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第六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十月六日，星期六
十三时正，萨达特总统在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的陪同下抵达十号中心，直接来到作战室。从清晨起，我们就已经各就各位。最高统帅部各成员的座位设在一个低台上。武装部队各军种司令的指挥位置就在他们的通信控制台旁，四周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正面是悬挂地图的墙壁，玻璃屏幕上标示着最新的情况，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到两条战线上战况的每一个细节。房间里萦回着电话的嗡嗡声、发报机滴滴答答的敲打声以及人们为了掩盖紧张心情而故意压低调门的说话声。
H时（进攻发起时间）定在十四时三十分。届时，步兵的第一突击波将奋起越过我方沙垒，拖着橡皮舟涌向水边，并在对岸登陆——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长的旅程。我们在等待时都尽量保持镇静，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海军、炮兵、别动队、工兵侦察组都在检查最后的准备工作。
我们的战斗轰炸机的飞行员都已经井井有条地扣上了安全带，接通了救生系统，并且检查了座舱仪表。军械兵把托架从载满炸弹的机翼下推开了。高悬在作战室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十三时五十分。空军指挥台上的电话嗡嗡作响，传来了各基地的报告：“起飞准备完毕。”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些飞机在阳光照耀下搏击长空的壮丽情景。它们从黑洞洞的防冲击波机窝中滑行出来，耀眼的阳光衬托出飞机黑色的身影，清晰的机翼轮廓上点缀着悬挂的炸弹。接着，机声隆隆，尘土飞扬，一队队闪闪发光的战鹰在前轮的引导下缓慢地滑向起飞线，机尾排出的气体使炙热的地面闪烁着光亮。突然，马达轰鸣，飞机加速起飞……
十四时正，我们的二百架飞机从低空飞过运河。它们突向西奈纵深时，机影轻轻掠过敌人的防线。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已是第四次与以色列交战了。
我们的所有炮兵一直在等待这些飞机飞越运河。在我们的战线后面，集结了二千多门火炮。现在，我们的曲射火炮——榴弹炮和重迫击炮——开始向巴列夫防线上的要塞、地雷场和有刺铁丝网倾卸大批炮弹。这时是十四时零五分。在弹幕射击的掩护下，我们的第一批士兵开始渡河。
工兵侦察组乘船到达对岸，检查以军排放易燃液体的喷油口是否已在昨夜的袭击中堵住。与此同时，我们的第一批士兵越过了敌人的沙垒—他们是突向敌人防线后方的突击组。敌人在沙垒后面大约半英里处修起了一座座斜坡式射击阵地，坦克可从这些阵地上对攀越第一道障碍的我军进行射击。我们的突击队携带轻便反坦克武器抢先冲向这些斜坡式射击阵地。
苦湖和提姆萨湖的西岸比较平静。那里可以听到远处的炮声。我们的两栖旅——由二十辆坦克、八十辆装甲输送车和一千名士兵组成——冲入苦湖向东岸挺进。几乎在同一时刻，一个步兵连也搭乘十辆水陆两用车辆开始强渡提姆萨湖较窄的湖面。当我们的榴弹炮和迫击炮炮火把敌人的步兵压制在掩体内时，我们的其余炮兵——平射炮——也进入了发射阵地。十四时二十分，它们开始对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第一波的四千人越过了我侧沙垒，秩序井然地滑到水边。我们事先准备了七百二十只橡皮舟。十四时二一十分过后几分钟，发烟罐开始施放掩护烟幕，我们的第一突击波乘舟奋力强渡，随着“真主伟大……真主伟大……”的口号声有节奏地划动着船桨。
在提姆萨湖方向，两栖步兵连刚刚在西奈登陆。在我们突击部队前方的沙漠中，第一批突击组已经占领了斜坡式射击阵地，正在架设反坦克武器。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敌军坦克正在向前开进。敌人终于开始实施他们的“苏瓦契·约宁” [ 译者注：是古代一名犹太英雄的名字。 ] 计划了。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保卫运河计划的细节。“苏瓦契·约宁”计划是参谋学院式的计划，完全拘泥于一定的程式。他们把苏伊士战线分为三段（北段，中段和南段），每段都包含一条我军可能采用的穿越西奈的进攻路线。
——北段守卫坎塔腊-阿里什方向。
——中段守卫伊斯梅利亚-阿布奥格拉地区。
——南段防止我军从苏伊士运河向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推进。
——在每个地段上，防御配系都由两条防线组成，再加上一支预备队。
第一线：沿运河设有三十五个巴列夫式要塞和支撑点。在各要塞之间的间隙内，每隔一百米（一百一十码）就有一处坦克射击阵地。
第二线：距运河三至五英里。一共部署了三个营，每个地段一个营，每营四十辆坦克。
预备队：部署在距运河十二至二十英里的后方。共有三个坦克旅，每旅配备一百二十辆坦克（但要减去部署在第二线的一个营）。实际上，每个旅——每个地段一个旅的坦克是这样区分的：四十辆部署在前边，其余八十辆留作预备队。
戒备：第二线部队前推到河边的射击阵地上或者稍后一点的斜坡式射击阵地上。预备队前推到第二线。
这时，第一线防御配系将由巴列夫要塞中的步兵旅和三个坦克营的一百二十辆坦克组成。第二线将由三个坦克旅的其余二百四十辆坦克组成。任何新的增援部队均须越过西奈半岛从后方调往前线。
反应速度：我们估计，敌人可能在H时之后十五至三十分钟内用坦克连或坦克营规模的分队发起反冲击，旅规模的反击可能在我军发起进攻大约二小时后进行。
为了压制敌军，我们将使五个步兵师渡过运河。他们将从尽可能宽的正面上（几乎沿运河全线）越过运河。但是，我们的主要突击力量将集中在五个地段上，每个师负责一个地段。从北到南，五个师依次为：
——第18师沿坎特腊-阿里什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2师沿伊斯梅利亚-塔萨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16师沿德维斯瓦-塔萨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7师沿沙卢法-吉迪山口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第19师沿苏伊士城-米特拉山口轴线进攻，然后转入防御。
此外，我们还派两栖旅和一个两栖连越过苦湖和提姆萨湖。
北边的三个师组成第2军团。南边的两个师组成第3军团。然而，如果只把他们看作步兵师，那就错了。每个师都必须随时准备固守自己的桥头阵地，抗击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因此，每个师都得到一个坦克旅（三个营）、一个SU-100自行反坦克炮营和一个反坦克导弹营的加强。此外，步兵本身还拥有他们能拿得动、拖得走的各种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交锋——基本上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术的坦克和新一代步兵武器之间的第一次交锋。现在，战报已经开始涌进作战室，我们时刻都在密切注视战况的发展。
十四时三十分至十四时四十五分：我方第一突击波已经登陆。四千名士兵占领了各支撑点之间的沙垒。橡皮舟已在返航，每舟由工兵舟船营的两名士兵操纵。当敌人的第一批坦克冲向运河时，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尘土迷漫。我们的突击组有很多已经抢在敌军坦克之前占领了斜坡式射击阵地。而且，占领了沙垒的我军士兵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向前开进的敌军坦克射击。但是，击退敌人第一批装甲车辆主要靠部署在西岸我方沙垒上，向巴列夫防线后方射击的坦克，重型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导弹。
我们的火力一方面继续对敌方支撑点进行射击，同时掩护各工兵排把水泵运到对岸，开始执行在沙堤上打开七十条通路的任务。我们的计划只允许他们用五至七个小时完成任务。
在苦湖，我们的两栖旅已经开始在东岸登陆。我们的飞机在完成了第一次袭击后，正在返航。它们的航程很短，因此所有的目标都选在西奈，其中包括：敌军机场、防空导弹发射场、电子干扰站和军事司令部。袭击中，我们损失了五架飞机。（这是我方飞机到十月七日八时止的全部损失。）我们的飞机都沿安全走廊穿过我方萨姆导弹防御地带返航。在西岸，第二波步兵正在进行准备。激烈的战斗是否会打乱复杂的渡河部署。再过十分钟就可以见分晓。第一波中的每只橡皮舟上都有一名士兵手持一个标志，上面标有发光号码（即该舟的编号）。他将把它插在对岸，作为登陆标志。在标志旁边，舟上的共他士兵则从沙垒顶端放下绳梯。各舟必须沿着精确的航线前进，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下一波不致与上一波失去联系，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干扰在两个渡口之间的间隙里工作的工兵。同一个连内的各舟之间保持二十五码的间隔。连与连之间的间隔为二百码；营与营之间的间隔为四百码；旅与旅之间的间隔为八百码。两个师之间（实际上就是两个桥头阵地之间）的间隔达九英里。在每个师的地段内，我们的工兵要在这些间隙中开辟通路，组装门桥、轻型桥和重型桥，把桥梁架过运河，然后使之保持畅通。因此，间隔距离很紧凑。
第一波已经过河了。作战室里一片欢腾，总统和伊斯梅尔将军一起离开作战室稍事休息。
十四时四十五分我们的安排顺利实现。第二波于十四时四十五分抵达敌岸。此后，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波抵达对岸。
十五时：攻下了巴列夫防线上的第一个支撑点。我们已经俘获第一批俘虏。敌人的首批空袭开始了。在头几分钟内，我们的萨姆导弹就击落了四架敌机。
十五时十五分：第四波已经登陆。第五波已做好准备。我们的桥头阵地的纵深仍然只有二百码。于是在第四波抵达后，我们已把二十个步兵营——共八百名军官和一万三千五百名士兵及其轻便的和徒手拖拽的支援武器——运到西奈。敌军炮兵和我军架设在西岸沙垒上的火炮之间的炮战仍在继续，但是突击步兵越来越多地分担了击退敌方攻击的重担。
十五时三十分：我们的工兵在激烈战斗的喧闹声中，泰然自若，他们报告说开辟通路的工作已取得很大进展。因此，我们通知各舟桥营准备从集结地域转移到运河岸边的装配场。
十六时：敌机又进行了多次空袭。我们的萨姆导弹又击落了一批飞机。巴列夫防线上更多的支撑点被攻克。
十六时十五分：第八波已经登陆。至此，我们已有十个步兵旅跨过了运河，共一千五百名军官和三万二千名士兵，以及他们的全部武器。在稳步推进的步兵前锋线后面，组织了五个师级桥头阵地。每个桥头阵地沿运河延伸五英里宽，深入西奈半岛一英里多。西岸在继续进行火力掩护，但是击退敌人装甲部队的重任已主要由我们的突击部队承担起来。我们的炮兵已经向西奈更远的目标延伸火力。我们的先头步兵可以充当弹着观察员。昨晚渗入西奈的我方远程巡逻组正准备采取行动，阻挠敌增援部队顺利到达。
十六时三十分：十个工兵舟桥营排成长长的纵队开到运河边，并开始将舟节推入水中。同时，负责组装三十五个门桥的工兵部队也携带预制构件来到河边。
十六时四十五分：舟节泛水后，各工兵背就开始把两、三节初步组装在一起。有些舟桥将以比其他舟桥快得多的速度建成。 [ 注：每个师基本上配备两种桥：两座TPP型桥或者一座PMP型桥。一般说来，架设一座TPP型桥需要六至八小时，而架设一座PMP型桥只需要三至四小时。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沙堤障碍，使用后一种桥就会省出十分宝贵的四个小时。但在我们的具体情况下，架桥活动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工兵忙于在沙堤障碍中打开七十个缺口时进行的。只有打开了缺口，才能通过桥梁和门桥将部队输送过河。结果，TPP型桥在打开缺口的两小时之后架设完毕，而PMP型桥在打开缺口的一小时之后才能准备就绪。因此，实际上只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问。尽管如此，我们仍须将这个小时视为PMP型桥的一大优点。此外，PMP型桥的通行量为TPP型桥的两倍。 ]
十七时：工兵开始组装门桥。巴列夫防线上更多的支撑点被我军攻克。
十七时十五分：开始为在东岸集结坦克和车辆进行准备。宪兵也已随最近几波步兵乘橡皮舟渡过运河，舟内装满了用不同号码和颜色制作的标志。他们开始布设这些标志，作为利用门桥或浮桥过河的车辆的路标。这一阶段的渡河活动即将结束。十七时三十分：初期突击中的第十二波，也就是最后一波步兵已经抵达运河对岸，并已越过沙堤障碍。在三小时内，我们已把五个加强步兵师（共二千名军官、三万名士兵和能够随身携带的所有武器）以及五个反坦克导弹营的人员和装备运过运河。我军进攻的开始阶段大获全胜。每个师现在都控制了一个半圆形的桥头阵地，该阵地沿运河宽五英里，深入西奈二至二英里半。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工兵能以多快的速度打开通路，使坦克和重型火炮与已经投入战斗的步兵会合。
十七时五十分：乘着暮色降临，我军用直升机在西奈纵深空投了四个突击队营。这些部队将在夜色的掩护下集结和投入战斗。
十八时：我军准备第一批渡河的坦克、反坦克炮和共他车辆开始从集结地域向指定的渡口运动。
十八时十五分：工兵实际上已经完成门桥的组装工作。一旦在对岸沙堤中打开通路，这些门桥即应开始把坦克运到对岸。
十八时三十分：我们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沙堤中的第一个缺口被打开。一个筋疲力尽的工兵排用了四个小时才把它打开。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在桥头阵地上，我军步兵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现在，每一个桥头阵地的纵深已有三英里多。巴列夫防线中每一个仍在坚守的支撑点均被孤立，今夜已无获得解救的希望。
十八时三十分至二十时三十分：沙堤中的所有通路均已打开，仅运河最南端地段上的通路例外，那里的沙土已变得泥泞不堪，无法清除。所以，我们只有六十个通路，而不是七十个。这意味着我们也将无法使用该地段的四个门桥和三座浮桥——两座重型桥和一座轻型桥。这些门桥和浮桥本来是要将装备通过沙堤中的缺口向前运送的。但在其他各处，我们的工兵创立了多么艰苦卓绝的丰功伟绩啊！
三十一个门桥正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渡口往西，我们的坦克和准备第一批过河的车辆排成了长蛇阵。浮桥已完全组装起来，横跨在运河上。工兵已着手进行最后阶段的工作，亦即把它们按指定位置固定起来，并在沙堤缺口中铺设坡道。渡河指挥部的联络官已在运河东岸就位，负责引导车辆的长龙按照指定的路线前进。二十时三十分，第一座浮桥通行了，时间正好是在缺口打开之后两小时。该师二百辆坦克中的第一辆开到了水边，在颠簸中驶到了对岸，桥身下的空浮舟随着坦克履带刺耳的隆隆声而发出回响，整个河道也因此回荡着喧闹声。我记得，当作战室的电话里传来这一消息时，我坚定地告诫自己坚持原先的估计：只有在十八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能断定渡河已经成功。但是，我同时又悄悄地提醒自己，我们已经打赢第一个回合。
二十时三十分至二十二时三十分：在以后的两个小时内，所有的浮桥都已通行（南段由于泥泞而受阻的三座浮桥除外）。在八小时内，我们的工兵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在沙堤障碍中打开了六十个缺口，冲刷掉十一万七千多立方码的沙子；
——架设了八座重型桥；
——架设了四座轻型桥；
——组装和使用了三十一个门桥。
这一成就于二十二时三十分达到了高潮，这时运河上的每一条通道终于都畅通无阻了。此时，双方的炮战已经稀稀落落。但是，敌人仍在继续进行空袭——现在集中攻击我们的浮桥。由于事先就预见到这一点，我们已经相应地部署了各萨姆导弹连。到二十二时三十分，我们的防空配系一共击落了二十七架敌机。
十月六日二十二时三十分至十月七日八时：至十月七日（星期日）一时，已有八百辆坦克和三千件其他装备（四个桥头阵地的所有准备第一批过河的车辆）越过了运河。只有最南面的地段还有问题。南段的渡河活动虽然没有停顿，但是进展非常缓慢。通路已经打开，但是地面很滑，这就造成了麻烦：在凌晨几小时内，我们的步兵终于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把桥头阵地扩大到运河以东五英里处。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敌方装甲部队的队形被打乱了，陷入一片慌乱。但是我们注意到，敌军分队指挥官，甚至单辆坦克，整夜都在继续战斗。显然，他们的素质胜似其上级指挥官。敌军若干辆坦克曾两次突破我们的步兵防线并推进到河边，炮击我们的浮桥和门桥，造成了重大破坏。但是，这只是一种垂死挣扎。我们的步兵用RPG-7轻便反坦克火箭筒和RPG-43反坦克手榴弹进行了反击。日出前，敌军少数残存的坦克撤走了。
同时，我们的工兵加紧了修复工作。现代化的军用浮桥都是用若干个舟节连接起来的，所以通常只需拆下损坏的舟节，换上新的。这是十分费力的工作，但是所花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我们预料，敌人会在拂晓进行空袭，因此我们在夜间移动了浮桥的位置。虽然我们只组装了八座重型桥和四座轻型桥，但在沙堤中却打开了六十个缺口，以便自由选择架桥位置。每一座浮桥都有五个位置可供选择。三十一个机动灵活的门桥只要改变航线就能适应这一变化。
十月七日，星期日
到八时止，渡河战斗已经告捷。防守巴列夫防线的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几乎全部就歼。敌军的三百六十辆坦克中有三百辆被击毁，几千人被击毙。我军损失了五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二百八十人阵亡——这相当于我们投入战斗的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坦克的百分之二，作战部队的百分之零点三。在十八个小时内，我们已有九万名官兵，八百五十辆坦克和一万一千部车辆渡过了运河。
敌军陷入了混乱，在战术地幅内实际上已不再有装甲部队。而这又偏偏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国防情报部的估计曾预言敌军动员起来的预备队将于H+6至H+8小时发起大规模反击。但是直至今天早晨，也就是我军发起突击后十八小时，还没有迹象表明敌军预备队已投入战斗。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敌人何时发起大规模反攻，是八日呢，还是九日？”
星期日是双方竞相为这场大规模战斗做准备的日子。我军欺骗活动的成功使敌人在这场竞赛中享有了一些有利条件。最大的有利条件是我们的部署情况完全暴露了：五个地段，每个地段上一个大大加强的步兵师；我军在桥头阵地前沿采用的战术；我军稳步向前推进时十分谨慎；我军的萨姆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性能、密度和效能。敌军可以在相当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计划他们的反击。他们的预备队在我军突击的后期才动员起来并作好战斗准备，因此他们可以灵活地发起攻击，而基本上不必去管我军的计划以及我军步兵取得的战果。
公正地说，由于星期日的战事相对平静，使我们有可能做了三件事。我们几乎放弃了在运河最南端架桥的企图。然而，我们却利用星期天让配属给该地段第19师的坦克和重型武器从北边第7师的浮桥上跨过了运河。同时，各军团的每个师都加宽了桥头阵地的正面，缩小攻击初期在各桥头阵地之间留下的九英里宽的间隔。（我挤出几小时回家洗了一个热水操，换了衣服，这是十月一日以来我第一次在家里过夜，此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家，直到十二月十二日为止。）
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们把十万人、一千零二十辆坦克和一万三千五百部车辆运过运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战斗第一天渡河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记录在案，特提供详情如下：
——三万二千人乘橡皮舟渡河；
——一千人乘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输送车渡过苦湖和提姆萨湖；
——四千五百人搭乘坦克和装甲输送车用门桥渡河；
——一千五百人从轻型浮桥上过河；
——六万一千人从重型浮桥上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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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组织战场勤务。我们的士兵在渡河时只带了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给养、四品脱多一点的水以及他们所能携带或拖拽的全部武器和弹药。现在必须给这十万人以及他们的一千零二十辆坦克和一万三千五百部车辆进行补给。但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勤务系统已被打乱。渡河顺序排在第一至第五批的所有勤务部队几乎都已经过河。然而，人员伤亡以及南段出现的问题导致了混乱。部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在战斗地域内，星期日可以说是相对平静的，但是敌人仍在进行空袭，在西奈的其他地区，我们的特种部队仍在战斗。我们的两栖旅已经从苦湖向东分两路同时向米特拉山口和吉迪山口开进。其任务是破坏敌南段指挥与通信系统。敌南段司令部设在米特拉山口的入口处。星期日八时十分，该司令部被包围，并遭到猛烈的射击，同时我军两栖旅的其他部队也对附近的雷达和电子站进行了袭击。吉迪山口方向的那一路部队已通过山口，并继续向东深入西奈。昨天天黑前乘直升机空降的别动队小组也已投入战斗，伏击敌人向西行驶的车队。由子敌人未将我方获得的成功告诉其预备队，因而在不知我军辉煌战果的敌军预备队中引起了一些惊慌。第二天清晨，战斗出现了高潮，吉迪山口方向的我军对敌人设在比尔萨马达的空军基地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袭击，然后成功地撤回到我军防线内。
十月八日，星期一
我到前线与战地指挥官商讨战况和后勤问题。我们的桥头阵地正在巩固。五个师级桥头阵地连成了两个军团级桥头阵地。第2军团桥头阵地（包括第18、第2和第16师）北起坎塔腊，南至德维斯瓦。第3军团桥头阵地（包括第7和第四师）从苦湖一直延伸到运河最南端的陶菲克港东边的一个地点。每个桥头阵地的纵深己超过六英里。除了最北端和最南端的两个要塞之外，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巴列夫防线上的所有要塞。最南端的要塞也已被包围，肯定很快就会陷落。我军防线的弱点是两个军团桥头阵地之间二十至二十五英里的间隙（大体上与苦湖东岸相当）。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让两个军团相互靠拢，弥合间隙，使两个军团桥头阵地联成一片。这一间隙大部分处在我方萨姆导弹的防护范围之外。
敌军也利用星期天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几百辆坦克已经开到西奈。尽管三个前方装甲旅的人员伤亡惨重，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但是它们被击毁的三百辆坦克已经得到补充。另外五个完全没有使用过的装甲旅也已经投入西奈。至星期一早晨，敌军已经改编成下列三个集团：
——三个装甲旅在布伦·阿丹将军的指挥下负责北段。
——三个装甲旅在阿历克·沙隆将军的指挥下负责中段。
——二个装甲旅在艾伯特·门德勒将军的指挥下负责南段。
在数量上，我军看起来实力相当。敌军的八个装甲旅有九百六十辆坦克，包括“百人队长”式、M-48和M-60，所有的坦克都以105毫米火炮作为主要武器。我们有一千辆坦克：二百辆T-62（装有115毫米火炮）、五百辆T-54和T-55（装有100毫米火炮）、二百八十辆T-34（装有85毫来火炮）、二十辆T-76水陆两用坦克（装有76毫米火炮）。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真相是，敌人现在享有相当大的优势。
原因有三。第一，在开阔地上，除了T-62之外，我们的坦克都无法与敌人的105毫米火炮匹敌。第二，我们的空中力量仍然很弱。坦克如果没有空中掩护，只能坐以待毙。第三，在突击初期，为了加强步兵，我们已把装甲部队分散配置在他们中间。我们的半数坦克编成了若干个营，每营三十一辆，并固定配属给步兵旅。另一半编成几个旅，每旅一百辆，临时配属给步兵师，直至各师能确保自己的防御工事不被敌人装甲部队的反击所突破为止。我军装甲部队几乎无法机动。敌军可以把他们的坦克真正作为坦克使用，而我们却只能把坦克作为自行反坦克炮使用。这并非由于我们无知。这是我们为了避己之短、克敌之长而故意采取的措施。
在此后的两天内，由于敌人迟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们的上述做法收到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我们曾设想他们很快就会识破我们的战术。我们还曾预测他们可能作出的最好的反应是：利用他们的机动性集中力量对付我们的一个地段，亦即用一支规模足够大的装甲部队来突破我们的一个桥头阵地。（当然，我们也制订了在我们看来能够挫败敌人这一策略的相应措施，但是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敌人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战术。）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随着星期一早晨时光的流逝，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正在犯一个大错误——消耗自己的力量。
这天上午，以军一个装甲旅对第18师的防线发起了进攻，同时另一个旅也对第2师发起了进攻。这两次进攻都被粉碎了。星期一下午，敌人又发动了同样徒劳的进攻。两个装甲旅在菲尔丹方向上对第2师发动了一次协同进攻。另一个旅在德维斯瓦方向上对第16师发起了攻击。对第2师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了。他们在攻击第16师的过程中所受的损失只比进攻第2师时的损失稍轻一点。
但是，当我在那天早晨驱车前往前线时，这些攻击还没有开始。我们原先预计敌人会发动更为猛烈和集中的攻击。我首先驱车来到第2军团司令部，然后来到第2师，接着又到了第3军团司令部，最后视察了第7师。看到我军高昂的士气，我感到振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连续两夜没有睡觉，但是胜利向来是一付兴奋剂。当我驱车从他们身旁经过时，许多人边招手边高喊。“第四十一号指示，我们照办了！”，“第四十一号指示，卓绝的指南！”第四十一号指示是我下达的关于如何渡河的命令。
第2师师长哈桑·阿布·萨阿达准将围着他的前线司令部迈着大步，和他的士兵一样精神振奋。他充分相信，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他的士兵能够击退敌人可能发起的任何进攻。在他的乐观精神的感染下，我花费了几分钟珍贵的时间来履行我个人的一项诺言。上星期五——就好像是过了一生似的漫长的七十小时之前——当我注视着被我们称为“东伊斯梅利亚”的敌人要塞时，我曾暗自许下心愿：把它拿下后，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看一看。萨阿达准将的部队已在我到达前几小时把它拿下来了。当我最后终于走进敌人的这个要塞时，一种奇妙的感情油然而生。跨进大门时，我默念“感谢真主，真主伟大！”
在南边仅仅几百码的地方躺着四个悲剧性的纪念物，标志着我们为取得这次胜利而付的代价。它们是我军自己的坦克，但由于误会而被自己人击毁了。这一事件发生在几小时之前。当时，第2师和第16师正在弥合它们之间最后的空隙。第2师由三辆坦克组成的一个排向南开进；第16师同样的一个分队也在向北行驶。当他们同时抵达一条山脊时，双方仅距仅五百码。出于条件反射，所有六辆坦克都同时开火。双方都有两辆坦克被击中。这是对他们的作战技能的一种悲剧性的报答。幸存者的精神状态彻底垮了。（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往往需要接受精神治疗。他们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犯罪心理）
我驱车向南越过苦湖，在我们接近第7师的主桥时，公路上越来越拥挤，在距桥三百码处交通完全堵塞。我只得下车步行，在桥上找到了第7师师长巴达维准将。我们乘他的车继续前进。我们很快就发现，尽管星期日曾出现暂时的平静，但是南段并没有安定下来。我们碰到一个中尉和他的坦克排，他们掉队了，不知道其所属部队现在何处。我们发现步兵已经断了粮水，有些士兵甚至走回西岸用水壶灌水。产生困难主要是由于地面泥泞和水流湍急，我们未能在最南边的第19师地段内架设浮桥。结果，第7师地段内本来已经交通十分拥挤的浮桥还要额外承担第19师的交通运输。
这种情况是可以整顿的。但是，在我与第2和第3军团的工兵主任交谈后，我感到浮桥的情况确实令人不安。在这次突击中，我们架设了十座重型桥（在南段架设了两座，但是未能使用），只保留两座作为备用桥。渡河任务完成之后，我们从每个师撤回了一座重型桥，留作备用桥。但是我们现在才获悉，敌人的空袭炸毁了我们那么多的舟节，使我们损失了相当于三座完整的浮桥。因此，现在只剩下四座备用桥了。
眼下还没有危机。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的战斗。如果敌机胆敢一批又一批地袭击我们的浮桥，他们的空军无疑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总会有一些飞机取得成功，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我突然想到，只要能把石头和沙子倒入水中，我们就可以架起三座几乎坚不可摧的桥梁。第3军团的工兵主任是我有了这个主意后见到的第一位专家，他也相信这是能够做到的。当我问他这需要多长时间时，他回答说，如果有足够的推土机，一个星期就够了。这使我感到惊讶。傍晚，我乘车回到十号中心，对我视察中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欢欣鼓舞，更加坚信我们的战略是可行的，但我也确信我们需要尽快在运河上筑起那样的堤道。 [ 注：我从前线回来时已是傍晚时分。我会见了国防部长，并将在运河堤道上修一座固定桥的主意告诉他。但他十分不在意，并且对我说，他必须得到总统的允许。离开伊斯梅尔将军后，我决定同合适的人员研究此项工程。我首先同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讨论此事。他建议我征求下列人员的意见和帮助：当初他建高坝的阿拉伯合同公司的资事奥斯曼·阿·奥斯曼·艾哈迈德工程师，负责农业改革的部长巴德朗博士，以及苏伊士运河公司负责人马舒尔·艾哈迈德·马舒尔工程师。大约二十一时，他们齐集在十号中心，我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奥斯曼对此项工程最热心。他握住我的手说：“我祝贺您想出了这个主意。我自己也在考虑向武装部队提出这个主张。”至于所需的时间，奥斯曼说，他在进行计算之前无法回答。另一方面，马舒尔则感到震惊。他说：“总统今天指示我制订一份使运河迅速恢复通航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刻，您怎么能提出这种主张来呢？”我回答道，在得到总统准许之前我们不会动工。伊斯梅尔将军将把情况报告总统，并且请他批准。大家一致同意由奥斯曼负责此项工程，其他人则给予他一切可能的支援。大约在二十三时，这批人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十月九日夜，我收到了论证此项计划切实可行性的研究报告。报告说，第3军团的地段内水流很急，在那里修建此项工程要花很大的代价。最合适的地段是德维斯瓦、维尔登和坎塔腊。他们需要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以便把设备和材料运到工地上去，然后再用九天的时间把桥架好。但是奥斯曼坚持一个条件，要我们同利比亚当局联系，使他能够撤回正在利比亚的一些工程中使用的推土机和其他工程设备。我再次去见伊斯梅尔将军，催他请求总统报准。最后，十月十日傍晚，我得到了总统已经批准的通知。我立即通知了一切有关的人员。根据论证报告推算，定于十月十八日动工，二十七日竣工。敌人在德维斯瓦地段的突破迫使我们放弃了在那里修建一座永备桥的计划。经过多次耽搁和克服了许多未曾料到的困难之后，十二月一日在维尔登建成了一座桥梁，十二月九日在坎塔腊建成了另一座桥梁。奇怪得很，敌人竟采纳了同样的主张，在德维斯瓦地段我们计划建桥的地点也修了一座类似的桥梁。这是最好的建桥地点，因为那里的流速很慢。这就是敌人的桥梁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底之前即可通行原因。 ]
十月九日，星期二
敌军仍然不断地把他们坦克乘员的生命当儿戏。他们成群地出击，唯一的战术仍然是骑兵冲击时的那一套。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出动了两个旅进攻第16师。这次攻击再次被我们击败了，敌人损失惨重。在过去两天内，敌人又损失了二百六十二辆坦克。我们的战略始终是迫使敌人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打；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指望他们会进行合作。
十月十日，星期三
我军继续加强阵地。配属给第19师的第1步兵旅的部队占领了苏伊士城以南的乌荣穆萨，这是我们预定沿西奈海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的第一步。
但是，战况的发展不容许我们骄傲自满。十六时四十五分，第2师报告说，它的左翼遭到敌人一个坦克营在机械化步兵支援下的进攻。敌人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为了充分利用地形和严格遵循小分队战术，把坦克分成了若干小组。他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突入我桥头阵地达一英里。天黑之后，敌军终于被击退了。
那天深夜收到的其他消息令人沮丧地证实了我军防御阵地的潜在弱点。我军第1步兵旅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和装备。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简直难以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直至派了一名联络官到现场，我才获悉：该旅攻下了乌荣穆萨后奉命在十日至十一日之间的夜间继续推进，前去夺占苏德尔，这是沿海岸南下的第二块垫脚石。该旅旅长擅自决定在日落前几小时出发。随后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该旅在我方防空导弹防护范围以外的开阔地上被敌空军击溃了，而敌坦克或野战炮则一炮未发。这次交战的结局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提醒的话）：一旦我们的地面部队离开了防空导弹的保护，他们是多么容易遭到空袭。我们收集了残部。幸运的是，该旅的伤亡比初期惊慌失措的报告所说的要小得多。但是，这次打击已经把它摧毁，使它在好几天内都不能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进行战斗。
十月十一日，星期四
我第二次到前线视察。现在已经很清楚，敌人的主要压力是针对中部地段的。我想跟第2军团司令马蒙和第2师师长萨阿达讨论这一点。我发现，他们都认为没有理由动摇他们在星期一所抱的信心。第2军团能够坚守阵地，抗击敌人所能发起的兵力最集中的突击。鉴于敌人昨天采取的新战术（即用坦克从翼侧对整个军团实施卷击），作为一种保险措施，我用电话命令工兵立即向第2军团提供一万枚反坦克地雷。
确实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浮桥上仍然混乱。渡河指挥部在我军实施攻击的关键时刻工作得很出色。后来的失败是由于该指挥部将各师地段内的渡河指挥权交给了各师参谋长。但是，各师参谋长及其下属高级军官都已前推到桥头阵地内，渡河活动的控制权又逐级下放给低级军官，甚至军士。结果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交通堵塞现象，人人都说自己应该优先通过。我认为，补救办法是由一个独立的指挥部来负责指挥一切渡河活动，并直接向我报告工作。我把几个级别很高的军官调给萨利赫·阿明将军指挥，并指定他负责组织第2军团的渡河活动。穆尼尔·萨米赫准将也配备了参谋军官，受领了组织第3军团渡河活动的任务。
十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十号中心。自从我军发动攻击以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静。“高尖塔”行动的目标——这是总统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多次重申的目标——已经达到。我们在西奈已经拥有一个立足点。它并非坚不可摧。正象我们的渡河行动刚刚表明的那样，任何阵地在顽强的攻击下都不是坚不可摧的。但是我们的阵地防御坚固，以色列若想把我们赶出阵地，就必须付出他们几乎肯定无法接受的代价。
当我来到作战室时，获悉伊斯梅尔将军想见我。他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担心的问题，我们不能乘胜向山口发展进攻吗？
总司令部所犯的第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各种严重错误也都接踵而至。下面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然后列举一些数字。
在制订计划时，我们总是设想敌军会突入我们的桥头阵地，并试图从后方卷击我们的阵地。这毕竟是一种传统的战术。对付这种机动作战战术的防御措施是：保留强大的预备队，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一线部队调整部署，以对付新的威胁。防线被突破后导致全面崩溃的主要原因，必然都是缺少快速预备队，例如一九四○年的马奇诺防线和一九四五年的齐格菲防线就是如此。到处都保持强大的态势是不可能的，指挥官赖以阻止敌人突破的手段是预备队——战术预备队，战役预备队，最终还有战略预备队。谨慎的指挥官可能把多达三分之一的兵力留作预备队。惯于冒险的指挥官则可能满足于只留五分之一的兵力用作预备队。
对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敌人可能发起的反击的规模和速度都作了最坏的估计，为击败敌人这样的反击，我们把大部分装甲部队都派到了前线，因而大大削弱了战略预备队。战争开始时，埃及拥有一千七百辆坦克。我们将一千三百五十辆集中到苏伊士前线，用一百辆分散守卫我们的红海海岸和内地的各种目标，只把二百五十辆留作战略预备队。而且，这二百五十辆坦克中还包括总统卫队的一百二十辆，这支总统卫队作为政权最后的保卫者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配属给苏伊士前线的一千三百五十辆坦克并未全部开到西奈。我们两个军团的司令官受权携带其中的一千零二十辆渡河。其余的三百二十辆作为战役预备队留在运河以西，随时准备歼灭突入之敌。未经总司令部批准，它们不得投入战斗。我们的装甲部队便因此而被区分如下：
第一线：一千零二十辆。
第二线：三百三十辆。
预备队：二百五十辆。
现在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更坏。迄至十月十三日（含十三日），在一周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损失了二百四十辆坦克。第一线的坦克数量己降至七百八十辆。在这几次战斗中，敌人也损失了六百一十辆坦克：三百辆在我方最初的突击中被击毁，二百六十辆于十月八日至九日毁于他们自己的自杀性攻击，最后五十辆毁于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于十月十日他们开始奉行较为谨慎的战术，因此损失的坦克大大减少。）区别在于敌人掌握有足够的预备力量，可供他们两次而不是一次补充部队的损失。他们补足了遭到我军第一次攻击时损失的三百辆坦克和十月八日至九日损失的二百六十辆坦克。因此，敌军现在拥有大约九百辆坦克，而我们只有七百八十辆。对完成防御任务来说，只要我们继续保留预备队，这一比例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不具备发起进攻所需要的优势。
战后，国外报刊引用他们显然认为是赞美的言词谈到我：顽强、有进取心、干劲十足等等——甚至恭维地说我很内行。对于这些赞美之词，我本来会感到不胜荣幸。可是，有人硬说我主张甚至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就“迅速推进”到山口，并把上述赞美词中捉到的那些特质作为我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这种推理对我并不适用。一个人可以有进取心，也可以为了国家而甘冒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拿武装部队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去冒险呢？（我很想知道是谁向新闻界透露这种消息的。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人存心散布这种消息，因为在外国报刊报道之前，在埃及国内就已经有谣传。）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从伊斯梅尔首次提出向山口发展进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当着许多人的而极力反对这一主张。这一争论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在十号中心伊斯梅尔的办公室里开始的。我反对这一主张。我的根据还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向伊斯梅尔的前任提出的那些理由，当时我力主只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击，后来我的主张被采纳了。我把曾对萨迪克说过，后来当伊斯梅尔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任国防部长时也对他本人说过的话，又向伊斯梅尔重复了一遍。我说：“敌人的空军仍很强大，我们自己的空军无法与之挑战。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机动防空导弹部队来提供空中掩护。”我还补充说：“我们应该吸取第1步兵旅的教训。当时，该旅只有两个小时失去空中掩护，结果敌人只用空中攻击就把它打垮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伊斯梅尔又旧事重提。这次他提出了一个理由：减轻敌人对叙利亚的压力。我再次反对他的意见。我们的进攻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大大减轻对叙利亚人的压力。
我说：“请你注意，尽管敌人遭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我们当面仍有八个装甲旅。我们的地面部队一旦越出萨姆导弹的保护范围，敌方空军马上就可以使他们失去战斗力。我们有事实为证。我们没有足够的“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萨姆-6）为开阔地上的我军提供机动防御。如果再向前推进，我们就会毁灭自己的军队，而又不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所受的压力。”
中午，国防部长外出回来后对我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在明晨以前发展进攻。”
十三时三十分：向前推进的命令已经拟妥，并由总司令部联络官送达各军团司令。戈奈姆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2军团，塔哈·马格杜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3军团。
十五时三十分：第2军团司令萨阿德·马蒙从他的前线司令部打电话给我说：“将军，我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您刚刚下达的命令。”几分钟后，瓦西勒从第3军团打来电话。他也强烈反对，差点儿要辞职。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反对意见，也没有隐瞒我的反对意见已被否决这一事实。接着，我又去找伊斯梅尔，我说要战地指挥官去做他们事先已经声明无法做到的事情，就会带来灾难。于是，我们决定立即找他们来十号中心磋商。
十八时：会议开始。我和两名战地司令官坚持我们的反对意见。伊斯梅尔否决了我们的意见。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服从。会议于二十三时散会前，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我们的进攻可以从明天（十月十三日）推迟到十月十四日拂晓。但是伊斯梅尔接着又下令说：在发起进攻时，不能削弱我们的桥头阵地，而应投入我们的战役预备队。我们的战役预备队由三百三十辆坦克组成，包括第4和第21装甲师之大部。第4装甲师部署在第3军团的后方，第21装甲师部署在第2军团的后方。每个师有两个装甲旅（每旅一百辆坦克）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第21师的坦克已经减少了了半，因为一个旅已经派往前线，给第16师的步兵攻击提供装甲支援。现在，我们奉命在十月十二日夜间把第21师的其余部队和第4师除一个旅以外的所有部队都派往前线，这项工作要于十月十三日夜间完成——这样，在两个军团后方战役纵深内的预备队一共只剩下第4师一个旅的一百辆坦克。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们奉命执行伊斯梅尔制定的计划：用四个装甲旅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分四路发起进攻。
南段：一个装甲旅向米特拉山口进攻，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向吉迪山口进攻。
中段：两个装甲旅向塔萨进攻。
北段：一个装甲旅向巴卢扎进攻。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进攻不可能获胜。敌军在他们的战役地幅内有九百辆坦克。我们用四百辆坦克发起进攻。我们是在用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攻敌军坚固设防的阵地。十月八日至九日，敌军曾因采取这一战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过去我们也曾指责我方坦克乘员在被敌方空中力量控制的开阔地上实施进攻。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结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进攻在拂晓开始。敌人用隐蔽得很好的坦克的集中火力，在密集的反坦克导弹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支援下，在十英里的距离内就把我军的四路进攻都阻止住了。中午，我军奉命撤回到桥头阵地。我军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这比我们迄今在这场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总数还要多。敌军损失了五十辆。
十一时：由于我们的进攻显然已经无可挽回地受阻，我就打电话到第2军团司令部，要马蒙将军接电话。他的参谋长说他正在休息。现在指挥官们只要有机会就抽空睡觉，但是当他们的部队正在遂行战斗时，通常是不能睡觉的。而且只要总司令部来了电话，他们往往是要来接的。但是不管我是多么吃惊，我并没有坚持要把他叫醒。
十三时：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听到这次进攻的命运之后，他命令我到前线去鼓舞士气。一小时内，我已在第三次前往运河的途中。
十六时：我抵达第2军团前线司令部，要见马蒙。在那里，我得知了真实情况。他精神上顶不住了，正病倒在床。整个上午不断传来进攻被击退、部队伤亡不断增大的消息，他越来越难忍受，突然昏厥过去，此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神志清醒，但是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去看望他。马蒙要坐起来，但是床边的医生不让他这样做。医生私下对我说，应该把马蒙送到后方去，他需要由专家来治疗。但是当我建议马蒙到马阿迪医院去休养时，他却请求留下来和部队呆在一起。他说明天早晨就能恢复健康，并能立即恢复工作。我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在他的恳求下，我同意推迟把他送到后方去的时间，等到第二天观察一下病情再说。（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直至停火以后，他还留在医院里。）
然后，我开始收拾残局。我召集马蒙的参谋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战况，并且转达了总统的问候和鼓励。我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们转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对第21装甲师师长阿拉比将军说，我准备立即驱车到西奈去看望他。（阿拉比建议别去。他说天快黑了，司机可能会迷路，而且夜间的战场也不是适合参谋长去的地方。但我坚持要去。整顿部队和重振士气是一项紧急任务。）
十七时：我离开第2军团司令部往南，到最近的一座浮桥去。当我抵达时，敌军炮兵正在进行弹幕射击，浮桥已被击毁。我继续驶向第二座浮桥，发现它已被收拢起来，以免被敌人的这次弹幕射击所击毁。我已经无法从中段渡河了。
我决定返回第2军团司令部。这时天已黑了，一路上由于无数次地检查身份证和盘问口令，我们走得很慢。我们刚回到被摧毁的浮桥旁，敌人就恢复了弹幕射击。我们快速穿过敌人的弹幕。我的座车无恙，但是后边那辆载着警卫班的汽车却被击中，一名警卫受伤。
二十时；我终于回到了第2军团司令部。我再次打电话给阿拉比，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并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我就启程回开罗。
二十三时；回到十号中心。向伊斯梅尔作了全面的报告。
午夜：总统来电话问我这次视察的情况。我把这最不幸的一天的情况向他作了全面的报告。
即使到现在，也就是六年以后，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进攻。当然，这是萨达特总统下的决心。他一直声称这是为了减轻以色列对叙利亚战线的压力。这真是无稽之谈。
埃及只有通过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才能迫使以色列把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半岛。但是，我们的部队从来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桥头阵地与以色列本土的边境之间，隔着一百多英里的开阔沙漠地。由于以色列掌握着空中优势，这片沙漠就变得不可逾越了。这十分重要，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首次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时，就以有力的论据说明了这一事实。道理十分明显，因此理事会同意了我的观点。它对埃及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但是，只要西奈仍然被以色列占领或者实行非军事化，以及以色列仍然掌握着空中优势，这一局面就不会改变。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迫使以色列把装甲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吗？不能，因为以色列在西奈己有八个装甲旅，这对遏制埃军的进攻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的了。
此外，这次进攻的时间也不能证明萨达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十月十二日，叙利亚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从十月十一日起，伊拉克的两个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已经参战。十月十三日，约旦开去一个装甲旅（随后还要开去第二个装甲旅），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援。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叙利亚人，为什么在我们的进攻被粉碎后，不马上把第21和第4装甲师撤回到西岸指定的预备阵地上去呢？对萨达特总统的决心应有另一种解释。只有他才知道这种解释。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
情况更加恶化。今晨，在十号中心的防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亮点，在运河区上空迅速向北移动，然后消失在尼罗河三角洲。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以前我们曾经见过。十月十三日十三时三十分左右，正当我们为那次注定要失败的进攻做最后的准备时，曾在防空屏幕上出现过沿同一路线移动的亮点。我对这一亮点的轨道观察了几分钟，然后打电话给法赫米将军，问他为什么萨姆导弹的操纵人员竟然让此物随意通过我们的上空。他把这一亮点的速度和高度告诉了我：速度超过三马赫，高度二十英里以上。这样，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一架SR-71A。它是美国的一种相当于米格-25的侦察机。
在其第一次飞行中，它的摄影机必然拍下了许多情况，有经验的航空照片判读员可据此发现我军两个坦克师的渡河行动。第二次的飞行将会发现西岸现在几乎已无装甲部队。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在几小时内就能获悉这一情况。这使今晨我向伊斯梅尔提出的要求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性。我的要求是立即把第4和第21装甲师（包括已经配属给第16师的第21旅）撤回西岸。我们可以用反坦克地雷加强桥头阵地，但是在我看来，应优先把那两个师撤回到二线，以恢复现已完全失去平衡的防御配系。
伊斯梅尔回答说，撤退可能会使我们的部队惊慌失措。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一行动不一定搞得那么慌张。它可以在第2和第3军团的掩护下谨慎地实施。伊斯梅尔反驳说，敌人可能把它看成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在我看来，虚张声势是愚蠢的。战争的结局很少是由姿态来决定的，而且尽管我们虚张声势，以色列也很快就会掌握真实情况。但是我觉得争辩是徒劳的。伊斯梅尔没有说出口的理由是，明天上午他将陪同总统到人民议会去，他不希望由于人们怀疑我们软弱而使他的胜利黯然失色。于是，我们又开始犯第二个大错误了。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
图二 1973年10月16日夜间兵力部署
上午十时左右：收到关于敌人突破的第一批消息。第2军团司令部电话报告说，敌军小股坦克已经在德维斯瓦附近渡过运河而到达西岸。第2军团正在采取措施歼灭他们。
如前所述，我们的计划曾经设想敌人将试图从后方夺占我们的桥头阵地。我们还判定了敌人最可能使用的三个渡河地点——也就是说，敌人为了突破我们的桥头阵地而最有可能发动强攻的地方。其中一个地点就是德维斯瓦。（这是北边的第10师和南边的第7师的接合部，是敌人进攻的典型目标。）我们为了应付预计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甚至还专门调拨了部队。为了防止敌军在德维斯瓦突破，我们曾专门向第4装甲师和第26独立装甲旅介绍了情况，并组织他们进行了演习。这两支部队现在当然都在运河对岸。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第一批收到的那些消息而惊慌失措。第2军团说，他们正在对付敌军的进攻。我们的战略预备队还有二百五十辆坦克。其中只有不属于总统卫队的大约一百三十辆坦克可以投入战斗。我让部署在开罗地区的预备队进入戒备，以备在第2军团控制不住局势时采取行动。
中午：传来的消息仍然很乱。部署在运河以西几乎有十英里远的若干个后方萨姆导弹部队开始报告说，他们遭到了敌人坦克的攻击。看来谁也不知道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坦克往往出现在一个萨姆导弹连附近，从二千码的距离上进行炮击（这些后方防空导弹连没有远程反坦克武器），然后就不受任何阻拦地消失了，不知道又会在哪里重新出现。报告说，每股敌军有七至十辆坦克。
下午：伊斯梅尔从人民议会回来之后，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对付敌人的突破。我们决定在明天（十月十七日）上午以前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抗击敌人的突破。但是用什么部队去抗击呢？
第2军团的预备队——第21装甲师——正与敌人保持接触，不能立即撤回。于是，我建议从第3军团撤回一些部队，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另一支预备队——第4师和第26独立装甲旅（装备有T-62坦克）——一直被用于增援第7师的桥头阵地。从第3军团撤回一些部队，我们在西岸就能拥有足够的部队来对付敌人的突波。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第4师和第25独立装甲旅都受过专门对付这种突破行动的训练。我们的反击可以从西南方向发起，直接向东北方向敌军的渡河点推进。同时，第21师将沿西奈河岸向南推进，切断敌人通往渡口的通道。
图三 沙兹利将军设想的德维斯瓦战斗
伊斯梅尔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仍然反对从西奈撤回任何部队。我们一致同意派第21师向南推进。但是，他却要第25旅从第3军团桥头阵地出发向北进攻。同时，他还要第116步兵旅——这是我们留在西岸作为预备队的步兵部队之一——向正东渡口方向进攻。这是一个鲁莽的计划。甚至在我向伊斯梅尔说明详情后，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要一个装甲旅（第25装甲旅）在左侧靠水、右侧易遭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大约二十五英里，包含着多大的危险。我打电话到第3军团司令部。瓦西勒说，他和第25旅旅长都同意我的意见，沿运河东岸进攻太危险。他们建议从西岸发起进攻。我们的主张都被部长否决了。
晚上：几小时后，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到作战室和我们呆在一起。伊斯梅尔说明了明天的计划。我认为他的计划很糟糕而且危险，因此我向总统提出了反建议，希望总统否决伊斯梅尔的意见。萨达特突然发火了。他大声叫嚷：“你为什么总是提出从东岸撤出部队？应该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如果你坚持这些建议，我就对你进行军事审判。我不想再听你的了。”
我感到十分痛心。我试图向他解释，由于我们在西岸的兵力很弱，因此不得不作这样的调动。但是，萨达特怒火中烧，连听都不听。我暗中盘算要不要当场辞职。但是，由于战局已开始变化，我内心里确实舍不得抛开我们的部队。因此，我忍气吞声，决定为了祖国的利益而不再吭声。
午夜，执行伊斯梅尔反击计划的命令已经下达。我秘密地采取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可能有助于在反击不可避免地失败后加强我们在西岸的态势。
任何一支军队的最重要的预备队是它的装甲部队。但是，正象我们的渡河行动所证明的，拥有足够反坦克导弹的步兵就是一支强大的反坦克部队。我们在西岸仍然留有大量的步兵作为预备队，其中主要是三个伞兵旅和第3机械化步兵师。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把它们各自所属的反坦克导弹营抽走了。这四个营在渡河战斗中已经开到东岸。我们曾计划尽快地让他们返回原部队，但是伊斯梅尔附和总统的意见，拒绝从西奈撤走一兵一卒或任何一件武器，致使我们连这样的“后撤”也无法实现。所以，尽管这几个营在西奈无事可干（因为敌军中没有合适的目标），它们原属的部队却面临在力量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抗击敌军装甲部队的前景。
我与炮兵部长赛义德·马希将军悄悄地谈了一次话，下令把这些反坦克导弹营逐步从西奈撤回，归还西岸的原属部队。我独自对此事负责，没有告诉伊斯梅尔。接着，我抽空睡了几个小时。
十月十七日，星期三
凌晨三时：总作战值班员把我叫醒。瓦西勒将军打来了电话，急等我去接。我拿起了电话，瓦西勒说，由于技术问题，第25装甲旅无论如何不能在拂晓发起进攻。
我内心里很赞赏瓦西勒的用意。但是，我还是告诉他，这是一次与其他部队协同发起的进攻，不可能取消或推迟，第25旅必须完成受领的任务。瓦西勒恳求我取消或者至少推迟这次进攻。我的态度毫不动摇。他绝望地嘀咕道：“没有真主的力量，人们即使有力量也无济于事。”（这是穆斯林在优势敌人的压力下感到无能为力时说的一句古老的祷文，实际上表示无可奈何。）然后，他又说：“好吧，我执行命令。但是我知道，而且也要告诉您，该旅必将被歼。”我放下了电话，心里很不好受。瓦西勒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但在任何一级指挥机构中，都必须把讨论和决定视为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现在已经作出决定。我并不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这一决定现在已是我的职责，也是瓦西勒的职责。
图四 德维斯瓦战斗（1973年10月17日）
拂晓：敌人的桥头阵地现在已经从德维斯瓦向北延伸了三英里。正如人们会预料的那样，他们保卫和扩大桥头阵地的部署如下：
——一个装甲师守卫桥头阵地。其部队横跨运河两岸。第一线：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部署在西岸保卫渡口。第二线：一个装甲旅部署在东岸。
——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部署在东岸负责牵制和抗击我方离他们最近的装甲部队（第21师）的攻击。
——一个由三个装甲旅编成的师在东边十多英里处待命，等待架桥。一但架桥完毕，该师就立即渡河。
——同时，一个装甲旅负责牵制第2军团桥头阵地。
——一个装甲旅牵制第3军团桥头阵地。敌军在其渡口周围总共集结了六个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只用两个装甲旅守卫其战线的其余地段。换句话说，当面敌军百分之八十的兵力都集中在他们的主攻轴线上。
我羞于透露我军十月十七日的部署情况。我们总共拥有二十个步兵旅和轻装甲旅，编成五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每个步兵师拥有下列建制部队。四个坦克营，一个步兵战斗车营、一个反坦克导弹营、一个反坦克炮营、九个炮兵营（共一百二十四辆坦克、三十六枚“马洛特卡”式反坦克导弹、四十辆BMP步兵战斗车、三十六门85毫米反坦克炮，九十门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五百三十五具RPG火箭筒、一百零八门亦可用作反坦克武器的野战炮）。一个步兵师如果能用这些武器构成良好的防御配系，就能击退敌人三个装甲旅的进攻；尽管如此，我们还额外给每个步兵师加强了三十六枚反坦克导弹、二十一门SU-100自行反坦克炮和一个完整的装甲旅。给每个师补充的装甲旅和反坦克导弹只是为了在渡河时增加步兵的反坦克能力。我们的计划始终是让这些增援部队在完成增援任务后归还原建制。我现在就正把反坦克导弹撤回。但是，由于已有了不准从西奈撤回一兵一卒或任何一件武器的政治决定，因此那些坦克只能留在原地。我们在前线的八个装甲旅的战斗损耗很大。十月十七日晨，它们的部署情况如下：
——四个装甲旅部署在第18、第2、第7和第19师的桥头阵地内，实际上无事可干。
——一个装甲旅从第3军团桥头阵地向北进攻。
——第21师的两个坦克旅经过三天几乎不间断的战斗，遭到沉重的打击，已经筋疲力尽。现在它们要向南进攻。
——在运河以西十多英里处，一个装甲旅散布在四十多英里长的战线上，以防敌军进一步渗透。
我们只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装甲兵力集中在战斗地域内。在德维斯瓦之战中，我们以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对付敌人的六个装甲旅和两个步兵旅——敌人享有二比一的优势。而且，我们的进攻计划又注定要进一步减少我们获胜的可能性。
这就是第三次大错误。十月十七日全天，进行了德维斯瓦之战，并以命中注定的结局告终。
第一阶段：按照原来的设想，我们的三路部队应同时发起进攻。但是，正如在这种情况下——即外线作战时——所常见的那样，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们未能密切协同。每支进攻部队只能各自为战。我们的第116步兵旅向东推进到敌人的桥头阵地内，摧毁了敌人的几辆坦克。但在距运河只有一英里时，该旅遭到猛烈的射击。由于伤亡越来越大，它被迫后撤。
第二阶段：第21师在对岸向南推进，成功地切断了敌人从东边通往德维斯瓦的主要通路，但未能进一步向南推进。
第三阶段：第25旅在向北推进时被歼。敌军一个由三个装甲旅组成的师在东边十英里处等待架桥。此时，它已被用来对付我方这个单独行动的旅，使该旅陷入了一次真正的伏击。敌军一个旅负责封锁我军的前进路线。第二个旅在我军右侧占领阵地。第三个旅迂回到我旅后方发起攻击。我军坦克向北开进时，陷入了敌军火力杀伤地带，遭到来自三面的攻击，第四面濒临湖水。我军坦克乘员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但当夜幕降临时，只有很少的幸存者返回到第3军团桥头阵地。这完全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损失。
十月十八日，星期四
上午：夜间，敌军架起了第一座桥梁。到黎明时，敌军在西岸已有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我们派第23装甲旅去对付敌军的这支强大部队。第23装甲旅是我军最后的战略预备队中的两个旅之一。但是，它被敌军击退了，损失惨重。
中午：此时，敌军又有一个装甲旅跨过了运河，使其兵力增至四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由于第23旅实际上已被歼灭，现在我们在西岸只有两个装甲旅，其中一个是第4师调往西奈参加我军注定要失败的进攻时留下的装甲旅，另一个是总统卫队中的装甲旅，它仍然留守开罗，呆在平时的兵营中。这就是我们在西岸的全部装甲兵。
敌军已经打赢德维斯瓦之战。他们下一步必然是把更多的装甲部队投入西岸，分成两路，在我方两个军团的后方同时向北和向南推进。
必须采取断然行动来阻止敌人的推进。但是总统和国防部长有勇气采取这样的行动吗？政府已经成为它自己散布的谎言的受害者。伊斯梅尔和我们的新闻机构都以玩世不恭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分别宣布和报道说，敌军迄今只有七辆坦克渗透到西岸，隐藏在德维斯瓦周围的树丛中。我们自己的武装部队现已成为这种无稽之谈的主要受害者。车队遭到伏击。后方司令部、警卫部队和萨姆导弹连突然遭到射击而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其中尤以萨姆导弹连遭到袭击所造成的危害最大。我们还不准所有的部队都进入全面戒备，因为“可能会引起慌乱”。士兵们能够知道的情况都是报刊上的谎言。这并不是说他们本来是能够采取许多预防措施的。他们随身的反坦克武器都根据“不许后撤”的命令而留在西奈了。
在最初的进攻中，我们曾把几个反坦克导弹营作为增援部队分散地派到运河对岸。昨天和今天，我们至少已经把其中若干个分队调回西岸。（我们曾把两个反坦克导弹营派到西奈，并把它们分成六个连。现在我把它们撤回了。当然，每个师还有一个建制反坦克导弹营。现在撤回的不是这些部队，只是增援部队。）但是，即使在我军的高级战地指挥官中，也很少有人了解目前的态势，以致我要采取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强烈的抗议。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师级指挥官中，只有第16师和第2师的师长意识到了我们面临着多大的威胁。驻防在西奈第3军团桥头阵地里的一名师长打电话给我说，把作为增援部队配属给他的反坦克导弹连调走，将会“危及我们防御阵地的稳定性”。我为他解脱了责任。我说：“是的，是的，我理解这一点。一切由我负责。你只要快些把他们撤回来就行了。”
在西岸，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被俘。用装甲部队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支援下对没有防备的部队发动快速进攻，是以色列人擅长的一种作战形式。在东岸，由于进行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他们未能抓到一个俘虏。现在，他们已经抓到几千名俘虏，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宣传材料。在宣传方面，他们也是很擅长的。由于我们的萨姆导弹发射阵地不断被摧毁，因而我们的防空配系出现了一个空隙，可供以色列空军任意通过。
十四时：总统抵达作战室。伊斯梅尔汇报了战况。他们俩终于不得不采纳我提出的从东岸撤回装甲部队的计划。但是，随后他们连这个计划也加以破坏。他们决定只从第3军团桥头阵地撤回一个装甲旅，这就是为了参加进攻而派到东岸去的第4师的一个旅。事到如今，只撤回一个旅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没有要我说话，我也没有主动发表意见，因为那是白费口舌。总统和国防部长——他们都不是特别合格的军人——看来并不懂得一个指挥官的职责就是深谋远虑。任何一个总司令部都必须能够应付两天以后、最好是三天或更长时间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态。一个指挥官所要接受的不可回避的考验之一，就是处理问题要有想象力和预见性。因为，如果有一条作战规律的话，那就是：“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明天也许就变得不可能。”萨达特和伊斯梅尔只根据现在的或过去的情况考虑问题：他们的决定都无可挽回地落后于事态发展。新的这一道命令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不懂得，两三天前够用的，现在就可能完全不够了。甚至在他们运筹帷幄之际，敌军的第五个装甲旅就已经开始渡河了。在即将到来的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撤回一个装甲旅，不足以牵制——更不用说击退——敌人桥头阵地中的两个师。
最后，总统要我到第2军团去鼓舞士气，并尽力制止该军团的态势进一步恶化。决不能让该军团受包围。十四时四十五分，我从十号中心启程。在我离开作战室前已经明确：现在负责保护第2和第3军团后方的第4师的坦克将直接听命于十号中心。在运河西岸，第2军团将不会有一辆坦克置于它自己的指挥之下。
十七时三十分：我抵达第2军团司令部。我们面临的情况如下：
——由于下午又有一个装甲旅越过运河，敌军在西岸总共已有五个坦克旅和一个步兵旅。
——完全不出所料，它们编成了两个师。沙隆将军率领两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准备向北开进。布伦·阿丹将军率三个装甲旅准备向西和向南推进。
——在西奈方面，敌军的渡口终于有了安全保障。敌军从西岸对第21师翼侧射击，并已迫使该师后撤。实际上，第2军团的右翼（即南翼）已被迫向北退到西岸塞腊佩温当面的一线。敌人的通道也相应地扩大了。
——如果沙隆师真的向北推进，我们在西岸可用来警卫第2军团后方的部队就只有第150伞兵旅了。该旅已作好向伊斯梅利亚方向发起攻击的准备。
阿卜杜勒·穆奈姆·哈利勒将军已接替萨阿德·马蒙任第2军团司令。当我与他讨论面临的上述情况时，他提出如下计划：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要把第15独立装甲旅连同它的T-62坦克撤回西岸，负责守卫该军用的后方——从伊斯梅利亚向西到开罗这一段淡水运河以北的地区。
——破坏伊斯梅利亚运河上的所有桥梁。
——用第150伞兵旅守卫伊斯梅利亚运河以南的苏伊士运河西岸地区。
——同时用炮火和突击队的袭击对德维斯瓦渡口进行骚扰。
图五 兵力部署（1973年10月18日17时）
我批准了这一计划。鉴于我们受到很多条件限制，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除了我们轮流用一、二个小时去打个盹以外，我和哈利勒一直呆在一起。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要加强和鼓励第150伞兵旅，因为当沙隆向北推进时，该旅首当其冲。敌人每向前推进一寸都会增加对第16和第21师后方的威胁，迫使它们向北退却。我们所关注的另一件事就是集中一切火力打击敌人的渡口。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敌军试图架设第二座浮桥。但是，我军的炮火在前进观察所准确的指引下打断了敌人的这项工作。我们从截获的敌方无线电通信中获悉，敌人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这还不够。
十月十九日，星期五
上午，敌人的坦克连续不断地炮击我伞兵部队。早晨，我军前进阵地被迫后撤，因此我们就观察不到浮桥地区的情况了。我方炮兵根据搜集到的敌军浮桥位置的资料继续进行炮击。敌人的第二座浮桥又架成了。我们的伞兵虽然给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是他们的若干处阵地最终却被敌人攻占，其余阵地的陷落可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傍晚：我乘车返回十号中心，并就第2军团的情况向国防部长做了全面的汇报。同时，我也获悉了第3军团面临的情况。情况并不妙——原因仍和过去一样。我们在东岸的部队数量仍然超过了需要，但是西岸的部队却很少，不足以对付敌军企图包围我方两个军团这一十分严重的威胁。我们需要坦克。我建议把仍在东岸的四个装甲旅撤回来。（这四个旅中有两个旅配属给第16师，一个旅配属给第2师，一个旅配属给第19师。）伊斯梅尔拒绝了我的建议，不准从西奈撤回任何部队。
我同助手们进行了磋商。我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从目前情况来看，除非从东岸撤回装甲部队来援救西岸，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位助手建议我去见总统，并把局势告诉他。我同意了。
我又去见伊斯梅尔，告诉他我和我的高级参谋们希望总统到十号中心来亲自了解一下形势。伊斯梅尔不大愿意。他说，天已经太晚了。（那时大约是二十二时。）我仍然坚持要他打电话给总统。等他答应我的要求后，我才离开这个房间。几分钟后，伊斯梅尔出来告诉我，总统就要到了。他说，我们不必让这次会晤成为一次公开的会议，应该把它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我同意了，只通知了下列五位指挥官来参加：穆巴拉克（空军）、法赫米（防空军）、马希（炮兵）、贾马斯（作战部长）、纳赛尔（国防情报部部长），再加上国防部长和我自己。
二十二时三十分：总统在总统事务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拉的陪同下抵达十号中心。他们直接前往伊斯梅尔的办公室，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密谈。我们其他人却在作战室外面的会议室里坐冷板凳。
二十三时十分：他们三个人露面了。会议开始。萨达特先让除我之外的每个指挥官依次报告情况。没有要我说话。他们的报告是真实、详尽和坦率的。最后一个指挥官说完后，总统只是说：“我们决不从东岸向西岸撤回一兵一卒。”我仍然不吭声。阿卜杜拉悄悄地对我说：“你说几句。”我没有理他。有什么好说的呢？伊斯梅尔大概已经把我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告诉总统了：我们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撤回四个装甲旅上。但是，现在就是这个人在说：不许挪动一兵一卒。我曾经要求总统了解事实真相。现在他这样做了，以后就再也不能抱怨别人不让他了解情况了。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要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回到西岸，但是参加会议的其他指挥官说：“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真是胡说八道。）
我还提出，撤回四个装甲旅后，我们在桥头阵地上仍有十八个步兵旅，并且加强有二十二个坦克营、五个BMP步兵战斗车营、五个反坦克导弹营、五个反坦克炮营、六十个野战炮兵营和十五个重型迫击炮营。扣除伤亡后，这支部队共包括。
——九万名官兵。
——三千五百件反坦克火器（其中包括五百辆坦克、三百五十枚反坦克导弹、一百五十门85毫米加农炮、四百门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二千一百具火箭筒）。
——七百门野战炮。在遭到装甲进攻时，这些火炮亦可用作反坦克炮。
——二百五十门重型迫击炮（120毫米和160毫米）。
另一方面，敌人只有大约三百辆坦克，最多也只能增加到五百辆，而且必须在削弱叙利亚战线的兵力或削弱突入河西的部队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从东岸撤走我们的所有部队等于是发疯。但是，拒绝撤回我建议的四个装甲旅则是发疯、无知和叛卖。这是我们的第四次、也是致命的一次大错误。
十月二十日，星期六；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我们在西岸的形势不断恶化，但是还没有恶化到我们所曾担心或者敌人所希望的那种地步。战斗情况多变，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苦湖与开罗-苏伊士公路之间的三角地带是理想的坦克活动地区，敌军又重新使用他们的传统战术，即在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支援下用小股装甲部队出击。然而，即使如此，敌军的战果仍然十分有限。我们的步兵和伞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的表现值得大加赞扬。现在，敌军已经领教了我们的反坦克导弹的厉害。所以，尽管他们有空中掩护，并在装甲部队方面享有毋庸置疑的优势（用六个旅对付我们的两个旅），但是他们的推进依然谨慎而缓慢。
至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十八时五十二分，亦即第一次停火的时刻，他们事实上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沙隆所属各旅向北面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已被挡住。在南边，阿丹师的进展较大，已经推进到吉奈法地区，从那里可以对开罗-苏伊士公路进行炮击。但是，他们伤亡惨重，而且会越来越重。在停火前几分钟，我们向集结在德维斯瓦的敌军发射了三枚R-17E（“飞毛腿”式）导弹。（总统马上声称这次攻击是用我们自己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征服者”式导弹进行的。）
图六 兵力部署（1973年10月22日19时）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以色列人决心要提高自己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因此很快就破坏停火，以完成对我方第3军团的包围。他们用四个装甲旅发起了协同进攻。我们在运河以西只有两个装甲旅：一个旅负责阻止沙隆的部队向西推进，另一个旅负责阻止敌军在南段发动类似的进攻。敌军在南段集中了四个旅，其中一个旅负责牵制我军，使其他三个旅能够向南推进而无后顾之忧。
为了寻找借口，敌人采用了惯用的手法，即声称这一冲突是我方挑起的——好象四个装甲旅的协同进攻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发动起来似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宣传家们就把这次向南推进描绘成一次英勇卓绝的行动。但是在我看来（也可能我是老脑筋），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驱车冲过我军后勤基地、住满伤病员的休养营地和精疲力竭的士兵（他们因已停火而毫无戒备）驻守的检查站，算不上什么英雄行为。
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以军包围了苏伊士城，并继续向南推进到苏伊士城以南大约十英里处的、靠近海边的阿达比亚。他们乘车成纵队前进，车灯都打开着，而我方分散的警戒部队只能呆呆地瞧着他们。在苏伊士以南的公路上，他们也曾遭到零星的射击，这往往是我们的一些下级军官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感到怀疑而下令打的枪。阿达比亚的海军要塞遭到突然袭击。经过短暂的激烈反抗后，这座要塞被以军占领了。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这次事件中唯一的一件英雄事迹发生在第二天早晨。阿达比亚地区我军指挥官以敌人已经破坏停火为由，用归他调动的部队发动了一次反冲击。参加这次反冲击的有一个步兵连和七辆老式的T-34坦克。在阿达比亚海军基地的一些角落里，我军的一些孤立据点仍在继续战斗。这支小部队负责去解救他们。敌军骄横自大的劲头并没有维持到战斗终了。为了对付我军的这七辆陈旧的坦克，他们不得不召来了携带凝固汽油弹和导弹的飞机。这七辆坦克被摧毁了，那个步兵连也被消灭了。几天后，我前去观看了这些被烧得发黑的坦克残骸。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同时也为造成这一牺牲的软弱、虚夸和欺骗行为感到十分难过。
十月二十四日，我们的军事态势已经坏到极点，第3军团（两个加强师，大约四万五千人和二百五十辆坦克）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他们只有够用四天的粮食和水，还受到位于西岸我们自己修建的沙垒上的敌军装甲部队的火力压制。由于他们已经处在我方残存的萨姆导弹的射程之外，所以只能听任敌人进行空袭。他们已经不能向西突围，因为第3军团本来就有限的渡河器材大部分已被敌人的空袭炸毁。我们已经无法解救他们，因为敌人拥有牢不可破的空中优势和装甲优势。在敌方空军开始进行有计划的轰炸后，第3军团需要后送的伤员很快就增加到六百名。真是毫无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