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神话·第二

作者：乔治·W·高里奇 博士·美国

出自————《1973年阿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以色列取得六日战争胜利后，看上去好象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军队或联军能和以色列国防军在常规战争中相抗衡。1967年以色列的胜利取决于三大支柱：情报、空军和装甲部队；它们结合起来让以色列，虽然数量被压倒，但引人注目的取得了胜利。任何一支军队向一个在这三个机动作战的关键领域都更强的对手发动一场常规战争似乎都前景不妙。但埃及人，与叙利亚人一起，将寻找出方法充分利用以色列在每个领域的弱点，这些努力累积起来的效果将于1973年战争期间及之后在以色列产生震动。

　　 以色列的第一个支柱是它的情报部门，或者叫阿曼，由摩萨德支援，相当于以色列的中央情报局。1967年的胜利源自以色列情报部门收集到有关阿拉伯军队的卓越情报。战争前夕和战役全部时间里，以色列高级指挥官掌握着关于阿拉伯的作战计划、能力、弱点、军队部署和调遣等机密信息。精心安置的间谍，间谍技术运用和阿拉伯人糟糕的保密是以色列情报出众的关键，战后，以色列似乎注定保持第一流的情报机构。

　　 埃及公开承认以色列卓越的情报成就。战后一年，纳赛尔的一个心腹，穆罕默德·哈萨纳因·海卡尔，为半官方的埃及《金字塔报》写了一份评论，说明以色列的胜利集中在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按照海卡尔的说法，以色列空军通过优秀的情报收集和分析，仅仅三小时内就将几乎整个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与埃及人预料的在白天第一缕或最后一缕阳光时进攻相反，以色列在0830到0900时之间发动进攻，他们通过仔细研究，知道埃及的防空在那时最薄弱。而且，按照海卡尔的说法，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知道埃及军队总司令、空军司令阿卜杜·阿尔哈基姆·阿麦尔元帅视察驻西奈的埃及军队的飞行日程。埃及的所有高级野战指挥官都集中在西奈中部的拜尔·塔马达机场等候阿麦尔到达。当阿麦尔在天上时，以色列空军攻击了埃及机场，留下没有高级指挥官的埃及军队面对巨大的危机。除时机极好外，以色列飞行员熟悉该先攻击哪个机场，优先摧毁Tu-16中型轰炸机和Mig-21战斗机。海卡尔同时以称赞和谴责结束他的文章——“敌人熟悉（我们）超过了需要，而我们熟悉（他）不及需要。”潜在的含义很清楚：埃及将不得不赢得情报战，如果他们希望在下一场战争中赢得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优势。

　　 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令人吃惊的成就后来麻痹了以色列，导致了自负。对下一场战争，以色列高级指挥官期望通过准确分析以精确及时的情报支持再次赢得情报斗争。事实上，到1973年，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埃利亚胡·泽伊拉少将过分自信的保证为阿拉伯人逼近的进攻提供48小时预警——时间足以让以色列动员它的预备役和赢得制空权！所有以色列作战计划都基于获得这个预警。阿拉伯人的突袭没有计算在以色列的计划内。但承诺这样一声唤醒警报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埃及人聪明的欺骗行动，结合以色列的误算，将阿拉伯人的打算有效掩盖了足够长的时间使他们在下一个战场上获得了最初的优势。

　　 以色列第二个支柱是以色列空军。六日战争中，以色列飞行员主要驾驶法制飞机将304架埃及飞机摧毁在停机坪上，接着给更小的约旦和叙利亚空军造成了类似的损失。这个惊人的壮举，不能抹掉依靠优异的情报、详细的计划和出众的训练创造的一流空战记录。控制天空允许以色列地面部队相对轻松的以引人注目的速度碾过阿拉伯军队。1967年战争证实了获得制空权在机动作战中的关键意义。因此，以色列的战略依靠以色列维持对阿拉伯空军的质量优势和数量均势。

　　 到1973年，以色列国防预算超过一半分配给17000人的空军。作战飞机数目从1967年的275架增加到1972年夏季的432架。到这时，以色列空军已经从法制向美制武器过渡，武器库中包括150架天鹰、140架F-4鬼怪、50架幻影和27架神秘4A。另一方面，埃及空军，拥有23000名军官和士兵，装备苏制战机，包括160架Mig-21，60架Mig-19，200架Mig-17和130架Su-7。令埃及人委屈的是苏联人拒绝提供更先进的Mig-23和Tu-22。尽管埃及人拥有数量优势，特别是再算上叙利亚空军。以色列拥有美制响尾蛇、麻雀和以制蜻蜓，在航空电子技术和空空导弹方面明显占优势。除了技术优势外，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技术上也维持明显优势。以色列飞行员强调主动性，每年飞行大约200小时，相反埃及人在基于地面指挥中心更集中控制的系统里只飞70个小时。空对空的作战中，以色列飞行员远胜于他们的埃及对手，埃及人很清楚他们的空军是他们三军中的薄弱环节。

　　 没有不相上下的空军在开放的沙漠发动现代战争看起来是自杀。六日战争已经消除了对制空权在开放地形进行成功地面攻势的关键性的怀疑。但是获得空对空竞争力的困境仅构成埃及问题的一半。埃及人也想具有对以色列进行战略打击的能力，既作为威慑，又作为如果以色列人进行战略轰炸时的报复手段。根据这两个要求，以色列军队高级领导层，除少数外，自信如果没有确保足够挑战以色列空军的第一流空中力量，埃及将避免投入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战争。以色列高级官员认为埃及人用导弹或远程轰炸机攻击以色列战略纵深的能力仍是未来相当遥远的事。如阿格拉那特委员会（1973年战争后建立）强调的，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埃及的评估一心一意依赖这个基本设想。它被证明是错误的！虽然苏联人在战争前夕（9月中旬）提供给埃及少量远程的飞毛腿导弹，埃及准备冒险进行一种不同类型的战争——没有一支可依赖的不相上下的空军。

　　 装甲兵构成以色列的第三根支柱。1967年，在西奈东部拉法和阿卜·阿盖拉成功突破后，装甲旅由坦克引导，很少或没有步兵支援下充当以色列国防军闪电推进、穿越西奈沙漠的矛头。以色列国防军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战术指挥官们在战斗中表现的主动性，同时以色列坦克兵展示出对射击和机动的掌握超过他们的埃及同行。因而，以色列总参谋部战后在预算分配、教条、编制和战术上甚至更突出装甲兵。步兵和炮兵经历了同时被忽略。实际上，许多步兵旅被改编成装甲旅。坦克—重装甲旅，缺乏训练良好的机械化步兵，变成标准，在以色列的教条和实践里将机械化步兵作为担负肃清任务的角色。为均衡陆战的坦克—重型旅教条，以色列总参谋部指望以色列空军迅速赢得制空权，接着担负地面部队“飞行炮兵”的任务。这个满怀希望的教条主义剧本的结果自然是按六日战争轨迹交战的另一场闪电战役。

　　 本质上，以色列国防军按上一场战争准备作战。不愿逐渐发展以合成兵种为中心的更平衡的军队结构，以色列的教条和战略宁愿依赖在1967的完美工作上：情报、空军和坦克。这具有活力的三位一体将以决定性的方式把战斗引入敌人领土。以色列军事领导层自信的假定阿拉伯人将发动以色列类型的战争——双方在开阔地形交战，空军和装甲部队直接对抗。以色列不仅指望按上一场战争作战，他们还指望重复指挥上的成就。换种方式说，以色列国防军在1973年设计为如敏捷的细剑般使用灵活的机动部队战斗，而非以火力超越对手的大棒。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地缘政治形势改善仅仅加强了教条和部队结构。

　　 1967年令人惊讶的胜利给以色列留下不可战胜的感觉，但它也造成以色列国防军一个主要的包袱，建立起一个难以置信的第一流表现的高标准，以色列社会和军队将在下一场大规模战争中以此衡量他们的表现。1973年战争中指挥装甲兵和一个预备装甲师的亚伯拉罕·亚当（退役）少将在1979年简洁描述了这个沉重包袱：“67年战争耀眼的胜利……促使围绕以色列国防军和它的军人建立起一个神话。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普遍期望是未来任何战争都将以很小伤亡迅速结束。”但是闪电战在军事史上并不是标准，期望闪电结果的社会每次都遭受极大的失望。它使埃及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下一次战争利用这个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