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而不见·第四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以色列，国家情报判断报告是由军事情报局局长提供的，因为军事情报局是国家唯一拥有提出判断报告所必需的研究与判断设施的情报组织。多年以来，军事情报局的规模和工作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隶属于外交部的较小的研究机构和摩萨德(即中央情报局)想要扩大规模或独立进行情报判断的一切企图，均成泡影。它造就了一支专家队伍，不久便获得世界上研究中东问题最有成效的情报机关的声誉。这是它当之无愧的荣誉，因为该组织及其人员一再以事实证明他们在了解中东事态发展方面出类拔萃。然而，随着全世界与以色列有关的情报日益增多，它很快便发现自己所处理的情报专题五花八门，远远超出了纯军事情报的领域。

　　 情报工作就是获取、核对和估价制定决策所需要的情报，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该让从事这类工作的组织人负责制定政策。然而在以色列制定决策的过程中，除军事部门外，没有正式的参谋机构；在内阁一级、在国会、甚至其他任何政府部门都没有能独立作出情报估价或估价军方提出的情报的机构。因此，尽管判断外国政府的意图最后是由内阁负责，但军事情报局在所有决策过程中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组织。

　　 在戴维·本·古里安任总理期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军官不得参加内阁会议。在这些会议和议会的外交事务与安全委员会上，本·古里安总是亲自说明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整个防务工作情况。虽然他在这些机构发言时总是小心翼翼，说话很谨慎，但他情愿不要助手，一切由他个人负责。

　　 达扬将军任国防部长后，他在出席内阁会议和外交事务和安全委员会会议时，总由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局局长陪同。这是一个有助于消除政府与军方之间责任分界线的行动。不久，这两名军官就开始象部长一样经常出现在内阁会议桌旁。情报局长的身份，国防部长的巨大威望，加之全国没有其他单位拥有足够的设施和手段能对军事情报局的情报判断提出批评，或者提出别的可供选择的判断，使得接受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情报判断成为毋庸置疑的事情。

　　 1970年10月消耗战结束，开始停火，纳赛尔逝世，约旦发生内战以及萨达特最终公开驱逐苏联顾问等事件，使以色列国防部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认为阿拉伯人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发动战争；而以色列人不相信阿拉伯人能发动一场现代化的协同作战和普遍满足于1967年以后的现状，更加深了这一感觉。骄傲与自满情绪势必使以色列不能正确估计中东地区未来形势的发展。尽管如此，以军仍在继续进行准备，以防不测，并使其计划适应于总的情报判断，即阿拉伯人获得中程轰炸机后，即在1975年或1976年才就能实现他们经常发出的战争威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以色列社会压力的增加，尤其是在似乎看不到战争踪影的时候，就开始响起了要求削减国防预算的呼声。虽然达扬在很大程度上顶住了这一压力，但在1972年还是减少了为期五年的60亿以磅的国防预算。然而军队领导人还是比其他人更意识到国家的危险处境。副总参谋长以色列·塔尔少将(他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杰出的装甲兵专家之一)在1972年6月发表看法说，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法，阿拉伯人一定会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他们不能长期保持现状。的确，在1972年7至10月间，埃拉扎尔将军曾多次探讨过埃及人渡河进攻的可能性。他坚持认为，这种进攻可能在1973年初发生。但由于苏联人撤离埃及，他改变了观点，认为虽然进攻不会在1973年初发生，但很可能在当年晚些时候发生。他把美国的总统选举(1972年11月)当作一个转折点，认为萨达特总统会在美国总统选举后(即1973年初)试图挑拨东西方的关系，但如因挑拨不成而受挫，他很可能会决定在1973年发动战争。

　　 1973年4月16日，军事情报局局长伊里·泽拉少将——后被阿格拉那特委员会(Agranat委员会，以色列政府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成立的以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战争前以方没有及时识察和作出反应的情况和责任。)称为“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他给上、下级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深受政府尊敬”——提出了一份国家情报判断报告。这时有明显的征候表明，埃及人正准备在5月发动战争：地面部队正向运河调动；在整个4月和5月上半月，沿运河一线约修建了65个坦克掩体，同时加高了他们前线的主要沙垒以便监视以色列的沙垒；在沙垒上开辟了新的通道，并且开辟了下河的新道。埃及人动员了民防，号召输血者献血，宣布在城市实行灯火管制，保护桥梁，萨达特谈到的“全面对抗阶段”也就等于宣战。尽管有上述战备活动，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判断仍认为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很遥远。理由是埃及人无法对付以色列的纵深空袭。尽管以后有一天会发生战争，但是这一次萨达特仍会象他惯常所做的那样，走到战争边缘，然后退回去。如同大家所知道的，萨达特已决定把进攻推迟至秋天，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这一情况作为进攻只是被推迟的一种警报，而是认为这恰恰肯定了下述的情报判断：萨达特在退回去之前必然要走到这一步。

　　 然而，埃拉扎尔将军没有接受这一判断，如前所述，他要求进行局部动员。他在当时的若干次公开讲话中曾强调，虽然战争可能性处于低点，然而以色列人必须考虑到，埃及人由于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谈的结果和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遭到了挫折；埃及国内的压力正在增大，肯定会对和平构成威胁。这时以色列面临三种可能性：零星战斗，消耗战，或是全面战争。埃拉扎尔认为不存在前两种可能性，唯一的可能是第三种。在他看来，埃及人对三方面感兴趣，一是恢复敌对行动以打破现状，强调他们不愿接受人为造成的现实，二是给以色列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失；三是进行一场达到以下目的的战争，即在战争结束时，埃及人能在军事上有所进展，即使是最低限度的进展也好。他认为，阿拉伯人只要在苏伊士运河东岸能获得几英亩的地方，或者仅在戈兰高地前进半英里，就会满足阿拉伯人的战争目的。他曾不止一次地估计到埃及和叙利亚部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

　　 在当时，埃拉扎尔不是唯一洞察到中东地区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势和对阿拉伯意图不抱任何幻想的高级军官。在同一时期，塔尔将军也曾公开强调阿拉伯人手中石油武器的重要性，并警告说，在他看来，地对空导弹的出现，意味着利用飞机作为主要投射工具，在七十年代末期将会受到很大限制。他还详细探讨了战争最终对以色列国内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1973年5月21日，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给总参谋部下达训令，命令它对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威胁作好战争准备。他在训令中说：“必须注意在夏季的后半期可能会再次发动战争。”

　　 以色列的防务思想是以下述三个主要因素为基础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及时获悉并发出敌人准备发起敌对行动的预先警报；一支能制止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突击并能牵制敌军前进的强大而有力的常备陆军和一支几乎全部是正规军的空军；着重强调以色列空军进行牵制战的作用，即保卫以色列的领空并使第三个因素得以实现，立即动员后备队，并迅速而有效地把它们运往前线。

　　 以色列情报机关本来颇善于判断阿拉伯世界的事态发展，而且多年来已形成一个有效的情报搜集系统。萨达特登上埃及总统宝座后，它曾注意到埃及进行重大动员和准备发动战争的四次升级时期的情况。整个前线曾发生过许多次紧急情况，每次以色列部队都根据当时的作战计划加强兵力并开往前线。然而，很少发生过涉及埃及国内战线的大动员。

　　 萨达特任职期间的第一次大动员，是在1971年“决定性一年”的年底。当时，埃及人计划以50架轰炸机对沙姆沙伊赫进行突袭轰炸，后来由于爆发印巴战争，萨达特取消了这个计划。在这一次战争动员中，埃及的后备役部队、民用车辆和城市民防都进行了总动员；统帅部和埃军所有野战部队都进行了演习。坦克排成整齐队形向苏伊士运河开进，架桥和渡河器材也都运往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一线进行了土工作业，修筑了坦克和火炮阵地，并在运河南部地段开辟了通向运河的通道。随着领导人发出的好战声明，埃及宣传工具也都宣传战争不可避免。

　　 一年以后，即1972年12月份进行了第二次大动员。当时萨达特的行动计划是，以一个伞兵旅的兵力在西奈夺取一块领土并守住它，直至联合国出面干涉。在这次动员中，野战部队也进行了演习，士兵停止了休假，在苏伊士运河一线加速修筑坦克阵地和支撑点，并为车辆渡河和架桥准备了场地，宣传工具也大力制造战争气氛。然而，这次没有动员后备队和城市民防，地面部队也没有携带架桥和渡河器材开往运河。第三和第四次战争升级和动员则分别发生在1973年4、5月间和9、10月间。

　　 埃及人能在以色列人事先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对其发起进攻，在战前几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泽拉将军及其研究处主任阿里耶·沙列夫准将都确实承认过这一点，但他们同时指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他们说，大量的埃军驻扎在运河一线，这本身并不说明战争的即将来临，因为自1969年以来就是这种态势；并强调这也不是一种肯定战争升级的信号，因为自1971年以来进行的三次动员，都并没有发展为侵略性的进攻。观在，是否发出预先警报的关键是判明埃及人的意图，实际上就是要判断埃及国家首脑萨达特总统可能作出何种决定。而这样一种任务，让军事情报局局长独自承担是很困难的。情报部门和决策机构的共同错误是，在已知有异乎寻常的重兵集结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没有把南北边境同时增兵与叙利亚和埃及的意图联系起来考虑。

　　 以色列情报界密切注视埃及这次大演习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多少关心叙利亚部队的大量集结。不过，所有的迹象都仅仅表明，叙利亚感到不安的，是它对(以色列)9月13日击落13架叙机后采取的报复行动，以色列可能作出的反应。然而以色列认为真正的危险不会来自叙方，因为叙利亚从来不单独发动进攻。就像他们对埃及的看法一样，叙利亚是在准备一次演习，是出于担心以色列可能发动进攻而采取的专门预防措施。有大量迹象本应引起注意，却被几乎加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迹象所抵销。不过到9月底，从不同渠道获得的情报都表明，埃及人正在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情报材料曾多次具体说明即将发生的各种情况，但是当这些情况真正发生时，它们却被忽视了。

　　 随着埃及人开始实施机动，苏伊士运河一线的以军即注意到埃军的活动日趋频繁。每天从以军前沿阵地传来有关埃军在运河一线的战备活动的情报。负责指挥最北端的“奥卡尔B”支撑点(在福阿德港以南约5英里外)的戴维·阿布·德哈姆中尉报告说，一艘船只正在港口卸下火炮、装备和弹药。还接连报告火炮正在进入前沿阵地，原先空着的地对空和地对地导弹阵地也都在部署导弹，埃及土兵正在清除雷区并潜入水中排除水下的地雷。报告描述了整修各条下河道路的情况、土工作业情况以及为渡河和架设舟桥、浮桥而准备场地的情况。然而，埃及人在运河一线70处排除地雷的同时，又把这些地雷埋到了其他地方；一些下河的道路开放了，而另一些又封闭了。另一方面，士兵和老百姓的日常活动仍都照常进行：埃及士兵仍然不戴钢盔在运河边钓鱼和游逛，老百姓照样干活，好像不会发生什么异常的事件。

　　 随着埃军演习的开始，阿弗拉罕·(艾伯特)曼德勒少将指挥的装甲师(约有280辆坦克)在运河一线进入了戒备状态。南部军区司令部下达训令，要求一定要贯彻一切为战备而制定的规定。并且，对所有动员工作都进行了检查，取消了一切休假。任职不到3个月的南部军区司令施穆耶·戈南少将于10月2日视察了运河，并发出了一系列保证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命令。他曾请求批准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但他的一些请求被拒绝了。他下达了在西奈的所有兵营周围加强警卫和安全措施，确保所有部队都熟习“什伐赫·约尼姆”行动计划的命令，一旦敌人进攻，即将该计划付诸实施(已有一段时间未按该计划进行演练了)。他还下达了加速装配预制构件桥梁，以备以军渡河时使用的命令，并沿沙堤设置了伏兵。

　　 10月4日，戈南将军参加了总参谋部召开的一次专门解决武装部队纪律问题的会议。当他从特拉维夫来到海法时，他的情报军官戴维·格达利亚中校于5日凌晨1时打电话向他报告说，那夜埃及人修筑沙垒直到10时。

　　 卡尔曼·马冈准将定于10月7日接替艾伯特·曼德勒，担任守卫苏伊士运河前线的装甲师师长。在整个一星期中，该师各部队都在准备向他们的将军告别，但曼德勒并没有到各部队去道别，而只是作了一次告别讲话，其中他讲了战备的重要性和他感到战争迫在眉睫的事实。10月5日星期五，在南部军区和曼德勒师正忙于检查战备情况和下达最后训令时，艾伯特会见了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刚结束指挥与参谋学校校长的任期，并在几天前刚从国外旅行归来的军官马冈。就在这两名军官商量定于在星期日进行的交接工作时，情况清楚表明，交接工作要推迟。艾伯特的副师长皮诺准将对前线不断传来的报告感到非常不安，建议艾伯特命令所有部队离开营房，并按照“什伐赫·约尼姆”应急计划，进入前沿阵地。但是，尽管马冈完全赞同这一意见，艾伯特却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接到的所有指示都要求他们绝不能引起埃方的猜疑；不能采取可能导致前线全面战争升级的行动。实际上，艾伯特从10月3日星期三起，就清楚地知道战争迫在眉睫。为了强调他对形势的看法，装甲师向南部军区发去了紧急电报，报告了埃方进行战争准备的种种迹象，同时每天晚上还上送一份当天观察到的埃方活动的综合报告。

　　 据战争处理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0月1日南部军区情报部的战斗序列情报军官本杰明·西曼·图夫中尉曾向南部军区的情报军官戴维·格达利亚中校呈送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了埃方部队展开情况，认为那是在准备发动战争，尽管它是在演习。10月3日，他又呈送了一份报告，进一步指出：许多情况表明，演习可能是掩盖战争准备的手段。格达利亚没有转发这个下级军官的情报判断，而是把它从南部军区的敌情报告中删去了。实际上，军事情报局局长泽拉将军直到1974年3月在战争处理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才知道西曼·图夫的这一情报判断。(这时西曼·图夫已被调离南部军区情报处，泽拉将军把他请到他的办公室，听了他的情况报告并提升他为上尉)。

　　 10月5日，艾伯特师要求增援，包括加强运河一线的支撑点和运河以东约20英里处的山隘。南部军区司令部给该师的密码复电转述了统帅部的密电命令，大意是埃军的演习已接近尾声，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时苏联的电台广播强调以色列沿叙利亚边境集结部队是企图进攻叙利亚。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判断是，叙利亚在过去的24小时内对以色列可能发动进攻更为担忧；叙利亚展开部队是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以色列在全世界日益孤立而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很可能对叙利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同样地，苏联的电台还强调了埃及人对以色列进攻的恐惧。如同事实表明的那样，自消耗战以来埃军在地中海和红海举行大规模海军演习，这还是第一次。

　　 10月5日凌晨，埃军沿苏伊士运河作了紧急展开和部署，这是以色列国防军前所未见的现象。发现在前沿地域又增加了56个炮兵连，使总数达到了194个连。此外，据报告，所有5个步兵师已全部展开；所有5个架桥和渡河器材集结地域都有部分地区堆满了器材；运河全线修筑在沙垒上的，能向西奈射击的坦克掩体均已配置了坦克排；同时还发现有机动的TCH浮桥(苏制TCH型履带式自行门桥，能在陆上或水上行驶)部队和又有大部队进入后方地域。以色列海军高级情报军官在分析所有方面的征候以后，于该周初向他的指挥官叙述了他的看法：认为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总司令部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9月30日，总司令部讨论了局势。塔尔将军表示，他对那些宽慰人心的敌情判断，持有极大的保留意见；泽拉将军则坚持认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解释说，叙利亚集结部队是与9月15日叙机被以机击落有关；而埃及人只不过是在准备一次重大演习。但是塔尔总感到不安，他把泽拉和沙列夫请来开会，并在会上再次强调他不同意他们的判断。然而他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在中东，另一个表明战争迫在眉睫的因素是苏联，它早已卷入了该地区的军事事务。战前三天，苏联发射了一枚侦察卫星，开始飞越加利利地区以及西奈、苏伊士运河和叙以边境地区上空。它每天都改变轨道，以便侦察以色列两条防线的各个不同地段。10月2日星期三早晨，萨达特总统召见了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几乎在同一时间，阿萨德总统在大马士革也召见了苏联大使。两位总统向大使们表明战争迫在眉睫，但未详谈。

　　 10月4日，停泊在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的苏联舰队开始撤离。这一大规模的行动加深了以色列海军情报机关的怀疑。同时还接到情报说，苏联巨型“安东诺夫-22”型飞机到达开罗和大马士革，准备通过空运撤走那里的苏联人员家属。以色列情报部门对此的解释是：这些行动要么表明苏联方面已知道战争迫在眉睫(这次人员撤离和海军舰队撤离可能是苏联为阻止埃及人发动战争而采取的行动。因为在1971年“决定性一年”的年底，即在埃及上次总动员期间，苏联舰艇就曾经撤离过塞得港口)，要么也许是埃及人与叙利亚人一起，最后决定要把苏联人从埃及清除出去，尽管这种解释看来理由不很充分。

　　 9月29日星期六，两名持枪的巴勒斯坦人在捷克-奥地利边境劫持了一列从莫斯科运送俄国犹太人去维也纳的火车。他们把5名犹太人和1名奥地利海关官员扣作人质，要求派飞机把他们和人质一起送往阿拉伯国家。在谈判期间，奥地利总理布伦诺·克赖斯基(犹太人)提议，关闭设在维也纳附近舍瑙城堡的犹太移民运送中心。人质被释放了，两名持枪者也获得了自由。以色列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这一事件成了所有宣传工具的报道中心。以色列政府的精力也完全集中到了这一问题上。梅厄夫人按预定时间飞往施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了讲话，然后，她不顾一些内阁成员的忧虑，又飞往维也纳，试图说服克赖斯基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但是失败了。她于10月3日星期三返回以色列，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

　　 迄今还不清楚歹徒劫持火车的行动是否是以转移以色列对前线事态的发展的注意力为目的的总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该行动是由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组织干的，但是它与叙利亚军队控制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闪电”有联系，这一情况为这一行动是总的欺骗计划的一部分的设想提供了凭证。然而，不管是否有预谋，这一行动确实转移了政府和公众对以色列南北边境不祥事态发展的注意力。

　　 当以色列住宅部部长齐夫·沙耶夫在10月3日星期三去戈兰高地为该部建成的若干住房举行落成仪式时，获悉了叙利亚的局势。在落成仪式上，他与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将军进行了交谈，了解到他对叙利亚在前线集结了数量空前的兵力极为关切。住宅部部长被从外出视察途中召回特拉维夫，参加梅厄夫人从维也纳返回后召开的内阁会议，听取她与克赖斯基总理商谈的全面汇报。然而，在内阁会议上只字未提有关南北前线的军事形势。

　　 在内阁全体会议开会前，梅厄夫人的“厨房内阁”举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讨论边境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出席会议的有梅厄夫人、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管部部长伊斯雷尔·加利利、总参谋长埃拉扎尔和情报研究处处长沙列夫(情报局长泽拉患病在家)。沙列夫准将详细阐述了边境形势的发展情况，列举了敌军兵力。梅厄夫人曾几次询问他，根据阿拉伯军队目前的态势，他们是否有能力发动一次进攻。回答是肯定的。“厨房内阁”根据这一情况，用了约两小时时间，集中讨论了阿拉伯领导人可能怀有的企图。他们回想起5月间情报局曾断言，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约可能性不大。当时，尽管情报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总参谋长却持不同看法；这次他却同意情报局的判断：不可能发动进攻。会议的最后结论是，他们所得到的军队集结的报告并不表明战争迫在眉睫。与会成员一致同意就这一局势向10月7日星期日正式召开的内阁会议报告。

　　 星期四晚上，泽拉将军向总参谋长报告了苏联家属从埃及和叙利亚撤离的消息。泽拉因病已休息两天，这一新情况使他感到很不安。

　　 星期五清晨，以色列各报刊的军事记者接到指示：不要夸大来自国外的有关阿拉伯军队在边境大量集结的报道，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正根据事态发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然而同一天早上，埃拉扎尔将军决定现役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C”级战备状态。这是他任总参谋长以来第一次宣布的最高战备状态。

　　 这时，召开了有国防部长参加的会议。泽拉将军叙述了苏联通过空运撤离家属的情况，认为这可能表明阿拉伯人与苏联的最后决裂，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他继续说，苏联人显然知道有可能要爆发战争，他们可能已接受了阿拉伯人关于以色列即将发动一场进攻的断言，因为苏联人在广播中恰好也是重复这个调子。然而，这看来又不大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必然要与美国人进行接触，而美国人又必然要去找以色列劝其克制。而美国人并没有与以色列人接触。所以，泽拉得出的结论是：可以相信，苏联人知道阿拉伯人可能要发动进攻，并且担心由于以色列的反击而致使他们的家属遭难。尽管如此，情报局还是认为阿拉伯人进攻的可能性很小。

　　 会议由此中断而转到总理办公室继续进行。在那里，用前线重兵集结的航空照片向梅厄夫人阐明了当前的局势。会议批准了已在武装部队内部宣布的战备状态，并决定后备队动员中心也进入战备状态。达扬对埃拉扎尔采取的战备措施表示满意。面对这一局势，梅厄夫人决定召开内阁会议。这时，正值赎罪日前夕。大多数部长已经回到全国各地的各自家中(七人在耶路撒冷，一人在海法，其他人则在各自的集体农庄)。为了不打扰已经回家的部长们，决定只召集住在特拉维夫的部长开会，而不召集住在耶路撒冷、坐车仅需一小时的那些部长们。这一决定在事后召致了那些未被召集参加会议的部长们的不少冷嘲热讽。

　　 在会上，部长们听取了前线全部情况的介绍。总参谋长在介绍情况时两次强调指出，阿拉伯部队的展开既可说是进攻也可说是防御，泽拉将军介绍情况时则曾三次强调了这一点。情报部门的报告也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众所周知，10天前美国人的观点还是战争不可避免，但现在却同以色列情报机关的观点相一致。部长们被告知，军队已完全处于“C”级战备状态。会议中，巴列夫将军给总参谋长递了一个纸条，问他部署了多少坦克。回答是，南部300辆，北部200辆。在内阁成员们提出问题并得到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详细解答后，会议要求所有部长说明赎罪节期间可以找到他们的地点。在散会出来时，加利利问交通部部长希蒙·皮拉斯：“你是怎么想的?”皮拉斯回答说：“看样子好象要打仗。”

　　 埃拉扎尔将军始终相信，军事情报局会给他充分的预警时间让他进行动员。在10月第一周关键的几天里，源源不断送来的情报判断证明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然而，战后他却坚持说，大量能说明可能爆发战争的材料都没有送到他那里。根据埃拉扎尔在战争处理调查委员会上的证词，星期五早上曾有好多份说明战争迫在眉睫的情报，但他在星期六早上才收到。他坚持说，如果他能在星期五早晨收到这些情报，他便会立即进行动员。甚至在星期五他还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他会得到充分的预警时间。就是在两天前，即10月3日，他在与以色列报刊的编辑们谈话时，有人问他，一旦战争爆发，正规部队能否顶住进攻；他的回答是不能，如果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能同空军一起，制止一次崩溃。但是，人们通常都认为，以色列会有充分的预警时间来动员后备力量。

　　 从星期四晚上开始，泽拉就疑虑重重，但他总是以正规部队已处于战备状态，和总司令部认为其力量足以能抵挡住最初的攻击来安慰自己。在此问题上，他对情报部门会给他预警时间是分外放心的。10月5日星期五，总参谋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情报部门再次对敌情作了介绍，但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小而又小”。南部军区在下午2时30分召开的参谋会议上检查了所作的一切准备，并讨论了所有有关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第二天一半参谋人员去视察苏伊士运河前线，另一半人员则视察军区的其他部队。

　　 那天晚上，以色列军政领导人均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就寝，但是没有人想到国家眼看就要遭到进攻。如果他们能及时克服先入之见，那么以后几天的全部历史必然是全然不同了。

　　 10月6日凌晨4时，泽拉将军被床边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他听了来电话者的报告后，立即拨了三个号码，相继唤醒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塔尔将军)。他转述了刚接到的敌情报告——战争将于当晚日落时分在南北前线同时爆发。半小时内他们全到总司令部开会。根据情报系统逐级上报来的在日落时分发动进攻的情报他们大体判定，进攻约在下午6时开始。这个时间不久就被当成确切时间。

　　 埃拉扎尔将军放下电话，立即给空军司令本杰明·佩莱德将军打了电话，询问他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需要多少准备时间。佩莱德回答说：“如果你叫我马上动手，我们可以在11点准备完毕。”埃拉扎尔决定对叙利亚的导弹系统和机场发起攻击，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叙利亚遭到突然袭击，打乱它的进攻部署，从而保证对以军地面部队的近距离支援。清晨5时，他与塔尔将军和佩莱德将军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并指示为动员后备队沿前线和在纵深展开、民防进入战时状态，撤走戈兰高地村民和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突击作好准备。5时30分，他向各兵种司令和海空军司令下达了命令。

　　 清晨5时50分，在达扬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埃拉扎尔提议进行总动员，并由空军对叙利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达扬否决了他先发制人的意见，而对动员后备队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初，达扬只打算批准为北部军区动员一个旅，后来同意也为南部军区动员一个旅，最后才同意为两个军区各动员一个师。然而，尽管埃拉扎尔坚请对作战部队实行总动员，力陈对能立即投入反攻的部队进行动员的重要性，但达扬坚持只为防御进行动员。埃拉扎尔坚持认为，防御与反击之间不可能分得那么清，他强调，选择反攻的时间，是防御的有机组成部分。达扬决定将此问题交总理决定，他说：“我决定向果尔达建议动员5万人”。埃拉扎尔表示反对，坚持要同时提出他的进行总动员的建议。达扬同意向总理提出双方的建议。埃拉扎尔不顾国防部长的不同意见，下令为地面部队和空军动员几千名后备队员，他认为这一动员是绝对必要的。

　　 与此同时，北部和南部军区司令部的两位司令接到了火速飞回特拉维夫的命令。上午7时15分，埃拉扎尔将军召开了有南、北部军区司令参加的参谋长会议。他就战争发表了总的训令，强调第一阶段是牵制战，所有部队必须作好尽早发起反攻的准备。他扼要地重述了各种攻防作战计划，并指出以色列国防军的基本军事原则是要在两天之内进行反攻。他命令两位司令飞回各自军区，下达命令，然后在正午返回，以便他检查他们的战备情况。他向会议说明，他已要求对后备队实行总动员，但因为国防部长反对，所以此事有待总理决定。

　　 戈南从特拉维夫打电话给艾伯特和南部军区作战部长，下达紧急命令：不准采取可能引起埃及人猜疑和导致战争的任何行动。战争预计在晚上6时爆发，他要求艾伯特的部队向前开进，以便能按照“什伐赫·约尼姆”计划在傍晚5时进入防御阵地。由于艾伯待提出这样时间卡得太紧，没有留有余地，于是双方同意部队在4时进入阵地。艾伯特与各旅长一起回到由他负责的指挥小组，复述了他接到的命令。
上午8时在总理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梅厄夫人、达扬、加利利、埃拉扎尔、泽拉、兹维·朱尔将军(国防部长助理)和各部门首长(副总理阿隆在会议中途到达)。埃拉扎尔和达扬各持己见，达扬仍然反对总动员，他对梅厄夫人说：“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我不会碍事，也不会辞职；但是你很清楚，总动员是多此一举。”会议最后采取了折衷方案，批准埃拉扎尔动员10万人(他利用这一授权，下达命令动员了更多的部队)。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上，总理赞同达扬的立场，否定了埃拉扎尔的要求。

　　 动员得到批准后，塔尔将军感到出席会议的人并没有认真看待战争的危险性，也没有意识到局势的紧迫性，因而他下达了一些特别命令。他强调，以色列正面临着一场突然袭击，前线部队将遭到大规模的炮击和大量坦克和步兵的进攻，他们将要求增援，而到那时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尚未作好准备。因此，他认为有必要立即改变陆军的思想：现已不可能按常规成师成旅地进行动员；现在的问题是，要把一个一个的坦克排、坦克连以及其他分队尽快送往南北前线，直接送上火线。为了对付局部地区的战事，有必要临机处置。

　　 正午，内阁成员分别从犹太教堂和家中赶来开会。参加内阁会议的还有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会上梅厄夫人详细谈了她收到的有关当天下午可能爆发战争的情报。她叙述了当天清晨她向美国大使肯尼思·基廷作出的保证：以色列方面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告诉内阁成员，后备队已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动员。据一则报道说，司法部长夏皮拉问道：“如果敌人在晚上6时前进攻会怎么样?”对这一问题，据说国防部长达扬回答说：“这是这次会上所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对于工商部长钱姆·巴列夫来说，战争发起时刻在下午6时讲不通，这可能是个错误，因为，毕竟情报还提到要有一次空袭。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肯定是在下午6时。”

　　 内阁成员在热烈的讨论中得到保证，在发动反攻前所采取的措施，足以遏制敌人的进攻以待转入反攻。下午1时55分，在讨论正在进行时，梅厄夫人的军事秘书以色列·利奥尔准将突然推门进来报告：“战争已经开始”。空袭警报的尖啸声立即使大家明白过来，以色列将再次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当天晚上，梅厄夫人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几天来，我们的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作了向以色列实施协同进攻的部署……我们的部队已按计划展开，来对付即将来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