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边险遭惨败——中国人参战——第1陆战师且战且退·第四
作者：马修·邦克·李奇微 ·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麦克阿瑟原先那个利用仁川登陆的胜利、分兵两路越过三八线进军的计划倒是十分简单合理。但是，其效果却要取决于天候、地形和中国人的反应这三个未知因素。而且，后来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促使总司令将基本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使第10军分散地部署在朝鲜的整个崎岖地形上，造成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直接联络，而且极易遭受游击队的骚扰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至于中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威胁简直是置若罔闻，而且，他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已大批越过鸭绿江的最初的明显迹象，或者对这些迹象没有引起重视。他计划赶在季节的前面，在大雪降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看到，地形却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对这个敌人的力量，他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崎岖的地形使左路(西线)和右路(东线)部队无法保持哪怕很脆弱的联络。
麦克阿瑟将右翼第10军留归自己直接指挥，而将左翼(或称西段)交给沃克将军及第8集团军。这也许会使人觉得，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和无路可通的峡谷会把部队分隔开来。但是，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让沃克同时负责所属部队和第10军的后勤补给就是明证。把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沃克身上而又不让他负责对第10军的作战指挥(这种作战指挥不会给沃克增加什么负担)，这实际上只能使人对麦克阿瑟抓住第10军不放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而且还会增加两位指挥官之间的隔阂。
最初，计划规定，第8集团军于A日(十月十七日，D日的前三天)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总的矛头指向平壤。
第10军第1陆战师定于D日以一次两栖突击夺占元山。尔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施向心突击。一旦会合，就会封闭半岛，从而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于是，这两支部队便可以协调一致地向定州—宁远—兴南一线推进。
执行该计划有两个明显的障碍。第一，第10军由汉城、仁川地区后撤会使第8集团军无法使用港口和输送设施，从而在数周内得不到补给物资。第二个障碍研究一下地形也很清楚，即两支部队无法沿东西轴线实施进攻以达成会合。我现在仍然认为，合理的打法是，派一个美军师，象第8集团军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时那样，携带必需的补给品，置两翼于不顾，由陆路进攻元山，这样，该师就会有夺取元山地区并肃清该地区之敌军的绝好机会，其效果和速度都会比实际采用的打法好得多。当时，相距最近的中共部队仍然在鸭绿江以北。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事情，促使计划进一步作了修改，那就是几乎被总部制定计划的人们忘却的南朝鲜第1军，甚至在海军还未来得及在布雷区为第1陆战师开辟一条通路之前，就已经派遣所属第3师沿海岸公路急速北上夺取元山了。如果当时有部队由汉城经陆路实施突击并迅速与南朝鲜第3师取得会合，则有可能很快肃清整个这一地区的敌军，北进的行动也会大大提前。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下令执行麦克阿瑟计划才九天，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元山。
然而，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后，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第1陆战师实施了所谓“非战斗”登陆，亦即未遭抵抗的登陆。这样，南朝鲜第1军便可以脱身开赴北方，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兴南、威兴联合企业所在地。
但是，此时，战事的进展已超出原先的计划；于是，又确定了许多新的目标。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四十至六十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不久，他又指示下属指挥官仅仅把这一目标看作中间目标。尽管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是不在满洲边界附近使用除南朝鲜部队以外的任何部队，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人一旦派出部队大举越过边界，麦克阿瑟的部队肯定无力在那条遥远曲折战线上坚持下去，可麦克阿瑟仍决心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用以提供补给的港口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其间道路婉蜒曲折、陡峭狭窄，有些地方不过是些羊肠小道。若想把兵力单薄的部队沿这样遥远的战线分散配置，又要使他们不断获得粮食弹药补给，或者让他们坚决顶住一个差不多是依靠本国基地作战的顽强敌人，那么，连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飞机曾获准摧毁敌满洲基地，这个方案或许能够成功。但是，范登堡将军认为，如果我空军当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意味着我空军实力会因自然消耗和战斗损失而消耗掉，从而会使我驻欧部队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暴露在敌空军面前。五角大楼决定坚决反对这一行动。麦克阿瑟也知道这一决定。可是他无视五角大楼反对在那样远的前方使用美军的禁令，仍然极力催促部队向满洲边缘推进。
南朝鲜第1军第3师拿下元山之后，沃克将军飞往那里了解形势，并与那些还属于他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此时，在沃克的右翼，南朝鲜第2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赶紧拟定了计划，让该军向元山挺进，同南朝鲜第1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占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两处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计划，并且通知沃克，美海军陆战队一上岸，南朝鲜第1军(南朝鲜王牌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10军指挥。
就在这个关头，麦克阿瑟提出了新的目标线，放弃了原定横穿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部队拿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在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并命令所属指挥官把那条“目标线”仅作为“最初目标”。现在，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边界了。
十月二十六日，亦即第1陆战师最后在元山登陆的那一天，南朝鲜第2军催促其第6师先遣分队直奔鸭绿江。在沃克的左翼，美第24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清川江，正朝着鸭绿江推进，当时距鸭绿江仅七十英里。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也在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美第7师最初计划继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利原登陆。该师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那里登陆后，继续向鸭绿江边的惠山推进。南朝鲜第1军预定沿海岸公路北上向苏联边境推进。海军陆战队打算沿仅有的一条狭窄道路越过中部高原进抵江界，尔后向鸭绿江边的满浦推进。第3师则留在后面守卫元山-兴南-咸兴地区。
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最先到达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根据以后的情况来看，该团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闯入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由那里发起进攻的地区。中国人当时尚未作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决心不暴露目标，因此几乎把这支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掉。
十月二十六日，紧靠东部地区，南朝鲜第1军第26师由咸兴向长津运动时，在水洞庭遇到顽强抵抗，抓到十八名俘虏，这些俘虏分属中共第124师的两个团。数天之后，海军陆战队赶来解救南朝鲜部队，遇到并击毁一些中国坦克（这大概是第10军碰到的唯一一批坦克)，并从一个新锐中国师(第126师)抓到一些俘虏。第124师和第126师均属中国第42军。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显得很乐观。华盛顿被告知，报刊广为传播的两万中共部队进入北朝鲜的消息“未被证实”。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获得如下保证：仍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干预。
两天之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尽管有报道，它仍然认为，中国第39军和第40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过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试探行动，因为他们显然无法估计美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土或者用原子弹对付他们。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或村落进行荫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
我们整个部队甚至较低级的军人都对中国人的威胁掉以轻心。十月底，驻扎在云山及其周围的部队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例证。云山位于清川江正北、鸭绿江以南约六十英里处。从好几个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中国部队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云山西南九英里的一个山谷里有二千名中国人，力图切断该城向南延伸的主要补给线。后来又有一名朝鲜治安队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六英里处发现三千名中国人。十一月一日中午，在城东南八英里处发现敌一支小部队，我空军和炮兵将其击溃，公路上丢下约一百匹死马和数目不详的尸体。后来，我空军观察员报告，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队伍在云山北面和南面运动；一次空中突击击中了其中的一支队伍，并且据报告，还在距云山仅九英里的地方击毁了二十一辆敌运载部队的车辆。当天下午，正在一架L-5型飞机上引导炮兵射击的观察员报告，在距云山不到七英里处的狭窄小路上，“敌步兵两支大队伍正在向南运动”。
但是，美统帅部仍然不愿承认这些不断增多的证据。南朝鲜人早些时候曾抓到过中国俘虏，但是，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俘虏关于中国进入朝鲜的实力和意图的供述很自然地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样高级的情报。甚至当第1军情报参谋珀西·汤姆森上校警告刚调到云山的第1骑兵师说他们可能碰上中国部队时，这些人还采取不相信和不在乎的态度。第1骑兵师曾克服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平壤推进，并且经过一夜激战拿下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北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有一些旨在阻滞第1骑兵师前进速度的零星行动。其实，第8集团军当时补给不足，无力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会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计划扼守云山北部和西部阵地的第8骑兵团的参谋机构，也未注意下面的部队以及指派给南朝鲜第1师的美国军事顾问组军官(这些人曾在云山附近与中国人遭遇，但未能把中国人赶走)提供的情况。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由北向南运送的可能只是些准备让北朝鲜人民军接收的增援物资。指挥第1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将军请求允许他将第8骑兵团撤至云山以南数英里的一个阵地上，但遭到第1军司令部的拒绝。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任何报告感到忧虑的军官，实在少得可怜。
负责警卫平壤的部队又开始幻想着快乐的驻防生活了。这些人对为在东京举行“回国检阅”而作的安排所流露的关切程度，远在不断传来的中国人干预一事之上。
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驻防云山以东约十五至三十英里的温井-熙川地区。中国人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至到十一月一日午后不久，沃克将军便通知美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思将军：南朝鲜第2军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美第1军右翼也因此暴露给敌人。米尔伯思急速赶到驻扎在云山以南约二十英里处的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第2军军长说：他已同所属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在军隅里附近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三个营还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下午五时许，中国人在迫击炮火力和由卡车上发射的苏制“卡秋莎”火箭炮(这次战争中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火力掩护下，开始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第8骑兵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啸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象足球赛巡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吹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的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为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十时，美第1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了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南朝鲜第15步兵团在东面坚守阵地，但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美军却面临着中国部队。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十一月二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施带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一些人绕过路障向东转移，尔后往南进入山中，另一些人干脆隐入黑暗之中向南进发，终于到达了后方。许多人被俘，伤亡人数当时未能立即查清。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当时以为西面肯定没有敌人活动。十一月一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有些部队曾发现我方飞机在南面某处我主要补给线附近扫射敌人阵地，但谁也没有介意。部队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以后，首先撤出了火炮，同时命令第3营掩护骑兵团后撤。第3营配置在南永河上一座桥的北端，以两个班守桥。早晨三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该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干部狠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摔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的吵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他们在等待撤退信号时睡着了，所以爬出各自的散兵坑就投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有时要一对一地将敌人摔倒在地，有时得用手枪的抵近射击来回击对方。部队在该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有的躲在吉普车后；有的跑去帮助同敌人扭打在地的自己人；有的则企图找到适合抵抗的场所，最后，当迫击炮炮弹开始在他们中间开花时，他们便夺路向南，穿过南永河，进入黑暗的山地寻找己方部队去了。他们三五成群(其中许多人还受了伤)，向南面和东面进发；夜愈来愈深，碰到的失散人员也愈来愈多。
留在河谷里的人集结到一起，分头进入若干孤立的支撑点，其中一些支撑点一直坚持到翌日拂晓才在空军的支援下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一夜，被困在指挥所工事里的二十人有十五人被中国人的手榴弹炸死。天明以后，只剩下六十六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还能战斗。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过了桥的敌军扔进指挥所的第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在工事周围方圆五百码的环形防御圈内，发现有一百七十名伤员，阵亡人数没有计算。
冲进去解救第3营剩余人员的努力都白费了。敌人掘壕固守，而我方又没有炮火支援。由于浓烟大雾遮住了目标，空中突击也无法实施。第3营剩余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圈。美国人在白天精心挖掘了一个壕沟网，因而能获得并贮备大量补给品和弹药。但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最后，一架师的联络飞机空投了一个通知，命令该营在夜暗掩护下撤退。援救部队被迫停止援救行动，第三营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围了。步兵与坦克部队商定，在环形防御圈内再坚持一夜。但是，猛烈的追击炮火迫使坦克手将坦克开出防御圈，以吸引敌人火力。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独自到西南面去寻找安全的地方。事情很清楚，由于每辆坦克都被击中过两三次，它们对步兵已毫无用处。步兵祝愿坦克手们好运气，尔后便缩了回去准备抗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中国人在夜暗中以猛烈的迫击炮火和步兵进攻袭击了被围部队，被围部队首先将周围无用的车辆点燃，照亮附近地区，尔后撂倒大批冲锋的中国人。中国人以大约四百人的兵力发起六次冲锋，但均被击退。荫蔽在山里的第3营士兵被友邻部队嘈杂的射击声所吸引，也突入防御圈参加了防御战斗。弹药愈来愈少。每次冲锋过后，防御圈里的人就爬出去，越过成堆的中国人的尸体，取回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指挥所工事有一处被突破，我们的许多伤员被中国人带到射程以外。中国人也不得不爬过他们自己人的成堆尸体去寻找安全的地点。
天亮了，仍然得不到空中支援。剩下的口粮全都分给了伤员。伤员的现有人数是二百五十人，而能打仗的部队却只有二百人了。十一月四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营的军医克技伦斯·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和接洽投降事宜。一个侦察小组发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由路边壕沟向前延伸，穿过北面的一个村庄，尔后通到一个渡口，于是幸存的人就出发往东去了。没想到中国人进攻前发射的白磷弹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些掩护，使他们很快撤离了防御圈，穿过一片开阔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要到达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数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一些被俘人员几天之后又重新逃回团队，一些伤员，包括营长奥蒙德少校，在被俘期间死去，被中国人掩埋了。数周之后，被友好的朝鲜人藏匿的或从看押处逃脱的我方人员，陆续回到我方战线。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释放了二十七人，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因此，损失人数最后估计为六百人左右，最初曾担心损失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1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第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1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而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未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门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模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折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部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 [ 译者注：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 ] 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缩式包围”，并“合拢老虎钳”。为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沃克将军鼓着勇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装备和专门的预备队，沃克曾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整编，部队实力勉强达到可以凑合的水平，沃克这才驱遣部队北上，朝调整线进发。他始终警惕着暴露的右翼，那里的荒凉山地使他根本无法同第10军相互支援。他更不放心的是，在其先头部队与鸭绿江之间可能有一支强大的敌军。一句话，沃克对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实力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不敢无视两翼的安全，而象巴顿那样长驱直入。鉴于沃克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佳，我觉得沃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沃克希望能始终牢牢地控制第8集团军。他的战斗序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美第1军(含美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1师)，美第9军(含美第2和第25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2军（含南朝鲜第6、第7和第8师)以及集团军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
朝鲜半岛向北陡然加宽，这意味着沃克本来就单薄的部队变得愈加分散，同时也意味着第8集团军与右路第十军之间愈来愈宽的间隙地暴露无遗。所以，沃克本来就很危险的暴露的右翼只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右翼部队完全由南朝鲜第2军组成，这大概是沃克所属部队中最靠不住的部队，因此沃克放心不下。此时，沃克正在为他与总部的关系而深感烦恼，这种情绪从他不幸殒命前不久的一些私下谈话中流露出来。在同某报记者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沃克极力解释，他所以在二渡清川江时从容不迫——这曾使他从上级那里招来内容严厉的电文——是因为他想努力为他认为以后可能需要采取的撤退行动做些准备。他深信，这些准备使他挽救了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从而使该集团军可以再度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沃克对记者说，他相信，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后撤，他很快就会被撤消指挥权。
正对着沃克右翼的是奥利费·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1陆战师，该师奉命朝江界北部与西北部的朝鲜屋脊和鸭绿江畔的满浦推进。陆战队前进时可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一条泥土砾石小径，道路狭窄曲折，蜿蜒于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山岭之间，尔后攀上了同朝鲜其他地区一样荒无人烟的地带。其中有一段叫赴战岭关，绵延十英里长，这段崖路狭窄、可怕，徐徐上升达二千五百英尺，一侧是无法逾越的悬崖，另一侧是万丈深渊。道路尽头长津水库的西南隅是一个叫柳潭里的穷村庄；就在这块满目冰凌、阴冷多风的地方，我方部队险遭惨败。但是，道路还未延伸到柳潭里之前，却艰难地盘旋升高，越过了高达四千英尺的德洞岭，那里的气温同阿拉斯加很相似。
史密斯将军同沃克一样，对前面的危险很清楚，而且，在开始推进时他就明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所必需的补给和兵员他都没有。因此，在向前运动时，他时刻注意着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第10军军部催促他加速推进的命令。进攻开始之前，史密斯已听说南朝鲜第2军在沃克右翼的德川附近土崩瓦解，尽管他还不知道严重的程度如何。出事地点距史密斯先遣分队的西南面约七十英里。史密斯的先遣分队是位于柳潭里的第5团战斗队，该战斗队本身距师的第一目标武坪里还有五十五英里远。从柳潭里到德川和武坪里，整个夹在中间的地带荒凉崎岖，几乎无路可行。现在，史密斯暴露的右翼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而不顾由于自己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和对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这一地区的路程情况的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他不无苦衷地向军长报告说：他已将自己的师“集中到一个适合的地区”；已“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施展和守护主要补路线”(仅有一条！)；已经在长津水库南端构筑起一个简易机场，以备空军输送重要装备和后送伤员；已“保证能够始终控制师前进路线上的高地”。后来证实，该师所以能杀出包围圈，实施了美国军事史上十分成功的后撤行动，全在于采取了教科书上规定的预防措施。
再往右，在朝鲜的东北地区，第7师计划由利原出发，向鸭绿江边的惠山开进，南朝鲜军队的王牌第1军则计划顺海岸公路往北向苏联边界开进。美第7师师长大卫·巴尔少将象第1陆战师一样，也只有一条陡峭狭窄、婉蜒曲折的道路可循，但未遇到史密斯将军所遇到的那种猛烈的抵抗。在这些部队之间，都是不能通行的山区，这使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进行巡逻联络。
麦克阿瑟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敌人实力情况、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情况、地形以及麦克阿瑟所属部队分散部署的情况(即使齐装满员，也不应这样部署，何况部队远未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很难说他的计划和命令有什么道理。
这里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精打细算的人们”究竟为我们武装部队干了些什么的例子。例子或许并不典型，但至少值得注意。这就是第7师第17团战头队的状况，这远不是该战斗队人员和补给最少时的状况。一开始，打算将这支部队由海上运至元山——兴南地区，尔后令其向西运动与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无疑，他们这样做就得穿过令人讨厌的荒凉地区和危险莫测的很少几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倘若他们只是横穿半岛，而不最后遵照命令由西北方向朝鸭绿江运动，情况还不至更坏。第17团战斗队在鲍威尔上校(后来成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指挥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准备加入向鸭绿江挺进的部队的行列，而全然不顾南朝鲜部队三天前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鸭绿江边遭到的痛打。第17团的人员穿着皮战靴，但只有少数人有御寒橡胶套鞋，根本没有保暖鞋袜，许多人没有手套，而冬装也普遍告缺。弹药补给似乎还能满足任务需要，尽管后来也有些不足。口粮补给刚能满足要求。团战斗队本身的实力仅为编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的目标是鸭绿江边的惠山，约在一百英里以外，途中也得通过一条遭到破坏的土路。路越升越高，尔后穿过山区。那里唯有低矮的灌木可资荫蔽，由满洲刮来的寒风使气温降至华氏零下32度。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四人组成的小组自告奋勇要在一条湍急的溪流上为他们的营队找到渡河地点。他们冒着严寒，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但几乎马上周身都冻上了冰，只好很快把他们送进一顶温暖的帐篷，并被迫用刀把他们全身的衣服砍了下来。
同第1陆战师后来遇到的抵抗相比，他们还算幸运，遇到的只是微弱的零星抵抗。因此，尽管严寒冻住了车辆，并且在夜间靴内的汗水结冰，尽管部队几乎是不断忍受冬装不足、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之苦，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地抵达鸭绿江，成为终于到达那条江的唯一美国部队。然而，他们也只有几天的功夫能放眼那无垠的冰天雪地。不久，第10军因各处军情迅速恶化而为该团的安全担忧，遂命该团火速撤退。
为逃脱罗网而进行的后撤，虽说仓促但并不混乱。该团日夜兼程，并得益于最好的指挥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和战术素养，因而平安地摆脱了困境，仅受到轻微的损失。有段时间，他们在本地域内夺取一条窄轨铁路，将人员和装备从高地迅速运了下去。还有一次，他们巧妙地利用大战前日本人架设的高架矿斗缆线，运送团的重型装备，从而通过了丛山之中一道十英里宽的峡谷。
中共小股游击部队对该团的后撤行动进行骚扰，但不断受到陆战队航空兵近距离空中突击的牵制。营长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可以直接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航空兵小队通话，及时召唤他们进行定点攻击，阻止敌人集结。中共部队造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其他地区，这倒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指挥上的勇敢、老练和灵活，该团或许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袭击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他们撤至一个桥头堡地区，只受到比较轻微的伤亡，而且大部分装备都完好无损。
第1陆战师以及第7师两个营的经历要惨痛得多。但是，这一次还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勇敢指挥和深谋远虑，他们才幸免于彻底瓦解。我已说过，史密斯不顾第10军的压力，在率部进入长津水库附近的不毛高原的同时，从容不迫地设法保持了后撤路线的畅通与安全。他沿途贮备了弹药、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控制了一切可以控制的高地，修建了后送伤员用的简易机场，并且在对远处的情况有一定把握时才向前推进。一路上，只是间或遇到敌人打了就跑的抵抗。从抓到的俘虏来看，都是中国人干的。按船上救护所医生们的说法，突然出现的严寒较之敌人的火力更加可怕。现在，史密斯深信，敌军在他后撤路上的什么地方埋伏着一支强大的部队，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然而，第10军军部在麦克阿瑟的众所周知的愿望驱使下，仍催促他继续朝他的目标——长津水库西岸的一簇泥顶小屋推进。抵达目标已是十一月下旬，朝鲜的严冬已经降临，而中共正如其无线电广播早就威胁的那样，已准备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西线，沿着黄海，第8集团军再次渡过清川江。头两天，他们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总部的乐观看法好象是对的。但是，沃克仍然坚决反对向边界冒进，果然他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2军，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肃清了残存的南朝鲜部队。尔后，中国部队就没完没了地吹着军号，开始攻击美第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美第2师这支英勇的部队一共损失四千多人以及大量火炮、信号器材和工兵器材。唯有保罗·弗里曼上校的第23团战斗队经师长同意向西海岸方向撤退才完整地逃脱。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万，情况已接近绝望的境地。沃克提醒说，这不是一次反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第8集团军右翼崩溃的消息，越过花岗岩峭壁和阴郁的山谷传到了东边的第1陆战师。该师正伸展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道路由柳潭里穿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直延伸到南面四十英里外的真兴里。雷蒙德·默里中校的第5陆战团一直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其后跟进的是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的第7陆战团。这两个团奉命向西进攻，徒劳地企图解除沃克受到的压力。史密斯指示他们要谨慎小心地向前推进，要提防埋伏。当这两个团向外运动时，遭到埋伏已久的中国人迅猛攻击。此时，因估计到这种牵制性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默里与利曾伯格未与史密斯商量，并且不顾阿尔蒙德的命令，就自行决定取消进攻，转入防御。
陆战队对这种打击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能够牢牢守住村边的高地。中共第79师和第89师的两个突击营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的进攻，入夜发展成三个中国师的全面强攻，企图压倒两个陆战团。由于是在夜间进攻，中国人得以避开我空军的攻击，并能调遣众多的兵力对付陆战队。
他们成纵队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一进入手榴弹投掷距离，便马上展开队形。陆战队的才智、斗志和优势火力，对于弥补陆战队人数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仗打得十分艰苦。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使许多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无法使用，但大多数伽兰得步枪和勃朗宁机枪没有冻住，仍可射击。早晨二时半，陆战队某排点着了当地一所茅屋，把周围照得通明，因而使进攻的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向南发展到不少村庄，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并未使其溃乱或遭到惨败。在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师长预先贮备了六天的补给，而且飞机还空投了轻武器弹药、武器、药品、口粮甚至还有饮用水。但是，严阵以待的陆战队最为感激的，是工兵一营D连的勇士们，他们在泛光灯下苦干通宵，在冻土之上辟出了一个简易机场，从而使伤员得以后送。他们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有时不得不中断工作，拿起步枪支援前面远处的地面部队。战斗越演越烈，但压路机照常轰鸣，直到机场修好为止。
情况万分危急，有九个中国师可以向陆战队突击，因此，阿尔蒙德将军就象几天前催逼史密斯将军加速推进那样，又催促他加快撤退速度。阿尔蒙德将军授权史密斯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但是，史密斯不打算扔掉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他说，后撤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后送伤员的速度。史密斯想杀出一条退路，因此他需要全部装备，况且，他也想将大部分装备带回去。这些打算他都实现了。他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了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的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陆战队秩序井然地撤退，后面跟着不少难民。原先有一块平板横过一个水电厂的溢水道悬吊在峭壁之上，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平板已被中国人毁掉。但史密斯已预见到这种情况，及时让飞机分段空投了一座“踏板桥”，使部队以及压路机等全部人员装备得以通过。来自真兴里的第1陆战师两个连，夺取并扼守着瞰制这一关口的高地，击退了敌人企图切断后撤队伍的所有进攻。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当先头部队抵达这条道路最南端的村庄真兴里时，末尾的部队还在北面十英里外的古土里。
实际上，这次退却还不如说是一次进攻，因为每支部队都必须克服优势之敌，往回杀出一条路，与真兴里的陆战队会合。这意味着，部队需要经常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使敌炮兵无法对沿途撤退的队伍集中火力。在柳潭里的部队很艰难地回到了长津水库下端的夏古里。陆战队不得不从这里杀出去，到水库冰面上解救第7师“麦克利恩特遣队”的残存人员，这支特遣队被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切成了两半，几乎被消灭掉。在这里，第23步兵团的小唐·弗思中校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曾很英勇地解救一个装有五百多伤员的车队，但为此失去了生命。
在经过古土里和真兴里往回撤的路上，陆战队同一些步兵和少数英国突击队员一起匍匐，攀援，奋力夺路。他们摧毁路障，击退道路两侧的进攻，攻占沿途的山头。陆战队航空兵和第5航空队不断给他们以近距离空中支援，并空投了必需的补给物资。从夏古里简易机场人有四千多名被打伤和严重冻伤的人员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
十二月十一日，严峻的考验结束了。史密斯将军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冻得半死的坚强队伍仍然斗志昂扬，拥有大部分装备。他们在史密斯的带领下进入兴南附近桥头堡地区的一个环形防御圈；只要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仍可以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答应沃克将军，为避免从东面被敌人迂回包围，他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自行撤退。第8集团军已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损失严重，十一月底已宣布失去战斗力，因而撤到了南朝鲜进行整编补充。
现在，第8集团军已撤过清川江。他们接着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继续向南撤退。十二月五月，沃克放弃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撤离该地区。中国人已脱离接触，看来不想马上追击。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一次向部队提供的补给仅够几天战斗之用。但是，中国人仍保持以每天六英里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自己的补给线现在越拉越长，并且毫无疑问，不断引起我虎视眈眈的空军的注意。
第8集团军正在向三八线撤退，第10军则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阵地撤退。此时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是要闻简报，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军吃了大败仗，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绝对优势之敌的不断进攻之下实施了一次了不起的撤退，并且，由于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尤其是美第1陆战师和第2师，故而损失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路上，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南朝鲜第2军。有些部队几乎大部被歼。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十二月初，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亲自调查在朝鲜的部队时发觉，他们“沉着自信”，第8集团军正出色地按计划撤退，第10军正毫不慌乱地撤离桥头堡地区。
海军在兴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整个第10军及其装备全部由海上运走。这件事尽管没有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但是，从敌人领土上撤出十万零五千部队，九万一千名朝鲜难民，一万七千多各类车辆和几十万吨物资，这本身在军事上就是不小的胜利。无法运载的装备和补给物资在岸滩上销毁，所以什么也没有留给敌人。
另外也应该记住，为了让第8集团军剩余人员通过清川江面在那里担任守卫的美第3师，虽遭重创，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重新在朝鲜中部投入战斗。第1陆战师由朝鲜屋脊往下夺路撤退时，至少遭到六个中国师的沉重打击，但是也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就重新投入了战斗。
尽管如此，这次失败还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尤其是，这次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现在回过头去说，总司令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失着，这个或那个决定本不应保留，这项或那项命令根本不该下达等等，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也有人争辩说，如果麦克阿瑟不被捆住手脚，获准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并轰炸敌满洲的基地，则整个结局也许会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追究责任没有多大益处，除非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今后避免犯同类错误。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急切地要完成受领的亦即他自己请求的任务——消灭半岛上全部敌对的武装力量，这是很好理解的。不应把过多的责任推到他的上级和同僚身上；由于取得了仁川登陆这一辉煌的胜利，这些人不愿意对麦克阿瑟作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明显做法提出疑问。麦克阿瑟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界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身上那种很典型的人类的弱点(这说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半仙）似乎有时显得过于突出了。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是不犯错误的，而且，许多指挥官也许在以往的这个或那个场合犯过使我们民族付出过很大代价的错误——任何无谓的牺牲都是极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承担犯错误的责任，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却拒绝这样做。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实际情况是：抓到了大量显然属于中共军队战斗序列中某些部队的中国俘虏；一个美军团战斗队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南朝鲜师几乎被歼灭。麦克阿瑟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补给过于缺乏，即使抵达鸭绿江和图门江也无法抗击已知在那里集结着的大量敌军并守住鸭绿江、图门江一线。这个司令官怎么就看不到这些情况呢？后来有人替他辩解，如果让他放手轰炸满洲基地，他的兵力本来是够用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肯定。即便如此，可他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是不会准许他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轰炸那些基地的。而且，他本来也不难弄清范登堡的观点：如果我们这样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迫使其空军(而且可能还有部分苏俄空军)参战，那么，我方空军就会因战斗损失和自然消耗而削弱到需要两年时间方能恢复的程度。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无法履行了。
一些评论家已经忘记，某些不成文的协议使我们在朝鲜和日本的机场避免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样，我们才在朝鲜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权。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庇护所”，否则，朝鲜战争的情况会悲惨得多。
事实上，朝鲜战争充分说明，幻想单靠空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沿途运送的装备和补给物资，而且毋庸置疑，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敌人在地面依旧很强大，而我们又不得不同他们在那里作战，敌部队并未遭到损失，仍然控制着关键的地形地物。
那些远离战场的人总是想借助海上封锁和饱和轰炸这类省钱、省力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海空军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地面战斗才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当然，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则另当别论。在北朝鲜这样荒凉的国家或者在丛林国家，“卡断”补给线这类事情根本无法做到。而且，在敌士兵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譬如在亚洲，他们将自己的补给和武器背在身上，并且能在夜间运动或者在白天沿空中发现不了的人行小径穿行)，如果认为扔炸弹就可把敌人打败，那是痴心妄想。即使能通过不停的轰炸迫使他们老实一段时间，要想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屈服，还得在地面上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主张在即将出现僵持局面时立即使用核武器，声称要把敌人国土化为灰烬，“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是为了进行报复，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最根本的原因而主动使用核武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朝鲜问题上。分析麦克阿瑟无视预示着灾难的各种迹象、坚持向鸭绿江推进的顽固做法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同卡斯特在小大霍思河一带的做法如出一辙，指挥官卡斯特刚愎自用，当时听不进一点意见。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摧毁鸭绿江桥梁和轰炸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使我的部队遭到覆灭”。说麦克阿瑟不了解地形造成的困难，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地形使我军在北朝鲜被隔离开来的两支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尽管麦克阿瑟早先就提议，将朝鲜蜂腰部连成一条巩固的防线，而且，被他置于总部直接指挥之下的第10军一度还打算向西进攻，以解除第8集团军右翼受到的压力，但是，恰恰是麦克阿瑟自己在中国人的介入再也不能否认时争辩说，他无法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横穿北朝鲜达成会合。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一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钳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而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