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中央书记·第一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治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我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

　　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月25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点，我来到既是老乡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要好，当天他过50岁生日。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住宅里聚集了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另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不例外。50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任”。有时会就这样的问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查明戈尔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开车把我送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午便把电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你打错电话了。”……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来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

　　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找你。差点把我们都给开了，……”“好，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办公室，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说说话……”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 [ 译者注：指勃列日涅夫。 ] 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

　　语重心长的祝福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然而这次谈话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狄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

　　“得了吧你！打了23500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 [ 译者注：指契尔年科。 ] ，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活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为什么会选中我？

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竭，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入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做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H.H.萨温金对我说，是A.П.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萨温金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我对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对方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担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找到了公开陈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也不少。

　　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仅仅局限于交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我说。“经营不善、亏损的农庄多给；搞得好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或者破产，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你真聪明，”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这边俄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撂荒。得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可‘采取措施’，‘拯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正常，结果却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糊口……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1965年三月全会感到自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是你欠债……什么全颠倒了……”

　　库拉科夫的反应十分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拖拉机，搞收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却不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当。他连组员都不是。

　　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参与了破坏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

　　“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П.M.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心：哪怕以“压缩”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的П.Я.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

　　“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议有些话不要讲的。主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1978年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边，它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还有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级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年7月库拉科夫猝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

　　“安德罗波夫因素”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

　　“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司空见惯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时日不多……”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平均年龄接近70。人们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

　　安德罗波夫大笑：

　　“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过这个问题可是得考虑了。您看看吧，书记的情况也一样，还有地方上……”

　　安德罗波夫开始讲他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如果提拔上岁数的人，这样的人已有经历，也有经验，却没有野心。工作起来没有任何向上爬的派头。而所有的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简而言之，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老马不毁垄。”

　　我开玩笑地反驳道：

　　“这可是列宁干部学说的新发展。我一直以为任何时候都必须搞新老干部结合。这样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险主义，又可以防止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

　　“这都是理论，生活中不是这么回事。”安德罗波夫不以为然。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列宁的意见。”我狂热地坚持。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我说的“小灌木丛”，忘不了这次谈话。而国家已经无法接受并从心理上拒绝“老人当政”。有关社会情绪的信息肯定也传到了高层的耳朵里。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则采取“经典的”、即匿名信和笑话的方式。我记得有这么一则笑话，不错，那是后来，苏共二十六大之后才出现的。俏皮之处全在对问题的回答上：“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

　　总而言之，“信号”传到了政治局和总书记的耳朵里。他们也担心这个问题。因此库拉科夫的接替者还一定得是比较年轻的。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作任何暗示。

　　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去巴库，参加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宁勋章的庆典。由契尔年科陪同。每当火车在沿途停留时，当地领导都出来迎接。勃列日涅夫在顿涅茨克会见了州委第一书记Б.卡丘拉，在罗斯托夫会见了邦达连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高加索车站会见了梅杜诺夫。

　　当天晚上，专车抵达矿水城车站。由安德罗波夫、我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И.T.塔拉诺夫迎接：

　　矿水城车站十分舒适可爱，但是不大，极易一晃而过……那是个温暖而漆黑的夜晚。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市区灯火点点。天上缀满大颗的星星。这样的星星只有在南方方可得见。万籁俱寂。只有飞临矿泉水机场的飞机打破了宁静。列车平稳地停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车，过了不一会儿，身着运动服的契尔年科也下了车。塔拉诺夫向总书记问过好后走到一旁，于是我们四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我)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漫步……

　　人们就这次会见写了许多文章，围绕会见编造出的神话可说是无奇不有……那还用说！四位相继替换登场的总书记。

　　我是从基斯洛沃茨克与安德罗波夫同乘一辆吉尔车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往常完全一样。他仿佛是顺便提了一句：

　　“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

　　然而谈话并不投机。在寒暄问好和不疼不痒的关于我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和休假的话语之后，就开始冷场了。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

　　这次会见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为解决边疆区的问题让他接见都不止一次。他每次都表现出由衷的兴趣，并给以帮助。因此在一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他突然提出问题，我就不感到奇怪了。他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你们那个绵羊王国的情况如何啊？”

　　斯塔夫罗波尔提供了俄罗斯联邦27%的细羊毛。初夏，在产完春羔之后，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个羊群：共有羊1000万只。那场面确实动人。名副其实的“绵羊王国”。我简单讲了讲我们的情况。当年是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个斯塔夫罗波尔居民两吨。

　　第二个问题是：

　　“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我设法解释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又是一阵沉默。安德罗波夫不时以期待的目光看看我，契尔年科却完全哑巴了，这是个“边走路边默默做记录的装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么样了？还休不休了？”我尽量把谈话维持下去。他摇了摇头。

　　“是的，应当，应当……”

　　安德罗波夫加入了谈话。他们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活动日程交换了意见。又开始冷场了。看得出来，总书记不是很愿意谈话。停留的时间结束了。我们走到车厢面前。他已经站在车门口，抓着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

　　“讲话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车上我问他，总书记问的是什么讲话。原来是另一回事。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大概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过论禀性他可是个好交往的人。

　　总之，这次会见让我感到奇怪。看来安德罗波夫倒是很满意。

　　后来还有第二次“相亲”。矿水城车站那次会见之后，基里连科突然访问斯塔夫罗波尔。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机过来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同他一起前往苏联科学院泽连丘克天文台和农业区。我向他讲了我们的问题。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那动辄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头……路上看见农机修理场，就大动肝火地训斥开了：

　　“那儿该有多少没用过的机器？捞的机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卖废铁？你们简直把嘴吃刁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机械制造业，他认为农村的要求太过分。他那傲慢的教师爷口吻刺激神经，拙口笨舌、不善言词又使得与他的谈话完全成了一种折磨，根本无法弄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反正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极其紧张。我内心里感到他不怀好意，于是以牙还牙，指桑骂槐地说我们这位客人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

　　“我们的粮食在生物成熟之后已经是第七天产量受损了，”我向他解释说。“我们用自己的农业机械收割，最好的农庄要15天，其余的农庄要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损失很大。农村的特点是，这里的机械与工厂里不一样，一年就用一次，用一季。现在都放在那儿，到时候才用。另外，许多活没有机器干。您看见我们是怎么运有机肥的吗。用马车拉出来，再用推土机扒开。发达国家没有这么瞎干的。所以数量充足、品种齐全的机器，农村至今还没有。”

　　我的解释让基里连科更加恼火：

　　“七月全会上农村一下拿走了三分之一的投资。给农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简直成了无底洞。”

　　我们显然是彼此都没有好感。以后也一直如此。后来已经在苏共中央工作了，我发现基里连科不愿意我到莫斯科来。此外，他还是个擅权和爱记仇的人。我们的关系发展为对立，后来更成了政治对抗。

　　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做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吉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反对意见。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

　　“祝贺您，‘小灌木丛’

　　柯西金走过来，不知为什么十分信赖地说道：

　　“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对他讲话。他继续喝他的茶，只是点了点头。全会结束后，我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

　　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我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家里打电话：“晚上听新闻。”次日上午，我未经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能。我知道您时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一句话是：

　　“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事。心里很不痛快。

　　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 [ 译者注：苏共中央所在地，距克里姆林宫不远。 ] 。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则安排得较远：在新楼(六号门)。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尼德·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伙食成本和礼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

　　“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出来，”帕夫洛夫最后说。

　　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科夫。我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至他退休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位于乌斯片斯基的自家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事儿？

　　要么是：

　　“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为什么不割？在瞅什么呢？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的建议。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一些人了。出现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官阶表”在起作用，它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为牢固的准则。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昨天他们还在向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意见……”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像原来一样地工作。”这下大家都放心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拜访安德罗波夫……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不过我觉得他安排见面是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谈话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且整个谈话都与我们以前的多次谈话大不一样。

　　“米哈伊尔，我想向你介绍一点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团结最重要。团结的核心就是勃列日涅夫：这点要记住，领导班子中曾经有过……怎么给你说呢……我指的是，比方谢列斯特或者谢列平，那个波德戈尔内。他们都自行其是。现在这号人没有了，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不习惯像打哑谜一样与安德罗波夫讲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我、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最了解。我并不打算为了取悦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安德罗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为我看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 译者注：指柯西金。 ] 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要顶住。”

　　原来如此！全会休息时间在主席团房间里接受祝贺时，我发现安德罗波夫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他并未放过柯西金那句话和说话时信任的口气。

　　我问道：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他回答说，“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安德罗波夫此后并未食言。

　　然后我给苏斯洛夫去电话，他请我过去。我早就认识)他对斯塔夫罗波尔有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从罗斯托夫到我们边疆区来当第一书记。在斯塔夫罗波尔，人们将走出残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与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在同我谈话时回忆道，当初形势极其严峻，他纠正错误的最初步骤受到部分干部的反抗。斯塔夫罗波尔市卡冈诺维奇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委常委为“人民的敌人”。不过挺过来了。

　　附带说说，同苏斯洛夫的谈话总是很简短。他讨厌饶舌的人，谈话时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不喜欢多愁善感，与对谈者保持距离，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一本正经，一律以“您”相称，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例外。

　　这次他把我叫去，是为了讨论由谁来接替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桌上放了两份个人档案：穆拉霍夫斯基，1926年生，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卡兹纳切耶夫，1935年生，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你是什么意见？”苏斯洛夫问道。

　　“我认为应当推荐穆拉霍夫斯基，”我回答说。“他经验很丰富。这个人已经很成熟。至于卡兹纳切耶夫，要么还当第二书记，要么去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州当第一书记。”

　　“就这么说定了，”最后苏斯洛夫站起来说道。“你去搞个决议。所有的文件这边随后寄去。”

　　不久，我乘飞机前往斯塔夫罗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