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部队·第三
作者：萨阿德·沙兹利将军 ·埃及
出自————《跨过苏伊士运河》
出自————《战争通史》
要控制由大约一百万人组成的武装部队，问题必然不少。当我一九七一年五月被任命为参谋长时，我们约有八十万人的现役部队。在十月战争前不久，总兵力扩充到了一百零五万人左右。加上在战争前夕和作战期间动员的十五万人，武装部队总兵力达到了顶峰——一百二十万人。
我已经解释过为何只有不到半数的兵力可以调往前线作战。尽管如此，我的职责仍是统管全军。总司令部协助我工作。它是一个拥有五千名军官和两万名士兵的机构。其上层是四十名将官，他们担任我的助手和直接部属。这只是头一个层次。武装部队分成十四个司令部和军区：海军、空军、防空军，第2军团、第3军团、伞兵部队、别动队、红海军区、北部军区、西部军区、中央军区、中部军区、南部军区和塞得港军区。在我和战士们之间隔着七个指挥层次。
我决心找到绕过这套官僚主义体制的途径。与此同时，训练先于一切。参谋长要负责训练整个武装部队。然而，主要的、直接的职责是训练上层各直属司令部。我首先从前面列举的那些单位训练起。
许多训练工作业已开始。一九六七年以后，举行过一系列的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有的只涉及个别司令部，其余的演习则着重各司令部之间的协同。我在就任参谋长后的第五天，亦即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挥了“解放十八号”演习。（我指挥的最后一次此种演习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解放三十五号”演习。）每次演习持续三至六天，旨在提出在真枪实弹的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我担任参谋长期间指挥的十八次“解放”演习中，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心情舒畅地摆脱文牍工作。这些日子是我担任参谋长期间最快乐的日子，并且使我回想起了担任战地军官的那些岁月。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我经历过那样的岁月，我才对自己同战士们之间的鸿沟感到十分担心。我从来都不满足于通过部属下达命令和接收报告，而宁愿经常同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直接接触。在以往的指挥岗位上，我都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在担任营长时，我天天同士兵见面。在担任旅长时，我每星期看望士兵一次。在担任特种部队（大部分驻扎在因沙斯这一处基地上）司令时，我仍能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甚至在担任战线宽达六百英里的红海军区的司令时，我也没有哪个月不巡视一下部队。现在我担任了分散在三十九万多平方英里国土上的庞大军事机器的参谋长，显然不可能保持定期亲自巡视部队的传统了。然而，恢复这一传统的实质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作为参谋长只依赖传统的指挥系统，在我和战士们之间的七个层次中，只要有一个层次失灵，总司令部的工作就会瘫痪。
这不是自吹自擂地搞个人迷信。因为，我一向是热情地关心细小战术问题（班、排、连战场技能）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如果年轻的军官或其士兵缺乏为执行计划所需的训练或意志，那么，世界上最好的计划也会变成一张废纸。每个指挥官，无论地位多高，也不管指挥着什么样的军队，都必须同他的“可怜巴巴的步兵”保持接触了解他们的能力，掌握他们的思想脉搏，然后通过思想教育和满足其需要去鼓舞他们。没有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只不过是一位“课堂里的指挥官”，也许精于图上作业，但在战场上却要吃败仗。在我看来，我们武装部队中的许多弱点显然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未能搞好这方面的工作造成的。我们的高级指挥官们一向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一九六七年以后，我们的武装部队迅速扩充，用训练欠佳的军官领导下的缺乏训练的士兵补充部队，这只能加剧我们所处的困境。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善。
接近官兵
我改道易辙，开辟了新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渠道。第一步是开始召集每月例会，并指定作为我的助手的四十名将官、下属十四个司令部的主官及其下一级指挥官（地面部队的师长等）参加。总共有九十至一百名将官与会。每次会议持续六至八小时，中间只在饮用咖啡时稍事休息。此外，还在总司令部食堂共进午餐，有意识地制造融洽的气氛。
根据担任战地军官的经验，我深知战地军官和参谋军官之间存在着隔阂。战地军官认为参谋军官满身官僚习气，脱离战斗的实际，一心只想用荒谬的命令和条例树立自己的权威。参谋军官则认为战地军桀骜不驯，铺张浪费，对于上级的指示（特别是行政和技术指示）漫不经心。尽管担任了参谋长，我感到自己还是一名战地军官，然而我现在却经管着全部参谋工作。我认为消除互不信任的隔阂极为重要。每月举行例会和亲密无间地共进午餐，就是我采取的消除隔阂的措施。我只能以民主国家议会的会议作为每月例会的样板。经过自由讨论，然后形成决定。参谋军官——其中有些人很少或没有战地经验——倾听别人发言和抒发自己的意见，开始了解到战地指挥官的苦衷，而战地指挥官也首次明白了参谋部门制订种种清规戒律的原由。在大多数会议上，凡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有明确的决定。如果某个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就组成一个战地军官和参谋军官的联合委员会加以考虑，并向下次会议提出报告。我指导大家讨论，必要时作出裁决，但是要我作出裁决的情况很罕见。
这种制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同时使我与战地指挥系统及参谋系统都保持了直接联系。但是，对介于我和战士们之间的其他那些层次怎么办呢？我决定用下达指示的方法打通这些层次。
所有的指挥官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下达指示的方法，但是我试图标新立异。首先，我的指示是不定期的，每次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错误而发。不过，我力求做到不光是纠正错误，尽管纠正错误很重要。我尽力向人们灌输新的思想和概念。在拟制这些指示时，我搜索枯肠、字斟句酌。这些文件的密级各不相同。有的发到旅一级，有的发到营，但大部分发到连长，由他们向士兵传达。每当我视察部队的时候，我都坚持考问各级官兵，检查他们是否知道有关的指示。收效之佳，使我惊讶不已。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之一是十月八日（渡河后两天）在苏伊士前线度过的。我所到之处，部队都欢呼：“第四十一号指示，我们照办了！”我曾在第四十一号指示中规定各步兵师如何跨过运河。
有了这些指示，我就可以与连长们通气了，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指挥和控制其士兵。但是，一百万人的武装部队大致需要一万名连级指挥官。我绝对无法保证他们人人都很精明能干。因此，我决定进一步同士兵直接通气。
为此，我撰写了一些袖珍手册——名符其实的小册子。战前，我撰写和下发了六本，其内容之广可从题目上看出来。它们的题目是：《士兵指南》，《驾驶员指南》，《观察哨指南》，《军事传统》，《在沙漠中迷路时保证安全的指南》，《我们对真主和事业的信念是胜利的保证》。头一种和最后一种手册各印一百二十万份，全军人手一册。最后一种手册是在仲夏（战争爆发前三个月）下发的，我严令部队随身携带，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何时会爆发战争。（后来以色列人从战俘身上发现了这份手册，于是他们在国外的鼓吹犹太复国主义的盟友们就歪曲我的原意，指责我命令士兵残杀俘虏。这是造谣诬蔑，任何不带偏见的国际团体读一下我的原文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绝对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这种命令是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的，而且也不符合我的军人气质。杀害俘虏是怯懦的行为，我决不会命令勇敢的士兵去当懦夫。）
回顾起来，我认为停火以后下发的两种小册子——我撰写的第七和第八份手册——将来会有重要价值。第七号手册《步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下级军官指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颁发。一个星期以后，十二月十一日，亦即我被解职的前一天，我修改并批准颁发了第八号手册《装甲部队下级军官指南》。鉴于这是我任职期间最后采取的措施之一，我很高兴这份手册将具有持久的价值。这两份手册都是根据十月战争的经验撰写的。那时，我们已经研究了敌我双方的失败战例，并且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俘虏的供词探讨了以色列的每一种战术。（我们发现，大多数以色列俘虏都急于提供情况。我们的突击显然已使他们的许多幻想破灭，因此他们感到迫切需要向我们表白自己无罪，这是一种并非罕见的心理现象。）
我之所以认为第七和第八份手册极其重要，还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促使我主张发动有限突击的原因之一：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十月战争教会了我们如何进行现代化战争，这些手册汇集了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第二个原因就是我已经指出过的我们在战斗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弱点的根源：上级指挥官经常忽视单兵的训练和培养。我们的下级军官同样也被忽视。我经常遇到一些年轻的上尉、中尉乃至军士，他们可以把营、旅战术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问到班、排战斗动作，他们就张口结舌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反映了训练中的偏向。最后那两份手册如果使用得当，将使我所发起的改革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当然，年轻的军官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还需要学会领导——如何担负责任和定下决心。然而，我们历来的做法是将下级军官置于极其严格的监督之下，使之无法有所作为。现在是放松这种羁绊的时候了。
我创立了探险训练。将年轻的军官及其士兵派到荒野里去完成他们自选的某种任务，并且只给他们一些给养和必要的装备。我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担任驻伦敦国防武官期间，首次想到了这个主意。（这当然是西方军队中公认的训练方法之一。）但是，当我在一九七二年决定采用这种训练方法时，某些人惊愕得瞠目结舌。不过，进行这种训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年轻的军官只有离开其指挥官，才能学会个人负责。在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一起行军和宿营，可以密切士兵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自选的任务不是令人厌烦的军事任务，其中还带有娱乐性质：也许是到远方的某个胜地去旅行，或者是到某处探险或学习一番。我指示这些探险队可以使用军事交通工具，并且带上军用口粮和急救包。我还规定事后要写出报告，在决定某个年轻人的前程时，也要考虑到他的报告写得怎么样。为了推行该项计划，我亲自审查了首批报告。据我回忆，最好的一份报告是阿提夫·阿卜杜勒巴基·赛义德中尉写的。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办公室里愉快地接见了他和他的师长，并且奖给这位年轻人一块手表。
建设部队
数字说明了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的现役部队约有八十万人：军官三万六千人，士兵七十六万四千人。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亦即不到两年半之后，我们拥有了一百二十万人：军官六万六千人，士兵一百一十三万四千人。我们是怎样在二十九个月之内增加了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多名士兵的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认为军官不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培养一名优秀的士兵已经是够难的了，而培养一名军官则更难。我们不仅缺乏新部队所需的军官，而且连现有部队战时所需的军官尚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一万五千名）。我们还需要为今后两年新组建的部队配备一万五千名军官。可是，我们的陆、海、空军院校，加上后备军官学校，每年至多只能培养出三千名军官。现有的预备役军官不能缓和这种压力，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都征召到现役部队里来了。如果没有军官，我们能干什么呢？这主要不是要有军官发号施令的问题。军官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在战前训练士兵。没有军官，训练就会受影响，从而损害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我们能将战争推迟十年吗？
我决定采取一种大胆的解决办法。设立一种新的低级职衔，叫做“战时军官”。他将学会某种专业，同时掌握其他最起码的军事技能。由于情况紧急，训练期限可以缩短为四、五个月。训练结束后，“战时军官”只能指挥某种特定的排——他将在整个战争期间留任排长职务。
幸亏我们有一些可供挑选的对象。我们的士兵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名大学毕业生。他们是当然的候选人。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培养成军官，还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纪律方面的问题。这些大学毕业生同他们的排，连长之间的争吵甚至斗殴，很使我们头痛。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两年内又征召了一万名大学毕业生，使总数增加到了三万五千人。我们将二万五千人训练成“战时军官”。与此同时，我们的军事院校用比较常规的方法训练出了五千名军官。这样，额外的三万名军官就有了。到十月战争前夕，我们已经填补了军官缺额，并且留有百分之一、二的余地，以便应付伤亡。
补充士兵缺额也带来令人头痛的问题。武装部队每年大约需要十六万名新兵。从人口情况看，及的三千五百万人口每年可有三十五万名适龄壮丁。七十年代初期的现实是：在这三十五万人中，达到规定的最低限度文化和健康水平的人，只有十二万。我们通常每年缺乏四万名新兵。
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无可奈何地降低健康和文化程度的标准。第二项措施是向妇女敞开大门，让她们在基地和后方部队中担任某些职务：秘书，电话员，炊事员，等等。第二项措施是在人们有异议的情况下采取的。在一次每月例会上，当我提出人力问题让大家充分讨论时，大多数人都反对吸收妇女入伍，即使是志愿入伍也不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显而易见，我只得赞成仅让妇女充当秘书。（首批妇女志愿兵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训练完毕。）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前妇女就已经到我们的武装部队中当护士这一事实，而且很想知道，要过多久才能再往前迈进一步。
额外的人力——三万名军官和三十七万名士兵——是我们在战前两年中组建数以百计的新部队的关键。若一一列举，那就太冗长乏味了。我只举出那些为减少或克服渡河中的困难而组建的专业部队为例。
新部队之一是两栖旅。在研究“高尖塔”行动的过程中遇到时间方面的问题之后，一九七二年一月，我们决定成立两栖旅。我们既没有设想能在H+5小时之前准备好将坦克和重装备运往桥头阵地的门桥，也没有设想能在H+7至H+9小时之前架好桥梁、但在苦湖东岸，以色列人没有构筑防御阵地和设置障碍物。一个两栖旅可以在不到一小时之内将坦克和重装备运过湖去。
我们将一支特种部队改编成两栖旅，从而使之具有强大的火力和高度的机动能力。我们给它配备了大约二十辆水陆两用坦克和八十辆机械化步兵水陆两用战斗车。到一九七二年年中，该旅基本上准备就绪。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五日，我发布了第十五号指示：《在渡过水障的过程中担任先头分队的两栖营》。八月二十八日，在我的监督之下，举行了一次表演。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之间的夜间，举行了首次真正的野战演习。然后，我们逐步提高训练强度，让该旅尝试进行长达六小时的水上行驶。最后，我认为考验其真实能力的时机已到，于是准备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间的夜间进行一次演习。该旅的任务是：
一、在靠海的集结地域登上水陆两用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战斗车；
二、夜间完成航程大约二十英里的海上航渡；
三、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登陆；
四、前往内陆攻击敌军阵地以及阻止敌军预备队之开进。
这项任务同我所想象的该旅的战时任务很相似，但是更加艰巨。“高尖塔”计划只要求该旅渡过五英里宽的水域。我故意增加了困难。
我整夜都同该旅呆在一起。一个营确实完成了任务，另一个营在海上迷航，登陆地点不对，并且遇到了一些麻烦，两部车辆和十名士兵失踪。我们救起了七名，另外的三名葬身大海。尽管如此，该旅的信心还是显著地增强了。他们过去虽然上过不少课，但是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和装备的性能。
不到八十天之后，训练的功效就显示出来了。十月六日，两栖旅在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内渡过了苦湖，而且无一伤亡。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作战室内。我抽出了一点时间为过去淹死的三名士兵默祷，他们为这次胜利献出了生命。
两栖突击可使我们迂回以军翼侧，但是仍需从正面跨过运河。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工程方面的问题。计划要求我们的工兵执行许多任务：
一、在沙堤中开辟七十条通路；
二、架设十座供坦克和重装备通过的重型桥梁；
三、架设五座负荷各为四吨的轻型桥梁；
四、为步兵架设十座浮桥；
五、组装和驾驶三十五个门桥；
六、为最初的突击所使用的七百二十只橡皮舟配备操舟人员。
这些任务都要尽快完成。通路要在五至七小时内开通，接着就要将门桥准备就绪，再过两小时，桥梁要架设完毕。这一切活动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
显而易见，我们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大无畏的勇气。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人员和装备。由此可见，组建工兵部队就成了最优先的任务。我们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组建和训练了将近四十个工兵营，其中某些营的技术十分熟练。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和胜利的基础。以色列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以色列统帅部讨论埃及渡河的可能性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说，“埃及人若想跨过运河，他们就需要得到美苏工兵的支援。”我不想对达扬的这番瞧不起人的话反唇相讥。我接受他的这番赠言。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
渡河问题
图八 苏伊士运河断面图
在本书一开头，我就列举了运河以及东岸防御配系构成的许多障碍：（1）高出水面三码的混凝土河岸。（2）敌人在东岸修筑的高达六十英尺的沙垒：（3）巴列夫防线上三十五个要塞卫的一个步兵旅—如果我们给了敌人警报时间，该旅还可得到两个装甲旅的增援，这两个旅将从沙垒顶上的既设阵地向我们的突击部队开火，（4）以色列的秘密武器——他们使运河水面变成一片火海的能力。为了克服这一切障碍，我们采用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依次研究每个问题，甚至把每个问题再分成若干个更细小的问题加以探讨，直到一点一滴地找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为止。
图九 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修筑的沙堤障碍
显而易见，根本问题是在沙堤中开辟通路。若无通路，我们既不能架桥，也无法建立门桥渡场。而没有桥梁和门桥，我们就不能把坦克和重武器运到对岸，我们的步兵也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顶住反击，而不管他们在渡河过程中获得了多大的胜利。
到一九七一年年中我就任参谋长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极不完善的解决办法。一旦可以得到头几波步兵的火力掩护，工兵就立即乘橡皮舟渡河。他们将用铁锹在沙堤上挖洞，填入炸药，后撤二百码，然后引爆。其理论是：洞挖得越深，装的炸药越多，很次爆破掀走的沙土就越多。事实是，在沙土中几乎不可能深挖洞，因为沙能流动，会使你前功尽弃。我们知道要有多宽的缺口才能通过车辆。因此，作一下简单的计算就可看出：我们的工兵每开辟一条通路，就要迅速清除大约一千九百立方码的沙土，而且很可能还要在敌方火力之下进行这项工作。如果使用炸药，掀走的沙土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百五十至四百立方码，尚余一干五百立方码或者更多的沙土要用手工或推土机（如果我们能将推土机运上岸的话）清除。
在我接任参谋长的头几个星期内（一九七一年五月和六月），工兵组织了几次昼间和夜间的表演，让我看看他们如何执行这项任务。结果不能令我满意。首先，此法有危险。我们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战斗中使工兵的爆破同步兵的渡河行动紧密配合，从而使我们的部队既不浪费时间，又能在危险关头位于爆炸半径之外呢？就我所知，唯一的办法是将起爆时间推迟到所有的步兵都已过河之后。但是，这将使架桥和组装门桥的行动至少推迟四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的步兵要再冒四个小时的风险，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抗击敌方装甲兵的反击。其次，如果采用此法，我们就要在人力和器材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采用此法强行打开一个缺口，看来需要六十个人、一台推土机、五百磅炸药和五、六个小时不受敌方火力干扰的工作时间——每条通路总共需要大约一千二百个工时。可是，这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必然会成为敌方炮火袭击的目标。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向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分析了上述情况，并且责成他另行设法。他立即回答说，他手下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曾经建议用水龙冲开通路。这在修建阿斯旺水坝时已经作过试验，然而那时使用的水泵太重，搬运不便。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用橡皮舟载过运河的轻型水泵。这个办法听上去既高明又简便。我让阿里将军安排一次表演。几天之后，一九七一年六月，我们使用从各地搜罗来的三台英制水泵进行了第一次试验。
此法很管用。我们发现，冲掉一立方码沙土，只需一立方码水。据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完成任务所需的各种水泵的最佳配套方案。英国马上获得了意外的经济收益。我们订购了三百台试验时使用的那种水泵。首批水泵于一九七一年底到达，其余的水泵在一九七二年初到达。试验表明，五台水泵可在三小时内冲走一千五百立方米沙土。后来，我们又购买了一百五十台德国水泵，其功率大于英国水泵。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两台德国水泵和三台英国水泵，可在两小时内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一种绝妙的解决办法，并从一九七一年七月起，成了我们选中的办法。我赞颂那位想出这个办法的年轻工程师及其想方设法使之臻于完善的同事们。（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据被捕的一名以色列间谍的口供判断，以色列情报部门还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办法。对此，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有点儿感到意外——因为我们进行过数百次试验。）
图十 排放易燃液体的装置
易燃液体是另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使我们计划中的一切行动都无法进行。一九七一年六月，工兵也表演了如何对付这种液体。他们的办法很原始——身穿防火服的消防队用棕榈叶扑灭火焰。他们的想法是先将大片火海驱散，化整为零，然后一一扑灭。另一项建议就是组建装备化学灭火器的两栖消防部队。
这两种方案既笨拙，代价又高，于是我都拒绝了。经过深入研究，我只好得出如下结论：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不让敌人有机会使用这种武器。这个办法看上去很难，做起来却比较容易。敌人的那套系统由以下各部分组成：油罐（容量约二百吨），油管和河岸上的喷油口，控制装置。它有两个弱点。为了减少事故，每个油罐和喷油口均离控制该系统的要塞数百码。虽然油管埋于地下，但是河岸上的喷油口在低水位时却露出水面，高水位时也只是俺没在水面以下二英尺处。袭击组可在进攻前几小时偷偷地过河，堵塞喷油口，或者炸毁油罐。我们还可以用炮火破坏油罐，使油漏到沙土中去。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喷油口都堵住。但是，运河的流水可将燃油带向下游。这很好！我们可以将渡河点选在最近的喷油口上游。如果以上办法都不灵，我也不认为我们真要进行灭火工作。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把一个渡河点选在未曾堵住的某个喷油口的下游，我们只好推迟到火势减弱后再渡河。（在战争期间，以色列人否认有这种系统。对此，我嗤之以鼻。我只能设想，他们是怕说出这种卑鄙的武器会玷污他们的形象。）
装备步兵
上述种种只不过是跳越更高的障碍前的助跑。我们要解决的更大的难题是：使步兵到达东岸后能够守住桥头阵地，抗击敌方装甲兵的进攻。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门桥要到H+5至H+7小时才能开始使用，桥梁则要再过两小时才能架好。在H+12小时以前，我们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不会大批到达对岸。（在H+18小时以前，后勤部队与分队不会与其原属部队会合。）
这实质上很象一次空降作战：伞兵空投到敌后，奉命在向前推进的主力前来解围之余，只能靠能够随身携带的武器、弹药、装备和给养，坚守一、两天的时间。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敌方发起反击之前，伞兵通常可以指望利用突然性争取到一段喘息时间，而我们的步兵几乎从渡河行动的一开始，就要准备抗击得到空中支援的敌方装甲兵的冲击。
装备是现成的。我们可以给士兵配备用于击退装甲车辆的反坦克导弹，和用于对付低空飞机的萨姆-7轻便导弹。我们可以给他够用二十四小时的弹药、口粮和水。我们还可以给他配备反坦克地雷，用于加强由若干个散兵坑组成的防御阵地，使之成为支撑点。可是，我们怎能指望他带得动这么多的武器装备呢？
这的确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一名士兵携带的全部武器装备不得超过六十至六十五磅，否则其战斗力就会显著下降。我反复默诵伞兵的一句历史悠久的格言“多一点火力，少一点无用的花架子”，并在面前放上几张空降旅的单兵装备表，坐下来着手进行没完没了的计算重量的工作。
首先考虑生存的需要。为了坚持二十四小时，加上一点备用品，以防因遇到麻烦或者迷路而拖长时间，每个士兵将需要五磅口粮、四磅半水、一顶钢盔、一个野战背囊和简单的被服，总重二十五磅。此外，还可以携带四十磅武器。
这对于标准步兵说来已经足够了。他的步枪、三百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重约三十五磅。但是，携带轻便支援武器的步兵怎么样呢？其武器装备的清单令人望而生畏：反坦克导弹（俄国人给它定的代号是“马洛特卡”式），萨姆-7导弹（代号“斯特雷拉”式），82毫米迫击炮，我们自制的反坦克炮，82毫米和107毫米无坐力炮（B-10和B-11型），火箭筒，中型机枪，12.7毫米高射机枪，喷火器，等等。这些武器都很重。操作手们绝对带不动这些武器和为抗击反冲击所需的最低限量的弹药。
解决办法是由编成突击组的步兵们分摊负担。（这听上去很容易，但是如果要让组内每个成员仍能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那就不容易了。）即使如此，我也没有获得成功。每个步兵师最后的装备表拟妥后，单兵负荷仍为六十至七十五磅不等，有的甚至负荷更重。
此法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当我盘算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改进措施倒可以做到。例如，我们的制式野战背囊对于首批突击部队中的二千名军官和三万名士兵说来不适用。这种背囊太重，并且还有其他缺陷。而水壶却又太小。我向武装部队军需部长纳瓦德·赛义德将军提出了我们的需要。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赛义德将军己经设法向我提交了五万个容量各为四点五品脱的水壶。改革背囊的工作则较难。不同的士兵担负着各种不同的任务，此外还需要通过减轻重量使突击组行动方便，这意味着会有几十套不同的单兵装具。理想的野战背囊要能适应每套装具，这是后勤上的一大难题。我们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了许多次野外试验。最后，我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批准了五种步兵野战背囊，削减了装具数量，只剩下必不可少的装具。当年十月以前，干劲十足的赛义德将军交付了五万个背囊，足敷三万二千名突击步兵之需，而且还留有百分之五十的机动数。
我们一切都因陋就简。例如，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我们的突击步兵不仅装备有供夜战使用的红外瞄准镜和星光瞄准镜，而且装备有电焊工的护目镜。在消耗战中，敌人在坦克和卡车上安装氙气探照灯，使我们在敌后活动的袭击队头晕目眩而无法活动。电焊工的护目镜可以使探照灯归于无效。第一波步兵还配备了简单的绳梯（共一千四百四十付），以便从沙垒上悬挂下来，供下一波步兵攀登而上。
重量仍是一个问题。为减轻负荷，我们去掉了一些重要的装备。轻便支援武器将只带极少的弹药——我估计只够激战一小时之用。突击部队将不配备地雷、探雷器和炸药，测距仪和无线电（为西岸掩护炮火观察弹着点和指示目标），以及在昼间和夜间指引支援部队与突击部队会合的路标。我们要另想办法：
敌人给了我办法。一九七○年一月，我到红海军区就任司令官时，已经研究过敌人以往在该地区遂行的所有作战行动。其中一次行动是在我抵达该地区的几个月之前炮击萨法贾港。这次行动使我大惑不解。于是，我就去检查依然历历在目的弹坑。这些弹坑只能是120毫米迫击炮射击后造成的。因此，这是机载迫击炮分队实施的一次袭击。我们知道120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再设想一下假如我是敌人的指挥官，我会选择何处作为直升机着陆场，因而不难在地图上标出两个最可能的地点。我们驱车前往寻找着陆场，没走多远就发现了迫击炮射击阵地的蛛丝马迹。在遗弃的物品中，有一辆粗制的四轮小车。
我当过特种部队司令官，因此对这辆小车很感兴趣。它结构简单，精巧合用。我把它放到汽车上带回司令部，召来技术主任，要他制作六辆这样的小车。他看了一下小车，声称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只是车轮有问题，因为武装部队中没有这么小的车轮。他想起了维斯帕车轮——维斯帕是我国年轻人十分喜爱的小型摩托车。我给了他假期，让他到坎图——开罗出售旧车零件的市场——去搜罗一番。造好第一辆样车后，我们进行了试验，以便确定其最佳负荷与尺寸。然后，我们又制造了五辆。我们发现，使用这种小车，在两、三英里的崎岖路程上，两个人最多可拖拽三百七十五磅的物资器材。
现在，作为正为装备突击部队而操心的武装部队参谋长，我想起了这些小车。据我的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召见了总司令部车辆部部长加麦尔·西德基将军，给他看了一辆我们的红海小车，然后说道：“我要一千辆这样的小车。”几天后，西德基又来了。车轮仍是一个问题。即使将坎图市场上的车轮搜购一空，装配起来的车辆也超不过一百辆。我们必须自制车轮，或者从意大利进口，这就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我表示同意。
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有了一千辆小车。一九七二年十月，又有了一千辆。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共拥有了三千辆。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的步兵冲击运河对岸的敌军防线时，身后拖着二千五百四十辆小车，一共载有三百三十六吨作战物资。若按每人除自身必需品外还能负重四十磅计算，那就要用二万二千四百名非武装人员——民夫——去搬运突击部队拖带的物资。
装备可以大大地提高步兵的战斗力。但是，仍有一个核心问题尚未解决。在五个各宽四英里的地段上渡河的三万二千名官兵，有可能完成摧毁巴列夫防线和击退反击的任务吗？尤其是在敌军第一线坦克部队（三个旅，三百六十辆坦克）至多在两小时内即可投入战斗，以及西奈以军另外四个装甲旅和四个步兵旅可在（据我们的国防情报部估计）六至八小时内赶到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任务吗？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设想我们的三万二千名官兵可以同时到达对岸。他们将分成若干个波次渡河，各波的兵力、武器和装备均不相同。第一突击波最大，由四千人组成。其余部队编为十一个波次，各波间隔十五分钟。
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为了弥补不足，我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我们必须以西岸尽可能猛烈的火力，特别是反坦克火力，支援东岸我军。第二，我军必须呆在西岸火力的射程之内，也就是说不让部队推进得过远。他们必须在运河以东不超过三英里处停止前进，等待大约在H+10小时可以与之会合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队。只有在支援部队到达并且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和改编之后，我军才能扩大桥头阵地。即使如此，我们的估计依然如故：到H+18小时，每个步兵师应当已沿运河稳固地建立一个纵深五英里、宽十英里的桥头阵地。
因此，尽管作了许多调整，使装备和战术适应步兵的战斗力，我们的基本设想并未改变。渡河之战只有在发起突击的十八个小时之后才能取得胜利。
组织渡河
我们的步兵只有渡过运河，才能与敌交战。如果渡河出了毛病，那么，装备再好，建立桥头阵地的战术再妙，西岸的掩护火力再猛，都无法防止灾难的发生。
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渡河也是对我们的计划工作最严峻的考验。我们可以在时间和能力上留有较大的余地，但在渡河的具体组织工作上却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误差。由于参战部队的密度很大，因而必须组织得分毫不差。一纵队坦克在西岸开到了错误的地点，或者在东岸走错了路，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混乱。它的行动必须准确无误。
作战的规模受到了战场条件的限制，可是我们又需要迅速加强和增援首批突击部队。（我们对战场上的需要所作的估计，来自对敌方反击能力的判断。）于是，根据对渡河时间和能力的计算，我们找到了将渡河行动化整为零的方法。
首先以步兵为例。三万二千名步兵必须分成相互间隔十五分钟的十二个波次，在各宽三英里的五个地段上渡河。可以使用的时间为三小时。为使每波步兵尽快渡河，我们需要在每个三英里宽的地段上设立八个渡河点。在每个渡河点上，为了进行正常的摆渡，根据对航行时间和船只调头时间的计算，需要十八条船。每个地段需要一百四十四条船。五个地段共需七百二十条船。
在五至七小时内，工兵要在沙垒上打开缺口并且修好坡道：在他们执行该项任务期间，必须使门桥下水和架设桥梁。需要多少门桥和桥梁呢？
我们还是根据战场上的需要进行计算。我们估计，为保住桥头阵地，在打开通路后的头六个小时内，必须有一千辆坦克和一万三千五百部支援车辆过河。另一个因素是，架桥所需的时间要比使门桥准备就绪多两小时。计算时考虑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根据演习的经验，每座桥梁每小时只能通过一百辆坦克或二百部其他车辆。计算结果如下：每个地段需要七个门桥（五个地段共需三十五个），两座重型桥（供坦克之类的车辆通过，五个地段共需十座），一座轻型桥（五个地段共需五座），和两座浮桥（供步兵使用，五个地段共需十座）。
轻型桥用作代替重型桥的假目标，以便吸引敌军的炮火和航空兵火力，从而减少其对正在使用的主要桥梁的打击。尽管如此，轻型桥仍可通行四吨以下的轻型运输车辆（例如满载的吉普车）。开辟通路、组装门桥和架设桥梁是工兵的任务。我已经简要地叙述过他们如何开辟通路。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我们的任务是组织部队在敌方火力之下渡河，使之迅速展开，立即在东岸投入战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要按照“一切服从前线的需要”这句格言去做就行了。
图十一 马拉旺桥
第一步是将步兵分成两类：（1）徒步突击的步兵（在头几批突击波中乘橡皮舟渡河，如果是增援部队，则从浮桥上过河）；（2）乘车过河的步兵（等到门桥和桥梁准备就绪后再过河）。浮桥（每个师两座，一共十座）宽度为一米，在H+2小时架设完毕。它们将与橡皮舟一起使第九至第十二波步兵加速渡过运河，然后可用于后送伤员。
下一步是规定所有车辆（包括载运多兵的车辆）的过河次序。根据我们奉行的格言，我们不是以部队为单位，而是按照前线的需要规定先后次序。我们根据职能组织过河。前而说过，每个地段由一个师负责。我们根据战场上需要车辆的先后次序，将每个师的车辆分成六批：
第一批：坦克，其他战斗车辆，无线电通信车，重迫击炮，和少数载运弹药的卡车。总共大约二百辆坦克和七百五十部其他车辆。
第二批；野战炮兵部队，防空部队，和更多的载运弹药的车辆。总共大约七百部车辆。
第三批：各步兵营、炮兵营和防空营剩下的后勤支援车辆，共约六百部。
第四批：各旅后勤支援车辆，共约四百部。
第五批：师后勤部队的支援车辆，共二百五十部。
第六批：已经过河的徒步步兵的运载车辆，共八百部。这些车辆禁止在头四十八小时内过河。
这些规定具有强制性。每个步兵营必须将其车辆分成四批：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六批。坦克和炮兵等支援部队将其车辆分成两批：第一（或第二）和第三批。每批车辆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师内其他的同批车辆会合，并在指定的时间利用指定的门桥或桥梁过河。所有的规定时间都以H+X小时来表示。一旦到达东岸，各批车辆均应不分昼夜地立即分别驶往自己所属的部队。
还有一个引导每批车辆驶向、渡过和驶离运河的问题。我们再次化整为零地予以解决。
渡河
每个地段上的每条船都有编号（从1号到144号）和指定的商船点与下船点。两岸的上、下船点都设有带编号的标志，无论昼夜，隔河均可看清。每条船都在自己的标志之间往返航行。
驶近和驶离运河的路线
驶近运河的路线设有路标。每条路线都编了号并且规定了标志的颜色。连接这些路线的横向道路也已修建完毕，并且规定了代字。
在东岸距运河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划定了驶离运河的路线，每条路线都与西岸驶近运河的路线对称，标志的颜色和编号也相同。在工兵开辟沙垒中的通路时，宪兵乘橡皮舟渡河，在门桥和桥梁开始使用前设好路标。
部队的组织
每个士兵的钢盔上都注明所属部队和过河批次。每辆车也都贴上注明上述内容的标签。然后，还要为同一批中的车辆规定过河顺序，并用粉笔将顺序号写在每部车辆上。接着，还要开列清单，注明每一批中每部车辆离开集结地域的时间（H+X小时）、规定的路线、使用的门桥或桥梁以及渡河时间。
要将规定时间和路线的这套方法传达到每个士兵。每个步兵都要知道自己所乘的橡皮舟的编号、同舟战友的姓名和上下船次序。任何车辆（坦克或卡车）的驾驶员都要知道自己车辆上用粉笔书写的编号（和前面一辆车的编号），起动时间，驶近和驶离运河的路线的编号与标志颜色，以及他将前往归队的部队的番号和代号。
最后，为引导步兵通过这一复杂的道路网，我们设立了渡河指挥部。它拥有五百名军官，一千名士兵，五百部无线电台，二百部野战电话机，和预先敷设的长达五百英里的野战电话线路。我兼任渡河指挥部的总指挥，各军团和师的参谋长分别控制各口地段上的渡河指挥人员。在前往和离开运河的途中，每个士兵和每部车辆都要通过渡河指挥部人员设立的检查站。只有渡河指挥部有权在情况需要时改变时间、路线、乃至渡河点。
当然，对于渡河指挥部说来，最大的未知数是敌军的干扰。不过，我们规定的时间都留有很大的余地。为整个作战行动规定的时间，是昼间训练时完成这些行动所费时间的两倍，和夜间所费时间的一倍半。
未爆炸的炸弹可能成为耽误时间的一大原因。多年来，我们的制式动作一向是撤离哑弹周围的地区整整二十四小时，然后再设法排除。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办法。这种做法使哑弹比大多数爆炸了的炸弹更加具有破坏性。此外，如果敌人知道了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在投下的每组炸弹中掺进定时炸弹。他们可以满有把握地知道：如果目标被破坏，我们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开始修复；如果目标未被破坏，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也不能活动如常。
我下达了新的命令：一、哑弹必须立即排除。万一是定时炸弹，我们的士兵也必须冒一下风险。二、如果哑弹靠近道路或桥梁，交通不得中断。根据己知的以色列炸弹的爆炸威力和我们为车队中的车辆规定的间隔，我们可以估计到，如果一枚炸弹在拆卸引信时爆炸，我们会损失五至二十人。另一方面，如果一座桥梁被堵塞一小时，我们的前线部队就会失去一百辆坦克或二百辆卡车的其他重型装备，其后果之严重，谁也无法预测。对于跑道上的炸弹，我也作了同样的规定。飞机起飞和降落时不要去管这些炸弹。我对这样拿生命去冒险感到遗憾。但是，以少数人的生命去冒险，胜似拿整个战斗的命运去冒险。打仗不是游山玩水。
另外两个可能使我们的行动推迟的重大障碍也被我克服了。直到一九七二年初为止，我们一直认为渡河行动只能在夜间实施。拂晓前，我们将桥梁拆除，隐蔽起来，天黑后再重新组装。这是害怕敌方空中优势的又一个例子。我认为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小心翼翼了。我估计，使用烟幕和假桥，可以降低敌方空袭的效率，而在每个渡河点上配备密集的防空武器则有可能给敌方飞行员造成重大损失。光这一点还不足以促使我定下决心。但是，当我研究渡河行动的细节时，我发现，只在夜间渡河的计划显然行不通。
夜间，我们约有八、九个小时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天黑后立即开始行动，沙垒上的通路可在H+5至H+7小时打通，这样，门桥在头一夜只能使用三个小时。打开通路后，桥梁需要两个小时才能组装完毕，拆卸还需要两个小时。我们不可能先利用夜暗的掩护完成这些任务，又留下足够的时间在渡河时使用桥梁。如果头一夜不能使用桥梁，门桥只能运送数量有限的重装备。在尔后的夜间，仍然只有四个小时可利用桥梁渡河。每师利用一座桥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渡河，效果很差。部队不可能迅速集结到东岸。我废除了此项计划。从一九七二年年中起，虽然仍旧设想在夜间发起最初的突击，但是我们计划在次日保持桥梁畅通。
我的另一项重大决定是规定每个渡河地段架设两座重型桥梁。直到一九七一年年底，亦即在“四十一号行动”计划依然生效和“高尖塔”计划刚刚着手制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只计划为每个师架设一座桥梁。但是，由于我们对敌军组织大规模反击的时间所作的估计不断缩短，我必然要设法加快我军在东岸集结的速度。我发现，如果只有一座桥梁，而且这座桥梁还可能受到敌军行动的干扰或破坏，那么，即使到H+12小时，我们也不可能将足够数量的坦克或机动反坦克武器运过河去。而到那时，敌军大部队可能已经投入战斗四至六小时了。我们不能指望突击部队能在超过上述限度的时间内顶住敌军的进攻。于是，我将桥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当然，这就使工兵的作业量增加了一倍，并使我们的物质力量紧张到了极点。我们手头只有十二座桥梁，其中十座要在头一天架设，架成之后又很容易遭到空袭破坏。不过，这是经过仔细权衡的风险。我确信，我们的增兵速度越快，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动员
如前所述，我们的步兵必须跨过运河，才能与敌交战。但在他们集结起来准备渡河之前，首先要进行动员，而且要不使敌方警觉。可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动员体制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动员体制之一。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相信，我们的解决办法竟然成了十月战争之前麻痹敌人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
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动员才成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在那时以前，我们没有预备役人员。从理论上讲，士兵服完现役后要服预备役九年。实际上，我们的预备役人员已经都留在军队内了。一九六七年以后，我们作出了一项政治决定；武装部队中的义务兵，不管何时服役期满，一律留队，直到收复失地为止。消耗战的经验表明，这在军事上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巨大的人力需要，以便警卫全国各地的重要设施，防范敌方的袭击组。但到一九七二年年中，我们的武装部队已有将近一百万人，出于经济和士气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将一些士兵转人预备役。义务兵们已经入伍六年多了，可是还不知道何时才能退伍。对于士兵中极度渴望就业大学毕业生说来，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们决定于七月一日将三万名士兵转入预备役。我立即就面临了下述问题：如何才能使他们重新回到军队里来？
我国现行动员体制的缺陷很突出。我们保管着每名预备役人员的卡片（记有重要的统计数字、受训情况和专长），并且根据卡片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但是，卡片上只有预备役人员的出生地，而没有退伍后的地址。（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密切注视那么多的预备役人员的踪迹。）卡片还经常出现差错。结果，受过某种武器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可能被分配到装备另一种武器的部队中去；技术不熟练的人员可能被分配去担负技术性很强的任务。处理卡片时，既没有电子计算机，甚至也没有自动分类机，而手工分类又太不准确，以致某一专业的人员往往征召得太多，另一专业的人员则征召得太少。
对应召而来的预备役人员的处理过于集中。每个预备役人员均须向设在开罗的动员中心报到，经过检查，领取背囊和枪支，然后前往某个训练中心（步兵、装甲兵或炮兵训练中心）。训练结束后，即分配到某个部队——通常是他以前从未呆过的部队，那里到处是陌生的面孔。更糟的是，征召来的预备役军官往往是他们过去的指挥官急于撵走的人。总之，这套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出现差错的可能性极大，到头来很可能竟由招人讨厌或者力不胜任的军官指挥一批茫然若失的陌生士兵。士气和纪律坏到了可想而知的地步。
作为对比，我研究了世界上最有效的三种动员体制——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的动员体制。我摒弃了瑞士的体制。这种体制允许预备役人员将制服和随身武器保存在家中。我国政治当局决不会允许这样做。此外，瑞士的武装部队绝大多数是最容易动员的步兵。我发现，以色列的体制本质上是瑞典体制的修订版。之所以要修订，主要是因为瑞典的体制体现了只为防御目的而动员的精神。
在瑞典，所有的重武器都贮存在将要使用它们的那些地区内，亦即根据防御计划进行部署。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也必须居住在当地或其附近。如果某人迁往别处，就由当地的另一个人替补。每支预备役部队都是一个不断发展而又始终带有地方性的团体。这是一种绝妙的体制。它将动员时间缩短到了最低限度，年度训练也容易进行，同一部队里的人几乎都彼此熟悉，而且保家成了卫国的再好不过的功机。在缺点方面，这种体制缺乏灵活性，而且敌人可以据以摸清瑞典的防御计划。
我决定修改瑞典的体制，使之适合我们的特殊需要。瑞典的全民皆兵不合我们的需要。对我们的威胁来自以色列，我们必须在以色列当面集结重兵。但是，我们可以采纳下述主张：以贮存在部署地点附近的武器为核心，组建始终配有人员的预备役部队。鉴于义务兵役法实行后，每名退伍的义务兵要服九年的预备役，因此我计划在九年内逐步建立预备役部队，每年组建九分之一，九年之后每年以新的预备役人员替换已服满预备役的人员。然而，即使只为此项计划搭一个架子，也可能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决定使正规部队的实力保持在比战时实力少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水平上，缺额用在各部队当过义务兵的预备役人员补充。
头一步措施是彻底检查卡片的准确性，然后采用自动化装置和电子计算机，以便能够按部队、退伍日期或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或者甚至可以按分得更细的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下一步措施是在大多数人口稠密的地区开设一百个动员中心。（计划最终在埃及全境开设三百五十至四百个动员中心。）转入预备役的士兵应将制服交给最近的动员中心。被征召后，他到该中心将便衣换成制服，然后前往自己的部队。在过渡阶段，他所去的部队将是他过去所呆的那支正规部队，原先的战斗岗位和老战友们将在那里等待着他。然而，在将来某个时候，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将前往专门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其武器装备平时贮存在仓库中并由一批正规军骨干进行保养。我们估计，这些预备役部队可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好战斗准备。 [ 注：我偶尔发现瑞典参谋长正在埃及进行私人访问，于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借座军官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他。我们的谈话是纯军事性的。但是，当我请他介绍其动员体制时，他以瑞典严守中立为理由避而不答。我表示歉意，丢开了这个题目。他回国后，想必是记起了已经公开发表过许多情况，因此在八月四日寄给我一封信，附了几篇关于其动员体制的文章，并邀请我们选派两名军官花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这一体制。我挑选了两名合适的军官，并且告诉他们我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十月十四日，他们十分兴奋地踏上了前住斯德哥尔摩的旅程。他们后来所写的报告使我确信，埃及可以在九年之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好的动员体制之一。我十分感激瑞典人。 ]
我们的过渡体制于一九七二年六月生效，刚好赶上接受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头一批新预备役人员。（我们未能及时设立最初的一百个动员中心，因此并非所有的首批预备役人员都纳入了这个体制。）另一批官兵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复员，第三批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底复员。总共复员了十万多名官兵。我们立即演练了重新征召他们入伍的活动。这个动员体制十分有效。我原先估计预备役人员要花四十八小时才能到达他们的老部队，但是我们发现，经过演练，相当多的人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到部队报到（我很高兴地获悉，他们通常受到了老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部队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好了战斗准备。从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月一日，我们动员和复员预备役人员共二十二次，他们在现役部队内有时只呆几天，有时逗留两个星期。这种演练使动员体制臻于完善。更重要的是，敌人对我们的动员习以为常了。动员变成了例行的训练活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开始了另一次动员，并且通知预备役人员将在十月七日复员。九月三十日，我们又征召了一批预备役人员，告诉他们将于十月十日复员。十月四日，作为最后一项欺骗行动，我们复员了二万名预备役人员（其中有些人是九月二十七日被征召的）。敌人上当受骗，没有动静。我再次松了一口气，但是稍稍有点惊讶。只要细心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在最后两次动员中，我们首次将一九七二年六月以后复员的每个人都召回来了。换句话说，战争本身就是对新体制的首次全面考验。它经受住了考验，很管用。我有时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这种体制，我们怎能把敌人糊弄住？
寻求武器
士兵们对于并肩战斗的战友要有信心。这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基础。士兵们对其装备也要有信心。我认为，不言而喻，在给战斗部队引进任何一种新武器、新思想或新原则之前，均须向生死存亡均可能取决于它的那些人显示其效率。否则，他们就不会相信它，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运用它。我规定，引进任何一种武器、思想或原则都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充分的试验，看看在战斗条件下是否管用。我偕同技术顾问们参加试验。为使试验项目适应我们的需要，可能要进行好几次试验。下一阶段是在战斗条件下进行一系列的示范表演，供所有与这种新原则或新装置有关的人员观看、我也出席观看这些表演。这就是说，我们的步子是审慎的。但是，了解的加深和信心的提高充分证明了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的发明创造主要不是新武器。我们部署的轻便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也许比敌人预期的多，但是这些武器却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革新主要是在训练和技术方面，而且决心也比过去更大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寻求可能对我们有所稗益的新武器装备。我想起了两个例子。
一九七三年五月，叙利亚参谋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告诉我说，他的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桥梁，它不是简单地架在运河上，而是一头翘起，架到沙堤的顶端——一种浮桥与架空桥合二而一的桥梁。五月三十日，这位工程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参加会议，与会者除我之外还有我们的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和当时正在制造样桥的提姆萨工程公司的一位董事。我们将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了试验阶段，但其缺点难以克服。我们放弃了这项工作，并在九月二十三日——离发起进攻只有三个星期——让这位工程师返回叙利亚。
有一种比较先进的装置只是出于时间关系而未来得及使用。这是一种传感器，它可以从高空飞机上通过探测温度的微小变化而发现隐蔽的或地下的物体。这是石油和采矿公司使用的一种很有希望的装置。它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物体对热量的吸收和散发率各不相同。这样，地下水管或油管的热象图就与其周围的泥土不同，车库内坦克的热象图也与车库本身的热象图不同，依此类推。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位在美国中西部某大学工作的埃及学者突然寄来一封信，向我推荐这种传感器。我们的国防情报部显然怀疑此人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把这位学者召回来安排一次表演。表演场地是精心选择的一片沙漠地，那里没有任何军事秘密、那种装置的灵敏度高得惊人，它从很高的空中探测到了小至零点二度的温度变化。但是此时已是一九七三年八月，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我确实想搞到的一种装备是气垫船。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应邀接见了一位公司代表。他提供的各种型号的气垫船的确十分动人。我记得，有一种气垫船可以载重十七吨，航速达到六十节。但是，它们主要是为民用而设计的，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陈述了我的需要。“您能提供一种载重五十吨、航速三十节的气垫船吗？我需要速度，但是载重量更重要。我需要一种载运坦克的飞车。”他回答道：“从技术上讲，我想我们能办到。我们将研究您的要求，并将研究结果尽快通知您。”当年九月，他又来了，带来了图纸和一个模型。该公司的设计和性能规格都符合我的要求。我需要五艘。但是，尽管我大力申辩，还是被上级否决了，因为价格太贵，我们力所不及。于是，这项计划就束之高阁了。
当然，我需要这些气垫船将一支小规模的中型坦克部队运过提姆萨湖和苦湖，增援我们的装备轻得多的两栖部队。我在这里提到这项计划，只是因为我确信作为载运坦克的工具，气垫船注定会在未来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埃及大肆吹嘘的秘密武器——“征服者”式导弹没有露面。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其中有一段可悲的隐情。自从六十年代初期首次披露埃及拥有在外国技术人员协助下自行制造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征服者”式导弹在埃及民间一直传为佳话。据说，其射程达一百多英里。这种消息的泄露似乎很使当局高兴。早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装在长卡车上徐徐驶过的“征服者”式导弹就成了每次阅兵式必不可少的节目。我们在一九六七年遭到失败之后，人们当然要问：“‘征服者’式导弹哪里去了？”没有答案。
身为武装部队中的一名将领，连我也对这种武器毫无所知。但在担任参谋长之后，我有责任了解情况。对我最初的探询所作的答复使我十分吃惊，因此我决定揭露全部真相。虽然总有一天要告诉埃及人民，但是我这里仍不想探究那些丢人的细节——浪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秘密地中止研制工作，以及后来当局由于害怕承认真相而进行欺骗宣传。我只谈一谈我所面临的局面。导弹研制计划业已取消，技术人员已被遣散，已经制造出来的几枚导弹则存放在仓库中。
我下令进行试射。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参观了试射。事实证明，“征服者”式导弹的确十分原始。其最大射程不到五英里，与120毫米迫击炮的射程差不多。但与迫击炮不同，“征服者”式导弹重达两吨半，难以在战场上机动。它还很不准确。其射程和方向全靠调整发射台的倾角和方向进行控制。即使用同一高低角和方位角发射成功，弹着点之间也相距九百码之远（这就意味着决不能向距我军防线半英里以内的敌军发射这种导弹）。“征服者”式导弹的唯一优点是弹坑大。在正常土质条件下，弹坑直径达三十码，深度在十二码以上。“征服者”式导弹是中世纪式的武器，只不过弹头的破坏力较大而已。
“征服者”式导弹有一个小兄弟——“胜利者”式导弹。在同一次表演中，也为我发射了“胜利者”式导弹。它体积较小，重量较轻，射程更短。这意味着它虽然比“征服者”式稍微准确一点，但是使用时仍须小心。我们的军事技术学院研制了一种发射架，一次可以发射四枚导弹，因此使用起来尤其要小心谨慎。
尽管如此，有胜于无。我决定部署这两种导弹，并且改用新名称。在进攻发起日之前的三个夜间，较小的那种导弹（改名“橄榄”式）运到了既设阵地上。但是“征服者”式导弹（改名“无花果”式）的部署却有问题。它是如此庞大，以致从理论上讲，其射程应能达到特拉维夫。如果敌方侦察机发现了它，敌人肯定会全面戒备。因此，我们只是在十月五日至六日之间的夜间才把它运到前面去。
不出所料，这两种导弹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令人失望。事情本该到此收场，但是十月二十三日，埃及宣布，在前一天十九时停火前几分钟，向德维斯瓦地区的敌军发射了“征服者”式导弹。事实并非如此。发射的三枚导弹是苏制R-17E型导弹，西方称之为“飞毛腿”式导弹。令我沮丧的是，事已至此，我们的政客们不仅不承认事实，而且还继续用谎言去维护谎言。
随着准备工作的深入进行，原先的一种担心变小了。我刚就任参谋长时，我们的防空配系是一个潜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但到一九七三年年中，我们的防空配系显然己能不仅在渡河过程中，而且在运河以东几英里处挖壕据守期间，为我们的部队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保护伞。我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下令进行的一次伏击，首次显示了这种防空能力。我接任参谋长时，一九七○年的停战协定仍然生效。以色列人，并不尊重这个协定。他们的飞机继续随意侵犯我们的空域。但是可以看出，其飞机的入境点、航线、高度和出境点都经过精心安排，以避开保护我方战略目标的萨姆导弹基地。尤其是运河以西十英里宽的地带（我们将从这里发起进攻），没有受到敌人的干扰。
然而，那里没有免受敌人的侦察。他们不时地派出一架装备电子探测仪器的“同温层巡航者”式飞机，沿运河而下进行侦察，但是小心谨慎地将航线选在运河以东两英里处，正好位于我们的萨姆导弹射程之外。我决心制止这种侦察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我批准防空司令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将军组织一次伏击。九月十七日十五时十一分，这架侦察机在苦湖以南不到两英里处摔得粉身碎骨。敌人在次日作出的反应，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我们曾经猜想，他们可能使用从美国获得的“百舌鸟”式空对地导弹，摧毁运河以西大约十英里处的我方萨姆导弹雷达。我们已经设计出了对付“百舌鸟”式导弹的电子手段，很想试验一下。九月十八日，以色列作出了我们预期的反应。他们的飞机从运河以东六英里处发射了导弹。“百舌鸟”式导弹的射程只有十英里，没有到达目标就无可奈何地坠毁了。显而易见，运河以东的封锁线也开始形成了。
空军仍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九个月后的一次空中遭遇战就证实了这一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敌方两架“鬼怪”式飞机在艾什角地区（那里没有萨姆导弹）突入我方空域。我们的两架米格-21飞机从曼苏腊空军基地起飞，将“鬼怪”式追到海上，结果却遭到了另外八架敌机的伏击。（事后我获悉，等到值班控制员在雷达上发现正在逼近的伏击飞机时，已经为时太晚，来不及向我们的飞行员发警报了。）另外六架米格飞机紧急起飞，但在它们赶到后，空中已无飞机的踪影。
我决定制止这种空中格斗。我向空军下达了新指示：探测到来袭敌机后，可命令截击机紧急起飞，但是只能在指定的空域内巡逻。除非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要求实施追击，否则不准追出指定的空域。不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空战。两天后，六月十五日，敌机突入我红海地区后企图故伎重演。这次我们的空军执行了我的命令。对此，我感到欣慰。
然而，下一个月，在苏联顾问撤走之后，敌机又对运河区进行了试探，大概是想了解一下苏联的技术人员撤走后我们的防御是否已经崩溃。他们的首次试探变成了最后一次试探。七月二十四日十六时四十五分，我们的导弹将入侵敌机击落在运河以东六英里稍多一点的地方。从此以后，以色列飞行员总是呆在运河以东九英里之外的安全距离上。
我记得只有两次例外情况。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入侵敌机以编队飞行方式逼近运河。敌人显然是在试验其新型电子装备，以便在逼近我境时干扰我方探测雷达，以及在发射他们自己的空对地导弹时干扰我方萨姆导弹的火控雷达。我们发射了两枚导弹，其中一枚命中目标。那位以色列飞行员为了一次技术演练而牺牲了性命，我为他惋惜。另一次越过运河的入侵活动发生在八个月之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十二分，我们击落了另一架以色列飞机。换句话说，早在十月突击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运河以东六英里宽的要害地带上空建立了牢固的空防。
然而，在苏联人撤走之后，我们确实需要帮助。在这之前，苏联人一直驾驶着我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米格-21飞机，操纵着我们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萨姆导弹和许多电子支援设备，特别是“斯马尔塔”和“塔肯”式干扰装置。他们掌握着一个电子侦察和干扰中队，并且拥有一些我们毫无所知的电子设备。但到一九七二年年底，亦即在苏联人撤走后的五个月之内，我们的各个萨姆导弹营已经几乎完全担负起了原先由苏联人执行的任务。空军又遇到了老问题——缺乏米格飞机驾驶员。
一九七三年三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访问埃及期间，我想到了解决办法。三月六日，在陪同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张正桓将军访问苏伊士前线时，我询问他们能否派遣哪怕是一个中队的飞行员来支援我们——这也会使他们的飞行员获得有益的战斗训练。那时，我已经知道他们也使用米格-21飞机。经过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长时间讨论，我于四月份正式拜访金日成主席，将此项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这个非凡的共和国树立了第三世界小国自力更生取得伟大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榜样。遗憾的是，象我在北京所作的停留一样，我对这个国家所作的为期十天的令人陶醉的访问已经远远超出了这部回忆录的记述范围。）
朝鲜飞行员的经验都很丰富，许多人已经飞行过两千多个小时。他们在六月份抵达埃及，七月份开始执行任务。当然，以色列或其盟友很快监听到了朝鲜飞行员的通话，并于八月十五日公布了此事。很遗憾，我们的领导人永远不会予以证实。这批朝鲜人很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国际支援部队，总共只有二十名飞行员、八名控制员、五名译员、三名行政人员、一名政治顾问、一名军医和一名炊事员。但是他们的作用却不小。八月和九月，他们同以色列人进行了两、三次空中遭遇战。在战争期间，他们与以色列人遭遇的次数大约也是两、三次。他们的到来是一种暖人心房的友好表示。我在这里提及此事，主要是为了颂扬他们，同时也为我们的领号人对他们不加赞扬的吝啬态度表示歉意。
决定性的因素
然而，不管我们有了什么样的武器、盟友、计划或训练，最后决定十月战争成败的将是士气。对此，我坚信不移。
恢复一支战败过的军队的士气，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是够困难的了，但在不准实事求是地探究失败原因的情况下，则加倍地困难。一九六七年的战争结束以后，一切都陷入混乱。政治领导人指责武装部队，而统帅部则谨慎地提出，政治领导人应当承担不准我方空军先发制人的罪责。（我个人认为，即使先发制人，我们也注定要失败；为此，政治领导人和统帅部都应当受到谴责。）出于迷惑不解和悲愤，埃及人民就向普通士兵发泄愤慨之情。任何一个穿军服的人在大街上都会遭到奚落。士气几乎低落到了不战自溃的地步。
到我就任参谋长时，士气已经大有恢复。连消耗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九六七年八月，埃及突击队在艾什角打败了一支以色列部队。同年十月，击沉了“埃拉特号”。我们的突击队对西奈的袭击获得了某些成功。一九七○年七月击落十架敌机一事，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士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数以百计的要素的结晶。对于这些要素，我们只知其皮毛。但是，士气的核心是自信心。我确信在培养自信心方面，有三点最为重要。我们必须给予每个士兵以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使之认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并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的成绩而自豪。（不自量力的士兵将会毁了自己和战友。）指挥官在估计强点和弱点时，必须了解其士兵能力的限度，并将其与敌军对比。他必须帮助其士兵，用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去装备他们。然后，他才可以要求士兵们全力以赴——但也不能提出士兵们力所不及的要求。最后，必须树立士兵对上级的信心。对上级才干的信心当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士兵相信：上级尊重他，而不是利用他；上级不会只要求士兵吃苦或牺牲，而自己却不愿那样做。
要具备才干，关键是掌握知识。要做到尊重士兵，关键是官兵亲如手足和互相尊重。要想不怕牺牲和同甘共苦，关键是以身作则。在担任参谋长的三十一个月中，我坚持不懈地传播知识。据我记载，我同参谋人员和直到师一级为止的战地指挥官一共举行过二十六次每月例会。最后一次会议是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离发起突击只有两个星期。我指挥了十八次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我下达了五十三次指示：战前四十八次，战争期间四次，第五十三次是停火后下达的。（战争期间下达的第一个指示是第四十九号指示，题为《对付敌坦克的战争经验》。十月十五日，亦即我们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的那次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下达了上述指示。）我的最后一份指示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下达的。我为普通士兵编写了八份小册子。我安排了数百次示范表演。 [ 注：某些最重要的试验及其日期如下：昼间和夜间在沙垒中开辟通路、架桥和操作各种门桥（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水面上燃烧着的石油对突击步兵的影响（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步兵营携带所有的轻便武器乘橡皮舟渡过水障并攀登沙垒（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中型火炮和240毫米迫击炮对类似巴列夫防线的混凝土工事的破坏效果（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征服者”式和“胜利者”式导弹的效率和命中精度（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栖营和两栖旅渡过宽阔的水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红外和星光瞄准镜以及氙气探照灯的效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激光测距仪（一九七三年开战之前几个月才进行试验，来不及装到我们的坦克上）；图-16轰炸机在六十英里的距离上发射空对地导弹（一九七三年五月）。 ] 我甚至责成总司令部的科技部门发行一种每月文摘，介绍军事上的最新发明和研究成果。
为了帮助我们的官兵估计一下自己掌握了多少所需的知识，凡是我遇到的军人，特别是我自己的参谋人员和直接下级，我都鼓励他们养成开诚布公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不幸得很，正如战争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让我的上级养成这些习惯则要困难得多。）
至于第二个关键——亲如手足和互相尊重，这不能靠命令，而只能靠以心换心。我的任务是创造可以密切官兵关系的环境。探险训练就是办法之一。这种训练专门着眼于密切数以千计的年轻的排、连长们同其士兵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办法是开展体育活动。一九六七年以来，武装部队内的体育活动一直没有开展。我担任参谋长后下达的首批命令之一就是恢复体育活动。我给部队和兵团六个月的时间去选拔和训练各种运动队。一九七二年一月，在所有的十四个大司令部之间开展了体育比赛，项目包括足球、排球、篮球、手球、拳击和游泳。结果，官兵之间进行了一千多次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的聚会。在这些场合，官兵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大家不拘礼节，充满若团结友爱的精神。
最后一个关键是以身作则。回顾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整个军事生涯中都努力促使部属为理想而奋斗。榜样必须由上而作出，为理想而奋斗也只能从上面做起。士兵们是根据指挥官的言行对他作出判断的。指挥官只有通过了这种考验，士兵们才会听命于他。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我担任红海军区司令。我前去赴任时，早有一座将官别墅在等着我了。这实在无聊。我要是住了进去，以后还怎么要求别人？我没有住进去，而是选中了工兵给上尉们安排的那种掩蔽部，长十二英尺，宽六英尺。这样一来，在我的部属中，从来没有哪个人抱怨过生活艰苦。我虽然身为参谋长，但是照样佩带血库分发的献血标志。武装部队的血库过去一直向士兵买血。卖血的必然是穷苦的士兵。我憎恶这种事，于是予以制止，并且下令：凡是四十岁以下的官兵，只要验血合格，在服役期间都要献出两瓶血。我拟定了一条口号：“士兵向国家献血，不卖血！”我年纪已大（五十岁），免于献血。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开展献血运动时，我还是认为应当带头献血。
建设一支军队没有什么奇方妙药，而只需要献身精神。我已经叙述了我所奉行的准则和采用的方法。到十月战争前夕，我毫不怀疑，如果能有一次在双方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作战的机会，埃及士兵将会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之一。
预算
在准备期间，我向财务部长探询组建和维持每支部队所需费用的确切数字。他茫然不知所答。
埃及的军事预算是按照不同的职能或专业分项编制的，没有按照各部队或部门的费用编制。例如，给养部计算给养的开支，另一个部计算炊事用具和设备的开支；一个部制订车辆预算，另一个部计算所需燃料的数字。结果，一中队歼击机的费用就不可能同一个旅的防空导弹的费用进行比较。于是，参谋长就不可能根据合算与否谨慎地作出决定。
财务部长着手整理我要的资料。这是一项旷日持久和困难重重的任务。作为第一步，我要求看看武装部队各项需要开支在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一九七三年的预算分配情况如下：
薪饷、给养和营房 68%
武器装备 13%
技术支援 9%
筑城 6%
其他 4%
总计 100%
在发达国家中，武器装备的购置只受财力的限制：因此，通常的顺序是先确定国防拨款，然后再决定如何最恰当地使用这笔款项去为国家的利益服务。第一步是作出政治上的决定，第二步才是作出军事上的决定，然而这两步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密切合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国防预算和购置武器所涉及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武器供应总是由超级大国根据许多因素进行控制，其中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当地的力量对比；购买国消化吸收现代化先进武器的技术能力；该国的富有程度及其支付武器代价的能力；该国外交政策能否保证它不以可能与武器供应国的利益相矛盾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结果，第三世界国家的决策人极少有机会选择他们真正需要的武器装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参加了为突然到达开罗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举行的宴会。我的座位紧挨着财政与经济部长赫加齐博士。那天晚上，我们讨论了军事预算问题。我发现，赫加齐原来是编制预算的博士。我们十分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他也热心帮助我们寻求解决的办法。然而，宴会之后，局势发展迅速，很快就到了进攻发起日。遗憾得很，我们一直未能解决埃及军事预算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