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1973年以后的战略思想·第二

作者：爱弗莱姆·英巴尔 ·英国

出自————《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以色列的战略思想自1973年十月战争以来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从八十年代起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致力于重整以色列国防军，重点放在加强以色列的防御态势上，即增强对付首次突击，随后实施反击的能力上。第二阶段则侧重于先发制人的方针。

　　 第一阶段

　　 一、防御战略

　　 1967年以前，以色列战略尽管是防御性的，但其军事方针是实施预防性的或先发制人的打击，把战争转移至敌国领土上去进行。1967年6月以后，以色列改变了这个方针，因为它认为新的边界使它具有了战略纵深。这个论点的基础是“防御优越”论，即防御者占据有利条件，进攻者必须拥有比防御者多许多倍的士兵和资源。

　　 伊加尔·阿龙 [ 译者注：伊加尔·阿龙(1918-1980)以色列政治家，曾任以政府劳工部长，副总理兼文教部长，以提出过《阿隆计划》闻名。 ] 强调，以色列只有得到安全的边界才能采取“可以使以色列小小的常规陆军制止入侵，直至本国大部分后备军动员起来这样一种防御态势。这种安全地带将保证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反击。

　　 拉宾 [ 译者注：伊茨哈克·拉宾(1922- )1973年10月任以色列政府劳工部长，1974年6月至1977年6月任总理。 ] 也认为只要以色列仍部署在1967年以后的战线上，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就意义不大。以色列军界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古尔在会见以色列国防军机关报《军管画报》记者时说“六天战争以后，以色列得到了更加令人安慰的、离人口中心也更远的陆疆，因此它增加了顶住敌人首先打击这样的选择。赎罪日战争后，我们政府和总参谋部都持有同样的观点。”现任参谋长拉菲尔·艾坦中将是个声望很高、无疑以进攻思想著称的伞兵军官，他在担任北方军区司令时同意古尔 [ 译者注：莫尔德海·古尔(1930- )1974年4月至1978年4月任以色列总参谋长。 ] 的意见。他说：“没有必要把以色列被迫打一场防御战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只要军队做好了准备，并且随时可以对付眼前的进攻，那么一旦敌人转入防御就更容易将其歼灭。”

　　 可是有人争议说，以色列不拥有单靠防御而能取胜的资源。阿拉伯人在人力和物力上更为雄厚，他们比以色列更能经受得起这样一场战争。而且，如果以色列放弃进攻，那么阿拉伯人就会把用于保护各地区使之免受可能的进攻的资源转用到进攻上来。此外，以色列需要一场速决的胜利，以便抢在超级大国干予之前。

　　 以色列认为防御只不过是下一次中东战争的第一阶段。以色列设想下次冲突中要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在本地区以外的大国进入之前就将敌方部队摧毁；(2)在领土上获得成果，以便谈判时占有更有利的地位；(3)摧毁对方军队和国家基础设施，以此瓦解其战斗意志及能力。

　　 二、威慑政策失灵

　　 第一阶段中，以色列之所以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顶住阿方首次打击的方针，还由于它认识到自己的威慑力量已然失灵。阿方把1973年战争看成是一次胜利，他们在战争初期取得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外，尽管美国在1973年实施了空运，但由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今后美国以类似的方式来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以色列威慑力量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不大可能了。

　　 而且，阿拉伯人深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援，因而可能不大计较军事上的成败，这就使以色列的威慑力量失去了某些价值，而阿方进行反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却增加了。拉宾说；“由于阿方不再担心军事上的失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军事方针，以便在建设以色列国防军时把目标定在决定性地征服敌人上，而不是威慑它。”以色列宣称在未来冲突中将不再集中力量仅只击败阿拉伯国家军队，面是要设法摧毁对方的经济设施，试图以此来加强它的威慑力量。佩雷斯 [ 译者注：西蒙·佩雷斯(1924- )1974年至1978年任以色列国防部长。 ] 说：“我们还应该说明白，决定开战的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把它的一些资源耗费在保护后方上。”鉴于以色列曾在1973年对叙利亚的经济目标进行过轰炸和从海上实施炮击，以色列这一威胁是可信的。

　　 三、加强战备

　　 以色列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强它从阿方首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以防止1973年战争头几天事态的重演。这些措施是：设置非军事区；扩大武装部队；采取新式防御武器系统并重新采取领土防御方针。

　　 1、 设置非军事区

　　 1967-1973年，以色列兵力部署上的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地面的报警空间。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关注再次遭受突袭的问题。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以色列设想采取一种措施，使以色列在面临攻击时能得到警报，以便动员它的后备力量。以色列认为，在以色列国防军和阿拉伯部队之间设立非军事区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非军事区给了以色列一定的报警空间，而且给违反非军事区协定的行为增添了一种政治上的负担。

　　 非军事区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可以把机动性的进攻武器系统和进攻战术同防御战略重新协调起来。1967年以后的战略思想中关于西奈防御体系应起何种恰当作用的问题是含混不清的。在防御战略与进攻战术之间缺乏协调，这是1973年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弱点。因此，非军事区的贡献不仅在于它增长了报警时间，而且还弥补了战略防御态势与以色列偏爱机动战术这两者之间的空隙。

　　 2、 把重点放在扩军上

　　 以色列决定尽快建立一支比1973年以前大得多的军队。实际上，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就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洋洋大观的购货单。之所以把重点放在扩军上，是有许多原因的：

　　 第一、以色列想要一支规模更大、火力更强的军队，以免再度遭到突然袭击时造成崩溃。小国对于战略突袭的恐惧感要比大国强烈。它必须在要害枢纽的外围就制止住敌人。因此，事关紧要的不是军事潜力，而是马上能用的军事实力。

　　 第二、如上所述，由于以色列的威慑力量削弱了，因此阿拉伯人采取军事上主动行动的可能性增加了。威慑力量的减弱，在作战上意味着需要用更多的兵力防守边界沿线，需要有更多的部队去担任警戒。这就要求有一支规模大的军队。

　　 第三、十月战争突出地表明疏忽了火力能力，这是以色列强调机动性造成的结果。所以不得不用增强以色列国防军的火力去对付阿方数量上的优势。

　　 第四、以色列希望建立一支数量很大，足以使它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实施反攻的部队。它指望能积聚起足够的军事威力，在超级大国干予之前击败阿拉伯军队。

　　 第五、以色列估计在下一轮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人将投入更多的军队。毗邻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预计会扩大，而且将有更远的阿拉伯国家派来的大量特遣部队同他们会师。

　　 第六、以色列预料下一次军事对抗中消耗率会比1973年高。以色列是根据武器杀伤力和射击精度的提高以及预料对方军队的规模将增大而得出这个结论的。因此，它想储存足够的武器，一直能用到战争结束也不需要美国进行空运。1973年美国的空运是以色列政治上受束缚的一个缩影，任何空运都将表明以色列的依赖性，这显然有损于以色列的利益。

　　 实际上，在第一阶段中，整个军队规模扩大了。通过严格执行服役条令和重新征召以前免役的几类人，增加了大约5万名男女士兵。另外，原来限于男兵的部门也对女兵开放，以色列国防军还打算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缩短二线部队与一线部队在这方面的差距。

　　 拉宾政府在武器购置计划和大量扩充以色列国防军方面做得十分成功。至1977年6月，以色列已补足了它在物资上的全部损失。而且坦克部队还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炮兵增加了一倍，装甲人员输送车增加了八倍，飞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于是，提高以色列武器的质量成了当务之急。

　　 3、 技术上的改进

　　 武器系统的改进也加强了防御能力。新技术的采用增强了火力的效果，因而对战场的活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象精确制导武器那样的武器能迟滞进犯的敌人，造成比过去更大的伤亡率。以色列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自己，例如它提出了一种利用机动反坦克部队的防御思想。以色列对于设置临时障碍(例如快速设置的地雷场)和用面积武器阻止来犯部队突入的可能性颇为注意。

　　 4、 工程构筑

　　 1973年之后，以色列完成了一项旨在提高顶住阿方首次打击的能力的广泛的工程构筑任务。佩雷斯把以色列边界的工程构筑列为他任期内国防部的三大目标之一。工程构筑集中在戈兰高地、约旦河谷、黎巴嫩边界和西奈一线。只要有可能，工程构筑就同领土防御的基本设施结合起来。

　　 5、 领土防御

　　 以色列军事思想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把重点重新放在领土防御上，领土防御在1967-1973年期间曾被忽略。所谓领土防御就是沿敌军可能来犯路线设立一系列筑有工事的定居点，以制止或迟滞敌人，直至以色列国防军完成预备役的动员和集中部队实施反攻。这个体系提供了人为的战略纵深，使以色列国防军能将战争转移至敌国领土上去进行。有了防御纵深，第一等人力就可以解脱出来，象少年、妇女和老人这样一些不能从事战斗的人力将由此而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十月战争期间，戈兰高地的定居点不得不撤离，因此有人争论说，现代战争具有火力强、速度快的特点，这样的定居点不是什么战略上的财富，而是军事上的一种负担。而纵深防御论的支持者声称，1973年防御工事配系没有经受住考验，是因为各定居点对叙利亚军队的进攻简直毫无准备。阿龙是个激烈主张实施纵深防御的人，他说：“没有构筑工事和没有用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定居点，可能成为负担。但是，定居点如果有了训练有素的居民就会非常有效地制止敌人的前进。”

　　 十月战争以后，总参谋部经过热烈讨论，终于在1974年7月制定了修正的领土防御思想。这个计划要求每个定居点做好准备，能抗击大量坦克、炮兵、步兵和突击队的突击。定居点要构筑工事(组成相连的据点网)并配备坦克、反坦克炮和导弹、无座力炮、迫击炮以及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包括超过17-18岁预备役年龄的男子以及妇女在内的人力——必要时可由定居点外的部队予以补充——都要进行定期训练，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而且还要进行演习，以确保发生紧急情况时能迅速动员和部署。

　　 现将第一阶段作一归纳：1977年十月战争以后，以色列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仍保持防御的战略态势。但是，它企图主要靠政治手段来减少阿拉伯人发动突然进攻的机会，并且希望能减慢向全面战争的过渡。除此之外，为了加强防御态势，以色列在指导思想和技术方面都有了变化。

　     第二阶段

　　 一、逐步改变

　　 第一阶段里，以色列的战略思想基本上还是朦胧的，第二阶段则不同，已经明确地提出沙龙思想。沙龙在特拉维夫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战略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上所作的演讲是脱离第一阶段战略思想的一个明显标志。

　　 以色列改变其基本上是防御的态势的过程完全是循序渐进的。贝京政府没有立即实行根本的改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贝京圈内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处于反对党的地位，而且又是政府中的新手，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职守，然后再提出强硬派观点。

　　 第二、西方对新政府表示了巨大的关注，使贝京宁可注重政策的连续性而不去搞什么变革。

　　 第三、七十年代后期，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主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增加和消化采购到的大量军事装备。

　　 第四、自萨达特1977年抵达耶路撒冷至1979年3月缔结和平条约为止，以色列制定政策的高层人士几乎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同萨达特的谈判上。只是在条约签字以后以色列才认识到它实际上又回到1967年的边界。以色列觉察到，即便西奈沙漠有很大一部分将实行非军事化，它实际上已经失去战略纵深。

　　 第五、以色列终于明白，它的东部边界实际上已逐步丧失战略纵深，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各国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正在逐渐抵消以色列由于控制朱迪亚、萨马里亚和戈兰高地而享有的有利条件。沙龙说：

　　应该认识到，由于部队不象过去那样以步兵为主，而是高度机动化、装甲化和机械化了，由于阿拉伯人的武器系统的射程和情报手段能覆盖以色列全境，我们在当前边界面临的防御问题与我们在1967年战线上碰到过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第六、以色列军事思想的变化同沙龙对战略思想的影响有关系。如上所述，他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地位虽然早已上升，到了1980年才具有意义。

　　 但是，贝京上台时以色列国防军已有精良的装备，物资的储备量也足够战争之用，而不需要美国的空运，或者说能经得住武器交货的暂时中断或美国的其它制裁措施。

　　 在此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就已经拥有在远离本土基地很远的地方作战的较强能力，恩德培救援行动就是明证。在贝京领导下，更加重视向外派遣兵，尤其是从海上和空中派遣兵力。以色列放弃防御态势，转而采取借故开战的政策。

　　 二、威慑力量增强

　　 七十年代结束时，以色列的武器库已经非常可观。以色列的武器数量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比一的比例，而在武器的质量和人力方面，以色列继续保持优先地位。军事分析家判断，1973年暴露出来的弱点，以色列已经大部分都克服了，以军已经改造成第一流的战争机器。以军还取得了若干蔚为壮观的成就，例如，1976年的恩德培救援行动 [ 译者注：指1976年7月4日夜，以色列突击队经过3200公里远距离飞行至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104名人质事件。 ] 和1981年6月炸毁伊拉克核反应堆 [ 译者注：指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军在3小时内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事件。 ] 。以色列于1978年3月和1982年6月在黎巴嫩实施了两次地面袭击行动。

　　 此外，埃及正处于用美国武器装备改装部队的过程中，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美国的武器生产能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埃及人的武器补给计划要延续好几年。改装过程中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是埃及人保养尖端武器系统的技术能力有限。

　　 因此，埃及由于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承担的条约义务，它的倾向美国的方针，它的向西方购置武器计划——所有这些都在一段时期内和很大程度上难于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中采取主动行动。这就使以色列能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种局面加强了以色列在东部战线的威慑力量。

　　 三、重新推行借故开战政策

　　 沙龙担任国防部长后，重新采取1967年以来就放弃了的借故开战政策。

　　 由于阿拉伯各国军队在继续执行大规模的武器购置计划，以色列武器数量与阿拉伯人拥有的武器数量之比将下降。在缺乏战略纵深和在边界面对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以色列担心能否成功地顶住阿方的首次打击并随之转入决定性的反攻，因此，必须事先粉碎阿方的这种进攻。

　　 贝京的前任成功地完成了大规模的武器采购计划，这就为以色列转而采取借故开战的方针提供了方便条件。七十年代末，以色列国防机构觉得以色列在军事上已经从十月战争中复苏过来，而且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打一仗了。此外，以色列军队装备精良，使以色列领导人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行动自由。当以色列武器库堆满时，以色列政府可能会较少顾及美国对它的行动的反应。

　　 沙龙认为有下列这些意外事件需要以色列作出反应：

　　 1、 任何违反1979年以埃和平条约中关于西奈非军事化条文或1974年以埃和平条约中关于戈兰高地非军事化条文的行为；

　　 2、 伊拉克部队大量进入叙利亚南部或约旦，或者叙利亚部队大量进入约旦；

　　 3、 沿约旦河部署萨姆导弹系统；

　　 4、 叙利亚部队由黎巴嫩驻扎的一线向南移动；

　　 5、 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出现核武器或拥有生产核装置的能力。

　　 以色列战略思想的一个新因素是，它决心阻碍阿拉伯人在核研制工作上的进展。根据这个理由，以色列于1981年炸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以色列提出所谓开战理由体系，也就是放弃了所谓的“安全边界”政策。所谓“安全边界”就是“不用先发制人的打击就能防守住的边界”。设想在这样的边界内以色列将具有一定的战略纵深，由于有了这样的边界就可以采取先顶住阿方进攻，尔后实施反攻的战略。如今以色列则认为不管在哪个方向，它的国土都缺乏战略纵深。安全的边界是值得向往的，可是目前的边界线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此不得不把先发制人的打击重新纳入以色列的军事指导思想中去。

　　 四、防御措施

　　 虽然防御的战略态势已经放弃，但防御措施并没有被忽视。以色列改进了它的预警系统和情报活动。

　　 领土防御也有了加强。由于缺乏战略纵深，因此为了改善处境，以色列的领土防御方针势在必行。加强领土防御的计划始于第一阶段，以后又根据贝京政府对未来边界的设想扩大到新的地区。

　　 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认为朱迪亚和萨马利亚的犹太人定居点与约旦河沿岸的定居点具有同样的安全保障作用。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定居点要把西岸阿拉伯居民分成了若干地区，使它们在领土上不能联成一片，从而有助于防止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发展。在埃及边界沿线的加沙地带内的定居点，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些定居点是在埃及和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区之间打进的一个楔子。

　　 所有定居点都被纳入领土防御体系，许多迁入的居民脱离原来的后备役部队而成了领土防御部署的一部分，他们所属的部队有良好的装备。每个定居点也都构筑了一些工事。参谋长艾坦和国防部长沙龙都十分重视领土防御，它给了继续恢复这一防御思想以额外的推动力。

　　 结语

　　 我们把1973年以来以色列战略思想的演变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以色列感到它政治上孤立，军事上严重依赖美国，从而减少了它的行动自由，而且以色列需要时间来重建军队和恢复信心。以色列失去了一些威慑力量，但感到它的边界仍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结合进行某种军事安排和政治安排可以加强这种安全。

　　 以色列继续采用防御战略，把决定性的进攻推迟至阿方进行首次打击之后。这种态势要求有一支防御武器更好，工事构筑更强的规模更大的军队。防御战略因有了领土防御而得到加强。

　　 在第二阶段，影响战略思想的条件中有许多已经发生变化。贝京新政府上台。该政府在军事上与第一阶段不同，以色列已拥有一支力量大大增强、装备大为改善的战斗部队。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已有发展，以色列失去了战略纵深，阿拉伯人的武器库变得更有威胁性。因此，1981年贝京政府放弃了防御战略而采取以开战理由体系为基础的军事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