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的开端·第十八
作者：沃尔特·G．赫姆斯·美国
出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当哈里森将军和他的同僚在10月8日走出板门店的帐篷时，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会回来，也不知道究竟是否还会回来。要共产党人在遣返战俘问题上改变态度，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显得极其渺茫。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期待的向共产党人施加军事压力并没有使敌人的立场有所改变。由于联合国军方面转而回到最后谈判的立场上，辩论阶段和试探阶段都已成为过去。除非双方的强硬态度突变，否则达成和解的前景还是很遥远的。
与此同时，双方的联络官继续在板门店开会并提供了一个接触地点以反映情势的改变。在战场的活动，特别是在10月到11月的行动期间提供了另一个接触地点。在北朝鲜的空中，远东空军尽全力迫使敌人及早认识到达成协议是必需的。为了抵销军事压力，共产党人恢复了他们过去惯用的政治战和心理战。不过联合国军或是敌军的方法能否奏效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双方都曾试过这些方法并发现不合需要。
一、长期休会：第一阶段
共产党人在10月第1次非军事攻势是针对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的策略。当哈里森的代表团刚一离开帐篷，敌人立即指责联合国军方面中断了会谈。对于华盛顿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来说破坏谈判这个责任总是一个敏感点，他们立即指示克拉克在联合国军的声明中不要使用“无限期休会”一词。他们告诉他除了板门店以外没有其他地点可以刚来进行停战谈判。美国在联合国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在谈判中达成一项协定。
10月，通过双方联络官的信件往来，敌对双方采取的方针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军司令部的立场是，由于共产党人既不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提出的任何方案，也提不出自己新的或是合理的建议，因此联合国军代表团宁愿等待直到敌方对上述两点中的一项作出令人满意的表示后再恢复会谈。哈里森和克拉克一再否认联合国军方面中止了会谈。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继续两项策略。在他们强烈指责联合国军方面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引用事实上和传闻中的联合国军队在板门店中立区附近的侵犯。由于在战俘营中暴力事件又开始增加，敌方谈判人员强烈指控联合国军虐待共产党战俘。
为了减轻共产党指责的影响并向全世界解释联合国军司令部在谈判中的立场。10月24日艾奇逊国务卿对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发表讲话，回顾了会谈开始和争论的进展情况。他承认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争论不休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感到惊异”。他指出苏联的立场是前后矛盾的。他们反对在朝鲜不强迫遣返战俘这一观点，而在过去不同的场合他们又确认战俘有权决定是否愿意接受遣返。在讲话结尾，他强调联合国军司令部时刻准备在板门店重开谈判，任何时候，只要共产党人愿意接受“不强迫遣返这一基本原则”。
当联合国大会就美国反对强迫遣返战俘的议案进行辩论时，其他建议和提案也被提了出来。其中之一是加拿大代表提出的非正式建议，要求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寻求停火并将遣返战俘问题留到较晚的时候谈判。军方和国会反对这一程序。放弃军事威慑就等于放弃了联合国军最有效的武器。他们坚持说共产党人在此期间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联合国军俘虏作王牌。敌人会在拖延讨论处理战俘的同时修复机场、道路、桥梁，充实自己的补给仓库。一旦谈判毫无成果而敌对行动再次发生，共产党人的军事阵地就会大为可观，联合国军的士气将会降低。
几个星期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递交了关于此事的意见。他们赞同军方和国会人士的观点。他们告诉范弗里特，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放弃联合国军在朝鲜的空中优势，除非共产党人接受非强迫遣返战俘的观点。
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他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案。印度提案同意美国在辩论中的观点，即不应强迫阻止或影响战俘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与共产党国家的立场不同，他建议成立一个由2个共产党国家和2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组成的遣返战俘委员会，在非军事区接受所有的战俘。象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战俘在那里将根据国籍和居住地分类，并自由返回家园。每一方将有向战俘解释的权力自由。所有在90天后仍未决定遣返回国的战俘将被送交停战协定建议成立的政治协调委员会。万一遣返战俘委员会的4个成员国不能就处理战俘的细节的解释和他们的安排布置达成一致意见，将由联合国大会提名一位仲裁人去打破僵局。
尽管美国的大多数盟国赞成印度的建议，至少是原则上同意，美国官员立即表示反对。美国反对的意见是担心遣返战俘委员会执行的责任和职权模糊不清和在处理战俘的程序上没有限期。不仅90天的期限作为讯问期过长，而且美国仍然反对将未遣返回国者提交政治协商委员会。
但是共产党国家的反应显得更为强硬。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严厉地谴责印度提案。周恩来在11月28日拒绝这个提案并声明由苏联倡议的提案是唯一合情合理的。12月3日就提案表决时，联合国大会以40票对5票否决了苏联的提案，并以54票对5票通过了印度的提案。只有共产党集团赞成苏联提案反对印度的提案。后一个提案规定如果和平委员会在20天内未能解决遣返回国者的命运，战俘将被转交给联合国安排。
共产党人除了猛烈抨击之外，对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丝毫不予以重视。但是他们对印度提案的严厉批评产生了两点作用：疏远了支持印度提案的某些中立国家的舆论，并有助于掩盖美国对此提案所持较温和的反对立场。
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得到的不利名声很快就被由于发生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不幸事件所聚积起来的风暴抵销了，尽管共产党战俘被重新安置在较小的容易管理的小组里，并被分散在一些小岛上以减轻一致行动的威胁，中坚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们并不想结束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战斗。
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维持秩序和纪律在共产党战俘的集中营里充满着危险。宽容的政策和松懈的纪律使热心的党徒有充分的机会去控制和掌握战俘营。另一方面，冷酷强硬的政策和严格控制的纪律意味着不断的冲突和流血杀戮。共产党人仿佛欢迎暴行——甚至怂恿暴行。被联合国军致残或杀害的每1个战俘都让敌人获得了宣传材料。共产党战俘使联合国军在后方保持强大的守备力量，他们的煽动使联合国军必须加强守卫力量，以便镇压。因此，他们的行动如同一种双重武器。
当联合战略计划和行动组在10月初建议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应当寻求一项先发制人的措施以阻止共产党人在宣传上的胜利，指责他们在战俘营里每次发生骚乱的时候都推波助澜。代表团承认这个方法有其优点。但是他们指出抓住这种主动大概既不能阻止共产党人制造混乱又不能制止他们为了适应自己的目的以发展壮大。代表团感到如果联合国军想要就敌人煽动麻烦而进行指责，就要拿出具体的事例去证明这些指控。这就意味着要提供截获到的指令、战俘的坦白书、暴露的计划和其他证据并将之公布于众。远东司令部对敌人掌握战俘营的技能的忧虑在较晚的时候才会产生结果，不过在目前却什么也干不了。
与此同时，敌人几乎一参加联络官会议就指责对方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对待战俘的条款或指责联合国军空军或地面部队对板门店附近中立区的侵犯。11月30日，共产党人宣称联合国军在5天前在巨济岛打伤了32名战俘。他们继续声称在10月和11月总共有542名共产党战俘被打死打伤。到了年底，南日将军指责说从1951年7月起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打死打伤3059名战俘，并特别指明从1952年2月以来共产党就此提出了45次抗议。
12月初，战俘营中伤亡人数的上升使联合国军的长官们忧心忡忡，公开反抗命令成了家常便饭。通常的对策是直接使用武力去镇压。从联合国军司令部来的指示表明在战俘中酝酿在12月初从营里集体越狱的计划是值得重视的。最糟糕的出事地点之一是离巨济岛不远的一个叫做峰岩岛的小岛上的敌侨拘留营。
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峰岩岛被选来作战俘营的地点。这个岛很小，集中营就只能被建在陡峭的阶梯山的一侧。由于战俘都被安置在上边的坡面上，进入营房的通道只能一层一层向山上走。共产党俘虏得到地形上的优势，在一段时期里，峰岩岛的战俘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组织并进行了军事演习，无视联合国军的命令，随意举行示威，在岛上9000名拘留者中有许多人参加了1952年10月巨济岛发生的越狱，岛上由1个南韩安全防卫营看守，还有一些美国的管理人员。
12月14日，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大约在6个集中营的3600名战俘被命令解散他们的训练以阻止引起一场骚乱。相反他们却手挽着手在上面的坡地上站成了3排。其它人则聚集在人墙后面。当南韩军队上山去恢复秩序，他们向南韩军队投掷石头。本来可以使用震荡弹和无毒的烟雾弹，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战俘们会将投掷弹扔回山下，强烈的侧风使烟雾发挥不了作用。在命令和鸣枪警告被置之不顾后，南韩士兵开始把枪对准了上面团结一致的挑衅的行列。在很近的射程内，枪弹把手挽手的人群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抵抗被瓦解了。但是当这场混战结束时，85名战俘的尸体躺在地上，113人被送进医院，100多人受了轻伤。南韩管理人员中只有4名受了重伤。
峰岩岛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在战俘问题上的紧张活动。克拉克告诉范弗里特要千方百计将1营美国士兵调到南朝鲜联络区去执行24小时的警戒任务，授权哈恩将军把第1机械化师的1个营派到战俘营去执行任务。当哈恩将军要求提供直升飞机向暴动者投催泪弹以驱散他们又不导致伤亡，克拉克同意了他的请求。即使不能处理起因，这些措施有助于妥善处理由战俘煽起的动乱。
为了加强控制，防止战俘营中的越狱事件继续发生，克拉克重新要求上级成立一个联合国军事委员会以试图使战俘面临再次被捕的罪名。尽管有柯林斯将军的支持，他在7月和8月里的极力敦促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答，援引峰岩岛传来的消息为例，克拉克提醒他的上级，缺乏适当的司法机构使集中营的长官们的惩罚手段减弱。考虑到合法性和对于审判战俘引起的复杂的政治局面，美国政治和军事首脑们在过去不愿使用这个武器，由于克拉克的一再恳求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快速批准这样一个权力机构的行动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要在最高层检查全部的战俘问题，这意味着新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需要考虑，并且这需要时间。
峰岩岛事件导致了共产党人的抗议和国际红十字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使用的方法的批评。由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崇高威望，来自他们的抱怨是很难对付的。就回答红十字会断言联合国军对战俘的管理过分严格，治安人员不必要地折磨战俘一事，克拉克发表声明为联合国军的行动辩护并抨击共产党战俘的所作所为。他提醒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联合国军一直自觉自愿地遵守日内瓦公约，而共产党人却漠视这个公约。当故意违抗的事情发生，如一方面由于叛乱、暴动或是拒绝执行命令，另一方面是出于营房内的恐怖活动，联合国军使用了武力，但这只是在所有其他方法都被证明无效后才使用的。克拉克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坚定不移地为战俘营寻求物质上的便利条件和生活用品的改善。只有那些从不承认自己战俘身份的亲共产党的被押者才求助于组织暴力。
尽管敌人在1952年晚些时候提出大量的抗议，克拉克不认为敌人打算停止谈判。在他看来，敌人继续发泄不满好象是计划利用美国盟国的恐惧并为共产党对战俘问题的立场获取同情。
不过远东司令部采取一些措施以减少战俘们煽动骚乱的机会。为了排除夜间去厕所，看守长官在简陋的营房里安置了马桶。在营房之间的走廊上，卫兵们携带着滑膛枪，一旦战俘不服从宵禁而四处游荡，他们便会被大号的铅弹击中，不过不会被杀死或受重伤。
1月上旬，陆军部和远东司令部决定应该揭露共产党在战俘营里制造麻烦的方法和手段了。军事情报部，远东司令部作战与训练参谋部接受任务：编制一份报告，揭露敌人组织和控制他们的追随者当联合国军司令部试图解决麻烦时向联合国军司令部示威。研究文件的最后文本在1月底印制出来，关于“战俘营中的共产主义战争”这一标题。这一报告的发表，在美国国内新闻界得到普遍的好评。但是全部文本在那里不易得到，这个研究文件也就达不到预期的全部目的。
在1953年初，敌军仿佛在施加间接压力的战斗上保持上风，不过联合国军司令部仍然保留了几种尚未使用的武器。在12月中旬，联合国军司令部高级联络官理查斯·W．麦卡锡上将极力主张联合国军反击。在写给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的信中，他指出联合国军飞行员使共产党人每天利用平壤－开城公路向停战区派去得到护送的车队。麦卡锡继续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敌人使他们的供给线全天开放而不顾停战谈判休会这个事实。他建议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允许敌人车队的次数削减为一星期3次或更少一些。并要求敌人每次得到允许的运输都要遵守严格的时间表，这种行动会对敌军起抑制的作用，并使国内的人士了解到联合国军司令部对共产党的幕后策略并未采取被动的态度。
这样，当联络官们在1月15日开会时，麦卡锡将军的继任人威廉·B．卡洛克上将把联合国军的新政策告诉了取代张将军职位的朱龙上校。从1月25日起，共产党人在谈判休会期间每星期只能通过2次车队：每星期天早上1支车队从平壤出发，另1支车队从开城出发，2支车队都被要求在晚上8点钟走完它们的路程。为了防备共产党人抗议联合国军司令部无权单方面撕毁1951年11月协议，卡洛克将军说，并不存在一个给予共产党人豁免权的协议，因为敌人对联合国军方面并未给过任何相同的照顾。
二、共和党人上台
1月20日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迪安·艾奇逊出任国务卿，查理斯·E．威尔逊出任国防部长。然而如前所述，美国在与朝鲜战争有关范围内的政策并没有基本的改变。新的行政当局拿不出灵丹妙药来迅速结束这场冲突，也不打算扩大军事行动以使共产党人接受一项协议。大体上共和党人采取了杜鲁门政府实行的观望等待态度。
新总统迅速地改变了杜鲁门在任职期间采取的一项步骤。所有重要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情报不再被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以获得最后批准，这项工作主要地落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肩上。杜勒斯在1953年最初几个月里制定朝鲜战争政策的作用得到了增强。
实际情况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要迅速地从他前任的路线中脱身。2月2日，艾森豪威尔先生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透露出他已经决定结束对台湾的海上封锁。
总统声称美国第7舰队不再作为防止中共的屏障，也不再阻止蒋介石攻击大陆。如同预料中的，对这一转变的反应十分强烈，褒贬不一。麦克阿瑟将军，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蒋介石和李(承晚)总统都支持取消这项封锁，而民主党领袖，英国和印度的主要报纸立即表示他们担心这将会使战争扩大到台湾地区。总统的支持者们欢呼这一决定解开了蒋介石军队的束缚并赞扬艾森豪威尔抓住了与共产党作战的主动权。但是，如果这项行动使敌人困惑不解，不得不猜测美国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那么也应该说明还有其危险的一面，可以想象得到共产党中国有可能进攻台湾。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新政府没有与盟国磋商而作出的单方面决定相当冷淡，并警告说这一步骤可能会“有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没有补偿的军事优势。”在印度，一家报纸指责总统是在“持枪去搜索和平”。
尽管总统的这项声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台湾地区并未爆发突然的战事。国民党中国的部队仅仅有少数几艘登陆艇，也仅有少量的部队受过两栖作战的训练。没有美国在装备上有力的援助，没有为强行登陆而扩充更多的师，国民党人的恐吓也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放蒋出笼”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将世界上政治和外交的一潭死水搅动起来。而这时台湾的武装力量却保持平静。如同研究远东海军的历史学家评论的，尽管对这项决定的忧虑会延续很久，它并没有直接的象预期的那种战略意义。从策略上讲，它对“福摩萨巡逻”军事行动也没有产生影响。
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逐渐更加了解朝鲜问题，并开始考虑采取可以被接受的政治结构的积极步骤去打破僵局。单方面释放未遣返的战俘以给共产党人再一次提出一个既成事实的想法，就这一设想向克拉克征求意见。由于对此事的敏感，克拉克派遣他的参谋部的一位成员阿瑟·W．科斯达特中将去华盛顿陈述他的看法。科斯达特在3月初会见了华盛顿的官员并告诉他们克拉克完全赞同释放朝鲜被监禁的人员。他不认为这种步骤会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朝鲜停战的前景产生明显的影响。对中国未被遣返的战俘的安排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这有政治含意。科斯达特后来报告说与会者之间的一般观点是赞同克拉克的主张，但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杜勒斯先生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当局制定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可是他正忙于联合国大会，在3月上旬没有时间来过问战俘问题。另外，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突然死亡，将一些新的人物推向世界政治领袖行列之中，在着手大胆冒险之前需要时间来对他们作出估价。无论如何，时间超过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关心的单方面释放战俘的范围，下一次，它就要上升为首脑，并忍受辛格门瑞的脸色。
与此同时，战俘营中大量事件仍旧层出不穷。克拉克在2月初作出决定，就战俘在扣押期间的敌对行动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一老的问题向新首脑们试探。克拉克指出关于共产党战俘问题的报告的发表在新闻界和他自己的部队中产生为什么不惩罚战俘领袖的疑问，他要求立即考虑这一紧迫的问题。
2月下旬，远东司令得到一点安慰，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他，万一联合国军的保安人员受到明目张胆的攻击，克拉克可以将冒犯者送交法庭审判。但是对审判不要作过分的报道。这不过是折衷的措施。由于大多数暴力是在战俘内部而不是针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克拉克立即表示反对。面对这种徒有虚名，参谋长联席会议为联合国军司令部获得了审讯被控在1952年7月以后攻击同伴的战俘的权力。
尽管得到了这种表面上的胜利，一些事件又导致了推迟对战俘营中共产党捣乱分子的审讯和惩罚。在远东司令将第1批案件送交法庭之前，国会想要从在朝鲜的美国同盟国那里联合起司法上的赞助并一起参加审判。但是到了3月底，只有4个国家同意参加军事委员会。这种对审讯在押期间犯罪的战俘不情愿地分担责任和在3月末从谈判中传来的迅速进展，仿佛使审判暴行的头目这一希望变得极其微弱。
往前一章里提到共产党人在2月对汉城的威胁使得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就中立城开城一事交换意见。在1951年11月的协定中，开城受到保护不受联合国军的攻击。然而，在2月上旬克拉克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敌军正在利用这座城市集结军队，补充给养并作为一个谍报总部。克拉克要求一旦他认为大规模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即将发生，有权废除1951年的协议并攻击斤城。2月9日，在初步要求提出2天之后，联合国军司令请求开始对开城发动进攻。
克拉克的建议被送交华盛顿进行讨论，杜勒斯先生极力主张假使敌人师一级或更大规模的进攻迫在眉睫，联合国军司令部应单方面废除1951年安全协议，从特定的日期起取消开城和汶山中立城市的地位，但不包括板门店。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这一决定转达给克拉克，指出这种行动有助于缓和不利的军事形势，并减轻谈判完全停止的政治影响。后来的结果表明，共产党军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克拉克也没有取消开城的豁免权。
三、重大突破
为寻求对敌军进行压力的方法和手段并加强克拉克在这场冲突中的王牌，联合国军司令部作出了相当敷衍塞责的姿态。当时就仿佛是不会作出赞同的答复。回溯12月，克拉克读到了来自日内瓦的一条快讯报道说红十字协会执行委员会在12月3日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立即交换受伤和生病的战俘。克拉克提出根据共产党人过去对类似建议的反应，他不认为对方会接受这种交换，他觉得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应该支持这项决议，因为它有心理上和宣传上的价值。
直到2月，对他的建议才有了行动。后来，国会了解到在2月24日联合国大会开会时大概要提出交换生病和受伤战俘的问题。有美国建议和支持这类议案在政治上的优势是明显易见的。国会几乎没有困难去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克拉克的同意。
因而在2月22日，远东司令部向金和彭发出信件要求立即交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他相信对方会拒绝，就象他们以往在这一点上所做的一样。
这个问题在本月底和3月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下文。与此同时，敌人继续指责战俘事件，指责美国空军侵犯了极其重要的地域，甚至再次指控联合国军采用细菌战。2月24日，克拉克发表声明驳斥中国人所声称的被俘美军人员承认使用了细菌武器。他指出共产党人明显地希望在春季有新的疾病蔓延，试图以此来掩盖他们对付流行病的医疗条件不足。最后他重申联合国军在朝鲜从未使用过细菌武器。
随着3月的到来，一些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形势。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在3月5日开始执政，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开始了。目前还不知道以马林科夫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政策与斯大林的政策是否有根本上的区别，但是不言而喻需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时期以建立马林科夫和他的同僚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他的盟国谨慎地等待马林科夫的统治被取代的趋势的迹象。
尽管共产党战俘看上去几乎没有受到斯大林之死的影响，并在3月7日在延祖岛上对看守长发起一次攻击，这次攻击导致23名战俘死亡，60多名受伤，有迹象显示苏联的战略上改变的可能正在来临。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承认美国和英国在战胜轴心国上起了作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是首次。俄国人还同意居间调停以使自朝鲜战争爆发后被监禁在北朝鲜的9名英国外交人员和传教士获得释放。苏联对西德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协议的反应相当温和。共产党人新的和平攻势的可能性在非共产党世界的外交界中唤起了希望。
3月28日，重大的突破到来了。金和彭在对克拉克要求互换生病和受伤的战俘的回复中说他们完全希望就这一点执行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然后继续声明说“同时，我们认为在合理解决在战争时期互换双方生病和受伤战俘的问题应当导致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从而在朝鲜达成停战，因为这是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
共产党领袖模模糊糊提到的“全部战俘问题顺利解决”的含义是一件引起猜测的事情。但是他们愿意交换伤病战俘促进了乐观主义。克拉克立即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要通过联络官先行商定安排伤病战俘，但是拒绝恢复全体会议，直到敌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是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建议。上级在答复中建议克拉克在复信中要暗示如果谈判重新开始，共产党会遇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战俘的坚定立场。这样，重担就会落到敌人肩上，要么同意承担这一重担，要么公开承认他们在遣返战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华盛顿的首脑们的结论是重开谈判决不能作为同交换伤病战俘联系在一起的一项条件。克拉克遵循这一指令，迅速地在3月31日将他的答复送交金和彭。
当东京和华盛顿正在衡量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步骤的意义时，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周恩来作了澄清。3月20日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谈到谈判的过程和已经取得的一致，然后周提到战俘问题并作出了明显地是关键的让步。他敦促双方“应该着手在停战之后立即遣返所有在押战俘中坚决要求返回家园的人员，并将剩余的战俘交给一个中立国以保证公正地解决他们的遣返问题”。唯恐联合国军司令部认为敌人放弃了他们对遣返战俘上的观点，周坚定地断言共产党人相信“在对方的恫吓和压力下”，战俘中充满着恐惧，不敢返回家乡。他确信一旦对战俘作出解释，他们很快会决定接受遣返。无论如何，周的建议第2天就得到了金日成的赞同，展现出自1952年4月以来解决朝鲜战争最光明的希望。
华盛顿对周的信息的最初反应仍然是谨慎的。美国首脑们坚持要共产党人就落实他们的建议提出进一步的具体方案，但不否认它有希望。他们预见到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诸如周所指的中立国家是谁？中立国在什么地方接管战俘，在朝鲜还是朝鲜以外的什么地方？谁来决定对未被遣返回国人员作出最后安排？如果共产党人在交换伤病战俘方面显示积极态度并发表有关细节的声明以表示他们真诚地希望全面解决问题，美国领导人愿意在交换伤病员的同时就周的建议进行商讨。
克拉克完全同意要敌人在全体会议复会之前必须作出具体方案以供讨论，并在完成交换伤病员的交易中显示出他们的诚意。4月5日在致敌方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他建议联络官在第2天会晤，并要求金和彭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提供更多的有关共产党人处理未遣返回国人员的细节。
在双方联络官就安排交换伤病战俘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克拉克和他的参谋人员系统地提出联合国军的一项计划，它规定每1名被交换的战俘应被带到板门店，戴有健康状况和得到治疗的标记，以及没有徽记的耐穿的服装。没有被指控在俘虏后犯罪而致残的战俘会由于这种原因被扣押，这种情形也不会出现，因为战事罪行法庭并未成立。为了保证敌人交还最大数量的联合国军人员，克拉克告诉哈里森避免使用“重”伤病员这个词。克拉克想要保证新闻记者和其它新闻媒介观察全过程以报道通过交换将战俘交还给联合国军司令部，但是数目在板门店限制在50名，只允许采访由医务人员选择出来的体力和精神上适合被提问的战俘。
四、“小开关”行动
丹尼尔海军上将和李相朝上将领导双方联络官小组，4月6日在板门店会面。为了减轻分组会议的工作和减少驳斥指责与抱怨，代表们迅速地开始认真着手工作。丹尼尔海军上将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建议作了阐述。联合国军司令准备立即着手在板门店为移交和接受伤病员提供一切必需的便利条件，在协议被执行的7天内每天移交500名战俘。为了加快速度，丹尼尔建议各方交出要交换的战俘的名单和国籍，任命军官来讨论管理上的细节。李指出共产党人想要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09和110条款遣返所有合乎条件的生病和受伤的战俘。
开始有些犹疑不决，在联合国军司令部仔细地审阅了日内瓦公约后，丹尼尔在4月7日通知共产党人他们一方准备遣返所有符合这两条款项的战俘，附带的条件是遣返不能违背本人意愿。丹尼尔强调说，可能的话，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就“伤病员”这一词作出明白无误的解释。
联合国军司令促使敌人交还尽可能多的战俘的努力得到了令人失望的回复。当李在4月8日宣布全部伤病员包括450名南朝鲜人和150名非南朝鲜人时，丹尼尔称这个数字是“难以置信”的小。事实上，考虑到敌军归还他所掌握的12000名战俘中的600人，也就是5％，同联合国军方面提出的交换数字相比是有利的，后来打算从监禁的132000名战俘中交还给敌方700名中国人和5100名朝鲜人，仅为4.5％。然而，丹尼尔再次要求共产党人把他们对伤病人员的等级更公开一些。会后他告诉克拉克说，当联合国军透露了自己一方的数字，敌人联络官不自然的态度看得出是松弛了下来。他觉得应当施加更多的压力以使全部人员的数字上升到联合国军能接受的地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各种细节逐步地制订出来了，板门店的保安人员在交换期间增加至每方30人。联合国军同意共产党人沿着醒目的路线用5辆汽车护送战俘，将他们移送到会谈地区。
4月11日签订的协议完成了全面的安排。板门店交换在10天之内开始，敌人每天交送100名，联合国军方面每天交还500人，每次一组25人，根据国籍订出花名册，包括姓名、军衔，每一组的号码顺序相连，每组的收据交给对方时要签字。
4月20日被确定为“小开关”开始的日期，联合国军司令授权这一行动。征集来的卡车和火车开始将共产党战俘从巨济岛和其他沿海岛屿向北运送。4月14日，23辆运输车载着首批联合国军伤病员离开了北朝鲜的战俘营。5天之后，第一列车的敌人战俘离开釜山去汶山。但是就在共产党伤病战俘准备回家，他们仍然试图给联合国军制造麻烦。一些人拒绝穿上新服装，因为代表俘虏的P字不是被印在衬衣上，其它人则不让联合国军人员向他们喷洒DDT药粉。示威爆发了，呼喊声和歌声此起彼伏，直至看守当局警告头面人物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人将会失去他们被遣返的机会。当战俘们戳登上等候运送他们去陆地上的登陆艇时，他们扔掉了配给的牙粉，肥皂和带有放在烟盒里的宣传广告的香烟，指责美国是以“饥饿，压迫和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朝鲜人民”。在釜山，他们要求有权检查医院的设施，在他们上岸之前，不得不向他们发出警告，否则就强行将他们送走。一些中国人开始以绝食来示威，因为他们说食物中被下了毒药。当从釜山开往汶山的最后一列火车开动的时间到了，许多战俘扯开钮扣，割断大衣上的带子解开鞋带以试图加深他们受到虐待的迹象。
当联合国军集合起所有作为交换的共产党伤病战俘，发现人数超出了应被遣返的5800人，问题立即出现了，是将多出的550名共产党人作为交换一起遣返，还是坚持原来的数字，克拉克将军觉得为显示联合国军的诚意和促进敌人增加遣返总人数，将多出人员一起遣返是有利的，他的上司对此也默认了。
4月20日，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当联合国军的伤病战俘被送到板门店，他们便匆忙地被送别汶山作初步分理，一些人接着被空运到日本休养和治疗，准备海运回国，韩国的伤病员转送到南朝鲜战地医院。当记者突然采访战俘请他们叙述一下在共产党人控制下的体验时，真相大白了，其他的伤病战俘仍旧被扣押在敌人的战俘营里。哈里森立即建议联合国军用多出的550名共产党战俘作为使更多的联合国军人员脱离敌军控制的手段。但是克拉克只允许哈里森简单地要求共产党人去再检查一下是否有许多伤病战俘不宜移交。
不论敌人是受到联合国军方面意想不到的多交还550名人员的影响，还是受到新闻报道联合国军伤病员仍然受到共产党兼禁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影响，不管怎样，4月22日共产党人的确宣布他们还能超过原来提交的600人这个数字。
为了使共产党人进一步降低他们的标准，联合国军方面又在名单上增加了更多敌军战俘。但是到了4月26日，李将军突然宣布他的一方已经完成了交换工作。丹尼尔海军上将抗议说根据联合国军方面的情报表明，仍然有大约375名联合国军伤病战俘能被遣返。李声称这是没有根据的指责并拒绝考虑此事。面对这种顽固的立场，联合国军方面在5月3日停止遣返最后一组应被遣返的共产党人。
最后交还的总数是：联合国军方面释放了5194名北朝鲜士兵和1030名中共士兵及其446名被扣押的平民，总数为6670人。357名病人是用担架抬着。作为回报，敌方将684名各种伤病人员带到板门店，其中94人躺在担架上。
可能共产党人不象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慷慨大方，但是至少他们执行了自己作为交易的一方去讨价还价并增添了一点额外补贴，根据这一行动和表面上敌人的意向，结束朝鲜残杀的战争，恢复全面谈判看来是时候了。
五、恢复全体会议的准备
当共产党人通过“小开关”交换伤病战俘以显示他们的诚意时，克拉克将军和他的顾问们正试图从周恩来3月30日声明中发现更多的目的和让步的范围。如同已经指出的，中国人的声明在非共产党世界中造成了一种混杂着希望和谨慎的气氛，但是它的措词是如此含混不清以至于引起的问题比它回答的还要多。克拉克在4月5日写给金口成和彭德怀的信中要求得到进一步的细节和澄清。
4月9日南日作了答复，实质上是重复周恩来使用过关于共产党人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冲突和让战俘尽快返回家园的同样措词，南继续写道：
遣返所有战俘原则基础是明确的。我方坚决主张扣押的一方应当保证不采取任何强迫手段去阻挠所有战俘返回家园……。朝中一方不认为有些战俘据所称的不希望被遣返回国。因此据说的强迫遣返或由暴力遣返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并且我们从来反对这种主张。基于我们的这种立场，我方主张我方被扣押的人员中那些充满恐惧和由于受到恫吓和压制而害怕回国的人应被移交给一个中立国，通过我方的解释，逐步摆脱恐惧。
根据南日的答复，问题相当简单——如果联合国军方面能停止试图强行扣押战俘并将他们移交给一个中立国，共产党人不久就会说服被称为非遣返回国者他们的恐惧是不必要的。所有的人都会高高兴兴地回国。这是一种圆滑的幌子，以挽回面子，并且只做程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让步。
尽管南日的信没有答复华盛顿早些时候提出的中立国的问题或是如何处理被移交给一个中立国的非遣返回国者的问题，这些仍然是全体会议应当解决的细节。但是为了坚持主动，联合国军司令部在4月16日通知南日，由于他的信件中没有提供具体的建议，共产党方面被认为或是准备接受联合国军方面较早时候提出的计划之一或是提出自己的建设性的提议。为了使敌人对联合国军方面考虑的建设性有些概念，哈里森举瑞士作为中立国，这是由于瑞士长期以来的状况和公认的中立立场。并主张中立国在朝鲜本土接管不遣返回国者。60天作为说服不遣返回国人员的限期是足够的了。在结尾，哈里森警告说，如果全体会议在合理的时间内未能达成可接受的协议，联合国军方面将再次休会。
在“小开关”行动前夕，丹尼尔海军上将建议4月23日作为全体会议复会的日期，但是共产党的代表主张4月25日，以后他们将日期推迟到4月26日。
在第一次会议之前的几天是重要的准备和指令的繁忙时期，克拉克告诉哈里森拒绝接受将苏联或他的任何一个卫星国作为中立国的人选，并坚决要求讨论在朝鲜不遣返人员的问题。在对远东司令要求双方都能接受的中立国家的提名的答复中，他的上司指示将瑞士或瑞典列入名单。他们觉得他能同意将90天作为中立国监管不遣返回国人员的期限。作为论据，柯林斯告诉克拉克，联合国军方面应当强调这一事实，它有完全的合法权利去提供收容所和作主要让步允许中立国去控制不遣返回国者。
为了将现行的解决朝鲜问题方法的政策通知克拉克，参谋长联席会议在4月23日发出了一些基本指示作为他的方针。前面两条是直接继承了前行政当局的政策，并重申达成可以接受的停战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是在不放弃非强迫遣返的原则下。指令规定，共产党的建议可根据表面价值予以接受，除非证明是意思相反。然而，美国不能赞同长期无结果的争论不休。由于美国通过哈里森4月16日的建议已经把握主动权，它应继续保持有利的地位并使敌人处于守势。指令断定，过去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提出的任何建议作为协议的基础都是令人满意的，但是限制中国人处理非遣返者的工作和不再起诉而赦免北朝鲜战俘可能是行得通的。
这样，在休会的6个月中，美国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改变了，但是政治活动仍然在原地徘徊。新领导试行了几次小的计谋以诱使共产党人停止在朝鲜的战斗，而敌人却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压力作为报答。在一般情形下，这场搏斗会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得不到一个结局。但是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天平转向有利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苏联在3月和4月的行动看来似乎是结束了诸如消耗俄国物力的朝鲜事件一类的对外发狂，在巩固权力期间需要一个新的有力的观念。共产党人在非遣返战俘问题上的让步是新的和平攻势的一部分，或者象杜勒斯所称在斯大林驾崩后开始的和平“防御”，这使解决冲突的希望出现在美国和他的盟国眼前。然而基于过去的经验，联合国军方面适当地谨慎地去探讨共产党人头脑里究竟在想什么。在南朝鲜的一股越来越强的反对接受一项分裂朝鲜协议的潮流使得停战的光明前景又黯淡下来。在以后关键的日子里，联合国军司令部可能发现应付战线后方的纠纷比对付敌人更为困难。
