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第九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手稿烧不尽”
我一生中从来不写日记，但常常使用记事本，历年来己积累了许多册，这是我的个人工作实验室。1991年12月离开总统的岗位，经历了俄罗斯当局对待我的种种不礼貌行与之后，我也并未放过事态发展中极为纷繁的种种情节：当时他们决定处理掉我为数众多的家藏图书中的大部分以及“作头等”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笔记本。
然而，“手稿烧不尽”，并非全部笔记都销毁。有几本赖莎·马克西莫卡娜保存了下来，有一本是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文件中发现的。这些难得的劫后余物有助于追忆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事实，以及许多足以判定改革意图的东西。
在切尔尼亚耶夫保存的那本笔记的开头，记的是同莫斯科无产者区居民的谈话，列宁格勒之行，同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以及学者专家的会见，给政治局和政府所作的指示札记。有的很简短；有的则较详细，例如就石油天然气工业状况同多尔吉赫的谈话。库纳耶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用电话汇报各自共和国的情况。吉尔吉斯共产党领导人乌苏巴利耶夫和巴什基尔州委书记沙基罗夫对国家计划的抱怨。许多页记的是干部问题：解除Г.罗曼诺夫的职务，Б.斯图卡林调任外交工作，任命C.科尔帕科夫为黑色冶金部长，批准鲍·叶利钦担任党中央建设部部长。
为了说明我担任总书记一职最初数日和数月所做的事情，现照录若干笔记如下：
3月：“供与葛罗米柯谈话用：1.关于日内瓦谈判(争取继续谈判)。2.根据里根来信——给予答复(新的口径)。3.消除各方对签署延长《华沙条约》议定书的分歧；4.关于《赫尔辛基协定》10周年。5.复信密特朗总统(详复)：6.复信拉吉夫·甘地(内含会晤的主题。时间——5月底至6月前半月)。7.致函科尔总理谈秘密联系渠道问题。8.阿富汗。需要有个切合实际的计划。9.致叙利亚总统候·阿萨德的信。10.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建设性方针。11.巴基斯坦——继续执行既定方针。”
还有一段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笔记：“必须逐步调解冲突；同阿富汗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会谈关于扩大制度基础的问题；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商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弃阵地。”
“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向酗酒宣战；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5.医疗。”
准备同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面谈：“1.关于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关于Г.B.罗曼诺夫；关于党中央主管国防的书记人选)。2.关于外交部长：不限于外交部部内范围……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
关于同《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谈话的记载：1.老广场机关脱离了领导层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宣传的安排(暗示济米亚宁和斯图卡林)。党中央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部应当合而为一。2.电视应当改革：存在着抢新闻的斗争，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真理报》应当步调一致：马克思主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跳出机关的圈子
按照惯例，总书记的看法和建议应当提交党的中央机关审议并在党的组织中进行讨论。当时首先必须确定如何对待苏共党章，它已极其陈旧，连引用它都会感到难堪，只要提起它便会遭到嘲笑。新纲领草案的制定工作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契尔年科时期都曾进行过，但由于给此事的专门小组晚定基调的是P.科索拉波夫，所以拿出来的材料散发着原教旨主义的浓烈气息，依然全是那一套司空见惯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甚至称之为伪马克思主义更为合适)，只不过使用了略为现代化的语言进行表述而已。
当然，要做出真正切合实际的评价并提出颇具分量的思想，无论我们自己或整个社会，当时都还不具备条件。不过，召开代表大会以确认新的政治方针并解决干部问题，却是完全必要的。有的人向我建议不必急于抓党纲的事。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仿效圣经中的先知，总是向人们预言无可置疑的真理。草拟纲领性文件的工作本身，在报刊和党员会议上，最后在代表大会上对其进行讨论，在我看来便是让党和社会动起来、使之对改革意图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的一种手段。党的全体领导成员都赞成这些看法。至于谁是出于信念，谁又是仅仅为了不同总书记顶牛，这里就不必说它了。
我上任之初，就立下一条规矩：讨论极其重大的决策时，不能局限于党的机构的圈子。前面已经提到，1984年政治局和15年前一样取消了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考虑到问题十分复杂，自由交换意见很有必要，我们决定不再作重开中央全会的打算，而是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这个会需要精心地做准备。首先一步便是在中央委员会同经济界的实际工作者、专家学者、党的领导干部举行会见，谈话进行得极为坦率。在这个权威性的论坛上公开承认我国技术落后并得出必须改变经济机制、给企业以广泛的自主权的结论，这些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在论证诸如此类的改革的必要性时，与会者中有人不无嘲弄地说：在我们这种事事都由上司安排的条件下，如果来上一位私营企业主，恐怕不要一两天就会逃之夭夭的。
我还谈了一个得到热烈赞同的观点：要是再不进行管理机构的根本改造和管理功能的权力分散，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方面的改革。意见完全一致：舍此任何改革都行不通，必然半途而废。有趣的是，一些顽固不化的老官僚也用这种口气说话，看来他们是认为此事与己无关，要不就是根本不相信有可能认真革新。
会上人们回忆起安德罗波夫在全国整顿纪律和秩序的情形。靠硬性的要求和整齐划一的行动也可以取得相当的效果，但这终归只是一时之计，无法弥补劳动和经济激励机制方面的种种不足。对纪律的狭隘理解似乎正在被类似的认识所代替，而纪律已经同生产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密不可分。
总的说来，三月全会以后第一次“跳出机关小圈子”颇见成效。4月中旬我同利哈乔夫工厂的职工见了一次面：走访了汽车装配厂房、生活区、医院、商店，而同吉尔 [ 译者注：吉尔：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的简称，也是其生产的汽车型号名 ] 人的交谈主要是在厂里不大的会议厅进行的。当时我首次公开谈到，从70年代初开始我们越来越落后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下降使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形势、国防问题的解决都大大复杂化了。以前我们达到高速度靠的是劳动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现在这两方面哪一项也没有了。周期性的人口波动(这是战争的回声)导致劳动力缺乏，于是不得不依靠运用新的材料和自然资源。第一，这些资源并非用之不竭的，第二，它们的获取需要花费极其庞大的开支。只剩下一种选择：力争借助于推广先进设备、自动化技术、较少能源消耗和无废料的工艺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而且必须保证国民收入不低于4%的年增长率。
这些看法和打算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情形并非按惯例事先准备好的向“贵宾”表示一下敬意。吉尔厂与其他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一样，当时已经切身预感到危机近在眼前了。
四月全会
在历届全会上通常都是先讨论主要问题，最后才是组织人事问题。这一次我们决定打破惯例，一开始就来个小“震动”。4月23日，我宣布全会开幕后当即提议选举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尼科诺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表决结果照例无人反对。我向全体当选者表示祝贺，并请政治局委员登上主席台。我让利加乔夫坐在我旁边，并让他主持会议：“好吧，叶戈尔·库兹米奇，让我作报告吧。”我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为的是让克里姆林宫里新的排位顺序一目了然。
人们已经习惯把1985年四月全会看做改革历史的起点，尽管更准确地说起点应当从3月份算起：当时新任总书记已经宣布了即将进行的一些变革。顺便说说，不久前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朋友聚会上，电影导演马列·胡齐耶夫指出，基本的东西其实举行契尔年科葬礼时我在列宁墓上的讲话里已经说过了，后来则是对纲领的补充。此话与实际情况倒很接近。
虽然如此，对新政策的基本思想仍然在四月全会的报告《关于召开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及与其筹备和进行有关的任务问题》中作了正式的阐述。如今重读报告找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当年摒弃意识形态的那套陈腐论调是何等艰难，克服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和偏见又是如何煞费苦心。报告时我像3月份那样，从确认苏共二十六大方针的连续性开始。当时不提这类誓言和保证根本不行。但随即说明：“按照列宁的理解，连续性意味着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我们应当无条件地继承这一列宁主义传统，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政策和我们的总路线，以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句话里似乎兼容了两个要点：一个是“不断前进，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另一个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引证式”学位论文的爱好者和惯于玩弄历史文献片言只字的高手看来，最主要之点就是：戈尔巴乔夫拿“发达的社会主义”赌咒发誓，后来却“背叛”了它。在我和那些开创了改革事业的人看来，最主要之点却是“排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尽管改革遭遇到各式各样极为复杂的变故，我始终信守这一原则。
诸如此类的“矛盾”在报告的其他地方也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当年公认的论断，即：“我国凭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登上了历史和社会进步的高峰”。
而恰好相隔两段却又论证了“进一步改革和改造、使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地达到一个新的质量状况的必要性。这首先是用科技振兴生产和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改善社会诸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这就是在劳动阶层、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就是激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整个体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自治权利。”
是的，我对前面几代人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但是提出向新的高质量的社会状况转变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在表明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过时，需要实行根本性变革。而号称变革的主要杠杆的则是加强科技进步，首先要改组本国机械制造业，生产新一代的机器设备，采用高技术。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分散经济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集体对自身活动最终结果的责任感和兴趣等一等设想。
从革命时期开始，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曾多次讨论过管理机关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及其被官僚主义所败坏的问题。也通过了一些严厉的决议，但机关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人们总想通过建立新的管理机构来解决各种难题。必须改变经济领导体系本身，高层领导应当做的只是提出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战略，其他的事则交由生产单位自行处理。
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要注意与现代化、经济改革、扩大地方政府权力相结合，与克服平均主义、堵塞非劳动收入渠道相结合。在审查制定党的二十七大社会纲领时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既实现生产现代化又贯彻社会领域的重大措施？得出的结论是，在严格遵循有关生产领域超前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这是能够办到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思维仍然被习以为常的成见所束缚。
四月全会认为刻不容缓和极端重要的问题包括：住房，粮食，国民教育改革，现代化卫生保健基础的建立；总之，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各种国内问题，首先是改革的基本思路，成为辩论的主要内容。至于对外政策，报告中只是简要地重申了苏联对当时一些紧迫的国际问题的立场。
虽然四月全会无疑是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但它也带着时代的印记。当时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共身上，还要提高它的“领导作用”。民主这一话题流于空口宣言，只是说“复杂重大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人民的生动活泼的创造能力”。改革者们在着手解决振兴社会的历史难题时，自然不可能一下子将自己的思维从旧有的障眼物和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可能像历史转折关头所有的领袖一样，必须同人民群众一道经历一段痛苦摸索的路程。我觉得，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供冷嘲热讽、秽言汕笑的东西。这就是我能够相当平静地对待那些矛盾百出的恶意中伤的原因。那些人说，瞧，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6、1987年说的是什么，1991年或1994年说的又是什么。
概括起来可以说，四月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政策，如果使用议会的术语，它“一读”即已定案。
走遍城乡
改革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在极权政治的条件下别无他途。但过去数年的经验表明，如果改革者的动机未能获得群众的理解，那就注定会遭到失败。必须尽快促使社会摆脱昏睡和冷漠状态，启动变革进程。我将此视作改革设想取得成功的保证，在四月全会上谈到过这点，我出访全国各地也为的是同样的目标。
5月15日我们前往列宁格勒。按惯例拜谒了各纪念圣地，在皮斯卡列夫公墓献了花圈。还访问了一些大型企业——电力公司、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女布尔什维克，会见了工学院的师生，参观了“集约化—90”展览。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斯莫尔尼宫：同积极分子见面。
列宁格勒人不单是很有礼貌和热情好客；他们已经知道了四月全会的各项决议，却仍然专心致志地倾听我的说明解释，纷纷提出问题，发表意见，热情鼓励。我最为看重的是那句临别赠言：“就这么干！”
当时国内外报刊上都出现了对新任总书记作风观察结果的首批报道：“戈尔巴乔夫喜欢深入民众”。的确，在这种直接交往中我常常能体察到他们的要求，头脑里绝少有沽名钓誉的打算。对我而言，在工厂车间、集体农庄地头、大学教室、更多的是在街道上所进行的简短交谈、简短访谈，比社会学更为重要。
诚然，起初要让老百姓开口并不容易：人家还有些担心，不肯轻易讲话。绝大多数情况则是(我能感觉到这点，他们的眼睛泄露了真情)，人家根本就不大相信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响亮的保证和诺言大家听了不知多少次，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却微乎其微。
我的交谈对象的脸上就明写着他们的心思：“你说得倒不错，可人家未必让你去实行。你坚持那么一两年，随后呢手一甩，就开始给自己胸脯上一个劲儿挂金星奖章了。这种事儿咱们都见过。”
仿佛是在答复他们的疑问、让他们明白这一次我们要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我说：“我们要让全体干部有机会了解当前的要求，开始用新的方法进行工作。不过谁要是阻碍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让他靠边站，别碍事儿。人人都应当转变态度，从工人到部长，从普通共产党员到党中央书记。
6月底我去了一趟乌克兰。我同制造大名鼎鼎的鲁斯兰运输机基辅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见面，参观了叶·奥·帕通电焊学院。这个学院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卡根尼耶维奇·帕通是我国的学界泰斗，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在整个改革年代我一直都得到他的支持。接着我又从基辅飞抵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心想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批评反思了，也就不妨将有关情况告诉勃列日涅夫故乡的人民。6月26日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讲话时，我直接向与会群众发问：“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弯子我们是不是转得急了点儿？你们怎么看呀？”台下传来一些人的喊声：“做得对，就应该这样！”我又问：“怎么样，这是个别人的呼声还是大家的意见呀？”全场齐声回答：“大家的意见！”
此行的尾声是会见在乌克兰的中央委员、各州的州委第一书记、共和国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实权在握，中央四月全会方针在乌克兰的实施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尽管这些天来我与谢尔比茨基寸步不离，我却发现他一直是那么紧张。其实我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必须定准与乌克兰领导层谈话的基调：既要将那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同时又要尽量争取达到相互理解。
乌克兰和乌克兰的公民对全苏联各项事业的贡献值得赞许。然而令参加会见的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是，资料表明这个共和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不得不从外边向乌克兰调运粮食。须知当时大厅里在座的都是些当权派，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一个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共和国却粮食无法自给。接着我用数据说明了主要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太妙，其中包括采煤、冶金、机械制造，它们向来都是这个共和国的骄傲。总之，这次会晤的情况对乌克兰领导人而言很不习惯。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同他们这样交谈过。乌克兰事务及其种种重大问题的处理一直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权，而他却出于偏爱故乡的感情对这里所发生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种非同寻常的“客气”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他不希望在中央和地方给自己树立潜在怨敌，不希望打破领导干部之间一片祥和的团结气氛。因为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种种丑行和其他各共和国、俄罗斯各州滥用职权的情况，但他宁可不加声张，不让家丑外扬。顶多是当面对犯错误的领导人数落几句，万不得已时才将其派到国外去当大使。
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初次见面就能够同乌克兰同志直言不讳地进行交谈呢？我的话丝毫也没有对他们妄加指责。我毫无偏私地提醒这些干部，以往在他们亲自参与下曾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且最终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认认真真去干的话，将会得到大规模的支援。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当时依然未摆脱幻想，似乎同原封不动的领导阶层一起还可以顺利解决新问题，推行激进的改革。这个阶层中也有许多才华横溢、禀赋甚高的人物，出类拔萃的组织者和专门家。并不都是腐朽的官僚和见风使舵的滑头。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履行自身使命时运用的是命令体制的一套手段，结果使自己同这个体制一起使尽了一身解数，已开始安享种种荣誉。而荣誉的桂冠有如片片枯叶，在人们眼中逐渐失去了分量。后来我才明白了这一切，其实也并不费解，因为我也来自这个阶层，与他们同病相怜。不过我对那次乌克兰之行的结果还是满意的。我们双方互相尊重，基辅人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人声称准备全力支持新总书记的方针，而我也并不隐讳自己对他们的同情。6月25日晚在乌克兰宫，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应邀观看了格·韦廖夫卡民间合唱团的演出。我自幼喜爱乌克兰歌舞，那天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四月全会的决议是我明斯克之行的中心议题。记得在那里发表了两次讲话：7月10日在军队领导干部集会上，第二天则是在白俄罗斯党中央。根据两次讲话的反应和明斯克同志所提问题和插话的性质，我得到的印象是：党的新方针在这里同样受到赞许。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参观了哈滕村，那里的居民在沦陷年代被法西斯分子悉数杀害。当年曾经坐落过一间间农舍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纪念碑——一位老人双手捧着一个已经死去的婴儿。而在房屋废墟的瓦砾之中兀立着挂有铜钟的一根根石柱，宛如被焚毁的炉灶的烟囱。悠长而哀伤的阵阵钟声，使人们回忆起那场可怕的战争和无计其数的牺牲者。
最初的这几次出行表明，指靠宣传鼓动部甚或我的战友们去解释改革政策是不行的。无论时间多么难于安排，也应当继续直接同人民群众交往，亲眼去看看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大小官员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我并未浪费时间，立即着手准备前往东西伯利亚。我想实地考察一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状况很不理想的原因，看看那里的群众的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的来信中表示强烈不满。9月4日，我和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天然气工业部长切尔诺梅尔金抵达秋明州。考察从石油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开始。随后直达位于北极圈附近的乌连戈伊，那里正在开展天然气开采和输送的大规模工作。在苏尔古特，还去了电站和小区的建筑工地。
同石油和天然气职工的对话是异常尖锐的。他们每天都会碰到的那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地方利益的范围。国家实力的增长要靠开发这个气候严酷、交通不便、荒无人烟的地区。从一开始便连连造成重大的失误，其消极后果已经在各方面开始显露出来。说来已近乎老生常谈了：要想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就必须注意提前建成各种基础设施——道路、住房、照明、取暖。还有学校、医院、图书馆、运动场，总而言之，人类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
至今乌连戈伊集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全城居民都涌到了街道上。人们感到满意的是，终于“总头儿”来看望他们了，所以谈话也就直截了当，不讲情面。“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至今还住在‘木棚子’和铁路车厢里！什么都缺。这儿都快到北极圈了，可我们却坐不上定期航班飞机，没法同首都和其他城市来往！天然气全苏联全欧洲都需要，可结果我们自己谁也不需要了？”
他们告诉我，商业部门给西伯利亚征服者们供应的全是些在其他城市销不掉的压库陈货。整个地区的电力都不够用，尽管建设设备完全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人下令在苏尔古特国营地方发电厂扩充建设新的发电能力。可发电厂算什么！当地乳制品厂电力不足，其实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建成这样的装机产量。然而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不一予解决。
我遇见了许多堪称荒谬绝伦的事情。原来机器制造部门给北方供应机器和石油设备时，几乎全是散装运送的，而不是采用工业装配方法，以大型组合件的方式供货：结果不得不建造整个整个的装配车间，这就需要额外的劳动力，这就需要额外的住房等等。
使我极为敬佩的是，前来西伯利亚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临时打工者，而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为各种工作的组织不周而感到气愤，其结果是森林、河流、土壤遭到了无情的毁坏。最初本来就打的是石油的主意，根本不关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整个秋明大地上日日夜夜燃烧着成千上万处炼油尾气的火炬。石油的深加工程度在这里仅为58%，而世界水平将近80%。每立米木材加工成的产品，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一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家更是高出好几倍：保护资源的计划一个个按时制定出来，但年复一年始终未能履行。一个天然宝藏最丰富的国家，却日渐痛感石油、能源、甚至木材的匮乏。
在这个广袤地区的石油工作者纷纷赶来的秋明，我根据会场里听众的反应感觉到，人们已经对空泛的宣言感到厌倦，他们期盼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这次外出归来之后，我们毫不迟延地做出了一些决定，为了付诸实施，实际上吸引了整个工业系统一齐参与。不断往西伯利亚发送管材、水泥、建筑材料、各种设备。通过商业部门提供了紧急支援，住宅施工和生活保障企业建设的计划也作了修改。这一来终于成功地遏止了石油开采量下降的势头，甚至还略有增产。可惜不久之后政治狂潮席卷全国，结果对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关注又减少了。石油和天然气工作者说得对：虎头蛇尾。
经济政策许多极其重大的失误，在其他地方也暴露了出来，我的哈萨克斯坦之行就证实了这一点。此行主要的目的不在于了解这个欠开发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情况和那里的科学机构(此前我也去过)，而是与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的代表们商讨如何实现粮食纲要的问题。这个纲要已经通过三年，农产品产量全面增加，亏损企业减少，农民开始得到更多的机械，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和住宅，可是粮食供应情况实际上却并未改善。出路在何处？此事还得取决于经济的总体状况。当务之急则是必须确定一个民用部门与军用部门的合理比例。
“干部决定一切”
我不能说二十七大前的总结改选运动与以往不同。诚然，某些地方出现了业已开始的思想解放的微弱征兆。广大共产党员的追求与机关工作人员相反，他们开始让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落选，选举那些合乎他们心意的人。埋头干活的“勤快人”更大胆地发表意见了。但是一切基本上还是走老路。党仍然按老办法开展工作，遵循着过去数十年来形成文字和未形成文字的规章办事。
以为可以在上层一成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革的想法是幼稚的。对于一部分政治局委员而言，四月全会已经是他们感到自己无用武之地的另一个时代了。促使他们发言拥护新方针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直觉。然而指望同他们一起实现新的任务目标却绝无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让雷日科夫接替了吉洪诺夫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穆拉霍夫斯基则取代了负责农工综合体的努里耶夫；马斯柳科夫取代了管理国防联合企业的斯米尔诺夫。接替费多尔丘克出任内务部长的，则是此前一直担任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的弗拉索夫。
四月全会之后，有些政治局委员就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两个职务一身二任是否合理提出了意见，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当政时一直存在 [ 作者注：契尔年科去世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职位空缺。实际工作山第一副主席杰米契夫主持。 ] 。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第一，全社会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第二，在这样一个范围广袤、责任重大的转折时期，我不想增加额外的负担，那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时间和精力。最后，当时最紧要的事情是安排外交部长的交替工作，而除了将葛罗米柯推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之外，别无他法。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和外交家，阅历极为丰富，总之，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常常主动与我联系，一再表示愿意精诚合作。
不错，葛罗米柯一度曾希望保持他对外交领域的垄断。但很快他就明白了，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他的反应如何呢？不动声色。适应环境的本领他可不缺，他的才能和不倒翁的秘密正在于此。
为什么必须更换外交部长呢？因为需要彻底改革外交政策，而这显然会触及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为数众多的伙伴：有同盟者，有中立派，也有需要与之共同寻求和解途径的对手。外交部门不进行新老交替，就不可能实现这个领域的迅疾转变。这样的任务，葛罗米柯是无力担当的。
不过，我推荐的职位也是相当体面的，所以葛罗米柯很乐意接受，并将其视作对他有功于国的恰当评价。我并未排斥他像过问国内问题一样参与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相反，我认为借助他的记忆和经验是宝贵的机会。
在我和葛罗米柯谈话之后(顺带说说，这次谈话至今谁也不曾知晓)，这个问题就转入具体解决的范围了。深思熟虑的结果，我最后选中了谢瓦尔德纳泽。
早在共青团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同谢瓦尔德纳泽相识了。当时他的俄语还讲得不太流利，还不是通常所说的青年向导、“出主意的人”、出色的演说家。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是个“不典型的格鲁吉亚人”，非常拘谨，性格内向。但他身上有着某种使人乐于与之交往的东西。如前所述，我们相逢相识了，都在当书记：他是共和国党中央书记，我是边疆区党委书记，后来又是苏共中央书记。斯塔罗夫波尔人与格鲁吉亚人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同谢瓦尔德纳泽想方设法促进这种联系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他和我都没有预想到这些接触数年之后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样无论说什么都可以开诚布公。因此我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际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我担任总书记后，在考虑干部问题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是要像他这样的人，善于思考和说服他人，具有东方人彬彬有礼的修养，可以在外交舞台上胜任愉快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同葛罗米柯谈话的数日之后，我俩又重新见面，商量他的接替者问题。他打算从外交人员中选拔人担任这一职务，介绍了科尔尼延科的情况，提到当时的驻法大使沃龙佐夫随即又自己否定了。他也提到了多勃雷宁，尽管他并不赏识其人，显然他明白，此人在许多方面并不比他逊色，相反，也许还要胜过他。
当我问葛罗米柯“您觉得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怎么样”的时候，他最初的反应几乎是大吃一惊，似乎谁都可以，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不过短短数秒钟之内他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议论起来，反复斟酌“赞成还是反对”。
“我看出来了，您不想要谢瓦尔德纳泽，”我说，“没关系，咱们想想看谁更合适。”
当即听见他说：“不不，我知道，这是您经过慎重考虑的意见。”
“那好吧，咱们都再考虑考虑，以后再谈。”
第二天参加谈话的有切布里科夫和利加乔夫。我首先提到我们目前还找不出一个与葛罗米柯阅历相当的人来接替他，最后说道：
“在反复考虑未来的外交部长的时候，我每次都得出结论：他必须是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因此我倾向于提名谢·瓦尔德纳泽。”
交换意见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谢瓦尔德纳泽这一个人无疑十分出色，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富有教养，学识渊博。在格鲁吉亚的艰难时期他身为该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和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经历了巨大的政治锻炼。通晓我国的内外政策，采取革新的立场。最后的结论是完全同意。事后我给在第比利斯的谢瓦尔德纳泽去电话说，我们希望他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他听后好长时间都不做声。
“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个。我得想一想二、您也要再考虑考虑。我不是干那行的……又是格鲁吉亚人，可能会出问题。那葛罗米柯怎么样？”
我告诉他，葛罗米柯、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都支持对他的提名，我让他来莫斯科。第二天我又同他谈了谈。然后把政治局委员请来，问题就定了下来。7月1日的中央全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2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会议还选举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国内外对任命谢瓦尔德纳泽的反应可说是极度困惑。许多人都表示难于理解，并且不同意将苏维埃国家如此重要的职能托付给一个非俄罗斯人。但是老于世故的人们都猜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心思：“既给予了葛罗米柯应有的评价，同时又使自己能够在外交方面放开手脚，而将此事交由一个亲密的战友去主管。”
七月全会上解除了罗曼诺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选举叶利钦和扎伊科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批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宣传部长，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为总务部长。
事前同罗曼诺夫见面时，我相当坦率地让他明白，领导成员中没有他的位子了。他听了这个消息显得很难过，不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我说，最好不要将此事搞得提到政治局去讨论的地步，不如一切都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罗曼诺夫哭了一阵，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全会上他的问题心平气和地得到了解决，他仍然是中央委员。
吉洪诺夫退休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同一般了。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他已经是过不了几天就满80的人了，而担任政府(并且是正在走上改革之路的政府)首脑的人，理应是年富力强善于展望明天的政治家。吉洪诺夫这样的活动家与其说是属于昨天，不如说是属于前天，即斯大林那个时代。但他对这个问题却有他个人的看法。他深信没有他的帮助事情就无法应付，所以我俩第一次谈话时他还表示准备“在很有意义的新形势下再工作一段时间”。
我客客气气地驳回了这个建议，主要强调未来的改革十分艰难，必须照顾为国家效力多年的老同志们的身体，使他明白应当退休养老了。这时候我才弄清楚，吉洪诺夫对事情的这种结局还是有所准备的。他要求不要忽视他今后的生活条件，于是我答应保留他目前享受的一切待遇。9月底他被解除政府首脑的职务，10月份在中央全会上又从政治局成员中除名。
讨论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候选人时，一下提出了许多人的名字，但经过挑选最后集中在两个人身上：雷日科夫或者沃罗特尼科夫。沃罗特尼科夫在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职务时表现不错，具有领导工作多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处理问题时善于斟酌权衡各种意见，有一种深思熟虑、不动声色的风度。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政府首脑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事实说明需要让沃罗特尼科夫留任原职。
雷日科夫得以中选当然不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安德罗波夫在位时我便同他进行过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看待经济形势的观点和极需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想法，在许多地方都很接近。我们的政治立场也不谋而合，至少我不记得在这方面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分歧。雷日科夫的个人品质也使我印象深刻：做事精确，有时说话尖刻，但从不流于粗鲁，多年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的关系也并非始终一帆风顺。事态的发展常常使两人都面临难以预料的形势，各人的观点也发生了演变，有时难免产生误会、委曲甚至大动肝火。用不着去评判每件具体事情上谁是谁非(许多情节我回头还会一再提到)，但我仍然要说，至今我都认为那次选用他是正确的。雷日科夫是我改革事业中最初的战友，当时我们步调一致地共同行动，所以无论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都会为这份友情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就重要性而言，下一个干部问题便是撤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俗话叫莫斯科总督。大家有目共睹：首都的领导已经精疲力竭，指望他们能按照新方式工作是不明智的。本来庄严许诺要建成“共产主义模范城”的莫斯科，却遭受着住房和物资供应短缺的严重困难，生产和知识的潜力节节下降。当然，与我国民主派当政这两年来的状况相比，首都当时的情况倒也堪称模范。但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清楚。当时很少有人对撤换格里申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虽然他本人不以为然。甚至还觊觎着更高的权位。他极端自信、权欲熏心，容不下他周围稍有才华和独立思考的人。难怪莫斯科市委中竟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争取担当“一把手”角色的人物，只得从别的地方去物色。事有凑巧，同时也需要换掉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占据这一职务长达20年之久的B.Ф.普罗梅斯洛夫是一个公认的尸位素餐之徒。他既善于讨好公众，又善于“糊弄”上级，全凭这一手保住了乌纱帽。
这正是叶利钦的政治仕途的起点，至少首都也是其中的一站。我已经提到过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了。通常，类似的角色都是从书记中物色，而从中又选上叶利钦绝非偶然。根据调查资料，他符合全部要求：他领导过房屋、建筑联合企业好几年，担任过州建筑部部长，自1976年以来则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
我对他了解甚少，而所了解的情况又令人警觉：我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时，曾经检查过斯维尔德洛夫党组织畜牧部门的工作。检查组对州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叶利钦给我打电话，请求不要把已写成的分析报告提交党中央，而是转给州委以便讨论和就地采取措施。当时我主管中央书记处，便决定满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们的愿望：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事情本来就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责难。然而，他将报告提供讨论，只作了个样子，不仅并不认为应当给州委全会参加者介绍其内容，而且实际上是否认了调查组的基本结论。中央委员会出席那次会议的代表伊万·卡普斯强(一个直率而刚强的人)当即发言，开头是宣读调查报告原文，接着又对州委第一书记的做法发表了一通不太中听的意见。
我当时曾对自己说，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不适当地把检查组的批评看做是针对他本人的了。此后还有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情：有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正热烈的时候，叶利钦紧靠在一个人的臂膀上离开了会场。许多人激动不安起来：出什么事啦？好心人安慰旁人说：没什么，血压升高了。可是叶利钦的同乡们笑了：这是咱们一把手常有的事了，有时候他会说废话。由于我回想起这样一些事情，便决定同雷日科夫谈谈，因为他担任乌拉尔机器制造部门领导人时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委员。
“同他相处够您受的，”雷日科夫回答道。“我可了解他了，才不想推荐呢。”
这些话更加深了我的疑虑。主管干部的利加乔夫建议：
“让我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走一趟，实地考察考察吧。”
他去了，过了几天打来电话说：
“我在这里接触了一些人，同他们谈了谈：形成的意见是：叶利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一切条件都具备——知识，性格全可以。是个很有魄力的干部，会搞好工作的。”
“你真有信心吗，叶戈尔·库兹米奇？”
“是的，毫不动摇。”
叶利钦这样就来到了中央委员会。在他办理调动手续时我们曾进行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工作开始时他很积极，与前任相比看上去还不错。当时需要到处去“寻访”精力充沛、做事果断、对一切新事物敏感的人。叶利钦给我的印象深刻，所以在七月全会上我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我不想隐讳，当时这样做已经在“试一试”可否将他往莫斯科市的位置上放了。
12月22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推荐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在市委会议上讲话时，他挥舞着手臂明确地表达了一个改革家的决心。我赞同他报告中那种批判的热情。我们当时的确为秘密投票的结果担心，因为莫斯科党内积极分子们颇感懊恼的是，在首都的党组织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候选人，结果从别处去寻了个“外来户”，但选举一帆风顺。叶利钦当即精力充沛地展开了工作。莫斯科人喜欢他对各级官员严格要求的态度。我也认为这样顺利地解决了首都的市委书记问题是我们的成功之举。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论点，初步尝试着做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入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叶利钦掌权时也不见她们的踪影。
报告快写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与新稿苏共纲领(苏共纲领各方面都平淡无奇)之间在主导思想、分析的深度、论证新的政策方针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只好匆匆进行修改，哪怕仅仅消除两个文件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也好。这些修改意见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党纲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予以采纳。次日，中央全会即批准了政治报告、新稿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草案以及关于未来数年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报告。
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我觉得代表们都很赞成这个报告，可是讨论中历史的惯性占了优势。地方上来的代表，包括一开始就发过言的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又离开正题作起了琐碎的自我总结，自然也少不了对总书记颂扬一番，尽管歌功颂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华德·谢瓦尔德纳泽的发言中又响起这种调子时，我便插话请求他们“降低热度”，“不要老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了”。大会的反应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却正好反映了民心：当即响起了代表们友好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讨论开始有了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大体上具有开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特征。
部分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国内状况，提出党的前任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带有这种倾向的发言者中数叶利钦最为突出。其他人则以肯定的态度强调前几代人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葛罗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心情。但这些不同的立场在大会上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
我认为当时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国各地与人们接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态。他们大致都是这样考虑的：“看看结果如何再说吧。”有人告诉我，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一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人，曾不无幽默地指出：
“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时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这番议论显示了批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从习惯的概念出发的，似乎总书记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到底有没有这种时候呢？因为社会意识惯性任何时候都存在，总书记不得不考虑“因循规律”，否则任何革新都不可能进行。可见，问题不在于“三位总书记”，而在于已产生的“新思维”必须冲破僵化的观念和教条的水底暗礁。
有些人认为群众就像粘土，可以根据随心所欲的主观幻想捏成任何形状；我要提醒这种人注意陈规痼习的力量。1993年我应主管土地和政治与科学中心的邀请访问德国期间，又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会见了科尔总理及其夫人，讨论了许多问题。总理在介绍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时，讲了下面一段话：“至于东部地区与西部的经济一体化，虽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但在这方面终究发生意外的情形较少。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有关的各种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东部地区，我们遇到的实质上是另一国人民，这是绝不可以忽视的。他们至少整整一代人还得过另一种生活，才能与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环境协调起来。”
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3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
不错，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危机日益临近的征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日益强烈，尽管在搞迫害，却出现了谴责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应当夸大在斯大林死后曾对改革我国社会采取过一些步骤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们始终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儿，不敢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达成的“一致”对新任领导构成了某种陷阱。改革进程应当迅速超越大会所通过决议的范围。这就给利用随后的“组织结论”指责改革者为修正主义制造了借口。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大会于3月6日结束。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成员商讨当前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实行经济分权，这项任务与官僚机关的冲突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满我在党政领导的“决策层”中也有所发现。当时许多人将未来的改革与切身利益相权衡，琢磨精减多余的机关部门以及与管理机构工作中的人浮于事、环节重复做斗争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经济机构和企业领导人的立场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生产部门中的情况如何，人们怎样理解大会的决议，各级干部有何行动。4月初我出发去古比雪夫，即现今的萨马拉。选定这里是因为这个地区大工业集中：航空、化学、冶金等工业都有，这个州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食品工业。还用到哪里去呢！当然，也去了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是苏联机器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此行费时三天。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将我带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见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得脸红脖子粗。
汽车厂的人们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努力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看来，在这方面他们搞得比其他单位要好。其时当地的冶金厂也正在顺利实现现代化规划。这些企业的经验表明，头脑灵活、事业心强的人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其余的全都是老样子。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习气 [ 译者注：奥勃莫洛夫：俄国小说家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意态薄弱懒散无为，害怕改革。 ] 。我问自己：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不做呀。
从去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们的口中，我也听不到让人宽心的消息，全都是得过且过。改革政策与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咬合”暂时还见不到——总的评判就是如此。信件雪片般飞向党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满了因地方当局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的忧虑。我的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乡亲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最近他怀着改进生产的许多打算去见国营农场场长，那人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原来，党代会开了还是这个样子，竟然不关我的事”。这时，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瓦西里·米申，现已是哲学博士教研室主任，从高尔基市来信说：“米哈伊尔，你要注意高尔基市没一点儿动静，一点儿也没有！”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上。1985年5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让同事们注意一篇文章，其内容正好与我们谈话的话题相呼应：“赫鲁晓大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两天之后我们经受了一次震荡，它让所有的设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场悲剧的规模是何等巨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失去健康、无家可归的人们。
事故是从星期五(4月25日)深夜1时25分发生的，当时工作现场只剩下值班人员和进行实验的人员，他们在4号机组做实验：检查反应堆按计划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电机组的状况。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26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是不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椁”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并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B.A.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A.П.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E.C.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他们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葸葸，力图逃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P.盖拉和П.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X.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来可以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世界在“翻越”切尔诺贝利、目睹万丈深渊之后，依然未能达成一致的决定。法国将近70%的能源来自核电站，日本也与此相近似。美国和我们一样，占10—11%。其他许多国家同样离不开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痼疾。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贯彻代表大会决议”
是的，切尔诺贝利使我和我的同僚深有感触，不得不对许多东西进行反思。我们认清了加强纪律和秩序的必要性，首先是在核动力部门。不过在考虑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仍然愈来愈确信单靠行政压力、惩罚、强硬措施、党纪处分、严厉斥责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推进改革。
我最为担心的是，事情这一次也会像往常一样流于“空谈”。第一个征兆就是出现在公共场所的那些口号：“贯彻二十七大各项决议”，还有报刊关于一致拥护这些决议的报道。在党组织和劳动部门，有些人正准备不声不响地断送预定的各种改革措施，因此，为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致落得个丢人现眼的下场，当务之急便是必须对1986—1990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方案的草拟工作进行监督。
经过政府部门和政治局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进行了多次讨论之后，6月16日召开了中央全会。我在报告中全面评述了旨在保障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各项改革设想。当时首次提到，在新的五年计划里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必须转而实行新的经营管理方法。
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对新的经济方针作了一定的具体阐述。但我也没有忽视辩论中许多人的发言所流露的担心。已经习惯了数十年高官厚禄的那些人，生怕各项革新会将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宝座“弹射”下来。在领导干部怀有这种心态的情况下，是很难指望取得成功的。
这促使我一周之后会见了政治局全体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我向他们谈了我对全会的印象，指出党的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转变太慢，不在党内来个“小革命”事情就不公有进展。许多党委极少关心改革，躲避风头，观望等待。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危险态度：社会已经觉醒，群众期待转变。中央书记处不可能袖手旁观。
当时干部问题是如何使我们深感不安，历次讨论与谈活的记录可资证明。我去远东(1987年7月底)前夕会见地方报纸主编时，责备他们犹疑不定与“失声”。我听到的回答却是一番苦涩的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那就请你把对我们讲的这番话也给区委、市委、州委的书记们讲讲吧。本来我们的报纸就是他们的传声筒，公开性对他们毫无用处。”
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 ] 、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 [ 译者注：即伯力。 ] 之行使我深信，主编们说得很对。我在这里遇见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对待群众是如此草率应付、漫不经心，对他们的生活是如此冷漠无情。地方官员自然最不需要开放与公开性。相反，他们关心的是切勿家丑外扬。
对远东这个我国至关重要的地区，中央当局一向不够重视和关心。这里所发生的种种问题总是处理得马马虎虎，照例只有大祸临头时，才像灭火似地匆匆进行扑救。我国领导干部、学者专家、普通居民的多次交谈，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材料，正是根据这些材料后来做出了关于开发这一地区的各种决策。此行也有助于摸清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现状如何，那里的人们如何看待改革。答案并不令人欣慰：群众对变革的希望在党政机关中毫无反响，高官显贵们本能地或有意地抵制改革，连最简单的问题也不想加以解决。
举例来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渔民的住房问题一下难以解决，我倒可以理解，因为这需要时间和大量的投资。但是共青城呢，那里有许多制造现代化潜艇和飞机的国防企业，出于生产工作的需要几乎每天都要派运输机飞往塔什干，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市的领导人就不操心从那边顺便运些蔬菜和水果回来？为什么盛夏时节不肯为孩子们安排生产一些冰激凌？为什么市民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跑到中亚去购买家具？其实本市也能生产家具，只须扩大一下生产规模就行。
此次出行过程中，人们向我提得最多的要求就是：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应当让我们能够自己选举领导人，推选出一些聪明、正派、勤快的人。那样，事情也就顺当了。”
8月20日我前往克里米亚的下奥列安达疗养。但并没有得到休息。当时不可能有兴致去赶休假的浪潮：烦恼和不安纠缠着我，心里始终闷闷不乐。身处海滨仍然在继续考虑当前的局势，作笔记，发指示。我深感必须彻底更新干部，建立一套适应新任务的干部选拔与分配制度。与此同时，越来越觉得事情看来不仅仅是人员的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局限在现有制度的死框框里，而这种制度给予经济、政治领域主动精神所留下的活动余地是很小的。这就是说，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一定的改革。这样的结论在我看来早已不算什么大逆不道了。
外交政策方面的情况也不太好。日内瓦谈判实际上已经搁浅，结果徒然空耗了时间。我看出了这种局面正中美国人下怀，于是向里根建议立即举行会晤。
传到克里米亚的内部消息、报刊资料，与利加乔夫(他留下“看家”)、中央委员会和各州党委书记们的电话交谈，都加深了改革意外受阻的印象。我等不及休假结束便动身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想去这些熟悉的地方走走，同群众谈谈，检验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
奇迹并未出现。无论在克拉斯诺达尔还是在斯塔夫罗波尔，我都再一次深深感到改革的确步履维艰。民众对改革政策的支持并未消减，甚至还增强了，而党政机关却按兵不动。表面上谁也不反对，全都“赞成”，可是什么也没有改变。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会按新方式进行工作呢，还是凭直觉表现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生怕“新的一套”会带来严重危险？
1991年11月，在我同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助理的职业政治家З.休特会见时，他告诉我说：
“从1985年开始，我一连三年都飞来莫斯科并沉浸到了这个首都的气氛之中，同政治家、新闻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会晤：印象吗？改革正开足马力进行，嗨，简直可说是‘波涛汹涌’！可是随后出了首都去外省，走个100—200公里，那里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就像俄罗斯人常说的：‘悄没声儿’……”
在雪片般飞向我本人和党中央的来信之中，类似的信件越来越多。白俄罗斯的一个来信人狠批了一通地方当局的工作，大声疾呼：“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快下令向司令部开火吧！”实际上这就是要国家领导人拾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作武器。我想来信人未必希望我们也来一场那样的运动，他对那样干的后果还是有所考虑的。就其实质而言，这是“心灵的呼唤”，证明了群众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在现有干部继续掌权的情况下就别指望改革能够进行。
必须谈一谈干部的事情。初秋便开始筹备中央全会，报告的提纲渐渐形成。
起草报告的工作明显地拖延了，原定秋天召开的全会不得不两度推迟。在12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讲述了最近一次会见各州委书记的情况之后确定地指出，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仍然被陈规老套束缚着手脚。
“我深信，停滞不前的首要原因是领导成员的僵化。如果我们想扭转局面，就必须更换干部，改变干部政策。这也是在道义上有无资格从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各级各类领导队伍中，养成了不能与群众公开地、坦率地对话的许多恶习。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谁会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不健全干部队伍，人民就不可能跟我们走。需要有一种公开性的气氛，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会培养出成熟的干部。”
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各有特色，葛罗米柯坚持“报告的乐观主义倾向”必不可少。谢瓦尔德纳泽则强调要对党内整个状况以及降低党的威信、入党资格贬值等方面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索洛缅采夫建议更有力地谴责“社会主义被不劳而获、损公肥私之徒坐吃山空”。尽管看法略有差别，报告的基本观点都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新年前不久，我邀集党中央各部部长，对他们已有不少抱怨，我对他们讲：“我知道，机关内部啧有烦言，因为如今再指望讨好上司已经行不通了。最紧要的是真正懂行、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但许多人都缺少这些品德。对党中央领导来说，多年来党的(并且不单是党的)机关所采取的那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国内形势日益复杂，已通过的决议不能落实，但机关却默不作声，最多也就写上几个报告。
现在这种态度应当受到坚决谴责并彻底予以抛弃：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一些人希望改革完全失败，在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时幸灾乐祸：莫斯科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不久前声称：‘咱们等着瞧吧，过两年就偃旗息鼓了。他确信改革一定会被葬送。既然如此，党的机关里就不应当有这种人的位置。必须取消干部政策中由上级任命这种做法。如果不走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我们就无法扭转局势、完成改革的任务。”
就这样，一步步对报告中提出的思路进行着审查鉴定。每一次会晤都为深入思考和确定任务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也让人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物质阻力”。(记得在政治局委员的圈子里雷日科夫曾经说过，60名部长中没有一个人要求退休，尽管许多人的期限早就到了。)
在我日常工作的扎维多沃，有时候起草小组内部关于报告的结构和所列问题的辩论十分激烈，我几乎同自己最亲密的所有助手争吵起来。甚至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到来也没有能压住火气。起草工作被迫中断，直到第二天才重新开始。但是这一不愉快事件到头来却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火气平息之后，我们对争论的问题迅速取得了一致意见。整体说来这个文件颇具独创精神，在反思过去和选择前进道路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虽然我曾经就报告的许多原则性论点同政治局委员们交换过意见，提交讨论批准时(1987年1月19日)仍然未免忐忑不安。
领导成员们相当全面地反映出了党内和社会上丰富多彩的变化万千的情绪。我从事前的交谈中了解到，我完全可望得到雷日科夫的衷心赞同和谢瓦尔德纳泽强有力的甚至激昂慷慨的支持：同沃罗特尼科夫单独谈话时我有所警觉：其余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赞同民主化的基本思路吗？因为就其实质而言，这意味着由上级任命的方式宣告结束。职务的任命应当通过选举，而且是真正的选举：干部的选拔过程中注入了新的因素——百姓、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愿望。
正如常言所说的，“喜出望外”报告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支持尖锐的问题提法有助于创造一种这个阶层的人所不习惯的坦率气氛。很可能，多年沉睡在有些人心灵深处某个角落的感觉被唤醒了。葛罗米柯定了调：“稿子非常深刻……是有一个一向不曾暴露的全体干部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并不称职。问题明摆着：社会主义国家是生存呢还是灭亡。”
雷日科夫指出：“批评很严厉，但并非毫无出路。”他明确表示支持关于民主化的那一部分，并将这个主题与经济联系了起来，还建议增加担任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职务的最高年限、秘密差额选举党委书记等规定。
利加乔夫发现，由组织部起草、得到他肯定的那些墨守成规的材料，在报告中实际上只字未剩。但他还是给予报告稿以最高的评价。他赞同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使人煞费苦心的是，究竟应当采取些什么措施，才能避免遭受常常带来难以估量损失的周期性危机。我坚信：首要的工作就是民主化。”
谢瓦尔德纳泽也接上了这个话题。他对阿富汗战争做了一番回顾之后说，以往常常“破坏集体领导制度，在小圈子里做出决定，甚至绕开政治局，更不消说苏共中央和最高国家机关了。”现在“足以保证不再重蹈覆辙的一整套措施的体制正在形成。这是一场精神上的革命。”
因为叶利钦没有表明想要发言，我便对他说道：“不想讲两句吗？”他一开头表示“赞成报告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同意对历史进行慷慨激昂的批判，但认为必须对改革时期作个总体评价。还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先前的成员对国家的发展停滞和受挫也有责任，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逐一地做出个人评价。
我对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进行总结，指出全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使我们陷入当前处境的深层原因，支持困难重重地在全国开展的改革进程。我表示反对在对过去做出评价时将事情搞成对过去历届领导层个人和中央委员评头品足。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得出政治上的结论并吸取教训以为鉴戒。改革进展缓慢，报告中已阐明，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干部政策、管理机构的工作密不可分。必须执行一条让新生力量得以涌现的方针，但不得在强调严格要求的幌子下对干部进行迫害，“拦腰”断送人们的前程。改革是以在社会上和党内确立各种民主原则的名义发动的，这些目标不能靠远远背离民主的方法去实现；我允诺尽量将最重要的修改意见纳入报告的整体之中。
我做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叶利钦颇为尴尬和沮丧：当时首都人对他的粗鲁、主观、待人态度生硬早已是怨声载道：我也知道，在莫斯科工作颇非易事，叶利钦也许比别人更敏锐地感觉到党内和管理部门的官僚对于改革政策的抵制。但我同时认为不能容许在干部工作中采取那样一种态度。叶利钦再次发言：“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教训。我想，吸取教训还为时不晚。”
全会即将闭幕时，利加乔夫插了句话，算是尾声：
“最困难的是习惯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家也可能收拾你一顿……”
政治局意见一致至关紧要：有这样的报告就不致愧对人民了。
1987年一月全会
利加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番话说的对：“二十七大回答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题，而一月全会则要回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对我国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全面分析已经开始，宣布了民主化的方针。
全会上出席的77人中有34人发言。没有一个人回避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大家全都可说是举双手赞成民主化。
尽管这次全会以其讨论时无拘无束的气氛与以往历届迥然有别，却在一个主要的问题上仍然停留在旧有的立场：谁也不曾试图质疑党对干部任命的垄断是否合法。如何将自由选举与上级委派的机制相结合，这个话题发言者宁肯避而不谈。
1987年一月全会还有一点令人难忘：会上有关公开性问题的矛盾首次暴露出来。对这个话题的争论实际上从辩论一开始就引发了，当时波洛兹科夫对报告讲了几句“必须讲”的话后，接着说道：
“如今的青年都迷恋一些什么样的读物呢？百姓们都津津有味地看些什么样的作品呢？《火灾》 [ 译者注：瓦·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 ] 呀，《断头台》 [ 译者注：钦·艾特马托夫的长篇小说。 ] 呀，《悲情侦探》 [ 译者注：维·阿斯塔菲耶夫的中篇小说。 ] 呀，诸如此类。剧院里也是这一套，报刊上同样如此，大揭我们的疮疤。在这种情况下怎能不使人心灵空虚！……反映现实时大加否定的方法几乎已经成了一边倒的做法，可是必须树立理想嘛！难道现在我们不应该对这个问题彻底辨明是非吗？”
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纺织女工瓦莲京娜·戈卢别娃所说的一番话，我听后更加感到出乎意料：“我认为，为了挑刺儿大搞赤裸裸的批评和检查，这时间也拖得太长啦。我们应该坚决而明确地把有益的积极的批评和空洞的有时候简直就是不怀好意的吹毛求疵区分开来……现在讲起缺点来津津有味，却很少说明正面的经验。什么事情都应当适度。现在有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危险。”
这是令人不安的征兆，表明党的高层不肯不声不响地容忍失去按自己的标准、为了一己私利去培育社会精神生活的机会。本该料到，公开性正在成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第一个战场。于是全会上就有人“接受挑战”。
我认为，著名演员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的发言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度：
“现在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正在融入我们社会普通人的生活，这就是公开性、民主作风、自己管理自己。我想只要我们不准备将它们去掉棱角磨得浑圆、像头发一样上油梳光、像熨衣服一样搞得平平展展，从而适应自己的老习惯，那么，这三条巨鲸便能够逐步妥贴地解决我国人民和党目前的许多重大难题。未经梳理和熨烫的公开性，从上到下的民主作风，由人民参与的自己管理自己。把人当作螺丝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人民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可以亲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报告具有惊人的勇气。它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存在大量的问题，改革的进展缓慢艰难，完全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这就是党的真实情况。难道不写这些东西？还是只写我们一切都好？莫非怕惹得什么人不高兴？那都是老皇历了。我觉得，有些看似平常的暗示，什么办报的人是不是太夸大其词了呀，什么是不是需要稍稍压制他们一下呀，都十分危险……”
全会肯定了报告，同意我们对国家七八十年代之交遭遇危机的原因的看法，支持民主化的设想，表示赞成关于召开全苏党代表会议的建议。
同时也看清楚了，许多中央委员并没有对报告中提出的大转变做好准备。不过当时又能对党委机关的干部和大量由上级委任的官员们抱什么奢望呢？
大概历史学家会把1986—1987年看成改革的第一次严重危机。那也是正确的。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了“地下的震动”，不过全社会却仍然一直期望着美好、迅速的变化，并未预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破坏性剧变，并未预感到顽固分子的抵抗和激进分子的进攻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困难和痛苦。
生活的环境改变了，仿佛令人窒息的房间敞开了窗户，清新的风阵阵吹来。对啦，这种心情甚至在歌曲中也有所反映。我注意到，有两首歌都叫《清新的风》。一首是奥列格·加兹马诺夫的，流传甚广，尤其是在青年当中。后来这一首歌成了描写苏联首位总统的纪录片的片首曲。
吹呀，吹呀，清新的风已将原野吹遍，
原野上清新的风啊，我早就把你期盼！
第二首歌的作者是П.阿耶多尼茨基和A.科瓦廖夫。许多人都知道诗人科瓦廖夫和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外交家科瓦廖夫，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同一个人。这首歌的歌词还有点来历。1976年科瓦廖夫当选为代表斯塔夫罗波尔党组织出席党的二十五大的代表，结识了我的几位同乡，这些人的热情直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当时朋友们的聚会总是以“万事如意！”干杯的祝酒词作为结束。因而多年之后他就将这句话用来表达对改革、革新的感受：
清新的风儿呀一旦吹起，
那是在祝福你万事如意！
伊塞克湖论坛
198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事，它注定在改革时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这就是伊塞克湖会晤，杰出的文化活动家们聚集一堂：阿瑟·米勒、亚历山大·金、欧文·托夫勒、彼得·乌斯季诺夫、奥默·利瓦涅利、费德雷科·马约尔、阿费沃尔卡·泰克勒。会晤的发起人兼策划者是我国的艾特马托夫。话题涉及核威胁、生态灾难，也涉及了道德沦丧，尤其是在政界。
我国论坛参与者的会见于10月20日举行，正好是雷克雅未克 [ 译者注：冰岛首都。 ] 会谈的一星期之后。我们双方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在毫无拘束的气氛中围桌倾谈了数小时。我着重向在座的人提到了列宁关于“社会发展的利益优先于各阶级的利益”的思想。在核导弹时代，其重要意义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矢志忠于这一原则，并希望它能得到全世界普遍的理解和公认。
对列宁的思想进行阐释并根据当今的现实予以丰富的此次谈话在《共产党人》杂志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那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题尤其受到关注。我无异于在正统思想拥护者的阵营中引爆了一枚炸弹！展开了多么热火朝天的辩论，在随后的那些集会上，首先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又提出了多少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我们并不否认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利加乔夫对我说，“但也不应当一笔勾销阶级的利益！”
“说得对，但是我说的可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优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利益。不过事情很清楚，如果不能通过共同努力防止核战争，这种利益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连阶级本身也没有了，还有什么利益可言！一切都将归于灰飞烟灭……”
我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对变化了的世界和崭新的现实做出了评价。当时我痛感到，要穿越僵死教条的樊篱该有多么艰难！看来很明显：核威胁，生态危机，世界割据——事情仍将极不明智地沿着这样的轨道继续发展。这时候，偏偏还有人猜疑：“有点像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自己，他在耍什么新花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