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责任？·第九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爆发前，我们就决心不再撒谎和夸大战果，因为在以往的战斗中，这已使阿拉伯国家声名狼藉。这次，我们的公报将如实地公布战况。

　　 我坦白地说还有两个例外。我们最初发表的公报大肆指责以色列首先发动进攻，这是不真实的。可是，由于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玩弄同样的手法，因此我们如法炮制一下也就不算罪过了。另外，我军渡河的照片没有一张是真实的。这些照片包括“乘坐橡皮舟的士兵和在敌军阵地上高高飘扬的埃及国旗”，“士兵热吻西奈的土地”，“驶过浮桥的第一批坦克”，等等。我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照片全是捏造的，因为在十一月八日以前，任何摄影师，甚至军队的摄影师，都不准进入渡河地域。我是参与作出这一决定的人之一。我们预料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不让摄影师增添麻烦。但是，我很快就为此而后悔，尤其是当我看到我们的公共关系部门捏造的照片时，我更加感到懊悔。在这些照片中，我军部队纪律涣散，武器装备杂乱无章，队伍懒懒散散，与其说象一支军队，倒不如说象一群乌合之众。我对此深感羞愧。

　　 但是，公报还是实事求是的，至少到十月十四日我军坦克遭到重大损失时为止是实事求是的。十月十四日后，公报的真实性就下降了，到敌军在德维斯瓦突破时，竟然毫不掩饰地撒起谎来。首先是无视敌军已突破防线的事实，接着就予以否认。最后，当再也无法保守秘密时，则散布在树丛中只有七辆敌军坦克的神话。

　　 伊斯梅尔也推销这种胡话。我曾亲耳听到过。十月十八日下午，运河西岸的敌军已达四个旅，第五个装甲旅很快就会到来。当时，我听见伊斯梅尔在电话上对副总理兼新闻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哈特姆说；“敌军在运河西岸只有七辆坦克，他们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他们逃到了树丛中，因此难以发现和歼灭。”我无法听见哈特姆的谈话，但他显然不相信伊斯梅尔的话，伊斯梅尔不得不详详细细地复述了几遍。

　　 我曾经同伊斯梅尔谈过这一问题，但我们的观点却截然相反。伊斯梅尔说，坏消息不但会影响武装部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整个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士气。我却认为，坏消息可以激励每个士兵和平民竭尽全力。我想起了因我提议撤回反坦克导弹营而引起的争论，于是说道，坏消息可以使那些没有直接投入西岸战斗的部队更加乐于增援在西岸作战的部队。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伊斯梅尔显然对总统唯命是从。直到战争结束时，我国的宣传工具一直在撒谎。

　　 战争结束后还继续撒谎。十月三十日，第3军团已陷入绝境，埃及报纸还刊出了如下头一号标题：“我军完全控制着德维斯瓦和苏伊士城之间的运河西岸地区”、“第3军团正在获得正常补给”。除了在那里受煎熬的士兵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情人外，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第3军团被包围了。于是，谣言四起。这是一场大得无法掩盖的灾难。埃及人已学会相信传闻而不相信报刊。但是，当局否认事实真相，总统甚至在人民议会上也矢口否认。（萨达特在回忆录中仍然继续混淆视听。）

　　 十二月五日十七时，我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阿诺·德博什格拉夫的采访（这是通过正常渠道安排的）。我没有泄露任何军事秘密，但谈话很随便。按照规定，同记者谈话的副本必须呈送我国的新闻检查部门。第二天，伊斯梅尔召见了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阿拉伯文译本。他问这些话是不是我讲的。我说是的。他说我不应该这样讲，我应该事先同国防情报部一起审查谈话内容。

　　 我说：“我怎么可能去问情报部呢？他们是我的部下。我比情报部长更知道需要保守哪些秘密，我的眼界更宽广，情况也了解得更深入。我们为什么要掩盖除我国公民外世界上每个人都已知道的事实呢？”

　　 伊斯梅尔自己刚刚同《金字塔报》总编辑侯赛因·海卡尔进行了一次很不谨慎的谈话。因此，我又说：“有些事情，比如战争爆发以来我军的损失和增援情况，外界并不知道，因此我拒绝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却认为可以把我军的损失告诉海卡尔，而且他立即就公诸于世了。如果敌军发现我方十月六日以后的增援情况——他们很可能会发现——那么，他们就会估算出我军的现有兵力。”在随后的争论中，双方就都直言不讳了。伊斯梅尔让我给德博什格拉夫打电话，撤回谈话内容。但是，我坚持原则，予以拒绝。

　　 五天之后，十二月十一日晨，我看到《金字塔报》以大字标题登出“运河东西两岸的我军向前推进了十公里”，并且说消息来自开罗的联合国紧急部队司令部。这真是弥天大谎，根本没有此事。我怒不可遏，开始追查消息来源。据我们派往紧急部队的联络官报告，联合国并没有发布这类消息。国防情报部也否认知道此事。那么，就剩下两个消息来源了。《金字塔报》的总编辑和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

　　 当我去见伊斯梅尔时，他也否认知道此事。然而，据我看，他是做贼心虚。我发了脾气，大声喊道：“有人必须为此受到惩罚。这种行动是愚蠢的、荒唐的，只会造成危害。它在向全国撒谎，也会使我们在国际上成为笑柄。我们必须找到罪犯并加以惩处。”

　　 伊斯梅尔说道：“你有什么权利生这么大的气？你是新闻部长吗？他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我问道：“他们？他们指谁？”

　　 伊斯梅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既没有权利干涉情报部门，也没有权利干涉新闻部门。”

　　 我回答说，作为参谋长，我有权干预任何对武装部队有影响的事情。接着，由于伊斯梅尔的话使我更加生疑，我又去找新闻部长交涉。十三时之前不久，我到了哈特姆的办公室。我扼要地向他陈述了我对我国新闻政策的看法，特别是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最后，我说：“我无权去问两个人，一位是国防部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另一位是《金字塔报》总编辑侯赛因·海卡尔。我只好找你了解情况。”

　　 由于我大发雷霆，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早晨，《金字塔报》刊登了一条更正启事，并作了十分拙劣的辩解。但是，现在已可看清，萨达特本人就是这一谣言的根子。他甚至在回忆录中还重复了这一谣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准备肃清敌军在德维斯瓦地区的袋形阵地。我军开始了一场消耗战……我们每天都收复大片的领土，有时向前推进几码，有时几英里，但是我们始终在向前推进……”这是弥天大谎。但是，这也说明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十月一日以后，我回过一次家。那是在十月七日的战斗间隙中，我回家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了衣服。到十一月中旬，局势己平静下来，我不必继续与部队呆在，一起或者呆在总司令部内了。我甚至有时间重新开始我每天的体育锻炼了。在六个星期里，我的体重几乎掉了十四磅。但是，当第3军团的四万五千名官兵仍被围困时，我怎能休息呢？我暗暗发誓，除非与他们恢复了联系，否则我决不回家。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说服自己在家住一个晚上。我对自己说，在经过七十三天的相当原始的生活之后，洗一个热水澡，在没有来回巡逻的卫兵打扰的情况下美美地睡上一觉，对我是有益的。所以，十二月十二日十七时，我准备回家了。那一天，我总是被一种潜意识所困扰。由于一时冲动，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私人日记本。我习惯地在日记本中记下每件大事。我又从保险柜里取出最重要的文件，并且把日记和文件塞进公文包，然后离开办公室。

　　 大约二十时，我希望渡过一个平静的夜晚的美梦破灭了。电话铃响了，是伊斯梅尔打来的。他说，他正在国防部内他的办公室里，他希望会见我。我说，这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在家过夜，我已经换上宽松的便裤了，如果不紧急的话，我希望改在明天。伊斯梅尔友好而恳切地说，我可以穿便服去，事情非常重要。我换了装，半个小时内，我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看见贾马斯和马蒙也在那里，立正站着，仿佛伊斯梅尔正在作指示。当我进去的时候，讲话停止了。伊斯梅尔让他俩走开，然后滔滔不绝地闲聊起来，但是慢慢地转到了正题上。伊斯梅尔：“总统已经决定解除你的军职。他签署了一个命令，任命你为外交部门的一名大使。你将从明晨八时起到外交部上班。”

　　 沙兹利：“我谢谢总统的任命，但请转告他，我不能接受大使职务。我愿意呆在家中。”

　　 伊斯梅尔：“你是不是拒不接受总统叫你到外交部报到的命令？”

　　 沙兹利：“听着，将军，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总统在给我以恩惠的话，我有权接受或谢绝。如果他将此作为一种惩罚，我也拒绝，并且要求提交军事法庭，以便澄清所有的事实。”

　　 伊斯梅尔：“你的话非常重要。我能告诉总统吗？”

　　 沙兹利：“电话就在你旁边，你可以立即给他打电话。”

　　 随后，伊斯梅尔改变了策略，并且试图使我认识到，拒绝执行总统诸如此类的命令是不明智的。

　　 沙兹利：“如果我拒绝的话，总统会怎么办呢？把我提交军事法庭？请便，我不介意，我已作好各种准备。”当我离开时，我再次表示不去外交部。

　　 我回到家里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妻子。我说：“我很高兴，他们终于采取行动了。长久以来，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一直使我闷闷不乐。但是，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候，我决不能辞职。”我的妻子很有胆识，她支持我的决定，并且以她惯有的刚毅精神使我放宽了眼界。她说：“感谢真主，你是在武装部队在你担任参谋长期间跨过运河之后离开部队的。感谢真主，你离开部队时，我们俩都很健康，在你结束四处奔波的生活之后，让我们一起欢度余生吧！我敢说，如果把我们结婚以来你在家的时间都加在一起的话，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我们都笑了，于是开始庆祝在武装部队三十三年多以后转入平民生活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

　　 但是，那个夜晚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当天早晨，德博什格拉夫曾经请求见我，以表达他对那次谈话的感谢，尽管我国的新闻检查部门不准许他发稿。我说，他可以晚上来我家。我从伊斯梅尔那里回来后刚过十五分钟，德博什格拉夫偕同夫人来了。我告诉他有关我个人的消息，并且看着他那吃惊的神情发笑。我说：“不过，你还是幸运的，你是世界上第一个得知此事的记者。”他们在我家呆了两个小时，我们都非常愉快，我的妻子和我都兴高采烈，德博什格拉夫因此而怀疑我们是否在捉弄他们。当然，在我向他保证这是真的以后，他担心祸根是他的采访稿。诚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仅仅是原因之一。我不想让他感到内疚。因此，我叫他放心，他的采访稿与此事毫无关系。可是，当德博什格拉夫和夫人大约在晚上十一时告辞时，他仍然十分担忧。

　　 十五分钟后，在我准备睡觉时，电话铃又响了，这是穆巴拉克打来的。他有“要事”要见我。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已经被解职了，因此我想辞而不见。但是，他坚持要见我，我不得不向他透露了消息。穆巴拉克说：“噢，我知道了。这正是我想见你的原因。我给你带来了总统的口信。”

　　 我不耐烦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欢迎。我等你。”

　　 他大约在晚间十一时三十分到的。他说：“总统高度欣赏您在平时和战时对武装部队所作的贡献。但是，您和国防部长的关系不好，又总是吵架，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任命您为大使绝不意味着降级。您将担任级别和薪金相当于部长的大使。总统建议派您去伦敦。您知道，这是外交部的一个美缺。为了最后表示他对您的钦佩，总统要提升您为上将。他希望您会接受大使职务。”

　　 我说：“如果总统召见我并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话，事情就会好些。总统始终十分清楚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和我的关系，让他告诉我，这只能意味着总统同意伊斯梅尔将军的立场。因此，我实在不能接受此项任命。我愿意呆在家中。”我又讲了我对伊斯梅尔说过的话：如果是奖赏，我有权谢绝；如果是惩罚，我希望公开惩处。

　　 穆巴拉克告辞时，已过了午夜。即使到那时，他也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第二天，亦即十二月十三日，我从报纸上得知，第3军团司令瓦西勒将军和第2军团司令哈利勒将军也被解除了军职。（不久以后，被哈利勒将军接替的马蒙也被解职了。）他们两位被任命为副部长级的文职省长。至此，终于找到了替罪羊。

　　 滑稽的是，总统没有胆量宣布此事。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报纸上登载了贾马斯将军已被任命为参谋长的消息。只字不提我的遭遇。喜剧开场了。总统适时签署了将我派往伦敦的命令：报纸照例公布了我的任命。我始终坐在家中，根本没有到外交部那一带去过。（十二月十四日，我曾返回办公室，整理个人的物品。我的卷宗已被洗劫一空。）新年来临时，我认为，这是当面告诉总统我不想担任此职的时候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总统在阿斯旺召见了我。

　　 我在总统冬季别墅的花园里见到了他。总统非常和蔼可亲，询问了我家里人的情况——我们的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些情况。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感谢真主，一切都好。

　　 他突然说道：“不、不，情况并不很好。我很失望。你怎么会那样呢？你疯了吗？我派胡斯尼·穆巴拉克去见你，而你拒不接受我的口信。”

　　 我说：“总统先生，我不是不高兴离开武装部队。每个当兵的，总得给别人腾出位置来。使我伤心的是解除我军职的方式以及将这一决定通知我的方式。在您任命伊斯梅尔为国防部长时，我就提醒过您注意我同他的关系。”

　　 萨达特说：“这正是我决定你必须离开的原因。我没有时间调查你们谁是谁非。我不想卷入你们的争吵。你知道我为什么解除马哈茂德·法齐的总理职务并且亲自兼任这一职务吗？他抱怨有些部长不执行他的命令。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裁决高级官员的争吵上。要么你走，要么伊斯梅尔走，我认为还是你走的好。因此，我让你担任我们最好的职务之一。在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告诉我你拒绝这一职务时，我原以为是他夸大其词，或者可能是你不愿意听他说话。因此，我就派胡斯尼·穆巴拉克去见你，你仍拒绝接受。我甚至考虑亲自去找你，但胡斯尼劝我不要这样做。”他突然大笑起来：“我想他可能怕你。你怎么会让部下怕成这样？”

　　 他接着对我在武装部队中，特别是在渡河战役中所作的贡献表示钦佩，并且向我保证他仍然信任我。“我把你派往伦敦，不仅仅出于你的声望。我们正在同德国建立联系，以便得到新式武器。我希望你去处理一切。我国现任驻波恩大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对军事一窍不通。我了解他，他和我住过同一个监狱。”

　　 我回答说，要是这样，我准备接受这一职务。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我们同英国关系中的某些特殊问题。当我告辞时，已经快到下午一时三十分了。我前往“古老的大瀑布”饭店进午餐并等待下午飞往开罗的班机。爱打听消息的《金字塔报》总编辑侯赛因·海卡尔也在那里，他缠住我说话。我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但没有提及购买欧洲武器一事。

　　 爱看欢乐结局的读者应该就此停止阅读。事实上，阿斯旺之行带来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我在情报部门的朋友不断向我通风报信。奇怪的谣言开始流传，说我是去伦敦送死的。经过一番国际宣传后，以色列人似乎把我视作其不幸之根源。据谣传，我在伦敦将成为一个易遭犹太复国主义或以色列极端分子杀害的目标。这就是派我去伦敦的动机。

　　 我毫不理睬这一谣言。历尽沧桑和艰险之后，我成了一个宿命论者。但是，我很快被迫得出下述结论：萨达特总统非常希望我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萨达特驱车前往人民议会表彰武装部队在战争中所作的贡献时，有三个人不在场：沙兹利将军、瓦西勒将军和马蒙将军。接着，总统颁发了纪念章，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

　　 当时，我正在家里从电视上观看这场精彩的表演。我的妻子非常气愤，她要关掉电视机，但我坚持要看。这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看电视时，我突然想起萨阿德·马蒙战前在总司令部我的办公室里说的话：“如果渡河失败，我敢说有三颗人头要落地。”渡河胜利了，但是这三颗人头照样落地了。

　　 为了增加喜剧色彩，阿萨德总统不久在大马士革举行了一次类似的祝捷典礼，并且在典礼上给叙利亚的战斗英雄授勋。广播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象数百万埃及人一样，我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广播。我被授予了叙利亚最高军事勋章。在宣布我的名字时，出席典礼的人们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我定于五月十三目前往伦敦。在我离开的几天前，国防情报部副部长里法特·侯赛因正式告诫我，一伙以色列极端分子计划在伦敦暗杀我。我的行期不应事先公布，我要极其小心在意。所以，在事先没有公布的情况下，我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三日抵达伦敦。

　　 伦敦是一个可人心意的城市。虽然我很谨慎小心，但是我的生活很快就走上正轨。我的妻子和我在那里结交了许多朋友。唯有开罗对我采取了敌视态度。

　　 我开始听说，萨达特总统越来越刺耳地指责我应对以色列在德维斯瓦的突破负责。以后又听说，当我十月十九日从第2军团返回作战室时，我的神经完全垮了。最后，萨达特竟说，他当场就解除了我的职务。

　　 我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这一切，因此我开始对自己的安全担忧。我用假名为妻子和自己搞到了两份利比亚护照，作为防范不管来自哪一派的刺客的第一步措施。

　　 然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最后又是一场喜剧。我来到伦敦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国武官前来见我。他非常为难，不知如何开口是好。最后，他突然说；“将军，先生，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我希望您，先生，能够谅解我的处境。您被授予军事荣誉星章。开罗要求我转交阁下这枚勋章和证书。”

　　 我安抚了一下这位年轻人，说他的想法证明他品德高尚，我非常理解——这是人之常情。我接受了这个小盒子。叙利亚的勋章已在六个月之前送来了。尽管如此，当我把勋章盒放进衣袋里时，我仍然认为送晚了总比不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