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罗波尔—莫斯科—斯塔夫罗波尔·第二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从斯塔夫罗波尔乘飞机去莫斯科，对我说来已是家常便饭。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会议和讨论会，去首都解决边疆区的问题……

　　起初是在矿水城上飞机，而当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和可供大型飞机起落的跑道竣工(我也曾参与其事)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简单，时间也更加节省了。生活节奏变快了)老得节省时间，我当时认为那些坐火车的人都是在逃避工作，合法地为自己另外安排一次休假。

　　飞行本身总是激起我积极的情感。我喜欢飞行。遇上阴云密布或者风雪交加的天气，飞机升至云层之上，你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一种不可言状的无比开阔和自由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若再步入驾驶舱，就会分外感觉到飞行之速度和强度，仿佛整个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无边无际。宇航员说，从太空看我们的星球，觉得它没有那么大。而从飞机里看出去，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只觉得地球真是其大无比。

　　这次去斯塔夫罗波尔我是第一次乘坐专机，它由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的特别航空分队提供。陪同的卫队坐在另一个机，这边就我一个人。我靠近舷窗，期待着这次飞行也会给我带来自由自在和生活充实的感觉。心中却很不平静。我猛然醒悟到：我要长期地以至永远地告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了。47年的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42年。上大学期间，我每次放暑假都回来(冬天不回来是因为捉襟见肘)。

　　对我说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有我的根，我的故乡。我与这片土地生在一起了，她那生命的乳汁在我身上流动。我热爱斯塔夫罗波尔。

　　根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莫斯科人的说法，尤其是在大学期间：“你们那个外省嘛，愚昧落后……死气沉沉的王国，平平静静。”说话者坚信，千百年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全是在首都创造出来的。但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我故乡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并不是外省，而是两个大陆的接合处，各种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处，许多民族、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接触点。

　　我不仅是从教科书和我仔细收集的地方志著作中了解到这些情况的。1975年在皮亚季戈尔斯克附近的建筑施工中，马舒克国营农场内发掘出一个古墓。发现了墓穴，那是一位领袖及其四名亲信的遗骨。学者确定墓葬已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1世纪，在斯塔夫罗波尔、西北高加索即有古希腊、罗马作者称之为苗特人和辛德人的部落居住，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当时在北高加索土地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公元前8—7世纪西徐亚人从第聂伯河沿岸和克里米亚入侵此地。后来这片土地属于希腊殖民的范围。公元初年阿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后来被匈奴歼灭了。大约从9世纪开始，基督教从拜占庭和格鲁吉亚传到这里。10世纪出现了第一批俄罗斯人，并出现了与基辅罗斯联系紧密的特穆塔拉坎公国。13世纪开始了鞑靼—蒙古人的入侵。

　　随着俄国的形成，高加索各民族开始从与它的联系中寻求摆脱形形色色的征服者的保障。1555年8月伊凡雷帝的使者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公使从北高加索回到莫斯科。伊凡雷帝宣布皮亚季戈尔斯克王国永远隶属俄国。开展了俄国防线的建设，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建起了所谓的亚速—莫兹多克边界设防线，由七个城堡组成。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卫士为霍皮奥尔哥萨克(沃罗涅日省)和弗拉基米尔团的近卫军士兵(弗拉基米尔省)。

　　俄国军队也来到这里。开始建设哥萨克村镇。为了逃出残酷地主的魔掌，农民也往南方跑。后来则开始以强制方式将农民流放到此地。这种移民是极其惨烈的人间悲剧，不少人成了牺牲品。其中既有我的曾祖父母戈尔巴乔夫一家，沃罗涅日省的移民，也有来自切尔尼戈夫西纳的外曾祖父母戈普卡洛一家。

　　在这俄国的南部边疆，连人的性格也来得特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反抗的性格。难怪许多人民运动的首领正是在这些地方集合起自己的队伍并开始远征的，这里有：孔德拉季·布拉温和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利扬·布加乔夫。根据传说，就连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这些地方的人。

　　看来这已深入到此处居民的血液中，并且世代相传。

　　我的曾祖父莫伊谢伊·戈尔巴乔夫和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里戈里和安德烈)在普里沃利诺耶村的最边上住了下来。他们起初都住在一起，一个大家庭，18口人。旁边是近亲和远亲，都姓戈尔巴乔夫。家庭里的秩序严格而清楚：曾祖父是首脑，他的话就是法律。儿子们成家后都另外盖房单过，我的祖父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当时与祖母斯捷潘尼达结婚，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1909年，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生了。

　　往事在我心中

　　往事保存在民间传说中，充溢在口头传闻里，成为我周围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经常觉得自己也曾参与那些发生在斯塔夫罗波尔土地上的年代久远的事件。

　　我被流放到我们这里的1825年起义参加者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通常在谈到十二月党人时，都回忆起那些怀着崇高而勇敢的激情向专制制度发出挑战的贵族军官。其中有11人发落到高加索。后来人数增加到25人，许多人的生命在高加索战争期间与山民们的无数次战斗中突然中断。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中，也有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

　　我到皮亚季戈尔斯克时，经常去莱蒙托夫博物馆，该馆藏有奥多耶夫斯基的日记。人们可以从中窥见那个阶层和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发黄的纸页上时而出现课本中见过的著名人物的名字。在这里，奥多耶夫斯基与莱蒙托夫关系亲密起来，与赫尔岑的好友奥加廖夫相见。我在课本里读到“……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时，我看到的是那些曾经光临我的土地的我所熟悉和亲近的人们之间活生生的关系。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反复诵读奥加廖夫的诗句：

　　假如我再活上一年，

　　老态龙钟，白发苍苍，

　　我也会以少年般的狂喜忆起，

　　那一切在我面前立即出现的时光；

　　广袤草原，层峦叠嶂，

　　气势不凡，浩浩森森，

　　更有青春的友谊，充满理想希望，

　　牢不可破的结盟，为了秘密的信仰……

　　然而令我激动的不仅是十二月党人军官。因为他们的身后还有普通的士兵。正好切尔尼戈夫团和其他团的士兵因卷入“斯拉夫人联合会”阴谋被白教堂军事法庭判处押送至斯塔罗夫波尔。切尔尼戈夫团的6个营在75天的时间内行军1200多俄里。他们沿着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经过列特尼茨科耶村，1931年我在该村的教堂里接受爷爷安德烈的洗礼，他把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换成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的士兵经过梅德维日耶，即现今的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我们的区中心。我的故乡普里沃利诺耶村正好就在列特尼茨科耶和梅德维日耶之间。

　　我仿佛可以看见他们在我们这个崎岖难行的地方行进。普里沃利诺耶距斯塔夫罗波尔不过137公里，但即使在我成年后交通也极为不便。每当道路泥泞季节或者风雪交加的冬日，村子即长期与世隔绝，我上大学期间父母亲常常抱怨他们有时一两个月也盼不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

　　总之，我把切尔尼戈夫团的士兵也看成是自己的同乡。斯塔夫罗波尔的市中心还保留着旧城堡的残迹。曾经驻扎过卫戍部队的其貌不扬的破旧的一层楼房也存在了很长时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奥多耶夫斯基和其他十二月党人官兵都曾到过该处。遗憾的是在城市改建中根据当局的决定拆除这座楼房和旧市场，腾出地方修中央广场和建筑群。

　　祖国人们在讽刺“地方爱国主义”时，往往将这种对“小祖国”的爱几乎看成是外省局限性的特征。我则恰恰相反，认为通过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祖先、自己的家乡来理解“大祖国”，这才是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扎根于故土的爱国主义。

　　这种爱国主义有其十分重要的特点：它并非形成于单一民族的环境中，而是形成于令人惊奇的多种语言、多种长相和多种民族的条件之下。

　　正如春潮之后河流在岸上留下大大小小的小湖泊一样，数千年来民族的迁徙和流动在斯塔夫罗波尔留下了多种多样的民族群体。在边疆区的道路两旁，除了习以为常的俄语名称而外，时而会碰到这样的名称：安图斯塔，贾尔加，塔赫塔——源于蒙古语；阿契库拉克，阿尔兹吉尔——多半源于突厥语。

　　后来我成了苏联总统并且面临我国的民族问题时，我在这些问题上已不是新手了。

　　在斯塔夫罗波尔，除了占边疆区83%的俄罗斯人而外，还居住着卡拉恰耶夫人、切尔克斯人、阿巴津人、诺盖人、奥塞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书籍、报纸、电视和广播节目都用5种语言出版。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服装，甚至自己建造和配置宅旁用地的样式。如今居民点已面目一新，甚至成了千篇一律。而不久前我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进入山民典型的哥萨克村庄，其中有山民的住房和石头砌成的墙壁，并可看见近在咫尺的哥萨克村落和俄罗斯村庄，清一色的土坯房，麦秸或者芦苇铺的屋顶。而且每家门前必有篱笆，系用小树的枝条编织而成(当年我在这方面是把好手，我也曾不止一次地用麦秸铺过屋顶，我知道往上浇什么砂浆，才不致让麻雀叼走或者被雨水浸透)。

　　在多民族的环境下生活，可以养成耐心、相互礼让和尊重的习惯。欺负和侮辱山民就是树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过来，对他们的人格、习俗表示尊重，那就是多一个忠实的朋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还在我不知道深奥难懂的字眼之前，我就逐渐意识到，能够保证人们之间和睦相处的不是敌视，而是耐心和融洽。

　　不仅人类的历史，我们边疆区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古代征服者的无数次入侵，近代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葬送了无数的生命。国内战争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可怕的、血腥的痕迹。

　　我已经提到我们的区中心梅德维日耶后来更名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科耶。为什么呢？因为苏维埃政权是从罗斯托夫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又是第一站，赤卫军的第一批队伍正好是在我们区里成立的。

　　1918年1月1日，斯塔夫罗波尔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经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会。50万农民得到土地。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监督生产和免费教育。然而3月份梅德维日县内即发生与科尔尼洛夫将军部队的战事，4月份又与阿列克谢耶夫的“志愿军”作战。1918年7月，斯塔罗夫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共和国和捷列克共和国一起，成立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该共和国维持到1919年1月。后来又成了邓尼金将军和什库罗将军的天下。

　　在那些通过电影和通俗小册子了解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看来，那仿佛是个大型体育检阅，工人农民打着红旗为一方，资产阶级和地主打着白旗为另一方，步伐整齐地相向而行。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整个社会已按照阶级、民族、宗教或者地域等特征搞得分崩离析，而且家庭内部也是如此。

　　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一部分哥萨克和“外地人”加入红军。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活跃着14个红色哥萨克团。后来由这些团建立了红军的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当地的老战士断言，著名的第一骑兵集团军中斯塔夫罗波尔人几乎占了40%，若是没有他们，那么既不会有骑兵集团军本身，也不会有布琼尼这位红军指挥员了。

　　然而人数相当多的另一部分哥萨克却汇入了白匪运动。斗争是你死我活的。1918年5月顿河发生叛乱，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了军事专政，将近4.5万名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均被枪杀和绞死。其实，红军也并不客气：有关“没收哥萨克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惨祸如今写了不少。我则记住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年正值苏维埃政权成立周年纪念日，照例举行了与革命和国内战争参加者的会见活动。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克尼加将军应邀前往边疆区北部一个边远村落去讲自己的往事，他突然踌躇起来：

　　“给警卫吗？”

　　“警卫？干什么？！”

　　“有过一档子事儿”，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忧郁地说。“内战那会儿我们把那里一个村子的人全都砍杀了。”

　　“怎么砍杀了？”

　　“就是这样。砍杀了呗。”

　　“全都杀光了？”

　　“也可能没有全部杀光。我就是在想：万一有人幸存下来了……还记得。”

　　这番谈话使我感到震惊。是啊，可以理解：战争，两支相互对抗的力量进行殊死搏斗。然而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像这样被白军和红军夷为平地的村庄该有多少？是自相残杀，消灭自己的人民。瓦西里·伊瓦诺维奇·克尼加是个职业军人，他们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可是看来连他的内心也无法平静下来，十分苦恼，毕竟他在生前的整整40年间始终无法忘怀。

　　当时和现在，我都不止一次地读到所谓在向新社会过渡中暴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必不可免的“高深理论”观点。革命中确实往往无法避免流血，这是事实。然而如果把暴力当成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手段，号召诉诸暴力，为了达到所谓“高尚”目的而对暴力推波助澜，亦即再次“砍光”家庭、村庄、民族，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家族

　　我觉得，我家的家史完全可以证明以上观点之正确性，家庭的微观世界，它的探索、考验和损失完完全全反映了人间戏剧、“大历史”的宏观世界。总之，远房和血统相近的祖先的生活变故都促使我进行思考。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时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症。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这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1937~1938年大清洗

　　外公被捕，那大概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震惊。他是夜里带走的。外婆瓦西里萨迁到普里沃利诺耶来，与我父母亲住在一起。

　　记得外公被捕之后，邻居们像躲避鼠疫一样开始躲着我们家，只是到了夜里，才有个把亲人过来。甚至邻居的小孩也避免和我打交道。现在我明白了，不能责怪人家：谁只要与“人民敌人”的家属保持联系或者一般地打打交道也得被捕。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而且终生难忘。

　　许多年过去了，然而即使在我当上市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并且有机会拿到侦查档案的时候，也无法跨越某种心理障碍去调阅。直到八月政变之后才请瓦季姆·巴卡京出面帮忙。

　　一切都是从我们区的执委会主席被捕开始的：指控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领导人。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拷打，一定要让他说出组织的成员，他经不起拷打，说出了58个人的名字，也就是整个区领导班子成员，其中也有我的外公，他当时任区土地局局长。

　　请看对他的审问记录：

　　“‘你是作为反革命托洛芙基组织成员被捕的。你是否承认在对你提起的诉讼方面有罪？’

　　“‘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

　　“‘你没有讲实话。侦查人员掌握了你是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成员的确凿证据。你要就这个问题如实招供。’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你在撒谎。此案的许多被告都揭发你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侦查人员坚持让你如实招供。’

　　“‘我决不承认。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反革命组织。”

　　下面是外公的签名，还保留了起诉意见书，给外公加的罪名是：

　　“①破坏谷类作物的收割工作，结果为谷粒掉落创造了条件。为了毁掉牲畜头数，通过开垦割草地人为地缩减饲料基地，结果使集体农庄的牲畜瘦成皮包骨头；

　　“②阻止集体农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进行迫害……

　　“综上所述，被控告从事以下反苏维埃活动：身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与已清算的反苏右派托洛芙基集团相勾结，按照该组织的布置，在红十月集体农庄进行旨在破坏集体农庄经济实力的破坏工作……”

　　巴卡京还给我送来了第二份卷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帕拉达的卷宗。他是1937年在阿尔泰被捕的。

　　斯塔夫罗波尔与阿尔泰相距数千公里，然而问题和起诉的写法却如出一辙：

　　“‘侦查人员掌握了充足的揭发材料，说明你在集体农庄内进行了反革命宣传鼓动，旨在反对一切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我在集体农庄内没有进行过任何反革命活动，我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有罪。’

　　“‘你在开除出集体农庄后，在集体农庄内、在生产中一贯对劳动者、农庄庄员和工人进行宣传鼓动，一是让他们反对集体化，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企图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反对过集体化，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宣传鼓动。”

　　这是1937年8月3日对彼·斯·帕拉达的审问记录。与对我外公的审问记录何其相似！只是二人的结局迥然不同。检察长在农民帕拉达的起诉意见书上写了表示同意的字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外公便被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处决了。关于他平反的通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家迟至1988年1月方才收到。

　　幸而我外公戈普卡洛的案件结果不同。侦查工作持续了14个月。1938年9月结束并将案卷送到斯塔夫罗波尔来。检察院的一位官员在上面写了“同意意见书”。然而边疆区检察长助手的意见是：“潘·叶·戈普卡洛的案卷中找不到按照第17条、第58条之第7款、第11款对其行为定性的依据，因为侦查材料无法证明戈普卡洛参加反革命组织一事。”他建议将当时意味着必死无疑的按照第58条定性改为按照第109条定性——职务犯罪。但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开始清洗，我们区的局长自杀身亡，于是1938年12月干脆把外公放了。他回到普里沃利诺耶，1939年又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

　　我还清楚地记得外公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回到家里、至亲的亲人围坐在用刨子刨光的农家桌子旁的情景。外公讲述了对他所采用的一切手段。

　　为一了搞到供词，侦查员用耀眼的灯泡照得他头晕目眩，严刑拷打，用门挤断他的双手。这些“通行的”折磨均未奏效，于是又想出新的招数：勉强给外公穿上湿皮袄，再硬让他坐到烧烫的炉灶上。外公挺住了，其他许多刑讯也挺了过来。

　　曾经同他一起坐牢的人对我说，每次审讯后，都是全牢房的人照料他，使他康复过来。外公本人只在那天晚上讲了这些事儿，而且只讲了这一次。此后再未提起，至少公开场合再未提起。他深信不疑：“斯大林不晓得内务部机关干的事儿。”而且从来不为自己所受的苦去责怪苏维埃政权。外公并未活到高龄。他去世时59岁。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惟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得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战争

　　战争我全都记得，尽管有人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后来、战后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已淡漠，而战争期间的情景和事件却深入脑海，永生难忘。

　　战争开始时，我已满10岁。我记得，短短几个星期村子就空了：男人没有了。区军事委员会的动员通知书是在大家都已收工的夜晚送来的。人们正围坐在桌前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人人都屏息静气……没事儿，这次通信员跑了过去。父亲和其他机械师一样暂缓入伍，因为正在收割粮食，然而到8月份他也入伍了。晚上接到通知，夜里集合。早上把东西往小车上一放，就往20公里开外的区中心进发了。全家出动来送别，一路上眼泪不断，嘱咐也不断。区中心是最后告别的地方。妻儿父母捶胸顿足，号哭声汇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呻吟。父亲最后给我买了冰淇淋和巴拉莱卡琴做纪念。

　　到秋天前，动员结束了，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也有一些男人，那都是病号和残疾人。如今往村里送的已不是动员通知书，而是第一批阵亡通知书。人们又在晚上提心吊胆地静候着马蹄声。通信员在谁家的房前停了下来，鸦雀无声，一分钟后便传来可怕的、完全不像人发出的、无法听下去的号陶声。

　　家里只收到一份《真理报》。那是父亲订的。现在该我看了。晚上则读给妇女们听，都是痛苦的消息。一座座城市都让给了敌人，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疏散的人。我们男孩子在战前曾经激昂地唱过那个年代的歌子，满怀热情地反复唱过“人家的土地我们一寸不要，但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这时希望并且相信法西斯分子眼看就要挨一顿狠揍了。可是快到秋天时，敌人已经兵临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城下。

　　战争期间的第一个冬天提前来临，而且寒冷无比。这样的冬天我此生再未遇到过。降雪出现在10月8日，这，在我们南方是异常的现象。而那是一次怎样的降雪啊！暴风雪过后，村子盖上了一层很厚的积雪。一部分农舍连同建筑工地、牲畜、家禽全都压在雪堆下面。那些能够从屋里出来的人纷纷挖通道、修隧道，把邻居刨出来。

　　积雪直到来年春天才渐渐消融，那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雪王国”。只是王国里的日子十分艰难。一日三餐倒还凑合。可拿什么取暖呢？砍果树。照料牲畜谈何容易。农庄牲畜的喂养情况尤其糟糕：干草还在地里，道路却掩盖得踪迹全无。得想想法子。总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路开出来了，开始往回运干草。这些事全是妇女干的，其中也有我的母亲。

　　然而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她和几个妇女出去后不见回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人。直到第四天才通知说，几位妇女被捕了，关在区监狱里。原来她们迷路了，糊里糊涂地把国营单位草堆的干草装到雪橇上去了。警卫人员将她们抓起来。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差点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当年对“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判得又快又狠。使她们幸免于难的是“盗窃者均系军人家属，均有子女，况且她们拿走饲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农庄的牲畜”。

　　农庄和家中的劳动极其繁重，什么都缺，孩子衣不蔽体，半饥半饱，为丈夫提心吊胆。压在妇女身上的负担数不胜数。然而她们居然有力量每天不厌其烦地做事，坚忍不拔地背负自己沉重的十字架。

　　漫天大雪使得通讯陷于中断。邮件成了稀有之物。当时村子里还没有收音机。好不容易收到报纸，大家便一行不落地从头看到尾。晚上，妇女们经常集合在谁的家里，为的是坐到一起说说话，议论议论新闻，读一读丈夫的来信。大家都是靠这样的聚会来支撑着。不过这样的相聚往往也变成发狂似的大哭，令人毛骨悚然。

　　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听说莫斯科固若金汤、敌人遭到迎头痛击的消息时是怎样的欣喜若狂。还有，随《真理报》一起送来的名为《丹娘》的小书，讲的是女游击队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事迹。我向聚在一起的人们高声朗读。大家都因德寇的残忍和女共青团员的勇敢而感到震惊。

　　父亲上前线后，家里的许多活也得做。1942年春天起，又加上了菜园里的活，菜园供养着全家人。母亲天刚亮就起床，开始刨地除草，然后把活交给我，就去农庄的地里干活。后来我的主要职责是储备喂奶牛的草料和家里取暖用的燃料。我们那里没有树林，就用压缩的粪便做厩肥干，但那是用来烤面包和做饭的。为了取暖，都是储备草原上带刺的猪毛菜。一切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这些战时的孩子跨过童年，一下就进入了成人的生活。忘记了嬉戏打闹，中断了学业。成天都是一个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不过有时候……有时候忽然忘掉世上的一切，为冬天的暴风雪或者夏日果园树枝的簌簌声所迷住，我心驰神往，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却又如此向往的世界。那是幻想的世界，儿童想象的世界。

　　从1942年夏末开始，一股撤退的浪潮从罗斯托夫滚滚而来，经过我们这个地方。人们踽踽而行，有人背着背囊和口袋，有人推着儿童车或者手推车。拿东西换吃的。驱赶着奶牛、马群、羊群。

　　外婆瓦西里萨和外公潘捷列伊也收拾起自己的什物，不知往哪儿去了。人们把村石油站的油桶打开，将油料倒入水量不大的小河叶戈尔雷克。放火烧掉尚未收割的庄稼。

　　1942年7月27日，我军放弃了罗斯托夫。撤退得杂乱无章。战士们个个神色抑郁，疲惫不堪：脸上留有痛苦和歉疚的印记。炸弹爆炸声、隆隆炮声、射击声越来越近，仿佛从普里沃利诺耶的两边包抄过来。我同邻居们一起在河边的斜坡上挖战壕，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喀秋莎”火箭炮的齐射：只见一道道火红色的利箭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划破长空……

　　倏忽之间，全都静了下来。安静了两天。既无我方的军队，又无德寇的军队。第三天，德军摩托兵从罗斯托夫那边开过来，闯入村内。费佳·鲁琴科、维克托·米亚赫基赫和我站在农舍旁边。“跑吧！”维克多喊道。我拦住他说：“站住！我们不怕他们。”德国人进村了，原来是侦察兵。不久，步兵也开进村内。三天之内，德国人占领了普里沃利诺耶。他们开始搞预防空袭的伪装，为此几乎把果树全都齐根砍掉，而这些树是栽种了几十年的。爷爷安德烈那有名果园的果树也砍光了。

　　过了几天，外婆瓦西利萨回来了。她和外公几乎已快到斯塔夫罗波尔，但德军的坦克跑得更快：1942年8月5日占领了该市。外公从玉米地、沟壑地穿过前线，外婆驮着自己的什物回到我们这里来：哪儿还有去路呢！

　　是啊，德军从罗斯托夫一直到纳尔奇克，实际上并未遭到抵抗。我方部队已溃不成军。后来我和著名飞行员A.A.波克雷什金相识，他说1942年8月他曾在德军兵临城下时顺利地从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起飞。

　　不过在纳尔奇克之后，拦阻部队开始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是执行“一步也不许后退！”这个有名的斯大林命令。执行得很坚决。很快便将后撤军人组建成一支支部队，这些部队当即开赴前线。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奥尔忠尼启则市郊迫使扑向巴库油田的德军止步不前，而且看来是彻底断了敌人进攻巴库的念头。

　　随着德军的逐渐东去，普利沃利诺耶只留下了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后来又换成一支不知什么部队，只记得他们的袖章和乌克兰口音。开始了沦陷区的生活。

　　头号新闻是那些开小差回来在地下室里藏了几个月的家伙抛头露面了。他们许多人开始替德国人卖命，照例是当警察。外婆回家后，警察光顾我们家了。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后来又坐上四轮马车，命令外婆跟他们去警察局去。她就这样穿过了整个村子。她在那里受到了审问。可她能知道什么呢？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农庄主任，儿子和女婿在红军里。这是本来就知道的。母亲在搜查和逮捕时都表现得很勇敢。她的勇敢不仅是性格使然——她遇事果断，而且也由于绝望，由于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收场。家庭面临危险。母亲干完强迫劳动的活计回来后，不止一次地讲到某些村民的威胁话，比方说：“等着吧……这可不是红军在的时候了。”开始听到邻近城市大规模枪杀的传闻，还听说有一种什么用毒气致人死命的机器(收复后这一切都得到了证实：矿水城有数千人被枪杀，其中大部分为犹太人)，又据说正准备收拾共产党员的家属。我们都知道，在这份名单上，我家的成员首当其冲。于是母亲和爷爷安德烈把我藏在村子后面的牧场里。似乎定于1943年1月26日采取行动，而我们的部队1月21日就收复了普里沃利诺耶。

　　德国人占领村子达四个半月之久，在当时要算时间较长的了。德国人任命人称“萨夫卡爷爷”的、年迈的萨瓦季·扎伊采夫为村长。他一直执意不当，可村民都劝他当：这毕竟是自己人嘛。村里人都知道，老人千方百计地不让大家吃亏。可赶走德国鬼子后，老人以“叛国罪”判了10年徒刑。村民不知写了多少材料，说明老人是被迫替占领军干的，而且许多人是多亏了他才得以保全性命，却统统无济于事。萨夫卡爷爷就这样背着“人民敌人”的罪名在监狱里含冤去世。

　　不管怎么说，红军的进攻挽救了我们。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歼灭的消息，村里人是从德国人那里听说的。不久，他们的军队害怕再次掉进“锅里”，便匆匆撤离了北高加索。我们欣喜若狂地迎接红军的到来。

　　……战线再次经过我们这里，这次是向西移去。需要再次安排好生活，恢复集体农庄。可是从何下手呢？一切都已破坏殆尽，没有机械，没有牲畜，没有种子。春天到了。靠自家的奶牛拉犁耕地。那幅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含着眼泪的妇女和奶牛那双忧伤的眼睛。可是奶牛也觉得可惜，因为许多人、尤其是家有小孩的，都指着奶牛供养呢，往往都是自己拉套。那真是目不忍睹：一些人套上皮带，拼尽力气拉犁，另一些人使劲在后面推。一点也不怜惜自己。

　　然后，开始收集种子，每个人尽自己能力，交多少都行。秋天收获的粮食不多，全部交给国家。冬天和1944年春，饥荒开始了。我和母亲活过来了，靠自己努力，也是有些侥幸。刚刚开春，道路泥泞，母亲就和几个同村的人一起(她那年33岁)，套上牛车，由两头幸存下来的公牛拉着，前往库班，据说那边玉米丰收。母亲从农家的木箱内取出父亲的东西——两双新皮靴和一套从未穿过的西服，拿去换玉米。家里的事情交代给我了。母亲临行前，按照每天一把玉米给我留下口粮，那是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我把它做成玉米碴子煮粥喝。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却不见母亲的踪影。直到第15天，她才驮着一口袋玉米回来。我们可有救了！

　　原来，父亲的衣物变卖得不错，母亲赚了一口袋玉米，整整三普特。然而出发前说好了的：每口人驮一普特。我和母亲算两口人，就是两普特，32公斤，她就得“额外”再多驮上一普特踏着难以通行的泥泞往家走。这的的确确是救命粮啊！加之奶牛又产下牛犊，这样我们又有奶喝，又有粮吃。而且开始每天吃两三顿，不再只吃一顿了。其他的家庭都吃不饱，得了浮肿病。我的小朋友——邻居的孩子常常过来，站在门口不说话。其中有费佳·鲁德琴科，我家的亲戚。母亲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给他们每人一点吃的。我们就这样活了下来……

　　后来，天降喜雨。四周的万物，田野里和菜园里的作物，都开始生长起来。这一次，又是土地挽救了我们。

　　农村的商品供应实际上已陷于停顿。岂止是缺机械，衣服、鞋袜、食盐、肥皂、煤油灯、火柴……样样都缺。

　　起初学会了自己修补衣服鞋子。待这些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物彻底开绽后，又找到了新的出路：开始种植大麻。用手工收割。打成捆，在河水里沤麻，晾干，打麻，得到麻线——本色麻线。几乎每家每户都从阁楼上取下老掉牙的织布机，将麻线织成麻布。再将其漂白。用这样的麻布缝制衬衫，为了美观起见，还绣上黑边。穿着这样的衬衫，真个是如芒在背。

　　羊毛经洗涤、梳理之后，用纺锤搓成毛线，再织成简陋的粗呢，缝制外衣。事先经过发酵、去毛、风干、揉搓并浸透重油的毛皮，用来制作粗糙的鞋子。食盐取自距普里沃利诺耶50公里的咸湖。不知想什么办法搞到了煅苏打，用它来做肥皂。用燧石击石取火，再点燃浸过草木灰的棉花。“火柴”用反坦克手榴弹内的炸药制成。为了照明，利用圣像前的长明灯、炮弹弹壳制成的“油灯”。到开始见到一点煤油的时候，便自己制作煤油灯了。什么都得自己做，连我也做的头头是道。我国人民的生命力之强和吃苦耐劳精神实在令人叹服。不过如今我有时在想：我现在是否能够重新经受住这一切呢？

　　1944年夏末，从前线寄来一封神秘莫测的信。拆开一看，里面是父亲上前线时带走的证件和家里的照片，还有一张短短的通知，说是上士谢尔盖·戈尔巴乔夫已在喀尔巴阡的马古拉山上英勇阵亡……

　　此前父亲已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战争之路。我当上苏联总统之后，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赠给我一件极不寻常的礼物——父亲战争期间所在部队的军史。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读了这部军史，更加深刻而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人民走向胜利的道路是何等艰苦，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何等沉重。

　　父亲转战各地的许多情况我是听他自己讲的，我现在看到了书面文献。父亲入伍后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当地在步兵学校的范围内组建了由中校科列斯尼科夫任旅长的独立旅。父亲早在1941年11—12月间罗斯托夫附近的战斗中就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其时他在外高加索方面军第56军。独立旅伤亡惨重：死440人，伤120人，651人失踪。父亲幸免于难。此后至1942年3月，担任米阿斯河防卫任务。又有大量伤亡。独立旅奉命开往米丘林斯克，改组为第161步兵师，此后又开往沃罗涅日，编入第60军。

　　当时，他有数十次牺牲的可能。161师参加了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曾在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区参与强渡第聂伯河，曾参与扼守著名的布克林诺桥头堡。

　　父亲后来讲到他们在天上轰炸不断和炮火猛烈密集的情况下强渡第聂伯河的情况，当时乘坐的是小渔船、“应用器材”、自制的木筏和渡轮。父亲担任狙击小分队队长，任务是保证一条渡轮上的迫击炮顺利到达对岸。他们在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中，朝着对岸若明若暗的灯光驶去。虽说是在夜间，他却觉得第聂伯河的河水己被鲜血染得通红。

　　父亲因强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尽管后来也有过其他的奖励，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了基辅战役。1944年4月参加了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夫策战役。同年7—8月参加了利沃夫—桑多米尔战役和解放斯坦尼斯拉夫市的战斗。

　　该师在喀尔巴阡死461人，伤1500余人。想不到在经历如此血腥的屠杀之后，竟然在这座可诅咒的马古拉山上丢了性命……

　　家里哭了三天。后来……父亲来了一封信，说他安然无恙。两封信上的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是给我们写好信后，去参加战斗时牺牲了？可4天之后又收到父亲一封信，是8月31日写的。这么说，父亲依然健在，继续打击着法西斯匪徒！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写信通报他的死讯的人表示愤慨。父亲在回信中为前线战士辩护说：“孩子，你不该责骂战士们。前方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句话我终生不忘。

　　直到战争结束后，父亲才给我们讲了1944年8月所发生的事情。在一次进攻前夕接到命令：夜间在马古拉山上搭建指挥所。山上林木葱郁，只有山顶光秃秃的，从那里望下去，西边的山坡一览无余。于是决定在那里设立指挥所。侦察兵往前去了，父亲同他的狙击分队开始工作。他把装有证件和照片的挎包放在新挖战壕的胸墙上。突然下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和枪声。父亲断定这是自己人，是侦察兵回来了。他走上前去，冲他们喊道：“你们要干吗？往哪儿打枪？”回答他的是一阵猛烈的自动步枪火力……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德国人。狙击手们四散跑开。是漆黑的夜色救了他们。无一伤亡。简直是奇迹。父亲开玩笑说：“第二次生命。”欣喜之余，修家书一封，只报了个平安，再未细说。

　　第二天早上开始攻击后，步兵在高地上发现父亲的挎包。他们断定父亲已在攻打马古拉山时阵亡，便将一部分证件和照片寄至家中。

　　然而战争还是给上士戈尔巴乔夫留下了终生的印记……有一次，他们经历了艰难而危险的深入敌后的袭击、布雷、破坏公用设施，几天晚上没有合眼，事后获准休息一个星期。他们到了离前线数公里的地方，头一夜就是想睡个够。周围林木葱笼，万籁俱寂，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气氛：士兵们全身都酥软下来。万万想不到，就在这个地区的上空爆发了一场空战。父亲和他的狙击手们倒要看看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结局很糟糕：德机在飞离歼击机时，将炸弹全部扔光了。

　　炸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有人想到了大喊：“卧倒！”全都扑向地面。一枚炸弹就在父亲的附近爆炸，偌大的弹片劈伤了他的一条腿。只要再偏上那么几毫米，腿就劈断了。这回又是万幸，骨头没有伤着。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策。父亲的前线生活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的军医院接受治疗，那已是1945年5月9日——胜利日的前夕。

　　战争成了全国可怕的悲剧。费尽千辛万苦才搞起来的东西毁于一旦。幸福生活的希望毁于一旦。家庭毁于一旦：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姑娘失去未婚夫。

　　前线战士遭遇到了极其艰苦和可怕的考验。地球上的人们对于这一代男人和女人欠下了债。战争年代的种种经历和见闻，父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关于战争他讲得很多。讲到战争初期是何等地艰苦，武器不够，而且还不会打仗。

　　在塔甘罗格附近给他们这个战区增派了援兵——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年轻力壮，面色红润，一个赛一个。“步兵，我们来给你们现身说法吧。”有一天，水兵们借着酒劲儿，散成密集的散兵线，端着刺刀投入进攻。德国人用机枪和迫击炮来对付他们。于是水兵们几乎全都留在这块田野上。大地铺满了身着黑色短呢衣和海魂衫的躯体。

　　父亲在塔甘罗格附近也曾参加肉搏战。他后来讲过。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不是德国人干掉你，就是你把他干掉。此外没有任何想法。一个劲儿地打啊，刺啊，开枪啊，跟野兽没两样。还有那野兽般的吼声。并不是人人都顶得下来。而且其他人得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勉强恢复到正常状态。我看到，父亲直到多年之后，讲到这些事情也仍然是十分痛苦。

　　战争期间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过许多事情。虽然如此，在谈到战争时，仍然往往回忆起一幅噩梦般的图画。

　　1943年2月底3月初，一场雪过后，我和其他孩子为寻找战利品，来到普里沃利诺耶和邻近的白黏土村之间一个远处的林带。我们碰见了一批红军战士的遗骸，1942年夏天，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无法描写的：完全腐烂和已被啃光的躯体，戴着锈蚀钢盔的头骨，腐烂的军便服里那紧握步枪的发白的手骨。这里还有手提式机枪、手榴弹、一堆堆空弹壳。他们就这样躺在战壕和弹坑的脏水中，未加埋葬，用眼眶的黑窟窿望着我们……我们惊呆了。回家时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那些无名战士后来安葬在阵亡将士公墓。我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外人或者不相干的人。如今普里沃利诺耶村中心矗立着一个普通的方尖碑。碑上镌刻着战争中未能生还者的名字。其中整整一行都姓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我们这一代是战争之子的一代。战争燎伤了我们，它在我们的性格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返回学校

　　问我是在中断两年之后，于1944年恢复学业的。我当时丝毫没有学习的愿望。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仿佛是桩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况且，说实话吧，我还真没有上学穿的衣服呢。父亲给母亲写信说，卖掉全部家当，给米哈伊尔置办衣服鞋袜，给他买书，一定得叫他上学。外公也是说，应当上学，没什么可说的。总之，我是在十月革命节前才入学的，当时第一个学季已经结束。

　　我来到学校，坐那儿听课，一点也听不懂：全忘光了。没等学校放学就跑回家来，把我惟一的一本书扔掉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我再也不上学了。母亲潸然泪下，她收拾好一些东西就出门了。晚上回来，东西不见了，却带来一大捆书。我还是对她说：反正是不上学了。不过开始看那些书，后来便读开了，越读越入迷……母亲已经上床睡觉了。我却一直在读书，看来那天晚上我脑子里起了什么变化，反正早上我爬起来就去上学了。学年结束时，得了一张奖状，后来几年我都是优等生。

　　一提起那个年代的学校、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就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不错，要是说实话，这就不叫学校。此外，校舍是村里完全为了别的用途盖的房屋。学校只有屈指可数的少量教科书、几幅地图和直观教具，不知从哪儿好不容易弄来的粉笔。实际上就这么点家当。其余的东西都靠师生自己动手做。练习本根本没有，我用父亲机械方面的书来代替。我们还自己做墨水。学校须自己解决取暖问题，所以就养了几匹马，还有马车。我记得冬天全校师生都想方设法不让马挨饿：它们骨瘦如柴，筋疲力尽，已经站不起来。我们四处为马张罗饲料。可要搞到饲料实属不易，因为全村的人都在于同一件事——救自家的牲畜。农庄的牲口棚就更不用说了，每天都有死掉的牲口往外拉。

　　我们的老师在战争期间也生活得很艰难：挨饿，受冻，心情苦闷。然而必须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即在当时，他们也是努力做到忠于自己的职责，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就只有靠猜测了)。这样，我国就能够在战争结束的几年之后拥有自己的专家，而国家的的确确曾经出现过人才危机。

　　我们的乡村学校是八年制中学。又大约过了20年，普里沃利诺耶才建起现代化的中学。而当时的九年级十年级都得到区中心的中学去上。大约有20来公里远吧。我和其他同村的孩子一样，住在区中心的租借房里，每周回家一次去拿食品，有时坐车，有时走路。所以到高年级已经完全是个独立的人了。没有人监督我的学习。都认为我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己管自己了，无需旁人的督促。两年的时间内，我只是好不容易动员父亲到学校来开过一次家长会。还记得进入青春期后我开始参加晚会和青年人晚间的游艺会，父亲还对母亲说过这样的话：“米哈伊尔怎么最近回家都晚了，你说说他……”

　　我学习起来十分投入。全部兴趣都是基于无法遏止的好奇心和刨根问底的渴望。喜欢物理，数学。对历史入迷，对文学更是特别入迷，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早在普里沃利诺耶，我就从简陋的图书馆里借了崭新的一卷本别林斯基文集。它成了我的圣经，我对它真是五体投地。我读过多次，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在我前往莫斯科入学时，这本书便作为礼物赠送给我，我是同村人中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学生。

　　如今这本书就放在我的面前，上面写有：“1946年12月28日付印。印数1—10万册。”我看见自己所作的记号，当时正上七八年级，也就十六—七岁的样子。我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从划着重线的地方来看，这位批评家的哲学主张倍受青睐。

　　我从别林斯基的文章开始，又涉猎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的作品。我尤其着迷的是莱蒙托夫，是他的桀骜不驯和崇高的浪漫主义。不仅他的短诗，就连他的长诗我都已倒背如流。后来又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是他的早期诗歌。这些人年纪轻轻其作品就达到了哲学概括的高度，无论当时和现在都令我惊叹不已。这是上天给的！

　　当时是人人都热衷于体育运动和业余文娱活动，不过实际上这方面的条件并不具备。我不仅是每次演出和比赛都必定参加，而且作为共青团的书记要起组织作用。我们的演出队走遍了村村寨寨和村民生产活动的场所。不过舞台往往是由学校的运动场甚至走廊来充当。吸引大家来参加这些活动小组的是什么呢？大概首先是与同龄人交往的愿望吧。此外还有实现自己价值，了解陌生事物的渴望。我校是爱好戏剧成风，戏剧小组并非人人想进就进，还得精挑细选！我们都演些什么剧目呢？与专业演出团体不同，我们并不存在能否胜任的问题。我们演出各个时代的剧目，当然多半是俄国剧目。演出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但我们并未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使出了浑身解数。毕竟还是搞出了一点名堂，因为大人也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有一次戏剧小组还到区里各村巡回演出，购票入场。我们用收上来的钱，买了35双鞋，送给没有鞋子穿的同学。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戏剧小组在斯塔夫罗波尔有了点小名气，边疆区剧院的演员一次在巡回演出途中突然到了我们这里。戏剧小组为他们演出了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能。演员们把我们夸奖了一通，并提了几条意见，有一条我至今还记得，其余的意见一周后就忘了。他们肯定了我们在该戏主人公阿尔贝宁和兹韦兹季奇之间表白时的激情，却仍然建议不要彼此抓住衣袖——上流社会中即使激烈的表白也不采取这样的方式。

　　与父亲在一起

　　而与此同时，现实生活毫不留情地向每个人提出了要求，我也不例外。从1946年起，我每个夏天都与父亲一起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普里沃利诺耶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两公里，放学后我跑到位于区中心的外公家，穿上工作服，再跑到拖拉机站去帮助父亲修理联合收割机，傍晚下工后一起回家。

　　然后是收割粮食。7月底至8月底这段时间，都要在离家较远的地方干活。甚至收割工作因为下雨而暂时中断时，我们也留在地里，一面修理机器，一面等待天气放晴。在这样的“停工”时间，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很多。什么都谈，谈工作，谈生活。我们的关系已不光是父子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合作共事者之间的关系。父亲尊重我，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父亲精通联合收割机。一两年后，我可以调整其中的任何一个机构了。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听声音就可以立即判断联合收割机工作中的毛病。同样感到自豪的是，可以在机器开动时从任何一个部位爬上去，甚至从嘎吱作响的收割装置和不断旋转的拔禾轮那边爬上去。

　　如果说联合收割机上的工作困难，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是繁重的劳动：一天干20个小时，却只睡三四个小时，搞得筋疲力尽。如果遇上气候干燥，粮食脱粒，那就得分秒必争，机器不停，轮流换班，喝口水都没工夫。天气又热，真是活受罪，尘土飞扬，机器的轰鸣声响个不停，……从旁看我们，只剩下眼睛和牙齿了。身上其他地方落满一层混有机油的尘土。有时我在连续工作15—20个小时之后支撑不住，就在驾驶室旁边睡着了。头几年经常鼻子出血，那是少年机体的反应。一般十五六岁正是长个子和长力气的时候。我力气倒是长了，可每到收割季节都至少要掉上5公斤肉。

　　农民的劳动十分繁重，却并不见富裕。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宅旁地块上了。里面什么都种，这样可以勉强维持生活。然而每个农户都要上五花八门的税，还有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任务。不管你是否养了牲口，统统得交120公升牛奶，交油，交肉。果树也得交税，尽管不是年年都有收成，税可是年年得交。于是农民就把果树砍掉。

　　想出去也出不去，不给农民发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一遇到警察就玩儿完。再说城里哪儿也不要人。只有一个机会：通过“有组织招工”招去参加“伟大工程”。这和农奴制有何区别呢？甚至多年之后，我在作农业政策问题报告时，都很难不用最尖刻的评语和说法，因为我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实在太了解了。

　　我们家毕竟比其他人家强一些，因为给机械师既发实物又发钱。可那工资还是少得可怜，想添置点衣服或者家用什物，还得卖掉自家种的东西。要到罗斯托夫、斯大林格勒、沙赫特去出售。总之，一年到头都是捉襟见肘。

　　即使在收割季节，给我们送的饭也并不丰盛；不过要是一昼夜完成30公顷的脱粒任务，那么按规定给你一个“包裹”。那是特地为你预备的：果酱加黄油，炖肉，好的时候给上一罐蜂蜜和必有的半升装的两瓶伏特加。虽说我对伏特加并不感兴趣，这可是人世间最香的一顿饭了。那不是“包裹”，而是上天的恩赐，……节日！

　　说到伏特加，有一次队里可是给我开了个恶作剧的玩笑。那是1946年的事情。收割结束了，机械师们决定喝酒以示庆祝：这可是战后第一个收割季节的结束，尽管这一年不是很顺，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了。去买了一箱伏特加酒，不知到哪儿又弄来酒精。大家围坐在野外车厢内，连吃带喝，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应当说，我们这个队里的男子汉个个都很健壮，年纪轻轻，却饱经风霜，因为大部分都上过前线。当时父亲37岁。我年龄最小，才15岁。我坐在那儿，一面吃着，一面听他们说话。

　　这时，队长跟我来劲儿了：“你干吗傻坐着？粮食收完了。你就喝吧！应该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看看父亲，他一言不发，暗自笑笑。有人递给我一杯……我以为是伏特加，其实是酒精。喝酒精可有一套特殊的“操作规程”：要在出气时喝，接着也不换气，马上喝凉水压压。

　　我却随随便便就喝掉了。

　　我大出洋相！机械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数父亲笑得最厉害。这堂课确实大有好处：此后我再未从伏特加或者酒精中体会到任何乐趣。为了报仇雪恨，当即商定取笑给我出难题的队长。给他的杯子里斟上酒精，又给递上一杯，里面不是凉水，还是酒精……队长呼出一口气，接过第一杯，然后是第二杯……大家又是笑得个前仰后合。他却只是沮丧地发出咳咳声，真是个坚强的男子汉。总之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可以说是朋友。在困难的生活中相互帮助。也善于好好工作。

　　多年之后，我已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每次回乡都要去看望当年曾在我们队里干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他们都已上了年纪。见面时没有任何官样文章，大家都是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拖拉机队在我的心中永远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至今与这些人关系密切，可惜许多人已不在人世。

　　顺便说说，在田间劳动之后，学习已经不是什么负担，倒成了一种乐趣和享受。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的时间长了，头几个星期因为长上手茧，指头都打不了弯儿。我甚至还为这些手茧而感到自豪呢，不过丝毫没有瞧不起脑力劳动者的意思，有些自称“工人”的人往往就有这个毛病。从我们这个生产队的情况看来，真正的工人倒不这样。至少对我们农村里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艺师，对学者都是很尊敬的。其实这并不重要。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人们都是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标准来判断你的实际价值。

　　那年头的粮食来之不易。1946年的年成不好，正好在种粮区发生了旱灾。如果官方的统计可信的话，全国共收获粮食3960万吨(其中国家收购1700万吨)。而1940年为9570万吨(收购3640万吨)。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许多州已并非第一次出现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的年景也并不算好。1947年春天，斯大林格勒的人纷纷涌到我们这里来(是饥饿逼的)，提出拿手里的东西换粮食。没有粮食换给他们，连自己都是捉襟见肘，但还是给换了。1947年对全国说来是比较顺利的一年。共收获粮食6590万吨(收购2750万吨)。战争刚告结束，就向人民许诺一年后取消凭票证供应食品和工业品的制度。1946年的旱灾使这项措施推迟了一年。1947年12月终于取消票证。那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特别的高兴。在斯塔夫罗波尔，这一年收成不好。勉勉强强地把冬天度过，全部希望都寄托在1948年的收成上了。

　　谁知刚刚开春，4月份就开始有沙尘暴频频袭来，这是可怕的旱魔伴侣。“又要倒霉了，”父亲说道，“数数看，战后连着第三年了。”不过几天之后就下起了温暖的雨。下了一天，两天，三天……庄稼直往上窜。这是第一次真正的丰收。平均每公顷收获2.2吨。这在当时，尤其是连着几个灾年之后，算是成果空前了。1947年以后，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条命令：凡用联合收割机脱粒谷物1万公担，即可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脱粒谷物8000公担，即可获得列宁勋章。我和父亲脱粒谷物8888公担。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我最珍贵的勋章。获奖的消息是秋天得到的，各个年级都集合起来开大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很难为情，不过当然心里很高兴。当时我还得在大会上讲话，这也是第一次。

　　可以说，1948年对我们家来说，如果不是幸福的一年，那至少也是顺利的一年。对全国说来这也是个好年头：战后取消票证的第一年。尽管取消后食品和工业品的价格翻了几倍，毕竟造成一种生活在逐渐走入正轨的感觉。

　　1947年9月7日，我已经16岁，我的弟弟降生了。我记得天刚亮时，父亲叫醒我，让我换个地方。我搬走后又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父亲说我现在有小弟弟了。我建议给他起名叫亚历山大。生活的安排使我从1948年起就实际上离家单过了。弟弟在成长过程中充分得到父母的关爱。他的童年少年完全不同。这一切都影响到性格，影响到对生活的态度。亚历山大的一切都不一样。我觉得是更简单更轻松。这个我不太喜欢，我试图按照我的生活准则去改造他。我一直跟他“战斗”，多少有些收获。但是，弟弟却依然故我。

　　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之后，国家正在从废墟中挺立起来。几年之后我往来于莫斯科和斯塔夫罗波尔之间时，曾经到过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满目疮痍，废墟遍地。几次我去莫斯科都路过斯大林格勒。我特意安排为早上到达，晚上或者夜间离开。在城中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圆顶缓坡山冈，甚至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七八年之后，这里依然遍地是炸弹、地雷、炮弹的弹片。我还去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正在逐渐地、年复一年地矗立起来。

　　全国上下度日维艰。那不叫生活，而是为生存而斗争。战争期间人们懂得：应当拯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祖国。想的是：等战争结束、打了胜仗，就好好地过日子。然而战争结束之后，尤其是头几年，没有多大起色。仍然是艰苦的劳动，仍然在幻想：等重建结束、恢复工作完成之后，总算可以过上人的生活了。这种希望甚至使最劳累最卑微的工作也变得高尚起来，变得有意义了，它帮助人们经受住一切艰难困苦。

　　就是这样地勉强度日。那个年代什么都有：有艰辛也有欢乐，有痛苦也有希望，这是生活本身的矛盾。那些今天要研究我国历史的人，应当善于将它的每一个时期、每一桩事实放到更加广袤的背景中来审视，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理解那些事件，也无法理解那些人。

　　如今在回首往事时，我愈益确信：父亲、外公潘捷列伊，他们对职责的理解，他们的生活本身，行为举止，对事业、家庭和国家的态度，无不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为我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在父亲这个来自农村的普通人身上，大自然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文化修养、钻研精神、聪明智慧、人情味儿和许多其他优秀品质。这使他在同村人中间明显地出类拔萃，人们对他既尊重又信任，把他当做“可靠的人”。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不但有亲子之情，而且对他十分依恋。诚然，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好感从来不挂在嘴上，这都是纯真的。成年之后，我愈来愈佩服父亲。他令我吃惊的是永远对生活充满兴趣。他关心自己国家和遥远国度的问题。他可以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听乐曲听歌曲。经常阅读报纸。

　　我们的见面往往变成了回答问题的晚会。如今是我成了主要的回答者。我们仿佛交换了位置。我始终佩服他对母亲的态度。那不是表面上惹人注目甚至矫揉造作的态度，恰恰相反，是一种从容、质朴而亲切的态度。不是故意做出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无论哪一次从外面回来，都要给母亲带礼物。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一见如故，每次与她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学哲学很感兴趣。我认为“哲学”这个字眼本身就对他有着神奇的作用。父母对伊琳娜的出世喜出望外。伊琳娜在爷爷奶奶家过了好多个夏天，她喜欢坐上两轮车在田野里转，喜欢割草和在草原上过夜。

　　我是在已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五大时，听说父亲突发重病的。当即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乘飞机返回斯塔罗夫波尔，再驱车赶到普里沃利诺耶。父亲住在村医院里，已不省人事，我们终究未能相互说说最后告别的话。他的手握住我的手，他已经无力再做什么了。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严重脑溢血去世。于苏军建军节——1976年2月23日安葬。普里沃利诺耶，这片父亲所出生的、从小耕种收获并且誓死保卫的土地，将他揽入自己的怀抱……

　　父亲一辈子为亲人做好事，却并未因为自己的病痛拖累过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可惜他的一生太短促了。每次回到普里沃利诺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