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第八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新任总书记在行动
那是一段极其紧张的日子。安德罗波夫与大家频频通话和会面。当务之急是决定如何对待已为勃列日涅夫拟好的那篇报告。当然，它只能作为新任总书记思想意图的出发点加以利用。但使他惴惴不安的是，这会不会显得自命不凡：人家会说，瞧，没过一个星期，他就马上变得无所不知了。
我表示了意见：
“一周之内您要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纲领当然办不到。只须着重强调不可或缺的内容，恰当地选出首要的问题，要让大家都很清楚哪些决定符合您的思路并可能实现。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全会于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大获成功。它既具备那个时代的各种刻板公式和套话，也包含着一些新的提法。安德罗波夫谈到了经济中的严重缺陷，指出了一连两个五年计划未获完成的事实，论述了完善经济机制、管理和计划的必要性，也涉及了企业自主权、激励劳动生产率和主动进取精神等问题。对那个年代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正好令人耳目一新，因而博得了阵阵掌声。当安德罗波夫提出应当努力从严要求、加强纪律性和对所通过的决议的监督检查的问题时，掌声更为响亮。当时普遍存在的纪律涣散现象已经令人生厌了。
当然，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仅仅是一带而过，但即便如此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话的草拟过程中大家都同意，需要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观念来领导经济。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尚无答案。于是安德罗波夫亲自动手在原文中加上了一句话，说他并没有包治生活百病的现成药方。这仿佛是在敦请全党全社会来共同寻求亟需的解决办法。
安德罗波夫向我们宣称，要是在他的讲话稿中闭口不提情况特别糟糕的那几个部领导人的责任，到时候他便不去出席全会。因此文稿中写入了几段话，对年复一年不能保障国民经济需要的运输工作、冶金和建筑业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时不久，这几个部的领导人——帕夫洛夫斯基、卡扎涅茨和诺维科夫，干脆被解除了职务。
讲话中的对外政策部分，安德罗波夫主要是会同阿尔巴托夫、鲍文和亚历山德罗夫等人敲定的。在讲话的大部分文字均已定稿之时，他才将这部分交给我。
在提到西方传媒关于勃列日涅夫逝世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朝坏处变的担心时，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尖刻的嘲讽，指出曾几何时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抨击的恰恰是这一政策。应当说，此前许多年安德罗波夫一直参与了对外政策方针的制定工作，热衷于“缓和”，如今则更直截了当地宣布，这并非人类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仍需面对的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列宁早已指出，没有武器的世界乃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思想意识的纷争不应当演化为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阐述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波罗夫说，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并非像我们的西方对手常常所做的那样念念不忘现有的分歧。对我们而言，谈判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不同的国家通力合作，共同谋求互惠互利的结果。话题也涉及了必须控制军备竞赛，冻结军火库存，但这绝非单方面可行之事。他还陈述了有关改善对华关系的意见，说为此必须克服“偏见的惰性”。
他讲话中的这些话都博得了阵阵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周里，所有的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总书记究竟会采取些什么实际的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在这次全会上从人事变动着手。
早在夏天，勃列日涅夫休假之时，我就曾经草拟了一个有关经济政策的报告。我建议在政治局设立研究经济政策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在递交克里姆林宫之前，我将报告送请安德罗波夫过目。他作了些修改，说他将会支持我的建议。此后我又同契尔年科以及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们作过交谈。他们取走了我的报告，却从此再无下文。不久我就风闻一种传言，说有人从我的建议中再次发现了通过专门委员会控制政府的戈尔巴乔夫倾向。
诸如此类的臆测和猜疑。简直足以令人神经失常。谁都不愿为事业着想，更确切地说，在任何事情背后人们首先窥见的似乎总是一己之私。但是必须寻求解决的办法，于是我将报告草案改为总书记的语气。这样变动之后，人家才将它转呈给了勃列日涅夫。他从克里姆林宫给我打来电话说：
“你的报告在我这里。整个写得不错，但结尾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又搞什么委员会。我对这类东西简直无法忍受，纯属无稽之谈。鬼知道已经有了多少个委员会了，你还要来这一套。这样吧，我提个建议：咱们在党中央设立一个经济部，你考虑看让谁干合适。要让一个明白人来主持，他就专管这事好啦。至于这类新鲜玩意儿的效果是否更好，我从来就不抱多大的希望。”
如今在我和安德罗波夫讨论起这个部的领导人选之时，我始终坚持一定要起用一个真正的新人。最后选中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在我的印象中，此人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专家治国论，颇具前瞻目光，对新思想反应敏锐。在1982年11月22日的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雷日科夫与安德罗波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对安德罗波夫敬若神明，每次与之晤谈都会激动不已。雷日科夫调入中央委员会之后，我和他的合作关系亲密不渝。恰好安德罗波夫也十分关注这种状况，他一直希望他身边的人员不仅应当是志同道合者，而且是一批有着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的人。
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决定对党中央意识形态机构作一些调整变动。就其实质而言，这次调整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配合一个问题的解决：消除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及其作风、政策的颂扬：自1976年以来，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一直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济米亚宁，当年将其提拔至现岗位时，契尔年科曾经插手。他们二人完全“合拍”。
起初我曾推测，安德罗波夫有意在党务活动的这个领域实行相当彻底的改革。此前他曾不止一次地讲过，需要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还提到他就此事亲自交给勃列日涅夫的那个报告。
后来安德罗波夫将报告寄给了我，老实说，它令我深为失望。其内容没有任何新颖独到之处。它表达了改变宣传的总体风格、摒弃陈规老套的愿望。但关于对新的现实进行理论上再认识的必要性却未置一词。不仅如此，由于报告是在克格勃机关内部草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机关的习性。首先强调的是“整顿秩序”，巩固意识形态中的“进攻阵地”。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对这个领域的变化微不足道才未感到意外。济米亚宁留任原职，而宣传部部长E.M.佳热利尼科夫则于1982年12月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所取代。当然，这是个更为认真不苟的人，但也更为谨小慎微，难以独当一面。换言之，安德罗波夫要的是一手控制意识形态机关，并不改变其运转的机制和实质。
另一重要部门科教部(也归济米亚宁分管)的部长C.П.特拉佩兹尼科夫，1983年夏被人接替。1965年他获得这个职务全凭勃列日涅夫一臂之助，早年二人曾在摩尔达维亚共过事。他能保住这个位子这么多年也多亏有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撑腰，因为他竟然将中央委员会与科学院之间的关系搅得一塌糊涂。
科学院全体会议在选举通讯院士时，一连两次否决了他的候选人的资格。直到1976年第三次表决，经党中央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压力之后，他才得以当选；但在后来竞争院士的选举之中，他再次遭到败北。毫无疑问，他在竞争中屡次失败只不过是其极端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狭隘偏执的必然结果。我读了他《在历史的急转变处》一书后深信不疑：只有那些从来不思进行哪怕局部的改造与改革的人，才肯让这号原教旨主义者盘踞在科学界的领导岗位。
我推荐了70年代初我即已熟识的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此人在经济学家同行中颇有威望，公认为具有独立不羁的先进见解。安德罗波夫要求我安排与此人会晤。梅德韦杰夫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对转入党中央工作的建议缺乏热情。科研工作对他的吸引力远大于机关工作，他并无政治野心。我了解梅德韦杰夫素来极具责任感，便对他说，科学部需要一位深知改变我国现实生活势在必行的领导人。这个理由起了作用，梅德韦杰夫表示他愿与新的领导人一起共事。
这次谈话之后，便在安德罗波夫那里举行了会晤。看来梅德韦杰夫给总书记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安德罗波夫表态同意对此人的任命，并在提到特拉佩兹尼科夫时开了个玩笑：
“我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急于当院士。”
其实，这不仅仅是玩笑。党委机关包括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争相参加论文答辩的现象，的确带有普遍性：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对学位当之无愧，但更多的人是靠自身的职务地位“挤”进科学界的。另一些达官显宦搞论文答辩是预先给自己“上个保险”，万一遇上什么麻烦，便抽身去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担任领导职务。
也提出了苏共中央组织与党务工作部部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的撤换问题。此人仿佛是勃列日涅夫隐隐绰绰的影子，停滞时期的整个干部政策是由他亲手贯彻的。我记得，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来见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
“您瞧，有五个人的材料一直拿在手上，也应该换换他们了，可是不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同意不同意。”
很难再找到比他更优柔寡断的人了。在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时，他总是力图捕捉到形势的细微变化，判定风往哪边吹，并尽可能讨好所有的领导成员。
讨论到堪担此任的几名候选人时，我说这个职位需要的是利加乔夫类型的人。我喜欢他的精力充沛、坚毅果敢。在党中央工作的过程中，我同担任托木斯克州委书记的利加乔夫经常接触，目睹了他力争为本州多办实事尤其是增加本州食品供应的真诚努力。在众多州委书记中，他的出众之处不单是精明干练，而且还有视野开阔，文化素养高。
我讲了对利加乔夫的意见。葛罗米柯表示赞同，说他通过多次一起出国的经历了解此人，据此形成了他的看法：这是个成熟、严谨、很有原则性的人。
安德罗波夫哈哈大笑：“既然已经有了个利加乔夫，咱们干吗还需要去找什么‘利加乔夫类型’的人呀？”
大家对此意见一致。我召见了利加乔夫，他热情地接受了调动的意见，短短几天时间问题便解决了。1983年夏，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12月26日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当时还发生了另一起人事变动：撤换了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帕夫洛夫。他自1965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凡是对党的机关内部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总务部长乃是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所有的物质福利都集中掌握在他手里。安德罗波夫进行一番检查后发现，总务部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舞弊行为和弄虚作假勾当。在兴建一些造价昂贵的工程项目的过程中，这类现象尤其繁多，例如修建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大街上的十月宾馆和福罗斯旁边的南方疗养院便是如此。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手操办的真理出版社内部，也暴露出了管理混乱和经营不善的种种弊端。
帕夫洛夫的继任人颇难确定。契尔年科想要安插他的亲信，我则坚持任命·克鲁奇纳。此人我已熟识多年，为人正派，相当精明，工作积极主动而又小心细致，这样的人是完全可以指靠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
政府部一级的变动反响巨大。前面已经提到，安德罗波夫当选伊始便撤掉了三个部长。在长达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直实行的“稳定干部队伍”的方针之下，要想罢黜尸位素餐或败事有余之徒公认绝无可能，更不消说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这种家伙了。无论什么严肃正经的谈话场合，只要有谁一提起建设部门中的缺点，他便会仿佛并不经意倒颇显信任似地关照对方：
“你知不知道，我和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早在小学里就同坐一张课桌呀？！”
提出诺维科夫的问题与下述事件有关：在伏尔加顿斯克市刚刚完工不久的核电站机器制造厂突然发生了厂房建筑沉陷事故，说明事先的设计计算和施工过程都极其不负责任，令人难以容忍。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此事时，一开始的发言还是老调重弹：应当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分析，然后再提出意见并研究解决。
安德罗波夫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讨论，宣称这全是司空见惯的废话，老一套令人难以卒听的不负责任的闲聊，并提出立即将诺维科夫免职。虽然实际上后来这个决定稍有更改——由诺维科夫提出申请退休了事，但一向待人温文尔雅的安德罗波夫的这次“爆发”却让大家永记难忘。
1982年12月解除晓洛科夫内务部长职务曾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反响，甚至可说是具有震荡性效果。安德罗波夫以前不止一次说过，内务部系统已经被金钱收买，有迹象表明它与黑手党组织沆瀣一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部自然不可能抗御日益增长的犯罪现象。但是当时晓洛科夫受到勃列日涅夫本人千方百计的庇护，安德罗波夫要想触动他尚无可能。
克格勃新任主席费多尔丘克的所作所为也引起安德罗波夫的不满。当我问起他的这位接任者干得怎么样时，他不太情愿地回答道：
“你知道，只有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才和他说话。可是这种情况极少。据说他对我在中央委员会里进行的一些改组抱怀疑态度。总之，他在显示他的独立精神，虽然也有人向我传话说乌克兰的领导职务对他很有吸引力。但是我还摸不透他的心思。”
这倒可以理解，因为克格勃主席可以直接找总书记寻求对策，而且对费多尔丘克的遴选也是勃列日涅夫亲自作出的。于是，安德罗波夫来了个一箭双雕：撤掉了晓洛科夫，打发他退休；而对费多尔丘克，为了不与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利害冲突，便将他任命为新的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一职，则安排安德罗波夫原先的第一副手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担任，此人一年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可以发现，最高层同样也开始发生变动。
1982年11月22日，久拖不决的解除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基里连科职务的漫长历程终于宣告结束。他的健康状况，直截了当点说就是老态龙钟，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由于脑部的深度病变，他整个体质崩溃的过程急剧加快了。1981年3月召开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受委托宣布拟任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尽管原稿是专门为他以最大号的字体打印的，他竟然还是将许多候选人的姓名张冠李戴。全场对此的反应，说轻点是莫名其妙。这类情景总是令人难以忘记的，比任何政治鉴定给人留下的印象都要深刻得多。
然而即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仍然念念不忘旧谊，又将基里连科安排进了新的政治局。可基里连科的病况却日益加重。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已变得语无伦次，睁眼不识老熟人了。勃列日涅夫终于责成安德罗波夫与基里连科谈话，让他提出退休养老的申请。
这次谈话的情形，后来安德罗波夫曾对我讲过：他来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一方面尽量不要得罪对方，同时却又相当坚定地开言道：
“安德烈，你很明白，咱们全都是老同志了。我代表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尊敬你的大伙儿说几句话。我们有个共同的看法，就是你的身体情况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工作。你病得很重，需要好好治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基里连科大为激动，抽泣不已。同他谈话已经十分困难，但安德罗波夫依然说了下去：
“安德烈，你要理解，现在必须按照原则做出决定了。你就休息去吧，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行，需要多久就多久。你享受的待遇一律不变——汽车、别墅、医疗照顾，统统保留。咱俩的谈话是同志式的，但终归要由你采取主动：你还记得吧，柯西金的身体要好得多，他都写了……”
“那好吧，尤里 [ 译者注：指安德罗波夫。 ] ，”基里连科终于开了口，“既然是这样，既然必要的话……但是你得帮我写申请，我自己可没法写：”
安德罗法夫草草写了个简短的申请。基里年科费了老大的劲亲手重抄了一遍。大功告成。11月22日，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了，这个问题终于在中央全会上定了下来。
同一次全会上，盖达尔·阿利耶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事后我问安德罗波夫，为什么他这次不再自己另挑候选人，他支支吾吾不太情愿地同答说，这个问题是勃列日涅夫先前决定的，他不想另作主张。
阿利耶夫无疑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聪明、能干、工于自计。起初我观察了他在阿塞拜疆的活动后，毫不怀疑他是营私舞弊和地下经济的坚定反对者。他干劲十足地着手解决该共和国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牵涉到农业方面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计划，这些都对他特别有利。
然而当我对阿塞拜疆的情况做了一番更加深入的思考之后，才逐渐明白那里所产生的变化从根源上说还有相当复杂的原因。有时候你会听到所谓评价政治活动时内在动机并无意义、重要的似乎只能是客观效果之类的说法。这纯属无稽之谈。我的全部经验表明：动机，尤其是不太纯正的动机，必然影响到效果。“像癌症扩散般”渗透到该共和国一切管理机构的原有领导人帮派，已经被阿利耶夫以结党营私和工作混乱的罪名加以清洗。而另一个号称“纳希切万集团”的帮派落地生根。依然是亲缘关系盛行，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阿利耶夫就这样按氏族原则营造了强大的后盾，他不是在管理，也不是在领导，而是在运用高压手段的威力统治这个共和国。各式各样的协商、会议、公报、会见记者和民众以及其他种种民主象征，只不过是装饰品，丝毫也改变不了其专权的实质和手段。
如今这个人也被吸纳进了政治局。事情根本不在于勃列日涅夫：已经做出了许诺。阿利耶夫曾长期在克格勃工作，安德罗波夫之于他不仅是当年的“长官”，而且也是不容置辩的权威。因此，阿利耶夫出现在政治局成员之中，便加强了安德罗波夫的地位。如此而已。
同样，安德罗波夫十分了解罗曼诺夫的个人品质，知道这是个目光短浅、阴险狡诈、带有领袖至上主义习气的人，也目睹了其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极少发表具体切实的看法和建议的情形。然而1983年6月偏偏将他调到莫斯科，并向全会推荐选举此人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原因在于此前的国家防务，无论政府抑或党的有关方针的制度，都是由乌斯季诺夫一手包办。安德罗波夫认为，如此重要领域的权力如此集中是危险的，为了有利于大局和乌某本人，都有必要加以削弱。但问题的解决必须让乌斯季诺夫本人能够理解和接受。
安德罗波夫曾对我说：“我并不想惹乌斯季诺夫生气，因为他不仅是我的后盾，同时也是我的同志。”
选举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必须在现有的领导成员中进行。因此安德罗波夫断定乌斯季诺夫根本找不到反对罗曼诺夫的意见。事情的结局也果真如此。
政治局里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动。1983年，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从克拉斯诺达尔调来莫斯科，接替了索洛缅采夫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6月份的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在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之后，也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擢升为政治局委员。
对最高权力圈的这一整套改组活动，原来的领导层的看法各不相同。一些人感到欣喜，将这类任命和调动视为国内行将发生的变革的保证。另一些人首先担心的是自身的前程，显得神情沮丧、心绪不宁。
契尔年科的心情不佳是一目了然的，他对此并不加以掩饰。表面上他还拥有“第二书记”的高位，但许多最重要的问题的决策显然没有让他参与。吉洪诺夫、谢尔比茨基、多尔吉赫等人也都显得焦躁不安。
多尔吉赫是我国“厂长军团”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严肃认真、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专家。他工作极为勤奋，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以后，从1972年起一直分管重工业，常爱向人表白他的部门最为重要。他说：当然，你们也在那儿干这干那，可离开重工业就什么也不会有呀。
他常同所有分管其他部门的人争辩，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这一点反倒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往往也发生“过头”的情形。无论你给他送去什么文件，他都会立即加以涂改和重写。过后你一瞧，实质上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可已经成了“在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尔吉赫的直接参与之下”的产物了。
显然，他那虚荣心的发条上得相当紧。任何事情他都准备去干，只要这件事可以带来政治上的认可和升迁。1982年5月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便对这个头衔怀着极大的自豪感，即便在日常交际中也念念不忘自己的级别。
开始谈论成立中央委员会经济部时，多尔吉赫毫不怀疑他会担任该部的领导。还能有谁呀！他迸发出了冲天的干劲，每一次中央全会之前，他不是写出一篇发言稿，就是打个洋洋洒洒的报告。然而，突然间子弹瞎了火，人家任命的是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将此事视作对他个人的当头一棒，更何况先前他同雷日科夫相当亲密地共过事呢。
安德罗波夫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难处理，此人在乌克兰尤其是在党的圈子里享有巨大的威望。在道德方面谢尔比茨基是个正派人。就思维方式而言他属于专家治国论者，自然便在该共和国执行一条自认为正确的路线：特别注重经济，尤其是采煤业和冶金业，同时也不忘农村。而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在乌克兰树立起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
谢尔比茨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能容忍民族主义。他像其他各共和国的领袖们一样，常会对中央不肯放权啧有烦言，牢骚满腹：“甚至给日夫科夫 [ 译者注：指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 ] 发个电报，也必须获得远在莫斯科的政治局批准。”但他当年一开始便采取的是谴责“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动摇和献媚”的立场，从来不曾退让：他的民族主义观如果不致陷入极端，自然应当受到欢迎。只须回忆一番他与作家奥列西·冈恰尔就其长篇小说《大教堂》展开过辩论，就可以说明问题。这场辩论只不过煽动了狂热的情绪，破坏了与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正常联系而已。
同谢尔比茨基一起解决干部问题也十分困难。前面我已经说过，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人物。似乎这就压住了他身边其他的人。正因为如此，乌克兰一直没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政治领袖脱颖而出。即使从外观上看去，他也是那种很难将其自原地挪动一步的大块头。不过倒正好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态度。
我曾经提到过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他把谢尔比茨基看成了自己的接班人。显然，正是这句话害得谢尔比茨基“心神不宁”。他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力求在高层的一切活动中不断露面，定期与曾经担任乌克兰克格勃主任的费多尔丘克通话和会晤。
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之后，他们的关系从外表上看完全正常。但两人之间似乎展开了某种竞赛，彼此都有意见，却心照不宣，谁也不想主动去找对方。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整个期间，谢尔比茨基竟然从来没有跨进过他办公室的门槛，一次也没有。但我亲眼得见，即使为数有限的电话联系，对他们任何一方都成了一种巨大的折磨。
至于吉洪诺夫，则不知为什么他毫无根据地断定，安德罗波夫之所以当选，在众人之中首先应当归功于他，指望得到各方面的全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举止，甚至可以说，也多少有几分放肆，甚至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这样吧，”那时候他曾对安德罗波夫说过，“你熟悉行政机关、意识形态、对外政策。经济嘛，我就替你包啦。”
可是当安德罗波夫指派我、雷日科夫和多尔吉赫列出有关改进经济管理、计划编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的项目清单之时，吉洪诺夫着着实实感到了不安。
我们这“三套马车”出动，与部长会议各位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直接接触，立即造成了使某些人神经过敏的局面。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安德罗波夫声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我求求你，做什么事都不要搞坏我和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吗，目前这对我非常重要。”
我明白了，安德罗波夫担心的是吉洪诺夫千万可别同契尔年科抱成一团。
安德罗波夫必须控制住局势，而此刻对他最关紧要的则是各种势力的对比和分配。他将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拉入领导层，切切实实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同时他也竭力避免与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谢尔比茨基等人这一面的关系尖锐化，避免引起他们的不满，设法让领导层中的全体成员对现行政治方针都有一种切身相关、共同参与的感觉。
“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的”
安德罗波夫出任总书记的最初数月，我们俩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能体会到他对我的信任和支持。1982年底我同他的一次交谈中，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知道吗，米哈伊尔，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说完略作沉默后又补充道：“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
安德罗波夫当选后我们必须立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带有异常紧迫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政治局考虑到国家预算的开支状况，曾通过一个关于提高面包和棉织品价格的决定。这个决定连同所附函件一起已经发到各地，存放在保险柜和州委、边疆区党委、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密封的公文袋里，必须等到1982年12月1日前夕方可启封。
安德烈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再次斟酌整个情况并将结论报告他。我们试图了解此事的实质，便请求让我们可以摸清预算的情况。但安德罗波夫只是笑了笑说：
“瞧你们打的什么主意。预算我可不让你们插手。”
预算的许多“秘密”被保守得如此严格，其中一部分直到我离开总统岗位前夕才得知就里，这是后话了。我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我国的预算有“窟窿”。它经常靠储蓄银行也就是靠民众的存款和增发国债来补贴。而官方的报道却总是说，收入超过支出，一切都处于最佳平衡状态。
我和雷日科夫的结论是：单单采取提高面包和棉布价格的方法不会有多大效果。这话一开始安德罗波夫根本听不进去。显然他认为，采取这类步骤足以显示他的决心和勇气，“人民会理解和支持的。”
我们仍然坚持己见：以这种方式提价，无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考虑，都很不合适。政治局再次听取了各方面“赞成”和“反对”的理由之后，撤消了原先所通过的决定。
需要我们解决的下一个迫切问题便是从国外采购粮食。同往常一样，我们又遇到了政府的反对。政府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经费不足，但谁都不能提供别的出路。总书记不得不表态了，于是安德罗波夫先听取了双方代表的意见，然后亲自提出了采购的建议。的确，这都是些棘手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遇到类似的事情，有时不免做出十分强烈的反应：
“啊呀呀，这就是你的粮食纲要吗？”这时候他会说。
“是我们的，我们的，尤里·弗拉季米罗维奇 [ 译者注：指安德罗波夫 ] ，是我们一块搞出来的。”我回答时激动不亚于他。“写进那里头的东西，还没有动手去做呢，太早啦！”
“不错，我还记得，”他表示同意。“可是当你们去搞工厂现代化，增产肥料，提高技术的时候，又是多少时间过去了……”
“你以为我不想快点儿见到成果吗？”我最后说道，“我搞这个工作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可情况仍然一点儿也没有改善……”
缺乏“速成”效果这一情况，促使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一些在我看来颇有争议的步骤。我指的是那场加强纪律和秩序的斗争所使用的种种方式，当时曾在上班时间去地铁、商店、理发馆和澡堂到处抓人。尤为突出的是，在开展这场运动时安德罗波夫依靠的不是社会组织，首先依靠的是安全机关和内务机关：对他来说，找这些部门办事更加方便省事。
安德罗波夫根据费多尔丘克所提供的情报，真诚地相信这类措施会将普通民众吸引到他的一边。他朝我摆着手说：
“等着瞧吧，你活到我这把年纪，就会明白的。”
时光流逝，多少事已被忘却或很难追忆，而这场“为纪律而斗争”的情景至今依然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之中。
关于列宁的报告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给我来电话说，他想建议政治局将我定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大会的报告人。
在以往的生活经历中我曾多次阅读列宁著作，因此便觉得准备这次报告并不会有多大的困难。然而第一次试着将报告的基本观点作个简要的归纳就未能成功。于是我开始重新翻阅列宁的文集，特别是与十月革命之后那个时期有关的部分。有的文章是重读，另一些仅作浏览。最后我竟深深地沉浸到了革命后那些年代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演变的逻辑之中。不时感到自己就是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思索着要是我去解决列宁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时该怎么办。总而言之，读伤脑筋了……
不过也有收获。列宁晚年的著作，尤其是这样一些文章和讲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在这些著作里，列宁在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历史阶段时公开宣称，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他认为，公开承认错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为以往的错误应当用新的政策来加以纠正。不对旧有方针的错误性质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制定出新的政策。
对当时阅读列宁著作所产生的许多感想，我曾在1985年和其后多次作过回顾。而1983年所作的那场报告则受到了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条条框框的限制：关于“旧有方针”的批判性再认识在报告中未能提出。尽管如此，要是根据国内外报刊和广播来判断，那场报告的某些要点也曾引起过热烈的反响。
熟悉那个年代政治语言的人，都注意到了关于在国内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结构的论述，它不仅能够保障重工业的发展，而且也能够保证建立起直接针对民众需求的众多高速发展部门的综合体。在一向忽视为人服务的部门的情况下，提出结构政策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过度发展的军事工业联合企业已使整个经济扭曲变形了。
报告中出现了一个与现代生产中人的作用相关的主题。当时我说，劳动的性质本身就对劳动者文化、职业水平、技能、纪律性即对我们称之为经济中人的因素的东西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学术报告中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在政治讲话中这种思想便可作另一种理解：旧传统还过于强大，在旧传统中社会成就的衡量尺度并不是人，却不过是产品的吨数和公里数而已。
报告谈到了列宁曾经警告必须反对仓促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谈到了经济核算制和劳动中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谈到了更加全面地考虑客观经济规律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甚至阐述了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实现最大限度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勇气和最大限度独立活动能力的原则。当时人们的期望值实在太高，以致对这番话究何所指作了种种猜测。
那些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涵义感到兴趣的人，当然会有类似的领悟。而大部分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被委托作报告这个事实本身。他们还会想起，一年前安德罗波夫也曾作了一次类似的讲话，之后便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加拿大之行
我计划于1983年5月中旬赴加拿大访问。1981年10月，该国农业部长Ю.韦兰来访，转达了加政府对我的邀请。已商定访问的期限为10天。然而启程日期将近时，安德罗波夫却坚决反对开了：
“去加拿大？你疯啦。眼下可不是出国转悠的时候。你不去加拿大也能行嘛。”
“不行哪，”我提出异议。“第一，这是政府级的邀请。第二，我必须去看看加拿大的农业——在播种面积和气候条件方面，它比别的国家跟我们更加接近。最后，第三，我仅仅需要从百忙中抽身10天时间。以后会受益不浅的。”
“10天太长了，”安德罗波夫固执己见。“最多七天。”
5月16日我已抵达加拿大。我国大使雅科夫列夫对行程作了精心安排。尽管当时我们两国之间的接触有限，加拿大方面还是对这次访问特别重视。我发现，他们对我这个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有点儿好奇。
其实，这次访问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他照例穿一身深蓝色西装，上衣小口袋里插一支玫瑰，以此表明他属于自由党。一开始他略显疏远，但随即渐渐畅谈起来，结果协议安排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自此以后，我同特鲁多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一直保持至今。并且不单是同他一个人有联系。无怪乎事后加拿大报纸写道，正是他们“发现了戈尔巴乔夫”。
去加拿大逗留的短短7天，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外出参观游览。
在温哥华郊区，我们参观了国立畜牧研究中心、温室种植园、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温莎区大载重量飞机制造厂。随后又前往多伦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粮食产区艾伯特省，参观了卡尔加里近郊的几个大型畜牧场，那里长年在草场上露天饲养肉用牲畜。
见识了农场主与土地打交道的情况之后，我一直试图弄清，那根促使获得如此高效益的发条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访问了艾伯特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农场：经营用地超过两千公顷。奶牛的出奶量每只约4700公斤。拥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设备。遮阳篷下备有检修装置。谷仓是铝质的。还有两幢楼房、多辆汽车。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位相当富裕的农场主。于是双方交谈了起来。
“您这里干活的人有多少？”我问道。
“固定工两三个，到了大忙季节我再雇一些。”
我们东走西走，所有的一切全看了个遍。该是离去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门口，我最后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不久前一年刚刚结束，你已经知道了支出是多少，收入是多少。请问：总计结果如何？”
主人看看部长，仿佛在询问：要不要告诉他呀？韦兰却笑着说：
“你就实说吧。”
“如果说实话，”场主回答道，“那么，没有津贴和贷款，我就没法过日子。”
我提出他如何休假的问题，使他十分惊奇：什么休假不休假呀？农场主都有节日，举行各种比赛——有骑马比赛，骑牛比赛。我们抽出一两天时间，全家出动——这就是全部的休假了。农场没人可以托靠呀。真个是“自觉自愿的自我奴役”。当时我想，我国的集体农庄庄员、机械操作手之中，未必有多少人会对诸如此类的情况表示认同。
那你就试着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吧，争取能使人安心地回到土地上，同时又能保留大规模集体经济给他提供的那些优越性。
“怎么会这样呢？”韦兰。“既然庄稼收成这么好，产奶量这么高，怎么突然又提到津贴？”
“米哈伊尔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部长回答道，“现代化水平的农业部门无论在什么地方，离开了国家的支持都无法生存。我们发放给农民的贷款支出高达数百亿美元。而美国则要花几千个亿。对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借助于出口粮食来尽量弥补这笔开支。”
这就是说，既要有业主的积极性，也要有国家的扶持。
回到莫斯科后，6月8日我应邀去社会科学学院，向各地区的代表作了题为《我国发展农工综合体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演讲。完整地写出讲稿已经没有时间，我走上讲台时手中只有一份提纲。但加拿大之行引发的思考问题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使得我作这次演讲时灵感迸发。我讲到对于增加生产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经济刺激有所削弱。讲到缺乏有效的经济机制和管理的相互隔绝、本位主义性质。讲到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国家必须扶持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个人副业。最后，还讲到“没有稳定的高度发达的农业部门，便不会有稳定的国家经济。”
我在这次演讲中几乎只字未提加拿大，不想刺激听众。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两国在历史、经济条件、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等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7月初我去库尔斯克，再一次确信了这点；我此行是为了授予该市一级卫国战争勋章，以纪念著名的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40周年。
我乘车或者步行，造访这片曾经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事的旧战场，当时双方在这里以密集的部队对垒，共汇聚了数百万兵力，数以千计的坦克、飞机和大炮。
我也去了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最弯曲的地段，1943年我的父亲曾在那里的一块阵地上进行战斗。当时德国人以为俄罗斯士兵钻进了“口袋”，所以他们大撒传单号召对方投降当俘虏。但最终是我方获胜，并从此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驱车遍访战地，我仿佛重新感知了那次伟大胜利的价值。这一带连个小村小镇都没有，随处兀立的都是简朴的方尖碑，上面记载着千百个战死者或失踪者的名单，眼前闪过整个整个家庭或各种年龄同姓者的名单，仿佛凶恶命运之神决心将人类彻底灭绝。当此之时，尤其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这块支离破碎的土地，将多少儿女献上了祖国的祭坛啊！难道它不应当享有另一样的、更加幸福的命运吗？
孙女儿的降生
我的工作不仅仅使我本人全神贯注，而且还兼及全家。对于我的探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波三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孩子们并未袖手旁观。他们眼见着事事都是那般艰辛，多少的阻力需要克服，于是便想方设法支持我，帮助我，保持“我们城堡里”的安宁、和谐和相互理解。
自然，并非一切都局限于我操心的事情。全家人也须为其他的种种日常琐事操心，感受着每桩每件事情所带来的欢乐与痛苦。
最令人高兴的，是1980年我们第一个孙女儿克谢尼娅的出生。她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伊琳娜 [ 译者注：伊琳娜是戈尔巴乔夫的女儿。 ] 一样生于元月，日期是21号。新的生活开始了。有位诗人说得对：“随后便有孙辈降临，一切又将周而复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继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有人邀请她去她曾经收集过博士论文材料的斯塔夫罗波尔村村寨寨进行新一轮调查，这个想法很诱人，但我们在莫斯科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想法无法实现。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脱身，于是便苦劝我的母亲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来我们家小住。起初他们倒还乐意常来，但年岁不饶人，他们出行日益困难了。又老是病病歪歪的。我们尽力协助治疗，支援药品、现金、衣服、食品等力所能及的一切。从孙女儿到父母亲，需要操心的事一大串。
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兄弟叶夫根尼的健康日益全面恶化：他改不掉贪杯好饮的老毛病。他拒不接受我们挽救他的种种意见，事到如今则为时已晚。这是一个颇具才华的人，文学院刚毕业数年之内便写出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青年少年读物。叶夫根尼是我们恒久的难以平息的隐痛。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成绩优秀，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女儿决心继续读研究生，并着手进行大城市(譬如莫斯科)中死亡原因的调查。结果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全部保密。因此学位论文也不能公开。首都当局有的是保密的理由。但伊琳娜仍然与莫斯科统计和保健机构成功合作，因为他们对这一研究的结果同样很感兴趣。学位论文十分顺利地通过答辩，不久她便获得了医学副博士学位证书，开始在母校的教研室执教，随后她又决定完全改做研究工作。
阿纳托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由B.C.萨韦利耶夫院士领导的外科科研实习医院，这所医院系以首都第一市立医院为基础。工作初期非常困难，但他逐渐熟悉了业务，在教研室研究的范围内展开了科研工作。他继续在医院工作的同时，还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副教授。
总之，我们一家人逐渐与首都的生活融为一体。朋友圈子不断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了，尽管同时还保持着同乡亲们的联系。
1955级法律系毕业生终于聚到了一起。我又能见见所有的老朋友了。聚会中的一切对我都很重要：同学们现今的模样如何，在哪里定居，从事什么工作。毕竟都是好样的：10人当上了博士，将近40人是副博士。其余的人也并未意志消沉，全都找到了自己的事业。令人悲伤的是，许多同学已经不在人世，系因为疾病、事故……甚至自杀。
一般而言，总是有喜一也有忧——生活就是如此：我常常想起一位东方哲人的格言：“人生在世，生老病死”。
我们总是在庄稼收获后外出度假，就像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一样。年年都去皮聪达。在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我们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利用这种机会更好地了解了这些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我们在一起聊天，每次聊的话题都很广泛，时间都很长。通常是在晚上：同谢瓦尔德纳泽夫妇在皮聪达和第比利斯，在恰夫恰瓦泽昔日的庄园里；同阿布哈兹和卡赫季亚的居民聊，则是在他们的家里。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什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守陈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 [ 译者注：克格勃的医生 ] 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做做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这时吉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夫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
“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 译者注：指安德罗波夫。 ] 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来，起草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曲了，要么被删去。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大家都装着什么一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夫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部积愫。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群厚颜无耻之徒。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做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弘，天赋极高，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做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夫的种种鉴定，包括我上面的鉴定，至今还相当粗略，很不全面。他担任克格勃主任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颇显复杂而重要，在对这点尚未进行深入就研究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评说了。卢比扬卡 [ 译者注：克格勃机关所在地。 ] 高墙后面的许多内情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对我这个党和国家的前任首脑。而不了解其就里，便很难判断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那些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个夜晚：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安德罗波夫露出一副沉入幻想而又愉快开朗的神情凝视着火光。磁带录音机中飘出那首尤里·维兹博尔演唱、安德罗波夫特别喜欢的调皮小曲：
谁希冀这玩意儿？谁都不希冀。
谁必得干这事儿？谁个都不必。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这一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当首推季·费·乌斯季诺夫，尽管当时他已经75岁高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或许是惟一能够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人。他俩是亲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坚持和发展安德罗波夫在最高领导岗位任职15个月期间开始的各项改革。此外，乌斯季诺夫在党内和全国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没有发现别的可供选择的人，我便为乌斯季诺夫“按按钮”。有些人已不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担当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任。而乌斯季诺夫可以卓有成效地工作若干时间，同时在政治领导层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也并未排除推举我做候选入的可能。这个消息通过两条渠道传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罗波夫下葬后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别墅看望了他的夫人，希望从精神上给这位遗孀一些抚慰。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 [ 译者注：安德罗波夫的夫人。 ] 当时正卧病在床，却情绪激动地坐了起来，高声地哭诉着说：
“为什么要选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 [ 译者注：指安德罗波夫。 ] 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设法打断了这个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前面提到的机关里的那些传闻相互印证，当时传说总务部对安德罗波夫在十二月全会上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Г.M.科尔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体做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向走廊上。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 [ 译者注：指契尔年科。 ] 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别出现分裂”。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做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免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泼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戈尔巴乔夫效应
4月30日，契尔年科突然要我去见他：我跨进他办公室的时候还在猜想，可能是谈即将到来的“五一”节的事情。然而一问一答之间，气氛骤然变得颇为紧张起来；一开始他讲得不很连贯，前言不搭后语，说他不能再拖延问题的解决了，别人对他有压力，这会在工作中引起分裂和意见分歧的，诸如此类。
我问他：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您说的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呀？”
“书记处的领导问题。”
“您用不着这么激动嘛。既然事关信任的问题，咱们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吧。我也想向富有经验的同事们了解了解，我的缺点和错误在哪里。希望不会是我在政治局的去留问题吧？”
“不是的，哪能呢，哪能呢。”契尔年科张皇失措地嘟哝着。
这时我情不自禁，激昂地大发了一通议论：
“既然如此，我就有权知道，反对我的那些人，究竟想要我怎么样，都有些什么样的批评意见。我们必须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它在众所周知的一个时期之后又增强了活力，不那么合有些人的心意。您当总书记的应当通盘考虑，作出判断。我眼见得有些人企图一步步窃取权力，这样下去后果也太危险了。因此我赞成解决问题，但是要在原则的基础上解决。领导层的情况很复杂，对话很有必要。既然问题已经成熟，就不应当再回避了。
契尔年科再一次求我不要急急忙忙地表示意见，可他自己却又在作笔记。我们讲好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又就即将到来的节日互道了一番祝贺，然后就分手了。我离开时心情沉痛，想到总书记的立场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
傍晚乌斯季诺夫来电话，向我祝贺节日，建议早点动身回家。原来领导层中的几个人(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一些人，每天都工作12—14小时，直到深夜。我向他表示谢意，并颇有情绪地向他讲述了刚才同契尔年科谈话的情况。乌斯季诺夫一听便看穿其中大有阴谋，顿时惶惶不安起来。他赞同我所采取的立场，劝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不必为此伤心，因为他认为反对我的图谋注定会失败的。
5月3日大家参加政治局会议，按既定的全部议事日程进行了讨论。但是成为我同总书记谈话主题的那个问题竟然没有提交讨论。原来，乌斯季诺夫已劝告契尔年科不要听命于吉洪诺夫及其一伙。过了两三天，契尔年科告诉我说：
“我考虑了考虑，决定不提出那个问题了。原来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吧。”
大约已经是1989年了，吉洪诺夫才给我寄来一封悔过的信，还表示愿意在经济改革中效力。但在那些年里通过契尔年科，向我施加的压力始终没有中止过。这一切让人伤透了脑筋，因此每次得以从莫斯科分身赴外地旅行时，我都感到极大的惬意。
在1984年整整一年之中，阴谋、陷阱、谣言决定了老广场上的大气候。契尔年科的病情日益严重，政治局的形势更趋尖锐，争吵逐步升级：我不想一一描述那个时期的所有波折。而且也没有必要——当时的全部情况早已尽人皆知。但这一切都有哪些表现形式，用全国意识形态问题科学实践会议的经过便足以说明。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契尔年科本人确定的：贯彻执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问题六月全会(1983年)决议的状况：济米亚宁来见我，请我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因为我已经接手了他先前主管的工作——意识形态。
部里为报告提供的材料使我大失所望：全是“济米亚宁式的倒嚼”，墨守成规的陈旧思想，一大套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言之无物的空话：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简直有意败坏我的名声。不过这只能使我更加鼓足干劲。
我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包括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他当时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比克宁和博尔金。我想利用这次机会，突破六月全会的局限，那个会我认为开得很差劲。在会议筹备期间，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使我们颇感兴趣，诸如所有制、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大家干得不错，材料内容丰富而严谨。
然而并非人人都喜欢。济米亚宁心怀不满，故意闹别扭。我给他看了报告稿，他并未向我提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要求再突出一下关于现阶段党的领导作用这一论题，而回过头去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他却干脆说报告不行。
与会者齐集莫斯科，万事俱备。可突然之间，就在名副其实的开幕前夕——前一天下午4点，契尔年科打来了电话。
原来，他认为现在召开意识形态会议并不合适，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应当进行准备，征求意见。我一听他说话的语气便已经明白，办公室里不止他一个人，很可能在场那些人的任务就是让这位优柔寡断的上司坚持强硬态度。
如此突如其来的转折简直令人怒不可遏，于是我用相当尖锐的言词表示了抗议。据当时也在契尔年科办公室的雅科夫列夫后来告诉我，我几乎是将总书记斥责了一顿。也许，我表现得缺乏自制力，却把围着总书记团团转的那帮坏家伙搞得慌张失态。我提醒契尔年科，提出召开那个会议主张的是他而不是我，我只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现在代表们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我不知道谁能解释清楚取消会议的原因。这一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意味着当众出丑。最后我问他：
“是谁把您搅糊涂了？”
“嗯，那好吧，”他说，“开你的会，不过不要搞得满城风雨。”
谈话到此结束……会议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它以方式方法的新颖、讨论中的创造精神，与以往多年惯用的思想灌输形成了鲜明对比。大会报告的标题《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本身就足以引人深思。
与会者坚决要求将报告公开发表。我说会发表的。然而，唉，只有《真理报》发表了一个简述。有人为了抵消“戈尔巴乔夫效应”和整个大会的影响，当即炮制并火速在12月号《共产党人》杂志上刊发了契尔年科的文章，将其吹嘘为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最新论述。
也是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效应”首次在外交舞台上亮相。
1984年6月12日，我参加苏联官方代表团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经济讨论会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科·贝林格 [ 译者注：贝林格(1922—1984)：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72年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 逝世的噩耗传到了莫斯科。他是在一次意大利司空见惯的群众集会上猝然去世的。
决定派遣一个苏共代表团去参加葬礼，于是时任国际部领导人的波诺马廖夫声称他准备前往。但他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关系历来十分糟糕，他去只会当众丢脸。A.亚历山德罗夫和B.扎格拉金直接上书政治局谈到此事。经过与意大利同志协商后，决定派遣我去参加葬礼。
我同贝林格并无私交，但我对他在我们几次党代会上的讲话记忆犹新。他说话的声音温和、舒缓，完全没有意大利人特有的感情奔放，但所讲的内容常常切中要害。
我国听众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讲话，因为大家似乎都听说过“欧洲共产主义”，知道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复杂关系以及两党之间不时爆发并公诸报端的相互“回敬”。不过关于如何对贝林格讲话作出反应问题，对于我们与会的人并不算什么特别的难事：代表们瞧着主席团如何反应，跟着学他们的样子就是了。
在6月13日与扎格拉金、顿涅茨州委书记B.П.米罗诺夫同机飞往罗马的时候，我仔细回忆起了这一切。我们的出行是那般仓促，政治局根本没来得及做出专门指示，只是说希望探讨一下我们两党关系大致的来龙去脉。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真是一次举国哀悼，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多达数十万之众。我们同帕叶塔 [ 译者注：帕叶塔：意共领导人。 ] 一起肃立在意共中央大厦的阳台上，列队而过的人群中传来了向苏共代表团致意的喊声。这时有人问我：
“您目睹意大利人为贝林格送葬的情景，都有何感想？”
回答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至少是在当时。
整个意大利，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向贝林格最后诀别。总统佩尔蒂尼代表全民族在这位反对党领袖灵柩前鞠躬致敬。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另一种政治素养的表现。
此前我早就读过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纲领性文件，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问世的著名的《陶里亚蒂笔记》。也认真研究过葛兰西 [ 译者注：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 的《狱中纪事》。但在贝林格葬礼期间所获得的教益仍然促使我深深思考。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我国大使馆官邸同意共领导成员举行会晤，莅临出席的有布法利尼、克亚罗蒙特、科苏塔、米努奇、帕叶塔、佩吉奥利、鲁比、切尔韦蒂。
谈话是开诚布公的，但似乎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终于我忍不住说道：
“那好吧。你们已经一百万次讲过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指令和任何中心。而我们也两百万次重申了你们是自由的，独立的，确实不存在任何中心。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
意大利朋友们大惑不解地望着我。
“也许，让咱们从今往后多多会面，”我接着说道，“一道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格局，一道思考，交流思想。”
会谈持续了整个通宵，直至凌晨，分手时出现了某些互相理解的迹象。
第二天，6月14日，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佩尔蒂尼接见了我。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首先是他的民主作风、对我国人民真诚的友好态度和对苏联战胜法西斯的功绩所表现的敬意。佩尔蒂尼本人就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喜欢他的轻松自如和言谈直爽。总统表示赞成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内容相当丰富的会谈，我们告别时的友好拥抱也是真诚的。
当天我们就起程飞返莫斯科。到机场送行的有帕叶塔和鲁比。看得出来，在过去的一天里意共中央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所以我们此刻坐在茶几旁，伴随着巨大的玻璃窗外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像俗话所说的那般相互“击掌”——应当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同志式的关系，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以这种口气起草的我关于此次出访的汇报也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一年以我的英国之行告终，访问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进行的。12月15日我率领议会代表团抵达伦敦，团员有韦利霍夫、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在我们之前的15年里，还不曾有这样的代表团出访过英国，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关系演变得相当复杂，很需要类似的访问。
在我国，对待来访的议会团体的态度正如对待股票一样，完全是礼节性的，徒具形式的。我们这次访英，看来外交部的官员们并未特别重视。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我将自己最近数年间对于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所进行的观察与思考在英国议员们面前和盘托出。
讲话全文在国内国外都已公开发表，我现在只想提提其中涉及的话题：核时代需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战争的危险目前已成为现实；“冷战”是带有战争威胁的不正常的关系状况；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赢家；无论对谁而言，都绝不可能靠损害他人的安全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我国随时准备通过谈判来限制和削减军备，首先是核军备，西方对手走到哪一步，我们就奉陪到哪一步。
这些声明在全世界报刊上激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下面这句话尤其被频频引用：“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分隔开来，地球我们却只有一个。欧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家园，而不是战区。”
我们同撒切尔夫人的会晤也得到详细的报道。会晤是代表团访英的第二天在切克斯举行的，首相偕同自己的丈夫丹尼斯和几位部长在那里迎候我们。在入口处，众记者迎上前来纷纷拍照，我们两对夫妇的四人合影(撒切尔夫人彬彬有礼地伸手示意我们站哪里，如何排序)正是在这里拍摄的。可笑的是，后来许多人对这张照片却作了匪夷所思的解释：似乎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观赏我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着装。
会见从午餐开始。撒切尔夫人和我坐在餐桌的同一边，丹尼斯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落座另一边。一切都显得令人肃然起敬和彬彬有礼。可是谈话即使在用餐时也都颇为尖锐。
撒切尔夫人为人信心十足，甚至可说是过于自信，在温婉迷人、娴淑端庄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位刚强务实的政治家。无怪乎英国人自己都称之为“铁女人”但随后又重开了话题，于是我说道：
“我了解您是一位有着坚强信念、恪守既定原则和价值标准的人，这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您应当考虑到，坐在您身边的也是一个同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奉政治局之命前来游说您加入共产党。”
听罢此言，她开怀大笑起来，结果谈话不知不觉中便由貌似谦恭有礼、实则不无讽刺转化为开诚布公、兴致勃勃了。
用罢午餐，继之以正式会谈。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也前来参加，谈的是裁军问题。一开始大家都手中不离事先准备好的笔记，但随即我便将其搁置一旁，撒切尔夫人也把她的稿子塞进了手提包。我在这位英国首相面前摊开一幅大地图，图上以千作等份标出了世界全部核武器贮存量。我说这些小方格中的任何一格，都足以灭绝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也就是说，用现有的核储备可以将全部有生物毁灭1000次！
她的反应十分富于表情，情绪激动，而且我觉得确乎是真诚的。无论如何，从这次会谈起出现了一个转折，开始了我们两国之间的高层政治对话。
根据记录，在正式会谈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并未出席。她被安排听任三四位英国部长的“摆布”。而让这些部长大吃一惊的是，她竟然同他们纵论开了英国的文学和哲学。对这两方面她一向就深感兴趣。趁与撒切尔的会谈还在进行之机，他们一直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向来对“克里姆林宫夫人”明显抱有成见的英国报刊，却相当详尽和赞许地位读者报道了这段插曲。
12月18日我在议会的演讲很成功。的确，即便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也有人企图以敌对的态度同我对话。但我当即加以阻止，说：
“如果您想以这种方式交谈，那么，我就搬来我所带的资料和文件，动手算个总账，看看英国方面都做了什么反对苏联、反对建立正常关系的事情：这样做对谁有好处呢？”
经我这么一讲，对话终于进入了建设性的完全友好的轨道。
随后又同许多部长、各党派领导人、实业界代表多次会晤。我们还访问了奥斯汀—罗弗汽车制造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杰洛茨·希尔综合研究所、工商协会、不列颠博物馆、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代表团部分成员去拜谒了马克思墓，而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却未能前往。后来有人就此事做了多少凭空的臆测啊！其情形与改革年代我国“自由派报刊”炮制的关于“金卡”的“新闻”如出一辙：据说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国外拥有信用卡！实在不屑于去读这类东西，也替那些杜撰这整套无稽之谈的“知识分子”感到羞耻。而当我在叶利钦的回忆录中读到这则流言蜚语的时候，就更觉无耻之尤。看来，还是一句谚语说得对：“谁哪儿痛，谁就说哪儿”。
1984年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要求有所不同：尽量对议会代表团访英之行的结果保持缄默。
1962年以来一直担任我国驻美大使的多勃雷宁曾向我介绍过，美国公众和政界对我访问伦敦的反响十分强烈。他为此给外交部连发两次电报，详细评述了美国各大报刊对此事发表的言论。平时这类情报都分送给全体领导成员，但这次却没有这样做。而当多勃雷宁本人回到莫斯科时，葛罗米柯给了他一顿严厉申斥：
“你是个经验那么丰富的政治家，老练的外交人员，一个成熟的人……竟然连发两封电报大谈什么议会代表团的访问！这究竟能有多大意义？”
在伦敦时我获悉一个不幸的消息：乌斯季诺夫逝世。我中断访问，立即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沉重的损失，在那个混乱时期这种感觉尤其明显。此时正当1984年底，而整个这一年没有别的，只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垂死挣扎而已。
总而言之，迫切需要一种生机勃勃、积极主动的政策，可是国家领导层却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况。契尔年科无论就个人才具抑或健康状况而言，都与总书记一角极不相称。连政治局的日常会议都大成问题。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会期已定，但契尔年科无力出席，直至开会前15~30分钟才来电话委托我代为主持。
政治局委员们对此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出奇地平静，亦即将其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另一些人或则困惑不解，或则拙劣地掩饰内心的窃喜。吉洪诺夫就曾不止一次毫无分寸地打探：
“是他让您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吗？”
我总是回答：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莫非您以为我可以擅自跑来就这么召开会议？你把我看歪了。”
这个问题到年底已发展到了极为紧张的地步，因为契尔年科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政治局是至关紧要的政治领导机构，理应正常运转，可是却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委任一个人(戈尔巴乔夫也好，吉洪诺夫也好，或者另外什么人也好)固定主持会议。
我确确实实知道，有些同志在同契尔年科谈话时曾就此向他提出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总书记贴身圈子里的人却要他保留目前的做法。因此每次我都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不过此事倒并非关乎我个人，而是影响了党中央机关政治局的工作。在这种环境里，各色阴谋家感到如鱼得水，而对事业、对工作而言，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心遵循几条准则。第一：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有问题坚决指出，对那帮“仆从”寸步不让，哪怕他们所捞到的官衔很高。第二：对总书记要忠诚，重要问题上要和他保持一致。第三：在政治局执行团结的方针，不允许瓦解中央的权力。还有，第四：重大事件要让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州委、边疆区委及时了解。他们应当看清局势的严重性，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工作。
我认为这一方针大体上是行之有效的，至于具体上作方面，我力求与同事们紧密配合，掌握日常工作进程，作出业务方面的以及不仅仅是业务性质的决定。接下来，尽管很不容易，又进行了干部的更替工作，主持召开了两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春天的一次，讨论中学改革问题，10月的一次讨论土壤改良的长期规划，由吉洪诺夫作报告。
冬天一到又出现了空前严峻的问题。各地求援的电报雪片般纷纷飞向中央。乌拉尔峡谷暴雪封山，交通中断。何止数十数百列火车被抛弃在那里，车上满载的是货物，是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各种物资。国民经济面临瘫痪的威胁。
政府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当时各种具体的问题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解决。叶戈尔·利加乔夫也参与其事，他是我指派的，正好符合他的意愿，与他的工作作风也较适合。利加乔夫对各共和国、各地区解决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他便想证明怎样才能完成这类任务。而且在总书记处于如此状态的情况下，必须表明党中央仍在正常活动。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一道完成了这一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工作就变得更加艰巨了。每个人都力求援引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证明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据。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同样一个问题，这个人这样说，另一个人所说的话却几乎完全相反，但两个人引用的都是总书记的话。领导层和机关中开始分化。有些人试图使我的工作复杂化，想把人搅糊涂。另一些人(而且越来越多)则公开表态支持我。
我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步骤，例如对于历经曲折召开讨论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会上应由我作报告)的计划，便是如此。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建立了一个专门班子，工作很快就开展了起来。
我看到了两份不同的报告稿——伊诺泽姆采夫的和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的，其中列举了一大堆从档案中抄来的对长达10年的有关情况的详尽分析。当时是继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作用的著名讲话之后，又一次在党内准备召开中央全会。我一想：我的天，损失了多少时间呀，而在此期间许多国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确保了日后许多年里强劲有力的发展。
然而距全会会期越近，我越强烈地感觉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葛罗米柯等人拖延其召开的企图——他们都认为这会增强我的地位。总之，他们反对这次全会，而且并不隐讳。怎么办呢？我决定同契尔年科谈谈，亲自向他提出不宜召开全会的建议。于是我带了利加乔夫一道去医院看他。
“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忙于草拟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再召开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了吧？”
这位总书记的意见我很清楚，所以获得同意并不困难。
第二天政治局开会。我一开始便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我同叶戈尔·库兹米奇 [ 译者注：指利加乔夫。 ] 去看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了，他的身体很不好。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
说罢全场鸦雀无声，此时可能许多人都在琢磨：这么说来，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到契尔年科那儿去啦！他们两人单独去见他，这本身已经有名堂，要是两个人一块儿去呢？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凝神谛听下文。
“告诉大家，我同康士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商量过了，我们一致同意从议事日程上取消讨论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
大家异口同声地，甚至可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这一建议。于是，召开讨论一个最为迫切问题的全会的设想，第二次被葬送了。后来总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救：1985年6月，我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专门讨论加速科技进步的各种问题，我作了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报告。这都是后话了。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不过这种了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归根到底，这种事毕竟还可以忍受。但是根据格里申的意图，刚刚结束的还仅只是这场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对契尔年科进行投票和授予他当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契尔年科强扶病体起得床来。穿好(抑或别人替他穿好)衣服，然后面对电视摄像机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说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总书记还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诩为契尔年科的贴心人、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家伙们，以厚颜无耻的封神仪式向他授予代表证书，亲临现场的有格里申、总书记助理B.B.普里贝特科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Ю.A.普罗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还为他拟好了一份稿子，必须由他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讲。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现出一副佝偻的身影、哆哆嗦嗦的双手、号召守纪律和忘我劳动的哽咽失声的嗓音、从手中纷纷掉落的一页页讲稿。我还知道，他自己也跌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过这个片段当然不会播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不顾恰佐夫的坚决反对、但经契尔年科本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结果，而怂恿契尔年科的则是格里中和他的亲信。这件事发生在2月28日，而3月10日契尔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立即响起了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死讯的电话铃声。接完电话我马上与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联系，并确定在晚上11点召开政治局会议。
依照与葛罗米柯事先的约定，我俩在开会前20分钟左右会了面。
现根据记忆引述当时的对话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 [ 译者注：指葛罗米柯。 ] ，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开始陆续赶来。
我宣布开会，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全体起立默哀。大家听取了特邀到会的恰佐夫的汇报。他简要地讲述了契尔年科患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况。我说必须草拟各种文件，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就这么决定了。委派利加乔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负责确保中央委员们按时抵达莫斯科，可以动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涉及谁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已去世的总书记的治丧委员会主任照例都是推选未来的总书记担任。这时格里申突然说道：
“主任的事干吗要拖延呢？明摆着的事情，就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担任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会定于第二天下午5点开会。而政治局的会是在下午两点。大家都有时间(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全面考虑，仔细斟酌。到时候我们先在政治局定下来，再把意见带到全会去。
就这样决定了。从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到。成立了几个草拟文件的小组。同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的基本构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会和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
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回忆我们的那次谈话了。但那天夜里的最后几句话却记得清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变现状的话，就应当接受那个建议，当然，要是再有人提出的话。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清晨将近。新的、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天即将破晓。
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软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 [ 译者注：苏联外交部所在地。 ] 拥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A.M.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柯对他们的想法做出了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地说过“是”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的建议，因为已经具备进行全盘考虑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罗米柯立即起立提议我为候选人，并扼要地说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与随后他在全会上的话大体相同。紧随他发言的是吉洪诺夫，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了，理应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全会。
利加乔夫事后在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
“应当讲明全部事实：那的确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的日子。完全有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的结局。这种危险当时的确存在。
我不知道他想以此说明什么问题。是否说我的当选应当感谢的正是他和他指出的那些人，是他们防止了威胁国家的某种危险呢？为了澄清事实，我这里不加注解地摘抄几段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工作笔记：
葛罗米柯：我就直说吧。在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时，谁都会理所当然地想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不想隐讳，我们之中许多人已经很难朝前展望了)，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前景。而这个前景就在于，我们无权容忍对我们团结的任何损害。我们无权让世人在我们的关系中发现任何裂痕。我要再一次强调，戈尔巴乔夫具有渊博的知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保证给予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全力以赴的合作与协助。
吉洪诺夫：关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能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同他可以讨论问题，在最高的水平上进行讨论。这是中央书记中第一个熟悉经济的人：大家都想象得到，这该有多么重要。因此我的意见是毫无保留的：胜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正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格里申：我们昨天晚上得知康土坦丁·乌斯季诺维奇逝世的消息，协商确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事先解决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对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
索洛缅采夫：他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总是准备得很充分，研究解决问题时能提出新颖的建议，时常发表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种创新精神非常难能可贵。别的候选人我们根本没有。
库纳耶夫：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受委托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无论这里讨论的情况如何，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员都将投票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罗曼诺夫：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例如，他能很快领悟科技进展方面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吉洪诺夫同志刚才谈到了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完善经济机制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基调是吉洪诺夫同志确定的，可是戈尔巴乔夫依靠党中央各部，很有分寸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大部分都得到委员会的赞同。我认为，他将确保我党领导的连续性，完全足以担当即将赋予他的那些职责。
沃罗特尼科夫：生活的逻辑本身让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他最重要的一些品质是：负责精神，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熟悉业务。这就是他在党的积极分子中赢得巨大威望的原因。因此所有的同志(我今天有机会同俄罗斯各州党组织的大批代表会晤过)都表示拥护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波诺马廖夫：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为重新修订党的纲领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深信，他深刻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分析清楚最复杂的纲领性问题。
切布里科夫：我当然和我的同事们交换过意见。我们的部门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应当熟悉国际政治问题，而且也要熟悉国内的社会性质的问题。正是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情况，肃反工作者们才委托我提名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大家都知道，肃反工作者的呼声、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呼声，也正是人民的呼声。
多尔吉赫：我们大家有一个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也有前途。
库兹涅佐夫：某些外国尤其是美国的刊物，以政治局内部有矛盾为由头，纷纷发出一些难以置信的预言，进行各种各样的推测。然而任何力量也无法动摇我们的团结。
谢瓦尔德纳泽：我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耳卜维奇·戈尔巴乔夫尚未担任苏共中央书记之前就认识他。我直截了当地说吧，这样的决定正是眼下我们国家和我们全党所期待的。
利加乔夫：米·谢·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特点是满腔热情地工作，事无巨细都努力进行探索，善于组织安排。而大家都知道，这对党的组织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党、工会、共青团等组织和党的积极分子、全体人民之中，都备受尊敬。今天有许多州委和边区党委的书记都向我谈到了这一点。推选米·谢·戈尔巴乔夫必将在我国人民中激发自豪的感情，提高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威信。
戈尔巴乔夫：我们正经历着十分复杂的转折性的时刻。我国的经济需要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对外政策同样需要这种推动力。……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同大家一道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和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的途径……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不断前进……”
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时已经快开中央全会了。与他同行的阿尔巴托夫证实，谢尔比茨基当即决定回国并坚定地表示准备支持戈尔巴乔夫。我想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他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下面就该开中央全会了。同事们个个都在打探中央委员会里的情况，从与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来看，已经很明显，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对我的当选极为有利，这种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争论都已经绝无可能，任何别的方案都毫无希望。
全会5点钟开始，我立即感受到了全场支持我的气氛，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这种气氛更为强烈，他受政治局委托向全会提出了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候选人的建议。他讲话时并无书面讲稿，给人留下了即席致词的印象，因而显得特别真诚，具有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一席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斟酌的讲话，由于它同与会者的情绪和谐一致，其作用就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当时我不禁心潮激荡：以往我从未听到过对我如此赞许的言词，如此崇高的评价。
全会的整个情况，宣布我的名字时爆发的鼓掌欢呼，中央委员会选举我为总书记时的齐心一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和我最亲密的同事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事先我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在我向全会的致词中应当立即郑重宣布我们的战略性立场和构想。当时人们全都期待着，想听听新的苏联领袖究竟会讲些什么。
我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切，便决定在不脱离告别契尔年科这个基调的前提下，有必要在我一上任的头几次公开讲话中就说明我的原则立场。这是形势的要求。
在全会上我强调指出，党的二十六大所制定、其后历届中央全会所遵循的战略路线仍然有效。这是一条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条路线。
我得承认，在这个论断中我有意地保留了一点儿牵强附会之处。援引二十六大是遵守游戏规则之必需，但政治路线主要是后来形成的，并非单单始于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只谈加速社会经济进步，以适应新的观念。
当时已经强调了一个主要思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
谈到经济任务时，指出了要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完善和发展民主，培养社会意识。
也没有回避秩序、纪律、法制等问题。强调了党的、苏维埃的、国家和社会的各类组织工作的公开性。
至于外交政策，则声明继续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我们的立场阐述得极其鲜明：“我们希望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因此建议制止扩大核储备；停止进一步扩充导弹；我们希望切实地大规模地削减现存军备，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统。”
涉及苏共方面，指出党是一种力量，它能团结全社会并促使其发生巨大的变革，而变革确属势在必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当筹备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新的党纲和制定2000年前的远景规划。演讲结束时表示坚决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创造力。
以上便是我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讲话的主旨。就其实质而言，它乃是我们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初步的行动计划宣言。
这些想法并非我心血来潮一下子产生的。许多想法在此前的历次讲话中已经提到，其中有1983年中央十二月全会、1984年12月意识形态会议、1985年2月20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莫斯科市基辅选区会见选民大会上的几次讲话。
在中央全会上的几次讲话已经是着重强调更加明确的一些论点，问题提得比以往更为尖锐。最主要的想法是让全社会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抉择，面临势在必行的深入改革，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对外政策部分，我并未超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提出的问题范围，不过调子有所不同。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做法。直说吧，这里要洋溢出一片爱好和平、欢迎对话的气氛。
读者会想：那么，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的那些日子里究竟讲了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不错，从今天的角度出发，这一切自然都可以看做老一套。但这是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当你了解到一切正是从那里发端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会全然不同了。
我当时希望，我所提出的一切能引起反响。对内政策问题以及整个演说都得到了中央全会的支持。人们对此并无隐讳。也许，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毫无造作的热情气氛。
讲话中对外政策部分的提法同样不无回音。当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发表简短致词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类似逆向运动的东西，于是明白自己的话已经被领会了。即便在握手时三言两语的对话也都说明了这点。
当时还举行了与“主要人物”的重要会晤。我决定会谈时要有外交部长参加，结果我们也这样做了。会晤内容丰富，而且次数很多，同布什、科尔、密特朗、撒切尔都会晤了。同中曾根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会谈。
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
我了解所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当天我回家很晚。大家全都等着我，连早该睡觉的五岁孙女儿克谢尼娅也在内。我们一家人历来如此，已成习惯大家都喜气洋洋，心情激动，但也为未来感到不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的一本书中(原来记在她的日记里)回忆当时孙女儿曾对我说：
“爷爷，我祝贺你，希望你健康、幸福、好好吃粥。”
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去对付一锅粥。
是啊，岁月如流。日前听到年岁更小的孙女娜斯坚卡几句堪称富有哲理的议论：
“爷爷，你瞧：冬天呀，春天呀，夏天呀，秋天呀，就这么样年年转圈儿，总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走。”
是啊，时光确乎流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