议结束谈判内容的讨论，而终于开始谈判。这次谈判似最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并消除失衡和不对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想提出新的建议：削减常规力量谈判一开始就通过现场检查的方式核实原始数据，从而消除评估方面的分歧。在这一阶段双方确定消除失衡和不对等的办法，并确定在严格监督下削减军队和武器的方法。
“到了第二阶段，在消除失衡和不对等之后，双方将各自裁军大约50万人。
“第三阶段，双方的军队将被赋予纯防御性质，从而不再具有实施进攻性战役的能力。在所有谈判阶段我们都愿意相互削减进攻性武器，如战术核武器、作战飞机、坦克。也可以讨论诸如建立走廊地带从而把我们的军队隔离开来等项措施。
“这些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不明白，其中哪一点对你们不合适。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不肯片这些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呢？”
国务卿对此作出的回答很值得注意。
“舒尔茨：我们看得见，你们希望在常规武器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也希望取得进展。问题是如何取得。应当从维也纳着手。谈判代表授权范围应当在那里拟定。我们在日内瓦真正讨论过的行文，您已经过目。这个行文很不错。现在必须把这个行文‘推销’给我们的盟国和你们的盟国。如果这个行文看上去像是一份经过大家审议过的建议，而不是一份由你们和我们两国协商制定出来的行文，成交会更容易些。他们担心我们背着他们达成协议。由此可见，这个进程应该发生在维也纳。至于说到实质内容，这个行文令我们满意。关键是要在维也纳把它恰到好处地提出来。”
“戈尔巴乔夫：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把什么写进我们的共同文件里呢？”
“舒尔茨：这里要审慎行事。要考虑到，这里说的常规力量，大部分不属于美国。所以这项工作如果不是在莫斯科完成，而是在维也纳完成，会更好些。我们这方面也可以推动这项工作。”
会晤快要结束时里根谈起必须停止扩散弹道导弹问题。
他说：“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在中东和南亚的尖锐性。如果不阻止这种扩散，它将变成严重的威胁。像伊朗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能够把导弹制造技术同化学武器制造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考虑一下，可以向相关国家施加多大压力，可以怎样对我们的朋友们施加必要的影响，以便阻止或控制这种趋势。”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这种说法我表示同意，我并且表示愿意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具体方面。
5月31日早晨我们再一次单独会晤。应里根的请求，我详细地介绍了改革情况，谈了困难和今后的计划。我提请他注意，美国在对苏贸易中仍旧执行歧视政策。我说我怀疑陈旧的思维定式仍在束缚着美国领导。这种思维方式大致是这样：为什么要帮助苏联变得更加强大？跟一个弱国打交道岂不更好。里根极力加以反驳。但他同时又为歧视性措施进行辩解，借口说苏联的移民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在总结时我谈了大致如下的一番话：既然我们和你们已经就双边合作达成了原则上的谅解，就让我们来共同清除以往的积弊吧。我确信是上帝在吩咐我们进行合作和发展关系。顺便说一句，高度的相互依存可以确保每一方的政策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
里根许诺说，他将竭尽全力来维护建设性的美苏对话精神，同时他又补充说，他时而祈祷布什成为他的继任，因为布什同意他的基本信念，同意他为建立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苏关系所作的努力。
告别“罪恶的帝国”
上午的谈判结束后我和里根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作了一次散步。他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友好地和他们打招呼，兴致勃勃地同他们交谈。在这个自发式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在“炮王” [ 译者注：“炮王”铸于16世纪，重约40吨，存放于克里姆林宫内。 ] 的附近，人群中有人问里根：“总统先生，您至今还认为苏联是一个罪恶的帝国吗？”里根回答说：“不。”我站在一旁暗自在想：我们对此心中有数。古希腊人说得好“一切都在流逝，一切都在变化”。
第二天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这一点。里根在同一天也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人向他提到这段插曲。而且一位记者盘根究底地追问美国总统改变自己看法的原因。“总统先生，”记者说，“是不是因为您掌握了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您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这个国家，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多亏了您，还是仅仅多亏了戈尔巴乔夫呢？”里根答道：“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为领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我觉得，这里(指苏联)在推行改革的努力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从我读过的有关改革的材料看，对其中的许多做法我是能够同意的。”
我认为里根的这番自白是他访问莫斯科的重要成果之一。这说明他确信自己没有被直觉蒙骗，而直觉早在雷克雅未克时就“提示”他，同变化着的苏联的确“可以共事”，而这项事业——摆脱核战争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在内心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难怪他在头一天对我说，他祈祷由一个同意这种选择的人做总统的继任人。
我认为这一点正是第四十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之处。
我和总统穿过克里姆林宫，出斯帕斯克门，来到红场，从陵墓 [ 译者注：指红场上的列宁墓。 ] 前走过。他对俄罗斯历史中心的古建筑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显得很活跃，显然对所发生的事感到满意。
随后我们返回克里姆林宫，直奔大克里姆林宫，文件签字仪式就在那里的红色客厅内举行。应邀出席的官方人士都已经到场。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签署了《关于在监督方面进行联合试验的协定》、《关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弹道导弹相互通报的协定》。还签署了1989—1990年合作与交流计划，其中规定实施里根的倡议：由100所美国中学和100所苏联中学在互惠的基础上每年培训1000名学生。(顺便提一句，我不知道这项协议是否实施)。
结尾会谈于6月1日上午在双方代表团都在场的情况下举行。我们听取了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关于他们的谈判结果的通报。
这次会晤时讨论得特别细致的是地区冲突问题。我向总统陈述了我们对调解地区冲突的主张，强调指出这个主张不仅顾及到美国盟国的利益或者说美国在政治上对之抱以好感的那些国家的利益，而且还顾及到美国的合法利益。阿富汗就是一个例子。阿富汗协议的签订是一个先例，它的意义超出了地区问题的范围。苏美两国和冲突的具体参与者一道签署了一项为政治解决开辟道路的协议，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在解决关于中东国际会议问题方面也有进展。大家确信非洲南部、中美洲、柬埔寨等地问题可望获得解决。
在讨论《联合声明》条文的最高层会议上，我重又提出我在第一次谈话中曾向总统提及的那个建议，即：在文件中写上用武力解决争端是不能接受的，必须承认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而各国一律平等、不干涉内政、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则是不可分割的、强制性的国际准则。读者还记得，当时，在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总统曾许诺和他的同事们一道“研究一下”我的建议。
“同事们”坚决反对。我们提出的公式虽然修改得相当温和却未能获得通过。至于留下的内容，读者可从多次发表的声明条文中读到。政治是可能范围内的艺术，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到此结束。在大克里姆林宫弗拉基米尔大厅，为举行互换关于《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生效批准书的隆重仪式一切都准备停当。
1988年6月1日11时45分。里根和我坐在桌子旁签署了议定书。一件大事宣告完成，这件事完全有理由被评价为理性胜利的见证，被评价为改善国际局势政策取得的胜利。
开端有了。但仅仅是开端。世界还充斥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大国的对立仍存在着。这就是说必须再接再厉。
这些是6月2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送美国总统的仪式上我所想到的。我在和里根告别时所说的一番话也是指这个意思：
“我们的对话并不轻松。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且有足够的政治毅力，使苏美关系列车离开了危险的轨道，开往较为安全的方向。虽然它行驶得比我们两国以及全世界的实际情况的要求要缓慢得多，但据我的理解，总统先生您愿意继续通力合作。从我这方面说，我可以保证我们将全力以赴争取继续前进。”
我也想到了这次会晤的其他成果，后来我们在政治局会议曾经议论过。这次会晤仿佛是美国领导人近年来出现的进步中的一个分界线。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只能与之保持对峙关系的国家了。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放弃武力这个赌注，可以断言，军事实力仍是美国政策的主要原则。我建议把在国际事务中放弃使用武力的条文写进总结性文件之中，而他们不同意这个建议，就是一个明证。
这次会晤还有一个方面。里根访苏期间，美国人从他们的电视上不仅可以看到礼仪性活动和会谈报道，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和我国当时的风貌 [ 作者注：美国的电视公司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莫斯科许多地方装上了功率很大的电视天线。 ] 。苏联如此大容量、大规模地在美国“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此次会晤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次会晤破天荒地把我们的改革和与之相关的民主化、公开性、开放性直接介绍给了美国人民。而且不仅仅只介绍给美国人民，因为在这些日子里莫斯科曾是举世瞩目的地方。
总统和夫人在日程安排的范围内曾多次与莫斯科市民发生接触。接触的对象是多方面的，有文学家、科学家、大学生，有在阿尔巴特街和其他大街上散步的中小学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参观了特列嘉柯夫美术馆。里根夫人去了一趟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大剧院为美国客人举行了一次晚会，由举世闻名的我国大师演出芭蕾舞。在克里姆林宫中的多棱宫和美国大使斯帕索·豪斯官邸举行的两次宴会，都充满了友好气氛。
总的来说，莫斯科会晤的人文方面表明，这次会晤没有走那条相互指责、相互“吹毛求疵”的老路，没有相互挑毛病。它的特点是努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
莫斯科会晤的主要成果是苏美两国加深了政治上的相互谅解和合作。两国的对话从现在起涵盖了双边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全部关键性问题。
分界线：联大讲话
1988年最后形成了新思维的概念和新思维的政策，我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对此作了最充分的表述。
对于纽约之行，提早就开始准备。我在度假时就对这次出行进行了思考。10月31日我邀请国际事务方面几位最亲近的同事，一道研讨了即将发表的讲话的主旨和基本内容。他们是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法林。“我们带着什么去联合国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自言自语地思考起来。
我们的对外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果，3年来各国人民、政治家、军人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自己有了什么变化，世界有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与苏联改革的关系。对当代进程总的状况做出描述——我们如何看当代进程总的状况。
把我们纳入新的军事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介绍给联合国会员国。并且论证军事新思维是我们的政治新思维的一个部分，表明我们不仅倡导，并且也在行动。对世界上存在的令人忧虑问题，给出我们的答案。并且联系到这一点阐述我们打算在裁军问题上采取单方面步骤的意图。我想到了不久以前在莫斯科青年宫一群年轻人把我团团围住，要求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坦克，为什么我们要一支这么庞大的军队？
参加讲话稿第一次“酝酿会”的人都一致认为，到了该认真削减武器和裁减军队的时候了。并且应以我们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将是裁军五年计划为出发点。
总之，在联合国的讲话应当是“反面的富尔顿”，是“反富尔顿” [ 译者注：富尔顿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6年发表鼓吹冷战演说的英国城市。此处可理解为“反冷战”。 ] [ 法郎注：发表演讲的时候，丘吉尔已经下野，不是首相。 ] 。而且我们可以以事实为依据，揭示实际的动向。只有当我们用行动证实我们的意图而不仅仅发出倡议的时候，人家才会相信我们。
我打算在讲话中用专门的章节论述联合国这一世界性工具，再一次强调它能够真正发挥它成立之初就蕴藏着的潜能的时机已经到来。我认为可以提出联合国在新形势下活动的“学说”。详尽地提出关于国际大家庭中的思维非军事化的意义、对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想法。联合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在建立公平合理的北南经济关系方面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此谈谈我们的看法。
为联大讲话提出的中心思想和具体建议终于准备好了，并由政治局讨论通过。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反对意见。拟定的单方面裁军的数字讨论起来颇费周折。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这方面花了许多心血。有人散布说，特别是西方有人散布说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反对我们的这一行动，那纯属造谣。这项倡议的具体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然后是讲话稿的起草工作。这方面已经立下了规矩：我常常是要把草稿口授数遍。这一次是三遍。但是这个工作直到飞往纽约的飞机起飞后在机舱里仍在继续(这也已经成为惯例)。我继续和随行人员交换意见，评估最新的消息，细化各项主张。
在飞机降落前的数小时内，我果断地摆脱了外界的干扰。未来的几天将是十分繁忙的，需要高度的精神集中。虽然看上去一切都经过深思熟虑，准备就绪，但我还是试图在头脑中把在访问期间即将要做的重大事情挑选出来。
在那篇讲话中我认为什么最重要呢？讲话中有一系列旨在进一步改善国际局势的具体建议。我通报了我们决定在最近两年内把苏联军队的人员数量减少50万人，并相应地削减常规武器。通报了和我们的《华沙条约》盟国达成协议，至1991年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6个坦克师并将它们解散。还通报了某些其他有关削减我国进攻性实力的措施。然而重点不在这里。我极力向国际大家庭证明，我们大家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在力量对比和力量竞赛基础上的那种旧的、传统的国家关系原则，应当让位给新的原则，让位给共同创造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如果现在有人请求我极其简短地重述我当时那篇讲话的内容，我只想谈一谈其中几个普遍性的前提和原则：
——要求所有的国家，首先是强国，应当自我克制，完全排除对外使用武力。
——自由选择的原则是实现各国社会发展多元化的条件。
——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共同寻求办法，让全人类的思想战胜许许多多离心的、自私的、虽则是合法的动机。
在讲话所提出的一系列实际措施中，关于联合国新的作用问题占有核心地位。在它的面前展现出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生态、人文等各方面的机遇。
这首先牵涉到发展问题。第三世界一些地区亿万人民的生存条件简直变得很险恶。任何封闭式的结构，甚至是区域性的国家共同体，无论其规模有多大，也无法解决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如北南方、东西方、南南方、南东方、东东方所发生的症结。这里需要通力合作，需要兼顾各个国家集团的利益。而能够保证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例如，它能够帮助解决国际债务危机问题。有些地区的生态形势令人触目惊心。作为第一步，我建议在联合国内建立一个生态急救中心。它的职能是向生态状况急剧恶化的地区及时派出国际专家小组。
关于我们大家正在跨入世界秩序新阶段这一观念，提高了国际法的意义。我的讲话稿对问题的这个方面也颇为关注。我的出发点是，由其外交活动服从法律且只服从法律的法治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应当成为理想的境界。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就应当在联合国框架内就国际法原则和准则的统一理解达成协议，吸收新的成果，制定国际法原则和准则法典，并且为新的合作领域制定出法规。在我们这个时代，国际法的作用不应当靠强制执行的办法来维持，而应当靠反映国家利益平衡的准则来维持。这样做，再加上认识到大家在客观上休戚相关，就能使得每一个国家真心诚意地用国际法来实行自律。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国际关系人道化问题。只有当人及其忧患、权利和自由成为一切的中心时，国家之间的关系才能反映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才能服务于各国人民的共同安全。
在撰写回忆录时，我把讲话稿又读了一遍。岁月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如果让我现在来写这篇讲话稿，我肯定会对某些地方进行修正、改写、补充。但是直到今天我不会否定其中任何一个基本观念。不但如此，我认为这篇讲话的主题思想现在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4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根廷外长丹特·卡普托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我走上了讲台。我很激动。开始时讲得很慢，有时还结结巴巴。但我渐渐地感到我与听众的沟通程度在增强。我仿佛全身感受到了我的话被听到了，被理解了。我越讲越有信心，显然也越讲越流畅。讲话结束时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掌声，想必并不仅仅是出于礼貌吧。
美国有影响的报纸如何评论讲话，使人很感兴趣。新闻处准备了一份综合报告。当然，许多报纸首先抓住具体的裁军建议做文章，他们认为这种建议最有新闻价值。但那些最严肃的报纸毕竟悟出了我在联大讲话的深刻含义。
《纽约时报》在社论中写道：
“或许自从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他的‘十四点’ [ 译者注：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1856—1924)于1918年1月提出的和平纲领。 ] 纲领以来，或者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阐述《大西洋宪章》 [ 译者注：《大西洋宪章》是美英两国政府首脑于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宣言。宣言阐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和战后世界的安排。同年9月苏联加入《宪章》。 ] 以来，没有一位世界级的活动家曾表现出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昨天在联合国所展现的那种对世界的看法。和上面提到的那几位一样，这位苏联领导人也呼吁从根本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结构改革——呼吁弘扬法律的威力，而不是炫耀武力，提倡对经济自由也和对政治自由一样，采取多视角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单一视角的态度。和他们几位一样，他也利用了良好的机遇和雄辩的口才，从而博得了全世界的青睐。与他们几位不同的是，他单方面许诺开辟途径，裁减苏联军队，把军事工业转入和平轨道。感人肺腑，充满风险、胆识过人、朴实无华，引人注目，洋溢着英雄气概……任何一个修饰语都适合这篇演讲。他的议事日程是如此宽泛，要花几周的时间才能把它弄清楚。但无论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如何，他的主张都值得、甚而要求当选总统布什和其他领导人做出极其认真的答复。
罗伯特·凯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如下评论：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今天的讲话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曾经发表过的最出色的讲话之一，他在这篇讲话中建议修改全世界在长达40年之久所遵循的准则……戈尔巴乔夫实实在在地呼吁全世界改铸刀剑为犁铧，化干戈为玉帛，他宣称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应当再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了……戈尔巴乔夫敦促冲破‘冷战’的樊篱，向国际合作的新时代迈进，西方的领导人要想拒绝这个建议将是很难的。今天的讲话体现出惊人的勇气。”
从纽约市中心搭乘渡船行驶15分钟抵达伊斯特河河口，这里有一个叫总督岛的小岛。我将在那里会见里根和布什。说老实话，我本来指望在这个短暂的旅行中稍事休息，放松一下。但事与愿违。前一天亚美尼亚发生了地震。这件事本身我已经知道了。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是撒切尔，她在夜里发来了电报。在去总督岛的途中，我和雷日科夫通了电话。他向我报告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受灾的规模，大量的人员伤亡。这是一场悲剧，是至少最近几年不曾发生过的悲剧。
我走下渡船，立刻来到为我安排的住所——那是该岛主人詹姆斯·欧文海军中将的房子，口授了一份慰问电报稿。我此刻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我暗下决心中断在美国的逗留，取消与此行有关的一切访问，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道歉，请求他对我改期访问古巴表示谅解。我应紧急回国。
可眼下得按照日程安排行事。一个盛大的仪式准备就绪，大批记者聚集在这里。我表面上极力保持着镇静，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催促里根和布什躲进这幢不大的宅第的那间“带壁炉的”客厅——我们的会见就安排在这里。会谈的前几分钟谈到了亚美尼亚的不幸。
起初我们三人谈。后来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别斯梅尔特内赫、杜比宁、舒尔茨、鲍威尔、杜博斯坦、里奇威、梅特洛克等人加入进来。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确定在美国两任总统交接权力的时候，我国政策的“美国方向”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谈话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美国方面主要由里根主持会谈，虽然按照美国报刊的形容他已经是一只“瘸腿鸭”，一个下台的领导人。布什表现得很有风度，他故意扮演一个忠实的副总统角色。
苏美“议事日程”上的所有基本问题，这次都或多或少地谈及了。我们对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现状做出了评价，就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解释交换了意见。我表示我完全愿意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在这个重要领域进行合作。
我把话题转到了地区问题。我说：
“总统先生，您知道，现在也许是回顾一下我和舒尔茨国务卿的一次谈话的良好时机。有一次，在他前往中东地区访问的前一天，我会见了他。他携带着自己的计划去那里。我向他指出，美国得出结论说中东问题应该解决了，这很好。你们有你们的计划，我们准备提出我们的建设性计划。换句话说，我们主张就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地区问题进行积极的合作。”
我直接面对着他继续说：
“如果我们就太平洋地区、亚洲地区说了什么话，或者打算在那个地区做些什么事，绝对不是因为要想加害于美国，根本不是想要削弱美国的立场，比如说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我们和你们都存在着，这个事实是现实的。我们的利益是现实的。我建议走我和里根先生已经走上的那条路。美国的安全如果比我们的安全糟糕，这对我们不利。我们既不构筑空中楼阁，也不想入非非。存在着现实的生活，现实的政治。让我们就从事这种现实的政治吧。如果新任总统在研究某些国际问题时产生了疑问，而且愿意把这些疑问告诉我们，那是一件大好事。我特别赞同您的主张，里根先生，让已经形成的传统保留下来。我从布什先生那里得到了同样的谅解，他承认美苏关系对国际政治的意义。”
总的来说，总督岛上那次诚挚而友好的会见给我留下来很好的印象。可以设想，我们和新任总统在既定的道路上将走得更远。
里根送我到轮渡渡口。几分钟之后，我们的车队已经开进百老汇，行驶在密密实实的人廊中间。我们在市区的街道上行驶了长达一小时之久。我两次走出汽车，和人们握手、交谈。铁面无私的外交礼仪规定还有好几项活动。我首先访问了国际贸易中心。
晚上联合国秘书长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但是我的头脑里，我的心里只装着一件事，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亚美尼亚的灾难。我离开了招待会，回到住所便下令火速收拾行装回国。第二天早晨我们飞回莫斯科。
华盛顿的间歇
1989年1月23日布什打来了电话。这期间传媒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新一届政府不会急于开展新的对苏关系。消息灵通的评论家们依据与接近总统的人士的谈话报道说：将要出现“供思考的间歇”，进行“战略性的考察”和“全面的重新评价”。在总督岛上的会见中，我对即将卸任的总统和新当选的总统说过，我愿意以谅解的态度对待美国新一届政府“熟悉情况之后再作定夺”的愿望。既然对政策的连续性有了一致的意见，这一点不会引起我们不安。
布什在上任前不久，托前来莫斯科的亨利·基辛格捎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愿意肯定我去年对您讲过的话。我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一连串对我们的双边关系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特别是武器监督方面的问题，然后制定出一项我们的有利于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针。我们的目标是制定出稳健的、首尾一贯的美国立场。这绝不是说要使近一两年出现的积极进程刹车或倒退。”
总统的信中还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注意。他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把对话，特别是您和我之间的对话提高一步，超越限制军备建议中的细节，而去讨论更加广泛的政治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建立这种更广泛的政治关系。”
接着是总统的电话。通话充满着乐观的调子。看来有理由期待，事情不仅走上建设性的轨道，而且还会达到必要的进展速度。然而时过数周、甚至数月，美国政府并不急于公开它的对外政策方针，特别是针对我国的方针。谢瓦尔德纳泽和国务卿贝克于3月中旬，也就是大约在新任总统就职典礼后的两个月，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会晤，那次会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新一届政府做事小心翼翼——它仿佛在等待着什么。而这个期间，传来各种各样的信息，有些信息很令人担忧。在我们国内，包括领导层在内，有一些人宁愿把拖得过久的间歇解释成这证明华盛顿正在对我国策划不怀好意的计谋，起码证明它并不愿意加强协作。
由不同的渠道从美国传来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随团访美的普里马科夫报告说，舆论，特别偏僻地区的舆论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对我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被表达善意和关注的浪潮所代替。有理由认为，公众在转弯子的过程中大大超过了统治集团，而这将影响到政府的行为。如果说不久前美国政府还不得不向右派频送秋波，那么现在它有了很大的行动自由。
关于在总统身边人员中间展开的辩论的报告，却勾画出有些不同的情况。所谓的强硬路线派的活动加强了。这个集团把我国以及东欧发生的事件评价为所盼望的“冷战胜利”正在来临。据此定出的指导方针是，再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苏联做出让步。
如果这种态度在布什政府中占了绝对上风，那么在里根任期对美关系取得的许多成绩就会付诸东流。而在我国，那些从一开始就把对美关系以及对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看做是坏事而不能接受的人们，将因此得到很有分量的论据。所以在和西欧国务活动家们会见时(近几个月来这种会见很多)，我常常谈到我们的对美关系问题，并不掩饰对此感到不安。而我确信，我的这些话都被谈话对方以某种方式传达给北约的主要盟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且鉴于英美两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我1989年4月访问伦敦时与撒切尔就苏美关系的前景和性质所进行的谈话并不是无益的。
同年5月中贝克国务卿抵达莫斯科。此前总统传来信息：“战略性的考察”结束了，贝克将愿意就双边关系、裁军、地区问题、我们两国的全球范围协作进行严肃的全面会谈。
贝克带来了布什总统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从整体上说是积极的。但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总统在信中说：“一个更强大的苏联会更加果断地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这将引起美国的忧虑”。旧时的思维定式毕竟还在占上风。原因还不仅仅在于我们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正相反，我们正在采取削减多余武器的重大措施，正在削减在国外的武器供应量(在贝克来访的前一天我通报了布什，苏联不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了)。这里还有一个甚至更加重要的因素，我把它立即告诉了国务卿：
“我想保证：为了使我们的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为了使我们的国家面向人民，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所做的一切不仅有利于苏联，而且有利于美国。您在这方面听到了不少不同的意见、建议、忠告，其中也有这样的忠告：何必操之过急呢，苏联的一切本来就都朝着混乱和瓦解的方向发展着，让这个苹果成熟了，然后自动地掉下来吧。这种态度必须摒弃。”
在小范围内和贝克相互介绍并同他谈了一个小时之后，会谈在官方人士参加下继续进行。我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对变革进程的看法：
“改革比我们当初想象的更艰难。在经济领域、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在党内这个进程都步履维艰。这不是简单的算术学，而是复杂的高等数学。我们都是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从过去走过来的，因此我们大家都应当改弦易辙。”
我对美国客人说，我们也看见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强调指出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人民挺起了腰杆，他们可以大声说话了。改革提升一批批新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关于改革策略、进度，现在有许多争论。有些人恨不得一蹴而就，让第二天一切都变得很美好。另一些人却觉得我们走得太快，应该停下来。因此必须做到不迷失方向，把握住主要方向。”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我的出发点是，对美关系允许我以完全信任的态度同美国的活动家们来往。贝克肯定了这一点。他对我的话做出了如下反应：
“我们把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看做是彻底的、革命性的变革。我们非常希望你们选定的目标会全部实现。的确，美国有少数人认为如果苏联改革失败，它将变得比较软弱，美国将从中获得好处。但政府内部没有人同意这个观点。我们的意见与此不同：改革成功会使苏联变成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稳定、更加开放、更加安全的国家。只不过在我们中间对你们成功的机遇的看法上有分歧。我们还认为，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苏联，取决于苏联的领导，取决于苏联人民，而不取决于西方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作为一个曾经用三年半时间研究经济问题的政治家，我得出的结论是：像价格改革这样棘手的经济决定，晚做不如早做。最好是在人们把困难都归罪于以前历届政府的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再晚点儿他们就该把困难归罪于现政府了。不过，这三年半中间有一点使我确信不疑：每个具体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于他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都看得更清楚。显然应该由你们来确定用什么样的速度前进。所以我们理解您讲的话，尊重你们的路线。感谢您把这些想法讲给我们听。”
随后我们转入具体问题。我们商定于6月中旬恢复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贝克说美国政府不是在一片空地上，而是本着承先启后的精神重新谈判的，对他的这番话我表示欢迎。然而谈判毕竟中断了半年多的时间，况且美方对某些问题(空基飞航式导弹、海基飞航式导弹等)的态度令我感到不安。我把这些坦率地告诉了贝克。
“非常重要的是，”对国务卿说，“不要破坏信任，要防止产生一方试图使另一方陷入不利境地的疑虑。那样会使谈判受到沉重的打击。”
就维也纳削减欧洲常规武器谈判这个题目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谈话。我向贝克介绍了我们所提建议的基本数据，我们的建议的宗旨是彻底削减驻欧军队和装备。我还向他通报了苏联将于1989年单方面从东欧撤出500枚战术核武器弹头。
在那次谈话中我还提醒说，1987年我们就同意把“奥卡”型导弹(西方称作SS—23)纳入《关于销毁中短程导弹条约》，虽然它的射程在500公里以下。我说：
“当时我们就和舒尔茨国务卿商定，任何一方今后都不再研制类似的导弹。可是现在发现，你们打算在90年代研制一种与我们的SS—23相类似的导弹。我姑且不谈这件事从道义角度看会是什么样子。可它对谈判的前景会有什么影响呢？至少可以看清楚应由谁来对后果承担责任。”
记得，贝克听了这些话时感到不大舒服。他让他的副手罗珍·里奇威来回答，她断言舒尔茨的承诺涉及的是另一种美国导弹，而现在谈的只是“长矛”导弹的现代化。
我们——我、谢瓦尔德纳泽、阿赫罗梅耶夫表示反对。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论据“没有打动”贝克的心。他忽而推说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占优势，忽而又说我们在战术核武器方面占优势。我反驳说；如果把一切都计算在内，那么我们两国在战术核武器方面的确存在着平衡，但这是很可怕的、在非常高的水平上保持的平衡。我们恰恰是建议就这些问题开始谈判，以便消除任何失衡现象。
贝克的反应是：
“我们理解，你们的立场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
当时会谈到此结束了。1990年美国人放弃了这种“现代化”。后来我们就为削减和销毁战术核武器的大多数种类而采取的断然措施达成了协议。
同贝克的结识，从整体上说是成功的。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认真、坚定地维护自己立场的人，同时又是愿意倾听对方的人，不但如此，还是一个能够听得进合理论据的人。而且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的态度也是建设性的。
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快速前进？目前还很难对此做出不折不扣的肯定回答。例如关于最高层会晤的会谈就被决定暂时推迟到秋天 [ 译者注：我在和外国对手谈话时也不掩饰自己的不安和疑虑。我仍然以和撒切尔谈话为例。她1989年访日回国途中在莫斯科作了短暂逗留。在东京时她就收到了布什的一封电报，其中简单介绍了他与谢瓦尔德纳泽谈判的情况。她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详细的常规武器建议(我们已转交给布什)表示很感兴趣。为此我对她说，我们仍然对布什政府的态度感到不安。“它执政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可是它在裁军的全部主要问题上的立场竟然是一片沉寂。因此我们在给布什的信中提供了许多新的创意，以使打破这种沉寂。”我把我们写给布什的信中的关于排除障碍、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百分之五十达成协议的建议介绍了一遍。撒切尔的反应很矜持，她说这是苏美两国的事，这件事之所以和英国有一定关系，只是因为它涉及北约的总战略。对北约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相互关系。从撒切尔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英国不准备支持我们在维也纳谈判中提出的有关削减常规武器的一系列新建议。我对此做出了相当强硬的反应，在末了声明说，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英国如此慢吞吞而又怯生生地对待我们提出的创议和建议。直到马耳他会晤之前的最后几天，我始终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对苏方面”的最后选择抱有怀疑，这在1989年11月29日我与朱利奥·安德烈奥蒂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 。诚然，生活很快就纠正了这种“慢条斯理的毛病”。
马耳他“冷战”终结的开始
1989年7月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回来，交给我一封布什的信，他信中提议于1989年，12月举行一次初步了解性的会晤。这项建议是严格保密的。我后来才知道，了解这项建议的只有美国总统最亲近的工作人员。
我回信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开始紧张的准备。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人也同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拟议中的会晤日期日益迫近。会晤的礼仪方面已经确定。苏联的“光荣号”巡洋舰和美国的“伯尔克纳普号”巡洋舰应当开进瓦莱塔 [ 译者注：瓦莱塔是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首都。 ] 港的停泊场。谈判预定轮流在苏联军舰和美国军舰上进行。此外，我们还向瓦莱塔港派出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观光船，这只船将作为我们的宾馆。
马耳他会晤就许多原因而言都是一次具有象征性的会晤。这是美国政府更迭后的第一次会晤。会晤的地点是三大洲的交接点，世界的交通要冲，多种利益的汇合点。谈判在军舰上举行，这表明苏美两国领导人背靠着强大的实力。而这一切都证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等待我们的是一项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抱着这样的心情，虽然也希望能够抽空了解一下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度。
12月2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后抵达瓦莱塔。起初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会晤了马耳他总统塔博诺、总理菲内克·阿达米以及马耳他政府的成员。同街道两旁和总统宫前欢迎我们的人群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流。
但到了第二天，大自然对我们的外交礼仪做出了修正。
海上刮起了飓风。要想搭乘快艇到达停在停泊场的“光荣号”(谈判将在那里开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国的海军人员和美国的海军人员都坚决反对这种“登陆”方式。有人提议在停泊在码头的港湾中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安排第一次会谈。因此会谈开始的时间只是略微推迟了一点。
第一天的谈判是分好几个阶段进行的：与布什总统的单独谈话；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交换意见；早餐时的会谈；苏方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别斯梅尔特内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阿赫罗梅耶夫参加和美方有贝克、苏努努、布莱克韦勒、罗斯、格雷夫斯参加的扩大会谈。预定的晚间会谈，由于狂风大作而不得不改期。
布什表示他希望第一个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我而言，直接听到美国总统谈谈他的政府在确定对苏方针时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全神贯注到极点，仿佛在“咀嚼着”美国新任总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提法。布什宣称：
“我完全同意您在纽约讲的话：如果改革获得成功，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就在一个时期以前，美国还有许多人对此心存怀疑。我不会断言这种人已经没有了。但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严肃认真、善于思考的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这话完全适用于你们与之打交道的人，如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他们希望你们的改革获得成功。”
接着布什谈了他对一些积极步骤的设想，据他看，这些步骤能够促进将在美国举行的高层正式会晤的准备工作。首先应当明确会晤可能举行的日期。美方建议在明年6月的最后几天实现访问。
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以中止阻挠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温尼克修正案的效力。鉴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可以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开始磋商，以便在即将举行的高峰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文本。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废除限制对苏方贷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伯德修正案。
布什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美国在苏美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措施，目的绝不是要炫耀美国的优越。
“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对我们的经营方式的优点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但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努力设法把我们的建议写得不要给人造成仿佛美国在‘拯救’苏联的印象。我们所谈的不是援助计划，而是合作计划。”
布什在谈到苏联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时说：
“从前我们反对你们国家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现在重新考虑了这个立场。我们赞成让苏方享有观察员地位。但是要给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定的时间。
“苏美投资问题工作小组已经成立并正在运作。这很好。也许现在应该研究一下拟定投资保证协议的可能性了。”
在布什的声明中裁军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总统阐述了在化学武器方面所采取的稍加修改的立场。如果苏联方面原则上同意由布什于1989年9月在联大讲话中所阐述的美国建议，美国就可以放弃它的现代化计划，也就是说，在无所不包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美国将不再生产二元杀伤武器。实际上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最近达成关于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储量、使这种武器拥有量达到美国现在拥有量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公约生效8年后达到百分之二的协议。如果加把劲儿，到明年年中就可以拟就一份相关协议的草案供签署。
布什在谈到常规武器时提出以下目标：在维也纳谈判参加国代表的高级会谈中，签订一项关于在1990年断然削减驻欧常规军队的协定。
总统在谈到未来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表示，他希望两国外长能在最近期间设法解决诸如远距离空基飞航式导弹的计算方法、遥测编码、导弹配置等问题。他补充说，美国欢迎苏联加入西方七国已经执行的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限制规范。还提出了苏联可否公布自己的军事预算数字的问题。
在回答布什时我首先谈了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在转入布什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时，我对他提出的有关双边经济关系的建议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并希望总统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政治毅力。需要由他发出信息。美国的实业界都是严守纪律的人，他们会对经济领域的新思维作出反应的。
理所当然，裁军问题在马耳他会晤中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1990年我就对布什关于签订欧洲常规武器协定的建议表示了赞同。针对战略性武器，我指出现在已经具备前提，赶在1990年华盛顿高级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草稿。但我提醒布什注意到他在开场白里完全避而不谈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而美国在这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我说，如果在海基航式导弹问题上不取得可接受的进展，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这个条约。
美国人机警地关注着我们对中美洲所采取的立场。布什把这个题目挑选出来，另外与我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其实在一个单独的船舱进行的这次半个小时的谈话，也就是“马耳他会晤”的开始。布什推说应拉丁美洲政治家的请求，坚持建议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施加影响，让他停止向那些“民主政治制度本来就极度脆弱的国家”提供武器。他把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形势说成是苏美关系中的“巨大芒刺”，并说问题也是出在提供武器上面。
我回答总统说，我们在中美洲不抱有任何特殊的目的。我们不想在这里抢占桥头堡和据点。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事态作出的反应，使我们联想到一定是什么人在向美国领导人提供带有偏见的信息。我们已经谈定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因而也没有提供。同时我们也指出，美国国会也终止了对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
至于说古巴，我强调指出，了解情况的最简单而又百试不爽的办法就是直接找卡斯特罗去谈。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在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在和我单独谈话中请求在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给予协助。不久前古巴军队总参谋长访问了苏联。他在和苏联国防部长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谈话中，以信任的方式再次提出这个请求。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帮助建立对话。
我必须承认，布什对这个建议作出的回应是极其生硬的。他坦率地让人明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坚定地建议我们压缩同古巴的经济关系，并且说他很奇怪，既然古巴公开谴责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还没这么做。
为此我不得不提醒说，古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它有它自己的对事物的理解，它有它自己的抱负。最近时期以来，我们正在把对古巴的经济关系转轨到互利的基础上来。但我们并不打算教训它。
我在谈话中还提到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美国对诸如巴拿马、哥伦比亚以及最近的菲律宾等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苏联人们常问：难道美国和美国总统即使面对的是独立的国家也不肯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行吗？为什么由华盛顿的人们来进行审判，做出判决，并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判决呢？莫非“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又来了一个“布什主义”吗？
在回答总统的反驳时，为了把我的立场说得尽可能明确，我举了下面的例子：欧洲正在发生变革，一些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它们也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有人请求苏联出面干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也像布什总统那样做吗？
对方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也承认苏联有些人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东欧是我们充满信任的会谈的另一个题目。我说，对于人们围绕着德国的事态忙得团团转这一现象，我感到不安。统一是一件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让这个进程发展下去，但不要人为地去推动它。
布什声明他不打算亲自去袭击两德边境，不打算去“跳墙”，他的话很风趣。我学着他的腔调当下表示同意说：“对，跳墙可不是总统该做的事。”
与天气预报相反，第二天夜晚风刮得更大了。到了早晨已经清楚，海上的情况不利于把两个代表团从一艘军舰转移到另一艘军舰上去。惟一的办法是在我们那只观光轮船上再次会晤。就在船上的图书室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先举行扩大会谈，后举行单独会谈。
鉴于在第一轮会谈时我对布什就军事和政治问题发表的意见只做出了很简短的回应，我认为现在把要点加以说明是适宜的。我说：
“首先，美国应当从这一事实出发：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不但如此，苏联准备不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敌人。其次，我们主张携起手来保障相互的安全，愿意把全方位的裁军进程继续下去，并为防止研制各种新型特异武器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们采取了防御学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普遍实行深刻的改革：中欧驻军的部署正在改变结构，师一级驻军的坦克现在已经减少，登陆渡河装备正在撤出，攻击型飞机正在转移到第二梯队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们产生了种种问题。为什么美国继续执行20年前采取的‘灵活反应’战略？为什么它的军事实力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海军至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此我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拥有核武器，既有战略核武器，如潜艇弹道导弹和海基飞航式导弹，也有战术核武器，如短程飞航式导弹、核鱼雷和核水雷。海军战略核装备是日内瓦裁军谈判的项目。剩下的是战术核武器。我们愿意就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采取这种断然的决定，会使监督程序一下子变得简化。
维也纳谈判还剩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削减武器的同时裁减军队兵员。我们建议把兵员裁减到每方为130万人，即双方各裁减掉100万人。第二个问题是减少驻扎在外国的军队数量。我们建议以30万人作为上限。据说只准备裁减苏美两国的军队。然而还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的军队。第三个问题是空军的规模。我们曾提出北约和华约双方各自的前线战术空军拥有飞机的水平为4700架，并提出截击机的单独水平。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我强调指出，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义。
谢瓦尔德纳泽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学武器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我重申我对这项建议持肯定的态度。
接着我们重又谈起欧洲事务。
为了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重点地谈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性质。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日子里，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格外仔细、格外认真地行事。这个观点实际上得到所有欧洲活动家的支持。
这个观点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在继续和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下功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我们必须在这次会晤中研究新的形势，制定出共同的标准和方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在另一种时期建立的跨国机构。这里也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现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应当削减，而应当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造。东欧和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不应当竞争，而是应当合作。
我接下去说，欧洲一体化可以采取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态。这个过程不是无痛的。我们是根据苏联的情况做出这种判断的。东西方接近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出现，如不加以利用，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削弱已经产生的相互谅解。
在这里，我和布什为了对“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全人类的民主价值的理解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新思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做出自由选择。要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但必须从中吸取对你真正合用的东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天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布什介绍了美国如何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也重申我们愿意对此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现在已经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上的障碍。我们就互设领事馆达成了协议。一旦中东和谈开始，我们就与特拉维夫恢复外交关系。
布什提请我注意，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经转向与苏联协作。谢瓦尔德纳泽按捺不住了，对他的这个声明发表了评论：“的确，最近时期你们在已经做出计划和决议之后同我们进行了磋商。而协作似乎要求事先进行讨论。”
这一天谈判的尾声是阿富汗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列举了实际转入解决冲突的几种可行的途径：召开国际会议以建立联邦政府和安排自由选举，由联合国来安排这个会议，敦促阿富汗各方进行对话，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贝克谈话的要点是，阿富汗反对派不能接受纳吉布拉这个人物。不过在会谈结束前贝克到底还是提醒说，根据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对派似乎愿意和纳吉布拉坐在一起开始关于过渡时期的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过渡时期结束时他必须下台，并将组成新的政府。
我认为这个创议倒是值得讨论一下。归根结底，拟议中的政府由什么人组成，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让他们去决定嘛。我们商定就这个题目继续进行会谈。
这次谈判之后举行了单独会谈，中心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布什陈述了人们熟知的美国立场，并且立即声称美国舆论对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很敏感。我对苏联发生的情况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在马耳他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干脆就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甲板上举行了苏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总的成果是，两国关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