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困难的探索·第十六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根深蒂固
现在，当我正书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无比痛苦地看到我的国家正在发生的情景。族际冲突演变成了战争，几十万难民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房舍和祖先的墓地。威风凛凛的“战略家们”以燃烧着的城市为背景，摆弄着姿势，等待别人为他们照相。令人深感不安的，莫过于大部分公众对此反应冷漠。
我们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
我不想去寻找表白的理由。以改革为己任的政治家们在族际关系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知道，这些关系常常显得相当紧张。任何以不了解情况为托辞的做法都是不严肃的。这样的经验我也有。说到其起因和根源，我想到了斯塔罗夫波尔，我要指出这个边疆区的特点。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共同生活构成了那里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也生活在其中。这些都是其不可分割的要素，就像土地、水、空气、面包那样已深入我们的意识之中，几乎跟母亲的乳汁无异。
当我接触到居住在高加索的数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时，我了解到精心呵护、慎重对待这些微妙事物是何等重要。要保护它，既不让它受到民族主义激情突发性暴怒之害，更要特别防备为了某些人的私利和过分的自负，从恶意政治出发煽起族际纠纷之灾。
当年，把占领者从高加索和我们边疆区的领土上赶走之后，曾以暴力迫使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迁徙、流亡、“移居西伯利亚”。卡拉恰耶夫人被迫于三天之内迁离边疆区领土！流言传到我们那儿，说是因为同德国人合作。的确是有过某些小组织与敌伪政权叛卖性合作的事实，弗拉索夫分子 [ 译者注：苏德战争(1941—1945)中为法西斯德国效力的一反苏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的参加者，因其头目的姓氏弗拉索夫而得名。 ] 、班杰拉分子 [ 译者注：1943—1947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西乌克兰组织的法西斯军事恐怖组织的成员，由其领导人班杰拉的名字而得名。 ] 、伪警察也都有过。我家那个村子里也有。
可这与孩子和老人有什么相干，与其中还有不少英雄的前线战士有什么相干呢？他们从战争中回来，被迫到哈萨克斯坦、到中亚、到西伯利亚去寻找亲人，许多人在长途跋涉中死去，有的已没有力量再活下去，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世上的一切——从头上的屋顶、财产到祖国。
作为边疆区团委书记，我参加了组织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返回边疆区家乡的工作。当时，政府、地方当局通过专门的决定，为回乡的家庭建服务性设施、盖房子、筹建新的企业，以便使他们获得就业机会。有的家庭未能安排在原来居住的地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各高等学校为卡拉恰耶夫人家的孩子设立了优惠入学的配额，帮助他们在居住地成立高等学校。为了帮助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忘记过去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当局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悲痛还是存留了许多年，难以忘怀。在解决各级苏维埃和党的机构，乃至领导岗位的代表资格问题时，即使一些微不足道的限制都会被认为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调整族际关系，就像栽种树木一般，尽管不是有意出现的疏忽大意或者简单从事，都会使别人觉得受了侮辱，并引至激愤；不同民族人们之间为一般生活琐事的争吵，立马会变成尖锐的冲突。比如在泽连丘克镇，在卡拉恰耶夫斯克，在其他地方都曾发生过此类事件。我当时就把握住一条：在民族基础上爆发的最根本的矛盾也只是瞬间的事。人们忘记了昨天将他们团结到一起的一切，也不考虑他们今后还要相邻而居，却势不两立。人们反目成仇，以后也很难相信会使他们的头脑冷静下来。
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同时也就形成多种宗教。有穆斯林，佛教徒，各种派别的基督徒：旧礼教派教徒、浸礼派教徒。斯塔夫罗波尔属于因与宗教影响斗争不力而屡遭批评的地区之列。事情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某个领导成员过世了，同他的遗体也告别过了。送葬队伍出发上路。忽然，半路上来了一大帮他本民族的人，会同他的亲朋好友抢走棺木，运到他出生的山村。如果不运走，那就得按穆斯林的规矩葬在穆斯林的墓地里。情况复杂：是去还是不去参加殡葬呢？许多人退走了，有些人冒着挨申斥的风险去了，因为你站到无原则的立场上，你可真有胆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这种事不带有游行示威的性质，不达到引起社会问题的规模，我们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否则，我们也不能不有所反应。
对于建造清真寺和教堂一类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这样做无异于鼓励信教；另一些人则以为，只要一禁止，倒反而会激发人们去信神。的确，没有进行登记的宗教团体、尤其是穆斯林的数目远远超过已经登记过的公开活动的宗教团体。后者的聚集是秘密的，这就似乎壮大了反对派的队伍。禁令并不能阻止半地下宗教派别的存在。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研究农村、哥萨克和民族地区集体农庄生活的，她收集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材料。相当数量的中青年人什么都不信，但为了对父辈和祖父辈表示尊重，也就顺应了传统。我发现在我们家里也有此类现象。我的两个婆婆——瓦西里萨和斯捷潘妮达都是虔诚的教徒，爷爷安德烈也信教，而外公潘杰列伊是共产党员，他觉得自己理应尊重信教的人，我们都是“党的干部”，要执行中央的指示，进行严厉的反宗教宣传，可这又是违反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像宗教修会拼命要让“异教徒”信教一样，我们的意识形态专家则同宗教进行着公然的斗争，对于会不会在普通人中间产生不满情绪毫无顾忌。
问题是有的，缺少民主，无法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可也免不了事情会突然爆发出来。采用强制措施不足取，苏联共产党毋庸置疑的威望以及面对政权的恐惧，终能使问题获得解决。与年岁大、威望高的长老们谈谈，与知识分子谈谈，能找到妥协的办法。除此也没有什么别的途径。我们接受下来的是一份沉重的遗产。边境的划分随心所欲，给这边多丈量些，从那边再挖掉些。共和国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时候不是按血统家庭、相互亲近的民族结合起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当地只有一个民族，比如阿迪格，也要把土地切来切去，这就难免会使各方发生冲突。罗马人的一条老规矩：分地吧，谁到手，谁就来统治吧！
问题的症结在于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体是硬性地捆在俄罗斯那辆大车上的。体制上还设有一个第二书记，一般都是斯拉夫人。当出现民族争吵和不满时，斯大林总认为是反苏的表现，因而不肯花时间去作解释和规劝的工作。这样总归还会出问题，比如卡拉巴赫就没有能妥善处置，那里每隔10年总会出事。而这些情况又何止发生在卡拉巴赫一地呢？
我的生活经验使我坚信，只有一条道路可行：合作！暴力镇压根本行不通，因为问题没有解决。这一点也已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所证实，欧洲国家、印度、中国、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无不如此。暴力可以将发生于民族土壤里的矛盾“赶到大地深层去”，不让它们冒出地面来。但只要条件稍一适宜，它们就会破土而出，而且带来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
民族之间冲突的种子，往往已深埋达数十年，甚至有数百年之久的。
很少有人赞成大多数冲突的根子已成过去的说法。应当承认，其中有一些是十月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党在不同阶段执行的民族政策取得了许多不容争辩的成就，但也确有巨大的损失。在这个领域中，也像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对大部分遗产的评价并不一致。
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都很正统，因为他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革命爆发时，被划入或者主动加入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提出分离的问题。对于自治这个课题也都表示赞同。列宁也是坚持这一口号的。只是在世界大战以及十月革命之后，他深信过去俄罗斯帝国的许多民族都有获得独立的不可遏制的愿望，那时才形成了一条原则：承认各民族有权独立，直至分立，以及建立权利平等的共和国和联邦。
联邦就是这样产生的，那是保存国家完整的惟一可能的方法。联邦成了革命政府新的国际政策的结果。
列宁的联邦思想认为，加入联邦可以有多种方式，也允许存在“不匀称”的情况：从保留很大程度独立性的国家(按现在的术语，这类国家可以称之为“联合式的”)到州的和区的自治体。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国内存在过五千余个民族区，即使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也能保留自己的特色，以及本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
斯大林断然改变了这一方针。他倒不是蓄意破坏列宁所建立的国家结构的联邦原则，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诠释”。随着中央政权感到愈益自信，无论加盟共和国还是自治共和国都被强行剥夺了实权，最终他们的所谓独立的国家性降低到了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程度，无非就保留一个冠冕堂皇的象征性意义罢了。如是，“各族人民的领袖”便把联盟变成了一个超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国家，而在党的眼里他仍然是忠实于列宁遗训的(他认为这遗训仍然意义重大)。要知道，党也是跟着他走的，认为他比托洛茨基强，因为党内大多数人认为，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人”。
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划定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安排生产。就俄罗斯而言，以前在俄罗斯联邦确定的疆域范围内从未存在过俄罗斯；而在哈萨克斯坦范围内却包括着居民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大片领土。这种情况在其他共和国的配置上也有，像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即是。一切都是预谋的，目的是使它们休想离开联盟。
总之，苏联的经验应当批判地重新认识，但不能对其做出错误的片面的评价。这一经验是否反映了我们时代、甚至是未来时代所特有的客观需要呢？人们、每个民族都懂得，如果没有一体化，要提高福利、合上时代的节拍前进是不可能的。但是，那种导致消灭民族差别的一体化却是应该否定的。
改革年代使我更多地思考民族自治的形式必然要多样化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小民族的同一性来说更应如此。比如，当我去访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时，我直接碰到北部地区人口很少的那些民族的命运是何等悲惨的现实；我意识到，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求最终停止对他们的“践踏”。每一个民族，即使人数最少的民族，也应该保留他们的独特性，要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把这种独特性融合到别的更加强盛、更加庞大的民族中去，那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生活证实，奠定我们伟大的联盟国家组织结构的许多思想都是正确的。把多种力量联合起来，相加在一起，能使每个民族和整个社会都得到飞速的发展。今天，联盟解体了，更准确些说，是被分离主义者“肢解”了，但联盟的思想并没有灭亡，因为它所表达的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性和需求，对于各民族来说，重新组成联合体仍然是最佳的选择。
民族骚动
民族问题中的许多损失是与我们的拖拉作风乃至错误决策分不开的。这很自然。因为从传统的立场到形成旨在将官僚主义的单一制联盟改变成各主权国家的民族联邦的政策，这一段路程是非走不可的。
我们对民族问题的观点以及在社会关系的这一领域中的实际做法可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起初，我们的根据是几十年来确立的实践。当阿拉木图和哈萨克斯坦的其他地区由于反对更换共和国的领导人而出现严峻形势时，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行动的。
不久前，我读到库纳耶夫 [ 译者注：原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 的回忆录，他写道，哈萨克斯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出现停滞，共和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他引用了相应的数字，可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什么，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哈萨克领导人善于从吹捧总书记、并对他抱一种阿谀奉承的态度中捞到不小的好处，即使照停滞时期的观点看，这种做法也是过分的。勃列日涅夫则对哈萨克斯坦另眼相看，给以特别的眷顾，就好像那是他的一块“世袭领地”一般。但早在刚倡导公开性的时候，就开始发现那里存在不少问题以及各种歪风邪气，令人不安。
我不认为，哈萨克斯坦曾染上了民族冲突的重病。地方主义社团之一的“朱瑟克兰”占据优势地位，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一眼就能看出，“第一把手”的远近亲戚从他的地位中得到了多大的好处，因为他不会受到共和国独裁者的批评。
各州委的书记轮着来找我，然后是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的批书记，有哈萨克人，也有俄罗斯人，为首的是第一二书记·谢·米罗什欣。让我们来看看，共和国的事究竟怎么个不协调法。
库纳耶夫自己也开始抱怨“煽动闹事者”了，提出要求接见。他的看法是哈萨克斯坦中央政治局里的情况复杂化与部长会议主席纳扎尔巴耶夫的阴谋诡计有关：此人急于掌权。库纳耶夫极其反感地谈到他，一直在重复着：
“这是一个危险人物，应该制止他。”
最后，还提出请求把他调到莫斯科去搞别的工作，或者派他出国去，做外交部的事。
我曾提到过，我同库纳耶夫的关系正常，于是决定开诚布公地对他说：
“丁穆罕默德·阿哈迈多维奇 [ 译者注：指库纳耶夫。 ] ，您说话应当抱同志式态度。你们中央的一批书记刚来过我这儿。他们对目前的形势另有看法。大家认为，你在干部政策上有严重的过失，你提拔老乡、亲戚，袒护应当对滥用职权承担责任的人，排斥不合你心意的人。既然问题是这样，我认为应当到政治局会议上去继续我们之间的谈话，还应当邀请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一起来参加。”
他急忙答道：“不，不，不需要了，我准备退下来……”
我在结束谈话时说：“怎么啦，在这样的形势下，你这一步看来是正确的。你表现得明智而现实主义。”
很自然，又进行了一次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谈话。库纳耶夫既没有提卡马利杰诺夫，也没有提奥耶利别科夫，当然更不提纳扎尔巴耶夫了。
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眼下我就不再提名了，尤其是当地的哈萨克人。形势这么复杂，应该让一位俄罗斯人来担任第一书记。”
我觉得，从他这方面说，这也不失为深思熟虑的一步，主要指望不让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极其紧张的地步。其实早先库纳耶夫对纳扎尔巴耶夫还是很呵护的，而后者也很注意给以回报。但后来，纳扎尔巴耶夫开始表现出很大的自主性。而当他发现有一大笔开支，包括外汇支出用于各种“假公济私”和违法的花费时，在“第一把手”看来他就完全成为一个危险人物。
经过同政治局委员们多次讨论，我们选中根·瓦·科尔宾为候选人。选择他的建议既得到政治局的支持，也得到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的支持。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当时，我们还处于改革的初始阶段，所采取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沿用了老一套的办法。
我们那项决定的后果完全不是原先我们所预想的。1986年12月17—18日，阿拉木图开始出现混乱。起先在阿拉木图的大学生中间，然后，蔓延到其他地区。在某一时刻，形势相当紧张，后来还是使用了武力解决。
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份十足传统的决议，目的并不是要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惟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
我在政治局讲话时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哈萨克人民的族际主义精神”。这句话立即在哈萨克斯坦见诸报端，似乎是一剂镇定良方。继而，在指令文本中还专门提及了哈萨克的民族主义。这一点后来去掉了，而纳扎尔巴耶夫1989年甚至坚持要把这个术语给灭了，可“文字不该挨板子”，而历史则不容篡改。当然，事情并不在术语本身、而在于对待棘手的“民族话题”必须慎之又慎，必须一丝不苟。
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种下根子的民族问题，在1987年年中突现于我们面前。在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条件下，克里米亚鞑靼人运动采取了有组织的坚决的方式。众所周知，克里米亚在1944年解放之后，所有曾在那里居住过的鞑靼居民都被强制遣送到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的集中营村落里去。和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在那里对人对事的处置极其残酷，好几千人死于非命。
1955年，苏联政府取消了集中营制度。从60年代初期起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开始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返回克里米亚。那几年，以至后来，他们的公开抗议活动遭到包括政治的、思想的、行政的各种措施的坚决反击。
1987年7月，连续三天，在克里姆林宫红墙附近举行了不间断的游行示威，要求充分恢复他们的权利，返回克里米亚。
受领导委托，葛罗米柯和内务部长会见了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团。葛罗米柯告知他们，已经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鉴于情势相当紧张，双方的行动带有政治性。这就有可能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决定。不过，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仍在继续。
1988年年初，委员会在乌克兰政府的配合下，告知对方部分鞑靼人可以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这一决定迎合了鞑靼人的要求，同时也考虑到不可能再恢复民族自治的因素在内。在这段时间内，克里米亚已有许多新居民迁来，其中主要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与战前相比，人口增加了好几倍。人们在这里居住已不是十来年的事，这段时间在半岛上所建设起来的一切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必须考虑到历史变迁的事实，从这一点出发去看待当前的局面。
尽管做出了理由充足的回应，但民族运动的领袖仍然坚持最高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制造强烈的心理紧张气氛，迫使许多在中亚栖身、而又不思再度迁徙的人卖掉房子，向克里米亚进发。好几千人聚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领土上，无休止的集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当局采取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但并没有逮捕人，也没有采用暴力行动。
当时，葛罗米柯宣布所有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都能获准返回克里米亚。但委员会拒绝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还有一条理由是，国家现有的行政领土区划是经宪法认定的。后来，到1989年夏天，自治思想复有抬头，惟形式不同。在最高苏维埃讨论这一问题时，许多代表建议可以就成立克里米亚自治州一案进行仔细研究(意即非民族自治性质的)。
读者都知道以下这些事态是怎样发展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就黑海舰队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地位发生的争执，就建立克里米亚共和国举行的全民公决，选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尤里·梅什科夫，其克服经济危机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纲领，这份纲领还包括迎合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历史故土的合法愿望的意图。与此同时，还希望能够劝说对方放弃最高要求。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所有居民，这年轻共和国的全体公民都应当平等地参与国家的管理。怎么说呢，这是公正的。
平反的问题，恢复遭迫害民族，包括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伏尔加河沿岸的德意志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等民族的权利问题，要求采取周密细致、全面权衡的方法慎重处理。很明显，不考虑已有了变化的人口状况，不以民主的方式争得有关各方的同意，要想平平稳稳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做不到的。历史不可能倒退，应当从业已形成的现实出发向前看。想用武断强制的办法，草率仓促、主观片面行事，只能导致玩火者自焚的结果。
民族骚动的征兆于1987年起始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后来那里就一直没有中止过，只是隐蔽一些罢了。主要原因是对该地区的俄罗斯化不满，俄罗斯化使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受到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变成少数民族的威胁，新建企业蓬勃发展，必须从其他地方招募人员。这件事在全联盟范围内展开，从西伯利亚、乌拉尔、中亚等地区招募劳动力。在短短的历史时限内便发生了居民民族结构的大变迁。顺便说一句，地方当局自己也促成了这种大变迁，以求分得一些投资。立陶宛领导人“好不容易挣到了”改良土壤称重建农村所需要的资金；拉脱维亚“挣到了”发展工业的资金；爱沙尼亚更是两者兼得。
结果，在爱沙尼亚境内，爱沙尼亚人的比例减少到了60%；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境内占50%。人们抱怨强制性学习俄语，而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实际上并不愿意花精力去学习拉脱维亚语或者爱沙尼亚语。我先不谈强制性的问题，但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在这个地区内，由于海洋、河流、土地、气候的关系，生态问题也已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除此之外，人们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苏联的真实历史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1987年8月，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时刻，要求公布决定这些国家命运的条约的秘密记录、为大批被驱逐出境的受害者恢复正义的呼声高涨。“民族受侮辱”的感情被分离主义分子人为地煽动起来，这是经常遇到的情形。也许，当时谁都还没有提到过关于脱离联盟的事，但这样的基础却已开始在提前堆砌起来，像出现了民族主义流派的作品，开始培植反俄罗斯的情绪。11月18日是拉脱维亚1918年宣布独立的日子，被示威性地确立为民族节日。那天，数以千计的拉脱维亚人，置当局的警告于不顾，上街游行，并向里加的自由纪念碑献了花。人群散走了，而游行的组织者看来对此寄予希望，希望能挑动起社会舆论。
1988年2月16日，正值立陶宛独立七十周年之际，发生了类似事件。举行祈祷仪式，群众上街游行。当局吸取拉脱维亚事件的教训，行动更加机巧些，组织者的意图未能完全得逞。在爱沙尼亚也有过某些类似的活动。
我再重复一遍：在最初阶段，我们无疑已经懂得，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推行改革，如果不注意在那里居住的各民族和部族的利益，是无法指望能够取得成功的。不管怎么说，一些传统的做法总还是起作用的，人们还不理解在这一领域中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宽广程度。不从第一阶段的事态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必然会浪费时间，坐失良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犹如撞钟，使我们想起这一切。
卡拉巴赫大爆发
1988年2月，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85%为亚美尼亚人)居民要求归并到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建制中去。州苏维埃通过决定之后，亚美尼亚境内立即举行数千次示威游行和公众集会，以表示支持。这些活动组织得井然有序，没有发生过火行为。人们举着支持改革、支持公开性的标语行进。保安机构只是维持秩序，任何其他的措施都没有采取，说实在的，面对这么一大片人的海洋，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措施。
这一行动在阿塞拜疆可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应，那边的人民也举着反亚美尼亚的标语口号举行群众集会。
2月间，政治局研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拉祖莫夫斯基通报说，2月12日，在斯捷潘纳克特召开的党领导人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会议上，反映出支持合并到亚美尼亚去的意向。2月13日，举行群众大会，点了两个人的名：埃里温国家研究所的干部穆拉江和州委指导员卡拉佩强；提供了有关两国领导人立场的信息。巴吉罗夫坚持认为，应当由中央来决定并保障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地位。杰米尔强主张，要研究一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苏维埃向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的请求。显然，巴库和埃里温之间围绕斯杰潘纳克特的争吵只能由莫斯科出面才能解决。
雷日科夫说，“应当按宪法精神办”。切布里科夫的意见是需要迈出去的不是一步，而是好几步：要召开一次联席会，从莫斯科派人去；这些人若讲话，人家要听得进去。他通报说，那里的事态在其他共和国有反响：爱沙尼亚退出联盟的情绪在增长；塔吉克斯坦正在讨论他们将向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提出些什么要求。
我的观点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我说中央认为，任何改变疆界的事都是不能容许的。要起草一份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建议。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方聚集在一起开个会，自己来解决争端，我们会接受他们的任何决定。可以吸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工人参与他们的辩论。已经决定派出政治局的代表到两个共和国去协助当地领导：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去巴库，雅科夫列夫和多尔吉赫去埃里温。他们的任务是加强接触，安抚人心。
当时，主要问题是恢复平静，不让人们感到沮丧，不能容忍民族极端分子利用民主为自己谋利。2月26日，我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族人民发出呼吁，号召他们表现出觉悟性、责任心和理智。呼吁书提及，我们不回避公开讨论各种建议，但这样做务必要心平气和，要在民主进程和法制的范围之内进行。
呼吁书使形势趋于某种程度的正常化。埃里温市内停止了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安定下来的人群各自散开回家。
我竭力安排好对话，试探着实现妥协的途径。我坚信，这是摆脱困境的惟一出路。
在这些日子里，我会见了女诗人席尔瓦·卡普季基扬和记者佐里·巴拉扬。谈话时沙赫纳扎罗夫在座。
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我请交谈者详细叙述事情的起因。围绕卡拉巴赫的争执犹如常言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古以来，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毗邻居住着两个民族。尽管土地反复易手，几百年来却始终控制在波斯人手里。在这里栖息的主要还是亚美尼亚人。革命胜利之后，他们长久以来梦牵魂绕的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幻想几乎眼看着就要变成现实了。虽然起先阿塞拜疆当时的领导人纳里曼·纳里马诺夫已经表示过同意他们回归，但很快又收回成命。后来，这个问题曾多次提起，包括苏德战争之后，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卡普季基扬和巴拉扬详尽地谈到了这一切，给我展示了精心收集到的文件、地图、史料。后来，他们又开始讲到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居民备受欺辱、把他们同亚美尼亚隔离开、毁坏古代文物等情况。事实上问题就在于，有人蓄意要把亚美尼亚人赶出卡拉巴赫州，因为这些人曾在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这么干过，而且得逞了(那里，革命胜利后还是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而现在95%都是阿塞拜疆人了)。伊斯兰教攻击基督教的事仍然接连不断——我的客人中有人这样谈到这些情况。
随后，我也讲了话，并详细地叙述了领导层的立场。我们的态度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亚美尼亚人合法的正当的愿望应当得到满足，但不可改划民族领土的疆域，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引起连锁反应，以致成为流血冲突的因由。
“请你们想一想，”我说服他们，“发生剧烈冲突将会导致什么后果。那就必然会导致现在居住在阿塞拜疆的将近50万亚美尼亚人和生活在亚美尼亚的20万阿塞拜疆人遭到驱赶。大批大批的人将注定要遭灾受难。事关这一大批人群的生死存亡，这本身必将进一步激起他们那种不堪忍受的心的生死存亡，这本身必将进一步激起他们那种不堪忍受的心理。防止发生这样的灾难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首先是两国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都还常常在燃旺这种激情”。
席尔瓦·卡普季基扬反驳说：“这是民族感情的复苏，怎么可能是什么煽风点火呀！”
我答道：“怎么说呢，对于你的感情的真诚，我不怀疑。我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的的确确在为亚美尼亚人民的命运揪着心，但也有人已经在操纵人们的民族感情。”
不等对方开口，我又说，事情就是这样的么：亚美尼亚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无礼排挤，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其他共和国都有此等情形发生。一年之后，当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卡普季基扬还在散发她的声明，再以后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而左右事态进退的已是强硬派和蛮不讲理的势力了。
沙赫纳扎罗夫的意见是：重要的问题是不要火上浇油，不要给亢奋情绪加温。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想象不到的后果。沙赫纳扎罗夫本人就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他的家族沙赫纳扎罗夫公爵家是极负盛名的。
这次会见是有成果的。翌日，巴拉扬转发出去一份按照我的请求起草的关于首次紧急援助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建议书。建议共有21点：包括修建道路、住房，修复教堂，收听埃里温的无线广播，用亚美尼亚文出版书籍，在斯杰潘纳克特开办大学等等。我跟雷日科夫取得联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 译者注：指雷日科夫。 ] ，送上有关卡拉巴赫的建议书一份，请务必尽量予以满足。”
“当然，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这对全国来说都是一个急迫的问题，是不能节省的。”
事隔两天，部长会议随即提出计划拨出四亿卢布，作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急需款项的决定草案。起初，这一决定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但2—3个月之后，来了信息，说共和国当局擅自处理了中央划拨下来的这笔款项，只有一小部分到达收款人手上。于是，又不得不派出专人去进行调查。
主要事实总算核实清楚了。但这如果发生在，10年之前，阿利耶夫如果能贯彻正确的族际主义路线，就完全可以防止发生灾难了。而到1988年就为时已晚。
事件接二连三，犹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直发展到暴力行动，而顶峰便是2月27—29日发生在苏姆盖特的流血惨案。在这个工业中心聚集着大批阿塞拜疆的难民和显然受人唆使的犯罪分子，他们闯进居民住房，残杀亚美尼亚人的家庭。
苏联检察院公布的悲惨结果是：死30人，伤197人，逮捕42人。
部队开进苏姆盖特。赤手空拳的士兵试图开导兽性大发的流氓。许多军校学员负了伤，有些人成为终生残废。要是他们手里握有冲锋枪的话，后果将更加惨重。
我们常常受到指责，说我们“表现得太软弱”；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只好让警察和武装部队介入，我们又一次遭到批评，这次是因为动用了军队。也许，政府正是应该这样做，非常事态必定要以非常措施处置，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无不如此行事。
苏姆盖特惨案引起公愤，全国人民深感震惊。同时，在穆斯林各共和国表达了对信仰同一的教友的同情。事态大有失去控制从而转化成宗教冲突的危险。
3月3日，政治局召集特别会议，研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我指出，形势正处于转折关头，我们处理苏姆盖特一事迟误了，没有估计到会出现的后果。
我说：“本来是可以要求采取保安措施的，可以避免人员伤亡，像在苏姆盖特所发生的那样，主要还是想通过政治的方法。其实政权还应该就是政权，当需要使用权力的时候，应当及时使用。法律应该占据上风。”
我要求迅速严惩肇事罪犯，采取措施，以免“冲突再度升级”，务必防止所谓的“骑兵突袭”，要通过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同志们多接触、多商量，解决问题，千万别再干出蠢事来。
还在惨案发生之前，我就听取了社会学家们的意见，形成了有关冲突的起因的相当充分的概念：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亚美尼亚人遭受过波斯人、土耳其人压迫的苦难：1915年土耳其人残杀150万亚美尼亚人、致使200万同胞流离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种族灭绝的暴行，亚美尼亚人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吗？因此，当年他们投向俄罗斯并非出于对沙皇的爱戴，而是出于得到拯救的期望。后来，终于受到俄国人民的呵护。
但是，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也自有其原因。列宁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委托当时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契切林弄清这个问题，并找出解决办法。当然，这里面有涉外工作的方面，但我倒觉得，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列宁认为，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也许能更好地弄清复杂的民族纷争。
当时领导民族事务的那些人，首先是斯大林，情况不明，敏锐性不足，提出的办法远不理想；几十年间，在民族自治方面积压了不少的问题和困难。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对待卡拉巴赫的居民根本不按列宁处理事务的精神办，有时简直不讲人性，出现了使用民族语言、继承民族文化方面的许多问题，严重地破坏了使用民族干部的政策。这一切在推行公开性的条件下都被揭示了出来。这就出麻烦事了。但不管是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也好，在阿塞拜疆或者亚美尼亚也好，都没有提出过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过退出苏维埃国家的问题。
在这两个共和国，许多政要都因贪污受贿而使自己名声扫地。当改革开始之时，他们便觉得身下那把交椅摇晃起来了。正是这些人蓄意挑起种族冲突。人们的民族感情成了被无情利用的对象。他们手中的卡拉巴赫已经成了埋在改革下面的一颗地雷。
对此，我说过这样的话：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吧。三年内，中央委员会共收到500封有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形势的信件。谁曾经关注过这件事？没有！有一种墨守成规的官僚主义的反应：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干嘛要争吵……本来应该深入探究一下原因。改革调动了巨大的内在力量，挑破了久已发溃的脓包。民族感情得到再生，同时也滋长起了极端民族主义。中央委员会是本应研究、探讨这些问题的。”
于是，做出了以下决定：1.在报纸上公布我们对于形势的看法；2.总书记在电视上发表讲话；3.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该问题；4.公布检察院有关苏姆盖特惨案的侦查状况的公报；5.由行政机构解决在各“热点”部署部队的问题，但不实行宵禁。
再次告诫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谈判吧！”但他们无法谈成，又把皮球踢回给我们：看来还是要请莫斯科来做决定了。更何况，在苏姆盖特惨案之后，亚美尼亚一方再也不相信阿塞拜疆了。
在6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谈了一个想法，在两国的决策集团里有人在纵容、煽动激情。
“我们惟一决不能赞同的便是支持一个民族，损害另一个民族。希望不要胁迫我们去这么做。我们不允许，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容忍通过流血去弄清真相！”这一是我在1988年6月讲过的话。
在代表们受到不可思议的压力的情况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同意纳戈尔若—卡拉巴赫并入亚美尼亚，并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审核这一问题。两天以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拒绝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移交给亚美尼亚以及关于加速该州社会经济发展措施的决议。6月25日，在斯杰潘纳克特召集群众大会，居民们因地方报章没有公布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苏维埃脱离阿塞拜疆的决定而义愤填膺。
紧张气氛急速上升。斯杰潘纳克特的群众大会和罢工浪潮此起彼伏。7月6日，埃里温机场关闭。纳卡自治州苏维埃会议再度通过“脱离”的决议；巴库又一次宣布该决议为非法。
出现了一个问题：出路何在？葛罗米柯认为，出路在采用老办法，他说：“军队一上街，秩序就会正常。”切布里科夫持反对意见。雅科夫列夫建议，纳卡自治州“由莫斯科管理”一年。谢瓦尔德纳泽提出立即赋予纳卡自治州以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利加乔夫企图综合所有这些想法，他说：“现在难民人数已经达到2万，这是一批没有房子住的人。要是共和国的地位对于纳卡自治州还是没有帮助，那就调军队来，拆除工厂，解散党组织、执委会，维持秩序。”
我支持关于成立自治共和国的建议，但这个问题应当由冲突双方自行解决。
7月18日，举行了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邀请各方出席，给他们讲话的机会。电视转播了会议实况，以便大家都了解各方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即中央政府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我问道：“你们希望怎样解决问题呢，是不惜任何代价去夺取胜利吗？亚美尼亚想争取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划入自己的共和国，阿塞拜疆则不容许这么办，真所谓寸土不让。这可实在是不现实！需要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满意的妥协办法。胜利只能是共同的。一派以牙还牙的气氛，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是政治上的死胡同。苏姆盖特，以及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其他事件已经给两个民族的关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要解决这些事情，还真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便使关系多少得到一些调整。其实，现在就应当相互靠拢一步，寻找妥协的办法。”
会上提出了一些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居民加强保障的建议，以避免再度发生事端。要知道过去也曾做出过不少许诺，但最终不过放放空炮而己，实质上就是欺骗。我建议，在民族院的范围内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核以上的各种建议。这样的委员会是组建起来了，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拉苏尔·加姆扎托夫的发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建议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交由联盟机构临时兼管。后来，民族院的那个委员会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7月20日公布了主席团的决定，再一次强调，不能变更疆界。7月26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派遣沃尔斯基去纳卡自治州组织并协调执行所通过的决议，但局势并未恢复正常。9月21日，在斯杰潘纳克特和阿格达姆地区实行了紧急状态和宵禁。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秋季例会之后，12月3日，我会见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人民代表，以及两个共和国和纳卡自治州的领导成员。参加会见的还有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等人。我说：
“再跨一步，就是深渊。你们都是两个民族选举出来的有威望的人民代表，大家应当围着圆桌坐下来，一起来动脑筋，看怎样能走出这个死胡同……”
今天我更加相信，无论什么地方，使用暴力是不能解决民族问题的。沙皇当局在我们北高加索打了几十年的仗，构筑了一系列的碉堡、哥萨克村落、罚款、捣毁、杀害，所有这一切没有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只有搞好商贸，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同上流人物和长老们结成联盟，让他们与宫廷接近，给他们荣誉和特权，才会有结果。新的独特的联合产生于十月革命之后，尽管这个联盟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还是保持了某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平反过程极其复杂。在这方面，国内、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形成的社会气氛起着一定的作用：实质上表现出来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在冲突发生时，尤其在苏姆盖特惨案之后，主张对纳卡自治州骚乱的“祸首”必须坚决打击，而且一定要在其萌芽状态即行镇压之。
另一种立场的涵义是：既然卡拉巴赫人民希望同他们的祖国联合，而我们又承认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要知道，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虽然被亚美尼亚的领土分隔开了，但还是加入了阿塞拜疆。那么，纳卡自治州的问题同样也可以这么解决。
在某个阶段上看，这样解决倒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像纳希切万一样，在仍然归属阿塞拜疆的情况下给予卡拉巴赫以自治共和国的地位。有一段时间，这一建议眼看着就要变成现实了。正在这时，埃里温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接纳纳卡自治州为亚美尼亚成员，这下子可就砸了锅啦。砸就砸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上，因为那里已经为夺权斗争、为统治精英接班闹得天翻地覆了。在“卡拉巴赫委员会”基础上形成的亚美尼亚全民族运动急于掌权。
与此相关，还有一种方案，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到过：借助武装力量，靠中央政权干预，力求维持原状。换句话说，这有利于阿塞拜疆，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通过阿塞拜疆极端分子之手，而是通过合法政权的力量达到的。我就问我的同事们：好吧，我们就来个总统管辖，那以后呢？我没有听到明白易懂的回答。要求“维持秩序”的情绪相当强烈。在这种形势下，坚持这么做并不容易。
可是，我还是自始至终坚持这一立场，尽管在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严格限制的强硬措施。
这一阶段，1987—1988年，我力求制定出一种解决民族间争吵的统一而民主的方法。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完全没有影响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事端，像正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积蓄势力，正在中亚和乌克兰酝酿之中的事端的关注。这些事端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似乎显得平淡些，但它们的重要性却丝毫不亚于纳卡州的冲突。各地区已越来越多地提出本民族语言、经济主权、扩大权利等各种问题。与俄罗斯化恰恰相反，往往陷入另一个极端，将对抗的意识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去。不过，在1987年，可能除了像“爱沙尼亚独立联合会”、拉脱维亚的巴尔坎斯小组以及立陶宛的某些民族主义群体外，谁也没有提过脱离苏联的问题。到1988年秋季，当各共和国成立人民阵线时，这个问题也没有公开提出过。
那么，既然无法达成利益之间的协调，又到哪里去寻找出路呢？那就只有耐心并坚定地去促成妥协，而主要是去改变引起冲突的条件。我认为，族际问题只有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总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当我在总统职位上的活动行将结束之际，我深信保持和更新联盟有益于维持和平。
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公式：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国家才会强大；另外有人说法不同：只有国家强大，才会有强有力的中心。就这样吧，反正也改变不了大局。因为形成一个新的中心，那要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之上，要有另外的职能才行。它应该着手解决共同性的问题，诸如：安全、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相一致、协调对外政策、维持边界秩序，等等。当然，还包括一旦发生冲突，还要发挥公断人的作用。
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
从1988年年中直到1990年，族际关系问题的变迁在发展，而位居前列的要数其中最敏感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苏联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关系，这应该是在预想之中的。
1988年10月1日，召开了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一周以后，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组成；同月，立陶宛也举行了“萨尤季斯”的成立大会。第一阶段(大致在1989年年中以前)，三地的人民阵线都还是包括各阶层代表的超党派的联合组织，其中有许多改革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他们根本没有分离情绪。由于党置身事外，对于任何一种民族性的表现都抱有戒备之心，甚至怀有敌意，这些运动是作为除党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出现的。他们举起的旗帜成了震动全社会的最尖锐的问题，因此阵线很快便超过了党的影响。
顺便提一下，他们提出确定本地母语为各该共和国的官方正式语言、恢复1918年的国歌和国旗、限制迁徙、各国真正的自主等问题，都是符合他们的宪法和苏联基本法的一般性定义的。整个来说，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思想轨迹：不提退出苏联的要求。
雅科夫列夫所讲述的情况也使我对那里发生的过程作如是理解。1988年8月初，我建议他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走一遭，希望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雅科夫列夫认为，我们不必采取谴责人民阵线的立场；那里确实存在着各种势力，应当与他们加强合作。雷日科夫去一趟波罗的海沿岸是有好处的，因为不满情绪首先与经济问题有关。联盟各部的活动被视作殖民地性质的，应当派遣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和内政部长去共和国，以便就地剖析隶属于他们的机构的活动情况，看看其活动是否完全符合改革政策。
雅科夫列夫的结论是，他相信“所有的波罗的海沿岸人都是支持改革，支持联盟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使我安心，但又使我觉得有些过分。威胁到联盟的最初一些危险的征兆，我恰巧是在那时感觉到的。诚然，不过是一点症候，不过是我们能够排除的事态的一种可能的发展。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联盟中的地位自有其独特之处。自1939年以来，一般都以为，他们是自愿加入苏联的。公开性使大家知晓了实际情况。是的，这些国家的议会通过了决议，但并没有察觉群众的不满情绪会爆发。但也不能不考虑当时对他们来说确也存在着法西斯进犯的事实，“兼并”是在与德国签有秘密协定的基础上、又是在红军实际占领的情况下发生的。
劳动阶层和左翼政党是热忱支持这一做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就此认定这是人民意志之反映的结论至少是有争议的。情况之特殊性还在于从那以后的整整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存在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流亡政府，而西方对于这些国家之被兼并到苏联的合法性始终未予承认。
这些情况刺激了恢复独立的愿望。但受到广泛响应、包括一部分非本地居民中的响应的主要动因是：大家都相信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长期遭受苏联劫掠”，一旦获得自由，生活一定会过得更好。他们不无傲慢地认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占有优势，却不提那是在苏联提供庞大投资的情况下达到的；也由于有从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许多高素质的专家和工人来到这里参与其事，在相当程度上还有赖于免费供应他们燃料能源资源。
确有懂得断绝关系会失去所有这些优势的人。但以一般平民意识的水平而言，的确存在以为“别的地方都在靠波罗的海沿岸人生活”的看法。1987年2月，我在爱沙尼亚就碰到过持这种观点的人。当时，我就利用跨部门平衡的资料说明：
“你们从自己国家运出的产品价值25亿卢布，可得到的东西价值30亿卢布。”
这句话的前半句，他们听着蛮满意，尤其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这么个数字的确很可观。可结尾使他们哑口无言。
我再重复一遍，为了争取赢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某一时刻到来之前，波罗的海沿岸人是不提完全脱离问题的。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本地居民所占的比例数减少了。知识分子首先敲响了警钟，说是再过若干个十年之后，民族将完全失去同一性，失去国家观念。他们认为，苏联不会容许扭转总的趋势，不会容许采取严厉措施去遏制本地居民人口呈负增长的过程。这当然也不是没有根据。同时，我考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将乐意接受这几个国家投入他们的怀抱。
1988年8月，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当局吸取上一年度的经验教训，正式决定在苏德公约签订四十九周年之际召集大会。届时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公开提出民族主义的口号。
秋季，出现了冲突的局面。11月16日，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修改共和国宪法的决定和主权宣言，两个法案都与联盟宪法相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被迫于11月18日宣布，这些因得到共和国的赞同而成为联盟法律的决定违反宪法精神，因而是无效的。
在那次主席团会议上，我竭力克制感情，但还是用非常坚决的方式宣布了对爱沙尼亚的决定不予接受。当时第一次使用了“危机”这个字眼：
“当一体化、劳动分工跨国化、国际合作、建立统一市场已成为世界趋势时，还要去搞封闭、搞孤立，难道是明智之举吗？我们某些头脑发热的人想拒绝西欧人正式谋求的东西。这是旧时遗风，欠文化的表现，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真的走上了分裂的道路，那就会延缓发展的速度，遭致重大损失，并进而既在物质福利方面又在精神素质方面受到影响。这种做法是与我国的改革事业、经济改革、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路线背道而驰的。”
根据我的建议发布的命令中还写进了这样的内容：“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政治改革的框架内，遵循宪法规范制定出一系列措施以及国家和法的机制是相宜的，……这样可以确保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扩大并捍卫它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主权。”当时，我觉得应当明确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按步骤推进的计划。
当然，问题本身并不那么简单，这一点1989年2月我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委员会讨论《依据扩大主权、自主权和财政权的精神，改革各加盟共和国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领导之一般原则》时就确信无疑了。争论有时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提交1989年春季讨论会的文件，是由部长会议起草，并经中央委员会认可的。这个文件在波罗的海沿岸引起强烈不满。我们又一次事先没有做好解释工作，没有说明这只是政治改革第一阶段的情况。三国的社会舆论则将其看做中央对他们自主要求的最终答复，是治标的办法，或者说玩半拒绝的花招。就这一问题所作的迟到的解释，他们是姑妄听之，压根儿不予接受的。
1989年3月，公布了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竞选提纲，要求实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主权问题的决定，根本改变所有制关系，在人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政权的新机构。在这些条件下，党的立场特别重要。但是，党简直不会在民主化的条件下工作。党的领导人只习惯于从事经济事务，需要用政治方法活动时，就无所适从了。
党的机构从一开始对新运动就持怀疑态度，尽管在这些运动里已有不少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也认为，这些运动是独立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苦心经营的产物。这样的分子在人民阵线里是有的，但不能把群众运动一概作如是评价。如果不想深入而认真地分析新现象，遇事就会陷入惊惶失措之中。
由于高官厚禄者只习惯于舒舒服服地在单一潮流之下生活，以至稍有些微的变动就会引发惊慌情绪。组建合作社，他们会惊慌；企业自主，又是惊慌；“绿党”提出生态要求，再度惊慌。自从政治改革开始以来，更是不顾一切的惊慌。我越来越多地在谈论这个题目：
“根本不需要紧张……我们是第一次搞这样的政治改革。我们也不必去操心这样会不会糊弄自己的人民。我们希望人民也来转轨，重新理解他们的整个生活。一旦出现什么不合适、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们就来议论它、批驳它、否定它，也用不着惊慌。”
非正式的组织，怎么说呢，从一开始就草率地被宣布为反对派。其实，跟反对派不也应该相互合作嘛。可对此他们却一再拖延，他们是寄希望于也许这些组织会像一场噩梦那样自行消失，不复存在吧。如果说在最初阶段党组织和非正式的联合体就能进行合作的话，1989年人民代表的选举可能会使党和人民阵线融会于共同的政治进程之中。可是，这样的结局未能出现，党错失了这一开始阶段，因而人民阵线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赢得了选举苏联人民代表的那场游戏。
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类似组织，因受到榜样的鼓舞无不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6月，格鲁吉亚建立人民阵线；5月，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皮尔利克”运动；9月，是乌克兰的鲁赫成立。在摩尔达维亚，埃里温非正式运动举行了未经批准的公众大会。波罗的海沿岸人经验更丰富、组织更有序，为这些国家提供思想方面的材料，企望能达到协调一致。
非我跟同志们谈了乌克兰之行(1989年2月)的感受，我说，那里“有民族问题，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从彼得留拉 [ 译者注：彼得留拉(1879—1926)乌克兰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革命集团头目之一。 ] 到班杰拉反动侨民的作用。可是，人民中间族际主义的情愫相当强烈。所以，‘乌克兰独立运动’的代言人只好到波罗的海沿岸去寻求兴奋剂。这些‘星火之辈’最后也没有造成燎原之势，连篝火也没有点着。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不理睬他们的要求”。
当时，我是否错了，是否粉饰了局面呢？出行之后，曾有过这样的印象，我想，这反映了乌克兰劳动大众的情绪。但对极端分子的积极性、组织性，对他们那种不惜以任何方式、甚至以恶化人民生活为代价也要攫取政权的嗜好，以及操纵人们热爱自己民族的神圣感情——对所有这一切，我估计不足。
人民阵线的活动开始迅猛升级，分离主义势头越来越汹涌。强化这种势头的，不仅有发端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进程，也有第比利斯1989年4月的事态。当我从伦敦返回时，在机场就有人告诉我，为了保卫“目标”，军队开进了格鲁吉亚。要立即弄清楚细节，那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已感觉到“有些东西在酝酿之中”。我委托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去第比利斯，摸清那里的形势。这趟差后来推迟了，因为第二天清晨，格鲁吉亚领导来电告知，局势已经平稳下来。可4月8日深夜，灾难突然爆发。
随后几天完全用于千方百计避免事态升级，尽可能把格鲁吉亚首都中央广场上的冲突的后果压到最低程度。4月20日，谢瓦尔德纳泽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共和国的形势。我一边听他汇报，一边在想：我们的干部总以为采用政治的办法是软弱的表现，他们的主要论据是要靠实力。中央委员们都应该到人民中间去，而他们却宁肯安坐在地下的掩体里。无论我们怎么在此前反复讲过有关在民主化条件下工作的事，看来谁也没有认真地听进去，于是见到了悲剧的结果。因为1988年11月，在第比利斯就有一种类似对宪法修改草案的反应在酝酿之中。当时，我请谢瓦尔德纳泽在最高苏维埃例会开幕前夕跟同乡们谈判，向他们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向格鲁吉亚传去了一个口信，他们倒是听到了，也能理解。回答是充满强烈感情的反应：人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泪流满面。格鲁吉亚人是高傲的，自尊心极强，但他们极其看重友谊和互敬互重的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了作出正确的决定，应当掌握精确而真实的信息。而当我读着密码电报时，立即看到了某些领导人的利益所在，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真理”。从第比利斯发来的信息一般都不会及时到达。在这样的问题上，确实需要反复掂量，三思而后行。
当事情涉及军队介入时，我毫不客气地对亚佐夫说：
“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你要永远记住，而且今天就下达命令：‘从今以后，没有最高指令，严禁军队介入地方事务’。”
雷日科夫在那次会上大发雷霆，他说：
“我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我是政府首脑，我们只能从《真理报》上知道事态的发展状况。真不像话！在莫斯科有人给在格鲁吉亚的军队总司令下指令，而政府居然一无所知！就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身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总书记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经受了多少“充满狐疑的目光”，倾听了多少率直的指责啊，说什么格鲁吉亚领导所采取的措施，总书记事先肯定知情。1994年3月，加夫里尔·波波夫在一次集会上就宣称：我从来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不知情。
波波夫可以不相信，这不会使我激动。我能够以我的一颗清纯的心对我的许许多多格鲁吉亚朋友说，决定是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作出的，军队被调去反对人民，这个事实令人发指，而关于这一非常事件最高统帅是完全不知情的。
第比利斯事态的回声，在各地得到过分的响应，还久久地对我们协调国内族际关系的努力生出不良的影响。
5月18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仿佛经同爱沙尼亚协商之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根据修正案苏联法律只有在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批准之后才能生效。同时还通过了国家主权法令、经济自主基础法、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政府书，提出谴责1939—1941年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秘密协定，宣布其为非法并自签署之时起即告失效的要求。
同一天，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自1990年1月1日起，改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同时立陶宛还通过了关于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态度的决定。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幕(5月25日)前夕。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报道，引起了巨大的不安：为敌人提供了领导层会出现变动的论据，甚至使一部分改革者焦躁不安起来。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前不久，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研讨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形势。在讨论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
“我们的弱点在于党又一次落后了。所有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中没有一个是我所能够信任的，主要是指他们对联盟、对社会主义、对改革的态度。现实的形势便是他们活动的反映，而我们的建议是应当以新的内容来充实现时的政策和实践活动。如果说需要实行新的所有制形式——农庄、牧场，只要对当地有利，都应该准许，要租赁也行。对人民阵线要多做工作，不要抛弃他们，和那些阵线中的极端派别不能相混淆。应当排斥的是极端主义，而不应当把整个人民运动都划进这个圈子里去。在人民阵线里工作也好，做事也好，都应当光明正大，不要背后使坏。只有当法律遭到破坏时，才能行使权力。”
我还记得普戈的插话，他说：
“并非一切都乱套了。在评估形势时要非常谨慎，以求不使形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989年的整个夏季，民族问题使社会处于紧张状态。6月，在费尔干纳发生了流血冲突和洗劫。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分离主义分子煽动反俄罗斯的情绪。8月6日，爱沙尼亚通过了选举地方政府机构的法律，其中规定了居住时间上的资格。共和国的一些大企业开始罢工。
8月27日，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报纸刊登出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形势》的宣言。宣言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可以说，导致了跟预期相反的结果。切尔尼亚耶夫8月30日向我通报了维亚利亚斯的电话谈话，维氏声称，爱沙尼亚人对文件基调的理解很不正常，许多人为了表示抗议交出了党证。他说，“在爱沙尼亚，除去极端分子以外从来不提起退出联盟的问题。人们不相信戈尔巴乔夫看到或者参与了这份宣言。如果含有这种基调的文件会出自他之手，人们也是不能容忍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对于事先没有料到会走到这一步感到遗憾”。
抛开我在起草这份文件起过怎样的作用不谈，应当承认，我自己对事件的反应也深受感情方面的影响。我们的做法时有失误，还经常拖拉迟误，往往使情势复杂化。真是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彻底革新民族政策才是。
迟开的全会
本来我们有意将苏共中央就这一迫切问题举行全会的日期定在1989年6月。在审核提交上来的文件之后，得出结论：文件需要进一步充实。只好把这件事委托给我自己的“工作班子”去做，这次会议也就不得不推迟到9月份去召开了。
这中间的间歇太长。情绪激动的社会各界都在等候作出解释，我已决定就此发表电视讲话。我号召公民们要有危机意识并表现出责任心，不管什么问题都应该在民主讨论和忍耐的基础上予以解决。我说，“正确解决族际关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人们能否安居乐业，也将决定改革的命运，甚至可以说，将决定我国的命运和完整性”。
那么，解决积累起来的那么多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呢？位居首要者，便是人权问题和苏维埃联邦的改造问题。同时，我认为有必要提醒大家防止走极端。“当我们在思考联邦的改革时，不能不注重现实，这是几百年来，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所形成的实际状况。各族人民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道路，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切断这些联系，意味着忍痛割爱。我们总不能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而去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吧。”
8月前，提纲的起草工作结束了。这份提纲是8月17日公布的苏共《现代条件下党的民族政策》纲领草案的基础。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彻底更新民族政策，其主要任务有：
——改造苏维埃联邦，充实其政治内容和经济内容；
——扩大民族自治的权利和各种可能的形式及种类；
——保证每一个民族享有平等权利；
——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创造条件；
——加强禁止按民族特征侵犯权益的保障措施。
纲领草案首次提出了制订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草案还指出俄罗斯作为整个联盟团结的基础的作用，并建议解决俄罗斯联邦的法律地位问题。纲领在作过几点说明之后，在中央九月全会上获得通过。我要说一句，这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它汲取了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对民族发展和族际关系方面的迫切问题做出了通情达理的解释。
老百姓不是有一个说法吗，叫做：“送鸡蛋要赶复活节。” [ 译者注：意为帮人贵在及时，不要雨后送伞，而要雪中送炭。 ] 尽管全会上通过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决议，但为时太晚。这其实是对老一套花招的一种惩罚，什么扩大集体领导体制，充其量也只是臆断的玩意儿罢了。事情实在太多，准备工作拖延了，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提出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很尖锐，只有在联盟范围内来解决。当时本应立即着手建立改组联盟的法律基础、草拟联盟条约的工作。可我们直到1989年底才就条约的制订开始做些咨询工作。
90年代之初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再度紧张为特点，结果亚美尼亚人在巴库遭到屠杀，并被“撵出”该市。
针对1990年1月军队开进巴库而编造的谎言，我应该说，只有紧急形势才逼使人们实行紧急状态，这一措施旨在防止更大的流血事件。事态的发展是这样的：
1月13日傍晚，在巴库市一群流氓分子挑衅肇事胡作非为，以致造成人身伤亡。
1月15日，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研究了恢复巴库市内正常秩序的紧急措施，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致使共和国形势混乱的犯罪势力已在公开实现他们的图谋。他们利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边疆地区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机，在巴库煽风点火，唆使一部分人和从亚美尼亚来的难民搞违法活动。1月13日，在巴库这次犯罪分子肇事和胡作非为中身亡的主要是亚美尼亚人，伤者达数十人。许多住房遭毁坏。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当局竭力设法恢复秩序，但内部的纷争和分裂使他们的活动和控制形势的能力大为削弱。
总统委员会代表普里马科夫和苏共中央代表A.吉连科抵达巴库。他们发回的有关阿塞拜疆事态发展的消息令人不安。整个共和国到处都是暴行。有18个区的政权机构被捣毁，在与伊朗接壤的200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边防设施被毁坏。
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面对日益加剧的精神恐怖情势显得束手无策。
1月19日，公布了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从1月20日起在巴库境内实行紧急状态。挑衅肇事的组织者拒绝服从命令，千方百计阻挠开进巴库的军队的行动，这又引起了新的伤亡。
1月20日，我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对形势进行评估，对国家领导人的行动作出解释。
对这一做法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紧急状态实行晚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根本无须实行。对于第一种人的答复，应该说联邦政府不可能越过共和国领导人去办这件事，而且只有当共和国各机构的工作已陷入瘫痪状态时，才能出手去办。至于那些认为实施紧急状态的做法错误的人，我可以向他们说明，在那种情势下很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状况，应当制止暴力升级。
是的，真令人痛心，1990年1月，许多巴库人的生命猝然终止，不管他们是哪个民族的人，都令人痛心。如果那时候不制止暴力，死伤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倍。那么，是否已经吸取1990年1月的教训了呢？我很怀疑。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便是证明。
从整个这一悲惨事件中我得出的教训是：在极端情势下，当局无法不采用武力。这一行动应当讲是绝对必要的，但要限制在经过严格权衡的范围之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可能办到。
俄罗斯开始“主权大排比”
各共和国议会选举之后，问题已出现于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各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召开中央全会，各种问题立即提交最高苏维埃的例会，并通过了有关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法令。1990年年中以前所作过的一切都不得不在另外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群众运动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其标志是无论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是在一系列其他国家，离心倾向加强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就连那些“虔诚的信徒”也都开始弹起了主权和独立的调子。退路已被切断。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气氛：想参与掌权吗，那就向主权宣誓吧。
当幻觉出现，似乎一旦独立明天就能保证过上“甜蜜生活”的热情极度高涨起来之时，思想健康的人的论据就难以为一般人所认可了。感情倾向，要用新人取代令人讨厌、身败名裂的领导人的向往也起着作用。
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之后，实质上就变成了政党，他们尝到了掌权的甜头，行动更加自信起来，并广泛利用社会上的蛊惑分子。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内开始分化，分成了“亲莫斯科派”和“民族派”两部分。加入“民族派”的，基本上是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员，这些人竭力与社会上的主导性情绪保持一致；走上倾向这一道路的领袖们，在为未来的独立国家内建立左翼政党准备条件。我想，当时他们已经不排除分离出去的可能，并盘算着怎样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了。
与此同时，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新选举出来的议会和由他们任命的政府，着手通过各种法律文本，其主要内容皆与脱离联盟有关。
我们依然忠于民族政策的某些原则，不能否定各民族享有自决、甚至分离出去的权利。这一点在宪法里是写明了的。但总还是应当尽一切可能向各族人民展示采取这种步骤的灾难性后果。而要是非这样做不可，那也应当使“分裂”过程具有个别性，把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在很短时限内，苏联最高苏维埃就起草并通过了规定退出联盟的手续和程序。第一，以全民公决为基础；第二，要有4—5年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解决领土、经济、国防、财产、人权等问题，决定未来相互之间的关系、边界等的原理和原则。
在与波罗的海沿岸人士座谈时，我强调指出：虽然自决出去甚至分离出去的权利是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要使大家相信，分离是违背各族人民的利益的。自主性、权利再分配、分权制应当在保持友好合作和互相协调的条件下实施。批评邦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是邦联制，我们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里。我说，先让我们在邦联制的条件下生活一段时间看，然后再来作决定。
我们有关党的问题的政策是与这一点有机地相呼应的。现在已经在公开讨论在保持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机体的条件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在邦联制国家里广泛自治的必要性问题了。当然，我现在来谈论民族构成事宜，并没有涉及可能而且必然会划清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界线的问题。
我尽了一切努力要以经过改造的形式保住联盟，但这种努力被否定了。为什么会被否定？苏联最终解体了，其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现在我就来谈谈。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分离主义者，早在叶利钦之前很久就论证过“俄罗斯享有主权”的必要性，主张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他们知道这是关键性的时刻：如果这一招俄罗斯“成功”了，加之俄罗斯民族主义奔腾起来，那么苏联也就寿终正寝了。自作主张的乌克兰的保护者还在那里火上浇油。我回想起鲍里斯·奥列伊尼克那机智的“兄弟情谊的”发言：“为什么俄罗斯应该少享有些权利，为什么她不能像别的共和国那样实施别的政治制度。”俄罗斯人善意地做出回应：这可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加兄弟。
总之，总有人企图把俄罗斯“鼓动”起来，此后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其余的一切便都成了“简单的事情”。但不管怎么努力，由于遇上了人民坚不可摧的族际主义精神，“简单的事情”始终也没有得逞。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表明，绝大多数俄罗斯公民坚定地支持苏联，但赞成要对之实施改造。
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其他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在俄罗斯找到了志同道合者——公开奉行肢解加盟共和国方针的民族派。他们成功地物色到为了攫取高层政权而不惜践踏本国人民的意志的活动家。共和国的党僚们对这一可悲的结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对改革派不满，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方针不满，也无法理解自己被卷入了怎样的一场斗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员代表们投票支持主权宣言，这是打进苏维埃国家这口棺木的第一枚钉子。
应当说，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觉悟之复苏，是有其自身的重大特点的。第一阶段(1988—1989年)提出了为遭镇压的各民族平反的问题。自治体要求在解决经济、文化、语言方面的问题时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权利平等这个题目也被提上了日程。小民族十分关切生存环境受到致命威胁的事实。
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摩尔多瓦、外高加索等地的事件的最初反应是对企图侵犯居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操俄语的公民的权利表示愤怒。人们的议论是：“我们帮助他们搞工业，为他们配备我们的干部，慷慨地同他们共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现在他们却要离开了，要拆散这个强国，剥夺它在北部和南方的出海口”。军人们担心可能会破坏环形防线。创作和科技界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代表为自己昨日的友人表现出民族利己主义和反俄罗斯的主张深感沮丧。
俄罗斯著名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表达了他的感情，他说，如果大家都这么不喜欢俄罗斯，要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她头上，那么也许她自己不就应该退出联盟了吗？我记住了这一时刻：当拉斯普京已经走近自己座位的时候，整个大厅里的人都还站在那里继续鼓掌。叶利钦分子利用俄罗斯人民在某个时候受到深深委屈的机会，将他们分离主义的方针强加给俄罗斯，并于1991年12月彻底击溃了联盟。
指责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不仅令人难堪，而且也是不公正的。行政命令体制曾以俄罗斯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但不能将其同俄罗斯民族混为一谈。俄罗斯人因这种体制而遭受的苦难并不比其他民族少，而且可以说是最多的。可总还是……要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患上冤屈病，低估综合症，那么在我们的具体条件下，这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核心、骨骼、基础、承重结构均遭破坏了。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政府圈子里从最初几天起复兴俄罗斯的思想就带有浓烈的孤立主义色彩。这一思想在科技界知识分子圈内也取得了根据，有一批科学家写出报告，证明有资金和资源正在从俄罗斯通过联盟预算转移到各共和国去。加盟共和国成了实施再分配的工具，这是从俄罗斯人手上剥夺他们通过粗放而过度的使用子孙后代的自然财富才得以生产出来的东西。由此得出结论：只要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俄罗斯便能在3—4年内进入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之列。叶利钦也是这么明确地表态的。有一首流行歌曲唱道，不是生产效率，不是工艺水准，而是新的再分配“将拯救”俄罗斯。而这个论据居然比任何其他的理由都更起作用。
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正是在平等、主权、民族复兴的口号下进行的。竞选共和国议会代表的人中已经很少有人再想起苏联了。大家都在向同胞们许愿要捍卫主权，而且在这一点上对谁都不会让步。联盟已在动摇。
改革我们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确要求权力分散，要求重新分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可是共和国和地方的名流们竭力把这种必要性涂成过分惊慌的“民族生存”的色彩，并提出不负责任的口号：“能吞下多少主权就取多少吧！”真是干起来了呀！
当时，我是否理解了俄罗斯问题的重要性呢？毫无疑问。但干预竞选运动的进程，反对叶利钦的宣传工作，是违反已启动了的民主化政策的，而能够同他竞争的人原是可以提出来的，但并没有这么做。
我在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面前公开表示反对叶利钦参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因为我预感到，只要他出山就会加剧联盟中心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我已经知道，此人就其性格而言是一个破坏者、“刺头儿”，正如他原先的新闻助理П.沃夏诺夫所描述的那样。
俄罗斯国家主权法令里确定下来的原则和规定能成为起草新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但其中同样也包含着破坏性因素，其中包括关于“苏联的条文若与俄罗斯联邦的主权法相冲突，共和国可以中止其在自己领土上生效”的规定。某些要点不仅不合法(与现行宪法、与1990年4月通过的关于划分联盟和各共和国权力的法律相悖)，而且蕴涵着一触即发的爆炸因由。俄罗斯联邦实际上已宣布有意置联盟于不顾而自行其是。这一行动的主旨在反对中央，同时也包含着对待其他共和国的强制和不尊重。
苏联在共和国领土上的活动问题，占用、利用、掌管其民族财富问题，外交代表问题，无疑都会成为未来谈判的对象。可是，新选举出来的当局不会认为自己应受什么责任的束缚，也不会准备同什么人讨论这些问题，就好比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联盟，就好比俄罗斯联邦本来就不曾是苏联的基础。这可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
我相信，要是俄罗斯不迈出导致毁灭的这一步，联盟也许能够保存下来。其中，下面一段情节是很可以说明这一点的。1990年3月，立陶宛的新领导示威性地宣称共和国将独立。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这一步骤做出了相应的评估，并授权总统、最高苏维埃和政府会同立陶宛当局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澄清。许多企业自己主动地开始压缩与共和国的联系，限制了载能体的供货。在维尔纽斯，人们开始感觉到一切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于是又开始思考周围的形势问题了。
5月4日，伊·季，弗罗洛夫转交给我一份同维尔纽斯大学著名学者谈话内容的材料，那位学者是受立陶宛共产党中央领导和兰斯贝尔吉斯的委托来到莫斯科的。立陶宛领导人表示准备与中央代表展开对话，主要是3月11日以后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可以作为讨论的对象。联盟可以把立陶宛的独立宣言在相当程度上看作象征性的行动。立陶宛将不再反对就这一行动作出解释，其中也牵扯到共和国作为“革新后的苏联的联系成员国”的地位。同时，具体实施应当是要与苏联协调的一个分阶段过程的结果。
这是为寻找相互都可接受的决议的合适的基础：由于历史特点和其他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在联盟内享有独特的地位。顺便提一句，恰巧是当我出行立陶宛时曾谈到在联盟条约范围内有区别地保持与中央联系的可能性。
但是，“俄罗斯主权化”中断了探索在改革后的联盟内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保持关系的新形式的努力；主权化引起了所有加盟共和国、后来是自治共和国通过类似文件的连锁反应。“主权大排比”由此启动。阻止联盟解体的惟一途径，便是立即起草新的联盟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