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日记·第四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萨达特夺权
萨达特纯粹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而上台的。纳赛尔总统去世前从未打算将政府权力交给萨达特。但是，纳赛尔的突然逝世打乱了他的交班安排。萨达特在纳赛尔手下服务了十八年。在这期间，他只不过是纳赛尔的应声虫，因此保全了自己。一九六九年，大约在纳赛尔逝世的一年之前，他任命萨达特为副总统。作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铁腕人物，纳赛尔当然不会任命一个对其绝对权威构成威胁的副总统。据谣传，一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纳赛尔预感到即将与世长辞，于是迅速指示萨米·沙拉夫（总统事务部长）：任命查卡里亚·毛希丁为第一副总统，并立即在广播中宣布。事情的发展比他预期的还快，他当天就溢然逝世了，而那份总统法令尚未颁发。据说，萨米·沙拉夫和内政部长沙拉维·戈马急于在纳赛尔逝世后攫取权力，并且认为同一位软弱的总统打交道胜似同一位坚强的总统打交道。他们在守护奄奄一息的纳赛尔期间，没有透露或宣布纳赛尔任命查卡里亚·毛希丁为第一副总统的决定。这样，由于自己一向表现得软弱，加上萨米·沙拉夫和沙拉维·戈马（二者在埃及唯一的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都握有大权）的支持，萨达特于一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当上了埃及总统。
在担任总统的头七个月内，萨达特没有任何实权。他正是萨米·沙拉夫和沙拉维·戈马所要的那种总统。然而，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萨达特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逮捕了所有的政敌，其中包括萨米·沙拉夫和沙拉维·戈马。政变是由总统卫队司令纳希夫将军和武装部队参谋长萨迪克将军执行和支持的。从那时以后，人们才可以说萨达特真正夺得了权力。
一九七○年十月十九日：萨达特总统首次主持了武装部队各大单位司令官会议。新总统赞颂了他的前任，并保证遵循纳赛尔的政策。（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十二月三十日：萨达特主持了另一次司令官会议。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作了长篇形势报告。萨达特作了简短讲话。他说，停火协议于一九七一年二月七日期满后将不再延期。他要求武装部队准备恢复作战行动。他说，我们应当准备用现有的手段打仗，不要等待更多或更好的手段。最后，他说：“美国和以色列宣传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不好。不要相信他们的宣传。他们希望这种关系恶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总统召开了各大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会议。我和另外四名军官代表红海军区出席会议。
他一开始就试图解释为什么终于在二月四日延长了停火期。他说，埃及采取了外交上的主动行动。他没有细说，但是声称埃及已使以色列孤立于世界大家庭之外——他居然提到了美国、英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西班牙和伊朗！在以色列已经同意延长停火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由于拒绝延长停火期而丧失在国际得到的好处。他说，全世界不会因此而受骗。以色列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他们决不会撤到一九六七年以前的边界上去。他们侵略成性和扩张主义的态度已经暴露无遗，尽人皆知。他分发了西奈地图的副本，上面划了一条线，从腊法西边的一点（埃及边界）向南一直划到沙姆沙伊赫西边的一点。总统说，以色列声称准备撤出该线以西的地区，但坚持吞并该线以东的领土。（参见图一和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萨达特攻击美国说：“我们不信任美国。我已经致函尼克松，告诉他我们不相信他的国家许下的诺言，而是根据其行动对它作出判断。”他还责备其他阿拉伯国家利用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搞政治权术。他专门挑出阿尔及利亚和布迈丁主席进行攻击。他说：“他已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人，他刚刚同美国公司签订了在今后几十年内供应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合同。他的经济将同美国的经济紧紧地捆在一起。”
四月十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席是国防部长法齐。我是红海军区司令，不是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应邀参加了会议。议题是新近宣布的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结成阿拉伯共和国联邦一事。
法齐一开始就说，他是在见报之前数小时才正式被告知成立联邦一事的。他对成立联邦的原因仍不清楚。他说：“我们同叙利亚的关系已经很好。叙利亚武装部队已经置于我的指挥之下。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他们将来一定同埃及武装部队充分协同，并肩战斗。”换句话说，法齐是在强烈地暗示，他不同意成立这个联邦。最后，他声称参谋长穆罕默德·萨迪克将军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接着，法齐要我们人人各抒己见。他即将参加一次“最高级政治会议”，并在会上转达武装部队的意见。显而易见，他是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从他的口气看，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也许是全体成员，似乎也都反对成立这个联邦，并且都象法齐一样对成立联邦一事感到意外。由此看来，新总统没有同国家的政治领导集团商量就采取了行动。法齐使用了精心选择的隐晦词句，实际上是要求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总统和阿位伯社会主义联盟之间进行选择，被选中的一方将接管政治权力。
与会者共十六人，包括法齐和记录员——国防部秘书长阿米尔·纳齐尔准将。按职位高低，我排在第十二位。法齐跳过了萨迪克，然后按职位高低依次征询意见。在这期间，我埋头记录同僚和上司的观点。使我吃惊的是，我前面的九个人都异口同声地攻击成立联邦一事，只是论责的严厉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剩下的人说什么，都已经形成了多数。我想这是逃避发言的绝妙借口。但是，我支持成立联邦，并且说出了我的意见。我为成立联邦的积极意义辩护，指出这是为促进我们都声称要保持的阿拉伯团结而进行的又一次尝试。对于前面几位发言者的论点，我不能随声附和，因为它们违背常识。例如，成立联邦的条约中有一个条款规定：如果某一缔约国未来的政权与联邦为敌，另外两个缔约国就有权用军事干涉推翻它。我对该项条款的看法与众不同。我申辩说，害怕这一条的不是埃及，而是利比亚，因为利比亚或叙利亚绝对无力入侵埃及，而利比亚则永远别想顶住埃及的进攻。
当一位言词激烈的发言者诘问我的时候，法齐制止了他。我对这种援助表示感谢，但是我不能将谦恭和信念混为一谈。其余的人发言时都反对成立联邦，我益发感到孤立。法齐结束了会议，并且高兴地说：“我发现除沙兹利将军外，诸位都反对结成联邦。我将把各位的看法向我即将参加的那次会议转达。”
那位诘问过我的军官突然说道：“我们还没有听到萨迪克将军的观点。在散会之前，让我们听听。”法齐看着坐在他右边的萨迪克，请他发言。萨迪克是一个谨慎多疑的人，与他担任过的国防情报部长职务很相称。他说，有两点使他担心。第一点是苏联支持这个联邦，他不明白原因何在。第二点是，尽管埃及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尝试建立联邦时已经有了令人不愉快的经验，这次还是把叙利亚包括在联邦之内。他说，如果不是这两点，他本来是会支持这个条约的！诘问者再次插话，粗鲁地重复他的要求，要萨迪克明确表态——“同意或反对”。萨迪克说他反对。于是，我就彻底孤立了。
会议大约在二十二时结束。次日，我驱车返回红海司令部，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承受最大的不幸。我从未想到一个月之后会驱车返回开罗，接任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
关于此后几个星期发生的事情，许多情况仍被隐瞒着。五月二日，萨达特的主要政敌之一副总统阿里·萨布里被解职。八天之后，我奉召到开罗参加另一次高级指挥官会议。
五月十一日：我曾被告知，国防部长法齐将主持会议。结果，我发现是．总统主持会议。这是他就职以来第四次同高级指挥官们在一起开会。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次的口气同过去大不相同，讲话中充斥着“我”字，只是偶尔提到“我们”。他比较自信和武断了，不时地质问某些人，但又从不点名。
萨达特透露了他在三月二十三日会议上提到的外交上的主动行动的细节。他说：“二月四日，我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实施的新倡议。第一阶段包括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以色列从西奈撤退到阿里什那么远的地方。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六个月。紧接着旋是第二阶段——以色列完全撤走。”他接着说：“在最近同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的会谈中，我告诉他，我提出的重新开放运河的条件不容谈判。我们的部队必须跨过运河，在东面占领一条防线，以确保运河通航的安全。在没有最后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停火只能持续有限的时期。罗杰斯告诉我，他不能再向埃及提出什么要求了，因为我们已经让得够多的了，无法再要求我们让步。因此，我向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占领我们的国土呢，还是只保证以色列在其边界以内生存？”萨达特补充说，这一切均已记入交给罗杰斯的正式文件之中。
接着，总统叙述了以色列的反应。他说，这是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转告他的。一、以色列询问，运河一旦重新开放，是马上准许他们的船只通过呢，还是仍然不准通过，直到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为止？二、以色列的撤退将视停火持续时间的长短而定。三、以色列明确反对埃及军队出现在运河以东，但是同意埃方派遣一些警察和行政人员。四、运河以西的埃及部队也应削减。五、以色列拒绝撤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的界线。六、任何最后的协议草案均须由以色列议会讨论通过。
萨达特总统说，武装部队值得赞扬，因为它支持国家的对外政策。美国最近为寻求解决办法而努力，这是慑于埃及的军事力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确立领导地位的决心。（他谈到了加强空军的计划。他说，只有到了我们拥有一千名作战飞行员的时候，他才能高枕无忧。）
总统坚持认为埃苏关系极佳。今后五年内，苏联人将为我们兴建价值四亿六千万美元的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将协助我们打下经济基础，而经济实力又是政治独立的基础。
这是一篇充满甜言蜜语的讲话。回顾起来，我仍然无法肯定总统是真相信这些话呢，还是仅仅为了争取时间。因为，此后的事态发展很快。五月十三日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几名部长，其中包括法齐，业已辞职。到五月十五日，萨达特的这些政敌全部被捕。他成了无可争辩的统治者。
他身后有三名支持者。萨迪克将军（立即从参谋长提升为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卫队司令赖希·纳希夫将军（指挥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和马姆杜·萨利姆（警方人士，一直在保安部门担任头目）。萨达特的夺权是一次军事政变呢，还是一次得到武装部队认可的政治政变？如果是后者，谁自称代表这些部队呢？因为，四月十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已经表示支持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而反对总统。
萨达特已在许多长篇大论的演说中，现在又在他的回忆录中，摆出了他对这些事件的说法。他的身陷监狱的对手们则没有这种机会。这是独裁政权的一贯作风。连他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也没有发言权。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纳希夫将军在伦敦的一次神秘事故中丧生。萨迪克将军于一九七二年十月被解职，成了猛烈谴责的目标。政变后提升为内政部长的马姆杜·萨利姆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升任总理，并于一九七七年成为党的领袖。一九七八年十月，他的这两项职务均被解除。
五月十六日，我被召往开罗，成了从三十多名高级将领中选拔出来的参谋长。次日，我在总统官邸与萨迪克将军一起拜见了总统。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小时，讨论了纯军事问题。据我后来回忆，总统说他完全相信我的能力。我被选中是因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支持我吗？若系如此，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本该早就解职，或者至少调到次要岗位上去。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那位曾同萨迪克将军发生冲突的军官被逐出了武装部队。
同俄国人打交道
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我们本来是不可能进行战斗的。我不表态支持或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或社会制度。我只讲事实。没有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或愿意象苏联那样，向埃及提供为同以色列作战所需的那么多的先进武器。
这是一个有没有能力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符合我们需要的研制和生产能力。而在超级大国中，又只有苏联愿意提供。（西欧可能拥有我们所需的武器，但是可能目前并不生产，而且肯定没有齐心协力向我们提供的愿望。）其他任何国家也不会象苏联那样给予我们优厚的贷款条件。在我看来，目前的情况依然如此。苏联过去是，而且我认为现在仍然是致力于解放沦陷国土的埃及所能找到的最佳盟友。
恰恰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埃苏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为垄断了供应权的一方，苏联人可以控制其向我们提交武器的行动——武器种类、数量和交付日期。他们确实这么干了。他们的动机很明显。作为超级大国，苏联有它自己关心的事。例如，苏联人向来都明确表示，他们在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事业的同时，决不鼓励毁灭以色列。超级大国所关心的另一件事虽未明言，但已确凿无疑，那就是不使中东的军备竞赛升级到苏美对抗的地步。换句话说，苏联人虽然不能支配中东事态的进程，但却谋求通过控制武器的供应来影响这一进程。他们最终关心的事项是力求通过与我们结盟夺取同敌对超级大国斗争中的优势。这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之间特有的现象，但对它们说来比较容易做到。
埃及关心的事项也很明显：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尽快获得我们所需的武器，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这就是说享有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的自由。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称霸阿拉伯世界。但是，作为我们结盟的标志，以及因为阿拉伯世界更广泛的利益在于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均势，我们准备向苏联提供埃及的设施，帮助他们同美国作斗争，条件是绝对不许侵犯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
我还要说，这些政治上的关心事项只是埃苏关系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个决定因素则是俄国人的性格。我如果不说这话，那就有欠诚实。俄国人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是缺乏对别人感情的尊重。他们严厉粗暴，往往骄横自大，而且通常不相信别人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的东西。结果，我认为，受损害的是他们自己。例如，他们批评我们的生活方式说：“你们要求苏联以优厚的贷款向你们提供武器，而你们不少人却过着奢侈的生活，拥有好几辆汽车和大批珠宝。他们没有埃及正在打仗的观念。你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或者象英国人做过的那样，动员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呢？”他们所说的许多话可能都有道理。但是可以想象，埃及领导人不仅拒不接受这些批评，反而认为这是企图扩张共产主义，甚至是推翻现政权的序曲，这只能使关系更加恶化。
在我担任参谋长的整个任期内，我们需要武器的迫切性成了埃苏关系中的主题。我们力争苏联人在空前的规模上向我们提供武器。但是，我们首先面临的却是苏联人的反美雄心。
一九七一手五月十九日二十时：苏联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叶菲莫夫将军（空军）、瓦西里将军（海军）和瓦西里·奥库涅夫将军（苏联驻埃及顾问团长），会见了埃及的一个代表团——萨迪克将军、我和阿米尔·纳齐尔准将。苏联海军己在亚历山大和塞得港拥有设施。该代表团是来要求给予更多的设施的。
在亚历山大，他们要一座或一群大楼，以便容纳日前散居在城外的二百户苏军家属。他们提出占用圣斯蒂芬旅馆。他们在马特鲁港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他们要将港口加深二十四英尺，在其附近建筑或租用可容纳一百六十户家属和二千名单身汉的宿舍。他们要扩建马特鲁港机场，以便容纳苏联的一个歼击机旅和一个防空旅。他们还要修建两座雷达站：一座在西面五十英里处，另一座在东面五十英里处。
萨迪克立即告诉他们，他们的要求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因此他不能作主。他将与总统磋商，并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出答复。俄国人走后，萨迪克要我领导一个委员会研究他们的要求。我这个委员会内包括空军司令艾哈迈德·巴格达迪将军和海军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将军。几天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我们应在马特鲁港为苏联的地中海舰队提供与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相同的设施。但是，我们不应另外拨出一个近似于基地的设施或地区。而且，只有在苏军航空旅的任务不仅仅是保卫苏联人的设施，而且也保卫从塞得港到利比亚边界的全部埃及领空的情况下，才应允许苏联的一个航空旅驻扎在马特鲁港。该旅应置于埃及统帅部的控制之下。一旦我们自己的空军有了足够的飞行员，该旅即应撤走。萨迪克向总统汇报后回来说，总统已经同意，并且提出签订为期五至十年的协议。
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开罗。
五月二十七日：两国军事代表团再次会晤。苏联代表团这次由陪同波德戈尔内来访的帕夫洛夫斯基将军担任团长。
令人吃惊的是，帕夫洛夫斯基告诉我们，苏联舰队使用马特鲁港一事，正是萨达特自己同前任国防部长法齐在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提出来的。帕夫洛夫斯基说，他们就是据此提出要求的。为了保护其舰只，他们需要一个航空旅。而该旅又需要一个基地。为了保卫这个基地，他们就需要一个防空旅。为了保护这一切，他们需要雷达。因此，苏联人坚持其要求。我们提出了折衷方案。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双方又一次会晤，但到帕夫洛夫斯基不得不随波德戈尔内返国的时候，仍未达成协议。虽然我们的意见分歧，萨达特竟然同波德戈尔内签订了新的友好合作条约。对此，我感到莫名其妙和啼笑皆非。但是，令我吃惊的主要是总统显然已在莫斯科主动作出了许多承诺而不让任何人知道，然后再让我们来打退堂鼓。
六月三日：总统在他政变后首次会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他宣布在埃及的权力中心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为首的是阿里·萨布里。这个组织一直在策划除掉他。其主要成员是法齐将军，国务部长阿明·胡韦迪，内政部长沙拉维·戈马，总统办公厅主任萨米·沙拉夫，以及埃及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马格迪·侯赛因（他被视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左翼成员之一）。后来在回答问题时，他说建立这个组织是纳赛尔的主意：“使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人渗透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各级——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组织中去，而且既不宣布，也不公开。那些想继承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衣钵的人曾计划向这个秘密组织分发武器，以便用武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人民。幸而所有这些武器都落到了我们手中，未能分发出去。”
总统转而谈到了他的计划：“为了使诸位都了解我们的策略，我可以将它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保持和加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直到我们建成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现代化强国为止。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十字军式的侵略浪潮。它将象十字军运动那样猖獗几十年。我们同苏联的友谊给了我们力量和支援，以便打退这种浪潮。我们的策略中的第二点是阿拉伯团结。我们将稳扎稳打地和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两个目标所指明的方向前进。”
萨达特谈到了他同波德戈尔内主席的会晤。他说：“在我们同苏联代表团会谈期间，他们从未涉及我们的内部事务。当我单独与波德戈尔内主席在一起时，他只问过我为什么选在五月二日这一天解除阿里·萨布里的职务。我告诉他，我是在罗杰斯五月四日来访的前几天作出解除萨布里职务的决定的。作出决定之后，我不想推迟到罗杰斯访问之后执行，以免解职一事被人们看成是为了同美国人达成某种协议而付出的代价。因此，我决定立即撤他的职。你们知道波德戈尔内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我恰好也想到了同样的解释。’”
有人向总统问及苏联人在埃及谋求基地的谣言。这种谣言显然是来自与马特鲁港有关的小道消息。他回答说：“这不是事实。我不会将基地送给任何人。我还要告诉诸位一件事。在罗杰斯上次来访期间，我曾经告诉他，我正计划建立一所新的空军学院，俄国人将帮助我们管理这所学院。但是，我还告诉罗杰斯，如果把以色列的占领强加于我们，或者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们默认以色列的占领，我将重新考虑我们的不结盟政策。美国人知道，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
但是有人问他，我们能否获得所需的装备。发问者显然是暗示下述事实：苏联人似乎总是比较愿意提供防御性武器，而不那么愿意提供进攻性武器。总统说道：“当我们制定计划时，我不提过高的要求，只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订计划。跨过运河，哪怕只坚守西奈十厘米的土地——当然，我这是夸张其词——也将对我大有帮助，并会彻底改变国际政治形势和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政治形势。”（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寻找盟友
在十月战争中出现了一九四八年以来为对付共同敌人而形成的最广泛的阿拉伯合作局面。三个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当然紧密合作。（约旦战线本身保持平静，但是约旦在十月十三日，亦即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以一个装甲旅增援叙利亚战线，一个星期之后又派出了另一个装甲旅。）不下八个非前线阿拉伯国家也派了部队参加战斗。正如后面所说的那样，作出这些贡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但是，这显示了所能取得的成就，此事的策划工作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我宣誓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从而成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参谋长之间的协调人。
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是根据一九五○年缔结的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成立的。该条约虽然不强制阿拉伯国家参加，但对任何自愿加入的阿拉伯国家都敞开大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现在都是条约成员国。作为对侦察的坚定信奉者，我在履行新职之初，首先研究了条约文本以及防御理事会召开过的十一次会议的记录和有关文件。我从中得出了四点令人泄气的印象。
第一，在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上，前线国家要求其阿拉伯兄弟集体提供的援助总是财政性的，而不是别的。第二，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聆听过大力主张互助的热情洋溢的发言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通过措词有力的决议。但是，第三，这些决议从来不被视为具有约束力，因此几乎从未付诸实施。作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决定之后，几乎每个国家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代表，都要声明最后的批准权归国内的最高当局，实际上，从来都得不到批准。事实仍然是：为了获得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财政支援，前线国家的首脑或外交部长都要端着讨饭碗在阿拉伯世界到处乞讨。能得到多少援助，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且取决干对方国家统治者的情绪。
最后，我发现，象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一样，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最成功的——也就是说最富有成效的会议，是那些由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事实是，不管阿拉伯国家自称王国、共和国或酋长国，实权都掌握在国家首脑手中。
我进而探讨了下述问题：如果真正的阿拉伯联合防御计划并不存在，那么阿拉伯国家各自都作了什么样的努力呢？我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一九七○年的数字，研究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防务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且互相对比以及同以色列对比。对比情况令我震惊。
阿拉伯世界的人口达一亿一千万人，国民生产总值为二百六十亿美元。以色列的人口为三百万人，国民生产总值达三十六亿美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年度国民平均收入为二百三十六美元，以色列为一千三百美元。面对这种差距，阿拉伯国家肯定经不起浪费。据我看来，它们别无选择，只能使各自所作的努力协调一致起来。然而，它们的防务预算所反映的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那些碰巧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不管多穷，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防务计划的部分，都远远超过那些有幸远离前线而又富得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年度国民平均收入只有二百零三美元，却将百分之二十一点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而那些比埃及富得多的阿拉伯国家，则只拿出不到百分之三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
我认为，在比较公平地分摊负担之前，我们不大可能真正动员阿拉伯的力量去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我草拟了一个计划，规定越富的国家对阿拉伯防务所作的贡献就应该越多。每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将因年度国民平均收入的不同而异：年度国民平均收入低于二百美元的国家，应将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国民平均收入为二百至五百美元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十五；国民平均收入为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二十；国民平均收入为一千至二千美元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二十五；国民平均收入为二千美元以上的国家，应拿出百分之三十。应当建立一个阿拉伯防务基金会去处理阿拉伯世界的整个防务拨款（按我建议的比率拨款）。基金总额应分配给各成员国使用，其中至少半数要分给前线国家。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愿意的话，还完全可以从自己的预算中拨出更多的款项用于防务。
这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我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非正式地兜售此项计划，发现太难使人接受，因此连正式提出来都不相宜。尽管如此，我在就职后不久第一次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参谋长们开会时，还是坚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宣读了收入和防务开支对比表，提请他们注意存在着的悬殊现象。但是遗憾得很，我未能提出任何消除这种现象的计划。
如此说来，要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阿拉伯军事合作问题的办法是不可能的了。然而，这仍然是我的任务。那么，能找到其他办法去动员阿拉伯部队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吗？
十月武器交易
但是，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什么样的战斗？
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至七日：我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几名成员的陪同下视察亚历山大的海军部队和基地。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定于七月八日在开罗举行全体会议，因此我认为我们这些在亚历山大的人召开一次预备会议是合适的。七月七日，我们在亚历山大海军学院开会。我根据我们的空军较弱所带来的局限性，扼要地谈了可供选择的切实可行的进攻方案。许多与会者似乎被我说服了。七月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由国防部长萨迪克主持。在埃及的进攻方案上，萨迪克和我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我们的不同观点已在第二章中提到。从萨迪克在会上所作的争辩来看，他的想法是：“让我们确定尽可能美好的目标，而不管有没有所需的手段。然后，我们再集中精力获取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手段。”我反对说，这可能适用于一个超级大国，或者一个得到超级大国无限支持和保证的国家。我们既没有超级大国的无限支持，又没有超级大国的保证。我们得不到必要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在较有把握获得的手段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换句话说，军事决心取决于政治判断。我们可以指望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什么武器呢？
会上没有投票表决。萨迪克决定准备一次中等规模的攻势，以山口为我们的最后目标，与会者要计算出所需的武器装备。“四十一号行动”实际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而，萨迪克和我继续在会外讨论，直到七月十五日左右我说服他执行“高尖塔”计划为止。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次会议和尔后几次会议的最后结果，象我在第二章所说的那样，是秘密达成妥协：同苏联顾问合作拟制“四十一号行动”计划——一举跨过运河和攻占西奈山日；同时以估计我们可能获得的极其有限的装备为基础，十分秘密地制订“高尖塔行动”计划——只限于扼守运河对岸的桥头阵地。然而，正当制订“四十一号行动”计划的工作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又插进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另一次政治斗争。
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发生了兰多波罗事件、我们的情报部门破获了一个美国间谍集团。主犯是已经加入埃及籍的希腊人塔纳希·兰多波罗和美国驻开罗使团的一位斯温·哈里斯小姐。
兰多波罗作了彻底坦白，供出了亚历山大郊外加纳克利斯空军基地上的俄国人中向他提供情报的人。他的好友别列科夫先生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的在那里服务，然后给了他的接替者“维克托”先生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兰多波罗。维克托的助手“尤里”先生，与兰多波罗的关系同样密切。维克托和尤里曾到兰多波罗家中赴宴；兰多波罗经常在基地就餐，以致可以自由出入俄国人的营区。他甚至在那看过一场电影，放映的是一部苏联反特教育片。他饱览了新型混凝土防冲击波机窝——世界上第一种这样的机窝。他还十分熟悉基地上流传的小道消息：苏联的雷达不是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雷达；保卫苏联基地的萨姆导弹是哪些型号；苏联人对埃及的能力有何看法。他是一个有用的间谍。
九月六日：在这次间谍事件的喧嚣声中，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总司令部在苏联顾问协助下汇编的“四十一号行动”所需武器装备的清单：我、巴格达迪（空军）、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将军（防空军）、马姆杜·图哈米将军（作战部长）、奥马尔·戈哈尔将军（组织部长）——总司令部的内层核心人物——参加了会议。我们同意了这份长得吓人的清单。于是，我把它交给了萨迪克。
九月十二日：根据总统的命令，我拜会了苏联顾问团副团长什瓦尔兹将军（苏联顾问团长奥库涅夫将军不在市内），向他通报我们从塔纳希·兰多波罗案件中获悉的涉及苏方保密工作的情况。我说：“兰多波罗告诉哈里斯的情况无疑会传给以色列。但是，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同苏联的友谊，总统已经决定了结此案。我们相信，作为朋友，苏联人将会教育其人员提高警惕，以免将来再牵连到这种事情中去。你们对已经牵连进去的人员采取何种措施，悉听尊便。”
什瓦尔兹答应立即采取措施。次日，他告诉我，所有牵连进去的人均将遣送回国。至于斯温·哈里斯小姐，总统下令在几天内释放。这样，就剩下塔纳希·兰多波罗一个人来付出全部代价了。
九月二十一日：国防部副部长阿卜杜勒·哈迪尔·哈桑将军飞往莫斯科参加武器交易的预备性谈判。这笔武器交易是根据“四十一号行动”的需要进行的，总额为一亿三千万卢布，约合一亿九千五百万美元。 [ 注：对于从苏联获得的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埃及从来都没有最后的发言权。两国一致同意的武器清单总是要经过谈判才能定下来。谈判时要考虑四个主要因素：苏联是否准备提供这些武器，埃及财政上的支付能力；苏联是否愿意为武器交易提供贷款，埃及掌握这些武器的能力。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交易虽然是迄今最大的一笔交易，但是也只是妥协的产物。决不能认为它可以满足“第四十一号行动”的需要——差得太远。然而，它总算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 在同苏联人进行的这类谈判中，哈桑总是担任埃方代表。陪同他前往的有组织部长奥马尔·戈哈尔将军。
十月八日：谈判进展顺利。萨迪克将军飞往莫斯科签字，并于十月十六日返回。
十月十七日：召开高级指挥官会议讨论这笔交易。萨迪克主持会议。苏联将提供下述武器装备：
——十架图-16轰炸机，携有空对地导弹，可命中将近九十五英里远的地面目标；
——一百架米格-21MF飞机，其中五十架年前交货；
——二十架米格-23飞机，一九七二年提供，配备苏联飞行员，直到埃及人可以代替时为止；
——一个旅的“瓜得拉特”式机动萨姆导弹，西方称之为萨姆-6；
——一个营的180毫米火炮；
——一个营的240毫米迫击炮；
——三座PMP型舟桥。
苏联人还同意对埃及的军火工业提供大规模援助。他们将帮助我们生产下述武器：
——D-30型122毫米火炮；
——23毫米双管高炮；
——AKM自动步枪；
——RPG反坦克火箭筒。
苏联人还将援助我们大批生产弹药：23毫米高射炮弹；B-10型82毫米无坐力炮炮弹，120毫米迫击炮弹，M-30型火炮122毫米炮弹，D-30型火炮122毫米炮弹；M-46型火炮130毫米炮弹；152毫米榴弹炮弹，RPG火箭弹；RKG手榴弹。
苏联人还将负责在埃及建造一些工厂，以便提供其他某些装备和零配件。一座为米格-17、米格-21和苏-7飞机制造零配件的工厂；一座制造副油箱的工厂，一座制造B-15型雷达的工厂，一座制造R-123和R-124型坦克电台的工厂。
在作战问题上，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同意了埃及的下述要求：已经驻扎在埃及的苏联各歼击机中队应分担我们的防空任务，其防空范围的东界远至埃以部队接触线以东十二英里处。（当地苏联指挥官曾要求将其作战行动局限在东经三十二度以西。）
萨迪克告诉我们，他已经要求苏联人也在埃及生产米-24直升机。苏联的政治领导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格列奇科私下对萨迪克说，他以后将重新考虑此事。
十一月四日：总统召集其主要军事顾问开会。与会者有萨迪克、我、哈桑（国防部副部长）、巴格达迪（空军）、法赫米（防空军）、纳希夫（总统卫队）和奥库涅夫（苏联顾问团长）。总统宣布了三点：
一、他昨天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且命令该委员会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即将发起的突击。
二、他立即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三、他将在十一月十一日宣布撤回二月四日的和平倡议。在那个倡议中，他曾表示愿在某些条件下重新开放运河。
他对奥库涅夫将军说：“有一事奉告，我已经通知美国人，我们哪怕只有步枪，也要进入西奈。”作为回答，奥库涅夫提供了三条消息。图-16飞机不久将与教练组一起到达；苏联人将立即着手训练我们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要求在苏联训练我国的“瓜得拉特”导弹旅人员，因为不能在埃及建立训练设施。（总统立即回答说，他希望在埃及训练，并将努力克服任何障碍。此事未有定论。奥库涅夫必须向莫斯科汇报。）最后，奥库涅夫说，他已收到从苏联寄来的通过卫星侦察西奈的胶片，可供我们使用。
会议结束时，总统命令萨迪克在国防部为他准备一套永久性办公室，以便随时可到总司令部办公。萨迪克很快在国防部大楼的二层拨出了一套房间，并且备有专用电梯，因为总统的心脏衰弱。（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十一月十九日：总统在因沙斯空军基地召开会议，与会者有萨迪克、我、巴洛达迪、纳希夫、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军（空军参谋长，系空军中仅次于巴格达迪将军的二把手）、奥库涅夫和苏联驻埃及大使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
萨达特总统说：“唐纳德·伯格斯（美国国务院负责照顾美国在埃及利益的官员）昨天会见了我。我告诉他：根据我迄今同你们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无法给予你们以任何信任；我提出了重新开放运河的倡议，你们现在却试图暗中破坏，把它变成某种新的交易，使之只对以色列有利。美国人过去问过我，如果以色列真按我的倡议撤退，能否延长〔原为六个月的〕停火期。我回答说可以延长，每次延长三个月，至多到一年为止。昨天，我撤回了这一切答复。伯格斯问我：‘我可否通知华盛顿说，您对我们不信任，而且不再同我们打交道，除非以色列答复雅林大使提出的问题了’我说：‘可以。’”
“接着，伯格斯先生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有了新的能发射超音速导弹的图-16飞机。这种武器系统主要是对付军舰的，因此美国深为不安。我们别无他法，只能把引进这种武器视为该地区美苏力量对比中的一个重大要素。’”
“我告诉伯格斯：‘我不会对美国宣战。但是你要明白，我们将以对以色列内地的袭击来回答对埃及内地的袭击。你们不应当表示不安，而应当感到羞耻。你们向以色列提供了‘鬼怪’式飞机，用来袭击我们的心脏地带。但是，当我获得一种回击武器的时候，这时，只有在这时，你们就表示不安了。这是为什么呢？’”
总统继续说道：“现在美国人已把达扬将军召往华盛顿，毫无疑问，他们将把我们的图-16飞机的情况告诉他。我担心敌人知道后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为此，我要求苏联向我们提供其M-500（米格-25）飞机和卫星侦察西奈与以色列的情况。”
空军司令巴格达迪曾一度打断总统的讲话，表示担心图-16飞机的导弹不管用。他的主要技术顾问显然告诉过他．这些导弹的最大时速只有七百五十英里。在他看来，任何时速小于二马赫的导弹都没有什么用处。奥库涅夫将军回答说，巴格达迪了解的情况有误。于是，他说出了真实的性能数据。（我认为没有理由泄露一个友好国家的军事秘密，所以在此略去了这些数据。）奥库涅夫还说，问题在于训练。图-16飞机的领航员需要五百个小时的训练。
接着，巴格达迪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九七一年（十月）答应给我们的五十架米格-21MF飞机需要三个月才能作好战斗准备，因此我们希望这些飞机能尽快到达。负责保养其发动机的车间亦未准备就绪。我们希望苏联立即采取措施完成它。”
总统转向苏联大使说道：“我请阁下要求苏联领导人尽快送来我们已经商定的武器装备，并将预计的到达日期告诉我们。我还希望飞机工厂和维修车间的工程能够加速进行。”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似乎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富有成效过。十月份的交易将使我们获得所需的武器。苏联在埃及的代表们显然也渴望消除存在着的任何问题。会后，我满怀信心地陪同总统巡视部队。当天视察了特种部队和第2军团的部队。在伊所梅利亚过夜后，我们又驱车前往视察第3军团的部队，并于十一月二十日返回开罗。
现在是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盟友——我们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时候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我会见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参谋长，为十一月底我第一次参加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作准备。不料，这次会议不仅对于我们寻求援兵十分重要，而且还标志着萨迪克将军和我之间发生分歧的开端。
权力的工具
一九五二年革命后，纳赛尔总统委任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元帅掌管武装部队。那时，阿密尔元帅首先关注的是防止政变重演。为此，他决定将总司令部内的三个部——国防情报部、军官部和财务部——置于他个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控制了这三个部，他自然就控制住了武装部队的其他各个部分。通过国防情报部，他可以知道谁“忠诚”、谁不“忠诚”。通过负责任免和升降的军官部，他可以提升效忠者和贬黜可疑者。通过财务部，他可以象他惯常所说的那样“当场”解决问题。忠心耿耿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
继阿密尔之后担任国防部长的人——起初是法齐将军，后来是萨迪克将军——继续执行这一套。权力是迷人的，除了圣人之外，谁乐意放弃权力？再说，世界上又有多少军队里拥有圣人呢？从我个人来说，作为参谋长，已经是够忙的了，无暇涉足权力斗争。此外，萨迪克和我从一起充当低级军官时起，迄今己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一系列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我们之间的对抗。
萨迪克当过国防情报部长，熟悉该部的大多数人员。他甚至不向现任部长打招呼就给该部人员打电话。相比之下，我对国防情报部知之甚少，而且不那么关心，只要他们能够满足我对准确敌情的需要即可。但是，我刚担任参谋长不久，就首次领教了国防情报部存在着的问题的复杂性。
有一次，我在常去的俱乐部——赫利奥波利斯体育俱乐部——同一位曾经为国效劳、成绩卓著的退休埃及大使闲谈。他突然告诉我说，他不能获得离开埃及的签证，连出国度假也不行，除非他有武装部队表示同意的公函。理由是他十八年前曾是一位军官。我对这条无聊的规定大惑不解，于是答应调查一下。国防情报部长证实了这条规定。我让他取消这一规定，他客气地请我同国防部长商量。萨迪克否决了我的意见。在国防情报部长的合作下，我获悉国防部长掌握着一份禁止出国人员的黑名单。取消了上述规定，就要允许他们离境。我建议将名单交给发签证的警察部门，让没有上黑名单的军官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签证，从而省出数以千计的工时。萨迪克说：啊！那样就会泄露有黑名单一事；“为了安全方面的理由”，我们连有黑名单一事也必须保密。商量到此结束。“为了安全方面的理由”，这是任何独裁政权采取任何镇压行动时惯用的借口。
但是，这仅仅是冰山之尖，是埃及政治领导人手中庞大的安全机构的极小一部分。埃及统治者支配着三个相互竞争的情报部门。国防情报部隶属于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局由总统直接控制。秘密调查部由内政部长掌管。前两个机构在国外派有代表。所有三个部门都对埃及公民进行暗中监视，在武装部队中则尤其如此。
尽管在这些部门的装备上滥花了不少钱财，但他们使用的方法仍很原始。例如，国防情报部的每个特工人员（我提到国防情报部，是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的情报）听到什么谣言、奇闻和零零碎碎的小道消息都往上报告。由此而拼凑成的大杂烩，则作为“武装部队中的意见”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去。在我召开的一次战地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每月例会上，我批评了这种蠢事。国防情报部副部长也在座，所以我问他：“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武装部队中对某件事的意见，为什么不用科学方法搜集意见呢？为什么不向精心选定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发出征询单呢？应当以民意测验的方式宣布调查结果，而不要依赖那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战地指挥官们热烈地支持我的意见。在国防情报部呈送给总司令部和总统的与战地指挥官或其部队有关的报告中，常有谎言、歪曲或差错。因此，我看没有哪个战地指挥官不曾深受其害。
我明白，尽管提出了意见，但不可能被采纳。国防情报部是归国防部长管辖的。国防部长主要是根据总统的需要行事，而总统需要的是制造竞争。每个部门的报告都送给总统。如果两个部门报告了同一个谣言，而第三个部门未报，那就会立即怀疑第三个部门密谋封锁消息。这就是埃及——一个领导人不相信人民的国家。
那些可对埃及作出许多贡献的人应有锦绣前程。可是，他们的一生却被不声不响地行使专制独裁权力的人毁掉了。埃及的一套组织机构既为这种独裁权力服务，又助长了专制独裁之风。萨迪克对军官部的控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参谋长，我担任了高级军官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将官组成，负责高级军官的晋升、解职、惩罚和其他一切有关事项，只有任命新职和军区之间的调动除外。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有时在一个人的问题上就要花费若干个小时，会议也许会持续好几天，然后才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我们的决定要呈请国防部长批准——我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很难在五分钟之内就把我们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作出的决定推翻掉。其实不然，在一、两个军官的前途问题上，萨迪克根本无视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当我表示反对时，他回答说，他比委员会更了解他们（但他从来没有具体说出个所以然来），他有权批准或否决我们的决定。我说，既然如此我和十四名高级同僚们的时间就白费了：“您为什么不自己动手而给我们省去麻烦呢？”但是，作为萨达特政变的三名主要支持者之一，萨迪克必然显得根子深、地位牢。他也必然会迷恋权力。起初，权力使他沾沾自喜。我记得在一次出访沙特阿拉伯之前，他挥舞着萨达特致费萨尔国王的一封信夸耀自己。萨达特在信中告诉费萨尔国王：“我完全信任萨迪克将军。他所说的或承诺的任何事情都是以我的名义那样做的。您可以象亲自与我会面那样同他谈话和打交道。”后来，他就被权力腐蚀了。他常常乘坐从我国民航部门调来的波音飞机旅行，而不顾商业班机的日程被打乱或收入受损失。受到青睐的军官可以自由地出国旅行和到外国治疗在埃及国内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收买——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去赢得——人心的小花招。
到一九七一年底，萨迪克逐渐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气，似乎他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即使如此，若非萨迪克的政治观点也同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话，我们之间的纠葛本来仍有可能只属于个人之间的微小芥蒂。他极端厌恶共产主义，以致认为任何同苏联或其使节稍微保持一点友好关系的人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也就是他的私敌。萨迪克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使他看不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作为一个拥有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的苏联之间的区别。这种敌视还使他看不到苏联对埃及不可或缺这一战略现实。随着我国同苏联关系的恶化，萨迪克反而兴高采烈地推波助澜。
但是，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第一次冲突，却不是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而是在埃及需要阿拉伯盟友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第十二届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开罗举行会议。这是我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我将各国防务预算合在一起使用的第一次大胆的梦想刚刚破灭。但是，我不因此而气馁。我提出了两项计划。第一项计划是作为真正动员阿拉伯军事力量的另一种办法提出来的。第二项计划则是进行一次简单的技术性作业。
第一项计划是修改过的动员计划。我提出这个计划是出于三个希望。我想使前线国家避免为了进行一场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关系的斗争，而去乞讨金钱。我还想使那些不处于前线的阿拉伯国家既感到自豪，又感到内疚：为积极参加战斗而自豪，但将自己所效的微薄之力同前线国家的巨大负担相比较时，又感到内疚。我的第三个希望是节省金钱，首先是节省时间。
使所有三个希望都能实现的那个计划很简单：要更多的人，而不是要钱。金钱本身不能打仗。将金钱变成战斗力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一一往往更长，而且也不见得会有多大成效。一支现代化野战部队的开销极大，不仅武器装备的代价日益上涨，而且训练和活动维持费也不断上升。（训练一名飞行员，使之达到最低的战斗要求，要花三至五年的时间和至少一百万美元，此外还要加上他所在的那支空军部队的装备采购费和活动维持费。）我研究过每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估算了每个国家可向哪条战线派出多少有价值的部队而不危及其国内安全。我开列的清单使我振奋：
伊拉克——两个霍克公司制造的“猎人”式飞机中队（可用于约旦战线），三个米格-21飞机中队和一个米格-17飞机中队（可用于叙利亚战线），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可用于约旦战线）；
沙特阿拉伯——两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可用于约旦战线）；
利比亚——一个“幻影”III型飞机中队（可用于埃及战线）；
阿尔及利亚——两个米格-21飞机中队和两个米格-17飞机中队（可用于埃及战线）；
摩洛哥——一个F-5飞机中队和一个装甲旅（可用于埃及战线）。
以上总计：六个歼击机中队（五个米格-21中队，一个“幻影”III型中队），八个歼击轰炸机中队（两个“猎人”式中队，两个“闪电”式中队，三个米格-17中队和一个F-5中队），一个装甲师，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和一个独立装甲旅。这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可想而知，当那个其部队受益最大的人——埃及自己的国防部长猛烈反对我的计划时，我是多么地吃惊！
在提交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之前，我没有将此项计划告诉萨迪克。我是认真对待我所担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务的。作为在泛阿拉伯组织中任职的人，我为什么要先于他人而通知埃及的国防部长呢？我认为没有理由这样做。诚然，我是为埃及服务的军官。但是，我认为必须划清我的国籍与我在泛阿拉伯组织中所承担的义务之间的界限。萨迪克却不这么看。当我向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披露我的计划（主要是适时提出计划，而没有交代我私下认定的理由）时，萨迪克塞给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您的行动是违反埃及利益的。”我不同意，丢开了条子，继续陈述我的计划。
萨迪克恼羞成怒，在午间休息用餐时逼问我：“你怎么能要部队而不要钱？我们要钱！”
我说：“您在这里是代表埃及的。您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并且交付讨论。我在这里不是代表埃及，而是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我必须发表我认为对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合适的意见。”
他说：“我是你的部长。”
我回答说：“作为国防部长，您肯定有权管我这个参谋长。但是您要明白，您的权力管不着我所担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务。”
他说：“可是，只是因为你是埃及参谋长，你才当上了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
我回答说：“我明白。但是，我不会仅仅为了保住我的参谋长职务而出卖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的行动自由。您要认清这一点。”
萨迪克咆哮起来：“我要将你的行为报告给总统。”
我说：“您当然可以。”
复会后，我的计划获得一致通过，因为萨迪克很难公开表示反对。我受权视察那些提供援兵的国家，设法使部队得到适当的训练和装备。我庆幸自己获得了一大胜利。
相比之下，我的第二个建议——测绘阿拉伯海岸的水道图——似乎一帆风顺。阿拉伯海岸线长达一万多英里，稍长于美国的海岸线，而仅次于苏联的长达一万二千四百英里的海岸线。我发现，我们没有质量较好的沿海海图。对此，我深为懊悔。阿拉伯国家的海军仍在使用英国人和法国人留下来的海图，这些海图现已陈旧过时而且不准确。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自己测绘新图。由于防务上的原因，大比例尺海图要保密，这就尤其要求我们自行测绘。埃及拥有水道测量人员。这项工作的花费也不大。我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百五十万英镑从英国购进两艘装备得合乎我们需要的船只。经费恰好也不成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决定成立阿拉伯联合军事指挥部。该指挥部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止活动，此后逐步自行消亡，但是埃及银行中仍有一笔存在该指挥部名下的为数三百万英镑的款子。这笔款子属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只有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有权动用它。我建议用这笔钱作为测量经费。我的计划立即获得一致通过。这也导致了我同萨迪克的冲突。
同俄国人之间的问题
十月份达成的协议给埃苏关系带来的光辉很快就暗淡下去了。十月协议规定年底之前交付武器。武器如期交付了，但是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训练飞行员和领航员的时间。因此，当一九七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战斗力丝毫没有增强。（具体地说，训练米格-17飞机的飞行员驾驶米格-21，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训练图-16飞机的空勤组，主要是领航员，需要九至十二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苏联人不赞成我们在萨达特总统天天高喊的那个“决定性的一年”告终之前发动攻势。有趣的是，在大肆宣传了一通“决定性的一年”之后，为了挽回面子，萨达特试图宣称武器实际上尚未交付。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会见萨达特。后来，萨达特告诉我们，苏联大使通知他，苏联的侦察活动发现了以色列在西奈集结的部队愈益增多，他说，苏联人还已获悉，以色列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新保证，保证在战火一旦重燃时给予支援。以色列还很有可能同时进攻一个以上的阿拉伯国家。
十二月二十五日；格列奇科抵达开罗。他是在从摩加迪沙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此停留二十四小时的，因此不是正式访问。但是，这次访问刚好是在印巴战争结束之后（这场战争以割让东巴，更名孟加拉国而告终），因此在国际斗争中无疑有点儿用处。他也可能是从苏联顾问那里听到了我们表示不满的意见，因此希望亲自了解一下情况。他的情绪很好。我从来不曾看见他象在当晚苏联使馆为他举行的宴会上那样愉快过。他爽朗地说：“请想一想吧！我们这批人昨天还刚刚在印度洋洗过一次海水澡呢，”他的话没有被人忽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息，说明苏联已经作好准备，愿意而且能够援助它的朋友。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新年到了，萨迪克对苏联的批评变得更加刺耳和露骨了。总统召集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我倒想看看有多少人同意萨迪克的观点。我的笔记归纳了萨迪克对政治形势分析的要点：
——美国人正给予以色列充分的支持，而苏联人尚未把去年十月答应了的东西交给我们。再说，哈桑将军做成的这笔交易也没有把人家答应过萨达特的全部武器都包括进去。
——美国人不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他们现在把自己所起的作用称作“催化作用”。
——一九七一年本来应当是我们的“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苏联未能供应武器，加上印巴战争爆发，总统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接着，萨迪克要我们估计军事状况。
法赫米（防空军）说：“我的难处是要我用防御性武器准备一场进攻战斗。”
法赫米（海军）说：“我们必须对苏联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将那些武器送来。如果他们不答应，我们可以对苏联船只部分地或全部地关闭我们的港口。”
巴格达迪（空军）说：“我需要一种威慑飞机〔亦即能在以色列轰炸埃及内地时予以回击的飞机〕。它应当是一种歼击轰炸机，时速约为二马赫，有效载重大，而且航程能达到敌方内地。”
阿里·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中央军区）说：“我们武装部队的缺陷使我们不可能发动一次成功的攻势。主要的弱点在于我们的空军，我们还缺乏运输工具和通信设备，而且无力找到以足够快的速度在地雷场中开辟通路的办法。”
赛义德·马希将军（炮兵）说：“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
我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尽管有不少缺陷，但能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势。总统应当同苏联人联系，同他们解决一下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有影响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苏联人在埃及有不少部队：两个歼击机旅、一个防空师和若干电子战部队。我们必须知道，一旦我们发起突击，这些部队将采取何种立场，特别是那些负有支援进攻任务的电子战部队将起什么作用。”
萨迪克总结说：“我们都准备打仗。但是除非有胜利的保证，否则我们不要就战争问题作出决定。我国经不起再一次失败了。我们的部队有许多缺陷。我们必须在投入战斗之前弥补这些缺陷。至于我，我将试图通过向西方集团采购武器来弥补某些不足。总统先生，我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马上就向您报告。”（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一月二十四日：萨迪克向几千名军官发表讲话。他告诉他们，苏联人没有提供我们所需的武器装备。他们故意阻挠埃及的进攻。除非总统能在二月初访问莫斯科时达成新的协议，否则我们将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购买武器。他提醒大家注意：俄国人散布谣言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得到了所需的一切，但是指挥官们不愿意打仗。萨迪克叫他们不要听信这种谎言。这是他迄今所作的对苏联的最直率的攻击。
征集援兵
一月二十七日：我为动员阿拉伯国家自己的力量而作的努力进入了第二阶段。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已于去年十一月作出决定，让我周游阿拉伯世界，估计增援能力。但是，我需要得到总统的准许才能离开埃及。我摸不准萨迪克是怎么向总统汇报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情况的，因此我只是写了一个简短的便笺，请萨达特准许我访问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几个星期过去了，但仍无回音。今天，我要求他作出决定。
他说：“我不同意。这是浪费时间。其中唯有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之行会有用处。其他国家会利用你的访问进行宣传，而对于战斗则不作任何贡献。”
我提醒他注意，我将以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的身份，而不是以埃及参谋长的身份出访。
他说：“即使如此，也没法隐瞒你是参谋长这一事实。”
我回答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埃及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摩洛哥的关系不好。即使如此，如果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对战斗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到了。如果得不到，我们也没有失掉什么。”
萨达特大声说道：“听着！你是一个职业军人。你对政治一窍不通。我搞了二十年的政治了，我看透了这些人。有时，他们讨价还价；有时，他们只是提出批评；还有的时候，他们答应了，但过后又提出一些令人接受不了的条件。同他们打交道根本没有任何希望。你怎么可能访问一个一贯攻击我们和批评我国政策的国家呢？”
我尽量冷静地说：“总统先生，毫无疑问，您自己以往的痛苦经验已经使您放弃了合作的希望。但是，我提醒您注意先知的格言：‘爱友勿太甚，他有朝一日也许会与你为敌。恨敌勿太过，他有朝一日也许会与你为友。’”
停了片刻，总统说道：“我从未听到过这句格言。听起来是句至理名言。请再说一遍。”
我重复了一遍。他突然放声大笑：“真主保佑你，你去出访吧。”
二月二日：萨达特总统飞往莫斯科。
二月六日：我飞往阿尔及尔——我根据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的决定而出访的第一站。访问阿尔及利亚之后，我将在回国途中先后访问摩洛哥和利比亚。
二月七日：我与胡阿里·布迈丁主席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实际上是埃及高级官员为修补一九六七年以后的相互指责在两国之间造成的裂痕而作的首批尝试之一。然而，在我说明自己的使命之后，主席马上表现得十分热情，只不过还有一点怀疑——他对此毫不隐瞒。他怀疑我们是否真想打仗。他说：“但是您可以放心，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定将派出我们能够抽调出来的每一个士兵去同我们的埃及兄弟并肩战斗。”
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理解您的疑问。即使在埃及，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会有战争。但是，如果阿尔及利亚或任何友好国家的部队事先没有为了执行任务而进行训练和准备，那么，一旦战争来临，那就为时过迟，而无法很好地使用这些部队了。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立足于现有的部队，而不能依赖尔后可能参战也可能不参战的部队。再则，除非这些部队完全置于我们的指挥之下，否则我们也不能将其纳入我们的计划。”
布迈丁说，他明白其中道理。但是，如果阿尔及利亚部队驻扎在埃及，无限期地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那该怎么办呢？他说：“我们阿尔及利亚人生性急躁，不善于等待。我们的士兵离开这里去埃及时，将会士气高昂、精神焕发。如果不得不在那里闲逛，他们就会惹事生非。此外，他们还会要求把家属送去，或者总是想请假回国探亲。如果在确定了战争日期之后再派他们去，我们就会免去这一切麻烦。”
我们达成了妥协，一致同意不在战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召唤阿尔及利亚的援兵。
在我们的讨论中始终隐伏着布迈丁对我国领导人的憎恶之情。他从来不提及萨达特，而代之以“你们埃及人”。他说：“你们埃及人还在攻击我，总是声称我在纳赛尔总统逝世后想当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这不是事实。我要向你们埃及人讲明白，我想都没有想过这回事。我只要求我们携起手来，真正致力于把以色列人赶出我们被占领的领土。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侵略和扩张的小国占领着我们的土地，而我们这些阿拉伯国家却不能鼓起斗志将它驱逐出去，这真丢人！”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视察阿尔及利亚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并且得到了深刻的印象。阿尔及利亚独立时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当时，它的法国色彩比阿拉伯色彩更浓。独立后的十年中，在武装部队的建设方面，如同整个社会的情况那样，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化”的成就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还了解到我们之间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小问题在作祟。我被告知，一九六九年，阿尔及利亚从埃及撤走它的一个旅时，只撤走了人员和轻武器，而把重装备留在埃及。阿尔及利亚人只要求打个收条，以便销账。我说，我对此毫无所知，但是我将解决这个问题。回到开罗后，我将此事解决了。为了表示感谢，阿尔及利亚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送给我们二十四门中型火炮。
二月九日：我到摩洛哥会见了哈桑二世国王。欢迎仪式使我不禁眼花缭乱起来。我本来以为国家元首会站在办公桌旁欢迎我，室内也许还站着他的顾问们。这是通常的情景。结果并非如此。当我在他的国防大臣穆罕默德·乌弗基尔将军陪同下驱车到达王宫时，发现那里排列着身穿光彩夺目的传统服装的仪仗队。我们走过列队欢迎的部属，被介绍给国王的一位侍从，他手持一柄长长的权杖，用它碰击国王办公室的大理石地板，宣布我的到来。我断定，哈桑是在把东方的显赫排场同西方的华丽装饰结合起来。（我在那个非凡的国家度过的几天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个国家非常富有东方色彩，然而同时又受到了西方的极大影响。）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之后，国王说道：“摩洛哥武装部队归您支配。我国人人都很高兴看到我们的部队为阿拉伯事业而战。”
我尽量得体地说：“陛下，我来的时候已经对您的部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不了解——比如说——你们的训练方式是否与我们相同。如有机会参观一下部队，看看哪些部队最适于担负我们面临的任务，我将感激不尽。”
哈桑庄严地指示乌弗基尔：“从明天起，沙兹利将军可以参观和挑选任何一支部队。”他转身对我说：“参观之后，来告诉我您需要什么。但是，务必请您在来访期间看看我们的国家。”他指着乌弗基尔说道：“乌弗基尔将军将会满足您的一切要求。”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的时候，哈桑象布迈丁一样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是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主席的。他说。“他的电台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谩骂和攻击我们。这是为什么？他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得罪他了？把我们的精力用在相互攻击上，与用于对付我们的共同敌人相比，哪个做法更明智？”
在同他的陆军和空军一起度过令人兴奋的两天之后，我回到国王那里，提出了他能提供哪些增援部队的建议。他能提供的增援部队与我当初的设想相同：一个F-5飞机中队和一个独立装甲旅。哈桑表示同意。我们讨论了这些部队的弱点、克服办法、调往前线的方法以及所需的补给品和弹药。当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哈桑国王兴致很高。
他说：“沙兹利兄弟，您有朝一日可能撰写回忆录。我告诉您，您定会在其中写上：‘哈桑国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我微笑道：“陛下，我希望会写。”
二月十二日：我在的黎波里革命委员会紧急部会见了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场的还有总理阿卜社勒·萨拉姆·贾卢德少拉、参谋长阿布·贝克尔·尤尼斯中校、副参谋长穆斯塔法·哈鲁比少校和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穆奈姆·胡尼少校。他们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办公室很简陋，我们都穿着战斗服，就象在某个遥远的沙漠据点里开会一样。我在开罗同卡扎菲见过好几次面，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同他亲切交谈。说实话，我不是去要武器的，而是去通报一下我访问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结果，顺便访问一下驻在利比亚的埃及部队和人员。卡扎菲自己的部队太少，除了我们已有的“幻影”III型歼击轰炸机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
卡扎菲自从一九六九年九月上台以来，花了很大的气力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部队。他的雄心超出了他的国力。利比亚有钱，但是没有所需的人员和技术基础。因此，他十分依赖埃及。数以千计的利比亚学员在我们的军事院校里学习。埃及得到了慷慨的报答。卡扎菲从法国买来了“幻影”III型飞机，其数量之多超出了利比亚所能掌握的限度。于是，他建议由埃及人使用利比亚护照去法国受训，然后就驻在利比亚。其中一个中队完全配备埃及人，准备在需要时飞往埃及。除了某些火炮和装甲输送车之外，利比亚也许就不能向我们提供什么了。至于提供大部队，则肯定不可能。
当我把会见其他几国领导人的情况告诉卡扎菲时，他表示根本不相信哈桑会派部队。我说，我想他会派的。
卡扎菲问道：“您怎么这么有把握？”
我说：“我已经同人们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我想我能够分清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卡扎菲环视了一下他的同僚们，然后说道：“如此说来，哈桑想必是觉得受到了自己人的威胁，因此决定把他们逐出国门。”我认为卷入这种谈话是不恰当的，于是插话说：“主席先生，就算您说对了，只要我们有了这些部队参战，那对您或者对我们又有什么不好呢？”
卡扎菲点头说：“您说得对。那不会有什么影响。”此后，他又高兴起来了。在会见结束时，他说：“弟兄们，看来我们所谓的战争阿拉伯化终于要实现了。”
二月十四日：我回到国内。当晚，我在欢迎保加利亚总理的宴会上遇到了总统。我三言两语地向他说明了这次出访获得成功。几天后，我向他呈送了一份全面报告。
后来，我去同他讨论这份报告。
我原以为他会很高兴。令我吃惊的是，他对这份报告置之不理。
他说：“你上当了。你在出访期间发表的声明使他们摆脱了任何指责或罪责，而你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我提醒他注意布迈丁和哈桑的庄严保证，但他嘲笑地说：“哈桑国王已在阿拉伯首脑会议上说过同样的话，但他从来言而无信。至于布迈丁，我们怎么能提前三个月告诉他我们要进攻了？这个条件是无法接受的。”
他禁止我继续出访约旦，因为侯赛因国王同其他人一样坏：对阿拉伯事业不忠实，把自己出卖给美国人，不可救药。他说：“在任何级别上同这个人打交道都是浪费时间。我不同意你接受邀请。”我聊以自慰地认为，我的出访至少已经有助于打破埃及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坚冰。萨达特想必同意了这个看法。不到三个月之后，他飞往这两个国家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
付款问题
二月十五日：我终于又回到了办公桌旁，开始研究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成果。苏联人除重申根据十月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外，还同意提供下列装备：
——二百辆最新式、最强大的T-62坦克；一九七二年二月提供十辆用于训练，其余在五月底以前交付。
——二十架图-22轰炸机（每架有效载重九吨），三月份可以交付两架，其余在年内交付。
——立即提供二十五架米格-17。
——用于提高我军电子能力的电子设备。苏联人还答应帮助埃及自制米格-21MF，工厂分几个阶段修建，到一九七九年全面竣工投产。
二月十八日：格列奇科元帅又到达开罗。这次是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我们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但是格列奇科的访问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苏联人试图缓和萨迪克同他们的对立情绪，但是格列奇科未能如愿以偿。在一次会谈中，他们之间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以致会谈似有夭折之势。但是，会谈仍然继续进行下去了。他们两人甚至还私下去撒哈拉饭店吃饭。我受到了他们的邀请，但谢绝了。我想，如果他们是为了解决分歧，那么他们就需要尽可能地进行私下会晤。但是，他们无法解决分政。格列奇科走后，我私下里同萨迪克谈过此事，我发现他毫无妥协之意。他毫不动摇地确信，苏联在同我们合作方面没有“诚意”。
我认为，这种想法太幼稚。对我们说来，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他们说来，我们也是重要的——我们当时在为防空配系配备人员方面面临的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事情要回溯到一九七○年一月。那时，我国的防空配系处于崩溃状态，纳赛尔总统前往莫斯科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苏联人派来了两个歼击机旅和一个防空师。协议的主要条款有三：一、埃及出钱购买装备，因此这些武器实际上属于埃及部队，只是，归友军使用而已。二、埃及向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员提供给养和野战服装，并用硬通货向莫斯科支付他们的薪金——每个士兵每月一百五十英镑，军官每月一百七十英镑。三、在埃及训练出自己的人员后，苏联人员立即撤离。
然而，我国防空力量的发展杂乱无章，因此尽管制订了庞大的训练计划，直到一九七二年春，我们才有余力替换部分苏联人员。当然，我们当时希望尽快换下苏联人员，部分原因是为了节省硬通货，部分原因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萨迪克写信给格列奇科，要求撤走十八个防空导弹营的苏联人员。莫斯科对此感到震惊，这就是格列奇科访问开罗的原因之一。他怀疑萨迪克的反苏态度是要求撤军的根源。即使怀疑错了，苏联人也反对任何似乎会削弱他们在该地区力量的行动。苏联在该地区的力量已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定于五月访问莫斯科。撤走防空人员可能会削弱莫斯科在首脑会谈中的谈判实力。格列奇科希望达成妥协。我将此事视为苏联一心要维持两国联盟的最明确的证据。萨迪克不同意。
在萨迪克同我的关系中，问题已经够多的了，他念念不忘反共，又给这种关系增添了一重障碍。新年期间，萨迪克对我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直接攻击。他宣布，作为国防部长，他是唯一有权作出决定的人，而我则应该事事请示他。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一位办公室主任而不是一位武装部队参谋长。”
萨迪克递给我一张纸说：“看看这个，你就会知道我没有越权。”这是一份法齐任国防部长时的总统法令。法令措词含糊，但赋予国防部长自行作出决定的全权。我毫不怀疑，此项法令是法齐起草的，而总统没有征求别人的不同意见就签署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可以出于私利而制订法律或法令，然后郑重地宣布要“依法”行事，这在埃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为了使萨迪克的要求不能得逞，我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职能的划分进行审议。委员会成员中有组织部长戈哈尔将军和作战部长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大家一致认为，国防部长应是一名政治人物，负责政治军事战略，而把军事决定权留给参谋长。为了避免他人指责我扩大个人权力，我提议这仅适用于我们的继任者，但萨迪克不予理睬。我们争论的实质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埃及领导集团在让政治上的考虑违背国家的需要方面，究竟准备走多远。领导集团公开号召对敌人进行全力以赴的斗争并保证大力支持武装部队，然而私下里最关心的却是维护独裁政权，其手段是对公民撒谎，然后对他们进行暗中监视，看他们是否相信谎言。即使要以我军对敌人的进攻遭到失败为代价，当局也决心使武装部队服从这一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T-62坦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从总统二月份对苏联的访问中得知，莫斯科准备向我们提供二百辆T-62坦克。我们必须事先制订怎样才能最好地消化吸收这种装备的计划。
二月二十六日：萨迪克主持了一次解决这个问题的会议。装有115毫米火炮的T-62坦克具有非常强大的威力，若部署得当，可以对战斗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提议把这些坦克拨给我们的两个装甲师，并且留作预备队，以便在战况需要时投入战斗。国防部长、贾马斯和戈哈尔一致认为应该用T-62替换两个独立装甲旅的T-55坦克。（区别在于：装甲师是独立的作战部队，而独立装甲旅则是独立于其他装甲部队之外的支援部队。）从独立装甲旅替换下的T-55可用于替换其他部队中较老式的T-34坦克。我争辩说，这可能会使T-62的潜力白白浪费掉；如果在战斗中将独立装甲旅化整为零，加强其他野战部队（在战斗中很可能这样做），则尤其如此。国防部副部长哈桑将军同意我的意见。二月二十七日，继续开会，苏联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萨迪克逐个征求我的同事们的意见。哈桑改变了观点。我没有改变看法。接着，苏联顾问发言，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萨迪克非常不悦，并以情报军官特有的警觉对苏联首席顾问奥库涅夫将军说：“我知道您同沙兹利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根据萨迪克的命令，坦克分配给了第15和第25装甲旅。我后来才发现，萨迪克的主要理由是：当局怀疑（仅仅是怀疑）指挥某个装甲师的准将不忠诚，认为让他掌握一百辆T-62会对国内安全形成威胁。（当然，从此以后，领导集团就颠倒了衡量各种意见的是非标准。潜在的卖国贼都成了爱国者，而爱国者都被当成卖国贼。这就是独裁政权反复无常的嘴脸。）
三月十日：哈桑将军前往莫斯科，象往常一样前去签订萨达特已在二月份谈妥的武器装备合同。他回国时并未签订苏联已答应提供的T-62坦克和图-22轰炸机的合同。据哈桑将军报告，苏联人要求按全价付款而且要付硬通货。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自从一九五五年纳赛尔总统做成第一笔武器交易以来，莫斯科一直给予埃及最优惠的待遇。我们只付半价，差额部分以年息二厘的贷款支付。我们可在十到十五年内用不可兑换的货币偿还这些贷款。即使全价，苏联装备的价格大体上也只有西方同类装备的一半。因此，我们只按大致相当于西方四分之一的价格并用我们自己的货币购买武器。（例如。米格-21的价格约为二十五万埃镑，约合三十六万五千五百美元；T-55约二万五千埃镑，约合三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美元。）苏联现在要求用硬通货照全价付款，对我们说来，价格整整提高了三倍，而且需要支付大量的现金。这是西方政府的作法。但是，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苏联人为什么也采取这一立场。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无力支付现金，因此我们唯一的结论是：他们希望利比亚或沙特阿拉伯向我们提供财政援助。
三月十八日：萨迪克急不可耐地主持召开了一次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辟谣。
他说：“有谣言说，我和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博士有分歧。这不是事实。有人造谣说，我同苏联人闹翻了。这也不是事实。我同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原则性分歧。还有人造谣说，苏联将控制亚历山大和马特鲁港的海军基地。这同样也不是事实。”他接着谈到了哈桑的莫斯科之行。哈桑未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主要装备。现在，苏联每架图-22轰炸机的价格是五百六十万卢布（约合八百四十万美元），每辆T-62坦克的价格是二十五万卢布（约合三十七万五千美元）。苏联人甚至要求用硬通货购买弹药。
散会时，我还在琢磨萨迪克到底想干什么。埃及流传的谣言往往不是空穴来风。这些谣言经常是当局为了某个人的私利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而制造和散布的。我想，萨迪克将军所谓的“谣言”可能就属此类。众所周知（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则肯定知道），新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博士主张同苏联密切合作。因此，总理成了萨迪克的攻击目标之一。我认为，这些谣言是萨迪克自己放出来的，以期突出他的反苏立场，并且企图借助有关苏联销售条件的坏消息来争取新的支持者。
三月十九日：上午与萨迪克和奥库涅夫将军开会。会上听到了不寻常的消息。奥库涅夫和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昨天会见了总统。奥库涅夫说，萨达特告诉他们：
——他已亲自指示西德基总理通知莫斯科，埃及准备用硬通货购买武器。这正是俄国人对哈桑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
——埃及准备用硬通货照全价购买米格-21和M-500（如果苏联卖给我们的话），但不购买图-22轰炸机。
——埃及不购买图-22轰炸机，但将得到“闪电”式战斗机的加强。沙特阿拉伯两个中队，科威特一个中队。
——我们急需T-62坦克，但无力付款。利比亚可能代为付款，但仍有困难。
——埃及将用硬通货购买弹药。
——埃及决心替换苏联的防空导弹操作人员。但是，作为一种姿态，我们将只替换十二个营，而不是在萨迪克给格列奇科的信中规定的十八个营。
萨迪克惊愕异常，只好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必须同总统联系。奥库涅夫走后，萨迪克打电话给萨达特。我就在他的身旁。总统证实了奥库涅夫的话，并说，他之所以同意购买弹药，目的在于扩大埃及自己的生产能力，而不只是为了得到这些弹药。大约十时三十分，萨迪克放下电话，立即前往机场，以便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预定的访问。我开始完成最紧迫的任务：替换苏联的十二个防空营。突然，总统来电话叫我立刻偕同国防部副部长哈桑将军去汇报工作。
十二时三十分：我们抵达吉萨官邸。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已经在场。根据总统的要求，哈桑详细地汇报了在莫斯科碰到的困难。总统聚精会神地听着，未作任何评论。然后，他说：“我获悉有人在武装部队中大肆议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且还进行有组织的辩论。军官们告诉士兵：苏联坚持要用硬通货付款，一项秘密协定允许苏联使用海军基地，国防情报部想知道军官和士兵对这两件事的看法。”他说，他是听一位警官说的（他指的是秘密调查部的一名成员）。他从接待室叫来此人，让他复述了一遍。此人说，他是听部队里的一个朋友说的。
总统说，他希望我们了解下述情况。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是战略上的需要，必须加以维护。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张牌。我们很快就要用这张牌了。至于基地，我们将允许苏联使用一些设施，但决不向他们提供基地。最后，向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透露的消息决不允许往下传达，也不允许下面议论。接着，哈桑将军退出，我留下来讨论其他事宜。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所需的武器，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两个盟国的故事
三月二十三日：在向我方发出通知后不久，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抵达开罗。他们决定来开罗，特别是由一位权势如此显赫的人物率队，意义非常重大。萨达姆·侯赛因是伊拉克的实权人物。我们仓卒召集会议，以便就可能提出的问题确定我国的立场。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马哈茂德·法齐、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内政部长马姆杜·萨利姆、外交部长穆拉德·加利卜、我、外交部副部长和埃及驻伊拉克大使。鉴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敌对情绪，我们都不希望作出任何有损于埃叙关系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已经在分担战斗的重任。我猜想，驻伊拉克大使必然非常热中于加强合作与促进和解；其他大多数人对伊拉克的意图则表示怀疑。其中一位说：“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认为他们希望团结。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派部队参加战斗。他们是在玩弄纵横牌阖的花招，仅此而己。”
我极力主张应该试一试。在我看来，伊拉克意味着二百五十架作战飞机、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我说：“即使我们只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部队，也会使我军增添新的力量。”
伊拉克可能会问，它派往叙利亚前线的部队归谁指挥。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些部队应归叙利亚指挥。他们还可能说，他们只能在战争爆发后派遣部队。对此，我们应该反对。这些部队若不及时抵达，那就毫无用处。最后，伊拉克可能会谈到叙利亚的防空弱点：若在战前把伊拉克空军派往前线，它是否会因遭突然袭击而被歼灭？但是，据我所知，叙利亚准备允许伊拉克人在其领土上随意建造空军基地和配置自卫武器。
会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我国代表团奉命集中精力讨论伊拉克能为战斗提供什么帮助，并且竭力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冒犯叙利亚的步骤，伊拉克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同叙利亚的分歧是可以消除的。唯一的积极成果是，萨达姆·侯赛因一再要求我象访问其他国家那样访问伊拉克，亲眼看一看他们的部队。
作为两国间一系列交往的开端，我终于在五月底访问了伊拉克，这是多年来一位埃及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萨达特一直不愿意让我进行这次访问。他对伊拉克及其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总统的评价并不比对哈桑、布迈丁或侯赛因的评价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日，我访问了伊拉克，从北部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到南部的阿拉伯河（这是同伊朗有边界争议的地区）都走遍了。我视察了每一处重要的军事设施，并且在巴格达会见了数千名埃及教师、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一部分人。
会谈中，贝克尔总统及其他人给了我一个印象：伊拉克面临两大问题——库尔德人问题和同伊朗的争端。其部队必须集中力量应付这两个问题。此外，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的东翼，那里也需要部队。即便如此，伊拉克人还是保证，在战斗开始时，他将把相当一部分部队派往前线。他们还将立即修复霍克公司制造的“猎人”式飞机，可是这些飞机将派往埃及前线，而不派往叙利亚前线。
返回开罗时，我坦率地认为，我这次访问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收获，只带回来附有条件的许诺，其条件是“同库尔德人及伊朗之间的局势必须平静”。几天后，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伊拉克国防部副部长阿德南·阿卜杜勒·贾利勒将军抵达开罗。萨达姆·侯赛因定于六月中旬访问法国，他希望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装备，伊拉克可以替我们购买。
因此，我们再次与伊拉克建立了关系，然而仍很谨慎。我们为伊拉克的军官和士兵提供了在我们的参谋学院和训练中心受训的名额。伊拉克将存在伦敦一家银行里的一笔七百万美元的款子慷慨地交给我们自由支配，用于在西方购买急需的军事装备。一九七三年三月，答应提供的“猎人”式战斗机中队开始抵达埃及。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一向神秘莫测。连我这个参谋长也不许插手，只能作为一个经常感到迷惑不解的旁观者。埃沙关系由国防部长处理，但是又在叫人无法捉摸的程度上由总统本人或他的私人信使和特使阿什拉夫·马尔旺博士处理。两国间的交往肯定非常频繁。我估计，在我担任参谋长期间，他们进行了三十次以上的访问。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次访问的情况。
与“闪电”式战斗机有关的问题就是这种奇怪关系的最好说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决定，我们应从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国家动员两个中队的“闪电”式战斗机。我回到办公室后得知，萨迪克将处理此事。几个星期后，萨迪克通知我，沙特阿拉伯人不同意随机派出飞行员。埃及必须提供自己的飞行员。他让我派埃及飞行员到沙特阿拉伯受训，然后驾机返回埃及。（此时己是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发现萨达特已经告诉苏联人，我们将派飞行员去沙特阿拉伯受训。）
派飞行员去沙特阿拉伯受训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缺少的是熟练的飞行员，不是飞机。一百名苏联飞行员已经在替我们驾驶埃及的飞机，我们怎能为沙特阿拉伯抽调十至十五名自己的飞行员？（萨达特断言“闪电”式战斗机可以代替图-22轰炸机，这同样是无稽之谈。）但是，还是这样决定了。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第一批人员（七名飞行员和三十三名机械师）启程前往沙特阿拉伯。
这纯属浪费时间。飞机的完好率以及训练和管理水平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浪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后，我们的飞行员终于返回埃及，但“闪电”式战斗机一直没有来。
尽管如此，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似乎并未受到影响。下述事实就是明证。一九七三年七月，我接到马尔旺打来的电话。沙特阿拉伯将为我们签定一份购买“海王”式直升机和三十二架“幻影”式战斗机的合同。马尔旺说，用于购买飞机机关炮弹药的款项太多（他说有三千五百万美元），必须削减。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我询问新任空军司令胡斯尼·穆巴拉克将军时，他说，他没有要过任何弹药。我们顿时茫然相对。
在同马尔旺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两个令人惊异的消息。马尔旺说，费萨尔国王决定赠送萨达特一架直升机，请我派飞行员把直升机接回来。当我同穆巴拉克谈到此事时，他说他已经派人去检查直升机了。这是一架奥古斯塔·贝尔公司制造的L-13型单发动机直升机，装有起落橇。穆巴拉克认为，萨达特可能会因为这架直升机太寒惭而拒绝接受。
最后一个令人惊异的消息是：马尔旺说，“从今以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一切联系将由萨达特总统和费萨尔国王直接进行，而不通过两国国防部长。”
我问：“为什么告诉我？您怎么不告诉国防部长呢？”
马尔旺说：“当然要告诉他。他从国外回来后，我就告诉他。我只是为了让您知道此事。”情况如何？我从来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既没有得到马尔旺告诉我的“海王”式直升机，也没有得到他所说的“幻影”式战斗机。
同萨迪克的冲突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日：我同萨迪克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出乎意外，争论的焦点既不是苏联人，也不是武装部队的指挥问题，而是一个合法权益问题。
在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一致通过购买两艘船只测量我国沿海海域的计划之后，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有责任执行这一决定。我决定派阿卜杜勒·拉乌夫将军去英国签订最后的协议。拉乌夫是一名埃及军官，临时离开其部队。调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军事指挥部参谋长。他此行的任务是最后办妥购船的一切手续。拉乌夫今日启程前往伦敦，但在开罗机场，国防情报部直接奉萨迪克之命将他逮捕，象对待逃犯那样对待他，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因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享有外交豁免权。萨迪克本人也曾举手赞成拉乌夫将去签订的协议。拘留拉乌夫，是萨迪克对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单独行使权力的一次蓄意挑战。
大约在十七时三十分，我参加一次演习后回到办公室，马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二十时，我来到了萨迪克的办公室。于是发生了两位老朋友（更不用说一位国防部长和一位参谋长）之间空前激烈的冲突。但是，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我说，我们必须去见总统。事情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好主意！”萨迪克大声叫喊，脸色同样气得发青。“星期六，我同你一起去见总统，让他在我们之间进行选择，要么你留在武装部队内，要么我留。”
第二天是星期五（阿拉伯国家的周末）。萨迪克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解除了拉乌夫在阿拉伯联合军事指挥部内的职务，并向伦敦发电报，调回了用于支付合同费用的存款。
四月二十三日十一时三十分：总统在吉萨官邸接见了萨迪克和我。我诉说了一切情况，包括拉乌夫事件和萨迪克不让我插手情报部与军官部之类的部门。我说：“总统先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部门完全处于萨迪克将军的控制之下，我无法对武装部队的安全负责。”所谓“武装部队的安全”，是“政变”一词的委婉说法。我叙述了我们在部署T-62坦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且阐明了我的观点。我对于意见分歧并不介意。令我不安的是，萨迪克显然认为我的意见是受了苏联人的影响，并且同他们统一过口径。
我尽可能用客观的态度听萨迪克答辩，但我认为，他的答辩软弱无力。在拉乌夫问题上，他推诿搪塞。他对付款方式提出了一些疑问，并说情报部掌握了拉乌夫的大量材料，已经下令调查。最后，他答应总统在几天内报告结果。在国防情报部问题上，他承认应当让我了解情况，同时又极力维护其不必同我磋商而自行其事的权利。在军官的升降问题上，他说他有权批准或否定委员会的决定，而且不管怎么说，他记得只干涉过一、两次。
我插话说：“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你应该有比你个人的看法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才能否决由十五名将官组成的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军官的前程不应掌握在某一个人手中。”
萨迪克回答说：“总统先生，您瞧，他想剥夺我的权利。”
在T-62坦克的问题上，我认为萨迪克证实了我的推测，因为他不加掩饰地说，我是站在俄国人一边同他作对。
总统总是不作任何决定。他对萨迪克将军说：“穆罕默德，你必须把情报部和军官部的一切工作情况告诉萨阿德。他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当总统转身对我说话时，可以看出，萨迪克的意见显然已经更深地打动了总统的心弦。萨达特说：“萨阿德，你要当心。俄国人会欺骗你的，现在，人人都不喜欢他们。他们明白这一点，因此想利用你。你要吃亏的。”
我再次申明：“总统先生，如果我在某些问题上同俄国人意见一致的话，也不应将此视为我与他们勾结起来反对任何人的证据。我总是说出我认为对我国有利的话，而不管人们会根据这些话把我划在哪一边。”
总统说：“我明白，我明白。我知道你是一位爱国者，决不会做任何反对国家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担心你会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三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顺利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情况又恶化了。在这期间，进行了萨迪克答应过的对拉乌夫事件的调查。在萨迪克提名接替拉乌夫的那位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开始追查财务上的丑闻。最后，拉乌夫可以受到的全部指控是：他从办公室里给在美国的一个女儿打电话，用公款买了一支自来水钢笔，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
我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坚决反对任何破坏财政纪律的行为。但是，我不禁要把拉乌夫的“罪行”同我国领导人享有的特权加以对比。同通往欧洲的永久性私人电话线相比，打一次电话算得了什么？同使用公家的飞机去巴黎、罗马或伦敦办私事相比，一支自来水钢笔又值几何？去欧洲的旅差补助费通常是一天十英镑，为什么有些人每天却补助二百英镑以上？时机成熟时，我还将揭露其他更加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我的看法是：正如拉乌夫事件表明的那样，今天在埃及掌权，就意味着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同时又可以用微不足道，甚至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对手。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总统再次访问莫斯科。这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也是迄今时间最长的访问。意味深长的是，萨迪克没有陪同总统前往。不管总统私下里对我说了些什么，他的公开形象仍然是苏联的朋友及其在埃及利益的保护者，而萨迪克却是苏联的头号敌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总统在莫斯科时，萨迪克和我在开罗竟然不得不处理两起确实引起了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苏联使团通知我们，地中海舰队正在进行一次演习，拟于五月八日在马特鲁港地区登陆，第二天撤出登陆部队。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要求立即遭到了国防部长的拒绝。
第二个事件较小，但是使人极不愉快。
五月八日十七时：我在中央军区司令部观看演习，苏联首席顾问突然光临。奥库涅夫抱怨开罗机场的海关人员以不友好的方式对待归国的苏方人员。奥库涅夫说，有些人可能带有送给妻子或情人的金戒指或手镯，这些小东西不应算作走私品。我打电话给国防情报部部长询问此事。他说，问题要严重得多。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看见苏联人在抢购大量黄金。
我恋恋不舍地退出了演习，同奥库涅夫，一起驱车前往我的办公室。首先要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然后再解决问题。半个小时内，萨迪克来了，接着国防部秘书长哈桑·格里德利将军也来了。萨迪克一方面向奥库涅夫解释他无权管辖海关，另一方面却悄悄地对格里德利和我说，他知道俄国人带有大约二百磅黄金。萨迪克向奥库涅夫建议，每人应填写一份海关申报单并交出所有的黄金，然后离境；作为负责人，奥库涅夫应保证，若法庭调查此事，这些人会返回埃及。萨迪克说，待事态平静下来之后，他会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的。奥库涅夫重申，他的人没有什么可申报的，交出作为在埃及服务了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纪念品的那些小玩意儿，对他们说来未免太叫人失望了。
双方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萨迪克接到一个电话。他马上变得灵活多了。一会儿，刚才打电话的人又打来了一个电话，萨迪克的态度马上完全改变。他派我前往机场解决问题。我不想管这种讨厌的琐事，因此改派格里德利。萨迪克从未说明是谁打来的电话，我也没有问过他。但他在电话上称呼对方“穆罕默德”，我推测可能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穆罕默德·哈菲兹·伊斯梅尔打来的电话。
当晚，我们都要去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胜利日”招待会。我在十九时左右辞别萨迪克和奥库涅夫时，根本没有兴致去出席招待会了。我让秘书代致歉意，然后又去观看被打断了的训练演习。第二天，我听说苏联人员已经获准携带其物品出境。我搞到了一份清单。七十一名苏联人共携带：七十五枚戒指、四十五枚印章戒指、四十一对耳环、二十六副项链、七个手镯和三枚胸针。黄金的总重量不到三磅，每人仅半盎司，根本没有国防情报部所说的“大量的”和萨迪克所说的“二百磅”黄金。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件事都留下了令人厌恶的印象。五月十四日：格列奇科元帅抵达开罗。十九时，总统接见了格列奇科和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萨迪克和我国外交部长穆拉德·加利卜博士均未在场。会见时间原定一小时。会见结束后，格列奇科将要前往萨迪克在扎马勒克的官邸、对他进行礼节性拜访，然后前往离那里不远的军官俱乐部，出席为他举行的宴会。但是，格列奇科同总统的会见一直持续到二十三时才结束。当终于到达军官俱乐部时，他兴致勃勃地对萨迪克说：“我没有东西给您了，我的腰包都被总统掏空了。”
萨迪克答道：“噢，我希望他在您的口袋里找到了我们所需的一切。”
在宴会中，双方同意第二天签订新的武器合同，并同以往一样，由哈桑签字。但是，当我私下里问萨迪克，合同包括哪些武器时，他发誓说，他一点也不知道。
五月十五日：我来到萨迪克的办公室。哈桑走进来告诉我们，他得知苏联人将提供：
——十六架苏-17飞机，下个月先提供四架，其余在年底前提供；
——八个“贝特舒拉”式（萨姆-3）防空导弹营；
——二百辆T-62坦克，一九七二年交付一半，一九七三年交付另一半；
——一个“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旅，一九七三年交付，
——零配件和各种设备。
我向哈桑探询T-62坦克的价格和附加条件。他说不知道。哈桑走后，我对萨迪克说：“您应向总统打听一下苏联的条件，并让哈桑也知道。”萨迪克给总统打电话。他对总统的答复感到非常惊愕。他示意我注意听，并且开始大声重复总统的答复：“不要讨论价格……不要讨论交货日期……我们已同意的交货计划是立即交付六十辆坦克，也就是说在六月份交货；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前再交付六十辆；其余八十辆在一九七三年交货……‘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旅在一九七二年交货。”萨迪克放下电话，毫无办法地看着我。他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在真主和历史的面前，您是我唯一的见证人。我将同意在不讨论价格或交货日期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我至少会施加压力，要求在年底前得到所有的装备。”他耸了耸肩说道：“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也只好签字。”
我说：“相信我，我会澄清事实的。”（在离开萨迪克的办公室后，我马上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记录在袖珍日记本上了。）
我后来得知，苏联人撤销了用硬通货照全价付款的要求。因此，我们将按原来的方式付款。但是，我仍然摸不准萨达特和苏联领导人做了什么交易。然而，据我判断，苏联同意提供武器，目的是在尼克松-勃列日涅夫首脑会议（定于五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以前保持其地位。我敢肯定，作为回报，萨达特大概告诉了苏联人，萨迪克将军是埃苏关系最大的障碍，他答应一有适当的机会就撤销其职务。
这还不是我国政治家们在那一天唯一的表演。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在我们的一个空军基地举行了米格-25和苏-17的飞行表演。表演结束后，萨达特授予格列奇科荣誉之星勋章，授予陪同格列奇科访问的苏联空军总司令库塔霍夫元帅军星勋章。而且，还发表了一个公报。公报宣布，埃及现在拥有一种飞行高度达十五英里、时速几乎达二千英里的飞机，以及一种远程歼击轰炸机。
这些都不真实。米格-25具有上述性能，苏联在埃及部署了四架米格-25。但是，他们既不卖给我们，也不表示愿意卖给我们。我们一提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开导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自寻烦恼？这些飞机已经在贵国领土上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了。”（米格-25比以色列或美国装备的任何飞机都先进；因此我猜测，苏联人认为，向埃及出售米格-25可能不利于保密，而且会加速该地区的军备竞赛。）至于所吹嘘的“远程歼击轰炸机”，我询问了我国新任空军司令穆巴拉克将军。苏-17准备用来取代二月份武器清单上的图-22轰炸机。图-22轰炸机太贵，而且在研究了其性能之后，我们失去了对它的热心。但是，据穆巴拉克看，苏-17并不比我们已有的苏-7先进多少。一个中队的苏-17决不会给我国空军增加什么新力量。而且，无论如何，这些飞机在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前不会达到可供作战使用的状态。
我边读公报边思索：它要骗谁？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人。鉴于美国拥有先进的监视系统，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底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公报就会成为他们向以色列提供更先进武器的借口，从而使埃及更加落后于以色列。唯一受骗的人是埃及人及其阿拉伯朋友们。苏联人是唯一的获益者，上述谎言将会提高他们的声望。
五月十六日：然而，苏联马上获得的利益却比较实惠。为了完成整个表演，两架米格-25对西奈全境进行了一次空中侦察，飞机从北部的富阿德港一直飞到靠近最南端的纳斯拉尼角。侦察飞行在十时开始，十时三十五分结束。敌方两架“鬼怪”式飞机徒劳地从西奈中部的马利兹空军基地起飞拦击。另外两架则从纳斯拉尼角空军基地升空。但是，“鬼怪”式飞机发射的美制“麻雀”式空对空导弹未能击中米格-25。从马利兹基地起飞的飞机发射的一枚导弹飘落到运河西岸的陆地上，被我们的部队找到了。我们将此事写进了五月十七日呈送总统的武装部队每日报告中，总统命令将导弹送交苏联人。苏联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枚导弹。
驱逐俄国人
六月六日：总统在巴拉吉官邸召集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核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萨迪克、我、哈桑（国防部副部长）、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防空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海军司令）、米西里（空军参谋长，代表穆巴拉克）、米赫里兹（国防情报部部长）、贾马斯（作战部部长）、哈比尔（中央军区司令）、戈哈尔（组织部部长）和格里德利（秘书长）。
萨迪克请贾马斯宣读由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起草并呈送总统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敌人的优势特别是空中优势很大，埃及武装部队不可能实施成功的突击。总统这时说道：“我们必须区别政治家和军人。你们作为军人必须集中精力使部队为即将来临的战斗作好准备。我认为，而且萨迪克将军也表示同意，除非我们具有阻止以色列袭击我国腹地的能力〔意即拥有一支能够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袭击的空军〕，否则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被迫在拥有这种威慑力量之前开战，我们应当怎么办？”
我紧接着说；“没有人能怀疑报告中列举的事实。根据它的前提，自然会得出这种结论。而我却怀疑这种前提。如果我们要在拥有一支足够的空中力量的基础上才制订计划，我们将不得不把开战日期年复一年地长期推迟下去。甚至没有人能够预测一个日期。事实上，我认为，不管我们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我国空军和敌方空军之间的差距将趋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美国的策略是使以色列保持对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的空中优势。我们在从苏联获得合适的飞机方面正遇到麻烦。即使我们获得合适的飞机，敌人也会从美国得到更先进的飞机。所以，差距将继续存在。除此之外，敌人能够比我们更快地掌握新型飞机。所以，他们至少能够始终保持目前的差距，并且可能扩大。因此，我们除了在敌人享有空中优势的条件下作好开战的准备外，别无选择。我们可以用萨姆导弹对付敌人的空中优势。”
米西里（空军参谋长）说：“我完全同意沙兹利将军的意见。”
总统开玩笑地说：“米西里，我向真主起誓，如果空军这次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我将亲自把你吊死在这座花园里的一棵树上。”（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六月八日至十三日：萨迪克将军在莫斯科。六月二十日：萨迪克召集小型会议，与会者有我、空军司令、防空司令、海军司令，第2军团司令、第3军团司令和国防情报部部长。
在萨迪克讲话之前，国防情报部部长米赫里兹提到了一位苏联记者访问我国野战部队的报道。这位记者提出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问题：“以色列拥有先进的武器。当我们向你们提供可与之匹敌的武器时，你们发现以色列有了更先进的武器，所以你们又向我们要更多的武器。你们和以色列之间的差距将继续存在，并且甚至可能扩大。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永远不会开战呢？越南人民想方设法以同样的武器作战，而且是与美国本身作战，这又作何解释呢？”萨迪克瞪了我一眼，冒出了一句话。“这是萨阿德·沙兹利的口气。”（第2军团司令萨阿德·马蒙将军和第3军团司令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事后分别向我询问萨迪克是什么意思。我向他们说明了六月六日会议的情况。）
萨迪克在汇报其莫斯科之行时说，格列奇科告诉他，埃及必须使其武装部队、老百姓和整个国家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埃及必须得到为确保胜利所需的武器供应。接着，勃列日涅夫说：
一、埃及的国内局势尚未稳定。有些人指望东方，有些人指望西方。
二、中东的局势复杂。以色列正在提出我们双方均无法接受的解决办法。
三、苏联认为，被武力夺走的东西只能通过武力夺回来。苏联将支持埃及。
四、我们两国必须在联合国第242号决议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作。
五、一个国家要想收复失地，首先必须建立防御部队，然后才能着手建立进攻部队。但是在这样做之前，它必须清楚这些部队是否真正准备打仗。
六、苏联顾问在埃及的存在是国际形势的需要。
七、苏联决不会在损害埃及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协议。
八、解放埃及领土是埃及自己的责任。帮助它的叙利亚朋友也是埃及的责任。
萨迪克的印象是莫斯科不太积极。苏联的政策未变；另一方面，莫斯科希望国际局势保持六个月的平静，直到十月份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如果尼克松象莫斯科预期的那样再次当选，苏联将解除疑虑，放慢对我们的武器供应，以期同华盛顿一起促成和平解决。同时，他们依然关注埃及的国内局势和保住他们在埃及的地位。他们甚至要求埃及领导人清除所有可能被认为是反苏的人。 [ 注：人们很难相信勃列日涅夫会要求萨迪克让埃及领导人消灭所有可能被认为是反苏的人。勃列日涅夫肯定知道萨迪克是埃及主要的反苏分子。然而，在写这部回忆录时，我有责任照录原话，而不管原话是否合乎逻辑。 ]
七月九日：前往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出席为其国防部长苏丹亲王举行的晚宴。萨迪克和哈桑也去了。在欢乐的晚宴中，萨迪克把我们俩叫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他说：“总统已经决定驱逐俄国人。”
“他星期五〔七月七日〕打电话给我说：‘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我说：‘总统先生，除了去清真寺参加午祷和晚间出席一个宴会外，别无其他安排。’他说：‘那你就到巴拉吉来吧。你可以在这儿作祈祷。’我说：‘好吧，总统先生，我马上就来。’
“我到了那里以后，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把苏联顾问和苏联部队赶出埃及。他将在几天内公布这项决定，但想首先通知我，以便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他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我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今天，我决定告诉你们俩，特别是因为我已经觉察到这里的其他人似乎知道此事。”
我大吃一惊地说：“可是您想必明白这项决定有多危险。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这无疑将会影响我们的作战能力。苏联部队在我们的空防和电子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时，我看出，连苏联在埃及的头号对手萨迪克也不高兴。他说：“我知道。我曾经试图说服总统不要这样做。但是我未能说服他，他仅仅说：‘这是最后的决定。我召你来是为了将我的决定通知你，而不是同你讨论这个决定。’”萨迪克迷惑不解地说：“我一向主张给他们施加压力，以便得到我们所需的东西。但是我从未想过我们会走得这么远。”哈桑同样感到惊愕。
我发现自己在思索勃列日涅夫上个月对萨迪克说的一句话：“苏联顾问在埃及的存在是国际形势的需要。”根据我的经验，苏联的一言一行都是有原因的。我推断，苏联的情报机构得到了即将作出此项决定的风声。我的另一个想法是：为什么现在作出这项决定呢？这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对苏联某个新的立场声明作出的反应吗？若系如此，苏联新的立场声明是什么呢？或是总统早就在原则上作出了此项决定，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付诸实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埃及国内外有谁知道总统的决定呢？（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的决定是对苏联断然拒绝某项要求作出的迅速反应。但是，根据过去七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我完全可以肯定，这项决定是萨达特和某些人预先密谋之后蓄意作出的，而萨达特仍想隐瞒这些人所起的作用。）
七月十六日下午：向部队宣布了总统的决定。此项决定将于第二天生效。
七月十七日：萨迪克、奥库涅夫和我举行会谈。议题：遣返苏联人员。在埃及的苏联人员分为四类，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对我们更重要。首先，我们约有八百七十名苏联“顾问”。顾名思义，他们只就战术、训练和行政管理提出建议。他们的离去对我们影响不大。其次，我们有一百多名苏联“专家”——培训我方人员使用新式武器装备（从T-62坦克到新型夜视器材）的技术人员。在我方人员受训结束之前失去他们将使我们很为难。最后，我们还有“友军”，它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操作已由埃及买下的装备的部队。这些部队包括两个歼击机旅和二个防空师的相当大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操作仍归苏联所有的装备的部队，其人员和武器都是苏联的。这一部分中有一些是我们正在购买的，如“瓜得拉特”式（萨姆-6）导弹旅。但其他部队的装备是苏联始终拒绝卖给我们的：四架米格-25飞机，电子战部队，以及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为了既遵守总统的严格指示，同时又减少对我们的作战能力造成的损害，萨迪克和我向奥库涅夫提议区别对待每一类苏联人员。立即终止顾问和专家的合同。操作埃及装备的友军应在一周之内将装备交给我方人员。但是操作那些我们既没有替补装备也没有替补人员的苏联装备的苏联部队应当留下来，条件是它们今后归埃及司令部节制。
不过，所有已经同意遣返但要拖到八月一日以后才走的苏联人员，将从八月一日起停止一切活动。这是一种绝望之余作出的努力。奥库涅夫将军是合作的。他同意了所有的条件，但是那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将我们不能取代的苏联部队留下来——除外。他说，他接到的命令是每一个苏联人都应离开。但是，他答应转达我们的请求并将答复告诉我们。（不出所料，答复是否定的。）
除政治方面的问题外，遣返活动的后勤工作也很繁重。苏联在埃及的人员包括顾问、专家、野战部队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共计不到八千人。苏联野战部队人员（操作埃及和苏联自己的装备的人员）共计六千零一十四人，包括空军、防空部队和电子战部队。我们提出帮助运输，但奥库涅夫说他接到严格的命令，遣返只能用苏联的运输手段完成。在尔后的两个星期内，各种问题通过书面报告或电话纷纷涌到我的面前。每个军种都打电话来报告新问题，请求新指示。“俄国人正在拆除贝尼苏怀夫和贝尔阿里达空军基地上的雷达。我们怎么办？”“俄国人正从向我们移交的单位中运走成吨的零配件。我们怎么办？”与此同时，奥库涅夫又打电话来报告，苏联人在给阿斯旺附近的一个空军部队装箱时，一种最先进的而且是埃及空军未装备的空对空导弹“失踪”了。
我遵循的唯一准则（我将这一准则反复告诉了所有打电话的人）是：苏联人有权搬走属于他们的一切装备。我们只应留下那些已经列入合同的装备。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时期未发生严重事件就平安地渡过了。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我虽然略带几分伤感之情，但又为下述事实感到自豪：埃苏双方高级指挥官都同样渴望解决双方易于冲动的青年军官提出的问题。
到七月底，七千七百五十二名苏联人中只有二千五百九十人乘船或乘飞机离开了埃及。我们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暂时关闭了军事学院，把它作为那些在八月一日最后期限之前无法离开的苏联人的临时住所。剩下的五千一百六十二名苏联人——五百二十九名顾问及其家属以及四千六百三十三名友军——在八月上半月返回了苏联。这时，我们不得不着手弥补因苏联人撤走而带来的损失了。我们失去了四架米格-25飞机，干扰敌“霍克”式地对空导弹制导系统的“斯马尔塔”式电子装备，可干扰敌方机载雷达的“塔肯”式装备，以及苏联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八月十五日：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瓜得拉特”式导弹。它们完全归苏联所有并由苏军操作，一直用于守卫阿斯旺水坝。我们已经签订了购买两个导弹旅的合同，所以苏联人没有把它们视为秘密，并且提出移交给我们。由于缺乏操作导弹的人员，我们拒绝了。然而，在空军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些机动萨姆导弹对我们的进攻计划如此重要，以致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萨迪克将军召集会议（包括我、防空司令法赫米和奥库涅夫）重新审议后萨迪克告诉奥库涅夫，总统现在同意“瓜得拉特”式导弹旅可以逗留到一九七二年底，条件是不执行任何作战任务，专事培训埃方人员。奥库涅夫说他将请示莫斯科。
八月二十九日：上述办法没有成功。阿斯旺军区司令打电话说，苏联人正在撤走“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奥库涅夫向我证实了这项决定。
八月三十日：我打电话给总统，将苏联的决定告诉了他。他的唯一评论是：“祝他们诸事如意！”
白费精力
俄国人离开后，我们与阿拉伯邻国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必要了。但是，尔后的一个月令人痛心地显示了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九月九日至十三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在开罗举行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五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在战斗中加强合作的途径。该委员会的建议将提交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年底召开的下一次会议审议。（这个委员会不断扩大，直到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十九个正式成员国中的十三个，所以该委员会本身就成了一个小型的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是重申根据我原先制订的计划由非前线国家派遣增援部队。
九月二十七日：然而，我们几乎立即就看到，尽管成立了此类委员会，私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损害着我们的斗争。苏丹派来的步兵旅的旅长巴赫尔准将告诉我，他接到了喀土穆要他撤回其部队的命令。加法尔·尼迈里总统和萨达特闹翻了。
对于两国不断发展的关系说来，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局。当苏丹南部的“阿尼亚尼亚”叛乱组织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构成真正的威胁时，埃及向喀土穆提供了一百吨炸弹和空对地导弹，并且派去了培训苏丹人使用这两种武器的技术人员。作为报答，一个苏丹步兵旅于一九七二年春季到达埃及；埃及还被允许在苏丹建立若干个训练中心，以避开以色列空军的打击。
现在，因为两个人闹翻了，这种合作正毁于一旦。（在尔后的一个月内，正当遣返苏丹人时，听说我们在苏丹训练的人员遇到了麻烦，所以我们也作出了将他们撤回的政治决定。）
十月二日：还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白白消耗其力量的例子。也门于九月份爆发了内战。在支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还是支持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南也门）的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分成了两派。现在，阿什拉夫·马尔旺以总统的名义打来电话，要我们派出轰炸机支持北也门。
考虑到我们上一次卷入也门事务所带来的灾难，以及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我们拥有的每一件装备，我感到此事不可信。但是当我给总统打电话时，他证实了此事，命令我们派出五架米格-17战斗机和四架伊尔—28轰炸机。这些飞机将途经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前往也门的萨纳。我们的飞行员不得参战，但可以培训和指点也门人。当天，也门飞行员驾驶我们的战斗机南下。两天后，埃及飞行员驾驶的伊尔—28也飞去了。（两个星期之后，即十月十五日，又作出了派遣二十二辆T-34坦克的政治决定——总算宽宏大量，没有派乘员。）
这是为什么呢？是与沙特作交易而付出的代价吗？我从来不得而知。我只看到了又一个白白消耗力量的例子：阿拉伯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军事力量不仅未派往前线，而且实际上是在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军队（它们也是应当派往前线的）的冲突中消耗掉了。
余波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恢复与苏联的关系。连萨达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九月份，我们之间的关系处于最低潮，尔后又慢慢地回升。双方一致同意西德基总理于十月中旬前往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人开始探索我们之间的裂痕究竟有多大。而且总统也看到了其政权潜在的不稳定性。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苏联当局请求允许三艘海军油船在塞得港停泊。仅仅两个月之前，这三艘油船曾经一直以塞得港为基地，虽然它们与苏联所有的其他装备一起撤离了，但是它们在法律上仍有权返回。纳赛尔于一九六八年签订的为期五年的海军设施协定既没有到期，也没有废除。但是，我推测，苏联的请求实际上是想在西德基抵达莫斯科之前试探一下气候。我给总统打电话，建议予以同意，理由是西德基即将访苏。他说：“好吧，我们允许他们使用海军设施的协定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以前仍然有效。根据协定的条款，我们可以答应其要求。如果西德基的莫斯科之行失败，这项协定也就完结了，那时我们就要求他们离开。”所以，塞得港的居民在第二天醒来时，再次看到了防波堤旁熟悉的船影。
十月十二日十八时四十五分：今晚好不容易有空呆在家里。电话铃响了，是总统的副官长谢里夫中将打来的。若干辆坦克不顾宪兵的信号，开进了开罗。谢里夫说，这对总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为晚些时候他将与国会议员一起出席一个会议。萨迪克将军已经被告知此事。我迅速赶到司令部，获悉宪兵已经逮捕为首的肇事者，并将他带到了中央军区司令部。我立即赶到那里。萨迪克将军已于几分钟之前到达，不到半个小时，中央军区司令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也来了。经查实，被捕的军官是阿里·胡斯尼·埃义德上尉，他是驻扎在开罗以东十英里左右处的装甲旅的一个机械化连连长。萨迪克审问了他，哈比尔和我则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埃义德上尉的交待是：“我连负责戒备敌空降部队。我决定实施一次战备演习，以训练我的士兵。当我们于十六时左右结束演习时，我想我们可以去沙耶德纳·侯赛因清真寺作马格里布祈祷。我们把车辆留在广场上，进去作祈祷。出来时，我们惊异地发现宪兵包围了我们，接着就逮捕了我们。”
埃义德的交待至少是不合常理，充满了他完全无法弥补的漏洞。为什么在他带领的车辆和人员中有的并不属于他那个连？他为什么不告诉营长要举行演习，以便采取通常的安全措施呢？他为什么闯过开罗郊区的宪兵检查站，从而违反事先未得到总司令部的书面命令任何军用车辆或武器均不得进入开罗的规定呢？最后，难道他认为乘坐装甲车去清真寺是正常的吗？
相比之下，这位上尉的同伙看起来非常惊慌。埃义德告诉他们进行演习。他们乘坐十二辆装甲输送车出发。当他们到达开罗军事检查站时，前面的七辆开过去了，但宪兵设法截住了后面的五辆。然后，上尉引导他们高速驶过开罗的街道，通过无线电发出一些混乱而含糊的命令。四辆装甲输送车的车长开始产生严重怀疑，于是停了下来。当上尉带领剩下的三辆装甲输送车到达清真寺广场后，他们象上尉所说的那样进去作了祈祷。
随着审问的继续进行，事情变得非常清楚，埃义德上尉是个宗教狂。他不时地突然停止答话，背诵可兰经，然后猛烈抨击埃及的生活方式，说人们忘记了真主，忽视了宗教义务，等等。（埃义德上尉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焦虑的萨迪克将军很快就离开了，说是要去向总统汇报。在目送他走出去的时候，我想总统可能会想起我四月二十三日的警告：如果萨迪克坚持控制那两个重要部门 [ 译者注：指国防情报部和军官部。 ] 我无法保证部队的安全。我说对了。
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西德基的莫斯科之行获得巨大成功，人人都松了一口气。苏联人答应提供一个中队的米格-23飞机，但是这些飞机将于一九七三年第四季度到达；一个中队的苏-20飞机，与前者同时到达；最重要的是一个旅的R-17E（西方称为“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其射程几乎可达一百五十英里。地对地导弹的交付日期将在下年初确定。我们已经开始恢复这个十分紧要的联盟。十月二十四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召开重要会议。总统已经命令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二十一时在其吉萨官邸开会。于是萨迪克将军说，他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中午在他的办公室先开一个会。（今天也是我与野战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举行每月例会的日子；我们不得不于十一时三十分中止开会。）
萨迪克召集的午间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几乎每一个在座的指挥官都简要地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和部队的状况，尤其着重谈到了各自的困难和问题。萨迪克在总结时说：“我只要求你们今晚告诉总统实情。总统认为我夸大了你们的困难。他要从你们那里听到真实情况。”每个人都表示要畅所欲言。大约从二十时三十分起，我们陆续在吉萨聚齐。二十一时，总统宣布开会，并作长篇讲话：“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一九七一年十月和一九七二年二月与苏联领导人的会晤是应我的要求进行的。我一九七二年四月的莫斯科之行是应苏联的要求进行的。在我一九七二年四月访问时，我对苏联领导人说：
一、“除非我们在军事上扭转局面，否则永远也不会在政治上解决问题。”
二、“苏联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装备印度，使之准备好与巴基斯坦打仗。我请求你们对埃及也这样做。一九七二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在选举期间，你们不可能与美国达成任何牢靠的协议。利用一九七二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向我提供我需要的一切，然后从实力地位出发与美国新政府谈判。”
三、“我赞同你们帮助尼克松再次当选的策略。同他打交道比同某个一心只想在八年内保持权力的新总统打交道会更有成效。”
“一九七二年五月，格列奇科元帅来访。他观看了M-500（米格-25）的飞行表演，并且随身带来已由苏共中央委员会拟好的访问公报。他们希望从实力地位出发与美国谈判，所以我同意了这个公报。但是，我也让格列奇科转交给苏联领导人一封信。我告诉他们，我确实需要M-500飞机。我也需要电子战装备。我还清楚地向他们表明，除非苏联部队完全接受埃及当局的指挥，否则我不会同意任何苏联部队呆在埃及。”
“六月六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苏美之间的情况依然如故。我告诉苏联大使，我要求得到对我通过格列奇科元帅转递的那封信的答复，并且重申了我在那封信中所说的一切。”
“七月六日，我获悉苏联大使得到了答复，要求会见我。七月八日，我会见了他。但是，苏联大使宣读的答复含糊其词，甚至只字未提我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他念完后，我对他说：‘我断然拒绝你们的信件。我决定，从七月十七日起，结束所有苏联顾问和苏联部队在埃及承担的任务。’”
“在公布这项决定之前，我派（总理）阿齐兹·西德基前往莫斯科解释这一情况，并提议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正在发生的情况。莫斯科不同意。他们说这是单方面的决定，因此应当由单方面宣布。他们仍然认为我是在吓唬人，尽管阿齐兹·西德基向他们保证我并非如此。从七月十七日起，象你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的决定付诸实施了。”
“七月三十一日，我收到勃列日涅夫先生的一封信。我有意不急于回信。但到八月三十一日，我终于作出了答复，一共有十点。”
“苏联人请求（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协助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在阿萨德的撮合下，我同意再次派阿齐兹·西德基博士前往莫斯科。我认为他的访问取得了两项积极成果。第一，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同俄国人建立了关系：象朋友一样进行合作，双方绝对平等和完全享有行动自由。第二，苏联同意向我们提供更多的武器。（总统宣读了我已经列举的清单。）”
“通过确定交付日期，苏联仍然掌握着控制权。但是，有了这个协议，他们至少已经表示愿意继续提供正常的补给。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八月三十一日的最后一封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将把十月三十一日作为决定我们今后关系的日期。所以，西德基在莫斯科时，苏联人知道除非他们改变态度，否则我将取消我们之间的友好条约和收回他们使用的港口设施，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关于苏联的一般立场，在我看来，总统的讲话是自相矛盾的：
“俄国人和美国人五月二十日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提出的缓和，现已成为苏联占支配地位的战略。集团之间的冷战已告结束，缓和将至少行时二十至二十五年。但是，缓和意味着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将被压垮。——苏联并不希望我们打仗，而希望我们和平解决，因为他们知道战争可能把他们拖入与美国人的对抗。”
但他又说：“苏联人不能肯定我们会开战。这就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武器的原因。在我与苏联领导人的历次会晤中，他们进行的大量旁敲侧击就是明证：‘你们何时开战？你们何时才会象男子汉那样敢作敢为，解放你们的领土？’他们最后公开对阿齐兹·西德基博士这样说：假如他们处于我们的地位，即使他们除了步枪之外一无所有，也将用战斗来解放他们的国家。我可以肯定，他们私下里甚至更加直言不讳。”
然而，总统还说，俄国人告诉西德基，缓和决不会影响他们与埃及的关系，苏联的政策是继续支持埃及，并且向它提供武器。
然后，总统话锋一转，谈到代替战争的方案：“至于和平解决我们面临的冲突，我最后的建议非常清楚：”
一、“我们将宣布停火，在此期间，以色列军队从苏伊士运河附近地区撤出；我们的部队开到东岸，运河重新开放。”
二、“停火将持续六个月。届时，如果还未达成最后解决问题的协议，我们将享有结束停火的自由，并且重新负起解放被占领的领土的责任。”
“但是美国人想窜改我的建议。他们同意以色列撤军，我们开到东岸，以及重新开放运河。他们虽然说，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是他们不希望规定时间限制。西欧则怯懦地附和他们的意见。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如果没有某种制裁措施，以色列满可以把谈判拖延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一切。美国和西欧主要关心的运河，将已经开放。全世界将忘记我们的问题。我们将不仅失去自己的领土，而且永远丢掉巴勒斯坦的事业。”
最后，总统试图吸取教训，以便今后引以为鉴：“我们必须停止依靠外界提供武器。我们必须自己制造战斗轰炸机和直升机，自己制造小型快艇，并用最强大的导弹装备这些快艇。我们必须生产坦克和履带式车辆，生产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在这个领域内，英国和法国准备与我们合作。”然后，他让大家提问。
贾马斯（作战部长）：“叙利亚和利比亚对开战的前景看法如何？”
萨达特：“哈菲兹·阿萨德深信，不管牺牲有多大，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将改善我们目前的地位。叙利亚将在战斗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他们同意应当由开罗协调两条战线上的行动。萨迪克将军不久将去叙利亚商量细节。
“至于利比亚，他们拥有的一切部队都在作好战斗准备。他们拨给我们支配的有：一个‘幻影’式飞机中队，二十四门155毫米自行火炮，十二门装在履带式车辆上的120毫米迫击炮，以及一百辆装甲输送车。”
瓦西勒（第3军团司令）：“部队的训练水平和战备状态很高。但是，如果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发动进攻，我们势必要忍受极大的伤亡。我们不要忘记，敌人筑有一道连绵不断、高达六十英尺的沙堤，堤顶设有隐蔽的射击阵地。他们可以消灭任何进攻的部队。我们至少必须加高我岸的沙堤，直至赶上或超过以色列的沙堤。然后，我们才能提供掩护火力。”
沙兹利：（除总统、萨迪克和我之外，别人都不知道其他阿拉伯国家答应提供增援部队。我决定婉转地提醒总统，现在或许是召来援兵的时候了。）“总统先生，您是打算动员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力量呢，还是认为开战仅是阿拉伯共和国联邦——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的责任？”
总统：“战斗主要由埃及进行。起初，其他阿拉伯国家会袖手旁观。尔后，它们将发现自己受到本国公众舆论的指责，从而改变态度。”（我决定不再深究，留待以后私下里提出。）
萨迪克：“我们必须记住，敌人可以打击我们的腹地。我们还必须牢记，在美国以及也许还有其他国家——我不想点名——的同意下，以色列可能随时向我们发动进攻。它们都主张摧毁现在对以色列构成极大威胁的埃及及其武装部队。”
总统：“我完全同意。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最合适时机将是今年十一月七日〔美国的总统选举日〕前夕。然后，由于选出了新政府，全世界将忘掉侵略，而开始谈论新的停火。”
哈比尔（中央军区司令）：“就我所知，武装部队从俄国人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增加战斗力的装备。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正常消耗和磨损，不妨说，我们的能力实际上正在下降，而不是增长。特别是我们的空军没有发生变化，保留着多年来的一切缺陷。在我们决定开战，特别是打一场我们预期会遭到重大伤亡的战争之前，这不是需要加以权衡的重要因素吗？”
总统：“你显然没有领会我早先的分析。假如我接受了上述任何一点意见；我决不可能作出七月八日（驱逐俄国人）的决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打还是不打’。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俄国人。他们已经武装了我们整整两个野战军团。诚然，武器装备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但是毕竟装备了。”
哈比尔（回到进攻问题上）：“如果我们解决‘打还是不打’，那么为了‘打’，我们肯定不得不动员一切力量。如果我们要打仗，就要象其他国家要打仗时那样，动员全国的一切力量进行战争。”
总统：“全国动员是我的职责，而不是你的职责。国内许多人仍然对将要打仗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国内情况将会恶化。我们必须冒适当的风险。”
哈比尔：“适当的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避免风险呢？”
纳瓦勒·赛义德（军需部长）：“目标是解放被占领的领土呢，还是仅仅恢复军事活动，以便使您得到更好的和平解决的机会？”
总统：“我八月份告诉过国防部长：打破停火局面。”
哈桑（国防部副部长）：“我们也许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势。但是，打仗如此变幻莫测，以致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它都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总体战争。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只在进攻的初期阶段取胜，尔后无疑将迫于敌方压力而转入防御。结局可能是，以色列将处于比现在更强大的地位，他们可能依然控制着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大部。那时，他们还可能对这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我们呢？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内地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对付空袭的适当防御。敌人的空军可以打击我们的内地，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叙利亚的防空力量甚至更弱。叙利亚在完善其防空配系之前打仗，将是极端危险的。我们并不希望再次向苏联呼救——比如，倘若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地遭到严重破坏，就很可能这样做。”
总统恼怒地直呼其名：“阿卜杜勒·卡德尔，用不着你告诉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我对国家的独立负责，我明白我的职责。你不要干涉不属于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想出于无奈而再次告诉你恪守本份。你是一个军人，不是政治家。”
法赫米（海军司令）试图平息争吵：“大家都认为问题不能和平解决，打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就打什么样的仗、何时打仗或其他分歧意见进行争论，那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总统攻击他说：“你还为阿卜杜勒·卡德尔辩解吗？每个人只能讲他份内的事。每个人只有一定的职权，不能越权。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告诉我什么是我的职责，或者怎样做。”
气氛紧张起来，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总统比较心平气和地对会议作了总结：“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打还是不打。’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部分地解决问题的方案（美国的和平建议），尚待我同意。但是我不准备接受。别人也许会接受部分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我决不接受。我们将不得不只靠我们的才干和计划来弥补某些装备的不足。真主保佑你们！”
总统离开会议室。我们收拾好公事包，走向等在那里的汽车。这时已过午夜了。
十月二十六日中午：总统的秘书打来电话。总统要我十五时三十分到吉萨去见他。我到达后，萨达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解除萨迪克将军的职务。我将从那一刻——总统看了一下手表——起全面负责武装部队及其安全。我问萨迪克是否知道了。萨达特说尚未告诉他。我问是由他告诉萨迪克，还是要我告诉。总统说他将在两个小时后派他的秘书告诉萨迪克，以便我有时间采取必要的预防性安全措施。
萨达特说，他还决定解除哈桑将军和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的职务。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生过争吵之后，我对此毫不吃惊，我也不可能据理力争。意见分歧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总统有理由认为已经影响到了他本身的安全。但是，当他继续讲到还要解除海军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将军和第3军团司令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的职务时，我提出了异议。我说，他们两位都是出色的将领。
萨达特反驳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吗？我也曾经认为瓦西勒将军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但是，看看他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道：“总统先生，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瓦西勒将军只不过对预期的伤亡程度表示担心。这是他的权利。而且他所说的关于敌军沙堤的一番话是对的。我们的确不得不把它考虑在内。他仍然是一个好人和一位出色的军人，我请求阁下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这一点。至于法赫米将军，他是我们最能干的海军军官之一。解除他的职务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总统说：“作为一名陆军军人，你也许了解瓦西勒将军。但是我了解法赫米。他过于喜欢受人吹捧，和萨迪克一模一样。萨迪克发现法赫米渴望受人吹捧，而法赫米也在萨迪克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欲望。他们彼此大肆恭维，最后竟信以为真。我比你更了解他们。”
稍停片刻，总统兴冲冲地说：“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由谁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我没有说话。几秒钟后，萨达特又开口说：“我企在考虑艾哈迈德·伊斯梅尔。”
我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说：“总统先生，自从我和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在刚果（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相识以来，我们的不和已达十二年之久。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糟。要我们和谐一致地工作是不可能的。”
萨达特拍了一下手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将比萨迪克更乐意与你改善关系。”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说，在我们准备打一场将决定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命运的战争时，我对任何可能扰乱军事形势的事态均表示关注。萨达特再三向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很快得出结论：他的决心已下。我或者接受，或者辞职。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我决定留下来。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决定命运之战。近十八个月来，我作为参谋长一直辛勤工作，而现在，最困难的工作至少已经结束。对我说来，把武装部队和我的工作成果让给其他人，未免难以忍受。此外，我对自己说，萨达特的保证也许会实现。（关于伊斯梅尔，纳赛尔总统也曾对我作过类似的保证。）如果他的保证不兑现，而且事情变得不可挽回，我仍然可以辞职。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如果我现在辞职，可能被看作是支持萨迪克将军。人们可能认为我支持萨迪克的下述观点：我们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无力开战。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二十二时三十分，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打来电话。总统刚刚接见了他，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说，总统已经决定解除法赫米将军海军司令的职务，由齐克里将军接任。
伊斯梅尔的灾难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和我格格不入。我曾经为此辞过一回职。一九六○年，我们在刚果相识。我当时是联合国部队埃及支队的指挥官。伊斯梅尔准将率领一个埃及军事代表团抵达刚果，以了解埃及可以向刚果军队提供哪些东西。然而，当军事代表团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现称金沙萨）时，得到埃及支持的卢蒙巴垮台了。蒙博托掌了权，开始奉行截然相反的政策。伊斯梅尔的代表团遭到冷遇。他们不是返回开罗，而是在那里泡了两个月。由于无事可做，伊斯梅尔开始干预我的工作。于是，我们争吵起来，最后我给了他一拳。这件事传到开罗，他的代表团被召回国。
当然，作为职业军官，我们后来也见过面。但是我们都试图避开对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冷淡。后来发生了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人人都以为伊斯梅尔的仕途到此结束了。他当时是驻西奈部队的参谋长。纳赛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伊斯梅尔是要为这次大失败负责的几个人之一，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不几天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但是，伊斯梅尔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人非常接近纳赛尔。几天之后，他回到了部队。一九六九年三月，使人们普遍大吃一惊的是，纳赛尔任命他为武装部队参谋长。
我在他获得任命的同一时刻提出了辞职。我给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的信是直言不讳的。由于伊斯梅尔是参谋长，而我是特种部队司令，我们回避对方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而我们决不可能共事。尔后我就回家了。第三天，在一连串的来访者徒劳地试图说服我改变主意之后，纳赛尔总统派他的女婿阿什拉夫·马尔旺向我传话：“纳赛尔总统认为您的辞职是对他个人的批评。是他任命了伊斯梅尔。”我把对伊斯梅尔的看法告诉了马尔旺，重申我不可能与他共事，但是我保证绝无批评总统之意。马尔旺走了。几小时后，他又回来了。他说：“总统非常理解您的看法。他请您回来继续工作，他个人向您保证伊斯梅尔将军决不会给您穿小鞋。”我回来工作了，而且我不得不说，纳赛尔总统履行了他的保证。伊斯梅尔甚至从未视察过因沙斯的特种部队基地。毫无疑问，我们到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但是伊斯梅尔的任期仅仅持续了六个月。一九六九年九月九日，一支敌军从海上袭击了红海军区北部地段，他们几乎在岸上滞留了一天，而伊斯梅尔对此却一无所知。纳赛尔第二次解除了他的职务。
对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夺权后在军队中搜罗支持者的萨达特说来，伊斯梅尔显然是一个可以选中的人物，因为他仇恨纳赛尔。已经退役的伊斯梅尔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被萨达特起用为国家情报局的新局长后，他就完全投入了萨达特的怀抱。现在，作为萨迪克的后任，伊斯梅尔甚至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只能增加萨达特的安全。
如前所述，萨迪克曾经是支持萨达特发动政变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他始终认为，他应当因此而分享实权。例如，他总是直率地和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与萨达特的观点互相矛盾也毫不顾忌。而且，萨迪克在部队中深孚众望，因为他采用了通常的收买人心的手法——提高薪饷和退休金，授勋，批准出国旅行，以及给随从们以金钱和特权。作为报答，他要求人们完全效忠于他。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此，对于尚在确立自身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萨达特说来，萨迪克必然是一大威胁。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则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他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时而谦卑恭顺，时而盛气凌人。一九六九年九月的第二次被解职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比以前更加优柔寡断了。他回避作出决定的责任，宁可听命于人，而不愿发号施令。毫不奇怪，由于他的作风一贯粗暴，因此在部队中非常不得人心。此外，虽然对部属的个人问题毫不关心，但若涉及到他自己的家族或者可能对他有用的那些人的家族，他却相当热衷于搞裙带关系。在萨达特眼里，这种不得人心则是一个优点。他与参谋长不和当然也是优点。（萨达特是分而治之的坚定信徒。）
不可原谅的是，伊斯梅尔·阿里还是一个患有绝症的人。萨达特总统知道这一点。伊斯梅尔患有癌症。在他一九七四年九月死于癌症之后，曾经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英国医生在尸体解剖报告中说，癌症至少已经存在三年了。（我当时是埃及驻英国大使，因此看到了这份报告。）所以，至少在萨达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之前一年，癌症就已经在致他于死命了。而且萨达特也承认过他知道此事。萨达特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在十月战争之前和十月战争期间都知道伊斯梅尔有病，医生已经告诉他伊斯梅尔是一个重病人，不能作出决定。这就提出了使人毛骨悚然的问题。为什么萨达特在那个最关紧要的时刻任命了一个病人？难道他竟然把个人的目的置于国家的切身利益之上吗？我对这样写他表示遗憾。但是事实必须讲出来。伊斯梅尔不能胜任其职；他的软弱给国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这应归咎于明知伊斯梅尔不久于人世而又任命他、接着又操纵他的那个人。
碰巧，在开战前共事的十一个月中，伊斯梅尔和我很少发生意见分歧。我们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此外，也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问题。我们的各种计划都已制订完毕。当然，随着新的敌情报告之到来，或者我方新部队之可供作战使用，我们不断地修改计划。但是核心内容未变。在所属各部的部务方面，伊斯梅尔继续掌管国防情报部和军官部；但他确实允许我分管财务部。他私下里从未隐瞒过他对我的厌恶，但他从未公开地攻击我。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
如下所述，战争期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这也是萨达特的过错。当然，伊斯梅尔后来在萨达特诋毁我的运动中也起了作用。一位曾经在战后与伊斯梅尔进行过长时间谈话的英国历史学家，后来到驻伦敦大使馆来看我，讲到他如何被忠告不要在伊斯梅尔面前提及我的名字。但是，实事求是地谈论这次战争而不提到我，这是不可能的。伊斯梅尔显然心烦意乱，他突如其来地倾诉出对我的厌恶，近乎达到憎恨的程度。
然而，他终于对此感到内疚。在最后一次试图治疗他的癌症时，伊斯梅尔于一九七四年来到伦敦威灵顿私人医院。我去医院看望了他。他自知即将与世长辞。他突然说道：“我知道你一直是受到野蛮的和不公正的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总统要这样做的。甚至当我们制作有关战争的纪录影片时，总统还下令去掉你的名字和形象。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他说的话：‘沙兹利将军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无视他……’”我让他平静下来。我说，真主了解事实真相，真主了解我们的心意。我还说了些人们通常对临死的人所说的那些话。然后，我离开了，思索着人们为了哪怕是瞬间的权力而会干出何种勾当来，并且默默地祈祷着：愿我不被这种诱惑所动。
阴谋
伊斯梅尔上任的头几天，就开始了由他监督实施的唯一的一项准备工作：在运河西岸构筑沙垒。我们从西岸提供掩护火力的决定，意味着——正如瓦西勒在那次造成创伤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提醒总统的那样——我们需要构筑比以色列的沙垒更高的沙垒，以便用作射击阵地。（我们实际上在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就开始构筑沙堤了，以对抗以色列八至十个月之前开始构筑的沙堤。他们加高沙堤，我们也就加高，虽然他们的沙堤总是比我们的更高、更完善。）在萨迪克被解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要求从应急资金中拨出二千三百万埃镑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没有成功。
现在，伊斯海尔上任几天之后，这笔款子就拨下来了。到一九七二年底，我们的工兵没有修好一条连绵不断的沙堤，而是在五个地段上修筑了三十个沙垒，每个沙垒高约七十英尺，使用沙土约二十三万立方码。这些庞大的工程建筑在突击的开始阶段成了我方坦克和反坦克导弹的良好射击阵地。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七时：在这之前，人们对萨迪克被解职一事开始议论纷纷，普遍表示不满。没过多久，我们就获得了证据，证明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炮兵部长赛义德·马希将军打电话说，炮兵学校的一名青年军官公开批评了总统。当时，炮兵学校的校长正向集合起来的青年军官们解释萨迪克为什么被解职。（他的讲稿是萨迪克的继任者仓卒下发的情况简介。）一位青年军官说道：“总统对军事一窍不通。”多可怕呀！但是，当仓卒组织调查时，这位青年军官否认——我相信是根据精明的忠告——他说过这句话。他的否认被接受了；这次事件可喜地结束了。但随后又出现了严重得多的不满。
十一月十一日十七时四十五分：总统把我召到吉萨，接踵而至的有内政部长马姆杜·萨利姆和国家情报局副局长伊扎特·苏莱曼。一个阴谋被发现了。
事发于几天以前。当时，国防情报部的一名上尉偶然有所发现，从而对一伙军官产生怀疑。他没有告诉他的上级，而是直接报告了总统。萨达特听了他的报告后，开始怀疑国防情报部的某些参谋人员卷入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阴谋，因而求助于国家情报局来粉碎这一阴谋。国家情报局的监视活动证实，某些军官（其中一些以亲萨迪克而闻名）正在开会，而且他们采取了如此严密的保密措施，以致国家情报局无法了解会议的内容。这时，萨达特疑心大发，决定甚至在拿到确凿证据之前就打击这伙军官。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听取伊扎特·苏莱曼介绍国家情报局掌握的与阴谋组织有关的一切情况。
该组织的名称——“挽救埃及”——就表现出它的天真无知。明显的事实是，这伙军官接受了萨迪克的观点。他们还相信，某种力量正试图在我们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把我们推入战争，这将导致我们武装部队的毁灭，政权的垮台，从而导致政治混乱以及在埃及出现共产主义并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我不同意这种分析。这正是我和萨迪克将军产生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但是，萨迪克和我是二十年的朋友，从我们还是下级军官的时候就在一起了。我从未怀疑过他的勇气或爱国热忱，而且现在我也毫不怀疑。我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们目前的所作所为；但我完全可以肯定，萨迪克不是任何人的代理人。所以，当萨达特总统谴责萨迪克是沙特阿拉伯的傀儡时，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到伤心。萨达特说，萨迪克是费萨尔国王的代理人，接收了钞票、金条和贵重的礼物，并以执行费萨尔的命令作为报答。马姆杜·萨利姆赶紧证实总统所说的一切。我一言不发地坐着，无法反驳这些细节，但默默地回想起仅仅一年前萨达特给费萨尔的那封信，要求费萨尔招待萨迪克就好象他是萨达特本人一样。费萨尔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当我们三人于二十二时离开总统时，我们已经奉命逮捕和审问所有的嫌疑分子。我们来到国家情报局总部。我在那里呆到第二天早晨五时。我签署了逮捕有关军事人员的逮捕证之后，便回办公室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开始一天的正常工作。审问将由我们的军事检察长负责，但在国家情报局总部进行。十一月十二日：总统解除了国防情报部部长米赫里兹将军的职务。随着国家情报局审讯工作的进行，更多的名字被提及，从而要求逮捕更多的军事人员。在这期间，我不得不前往科威特，出席两天的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我将在后面详细叙述这次会议的情况。）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我从科威特回来后，对“挽救埃及”案犯的审问仍在进行。（随着米赫里兹将军的去职，此案现已交给国防情报部总部经办。）后来事情更糟、当晚，一军事检察长要求我下令逮捕前中央军区司令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师长奥姆兰上校，师参谋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布上校以及别动队指挥官马哈茂德·伊萨姆中校。军事检察长说，别人供出了他们的名字，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卷入了阴谋。我同意了。一时三十分后不久，他们就被捕了。这时，我开始着慌了。局势看来比我最初想象的更严重。我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包括立即禁止一切军事调动。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前往国防情报部总部。他们给我看了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和阿杜勒中校的全部供词，使我大吃一惊。
看到阿卜杜勒·哈比尔遭到逮捕和审讯，我很难受。仅仅两个星期以前，他还是我的一位同僚和高级指挥官。他的供词正像我对一位勇敢的人所估计的那样：他自称负有全部责任。这显然是为了保全其他人。我从容地问他：“你签署的证词是真实的吗？是出于自愿吗？”他同样从容地回答道：“是的。”我招了招手，把军事检察长叫到另一个房间。我说：“我可以看出，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仍然很健康。但是你要记住，绝对禁止使用暴力或威胁。除此之外，对他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要尊重。”军事检察长说，他可以向我保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或威胁，而且丝毫没有使用过这些手段来逼供。
我又看了一遍供词。它们是可以导致定罪的。这个组织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前，亦即十一月九日采取行动。那天是我女儿结婚的日子，他们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要人都将参加当晚的结婚典礼。他们计划把我们一网打尽。只是在了解到结婚典礼戒备森严之后，他们才推迟了这次政变。
事有凑巧，我下午离开国防情报部总部后，马上就去参加利比亚革命委员会成员之一阿卜杜勒·穆奈姆·胡尼少校的婚礼——我在会见卡扎菲时曾经见过他。婚礼在离金字塔不远的射击俱乐部举行。萨达特总统已经在场，我把他请到一个角落，告诉他最新的口供。不一会儿，他就离开了我，在夫人的陪伴下向楼下走去。突然，屋子里有人高喊：“总统找您。”当我赶到楼下时，总统已经走了，留下了让我去追他的命令。我甚至没有让我的妻子知道，就动身前往吉萨，在他的官邸门口追上了总统。我们在台阶上徘徊了半个小时，总统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自言自语。
总统真正担心的是萨迪克。阴谋分子们没有提及萨迪克的名字，但显然是他的思想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于是提出了三个问题。萨迪克的观点具有多大的颠覆性？有多少军官支持这些观点？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在批准对高级职务的任命时，总统毕竟曾经倚重萨迪克个人的意见。）
总统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说：“他在用人方面欺骗了我。他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他转身对我说：“你对……的看法如何？”他提起一个被萨迪克贬到欧洲充任武官的军官的名字。我回答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实际上，他过去是装甲师师长，萨迪克曾经不想把一百辆T-62型坦克交给他。）总统说：“把他召回来。明天就把他召回来。”
我认为这种冲动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理智。我说：“总统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建议您将此事推迟一段时间。”
萨达特问道：“为什么？”
我说；“萨迪克将军指责任何一个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自己也曾被他恶语中伤。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把人召回来，那么武装部队内将会产生误解。我们是给他们恢复名誉呢，还是让人怀疑他们是阴谋分子？”
总统点了点头说：“我想你是对的。那就推迟一下吧。”
我们转而谈到将在埃及采取的其他安全措施。当我离开依然在台阶上踱步的总统时，我已经受领了命令。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开车从婚礼上把我的妻子接回家。
对未来的希望
十一月十三日：在处理上述事件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前往科威特，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的又一次会议。由于刚刚目睹了持续备战的负担正在给埃及社会造成的伤害，在我到达时，没有心绪奉迎那些敦促我们打持久战而自己又不作出相应牺牲的人。因此，我作为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所作的报告，直截了当地讲出了我一年前想说的话。
我批评非前线国家提供的财政支援不足。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埃及花费了四十一亿二千五百万埃镑。如果加上我们的物质损失，则约达四十五亿埃镑。这些年来，我们有二千八百八十二名军民丧生。埃及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整个阿拉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六，但它付出的防务费用却占整个阿拉伯世界防务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然而，一九六七年以来，埃及总共只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收到五亿六千六百二十万埃镑，仅占埃及开支费用的八分之一，这还不包括人的损失。我说，我们需要制订两个阿拉伯防务政策，即一个近期政策和一个长远政策。从近期来讲，某些国家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用于防务，而其他国家（名义上的盟国）则仅为百分之三，这是不公平的和不能容忍的。每个阿拉伯国家至少应当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用于防务。如果它用不了这么多的拨款——因为其人口太少而无法开销这笔款子，或者出于任何其他原因——它应当将多余的部分拨作阿拉伯防务基金，以支援前线国家作出的努力。
我说，从长远来看，除非我们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军火工业，否则我们将永远象目前这样远远落后于以色列。以色列的军工生产，一九六六年产值九千万美元，到一九七二年则增长了四倍，达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军工生产一直停滞不前，现在的产值为九千三百万美元。为了说明差距，我谈到了我们在空中力量方面的弱点。以色列空军具有在一天之内投掷二千五百吨高爆炸弹的能力。把阿拉伯前线国家的空军全部加在一起，即使在理论上，也只能投掷七百六十吨。而鉴于当前的现实——我们的大多数飞机航程短，而航程远的飞机则速度慢——这一数字还要大打折扣。没有我们自己的军火工业，就绝对不可能弥合这一差距。
我提议建立集体的军火工业。它应当独立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之外。在五年之内，每个国家应当每年拿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予以资助。股份按比例分配。五年之后才分红。军火工业的各个部门设在何处，应当根据战略、技术和经济标准来确定。
十二月十二日：我的计划结出了第一个硕果。阿拉伯国家的参谋长们在开罗开会。除了作出三点改变之外，我们一致同意非前线国家的军事义务——它们将派遣的增援部队——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将在埃及的帮助下，立即派出一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并在一九七四年派出另一个中队。科威特也将在埃及的合作下立即派出一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并在双方同意的日期派出另一个中队。利比亚将立即派出两个“幻影”III型飞机中队，并在双方同意的日期派出另一个中队。我们一致同意，非前线国家的军事义务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用于防务，并将用不了的多余部分支援前线国家。我们批准了阿拉伯各国连续五年每年用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资助集体军火工业的计划——军火工业将独立，并根据经济和商业尺度经营。
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它使全阿拉伯一致对敌的口号具体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的决议都不是最后的决定。（一九七三年一月底，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开罗开会，正式通过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但是，各国高级军事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必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六年之后，某些阿拉伯国家仍然没有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用于正在继续进行的斗争。但是，现在至少有了一把衡量的尺子。
最后的交易
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我已经得到了能从阿拉伯同伴那里取得的一切。现在，我们更迫切关心的是恢复我们与苏联人的关系，这个过程是去年十月由西德基博士开始的。幸运的是，苏联人和我们同样热心。现在，一个由拉什涅科夫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来到开罗。经过一系列的磋商之后，他们离开时带走了一份双方商定的我方所需武器的清单。一九七三年三月：伊斯梅尔将军前往莫斯科，签订以那份清单为基础的新的武器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我们将得到。
——一个中队的米格-23飞机，埃及飞行员将于五、六月间前往苏联受训；
——一个旅的R-17E（“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于一九七三年第三季度交付；
——约二百辆BMP步兵战斗车，其中一部分立即交付，其余的于一九七三年第三季度交付；
——约五十枚“马洛特卡”式反坦克导弹（西方称之为“耐火箱”式）；
——一个旅的“瓜得拉特”式（萨姆-6）地对空导弹；
——包括180毫米火炮在内的野战炮。
双方还商定，苏联将把四架米格-25侦察机和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派回埃及。
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一下子就改善了，这使我大为欣慰。
七月九日：苏联人遵守了他们的诺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今天告诉我，他将前往莫斯科。他问我武装部队还有什么要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问题。我对他说，迄今为止，武器的交付都是准时的，但是苏联仍未交付R-17E地对地导弹旅，也没有派回米格-25侦察机和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七月十二日：萨马霍德斯基将军（他接替奥库涅夫将军担任苏联军事联络官）通知我说，萨普科夫将军 [ 译者注：当时担任苏联陆军火箭炮兵部队参谋长。 ] 和五名军官将于第二天抵达，以便为R-17E导弹旅装备的到达作准备。他还说，八至十天内，六十三名苏联专家将陆续抵达，其中二十六名专家在装备交接完毕后立即离开，其余三十七名专家负责培训我方人员。
七月十四日：萨普科夫和萨马霍德斯基来到我的办公室，商讨该旅的组建和训练事宜。
七月十七日：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我的助手和各部部长出席。我说，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组建这个新的导弹旅。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议进行得好极了。我们制订了一个在两个星期之内建成一个完整的——军官、士兵、运输工具和通信装备齐全——旅的计划。
这个计划行之有效。在导弹于七月份最后一个星期运到亚历山大港时，我们正在组建这个旅，并且正在选择侦察卫星发现不了的储存导弹的岩洞。
八月一日：该旅装备导弹完毕，并且开始训练。这种成绩绝非独一无二。我们的训练水平如此之高，以致在几个月内我们就毫无困难地掌握了现在大量涌来的各种苏制装备。除导弹之外，最难掌握的是BMP步兵战斗车，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东西。但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已可明显地看出，我们至少有两个营（八十辆）的步兵战斗车可在九月初进入可供战斗使用的状态；其余一百二十辆步兵战斗车将编为另外三个营，并于十月初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如愿以偿地作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